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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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一个人的身世，总逃脱不了时代和潮流的支配。我出生在国家风雨飘摇可能被列强瓜分的时代，我在淳朴而落后的故乡度过我的童年，我所处的封建的家庭环境，我所受的中、小学教育，对我这曲折的一生，无疑是有极大影响的。虽然现在回忆起来，已经“事如春梦”，只依稀记得一些片段了，但就是这些片段，在我的心灵深处，起着长久不可磨灭的作用。
1907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九），我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尹家市（现名永嘉乡）达昌池的一个家道衰落的书香之家。尹家市距铜梁县城九十里。四周尽是一片丘陵地带，小山丘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小山上边嵌着一块块的耕地，两山之间布满一层层的梯田，土丘边到处是一簇簇青翠的竹林。这里虽没有四川长江沿岸、嘉陵江边那样的“蜀江水碧蜀山青”的幽美秀丽的景色，倒也有一番“华实遍野，黍稷盈畴”的景象。我家就坐落在四周为竹林掩荫的四合院里。
我家原来姓文不姓郭。据长辈们传说：“我家入川（移居四川）的老祖祖名叫郭文治，他曾传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余家世文姓，为洛阳总兵，国朝定鼎后，移居于此。’文治祖就姓文名治，他由洛阳到鄂西，经四川入贵州，后来又由贵州到四川遂宁，最后才移居铜梁。”
故乡铜梁
我父亲名锡柱，号朗溪。他身体矮小，貌不出众，从小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深得铜梁县巴琼书院院长陈昌（号世五）的赏识。陈世五知道我父亲家境清贫，便让父亲一边在书院读书，一边照管藏书楼（图书馆），因此，父亲有机会阅读了不少书。当时铜梁县常常搞会考，考取第一名的，可得奖金两百文到六百文，父亲就靠写文章会考，领奖金维持学食费。
我父亲就在废除科举这一年，预试时，考中重庆府长案（第一名），应录取为秀才。但却因废除科举落了空，我父亲感到终身遗憾。
我的名字原叫汝桂，因为我生于八月初九，恰好是清朝考举人（秋闱）入场那天，尽管生我这时已停科举，父亲还是醉心于“蟾宫折桂”（中举之意），所以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父亲好议论时政。他经常批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官吏贪污。他说成渝铁路，清政府曾筹集大量经费，却被蒲殿俊及但懋辛、邓锡侯辈贪污了。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他认为四川人民四十年的愿望，到共产党执政才得以实现，专门去坐了一小站途程的火车，并作诗歌颂人民政府。他还意味深长地向我外甥王力之（中共党员）说：“辛亥革命，我也是打旗旗赞成的人，不想三十余年后，国民党就腐败不堪了，你们共产党应引以为前车之鉴，找出防止腐败退化的方法才好。”
父亲强迫我从小读《曾文正公家书》，我在曾的一封信上（这信大意说，兄弟间一人独得父母欢喜，这人便是不孝）批“作伪、假道学”。父亲见后打了我两记耳光。虽然挨了打，我还是最不喜欢曾国藩，而喜左宗棠。父亲要我熟读《马援诫兄子书》，要我也学龙伯高敦厚周慎、谦约节俭，不要学杜季良豪侠好义，要我量入为出，不可奢侈。这大概是因我夸夸其谈，针对我的缺点，给我的教训。可惜我一直未办到“敦厚周慎”。我一生廉洁，这一点还是对得起父亲的遗教的。
父亲于1958年逝世，终年78岁，他留的遗嘱却是一首诗：
生性疏直愚且鲁，于世于人殊无补，
一朝气尽离人寰，直与草木同朽腐。
腐草朽木焉足珍，付之一炬不为侮，
不用延僧做道场，不用招魂树木主。
骨灰不妨投江中，免占人民一抔土，
无何有乡是吾乡，清风明月自千古。
他主张火葬。他的遗著还有《新修铜梁县志》。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母亲，她名朱位椿，是自幼丧失父母的孤女，幸喜她父亲兄弟六人，未曾分居，家中衣食不缺。她的三伯娘很慈祥，她就依三伯娘长大。她三伯娘很勤俭，因此养成了她勤劳朴实的生活习惯。她不认识多少字，但治家井井有条，什物放置都有一定位置。我们常穿补丁衣服，她说：“笑破不笑补”，“一寸不补，撕破一尺五。”夏季在院坝乘凉，仰望满天星斗，她就教我们唱儿歌：“天上星宿儿洒洒稀，莫笑穷人穿破衣，一把指拇有长短，山中树木有高低。”我们三兄弟做错了事，或争吵，她总把我们叫来站一排，先打手板，边打边说：“你们要友爱、兄爱弟，弟敬兄，要有孝心，看你大伯伯，都五十多岁了，只要祖母一骂，他就双手下垂，规规矩矩地站着听祖母教训。你们看你父亲三兄弟那样友爱，几十年都没说过一句红脸的话，你们为啥不向他们学？”她经常一面教这些封建道德；一面诉说家庭贫寒，说她一人要管我们兄弟三人衣服鞋脚，要洗衣煮饭，十分辛苦。还边说边哭，要我们听她的话。她打我们效果并不大，她哭却能感动我们，常常是我们认错，说：“妈妈！你莫哭，我们听你的话了。”她才收泪。
我幼年时，母亲教我唱了许多儿歌，现在还记得以下两首：
老姆虫，老姆虫，肉又多嘴又硬，钻进树子吃得不住嘴。吃得树心空，树子倒，树子倒了做柴烧，看你子子孙孙哪里跑？
鹦哥鹦哥哪里来？我到成都买花来。买花要买桃和李！春来看花，秋来吃果子。莫买蔷薇和月季，闻到是香，摸到是刺。凡事都有好结果，当初选择要由我。
据她说：“第一首是教人不做坏人，莫把国家弄破败了。第二首是教人做事要慎始，选正当的路走，一辈子才有好结果。”
母亲思想很封建，反对自由婚姻，特别对女子上学很反感，她认为：女学生嘻嘻哈哈，不成体统。她竟以女学生不守贞操为由，执拗地反对我的自由婚姻。以后她为二弟主持的父母之命的婚姻，二弟不满意，她才得到教训，再不顽固反对青年们自由恋爱了。
她身体素来强健，但因患霍乱死去，终年48岁。
憎恨人生路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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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任教员，当时我家四担谷的田地，佃给驼背子饶大爷家种，所以我除捞柴，打猪草而外，不懂农活。我所见的农村是：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每年按期向地主交租，地主收租后再向国家纳税、上粮。因此，地主又叫“粮户”。其实，地主向国家交纳的粮税都是间接压在农民身上的。当时佃农终年辛苦，还可勉强度日。另一种人是“土客”，用五串或十串钱向地主租一块旱地来种，这种地只能种包谷红苕，他们一辈子都只能够以这些勉强度日，如遇灾年，就连这些粗粮也吃不上了。还有一种人，四川人称为“长年”，则更悲惨，他们一无所有，一辈子成不了家，年轻时卖力气为生，一到年老，只有讨口要饭等死。然而就是这样“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农民，还经常遭军阀打仗，拉夫拉兵的蹂躏，农民只要一听说过“粮子”（兵），就跑都跑不赢，千方百计躲藏起来，以免拉去当兵当力伕替军阀白卖命。我舅父朱宋学在一首插秧歌中，有这样一段，很足以说明当时农村情况：
“……插秧都要立嘹望，瞭望误作一声啸，骇煞满田都腾跳。问农何事太惊忙？渠道去岁不及防，拉去至今未还乡，插秧倘不趁时了，诚恐拉伕人又来。治世农民只说苦，乱世农民向谁诉。输租输税复输力，岁暮不得归田圃。”
我12年农村生活，耳濡目染，使我内心自发地同情农民，憎恨丘八。
20世纪前期四川的灾民
1919年，我堂兄郭汝栋任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的工兵营长，邀父亲担任军需，于是，父亲辞去了铜梁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长职务，前往成都任职，并带我去成都读书。那时四川交通极不方便，陆路全靠两条腿步行，当时我只有12岁，就跟着父亲步行七天到成都。
我在成都读书五六年，每次回家，返校，基本上是走路。尹家市到成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尹家市，经龙水镇、吴家铺、上东大路再经内江、资中、简阳、茶店子到成都。东大路九十里为一站，成都到重庆间共有十站，需走十天；另一条路是由尹家市经大足、安岳、乐至到简阳，上东大路到成都，这条路称为小北路。虽然是偏僻小路，然而全程只需七天，因此，我们往往结伴走这条路。
那时我年轻，体力好，精力足，走路尚不感到困难，有时为赶路，一天走上一百多里。跑累了，就坐会儿滑竿，或骑一站马。当时，沿途一带的穷人，以抬滑竿和出租溜溜马来维持生计。出租溜溜马的稍为好些，一旦出租后，只须跟在马屁股后面跑，唯有抬滑竿的一无所有，他们辛辛苦苦抬上一段，换几十百把个铜钱维持生活。更可怜的是，这些人几乎都染上鸦片烟瘾，面黄肌瘦，委靡不振，把抽烟看得比吃饭还重要，每次招揽乘客，总是以骷髅般的身体，抬着一张蜡黄的脸，露出一口烟薰的黑牙说：“先生！请坐滑竿吧！……价钱不高，只要几个烟饭钱。”他们一招揽到生意，就撂下滑竿跑进烟馆，呼噜呼噜抽上几口，只待提起精神，然后才抬上滑竿走路。这些人由于生活的折磨和鸦片烟的毒害，往往抬不上一两年就病死在路旁。
东大路沿途十五里或二十里地就有集镇饭馆，栈房的主人是眼巴巴地盯着大道上来往的贩纸、贩盐的挑夫或其他客人。不断地高扯着嗓门喊：“请坐！河水豆花！刚上气的‘帽儿头’（饭）！”而沿途栈房设备极坏，稻草上铺一床竹席子。几十个人睡一个通铺，冬天则在柜台上领条被盖，起床后再送还。被盖上虱子、臭虫成堆，累极了的行人，也酣然睡去，听凭虫咬。虽然也有上官房之类，供那些坐轿子的达官显贵或有钱人住，但硬板板床上的被盖、席子也很不清洁。
目睹社会的落后，国家的贫穷，人民的痛苦，使刚走上人生道路的我，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人间何世？人生道路为何不平？
成都联合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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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上海各地相继蓬勃展开，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也势不可当地震撼着闭塞的四川，整个社会，即使是中小学学生，也相继卷入了爱国主义的洪流中。这时我恰好到了成都。
我到成都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学习期间，学校已流行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肤浅看法，师生都已知道“赛因斯”（Science，即科学）和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师生中也互相谈论孙中山、苏维埃、大同思想、共产主义一类问题。不仅大家热情谈论救国之道，还常常走上街头参加爱国运动，宣传亡国的惨痛及救亡图存的道理。少年学生只有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虽不善于思考，但强烈的爱国思想却深深印入心中。当时，大家切齿难忘的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的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人们把这天称为“国耻”纪念日，每年凡是这天，师生都纷纷上街游行宣传，讲得痛哭流涕，听众也都无限愤慨。这一幅慷慨激昂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成都高师附小毕业后，曾返铜梁中学住了一年，读第六班。因乡间闭塞，功课差，学风也不好，所以我又接着考入成都联合中学（后叫石室中学，即现在的成都第四中学）。联合中学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王牌中学，校长张铮，号仲鸣，我们暗中叫他“张Tiger”（老虎）。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听说以后任过四川教育厅厅长。他回国后把东京帝大的第一高等学校的教育方法和制度完全搬用于联合中学，提倡勤俭好学，朴实无华，把课程抓得很紧，升留级制度十分严格。学校非常注重考试，用考试来迫使学生钻研功课。一临到考试，学生们都慌了，也不要命了，日日夜夜，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当时学校一方面要求学好英、算、国，号召学生学理工，鼓励学生当工程师（物理、化学、三角、外国史、外国地理，一律都用英文本），一面又要求学生死读古汉语，强调“不读汉后书”，要学生熟诵许慎《说文解字序》、《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的某些篇章，还要学生读些《史记》、《汉书》、《诗经》、《离骚》选段。鼓励学生以《资治通鉴》等为课外读物，也学图画、手工、体操，可就是不教音乐。在图书馆的右角，设了一个求是学会，订些杂志之类读物，鲁迅的《狂人日记》我就是在这里阅读的。
奇怪矛盾的教育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一些读死书的同学去过问政治，但蓬蓬勃勃的社会革命，实际上是阻止不了的。伴随着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也四处泛滥。
当时全国青年的思想混乱，无所适从，如果说成都联合中学是全国全省的缩影的话，那么，我的寝室又是全校的缩影。当时联合中学宿舍，每一寝室住八个同学，与我同寝室的有向履丰、王臣泮、张国维、陈钧铸、张兴培、涂家瑛及骆某（外号博士）。张国维有个叔叔张雨村，曾留学国外，是国家主义派的干将。他来联中发展组织影响张国维，张国维又影响向履丰、魏自新、叶植嵩等。他们都订阅《醒狮》周报。陈钧铸外号FOX（狐狸），性情开朗，聪慧活泼，接受新事物快，他独推崇孙中山。向履丰等硬说孙中山是“孙大炮”，只唱高调，接受赤化，主张不合国情。陈坚持孙中山主张光明正大，所放的大炮都是可行的救国救民的良谋，不是空炮，只因军阀阻碍，无法推行，这不是他的错误。陈以后入黄埔四期，加入了共产党，我入黄埔五期还同他通信，但未见面，宁汉分裂，他大概牺牲了。张兴培家贫，绝对不谈主义，只读书，他最后得李家英的帮助，留法学工程，成了工程师。
当时，高师附小来了一个名叫胡子霖的人，香港大学毕业，并不教书，喜欢打拳，我常常请他教拳术，我进联合中学后，还常常去请教他，因而关系很好。在一次打拳之余，我问他：
“胡先生，你参加了青年党吗？青年党是怎样一个组织？”
胡老师摇摇头说：“青年党的主张我不同意。”
“那你相信什么呢？”
胡老师沉思了一下，慢慢地说：“社会上不是流传有社会主义吗？我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那样狭隘，对中国能有什么用呢？不过要说清楚，也很不容易。你年纪还小，要多动脑筋，好好想想！”
胡老师的谈话，虽然闪烁其词，使人不明究竟，但由于师生友谊的关系，我十分相信他的话，竟始终未加入青年党而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好感。
在我刚刚开始探索人生道路的时候，胡子霖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我终身难忘的。后来，我离开联合中学，就再没见到胡老师了。可是1927年我在黄埔军校毕业回到四川涪陵后，在涪陵省立第四中学和涪陵女子师范学校讲演和发表文章都强调“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打倒蒋介石”，受到当时国民党左派重庆莲花池省党部的推荐和宣传，并被四川进步报刊所刊载了。不知怎的，我随即收到了象牙图章一枚，上面刻着“汝瑰仁弟惠存，胡子霖赠”，既无书信，也无通信地址。这时我才察觉到胡子霖早先反对国家主义而推崇社会主义，在发现我有所进步时，又赠图章以资鼓励。看来，他很可能早就是一个很进步的人。为了纪念他，我对这枚图章是十分珍爱的，即或在戎马倥偬的艰苦时刻，我也不曾遗失，使人遗憾的是，这枚图章却在解放后肃反运动中丢失了。
事隔五十余年，今日平心静气而论，中学时期严格的考试制度，好学朴实、勤俭正直的思想品德教育，给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和教益。“走在时代的先头”是我中学时期确定的信念，这对我一生都是有影响的。
1924年，联合中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张铮的封建教育方式的学潮，我被选为学生代表之一。
当时许多学生反对学校过于严厉的教学制度，反对学校没有开设音乐课。其实，在当时内战频繁，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的混乱的时期，张铮这种廉洁奉公的办学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按理说，学生们的意见也丝毫不能触动张铮的一根毫毛，然而我们到四川督理公署向杨森告状，竟然一告就准，立即撤掉张铮的校长职务，改派刘东塘为校长。原来军阀杨森为了控制川西，早就千方百计设法把自己的亲信、心腹安插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他巴不得学生反对张铮，等我们一闹，他就顺水推舟，委派其心腹政客刘东塘上任。
刘东塘一到联合中学，立刻废除了张铮的许多制度，学校纪律十分松弛。考试很不严格。不仅如此，刘东塘一反张铮克勤克俭的办学作风，任意挥霍教学经费，大饱私囊，仅仅一学期，就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这又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反对。学生们一闹，杨森被迫又换上一个校长文藻清，他虽比刘东塘谨慎，恢复了许多张铮的传统，但才能远不如张铮，使号称王牌的联合中学，终不能恢复元气。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认为早知如此，当初根本不该反对张铮。大家冷言冷语，埋怨向杨森请愿的代表。其他代表这时都毕业走了，只有我这个代表还在校，我内心很不安，非常尴尬，哪怕只一学期就毕业了，我也不愿再在联合中学继续读下去。恰好父亲有意要我去同济大学学医，我就借机离开成都。
到广东革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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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14日，我翻过龙泉驿山岭，天正下着小雪，把大地粉刷得洁白无尘。却没想到，这便是我脱离纯洁的学生生活，走向社会的开端。我的堂兄郭汝栋这时已升任师长，驻防荣昌，准备派遣几个学生到广东黄埔军官学校去。就建议我前往广东。那时，军人在社会中印象极坏，很令人瞧不起，母亲十分不放心让我前去；父亲犹豫不决，认为最好是能想法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学医。所以来信要我到荣昌，准备随同郭汝栋所送学生一道去上海。我离开荣昌时，父亲拿出三百元钱对我说：“汝瑰，你到上海后自己选择，愿当兵就去广东，愿在同济大学读书就留在上海，进同济大学读预科。一路上自己保重。”就这样我离开了父母和家乡，前往上海，这时我刚满18岁。
这年春节后，我从荣昌出发来到重庆，搭上了去宜昌的客轮。我们一行九人，除了我，还有郭汝栋派往广东学习的六个军官：傅秉勋、袁镜铭、左世琳、唐柏森、刘子钧、李阶平。我们七人由一名叫李能久的顾问和钟方丞副官长护送。
我们到达汉口后不久，护送我们的顾问李能久突然主张除把我送去上海外，其余的人送到张作霖的东北讲武堂去。原因是，李能久在汉口碰见故友刘世英，刘是吴佩孚的政客，正为吴佩孚“组阁”而四处奔走，李见有入阁当小政客的机会，遂决定不去广东，而依附于吴佩孚。对于李能久的主意，钟方丞和其余几个军官坚决反对。我们私下商量后，就抛掉李能久，由钟方丞护送我们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是考入同济大学读书，还是前往广东？就到了最后决定关头，我绕室徬徨，一直决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前去同济大学，找该校学生，原联合中学的同学陈廷栋，请教于他我该怎样决定为好。
“你既打算考同济大学，那你打算学什么呢？”他问。
我说：“我正拿不定主意，家父想叫我学医，认为医生是自由职业者，一辈子自由自在，不愁温饱；我自己却想学工，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我堂兄汝栋却要我到广东去进黄埔军校，三条道路正犹豫未决。”
听了我的情况，陈廷栋扶扶眼镜，沉思良久，慢慢地说：
“汝瑰兄！你若愿学医，那就留在上海，如果想学工，那就问你，你家办不办得起工厂？如果办不起，国家工厂又少得可怜，毕业就是失业，学了又有何用？”他激昂地继续说：
“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理工，搞什么科学救国，统统是假的。汝瑰兄，我看你如果学理工，不如干脆到广东去革命的好！”
他的话使我大伤脑筋，学医吗？非我所愿。学工吗？也前途渺茫。记得父亲临别时告诫我说：家里虽存有一千元，但中法银行倒闭了，存款全部付诸东流。这样，我读大学都很难保证，哪里办得起工厂？看来此路不通。恰好同行的几个军官正巴不得我同去广东，便千方百计怂恿我。而袁镜铭一句话开了我的窍，他说：
“你不是常说要走在时代前头吗？既知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都不行，为什么不参加革命，使政治上轨道呢？明摆起的一条路，还犹豫什么？”
我于是在“使政治上轨道”的理想支配下，又同他们一行在上海搭乘日本轮船“庐山丸”前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