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辈子劳改生涯
自从1958年10月间，北京战犯改造所把大部分战犯从城内功德林监狱送到京郊秦城农场进行农业劳动改造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对战犯“给出路”做准备工作了。当时虽然墙报上天天有人写什么感激和体会一类的文章、诗歌等贴在那里，不但写的人是言不由衷，看的人就更不是味儿了。如果给这样一条出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劳动，整天是和泥土打交道，这一辈子不就完了。
按照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是要把罪犯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然，这不仅仅是理所当然，也是相当公正的。自己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养活自己，这总算是天公地道的事。无论从哪一方面都驳不倒这一条真理。所以，除了口头和笔下表示出赞成，还得加上几句感激之词。所以看起来，这些人都是心悦诚服，准备在晚年争取当一名农民就心满意足了似的。
翻翻当年的日记，我曾写过不少这一类诗词，最典型的是在1958年12月3日写的几首七言绝句中，有一首末尾有：“日对秦城增热爱，新生落户我争先。”当我把它贴在墙报的“新生园地”上的时候，徐远举走过来一看，一声不响，只微微地把头一摇，轻轻叹了一口气。这叹声刚到喉头又咽了下去，生怕被人听到了，如果我当时不是站在他的身边，是不会察觉到的。最后彼此只是四只眼相对望了一下，也可以说是毫无表情，也可以说是一肚子的话想说而没有说出，就晃晃悠悠走开了。我便悄悄地跟在他的后边，他一直走到我们可以活动的范围圈的边缘一座小桥上坐了下来，我便挤在他坐的一条不到一米的石栏杆上。我看这时附近没有别的同学，便大声“唉”了一下，徐远举立即用讽刺的口吻说了几句：“你不是热爱这里，准备在此过一辈子吗？那还有什么值得你唉声叹气的？”我故意叹一口气，是想听听他最近的思想情况，交换交换看法，没想到他看了我写的墙报来讽刺我一下。我是很了解他的个性的，便把头低着不回答，等他发言。彼此沉默了几分钟，他看到附近还没有别人，便先长长地叹一口气，这一声“唉”，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把刚才看墙报时没有叹出的那一口气加倍地叹出来，否则太吃亏了。
又是一阵沉默，又过去了几分钟，徐远举突然把手一指：“瞧那新盖的一片楼房，不就是你我下半生的归宿点吗？”我略一抬头，一排灰色两层楼刚刚在盖瓦，在它的附近还有一些两层楼有前后凉台的单元房子，有一座已有几个农场干部搬进去了，可以肯定，这不是为我们修建的。而那一排正在盖瓦的没有凉台，很像单身宿舍，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这是为我们而修建的，也就是战犯们得到宽大处理的养老地方。不管怎样，这总比监狱或农场的集体宿舍要好得多了。
说实在的，当时谁的心情都不是那么轻松愉快的，谁也说不准将来怎样来处理我们，因为仅仅是不杀、不辱、不审、不判，并不能满足于我们这些人，有时反而会产生索性杀了还可省事一些的想法，因为总怕将来的日子不好过。谁也不能想象到宋希濂、沈蕴存、沈策、郭旭、周养浩、陈士章等许多人，还能去美国欢度晚年，总以为这一辈子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完蛋了。
天无绝人之路
过去，我对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和什么“绝处逢生”等毫不在意，因我是一帆风顺，十年间，就由尉级爬到将级，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绝路，可是当了战犯后，却老是希望有绝处逢生的那一天。天下事，真就有那么巧得出人意料的。准确的时间，是1959年9月16日下午收工之后，准备吃晚饭之前，徐远举照例首先去管理员办公室看看报纸来了没有，他是争取充当义务分报工作的。他什么事都性急，看东西也比别人看得快，虽不是一目十行，但很会抓住要点。这天他一走进去，把报纸拿起来，一看就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他这一叫，立刻把所有的战犯们都吸引了过来，连正在分菜的值日同学也把提着的菜桶放了下来。用不着别人推荐，徐远举便大声朗读起来，这种寂静的场面，平日是绝对没有过的。过去一收工，特别是在开饭之前，那一股子热闹劲儿，不亚于过去小镇上赶集市遇上唱大戏的一样，除了人声沸腾，还加上一片桶、碗、瓢、盆的交响曲，夸大一点说，真是震耳欲聋。谁也制止不住这种乱劲儿。这天却变得有点儿万籁俱寂了。徐远举在念得上气不接下气时，特别放大嗓门，用他那地道的湖北大冶口音，高声宣读：“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当“特赦”两个字读出之后，大家的心便像被什么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正当每个人都还暂时沉浸在这一片寂静声中时，忽然听到另一个高大嗓门尖叫一声：“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只见站在最后的一个人，大叫一声之后，把上衣全部脱掉，向附近的柿子树林狂奔乱跳，还一边重复叫着这句话，一边乱跑。他早已跑出了平日规定的活动范围，也毫不觉得。宋希濂虽然在大声叫他回来，他还是一个劲地在边跑边叫。此人为谁，乃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是也！
9月中旬，北京已进入三秋了，中午虽热，早晚还是可以穿上薄毛衣。宋清轩光着上身在树林中狂奔乱跑时，带我们去劳动的一位科长有点着急了，他倒不是怕宋清轩逃走，而是担心他不当心摔伤碰伤，也怕他光着上身着凉，便跟在后面喊他回来；宋清轩却越跑越高兴，谁叫也不听。正在这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员瘦将，直向宋清轩追上去。大家一看，原来是我的老乡、军统老同事文强。此君又高又瘦，两条腿特别长。只见他一边追，一边喊着：“刚才读的特赦消息是假的！”此话一出，我立刻想起我这位老乡一定和我小时一样，听老人们讲过那个故事：有个穷秀才，屡次考举人而未中，有次考中了，当报喜的人送喜报给他，他一听马上神经病大发，便不停地高呼：“我中了！我中了！”谁去劝说他也不行。他家人急了，便去请教一位老举人如何能使他清醒过来。估计这位老举人可能也犯过这种病，所以他很有把握地说：“只要叫一个平日他最害怕的人，打他一个耳光，说喜报是假的，是来骗钱的，他根本没有考中，这样就会使他马上清醒过来。”他家里的人一合计，他平日最怕的是他开肉店的丈人，因为他每次没有饭吃特别是没有考中时，他那位开肉店的屠夫岳父便赏他几个耳光，平日他一听见他岳父的吼声，两腿便打哆嗦。于是他家里的人便去求这位屠夫，给他两耳光让他清醒过来。谁知打惯了他的这位屠夫一听女婿已考中举人，再叫他去打举人老爷，怎么也不肯。又是那位老举人出主意，知道屠夫爱喝酒，便叫人去请他喝酒，喝醉之后，告诉他去打。这一招果然不错，屠夫喝醉酒，果然去打了中了举人的女婿一个耳光。这位喜极而发狂的新举人老爷，一惊之下，真的清醒了过来……文强大概也想学学这一手。可惜的是，这位喜极而发狂的不是秀才而是赳赳武夫，文强也不能赏他一耳光，所以追了上去之后，文强一个劲儿地说消息是假的，叫他不要相信，而这位杂牌部队的将军却还是边跑边叫。文强只好绕道跑到他前面，一下挡住他，对方才仰天大笑起来。可能是傍晚从磨盘山麓吹来的一阵凉风，使这个赤膊大汉猛地清醒过来，才跟着文强慢慢走了回来，省掉了挨耳光。
事后诸葛亮
我和宋清轩在不同小队，不过在劳动时，老是听到他叽里呱啦，满口是马列主义和新名词，要别人如何好好从劳动中改造思想，把下半生的时间、精力、生命都贡献出来，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没有想到这一下全部露了底，他多年来日思夜想的是和老婆在一起。不过这一思想的暴露，管理人员却认为不足为怪，他们对这些人口里说的和心里想的都经常研究、分析，所以并没有对宋清轩进行批斗。只是等到9月18日，报上正式公布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时，他们不让个别的人先看，而是在午睡起床后，送报到各小队去学习座谈。可能是吸取了前天的经验教训，让大家的头脑冷静一点，防止再发生别的意外。
这天报上的头版头条新闻，便是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第一条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满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毫无疑问，每个人都自认符合这一条。所以，在举行座谈时很久都没有人发言。听说有时话太多了，反而会连一句也说不出来。过去只听人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次我是亲自看到这种场面了，满肚子的话却会说不出来。自然不能冷场，当队长的都有一套，拿他的开场白来说是抛砖引玉，我认为不如说带头决堤，而且是决黄河之堤，一下子便争先恐后地把砖头玉块都纷纷抛出来了。我倒没有争取发言，而是在看墙上挂的一张月历，报上说特赦令是昨天颁布的，今天见报，那正好昨天是己亥年的中秋节。不知是有意安排在这一天来颁布还是偶合，这都使人长久不能忘怀，中秋是寓团圆之意。我在发言中把我这一重大发现提了出来，偏偏有人指责我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今天我还是把我这一重大发现提出来，可能不会遭到仁人君子的反对吧！坐了那么久的牢，谁又不希望能与家人团聚呢？
在座谈中，我很敬佩有那么两位事后诸葛亮的同学，他们说自打从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人来探监之后，便估计到必然会有特赦的一天。这样一个新鲜名词，几年前他俩居然就已经看到了，真是比诸葛孔明参谋长还要高明百分之二百，毋怪赢得了不少老实人连连点头，好像一经指点，便大彻大悟。我这个笨脑子却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我想张治中等人来探监时，可能连他们也弄不清将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些人，而这两位“神犯”却有这样远大的眼光。一贯爱说俏皮话的我，有两句话当时已说到了嘴边又强迫自己的咽喉把它吞了下去，今天我可不怕煞风景要畅所欲言了。我当时本想问问他俩，为什么过去他们在睡梦中左一个“他妈的”，右一个“他奶奶熊”，自从前天公布了那个“好消息”后，再没有听到他俩在梦中骂人的呓语了呢？
“食色性也”
倒是那位可爱的宋同学，真是言行一致。他得到特赦后，第一件事便是找他那位比他小30多岁的如夫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居然找到了，而且对方知道特赦后的将军们每月有100元的工资，真正做到招之即来了。虽然有些流言蜚语，说她离开老宋的时候，才年方一十六岁，自然守不住，有的说她改嫁过一次，也有说她改嫁过两次的，但不管怎样，她在宋清轩特赦后却赶上“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好时候。这些说法人言言殊，这不是我所要弄清的。
大谈特赦感想
打开日记，照抄一段。1959年9月19日，星期六，晴。今天中午，公安部孙处长带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和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让我们坐在农场的办公室表演我们学习特赦令颁布后的情况。摄影师把许多人兴高采烈的发言姿态摄入了镜头。接着又去地里表演我们平日劳动的一些项目。杜聿明还是和平日一样认真地修剪果树和葡萄，摄影师几次请他把脸转过来一点，他才意识到这是在演戏，不是在劳动，不必那么认真，只消做做样子就行了。……
摄影师和记者走了之后，大家便议论开了，许多人都认为国庆前一定可以得到特赦，家在北京的便回家，家在外地的也可以回去。只有我因为全家人都已送往香港，十年来音信杳无，我怎么能提出来我去香港找寻家人呢。所以，许多人都在高兴地计划着出去如何如何时，我和家在台湾的陈士章等几个便默默不语。这时谁也不愿把自己的打算讲出来。在学习座谈会上，我也和别人一样，大谈对特赦的感想，其实一肚子的话连一点点都没有露出来。
9月24日，星期四，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上午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又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地里为我们录像，还给许多人单独拍摄了不少照片，下午又到我们的住地拍摄我们下棋、打扑克等许多文娱活动的镜头，估计是认为上次拍得还不够，这次补拍一些。一看到这种情况，便猜到是准备对特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我和郭旭、徐远举等几个平日认为可以讲知心话的人便暗中谈论起来，我们都有点担心，由于过去不少报刊、电影等揭露过军统特务机关和许多军统特务如何残酷对待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我们这些人出去后，肯定会遭到报复，想早出去又怕出去的矛盾心情，都久久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都不是事后诸葛亮，谁也没有料到郭旭能去美国和加拿大探亲，我也去过一次香港。
还是写1959年的事吧，当我们天天在盼望早日实行特赦时，9月25日上午，我们正在为农场新建的一座粉丝加工房修整房屋和为晾晒粉丝的地方栽柱子的时候，李科长突然跑到工地叫我们马上收工回去收拾行李准备。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吃饭时，许多人端着饭碗在住处附近边看边吃，以为从此便不会再看到在这里亲自栽培的许多果树和葡萄了。
回到功德林大本营，一些没有去农场劳动的老弱残将，知道最近几天新闻记者和摄制电影的去拍过两次，也为之兴奋异常，一致认为国庆前，即10月1日前，都会得到特赦，可以好好地到外面过国庆节了。谁知一直等到9月30日那天，突然叫我们认真学习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这一个上午的学习，等于给我们这些连日来头脑热昏的战犯们泼了一盆冷水，使不少有点常识的人感到大事不好，因为社论中大有文章，过去几天都没有认真去研究。
像泄气的皮球
最使人丧气的是社论中一再强调：“确已改恶从善的一批战争罪犯与反革命分子可以得到特赦。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
许多人仔仔细细一琢磨，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原来社论中有几处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一批”而不是全体，还得有一大批将作为在押战犯继续改造。这一下使不少人的高兴劲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记得小时看过一个外国的神话故事，有那么一个不信邪的人，把一个不让他看的什么宝盒非打开看看不可，结果什么幸福、财宝之类都跑掉了，等他手忙脚乱地把宝盒盖起来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一个希望。当我看到许多同学垂头丧气一阵子之后，又振作起精神去研究特赦令的第一条，“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关押满十年”自信也达到了“改恶从善”这样一个标准。于是一团希望之火，又在这些人心中燃烧起来，前几天的高兴劲儿似乎又回来了。希望这个宝贝，使许多人由沮丧而变得快乐，由悲观失望变得满怀信心。只要有特赦，只要有一批，这一批中便肯定会有自己。当然，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儿盲目乐观，有点儿飘飘然了。这也许就是“希望”这个宝贝在发生作用。
1959年10月1日，星期四，又是一个好晴天，半夜3点钟，便听到了王耀武高喊起床。许多人昨晚就把洗脸的冷水装在脸盆里，一起床便匆匆洗脸等候开早饭。这天是我担任小队值日，挑回的面片每人可以分三碗，不过等到我开始吃的时候，管理员已在催促集合了。我大口大口吞了一碗多，便赶出去集合。我们照例是分乘几辆租来的大客车，由功德林驶往公安部。路上早已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可见半夜就开始活动了。几十万人的大游行，不能不早作安排，我们如果不早点走，迟一点便通不过长安街那条挤满游行队伍的大马路了。
首次参加国庆观礼
我们照例是在公安部的图书室或大礼堂休息，9点多，便到公安部专门为我们搭的看台上去看国庆节的活动。这座看台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看得相当清楚，这比我们特赦后安排参观的观礼台还要舒服。观礼台的中外来宾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与外国贵宾都是站着看，而我们在这个看台上却可以坐着看。所以，彼此之间常常开玩笑说这是“特级包厢”，可以落座，对面看台是买的站票，只能站着看。
那次是十年国庆纪念，当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大会开始并简单讲话之后，便是检阅部队。当机械化兵和重炮车隆隆驶过天安门时，我正在傻里傻气瞧热闹，而坐在我前面和身旁的许多战犯却把头垂了下去。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些长年带兵打仗的将军们对这种场面竟不爱看，我便用关心的口吻问在我右边的廖耀湘。这位兵团司令听了之后，只是不断地摇头，并轻轻地长叹一声。我更莫名其妙，便进一步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坐在我左边的刘嘉树用力在我背上捅了一下：“蠢货！你不看这些重炮和坦克都是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吗？”这一下把我捅聪明了。我才想起这些似曾相识的东西，过去它身上涂的是青天白日，所以，看到这些东西一出现就把头低下去了，他们不是不想看而是越看越难过。我过去没有带过兵，便一个劲地在瞧热闹，不会触景生情，甚至想也没有想到那上面去。刘嘉树如果不狠狠捅我一下，可能到今天我还不会理解那许多败将的心情。
公安部为了让我们看国庆节的盛大晚会和烟火，不要我们回功德林，就在图书馆吃饭和休息。当几位山东同学翻阅山东的《大众日报》时，看见该报在9月25日已刊登山东特赦战犯的消息，几位东北籍的同学也发现《吉林日报》也刊登了释放特赦战犯的消息，大家更是欢天喜地，认为北京会在国庆节后了。
焦急等待特赦消息
从10月2日学习时座谈十年国庆感想开始，几乎每天都在学习。10月5日，又宣布继续学习有关特赦文件，大家认为这样抓紧学这些东西，肯定不久便要进行特赦了。所以都兴致勃勃，发言的人很多。
谁也没有料到，正当大家学习特赦文件学得非常起劲时，10月10日那天，管理员又宣布改学周恩来总理的“伟大的十年”。这一下使许多人又不安起来，急性子徐远举便在墙报上贴出一篇题为“好事多磨”的短文，他借批评某些同学对特赦令颁布快一个月了，越来越使人感到失望，十年时间已够长，还要加上一段时间来拖延，太不珍惜战犯的光阴了。他认为这是一种抵触思想，应当有一个正确认识……他的这篇东西刚一贴出，使表面平静的池水立刻泛起一阵波澜，质问他的墙报便一张接一张而来，不少人要他把说这种话的人交出来，有些人则指出这是借别人之口发自己的牢骚。有人动员我写篇东西去帮助他，我只是笑一笑，我认为徐远举不正是代表了许多人在催促早日实行特赦，不要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吗，我不但不批评他，还同意他的这些意见。
正当大家在“槽内无事猪拱猪”的时候，10月20日，又宣布要我们回秦城农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不正如徐远举说的那样吗？
这次再回农场，原来是让我们帮助农场搞秋收的结尾工作，除了进行水稻脱粒外，还得继续挖一些树坑。去年刚来是两人合挖一个，今年是每人挖一个，许多人都不能当天完成一个宽一米见圆深一米二的大坑。因为它最难是要挖成上下一样宽，不能挖成碗和锅底一样，因为树的根系要在下层伸开，底部一定要挖得平平整整。当第二天去继续挖没有挖好的坑时，我很惊奇地发现没有一个人走到别人挖的坑边去，而是一到工地，各人便熟练地一下就能认出自己昨天挖过的坑。主要是自己付出过劳力的东西，便有了感情似的，所以一看就能认清。过去我曾听徐远举说，抗战前，他奉派充当西藏活佛老班禅的随员，准备去西藏建立军统特务基地，后来班禅病死在玉树，虽没有能去成，他却增长不少见识，最使他惊异的是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喇嘛去参见班禅活佛时，都是先把靴子脱掉放在外面，穿着布袜进去，等到出来时，各人找各人的靴子，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穿错，或为穿错别人的而吵架的事。我当时还认为去朝见活佛的人都不愿去那里吵闹，穿错就穿错了，虽然徐远举坚持没有人穿错，但他说不出不会穿错的原因。这回我明白了，因为那些靴子是自己家里的人做的，经过自己劳动过的东西便能认得出来。正如后来我看到北京许多人看球赛时，把自行车放在球场外边，看完球出来，谁也都能认出自己的车来是一个样的。
第一批特赦宣布之后
在农场劳动，比圈在监狱高墙里要容易过些，再加上伙食也好，空气更比城内新鲜，一晃眼，一个月便过去了。正当大家又在讨论纷纷时，11月25日，又宣布要进行参观，这次是参观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容纳一万人的人民大会堂和可以招待5000人进餐的大餐厅。十大建筑参观完了，又去十三陵参观明朝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那座地下宫殿。这位皇帝在位长达48年，所以他的陵墓修得非常讲究，不过到1620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天下大乱，所以他下葬时可以看出时局是相当紧张的，除了他和两个皇后的棺木安放得很整齐外，所有殉葬物都是乱七八糟地丢在里面。也可能是抬东西下去的人怕用他们去殉葬，便把东西一丢就赶快往外跑。他殉葬用的贵重物品为数是非常可观的，仅仅用纯金制成的洗脸盆就有好几个，一颗最大的猫儿眼（变石）更是无价之宝。不过，去参观的中外人士对这位皇帝的尊姓大名，许多人都不感兴趣，而对那位建造这座庞大的地下宫殿的一位石匠，却很喜爱。他在这座地宫建成下葬封土时，自己刻了一块小石碑埋在附近，我看许多去参观的学生都在抄写他的姓名，对他能造成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宫殿称赞不已。我看到这种情况，便诗兴大发，口占一绝，诗曰：“享乐兼求死后身，伤财祸国复殃民，谁知百世流芳客，不是当年墓里人。”当然，这一类诗词，是不能登庄严肃穆的墙报“新生园地”的，我只能写在日记本上，今天大胆抄下来，是想让读者感到太可笑。笑，听说对人有好处，和注射H3与口服VE有同等效果，因为一个舞刀弄枪之徒也来写什么诗，一听就使人发笑，又何况看到，就更该感到可笑了。这样，我就算做了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事，在评论我一生的功罪时，可以在功字项下加一横了。
参观对思想改造的重大作用是无可讳言的，所以，政府不惜花费人力、财力和时间安排我们去参观，这次把北京的十大建筑看完还不算，又把附近的名胜古迹也让我们游览一番。当然，不能白看一顿，要座谈参观的感想，要在墙报上写文章，这回我偷懒只写几首诗便交卷了。这些诗，有一个不成文的规格，处处要联系思想，自然也得有歌颂之意，如我在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后的几首中便有：“举世无双推第一，人间巨厦胜仙宫。”看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几首诗中便自然要有：“俯立碑前多悔恨，愧无面目对英雄。”像这样的句子，便可以算是及格了。
参观对思想改造大有好处
在北京参观完了之后，又等了几天，终于在1959年12月4日上午，大家日也盼夜也想的特赦大会姗姗而来。这天虽然是许多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星期五，但却是一个晴天，气温是零下五摄氏度。我们都穿上黑色棉衣裤了。当管理人员把我们领到功德林监狱一座小礼堂时，一幅鲜红的布条上面用白纸剪贴的“特赦战争罪犯大会”挂在讲台上方，左边是“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右边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布置得很简单朴素。这些我们都不注意，只是顺序坐下，静听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当会场寂静得连掉下一枚缝衣针都可以听清楚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从座位上缓步走到讲台边。他首先轻轻咳了一声，把喉咙打扫一下，才拿出握在手中的名单。看样子显得很紧张，他也和我们一个样，这种场面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这许多身统数十万大军的战犯成百名集在一起，不但他没见过，历史上也没有过吧！
他先向我们看了看，才开始念名单，几乎是一字一顿，生怕念错似的。“杜聿明”“有！”“宋希濂”“有！”回答的声音，不减当年的雄壮，比念的声音要有力得多。当他接着念出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十名之后，便把名单一卷，“以上十名，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特赦”。这时台下的人凡没有点到名字的，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轻声叫出“完了”！当然这不是响应首席法官念完了名单，而是感到自己没有希望的绝望声。
首批特赦战犯会场
接着是由特赦人员和家属讲话，公安部首长的讲话。这些我当时没有听清楚，谁还有心思听那些，直到管理员要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辞时，我才听到一句什么“感同身受”。真亏这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委还能凑出几句相当体面的话，总算把这一尴尬场面应付过去了。这时，新闻记者的照相机、电影制片厂的摄像镜头都对这十位新公民拍个不停，台下的都失望极了：“怎么只有十个？”一片相互质问声，可能连台上的人都听得到，但谁也不顾忌那么多了。
当管理员宣布大会结束，让我们这些在押的人回寝室时，有的带着羡慕的眼光向十位新公民看了一下，有的头也不抬起身便走，有的站起来便咕咕噜噜……总之，各种各样的表情都有，但总的一句话却是四个字：“大失所望！”
回到寝室绝大部分人是倒在大通铺上一语不发，有的在用力摔东西，这下子一切都变了。这里可用16个字作为本篇的小结：“思想波动，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怪话连篇。”欲知后事如何，请在下回再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