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换将”“轮流坐庄”
战犯最普遍的思想是认为，官越大、罪越重的人可以先得到特赦。这当然是指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这几个人，不但官大而且罪大。杜聿明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时，坚决不投降，连毛主席亲自写的劝他投降书，他当时连看也不看，他的副官送给他时，他一脚踢得远远的，连拿这文件给他看的人也被他大骂一顿，最后逃走时还下令施放毒气等。宋希濂也是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而被俘，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就是由他派人执行枪决的。王耀武也是顽抗到全军覆没化装潜逃时盘查出来的，红军的重要指挥员方志敏就是被他活捉而处死的。我真有点纳闷，怎么这几个人的许多事，他们记得那么清楚而且越说越多。看样子，似乎应当取消对他们的特赦，再把他们抓回来才能算是公平合理。不过，他们没有好意思说出一个真正的目的，把这几个人再关起来，把他们特赦出去，这才能心满意足。因为“走马换将”“轮流坐庄”古已有之。
当学习组长的，我看也多少有些同情这种言论，也可以说基本上很赞成，但他们是得到指示，要求大家把所有的思想都抖出来，但又要求自己提问题自己去解决，即做到无师自通，这的确是难为了这些学习组长了。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不论你闹到什么程度也不论你想得通想不通，反正是重门深锁，插翅难飞，除了准许你的嘴巴乱说乱讲一顿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再闹得凶，即使全体绝食也绝不会再把特赦了的人再弄回来，收回特赦命令。这已经是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的事，全国几亿人民也都改变不了的事，又何况囚禁在监狱的几十个犯人。
当我把这些并不高明的想法悄悄告诉几位平日和我要好的同学之后，他们也感到这么轻轻点一下之后，这些比我聪明得多的同学们便一改原来的态度，表示想通了，自己提出的问题自己来解决。他们这些话刚一出口，坐在旁边静听了好久而不开口的管理员，马上对这种转变大大表扬了一番。
像这样一个普遍都有的、关系到自己的切身问题，提出来容易，解决却不那么简单，不过既然说出了已想通了，那就得说得有点使人们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小组才能通过。这些人并不是被某些电影描写的那种大傻瓜，都有一套，尤其是说出来要管理人员研究之后，认为真解决了才能算数，所以也得费一番脑筋，不是随便地胡乱说一通就可以结束的。
费煞思量，搞通思想
正当大家还在冥思苦想找出一条理由说明真正解决了这种被认为是错误思想时，倒是急性子王陵基在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啥子官大罪大，还是需要不需要……”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有那些一向以和人民站在一边而自居的人制止他再讲下去。这一下真如苏小妹三难新郎中胡诌的秦观对不上苏小妹提出的对联“举手推出窗前月”，正在为难时，苏东坡便以一小石投入水中，秦少游马上想到“投石冲开水底天”一个样。他们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便指着王陵基说：“如果官越大罪越大的便可以先得到特赦，那为什么十九号（王陵基的代号）同学没有第一个特赦呢？”接着便立刻争先恐后地有人作补充说明：十九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上将，杜聿明等才是中将，论官十九号是最大的。也有人说论罪谁也比不过他，他是老牌子军阀，他在重庆当卫戍司令（北伐战争胜利以后的那段年代）的时候，有名的“三三一惨案”就是他一手制造的，大人死的且不说，仅仅小学生就死了几百。还有人翻老账说，几个女学生牵一条小狗，在小狗头上挂了一块牌子——王灵官，这是四川人恨他时为他取的这一凶狠的外号，灵官一气之下，命令手下的卫士们，当街把这几个女生的裤子扒开，用驳壳枪插入这些女生的下部……正当他们越说越多，而十九号照例横眉怒目而视的时候，管理员便提出这些足够说明问题，不必再举例子了，这样才避免一场节外生枝。王陵基的脾气按他自己谦虚的口吻说，只是有点“毛焦火辣”，实际却可以称得上暴跳如雷，那次总算是有管理员在场，一场特级纠纷才算幸而免去。否则都是正在气愤不平的时候，借题发挥是势在必然。平日管理员不很轻易驾临我们学习室来旁听，这回却是几乎每场都有人来。
战犯们大都懂得什么叫举一反三吧，所以举了一个王陵基还不够，便又举了官大罪大的康泽。因为康泽虽然只是官拜中将，但他是和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头子，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他的别动队员被红军抓去几个，他就把抓到的几个红军胸膛剖开，取出心肝等去祭奠他的部下。康泽便结结巴巴地解释，那是他的部下事后才向他报告，不是事先由他指示那样办的。其实这都是些多余的废话，再说多些也没关系，为了说明“真正”解决了官大罪大便先特赦的所谓糊涂思想，又把孙楚、孙渡举了出来。这两人虽同姓但并不同宗，是一北一南，孙楚是阎锡山的副将，自然够得上官大罪也大了。孙渡不仅当过兵团司令和热河省主席，而且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滇军围追从江西脱围的红军时，他就担任过围追总指挥，自然也是官大罪大的了。
经过这样一再举例，这个严重的错误思想问题算是基本上澄清了，本来就此可以鸣金收兵，学习组长们还要问上一句：还有别的什么思想？这一问不打紧，新的，也许是和第一个思想就同时产生了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思想又冒了出来。
“这次特赦，是为了对台湾工作，特别是对陈诚工作。”具体的人是指特赦了陈诚的旧部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和洛阳警备司令兼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这两人都是少将，相比之下官既不大，又不是赫赫有名，不过都是陈诚的老部下。
既是错误思想，又得自己提出自己解决，可能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所以第二次就快得多。中国人有句老话，这时也用得上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之后，这个思想很快也得到澄清。因为如果说第一批特赦是为了对台湾的陈诚做工作，那为什么又不把黄维放在第一批特赦出去，黄维真可以称得上是陈诚手下的得力助手了吧。陈诚当了国防部长，黄维便任后勤副总司令，而且在最后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都交给黄维，这种关系比起杨伯涛、邱行湘真不知要密切多少。何况陈诚手下的中将军长还有方靖、覃道善、宋瑞珂等，和陈诚的关系都比杨、邱两人要深得多。如为了对陈诚做工作，为什么不先特赦这些人？
以上两个问题表面上算是解决了，实际上只是做到了不再公开提出来，私下讨论却是很久都没有停止过，而每一个小组，对同组的个别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认为不够条件，不应该得到特赦，只差一句不好意思说：“我比他要强得多，为什么不特赦我？”
改恶从善，不甘后人
由于提问题要自己来解决，有些人便采取一种变相抵制办法，有问题也不公开提出来，闷在心里自己慢慢琢磨，自己求解决，解决不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不影响吃饭、睡觉、拉屎。
我一向有点靠“阿Q精神”在支持我度过许多困难，我也自信改造得差不多，如果改恶从善是一把尺子的话，我蛮有把握一量就足够了，因为我过去是随便抓人、打人、囚禁人，发展到云南解放前夕，便以情况紧急而随意杀人，过去杀人要报请核准才能杀，而在紧急的情况下，便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这十年中，我这些完全改掉了，连打人骂人都没有过，难道不能说我“确实改恶从善”了吗？为什么会没有我？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论时间，我还没有满十年，自1949年12月9日我被扣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直到19日才送到昆明陆军监狱囚禁，严格说，时间还差半个月；我的第二个想法，我过去树敌太多，如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等高层领导人。周、宋是我长期派人监视他们。廖在军统囚禁期间，我去看他也没有对他有半句客气话，特别是戴笠派我把他送出去交给邵力子的时候，我那天有事很忙，他胖乎乎的，上车动作慢，还舍不得他贴在墙上的一些画，我大声责骂过他。至于在报上经常露面的一些其他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抗战期间在重庆我对他们都找过麻烦。还有些像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刘芦隐，是我奉令去上海逮捕他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任人民政府典礼局长（以后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被军统逮捕囚禁在南京监狱时，我去监狱视察，知道他过去当过牧师，我当面讽刺他这个基督徒跟无神论的共产党走，死了之后，上帝不会让他进天堂，使他听了非常气愤。还有一个大和尚巨赞法师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抗战时，他从杭州灵隐寺逃出经过常德，我在常德担任稽查处长，有人说他骂国民党不抗日，使他无庙可住，我派人抓去狠狠抽过他两耳光，还踢他一脚……这许许多多的往事，使我一想起来，能求得不受侮辱性的报复就算不错了，特赦肯定轮不到我，所以，我比较能处之泰然，说不想出去那是假的，但一想到这么多的仇人今天都在当权，过去我交代罪行时，这些也都交代过了。因为我被扣押以后，认为反正是一死，免得零零星星交代添麻烦，不如用竹筒倒豆子办法，过去干过的全部一一交代出来，反正该有一百个死罪时，也只能杀我一次。不过这些思想我不说出来，这点小聪明我还是有的，说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自己给自己添不少麻烦，又何苦来！
官小罪大，思想复杂
我的那位亲爱的学习组长发现我这个平日最肯暴露思想的人，在这场大风大浪中居然没有争取发言，也没有发牢骚讲怪话。不知他是出于关心我，想帮助我解决什么糊涂思想，还是漏掉了我这条官小罪大、思想复杂的怪鱼，不好向上面交代，便在我午睡起床后，坐在我身边轻声细语地问我为什么这次学习很少发言？我听后微微一笑：“我早知道这次肯定没有我。”他十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我不等他开口，便把我床上垫的东西掀开，指着我床头上用墨笔编写的一个号码5-13。他可能真不理解，便用手拍了拍他那半秃的脑门：“这能说明什么？”我看他的表情的确是不懂，因为他出身于农村，在部队里近20年，对外少接触，他自己也常说他是“见不多、识不广的大老粗”。实际上他并不粗，否则怎么能当上学习组长呢。我也许有点爱卖弄自己，便把5和13连在一起、被视为大不利的圣经故事说给他听。他真没有听过，便反驳我一通，说每年都有星期五和13日的时候，飞机、汽车、轮船照样在走，没有出什么事，还说如果犹大出卖耶稣那天是星期日而不是星期五，那天大家就会不敢休息了，还认为犹大出卖耶稣时是13个人，他带兵当排长时因营长、连长吃缺，他那一排三个班，每班常不足额，总是十三四个一班，他却常打胜仗。我自然不服气，便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飞机上刚好坐了13个人所以被摔死了。他更认为这完全是偶合。我又举出1946年4月8日，共产党领导人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坐的飞机也是13个人，结果撞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全机殉难。这样一连发生两起13人乘机摔死的事，总不会又是偶合吧！他一听便站了起来，大有不屑一驳的气概，并用加重了的语气，干脆利落吐出了两个字的结论：“迷信。”坐在我对面床上还在揉眼睛的一位同学，马上接一句：“犯人不能语怪力乱神，你这天生挨批的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