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就义，谈何容易
自1959年12月4日，对战争罪犯实行了第一次特赦之后，这在新中国可以说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在世界上也曾引起了广泛注意。因为被特赦的第一批战犯，过去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除北京战犯所特赦的战犯中，有曾统率过近百万大军与解放军作战的甲级战犯杜聿明外，宋希濂、王耀武、陈长捷等也是统率过十多万大军的国民党名将，所以全国各报都是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出，国外许多报纸也有不少刊登这一消息。不过外国报纸，特别是日本一些报刊，对从抚顺战犯所特赦出来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更感兴趣，国内一般人对中国还有一个末代皇帝活在人间也很觉得新鲜。因为这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已无人注意，不像其他的人在《毛泽东选集》上都是作为被俘的重要敌人而出现。对杜聿明更是有一篇文章刊登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全国人民都学《毛泽东选集》，所以杜聿明已是家喻户晓的人了。
特赦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战犯，那在押的百分之九十几的战犯却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波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与不少被俘被捕的国民党党、政、军、特的大中小头头们接触过，开始时一般人总认为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是必死无疑，个别盲目乐观的，也认为不是囚禁终生也是劳改一辈子完事。所以，不少人在打了败仗之后一再自杀。如杜聿明两次企图自杀被救后还希望自己早点病死。第三军副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老大哥杨光裕用火自焚，被救后还希望得到感染而早死，结果变成无脚将军。还有些上吊遇救，也有上吊吊死了的，当初的确没有抱生存的希望，也不想再在共产党统治下活下去。所以，认为迟早是一死，不如早死了算了。
过去我遇到过不少惊险的事，也多次死里逃生，特别是抗战前我在上海专门搞逮捕、绑架和暗杀，经常是与对手进行生死搏斗。我从脚到头，满身伤痕累累，一个不注意便一命呜呼，所以，我后来越干越胆小，能指挥别人去拼搏时，便尽可能让别人去，自己是尝到过不少苦头，能不亲自出马时便不强出头了。古人说：“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一个冲锋，一场厮杀，一回肉搏，稀里糊涂死去了，的确不难，幸而不死，一举成英雄，也就够有意思了。如果自己知道什么时候绑赴刑场、执行枪决，那在没有死去之前，或者枪举起来，还没有“决”的前几分钟，那就会思绪万千，甚至希望突然有人高喊一声：“刀下留人！”
杀人眨眼，人之常情
不知是哪一位古人有过这种亲身体会后，得出了一个那样的结论：“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且慢点骂他是怕死的胆小鬼，我这个被人称为“亡命之徒”的，专干行动（即杀人、绑票、破坏等特务工作的专用名词）工作的特务，也有过一次切身感受。
那是在1950年，我被囚禁在昆明陆军监狱时，有天被叫出去照相，听带我去照相的看守说，头天照相第二天便送回老家去见祖宗了。当时正在“镇反”（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简称，镇者，杀头或枪决的专用术语也）的高潮期间，所以，我也深信不疑，认为头天照好相第二天被“镇”，合乎情理，因为毕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别人一说我便信以为真。可惜不是“即照即镇”而要等第二天，这一晚就不好打发了。正如李清照的词“声声慢”的名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一样，这时的情绪，比愁就不同得多了。所以，我在那天等死的晚上写下十首绝命七律，第一首前两句便单刀直入：“终宵坐立待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这一首是怀念已去台湾的老母，所以末尾有：“含泪临窗遥拜母，唯怜老幼未能安。”可是到第二首就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是其言也恶了。不信的话，有诗为证，第二首前四句便是在破口大骂，还要在临死之前，大喊三声什么什么的：“伤心欲哭泪光枯，怒斥苍天有眼无！万念俱灰拼一死，满腔悲愤欲三呼！”现在想来，这一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被杀的心情，真太不好受。我是曾经被人指责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过去对此虽不愿反驳，因为越反驳会越麻烦，对此却很不服气。我的确杀过人，而且亲自动手杀过人，但我第一次奉命去杀掉我领导的一个投到日本特务机关去当汉奸的组员时，我不但紧张万分而且想辞职不干了，可是，对近200个袁大头银圆一月的薪金和几百个袁大头的奖金来说，又驱使我不得不干。一个20岁不到的青年，第一次去干这种事，心情不会是那么轻松，更不会到连眼也不眨一下，那不是太脱离现实，夸大到一脚可以踢倒喜马拉雅山，能令人心服吗？
说实在的，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而不是去杀一只鸡鸭，会不紧张而眼都不眨吗？第一次趁我那个组员的老婆早上出去买菜，家中无人时我溜了进去；他还没起床，假装生病，他可能是做贼心虚，以为我是去逮捕他，他绝没有想到我是奉命去除掉他。我一看到他那副向我求怜的眼神和结结巴巴地向我解释他没有犯错误的时候，我的心也软了下来，因为人心毕竟是血肉制成而不是铁铸的，但想到自己的前途，眼看几百银圆白白丢掉，为了替自己找一个灵魂的避难所，一想到他已投敌当了汉奸等之后，我的杀心又起。我假意为他的腰疼给他推拿按摩，说时迟，那时快，一把涂抹有剧烈毒药的小刀一下刺进了他的腰穴。估计他那一声“哎哟”叫得并不太大，可是在我耳边却像一声霹雳一样，我一刀插入，便急忙转身一口气跑了。当我惊魂甫定，正在小组组部进早餐时，两个守在门外巡风和看动静的组员兴冲冲地回来向我报告，那个组员的妻子回去一看便大哭大叫冲了出来，说她的丈夫被人杀死了。因为那些涂在刀上的毒药，一进入血液便立即置人于死命。我一听说之后，右手拿的抹黄油的西餐刀和左手拿的一块烤面包，便一齐掉进我前面的牛奶麦片盆中，整个身子都呆了。当他们继续向我报告时，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只赶快去洗涤间洗手。虽然我手上并没有染上血迹，可是我一连用香皂洗了七八遍，还是感到手上像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在上面一样，一连几晚都睡不好。真是谈何容易，杀人能那么不在乎？
特赦无份，战犯不服
话说回来，战犯们头几年是等死阶段。记得宋希濂告诉过我，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瞿秋白在被捕后，先也是好饭好菜招待他，他住在宋希濂的师司令部。当时宋是国军三十六师师长，他经常陪瞿秋白吃饭聊天。可是等到蒋介石派人去问瞿秋白投不投降？瞿表示不投降时，蒋便下令要宋把瞿枪毙了。还有红军指挥官方志敏，被俘后表示不愿投降也是被枪决了。这些例子在许多人记忆中便产生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共产党到一定时候，也会来问我们投不投降？据我了解，初期阶段，绝大多数的战犯都决心表示“不投降”，而准备慷慨捐上一个躯。奇怪的是从来就没有问这句话，直到特赦那一天，也没有人问过。那人比蝼蚁总要聪明一些，知道不会死而且能较好地活下去，谁也不愿再去寻短见，用一句时髦而且可以自宽自解的话叫做“看看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既然要看，就得活下去才能看，活命哲学也就为人所欢迎。所以，第一次只特赦十个人，在战犯们的思想上就像烧得滚开的油锅滴进了水一样炸开了。
当十位新公民每人领到一床新的被褥、一套新棉衣裤和棉帽、棉鞋等登上汽车兴高采烈与同学们告别时，在押的战犯们都是十分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一转身回到寝室就再也不装模作样了，那难受的面容和心情，即使是擅长描写人们心理的鲁迅先生也只好搁笔长叹了！
别的是唯心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但我有一个唯物的证据，那天中午开饭，我去挑饭菜回来，分的菜是照例得吃完或自己保存下顿吃，主食是可以少拿，多了也可以退回。那顿午饭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两大桶白面馒头吃去不到三分之一，还剩下一桶多退回去。当我向管理员报告要他开铁门送还馒头去厨房时，他也奇怪地问了一声，怎么会剩这么多？我回答得也很幽默：“因为走了十个人。”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语双关，便只似笑非笑地“啊”了一声便再不说什么了。
走了十个人，便得重新调整编组，新的组编好之后，就进行座谈，主要是对特赦十人的感想和看法。管理员先召集各学习组长讲清楚一定要做到畅所欲言，不要阻止任何人，讲什么话都可以。这一下就热闹了，万语千言归结到一句话，三个字“不服气”！中国有句古语，也是至理名言：“人比人，气死人。”不比则已，越比就越气，越比越不服。每一个组，每个人几乎都差不多是一个口径放出同样的炮弹：“我哪一点不如他们？”“他们改恶从善了，谁又在继续作恶而不从善呢？”
一天、两天、三天，还是越谈越比，越比越气愤，学习组长自己也差不多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过比较控制一点点。三天过去之后，管理所的几个领导便召集学习组长去汇报，几乎是异口同声，谈不下去，唯一的办法是希望领导去讲一次话，稳定稳定情绪。可能是事先经过了仔细研究吧，得到的指示是要战犯们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也就是要求无师自通。据说这样才能巩固，如果仅仅由什么首长去讲一次话，表面上可能暂时通一下，实际上还是通不了。这一着棋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一招，听听这些不同的思想和针对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满是怎样得到解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