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黄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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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协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这使国民党气象为之焕然一新，全国革命形势也为之大振，一时间“到黄埔去”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响亮口号。奔赴黄埔，犹如一股洪流，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它。我和“庐山丸”上的百把个青年就是流入这滔滔洪流中的涓涓细流。
1926年3月“庐山丸”一到广州，我们立刻感到这里到处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气氛。当时广州正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街上到处张贴和悬挂着“打倒帝国主义”、“支援省港罢工”等红红绿绿的醒目标语。广州革命气势的磅礴、革命热情的高涨，使每一个踏上这块革命策源地的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我们在广州，先住进一家小旅馆——蓬莱旅馆，将郭汝栋的保送公文报送后，就专心等待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一个月后正式入学。
黄埔军校当时正式的校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按规定入校学员须先当六个月入伍生，入伍期满，再参加考试，升学为学生，每期学习八个月毕业。
当时，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为郭大荣；第二团团长为陈复。我被分配到入伍生部第二团第三营第十一连，驻广州白云山瘦狗岭下的沙河。从广州到沙河，要经过黄花岗。我第一次经过那里时，不由肃然起敬，缅怀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默念着“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净中华魂”的诗句，内心无比感奋。
沙河营房，地势宽敞，视野开阔。营房门口迎面悬挂着“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使人一看便知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是非常强调纪律的。由于筹措经费困难，校舍也很简陋。寝室和讲堂兼食堂，是用毛竹和蒲扇叶搭起的临时棚子，睡的是竹子架起的双层床，穿的是一身布军装，赤足草鞋。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满怀革命激情的我们，一跨进黄埔反觉为革命吃点苦是无比光荣的。
我进黄埔军校时，还处于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学生入学时，都需加入国民党。中共党员考入黄埔的，或黄埔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就持有两个党证。我的前期同学代表当时两种思想和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倾向共产主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青年军联合会”，而思想保守、落后的学生组织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明争暗斗常常发生纠纷。1926年5月，蒋校长颁布了“整理党务案”，反对跨党，规定任何人只能参加国共两党中的一个党。持有两个党证者，或交出共产党证保留国民党证；或保留共产党证交出国民党证。黄埔学生交国民党证的不乏其人，我所在的第十一连便有两个。也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暗中还持有共产党党证。
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励精图治，热情奔放，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而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老气横秋，腐败保守，自不振奋，还阻挠别人进步。两派之间，矛盾不能调和，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是割掉赘瘤大踏步前进呢？还是杀掉带头奔跑的马来制止马群前进？蒋校长先前还说：“自不努力而唯惧他人之蚕食，岂不痛哉？”他提出“整理党务案”，明目张胆地排斥共产党，这就只能加深矛盾，分散革命阵营的力量，使革命遭受顿挫。难道不许共产党偕同一道革命，还能制止共产党在全国范围革命吗？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则革命有的是市场。所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谁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拥护。自己不革命，还要阻止别人革命，这样的党，这样的人，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大会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指挥，由总司令部副官长张治中司仪。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监誓并授印，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作了简短的致词。然后由总参谋长李济深宣读誓师的誓言。蒋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参加这次典礼的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生（兼毕业典礼）；第五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王伯龄），第二师（刘峙）；第三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师六十团（李杲）。当天下午，北伐部队即由大会会场出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实际上未誓师北伐前，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已在湖南战斗。所以誓师仅是蒋介石就职及正式宣布北伐的仪式。我也随黄埔五期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目睹了这一隆重的场面。当时我非常天真地憧憬未来，满以为不久就会旭日高升，荡涤了污泥浊水，祖国大地将是一片光明。
北伐出师后，驻广东的部队减少了，对反革命残余和乡间的土匪需要军队镇慑。于是第五期入伍生，除参加北伐奔赴前线者外，均开赴石龙、东莞、虎门、太平一带驻防。我所在的第二团第三营全部驻太平，轮流以一个连去防守虎门要塞的上横档炮台。
我们到达太平住入营房，白天操课，晚上放哨，岗哨一般都放在荒芜的墓地上。当时，广东人有个风俗：凡人死了后，把棺材停放在山上，待尸体自行腐烂后，才取出骨头，放进罐子里再置于山上。因而，山上随处可见棺材和罐子，令人毛骨悚然。复哨有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壮胆；放单哨，在黑暗中，哪怕一只野狗走过，也骇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们放单哨时总是悄悄地两人聚在一起，只等排长来查哨时，我们才分开。有时，为了壮胆，我们也以各种借口放上一枪。如果遇上下雨，那就更苦了，虽然穿着雨衣，但放完两个钟头哨，还是浑身湿透，而临时搭盖的哨所也遍地是水，无法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恐惧而又艰辛的军事生活了。
黄埔军校的战斗演习
后来，我们十一连轮到守上横档炮台，条件好了一些。上横档炮台，属虎门要塞，建筑在珠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那时这个炮台中，正关押着吴铁城、熊克武、余际唐、喻培棣、欧阳格等人。据说，吴铁城因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委过于他而被捕。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据说是因与陈炯明通信，阴谋颠覆广东政权而被蒋介石拘押的。我们每天轮流看守着他们，除去厕所外，不准他们任意出房门走动。
熊克武、余际唐和喻培棣被关押在三开间的房屋里，右边一间是卧室，左边一间空着，当中一间是厅堂。他们三人经常在厅堂活动，余、喻两人下围棋，熊克武则坐在餐桌头上观战。每当轮到我们四川同学看守时，熊克武总是很高兴，故意找机会跟我们搭话，“啊！你是四川人吧？你家住哪里？”“关在这里真不容易见到个老乡。噫！你多久到广州来的？”有时我们也搭讪几句。有一次被第一排排长文中孚听见了，就向我们吼起来：“你不守纪律！怎么能跟反革命谈话。”弄得熊克武非常尴尬。等文排长走远了，他怪不高兴地说：“哼！反革命？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你在哪儿呢？”
另一次，一个四川同学问熊克武：
“你将来还可以再带兵打反革命吗？你的作战经验多，定会打些出色的仗。”
“不可能，人总是受时代支配的，一个人不能失势。时势造英雄，失了势，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干不出事业来。我已受时代淘汰了，你们正可以跟上时代干一番革命事业。”熊以坚定的语气这样回答。我不知他的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为了表示没有野心，以便得到早日释放。
吴铁城单独住一间房间，他官架子很大，根本瞧不起我们。他的“太太”经常给他送罐头和其他食品来。他看的书报成堆，比起熊克武等的寒酸，相去霄壤。我们入伍生间相互传说，吴是孙中山的干儿子，因此受优待些。也可能代人受过，该受优待。
我在上横档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退海潮时游泳堕入深水，几乎淹死，同连的同学周子劲将我救起。周是共产党员，升学后我们不在一个科，以后互不通信，也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我们入伍生无论守卫东莞，还是守卫虎门，反动派、土匪都慑于学生军的声威，不敢骚动。因而有力地保证了国民政府的后方安宁。
北伐频传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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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虎门驻防的时期，密切注视着北伐战况。报上频传捷报，十分鼓舞人心。同时，我们从私人通信中，也了解到不少北伐中的秘闻。
我们北伐军的物质条件较差，枪炮种类复杂，战斗技术不高，但革命热情高，政治工作好，士气旺盛，征途上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能节节胜利，所向披靡。
据当时参战的炮兵队的同学来信说：北伐军一面包围武昌，一面渡江进攻汉口。信上谈到北伐军攻占汉口的情景时说：我们在徐家棚按规定时间开炮，炮声一响，汉口电灯陡然熄灭，一时全市枪声，爆竹声四起。驻在汉阳的吴佩孚所属刘佐龙部约万余人宣布附义，转过来炮击汉口，驻守汉口敌军大乱，吴佩孚仓皇北遁，北伐军没费多大劲就把汉口攻克了。原来我政工人员，早已混入汉口市作工人运动，策动电灯厂工人一听炮声就立即截断电源；有的政工人员还充当黄包车夫，与黄包车夫联络好，一俟电灯熄灭，就从黄包车坐板下取出鞭炮燃放，取出标语四处张贴。在一片黑暗中，吴佩孚只听炮声大作，也不知究竟，骇得魂不附体地弃城逃跑了。敌人一跑，全市马上电灯复明。从这一侧面，说明工人、农民、劳苦大众协助支持北伐军进攻，是北伐军得以进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也证明孙中山提出的联合工农政策是无比正确的。
吴佩孚逃走了，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陈嘉谟、刘遇春延至10月10日开城投降。我们也听到了蒋校长率军向江西进攻，三打南昌遇挫的情况。最使我们震惊的是，校长为了整饬军纪、实行革命连坐法，不得不明令枪毙擅自放弃奉新城的第一师团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孙元良。还发了告黄埔同学书。我们留在后方的同学，当时竟认为蒋校长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真是孔明挥泪斩马谡的重演。事后才知道蒋校长一面下令通告全军枪毙孙元良；一面却给路费让孙元良化装逃跑。以后还送他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还听到一师的同学说，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确有叫孙元良遇优势之敌进攻，相机撤退的命令。后见责任重大，又不敢承担责任，就把责任一概推给孙元良。当时全师黄埔生不服，曾联名写报告给蒋校长为孙元良辩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最后的捷报当然是11月6日北伐军攻克南昌。
升学和迁校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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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北伐军捷报频传声中，我们升学回到了黄埔岛，这是1926年10月桂花飘香时节。我原报考工兵科，考试结果，把我编入了第五学生队，政治科。第五期学生共编成六个学生队（即大队），第一、第二学生队的为步兵科驻本校，第三学生队为炮科驻沙角，第四学生队为工科驻××，第五学生队为政治科，第六学生队为经理科，同驻蝴蝶岗。政治大队分十三、十四、十五三个队。十三、十四队学生入校较早，8月份就升学了。我因考试成绩尚好，把我编入了十四队。政治大队大队长为沈铸东，十四队队长为张鸿儒。我们在蝴蝶岗学习了一个月，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们工、炮、政治三个大队也奉命迁往武昌。
我们由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翻越骑田岭，经石峰、良田，到达郴州。途中步行3日，纪律非常严。大队长、队长都走在队伍前头，学生没有一个人乱拿人民物品。我们也颇有自觉性，休息时在民房屋檐下坐片刻就走，没有人肯进入民房。我们一翻过骑田岭的分水岭（关口），顿觉寒意袭人，眼睫毛上都结成了一颗颗小水珠。我们当时年轻，虽然走得脚肿腿酸，但一见青翠的群山，腰系薄雾的美景，竟忘了疲倦，争相评论这个山峰美好，那个峡谷幽深。一路有说有笑，不觉到达了宿营地。吃饭后，把脚一洗，倒在稻草上一觉睡去，真比什么都香甜。
到郴州后，我们改乘小木船顺耒水而入湘江北上，每船坐一班人。几百只船，放舟中流，蔽江而下，经耒阳、衡阳、湘潭、直抵长沙。耒水和湘江，江水碧绿，岸上翠竹丛生，绝佳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这简直是游山玩水，哪是旅次行军？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
从长沙到武昌，我们改乘火车。人稠车小，挤得连解小便都无法动弹，只好用漱口盅接尿由窗口倒出去。我见一块铁板，还没有人占据，于是上去铺上军毯，准备入睡，哪知道越睡越冷，终夜不能成眠，只得站到武昌，真上当不浅。
到武昌后，政治大队驻城内两湖书院的左侧独院内，工、炮大队驻平湖门外。我们政治大队不几天就换了大队长，据说沈铸东到汉口后，朋友请他吃饭，有妓女陪酒，被某见习官闯见，报告他有失革命军人尊严，所以被撤职，大队长职务由十四队队长张鸿儒升任。所遗十四队队长由许继慎继任，十三队队长也改为徐向前。徐和许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中共党员。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伙同张静江，企图把军事政治中心、移到南昌，而推翻迁都武汉的原决定。这就形成了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这时已对黄埔实施了改组，下令取消校长制，改以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校务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他们是汪精卫、蒋中正、谭延闿、吴玉章、徐谦、邓演达、顾孟余。教育长先由邓演达兼，后由学兵团团长张治中调任。除第五期工、炮、政治三个大队外，还在武汉招收了第六期新生。以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黄埔的控制，将两个步兵大队由黄埔调到南京；经理科两个队则留黄埔。因此黄埔军校第五期就一分为三。宁汉合作后，国民党定都南京，五期步兵科两个大队就被说成为黄埔军校本校，并继续招收第六期学生，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五期工、炮、政治三个学生队的学生，要重新登记，才算黄埔同学，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反称为武汉分校。为了证实我的记忆没有错，特附上当时的毕业证书一张以作物证。
袁镜铭同学的毕业证书
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宁汉未合流前武汉国民政府招收的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有一个女生队，二百来人。专门培训女军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二是我们第五期学生还有人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这也是黄埔校史光荣的一页。
我们学习期间的黄埔军校，是为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造就初级干部的。因革命形势的发展快，干部需要量大，时间又短，所以我们学到的军事技术和其他军事知识，是很不够的。而我所在的政治科更是这样。好在大家接受革命理论，愿为主义而牺牲，稍学一点军事知识，就有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基础。兼之当时连年作战，有不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所以黄埔军校还是造就出了不少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
政治科是为了造就军队政工干部的，我们当时由陈群教《三民主义》，廖划平教《本党政策》（国民党），萧楚女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教《青年运动》、《社会进化史》，甘乃光教《农民运动》，陈启修教《政治经济学》，沈雁冰教《文艺××》。沈雁冰时常穿中国式长袍，外套西装大衣，长短很不调和，他讲课很风趣，给我印象极深。黄埔政治教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李达编著的《马克思》及《独秀文存》一类的书。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更是我们的主要读物。通过教官们的讲解和课外阅读，使我们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是导致国家衰弱，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的根源。要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投身于革命洪流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地振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
黄埔军校的军事课
血花剧社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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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武汉政府准备对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独裁，武汉市内出现了反蒋标语和漫画时，蒋校长居然于1927年1月，在一片反蒋声浪中来到了武汉，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到“血花剧社”开会。
“血花剧社”是根据“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而命名的，地址在汉口原大世界旧址。这天，几百名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聚集在这里，敬听蒋校长训话。当时，蒋校长全身戎装，缓缓走向讲桌，举目扫视，静立片刻，随即把脚一顿，大声说：“我究竟是逃跑吗？还是自杀呢？”陡然之间全场听众惊讶不已。他停顿片刻继续说：“万万想不到，我在前方率领将士浴血奋战，而后方发生种种谣言中伤我。我是校长，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很伤心。作为老师、校长对待学生跟父母爱护子女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有个老兄，他年轻时不成才，我母亲把我们两兄弟喊在一起，干脆分了家，声称分了家后再不管我哥哥了，但是却常常喊我偷偷地去看我哥哥嫂嫂，看他们有没有饭吃。以后，我留学日本回来后，老婆告诉我说：‘你留学走后，母亲一端起饭碗就念你，时常流泪’。可见当父母的人，不管儿子成不成才都是一样爱护的。可惜，一些学生丝毫不尊敬爱护自己师长，真使我感到痛心疾首。”蒋介石悲痛的声调，随之激昂起来说：“同学们须知，今天正是革命成败关头，你们要相信我，坚定不移地誓为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
听了蒋校长一番“苦口婆心”，慷慨激昂的讲演，一部分学生为校长“沉痛”的心情所“感动”，偷偷逃往南京追随蒋校长去了。左派学生识破了蒋介石妄图用封建感情笼络学生，网罗党羽的阴谋，仍留在武汉。
1927年宁汉冲突加剧，武汉反蒋，南京反共，双方频繁地发表讲演和文章，公开论战。宋庆龄来校讲《三大政策》，何香凝讲《廖党代表精神不死》，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逃往南京的周佛海则发表《逃出了赤都的武汉》，攻击诽谤武汉国民政府。宁汉矛盾激化，3月23日，武汉政府在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坚决反蒋下，明令罢免蒋氏。蒋氏就更加疯狂反共，在上海发动了反共的“四一二”事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接着广州、长沙等地也发生事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都在事变中惨遭残害，黄埔学生被捕者也不计其数。回想当年，宁汉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论点，不外是汉方抨击蒋介石独裁，破坏“总理三大政策”；任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客黄孚、王正廷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共产党，反对进步势力，而宁方攻击武汉赤化过火，共产党篡夺党权，并且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搞什么妇女裸体游行，男女同浴等等，以蛊惑人心。不难看出，汉方所争的是政治大事，革命前途的大事，而宁方政治上无理，只好利用封建意识施展其造谣中伤之能事。他们所制造的许多危言耸听的谣言，都是对当时各地在共产党和左派领导下，所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诬蔑。当时嫌农民运动过火的人，无非是思想落后，或者自己就是封建地主，死抱着阶级偏见不肯放手。至于国民党右派说什么如果联合共产党，国民党就要亡党，这就要看你这个党代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则国民党要亡。如果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共产党也要亡。当时，蒋介石先生搞独裁，耍阴谋，国民党内部本已酝酿倒蒋，北伐军除第一军外，几乎都反对他（我在武汉亲见第六军军长程潜坐在反蒋大会的主席台上）。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蒋介石能一下夺取了党、政、军大权，使中国开倒车数十年呢？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主张不合国情，不得民心；也不是蒋总司令有什么杰出的天才。而是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代表新思想的革命力量和代表旧势力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集团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过于悬殊，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历史唯物地看问题是“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先生这个反共英雄，是历史逆流所造成的，“其谁曰不然”。
在宁汉分裂声中提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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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群众中公开，整个城市在形势剧变中仍保持着暂时的宁静。这时，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吴玉章、办公室主任李合林，把我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委员会办公室，要我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
吴玉章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南京的消息吗？”他见我们茫然的眼神，继续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是时，二十军军长杨森兼任川鄂边防司令部司令，郭汝栋为副司令。郭驻防涪陵，拥有两师一旅兵力。
我们肩负着吴玉章、李合林给予的使命，提前毕业了。同时提前毕业，一道分到郭汝栋部工作的，还有任逖猷、赵启民、蓝鼎彝三人。任是共产党员。
离校前，军校发给每人二十元服装费，购置皮鞋，武装带，军装等。我们一天时间就按规定制备齐全，一身军官打扮，由武汉上船，溯江而上。
当时，我们只知道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事变，但对蒋疯狂屠杀共产党的具体情形毫无所知。一路上，仍以革命军人自居，而不知道驻防宜昌的部队，是忠于蒋介石的独立十四旅彭启彪部，稍不注意，就会被彭扣留。幸好轮船直航重庆，不靠岸，我们糊里糊涂地过了宜昌。来到奉节，我们还是麻痹大意不知警惕。奉节已是杨森防区，由所属第八师师长王文俊部驻防。
这天晚上，我们下船进城去找饭馆吃饭，正吃着，突然听到街上急促的脚步声和吆吼之声，原来是王八师（四川人当时这么称呼王文俊）的巡查队出巡。只见为首一人手捧木牌，上书一个“令”字，一个排长不断吼叫：“一切人立正，站起来！”我们新从黄埔毕业，对这腐朽封建的一套毫不理睬，照常吃我们的饭。这个排长一见，冲上前来吼道：“干啥的，令箭在此，为啥不站起来？”我们当中不怕事的说：“我们是黄埔的，我们不懂你们这一套。你们这一套是土办法，九州外国都没这套东西。”这排长一听，鼓起一对蛤蟆眼说：“咹，你们是黄埔大学毕业的军人，怎么还说黄话？到我们城防司令部去说。”一听这话，我不禁着急起来，他们是杨森的队伍，而杨森是反武汉的，弄不好会吃亏。所以急忙站起来，同他们赔礼道歉，说我们刚到奉节，不懂规矩，请求原谅。同时，我又自我介绍说，我是郭汝栋的堂弟，我们都是分发到他那里去做事的。这样，我们才侥幸地离开了奉节，随后再经万县到达涪陵。
从此，我结束了军校学生生活，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涯。墨子有几句名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我18岁投奔黄埔那时正是一个思想纯洁，毫无世故，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经过一年多的军校生活，正像一缕洁白的丝放进了红色的染缸，思想所受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就决定了我的曲折的一生。历尽劫波，回头一想不禁怅然。
黄埔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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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黄埔后，经常梦绕蝴蝶岗和两湖书院，却再也没机会旧地重游了。1932年，我到南京参观中央军校，原来以为母校不殊往昔，哪知道气氛完全不同。所有“打倒帝国主义！”、“准备流血牺牲”一类标语，全换成“礼义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辨顺逆”一类东西了。我在广州和武汉，都不大知道黄埔同学会，但是南京的黄埔同学会则在1927至1932年时期声势显赫。它不特是蒋校长直接控制的封建组织，而且是一个迫害黄埔同学的特务组织。黄埔同学会规定凡是黄埔学生，都须由同学会负责登记考核，领到登记证的，才被承认是同学，有共产嫌疑的，不许登记。登记了的会员，如果失业，都可到同学会登记失业，立刻可以领到生活费，同学会还负责重新介绍工作。同学会会员必须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允许有其他组织活动，更不准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若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一经查出，即严加惩处。同学会还鼓励同学间互相检举，谁是共产党员，被检举了的，要写悔过书，否则会坐监。在武汉毕业的五期学生，在同学录上是无名的，必须有两个同学担保才准登记，这些都说明黄埔同学会当时是结帮拥蒋，并迫害进步同学的组织。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主要是当时黄埔同学中的头面人物，如曾扩情、贺衷寒、刘咏尧等人。他们之下，又有一批喽罗，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今天说这个是共产党员，明天说那个有共产嫌疑，因此被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同学（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思想左一点）不知凡几。我也是被检举有共产嫌疑的一个，但是我却因祸得福，我考陆军大学时，是用黄埔五期毕业的学历，但同学录上无名，又未登记。不知是哪位同学为我作了“好事”，他检举我与傅秉勋有共产嫌疑，陆大考试委员会审查，反而因此反证，证明我是五期学生，准我考试。从这以后我的“黄马褂”（泛指黄埔生）才算正式穿稳了。
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蒋军有嫡系、准嫡系和杂牌之别。全部军官从上到下，一律是黄埔师生的称为嫡系；军官约半数为黄埔生的，叫准嫡系；地方军官多的部队，则称为杂牌。所以同是蒋军，黄不黄关系重大，“天子门生”、“黄虫”的称号，不是无因的。
黄埔的海潮依旧，革命高潮退了，黄埔精神消失，黄埔历史影响犹在，我从思想到遭遇都逃不脱黄埔的影响，往事如烟，使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