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胡乱说，揪住不放
可能是由于学习组长晚上作汇报时，指出我在散布迷信而把我说的两个13人乘机摔死的事全部报告了。第二天上午学习，又遇上是倒霉的12月13日，不过是星期日而不是星期五，本来平时是星期日休息，这几天因为思想波动大，所以星期天上午也学习座谈特赦问题，下午才休息。
学习组长咳了一声，便传达管理员的指示：〇〇六三（我的代号）昨天不仅是散布迷信思想，说两次飞机失事都是13人，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叶挺将军等遇难的飞机，报纸上和文件上都是四位，为什么要和戴笠的飞机13人去拉平，这就不是迷信问题，〇〇六三要好好挖一挖思想。
一听这话，我就感到问题有点麻烦了，听组长的口气，他是作为散布迷信思想去汇报的，为什么要我挖思想，把四个人说成13个人，这不是在继续反共的思想在作祟吗？还可以听得出，这是管理员指出要批斗我。平日我打胡乱说时，同学们揪住我不放，管理员总是一再出来给我解围，今天怎么把本来可以作为迷信的小事却要我挖思想？这里面大有文章，我越想越严重。管理员说报上、文件上都称“四烈士”，我偏说有13个，那不是希望多死几个共产党员才甘心吗？我一边想，一边自己提醒自己要沉着应付，可能还会有几位受过组长指点的先进分子要对我轰炸。
千万不能手忙脚乱，我一边在想，还没有说出其他九个人的时候，果不出所料，便有人向我开炮了。我这个老靶子，是不在乎几发炮弹的，听听也是一种乐趣。几个人异口同声，无非是说戴笠摔死时是13个人，也硬要把叶挺将军死也说成是13个，这就是站在反动立场来发泄对共产党人的仇恨。他们的帽子越扣越大，我这笨脑子却真给他们轰开了一条口子似的。便正当他们口沫横飞时，我把手一摆：“我可以数出13个人来！”掌握会场的学习组长连忙制止其他的人发言，而几位炮手还没有过足瘾，哪里会听他的。当他们还在抢着向我发炮时，管理员出现在学习室门口，这回他不是站一下就走的样子，而是拖过一条没有人坐的小凳坐在门口。他把叼在嘴上的香烟取下来弹了一下烟灰，轻轻地说一声：“让他讲吧！”这四个字真有如张天师的灵符一样，也比钟馗大喝一声都有效，一下便鸦雀（这两个字用得很恰当，我自己为自己鼓掌）无声。我九分得意地把左手伸出，右手去扳左手指头“四名烈士，三名飞机驾驶员”，有人又沉不住气，想在管理员面前显示一下自己：“飞机驾驶员是三名吗？”我看也不看他只回答四个字“这是常识”。
言多必失，自知理亏
我又继续数下去：“叶挺将军的夫人李秀文、女公子扬眉、男公子阿……”“阿什么？”“记不清，只记得叫阿，还有十八集团军的一位参谋，姓名已忘。”我停了一下，真有点想不起。又是一阵炮弹飞来，不知是第几灵感帮助了我，我正在想起戴笠的飞机本来是12个人。在天津时，一位大资本家黄顺伯想搭这个特务头子的飞机去上海，而使自己增添身价，结果摔死了。这一启示，使我想到叶挺将军等的飞机正要起飞时，在西北随共产党多年的一位叫黄齐生的绅士，也是想借此抬高身份，带着他一个孙子也上了飞机，这样便凑成13个了。当我正在舒一口气时，我才发现管理员早拿出笔记本在记录我数出的人名，当我凑成了13个之后，他便把凳子放回原处，向学习组长说一声：“继续昨天的学习吧！”这自然是关照不要再批斗我了。
又过了两天，可能是管理员向上级单位去核对了一下，学习组长才悄悄警告我，以后这些事不要再打胡乱说，这不等于一般思想问题，而是涉及党内的机密问题。我当然连连表示：下次注意。
我特赦后，1964年和1976年曾两次去延安，看到延安的“四·八”烈士陵墓，只有叶挺、王若飞、博古（即秦邦宪）、邓发四位烈士并排在一起，毋怪许多人以为那次遇难便是四人。我无意中说出13人，几乎惹来一场麻烦，言多必失，是十分有道理的。
牢骚满腹，至理名言
1960年的春天已悄悄地越过高墙、铁门，溜进了功德林监狱，战犯改造院内的柳树也由枯黄变得有点青绿，春天已降临人间，但却没有进入战犯的心房。自第一批特赦战犯十个人走了之后，每个人（肯定是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牢骚。过去不懂得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当了十年犯人，坐了十年牢之后，的确对此两字认为真是至理名言。我虽没有考证出自何人之口，但这一发明创造真可誉为天才大发明。书呆子庞镜塘说是《儒林外史》上首先提出这两个字，许多人都不同意，因为这部书的作者没有坐过牢，他不可能有此体会。认为只有坐过牢而且长期坐牢才能把一肚子怨言概括成这样两个字，不管那是谁发明的，犯人不满意的事总比别人多，这是真理。
过去虽然在生活上战犯们有不少牢骚怪话，但毕竟是无关切身利害的小事，而今眼睁睁看着别人获得了自由、自己还得坐下去而且不知要再坐多少年，犯人虽然是度日如年，而刑期却往往是以年来计的。我们虽然不审不判，事实上已是十年过去了。每个人最留心的一句话，一直没有听到有人说出：“再过多少时候还来一次特赦。”所以闷在肚子中的怨气就不是一挑两挑，而是可以用火车车厢来衡量的。不过这些人都是走南闯北惯了，都懂得一条秘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刚开始说了一大堆不满意的话之后，管理人员不加指责，只叫大家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翻来覆去搞了两个多月，都搞得疲乏不堪，所以都采用了“鸣金收兵”、急流勇退的一招，把这件大不满的终身大事暂时搁起来。所以，从表面上看，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北京的春天最早传送到人们眼里是黄色的小迎春花，连叶子都来不及长出来，满枝条的小花朵便争先恐后地开放了。当战犯们正在争着在阳光下晒被子的时候，看到墙角里的迎春花开放时，便会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声，又是春天了。这个“又”字饱含了多少辛酸啊！
过去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彼此争权夺利，有的是为了一省一市，最小也是百里的一个县的权和利。而今天争的呢，却往往是几尺长的一段晾晒被褥衣裤的铅丝。只要是春、秋、冬三个季节中，太阳刚一升起，便会有人抱着要晒的东西匆匆赶到院子里去占领一段阳光可以直射到的铅丝，迟一步便会无插手之处。怕事的便自认晦气，又抱回去，大胆不怕的，便不客气地把别人的东西往旁边一推，心满意足地把自己的东西晒上去了。
宣布转移，大家高兴
记不起是哪两位英雄好汉，正在为争一段铅丝的阳光而舌剑唇枪，什么“他妈的”“你娘的”都冲口而出时，管理员突然站到了放风场宣布全体集合。看惯了小事也当大事看待的战犯们，以为是这两位英雄不文明的对话又引来什么麻烦了，都无精打采地集合到一起。这回可不是宣布什么小事了。管理员字句铿锵有力，声音比平日大得多，便显示出它的分量了。“明天，全体搬往秦城，所有的东西都带走，老弱病残全部都去，望大家赶快准备好。”管理员的话音刚落，院子里立刻骚动起来。许多人都十分高兴，又回秦城，肯定又会住在农场的干部宿舍，伙食比功德林好，还有相当范围的自由，比在城内坐牢好得多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搬去，功德林不再是我们的后方，不少人高兴得喊了出来：“别了！功德林！”“别了！监狱！”有几位佛教信徒，更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是功德圆满了！”
这一天心情的激动和忙碌就甭提了，每个人都几乎是臭汗淋漓。第二天吃完早饭就都把被包打好，只等汽车来接了。谁知吃过午饭还没有消息，廖耀湘一个劲儿地在二门口不停张望，不时用手拍拍自己的大腿。如果是“想当年……”他早就暴跳如雷，厉声斥责副官们，车子为什么还没备好，而今天呢，只能顶多在肚皮里骂上几声。平日习惯午饭后要甜美地睡上一觉的人，今天也不可能了。被包打开容易捆好难，大家只好斜靠在被包上闭目养神。“一切听安排。”这是当犯人起码要好好认真遵守的一条准则。虽然没有人讲怪话，但不讲出来并不等于没有，看那么多人在用力摔毛巾一类摔不破的东西，就可看出是在拿这些东西出气了！许多将军过去习惯了在不高兴时摔电话机、茶杯甚至饭碗等，以发泄发泄，今天就连搪瓷茶盅也舍不得摔了。这倒不是说这些人习惯改好了，主要原因是当了犯人后，才真正懂得一针一线来得不容易，连半张纸片也得好好收拾起来。除了大小便和唾沫，别的东西都是“有用之物”。不坐上十年八年牢，怎么能有这样一种难得的心得体会啊！
大轿车和大卡车终于在下午3点左右开到功德林监狱的大门口了。管理员一打开通向八角亭胡同的第二道铁门，大喊一声：“各组按顺序带好行李准备上车。”立刻就队伍整齐地与功德林告别了。虽然与这座古老的监狱在告别时没有举行仪式，但每个人几乎都在上好车后会不自觉地最后看上它一眼，我相信不少人会和我一样，默默地说上一句：“永别了！这辈子我绝不愿意再光顾你了！”
总是监狱，相互关照
犯人上车可比一般老百姓要文明得多，没有一个人争先恐后抢座位，先上去的便朝后面走，一个挨一个，秩序井然。这一点是值得骄傲的。
战场被俘的人大都是行李丢得精光，穿上一套士兵衣服，所以当了战犯后行李很简单，几乎都是公家发给的。大都是半肩行李，一手就可提走。有少数是围城后才被俘的，东西就不少，所以得用卡车装着跟在轿车后面。原天津市长杜建时，被俘后便把他准备好的十来件行李随同一道带着坐牢，搬家时，别人帮他费不少劲才搬上卡车。在快要到秦城时滚下一个旅行袋，他在清点时还没发觉，以为都带到了，过了几天一位拾到这个旅行袋的农民把它送到公安局派出所，打开一看，从袋子里查出他装在旧西服口袋中一封信，才知道是他的，被送到战犯改造所。他才想起，似乎是有那么一件东西。
当汽车经过小汤山温泉而转弯向秦城驶去时，一看到小汤山温泉浴室流出的水在空中冒出的热气，大家都高兴地谈论着温泉洗澡的乐趣。过去在功德林留守、没有去农场劳动过的听了更是乐不可支，相信也会每星期来享受一下“温泉水滑洗臭汗”的滋味。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大谈温泉浴时，汽车已开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秦城站的小桥上了。我们很熟悉，过了小桥向右一拐弯便可以看到我们劳动过的葡萄园，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农场宿舍了。可是这次汽车不向右转而直接向前驶去，这是一座庞大的楼群大院，四面耸立的高墙上满布铁丝网。去年我们在农场劳动时，这里正在紧张施工。大家看到这座建筑，修建得那么好而且带点神秘性，墙那么高还架上比人还高的铁丝网，都以为是什么国防科研单位。今天我们的汽车却一直驶了进去，通过两层大铁门两层岗哨之后，汽车才停下来。这时，许多人心里便在打鼓，怎么搬到这里来了？当鱼贯下车听候管理人员吩咐时，没想到，他一开口就宣布：这里也是一座监狱，这里有四座楼房，指定我们住在后方那一座的楼下面。规定我们在休息时可以在楼前后空地上活动，但不许到别的院子里去，也不准上楼，希望一定要遵守这些规定。
大家一听都凉了半截，离开了功德林监狱又搬到了秦城监狱，这样一来，不又得在监狱中生活下去。虽然这里的设备比功德林好得多，每个房间窗子很大，不过都是带白色的玻璃，只能透光而里外均看不清楚。每间房内都有卫生间，有洗脸盆和抽水马桶，每层楼有淋浴设备……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说，这里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高级监狱了。而在战犯们心中，不管你多高级，总还是监狱。大家便相互暗中关照，既然如此，也只好将就下去，可千万别说或少说怪话，要看形势，以免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