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在战犯所过了十个旧历年，也就是现在被称为春节的佳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当了犯人就比一般天涯游子不同得多了，每到除夕之夜，想到过去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情景，听到外边的鞭炮声，和我一样的暗中饮泪的，虽不说是全部，总可以肯定是绝大部分了。
十次春节中，我认为值得专门写一章的，是1958年在北京秦城农场劳动锻炼中度过的一次春节。
自从由功德林监狱搬到农场之后，大家的心情比过去都舒畅得多，因为抬头看不到窗子上面的铁栅栏，也看不到高高的围墙，仅仅这一点就使人的精神减去不少压力。何况伙食比过去好，特别是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有时甚至会使人暂时忘记自己是犯人。
这一年的春节前半个月，管理人员就告诉我们可以在春节期间自行排练一些节目，文娱活动不限于下棋、打桥牌以及清唱，可以演唱一些京戏、地方戏、相声等。另外采购物品也比平日可以多买些吃的东西。所以大家早就兴高采烈地准备好好过一次年。
北京地区的冬天，真正是天寒地冻，这一情景是南方人所不能想象的。一到上冻后，土地全成为石板一样坚硬，力气再大的人，一锄下去也只是一道白色的痕迹，什么也掘不起来，所以，我们便利用冬天来补秋忙的学习课目。农活最忙是秋天，这主要是一年劳动的果实，在秋天要全部把它收获下来，还得把它储藏好。这些时间，我们是成天劳动，原来定下来的半天学习几乎都停止了。冬天不能下地，正好把它补上。春节前一个星期，连学习也只是读读报便算了，该开会批评的事也不批评，这是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这一传统的节日。甚至有个别同学说，春节搞文娱活动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像这类话，平日是应该批一下的，这个时候也不批了，是不是等“节后算账”我就记不清楚了，可能是自己检讨几句，也就过去了。因为这一年的春节大家都过得很快乐，我看不像是坐在黄连树下弹琴，几乎是人人喜笑颜开。
在监狱中，有一些琐碎事，在别人看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但犯人却把它看成是一种传统的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在过旧年前后一两天内，都得十分注意。即使一些平日根本不迷信的人，这一两天内也得“入牢问俗”和“吾从众”，否则会引来一些不愉快的事。反正闲着无聊，跟着别人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犯人入牢后，没有比希望早一点出去还要重大的事了，真可以一言以蔽之：“出去第一！”在没有出去之前，除了尽力创造出去的一切条件外，在精神上也更要想方设法来安慰自己，因为监狱再好，总是没有自由可贵吧！
怎样创造出去的条件，各个时期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这里就不能讲得太多。在战犯改造所中，常用的名词是“争取早日投入人民行列”。简单点讲，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争取。”因为这不能和过去一样，托人讲情或走后门送厚礼等可以解决，必须要靠本人的表现，才能由最高当局做出结论。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谁心里也没有底。“改恶从善，前途光明”，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话，具体点，详细点，谁也说不清，也不敢问。偶尔听到什么首长来讲话时，提到这八个字的标准时，也只是叫大家尽力争取，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梦里仍是自由人
在精神上，犯人凡是可以创造出来足以安慰自己一下的事，则莫不尽力以求。拿上床睡觉来说吧，许多人可能连昨夜上床时鞋子怎样安放的都已记不清楚了，但许多犯人却非常注意这样一件小事，甚至多少年如一日，从不忘记。当然，也有许多马大哈，平日从来不注意，也不相信一双鞋子的摆法可以与自由有关，但到了年三十夜或年初一晚上，看到别人那样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偶然也会注意起来。万一还和平日一样，上床时乱七八糟地放在地下，同组的“同学”中，总会有那样热心肠的人，帮他把鞋子的尖朝外放好；一下床，就可很顺利地把鞋穿上向外面走。这就象征今年可以交上好运能朝外面走了。如果把鞋尖朝里，一下地去穿鞋，脚尖还朝床而不朝外，这就等于今年还没希望走出去了。坐牢是度日如年，而犯人的刑期往往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所以，求得在一年内有希望就算是大吉大利了。
像廖耀湘这样一位在生活上一贯马虎的人，如果在除夕之夜别人帮他把乱放的鞋子摆好，即使他不相信这样一个动作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对这样一个善良的祝愿，他也会点头微笑表示感激的。
犯人最喜欢是夜里做好梦，因为“不论牢门千万锁，梦魂仍是自由人”。牢门是关不住梦魂的，所以大家对于做梦，特别是做了一个甜蜜的美梦，很久都是感到快乐的。但除夕之夜这个梦，却又关系到第二年吉凶，就特别使人重视。我在云南监狱中过第一次除夕夜，做了一个与家人一道吃饭的梦。可能是由于我平生最讲究吃的缘故，我经常做吃东西的梦。第二天我告诉同牢的人，他们马上问我：是梦吃中餐还是梦吃西餐？我说是吃中餐，他们便向我祝贺，说我快要出去了！我问为什么？解释是吃中餐用筷子，筷子的谐音是快，所以梦到用筷子就是快出去了。而吃西餐用刀叉，叉谐音差，差就不是好事，出不去了。我至今仍感谢他们为我解释而给了我几天的精神安慰。但这一“快”却要多等十年才得到了特赦，也许是按蜗牛最快的速度，我爬了十年才爬出牢门的。你能说这个梦不是十分灵验的吗？
在春节快要到的前几天，战犯们分为两大派发生了一场南北大战。南方同学极力主张把春节分配到的猪肉做成回锅肉、红烧肉，因为这是南方人过年少不了的两道菜。而北方同学（包括西北、华中一部分）却主张，还和去年一样美美地吃上几顿饺子和包子。这也是北方人过年的习惯。争论的结果，是吃饺子的一方胜利了，因为是在北京过年，就得按北京人的方式——吃饺子。
农场食堂的几位炊事员照例得回去过春节，北方同学们把袖子一卷，饺子由咱们自己来包，南方同学便乐得不动手。我想学学包饺子，便自动参加了这一工作。当饺子包出了一大半的时候，庞镜塘要我回寝室给他把一包白糖拿给他。我以为他想喝红茶，他悄悄告诉我，他要包十个白糖饺子，混在一起，谁要吃到了糖饺子，谁便可以交上好运。但两顿饺子吃过之后，我和庞镜塘都没有吃到这种能带来好运的糖饺子，也没有听到有人嚷嚷，吃了糖饺子。我想可能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下去，连味道都没有尝出来。
妻离儿散我成囚
第二年，第一批特赦正好是十个人，庞镜塘便得意地告诉我，准是这十个甜饺子被这十个人吃了，所以他们能得到第一批特赦。我第二批一特赦出来后，曾问了留在北京工作的第一批同学杜聿明、宋希濂和王耀武等，他们都说没有吃到过甜饺子。为了此事，我还特意写信告诉去东北的庞镜塘，无非是说明这十人并没有吃到甜饺子，却都交了好运。
我过去和庞镜塘没有同过组，这次到农场劳动，两人都作为一二等劳动力而编入第二队。二队有两间寝室，我和他同在一间内，只是中间隔了三个人，不是紧邻。他包完除夕饺子后，感到有点累，便倒在床上休息。这时，有些人在准备第二天演出的节目，有些人在写春节开门红的墙报，我也只是写了一首咏雪诗，以歌颂农民们抗旱的劲头和及时见雪的喜悦心情。当我在学习室把墙报写好，走回寝室取日记本时，不知是第几灵感在作怪，忽然情不自禁地把唐诗中两首五言律诗中有关写除夕的四句凑在一起，轻声哼着走回寝室：“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那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刚刚念完，推门一看，庞镜塘正好靠在窗边的床上。不用说，我念的这些他已听到了，所以一看到我手中拿的墙报他便问我：“除夕写了什么好诗？”我便把写好的东西递给他，他轻声念着：“今年春旱锁龙王，又嚷冬干捉玉皇。急向人间抛瑞雪，好为天上保平安。”他念完笑了一笑：“除夕夜会什么感想都没有？”一听这口吻，知道他是正在回忆什么或想写什么，也许是想而不敢写，等等。我为了抛砖引玉，便主动把自己在前几年写过一首非常伤感的除夕诗念给他听。这首诗十分露骨说出自己内心的苦痛，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也说出这类东西，两人一经有了这种思想交换，便可成为患难知心人。我的那首七绝，我过后也认为没有意义，特别是集中改造后，已没有那种悲伤的感情，要我写也写不出了。那首诗是这样：“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最是伤心除夕夜，背人无语泪偷流。”他听过之后，久久不作一声。我有点后悔，担心又成为自找麻烦。他停了一会儿却长叹一声：“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不会懂得‘背人无语泪偷流’滋味的。”他一再说这个“偷”字用得很恰当。当然，他自己也肯定是“泪偷流”过的，否则不会有此共鸣的心情。
我正等他把自己除夕写过的诗念给我听时，他忽然坐了起来，我以为他要出去，我又有点后悔了。没有想到他是起来坐在我的床头，向我念了他在前几年写过的一首五言律诗。前面六句我已记不起，只记得后两句：“今宵独无梦，彻夜未成眠。”这就比我写的含蓄得多了。不过后一句话，的确引起了我无限同情，平日可以靠晚上做一个团圆美梦，而这一晚却彻夜不能成眠，连梦也做不成，这种心情，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当我正在沉思的时候，他也担心我会因他的诗而勾引起我的满怀心事，便问我：“过去过除夕做过一些什么诗？”我忽然想到1946年过春节前两三天，我从重庆赶回湖南去过春节写过的两首七绝。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今天是除夕，明天过年，讲一个与棺材有关的故事和因此写过的两首诗给你听听。”在过去，也许在今天，有些地方还有人对与官和财谐音的事，认为是很吉利的，所以他一听到这句话，立刻高兴起来，要我马上讲给他听。
棺材走私藏鸦片
我轻轻咳嗽一声，抹一抹下巴，便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军统局在四川多年来积累的财产，真是多得有点惊人，加上中美合作所一结束，大量武器弹药、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就有十几个大仓库，都全部送给了军统局。军统局除将医药器材装备了一所中型的一百多张病床的医院赠送给中央医院外，还有不少东西都得运到南京。我当时负责总务工作，运输物资自然落到我头上。要把成千上万吨的东西从重庆运到南京，是相当费事的。为了省钱，我便在四川大造木船，每只船装几吨到几十吨东西，从水路运去最合算，因在四川买的船，把东西运到南京，再把船卖出去，还可赚钱，等于不花运费还有剩余价值。没有想到，好事也会出坏事，正当我得意扬扬地一批又一批把东西运出时，继戴笠而新任军统局局长的夫人，要求我把她多年前死在重庆的母亲的棺材顺便带回南京去安葬。我一向爱说俏皮话，便冲口而出：“行！一口两口都行。”她一听便火了：“谁家有几口棺材！你咒骂人……”我还不等她说完，便抢着说：“谁不愿意升官又发财，越多越好嘛！”这句话说得她啼笑皆非，正想再骂我几句，我一转身就走了。
天下事总会有些出人意料的，正当我在上海布置自己的安乐窝时，突然接到局长夫人的电话。她连哭带骂地说，由重庆驶出的木船100多只都没有出事，独独装有她母亲棺材的那只木船触礁沉没，棺材不知漂到什么地方去了，要我一定要负责找回，否则要和我拼老命。我急忙投其所好地安慰她，说这是老天爷有意安排老夫人应当水葬，这一定使后人特别是能使女儿发大财，不消几个月，黄金美钞就会像长江的水一样滚滚流向她家，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她一听这话，从电话里传出了轻微的笑声，怒气已变成喜气了。但停了一会儿，旁边似乎有人在提醒她似的，她又改口非要我找回不可，并要我一定要妥运南京，如果棺材湿了也不要紧，还千万叮嘱不准动棺材。我一听知道此中大有文章，便立即由上海飞往重庆。我通知水上警察局，要他沿途贴出布告，谁发现这具上面写有×太夫人名字的棺木，应立即报告，当给100石米作为奖赏。当时法币天天贬值，老百姓并不感兴趣，100石米可是硬通货。如此重赏，何愁无勇夫。如果出少了，捞到棺材的人，只要把里面的尸骨抛掉，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也可以买上几十石米。军统局的米真是堆积如小山，因为军统局的编制有几万人，90%都在外地和沦陷地区，而我随便造一个人数册去领军米，月月有大量节余，军统局在重庆开了五家大米店，每月卖掉几万斤，最后还剩下几仓库，所以批发一二百石米，只是小事一件。
三天过去，果然有人在离翻船不远的地方捞起这口棺材。我便带几个人亲自赶去，一看，捆在棺材上的草绳已湿透了，我便叫人抬到船上后，将棺材撬开。刚一揭盖，我又连忙叫人赶快钉好，并再油漆一番，使人看不出开过的样子。
庞镜塘马上问我：“打开了又马上盖上，是不是怕里面的尸体不见了？”“不是，因为尸体四周塞满了四川土特产，不便给外人知道。”他听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傻里傻气追问我一句：“带那么多四川土特产去南京吃得完吗？”“书呆子！四川土特产是指鸦片烟，不是指四川榨菜！”“那你怎么一看就知道是鸦片烟？”“我在四川那么多年，不用打开看，只看那种包装就能断定是鸦片烟。”书呆子又傻里傻气地问我一句：“这鸦片烟正是严重违法的事，你怎么不检举？”我只好耐心向他解释：这位新局长也是我的老长官，当时他正在北平主持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是执行最高当局的最上等的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通过与美国合作而收编中共的部队，夺回中共从日本人手上攻占的地盘，打通平汉铁路。像这样一位为最高当局所信任倚仗的大人物，不用说只运一棺材鸦片烟，即使运上一船，也不过是小事一件。我胆子再大，也不会不权衡利害得失，去干这种蠢得令人笑掉牙齿的事。
“后来呢？”“后来自然是平安运抵南京，局长夫人和她的弟弟亲自去下关码头跪迎。”“是去迎接四川土特产吧！”“书呆子”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他正在替她发愁如何去出售这些土特产的时候，“同学”们用洗脸盆端着一盆盆刚煮好的饺子大叫大嚷：“开饭啰！”他似乎还没有听过瘾，也只好从床上站起来和我向外走去。
征人随雁过衡阳
第二天，是农历年初一，一听到“起床”的叫声和口哨声，每一间寝室便发出高低不同的祝贺声，犯人们不是互祝“恭喜发财”而是互祝“吉祥如意”或“万事如意”。“犯人”能如心意的唯一大事是出去，金钱在牢中没有自由可贵，所以发财暂时还不是首要的。
互相祝贺一番之后，便吃了一顿丰盛的早点。除了豆浆、油饼外，每人还有一块年糕。难得的是年糕上有几颗红枣，红是代表吉利，枣的谐音是早，吉利越早到来越好。战犯所待遇比一般监狱虽然好得多，但千好万好还是早点出去好。有红枣的早点，便是使每个人都感到异常高兴的东西。
刚吃完早点，庞镜塘又找我问昨天我说的因棺材而做的除夕诗，我只好继续讲下去。
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唯一心愿是回湖南过一次年。老人认为抗战几年间，她在外省过年总没有在家乡过年好。所以我虽然在南京、上海都安顿了住的地方，而且比去湖南好得多，但她老人家还是坚持要回家乡过年。我如果不去重庆处理那口漂走的棺材，从上海或南京赶回湖南，是很从容的。到重庆把一切处理好之后，离过年只有三四天了。当时重庆的飞机只能飞到汉口，不飞长沙，我到汉口还得转乘火车。从武昌开往长沙去的火车，从日军手中接过来不久，没有火车头，是将汽车改装成的，去掉轮胎，安上铁轮，在铁轨上行驶，每次只能拖两三辆无篷车皮，两天才能到长沙。我一计算，这太无把握，而且很辛苦，便决定从重庆驾一辆新的美军吉普车，循公路回湖南。我和司机与副官三人轮流驾驶，这样日夜兼程而行，经过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玉屏县时，听到满街都响起玉屏特产的箫和笛子声音，我忽然诗兴大作，便随手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七绝：“岁暮思家昼夜行，怕闻箫笛耳边鸣，归身似箭犹嫌慢，自驾轻车过玉屏。”第二天到达衡阳，看到一群群大雁在衡阳附近的回雁峰上空飞过，我又写下一首，可惜前面两句记不起，只记得后两句：“今日闺中知也未？征人随雁过衡阳。”因我每到一地总得发一电报给陪伴在我母亲身边的妻子，让她们知道我到了什么地方。庞镜塘要我把前面两句想起来再告诉他。但一直到今天，我也想不起，可能是人老了，早无那种闲情逸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