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的“多面手”
杜聿明被特赦后，战犯改造所缝纫组的工作就落到我和王泽浚、董益三身上。董有肺结核，长年服药饮牛奶，是轻量级的劳动力。我和王是属于重量级的，所以，累一点的活就得由我俩担任。董身体虽不好，但干细活却比我和王要仔细得多，开挖衣领和上衣领这类工作就由他包了。过去杜聿明担任缝纫组长时，真可以称得上是“多面手”。不论粗活细活他都能干，连大衣都能剪裁。特别是修理缝纫机非常内行，我曾专门向他学习修机器。他走后，我就把修理缝纫机的活包下来。虽然只有几部老掉大牙、年龄和我们都差不多，甚至还可能是我们的“老大哥”的机器，但修修整整，还可以对付对付。机器毕竟是机器，比用手一针一针去缝总要快得多。
有天上午，我和王泽浚正在检查缝纫机，一位管理员走进来问我们会不会修理缝纫机？我说一般小毛病我们还能修，如果缺零件就没有办法配制。他说有位住在附近的干部，家里有一部和我们一样的旧缝纫机，前几天因老是断线、跳针，他们拆开检查，怎么也没法装好，想要我们去帮他们检修一下。我们一听都不约而同地满口答应了。因为能出去走走总是最令人高兴的好事。
小姑娘如临大敌
当管理员把我们领到附近那位干部家中时，他夫妇俩正要出门上班去。看到我们去了，便把我们让进他们的一间不太大的客房，一部英国胜家公司的老缝纫机已拆开，零件也用报纸包好了。我连忙问：缺不缺少零件？当听到回答一颗螺丝钉都不缺，只是安装不上去时，我便答应尽量修好。他夫妇俩去上班，管理员也只叮嘱一句：“不要急，慢慢修，等会儿我再来接你们。”说完他也走了。
这时，这个家中只留下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站在门口。她看了一下，马上急急忙忙跑进厨房，我还以为她是去给我们弄什么吃的东西，没想到她进去后又急匆匆跑出来，只见她手中拿了一根三尺来长用来擀面条的擀面杖。我总是爱从好的方面看问题，又以为她也准备到客房来边看我们修机器边擀面条给我们吃。等我和王泽浚把机器从墙角抬到房中，回头一看，那个小姑娘不但没有进来而是两手紧紧地握着擀面杖像打棒球的守门员一样，站在门外。我忍不住扑哧一笑，她更惊慌，几乎弄得手足无措。不知是什么灵感启发她，还是把我们锁在房内安全些，只见她一个箭步，“嘭”的一声把门关上，朝外似乎有门扣，也很快听到扣上了。估计她认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我和王泽浚相对一笑，也不再做声便动手修机器。
今天应当说老实话了，本来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干完的活，我们却慢腾腾地在磨洋工。我刚把机头装上，准备加点油就可以试车，王泽浚把手在我肩上一拍，我抬头一看，他一语不发，只用嘴向旁边的沙发呶一下。不用问，这是叫我坐上去休息。好久不坐沙发，坐上去之后，虽然比我过去家里使用的外国进口货差得太多，但比我们天天坐的小马扎和硬板凳却舒适多了。我坐下之后便闭目养神，也就是在回味过去坐在自己家里沙发上的一些往事，儿女绕膝承欢，妻子的笑窝红透……
正当我进入沉思的时候，突然感到伸得很远的脚尖被踢了一下。我忙睁眼一看，原来是王泽浚手中端了两杯热气腾腾的茶站在我面前，我赶忙站起来把茶接过去，小声问他：“怎么有茶？”他又把嘴向旁边小桌子一呶，我一看上面不但摆有热水瓶，还有茶杯和茶叶罐。我真佩服他比我机灵，他一进来就发现这些东西了。
他把茶杯一放，又满口四川话：“格老子，急他干啥子，老子们也来安逸安逸嘛。”说完向沙发上靠，像是一个战场上的胜利者一样，满面春风，把左腿向右腿上一撂，这可能是战犯们的最高级的享受了。
茶喝了两杯后，我们又继续工作。正当准备用放在衣车旁的破布条试验一下时，门突然打开。那个小姑娘很迅速地把两大碗上面堆了些肉片、青菜的饭向门口地板上一放，小声小气地说了一声：“吃饭！”我和王泽浚一看便很生气，理也不理。小姑娘可能是站在外面窗缝里偷看过，她以为没有给我们拿筷子，所以没有吃，她哪会知道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侮辱了。所以她第二次又把门打开，又是那么迅速地把筷子插在饭碗上，说也不说又把门反锁上了。
受到了客人般款待
经过我们试车的结果，连我都感到满意，修理得非常好，不但不断线而且针距很均匀。我正高高兴兴地把几条破布都试过后，门突然又开了，这回是这一对干部一同下班回来了。我才发觉，我们整整在这里磨了半天了。我正感到有点难为情时，他们一看到地上摆着两碗饭一动未动，便在责备那个小姑娘。女的马上进来告诉我们，他们走时关照那个小姑娘多做点饭菜等我们回来一道吃，没有想到这个乡下刚来的人不懂事，所以先把饭端来放在地上。虽然当干部的不可能对犯人明确讲对不起而有失身份的话，但话里却已表达了一些歉意，我们也很满足了。当她一看我在布条上缝的线条那么笔直，针距很适合一般缝衣服时用的，便连连称赞，不但把机器调理好，还说我能缝得这么直，真有一套。我有点受宠若惊，也只好敷衍谦虚几句。男的便邀我们去客房后边一间小饭厅吃饭。
按照女主人说的，他们关照那个小姑娘多做的饭菜，我们一看，原来只是一小碗素菜炒肉片和一小碗炒鸡蛋，外加一大碗萝卜白菜混合炒的素菜，不过这在当时一切都定量配给时能这样慷慨招待我们就很不错了。按我和王的饭量，这点东西只够我们中一个人吃，但我们虽然成了犯人还是爱面子怕失身份，都十分克制不敢多吃。主人再殷勤，我们还是很客气。
我从这个家庭的住房、布置等方面估计，男主人可能是一位处长或副处长一级的干部。在边吃边谈中，我便问起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红星公社劳动的情况，因为我们只知道他们已去红星劳动，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他便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些人现在是在劳动锻炼，表现得很好，社员也很欢迎他们……我一听到“锻炼”两个字，以为这和“学习”的意义差不多，那就是说他们现在是去公社学习劳动，将来便是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当时才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认为只要能自由自在地去劳动便心满意足了。当时可能连那位干部也没有估计到，在京特赦人员劳动锻炼一年之后，周恩来总理会亲自安排这些人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让这些过去拿惯枪杆子的手去拿笔杆子，而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拿锄头与泥巴打交道呢。
群众并不理解
我和王泽浚两个都只吃一个半饱便把碗放下了，当然他们也早已吃完。男主人便告诉我们，可以自己回去，不用等人来接，以免耽误我们睡午觉。我们便告辞从原路返回监狱去。路上我看到两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在路边玩，我一下又想到自己的孩子离开我的时候都是这么大，便走过去想摸摸他们的头。当我的手刚伸出去离那个男孩还有半尺时，从附近地里突然传来一声很粗暴的女人吼声：“你干什么？”我连忙把手缩回，王泽浚马上把我一拉，两人赶快朝前走。那两个孩子却把小手向我们招着。正在地里劳动的那位中年农妇跑到马路上一手搂住一个孩子，好像怕我们抢走似的。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不但心里一凉，而且鼻子也为之一酸。我把牙齿紧紧一咬，跟着王急匆匆赶回去。我们一路进去，通过五层铁门都没有被拦阻。因为我们穿得那一身黑色旧的中式衣裤，警卫一看就知道我们是那里面的犯人。当然，那位农村妇女也是因为我们那身衣服而不准我抚摸她的孩子，可能是怕被犯人摸一下要晦气。她也绝对想不到，今天想要我们摸也找不到我们，而只能在我们乘坐的汽车飞驰而过时，让孩子们站到路边去。这种变化之大，真是使人感慨万分。
当我们顺利地走到第六道铁门，也就是进我们住的那一幢大楼对外的铁门时，才是锁着的。我便轻轻叫着：“管理员开门”！值班的那位管理员也正是送我们去的那位，他一边笑嘻嘻地开门，一边问我们修好了没有？当我们告诉他不但修好了而且饭也吃过了，他便要我们赶快回到组里睡午觉。我上床后哪里能睡得着啊！干部和管理员都对我们很信任，而那位小姑娘拿着擀面杖守在门口的那紧张严肃的脸和那位农妇愤怒的吼声，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着。我们将来即使得到自由，干部对我们虽好，而群众会原谅我们吗？与其出去受辱，像刚才的嘴脸和吼声，看了听了实在不好受，还不如一辈子就在监狱里过下去算了。
“可怜天下战犯心”
第二天，只有我和王泽浚两人在缝纫组那间小房间里，我便和他谈到昨天他的感受怎样。他把大腿一拍：“当强盗是抢东西的罪，当小偷是偷窃罪，当战犯是打败仗罪……”我急忙阻止他不要再说下去，他还是唉声叹气把一切都归之于“打了败仗”。两人的心里话一抖开，便没完没止。我最难过的是妻离子散，大陆上没有一个亲人。我又轻声哼着过去在牢中那首“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时，他一向不作诗填词而是满口“格老子”、“龟儿子”，但在听了我念出那首诗之后，突然也念出：“可怜天下战犯心。”这真和《红楼梦》中的薛蟠一样，在一连串粗野的诗句中，也能念出：“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使人感到十分有味。他念完这一妙句之后还把两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摇动：“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啊！我们……”他的声音一向很大，这时更加激动，声音就更大了，我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再嚷下去。虽然第二句还没出口，经我一捂，他的两只睁得圆圆的眼睛却滚出几粒泪珠。我也把头低了下来，默默相对而坐，谁也不愿再说出一句话来。
打从那次以后，我对有没有再次特赦以及今后如何等，便越来越不愿去多考虑。只存着听天由命，因为怕群众不谅解，在新社会中做不起人。
第二批特赦
天下事常常有这种情况，你越是急着等待它，它偏偏不来。而你不再去想它时，它却会突然间出现。我一生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事。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战犯的名单已送交人大常委会去审议了。这一喜讯传来，我又有点兴奋了。但一想到第一批特赦人员都是高级军官，他们和解放军在战场上是明枪明炮对着干，没有直接的个人利害冲突。我过去是长期干特务工作，被我逮捕、杀害、迫害过的虽不是千千万万，但为数也是很可观的。远的不说，仅1949年在昆明，我就主持逮捕过近500人，而现在正在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许多人中我也迫害过，有的甚至打骂过，还有些人的父兄是死在我手中。我在重庆时，被几位烈士的家属抓着我“生要人，死要尸”的情景还可能随时发生。所以，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没有干特务的，别处特赦的也没有干特务的，我便肯定第二批不会有我。当11月20日刘少奇主席再次颁布特赦战争罪犯的命令公布后，许多人都狂欢跳跃，纷纷写诗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希望，我呢，只是写下三首《西江月》，其中有这么几句：“个个欢天喜地，人人喜笑颜开，有无特赦正疑猜，喜讯出人意料。”“何用担心着急，只需条件全齐，请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有你！”
究竟要什么条件才得特赦，谁也说不清楚。“改恶从善”四个字太简单了。我估计像我这样仇人满全国的人是不会轮到的。所以我的那首词中末一句：“肯定有他有你。”而就是没有我。我当时认为我有自知之明，也作好没有我的思想准备。
感愧交集重新做人
同年11月27日刚吃完早饭，管理员把我和另外七名重量级的强劳力叫了出去，布置在监狱外的一座礼堂兼饭堂。这些久经世故的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在布置特赦大会的会场。因为第一批特赦时曾这样布置过一次，讲台上面安放几把椅子，摆上几盆花。当管理员要我把一盆20多斤重的菊花盆从花房中搬出来的时候，我不知是分了心还是有点紧张，一不当心，踩在一块石头上，连人带盆摔倒了。管理员急忙跑过来把我扶起，连声问摔伤了没有？我一边说没有摔伤，一边指着摔坏了的花盆说这个摔坏了怎么办？管理员不但不责备我，还安慰我说，只要人没有摔伤就很好，花多一盆少一盆有什么关系。他叫我就地坐下不要再动，还准备去找医生给我看一下。我说没有事可以继续劳动。他无论如何不让我再搬东西，并且拿一张条凳让我坐下休息。我自己也有点纳闷，我过去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也直接和指挥部下杀过人，出生入死的惊险事没有少遇到过。我素以沉着闻名，今天怎么会这么慌慌张张，是不是十年监狱生活使自己变成这样？当我正在胡思乱想时，礼堂已布置好了，只是还没有挂上红布对联和横幅，但基本上能肯定这就是特赦用的会场了。
管理员走过来叫我和他们七人一同回去时，还不停问我是否能走动，要不要人搀扶？我笑着说完全没事了，他才如释重负一样，大大嘘了一口气。平日我们在劳动中有碰摔时，管理员虽也很关心地问问我们，也叫医生护士给检查，但却没有今天这样焦急。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也可以推测一下。那天晚上，我又有点失眠，谁不希望能早日得到自由，尽管我考虑到许多不可能，也怕在新社会受歧视受侮辱不好过，但总还是希望第二批能有自己。
1960年11月28日上午，我们全体列队进入昨天布置好的礼堂，讲台上的横幅和两边的对联，完全和第一批特赦时使用的一个样。我估计是准备长期使用的，它有“特赦战争罪犯大会”而没有写出是第几批，所以可以一直用下去，也说明了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赦完。
我默默地坐在队伍的中间，闭着眼睛，听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念这次特赦名单：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每念到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情不自禁地紧张一下。而当念到我的时候，我反而好像是在叫别人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法官只好再念一遍。管理员赶快走过来，轻声告诉我：“是在叫你的名字，快出来走到台上去。”我才如同大梦初醒一样，站起来走上台去。这时的心情我实在形容不出，写多了也没有必要，因为用四个字也可以概括了。那就是“感愧交集”！
当法官授给我一张16开道林纸精印的“特赦通知书”的时候，我只是感到，从此以后，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了，按照我们一贯的说法，是已做新人了。我想大喊一声，但没有能喊出来，今天，我再补喊一下：“我做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