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兄郭汝栋
* * *
1927年4月14日，我奉吴玉章之命，从武汉回到四川。
这时四川军阀杨森，兵力十来万人，驻防下川东。杨森自己驻万县，郭汝栋防区在涪陵、彭水、酉阳、黔江等县。
“防区”照军事术语解释，是军队驻防区域的意思，但四川的防区制，则有不同的内容。1918年熊克武以“四川督军”名义召开整军会议，扩编川军为八个师，指定各师粮饷概由驻防县局拨给。这是四川防区制的开始，以后各军阀下面又有许多小军阀，各占一块地盘，构成四川这一独立王国中又有许多更小的独立王国。这些大小军阀都是些土皇帝，他们在其防区内以军统政，以政敛财，以财扩军，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财政的独裁者。他们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中央及省政府对之都鞭长莫及，督军、省长也徒有虚名。人民涂炭比全国各省都厉害得多。
1926年北伐胜利，四川各大小军阀，摇身一变，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这时除二十军杨森外，占领防区的面积大的还有二十一军刘湘，二十四军刘文辉，二十八军邓锡侯，二十九军田颂尧等。当时刘湘已有兵力约十一万人，驻防重庆及其附近二十余县。刘文辉所部驻自流井、宜宾及上川南，约十万人。邓锡侯约六万人驻华阳、新都、广汉等二十余县。田颂尧约四万五千人，驻防川北绵阳等二十余县，力量雄厚的数刘湘、刘文辉和杨森。
我回四川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蒋汪合流，武汉共产党被挤走，我与吴玉章失去了联系。郭汝栋既与我是堂兄弟，而他的部队里又有不少中共党员，我便留在了他的部队。
我在郭汝栋部队共计三年（1927年到1930年）。我先在政治部当科员，主要负责办壁报。三个月后，转搞军事，郭汝栋认为，做军官起码要从当排长做起，才能理解士兵心理，掌握带兵的本领，因此要我当独立旅军士队的区队长（相当于排长）。军士队的队长姓刘，其他三个区队长是：余国干、李仲达、左世琳。我们四个都是黄埔军校学生，以后都升任为独立旅一团二营各连连长。二营营长傅秉勋，营副李阶平，各连的第一排排长也都是黄埔学生，一时二营被称之为“黄埔营”。当时这种黄埔学生云集在一处，在四川部队中还极为少见。以后我又升为营长，一直到1930年东渡日本。
1929年前后的四川军阀割据形势
郭汝栋原是重庆府中学堂学生，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为了在四川发动和领导民主革命，派了许多会员设法进入教育界开展革命活动。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张培爵进入重庆府中学堂，任该校的监督。他借教育做掩护，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在青年学生中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1911年辛亥革命时，张培爵公开打出革命旗号，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张培爵的影响下，郭汝栋也跟着闹革命，参加了张培爵组织的“炸弹队”，成了“炸弹队”队员。
学生时期的郭汝栋，满怀革命热情，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听说他结婚的前一天，突然失踪了，新郎不在，喜事怎办？家里十分焦急，派人四处寻找，仍无踪影，直至深夜他才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原来他跑到鱼口坳（距家六十里）去给革命党人送信，走了一天一夜，脚都走肿了。
辛亥革命时，在同盟会领导下，四川人民举行了反清武装起义，并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张培爵被公推为副都督。后来张培爵到了成都，郭汝栋和许多“炸弹队”队员也随同到了成都，进了四川军官速成学堂。他在这个学堂学工兵，受业一年半，于1913年秋毕业，毕业后分在川军第二师（刘存厚任师长）工兵营当排长。郭精明强干，以后逐渐升任连长、营长。又由营长而团长、旅长、师长、军长。郭的部队驻涪陵、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他本人驻涪陵。涪陵鸦片烟生意很盛，且川盐销售到贵州去的，大都要经涪陵溯乌江经龚滩转运，因此烟税盐税收入丰厚，成为郭汝栋得以迅速扩军的经济基础。
早在1924年，郭汝栋当杨森的旅长时，就和孙中山有联系，孙中山委任他为第一混成旅旅长。1925年，郭被封为杨森部队第九师师长时，郭的部队打的是北洋军阀的旗号——五色国旗。这时广东方面，革命浪潮已蓬勃发展，前途光明，于是郭便派代表和学生到广东，和广东革命力量取得联系，以便为自己将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1926年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四川军阀迫于革命形势，纷纷弃北附南，改旗易帜，这时郭又首先打出青天白日旗。1927年，我回到涪陵时，他任川鄂边防副司令。
由于郭当时是川军中比较能接受革命思想的人，我以为他是革命的，吴玉章同志对他也抱有希望。我们从武汉回四川后就对他讲明了吴玉章的三点意见。郭听后立即很认真地回答：“杨森和我感情不好，平时互相猜忌，我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果杨森出兵，我一兵一卒也不帮他。”这说明他既不肯做杨森的工作，又不肯打杨森，而是站在一旁，隔岸观火。这时由于大革命还未失败，因此郭仍以左的面目出现。他与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左派的李筱亭、杨闇公等人，在重庆莲花池积厚里建立的左派国民党四川临时党部——莲花池省党部有联系。郭汝栋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尹肇周就是莲花池省党部派去的。尹肇周是同盟会会员和共产党员，负责领导军队和涪陵地方工作，与正在涪陵做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李蔚如联系很紧密。川东地下党在郭汝栋部的势力很大，政治部副主任胡陈杰，很得郭的信任，郭认为他是人才；政治部科长饶绘峰、邓济时；科员徐孔嘉、雷清尘、赵启民、任逖猷、钱杏荪、刘思南、周见非、张嘉民、赵理钧；干事陈林、陈劲；及少校团副袁镜铭、傅秉勋（以后任营长）、霍恂；连长李惠元；排长任恹先、刘恢初、芶锻璞等，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地下党组织在郭汝栋部队发展也很快。我们从武汉一同回四川的五个人中，最初只有任逖猷是共产党员，回川不久，傅秉勋、赵启民都相继加入了共产党。郭汝栋的随营学校第三期学员，许多人都加入了共产党，我是在郭的部队退到綦江，才参加的。
早在去黄埔军校学习时，我就希望祖国政治上轨道。进黄埔后，每星期一要作总理纪念周，读《总理遗嘱》，其中国民革命“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段话，深深印入我的心版。我认为这是救国的最正确的道路，又认为当时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苏联，我们应“以俄为师”。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实现中国自由平等这一目的的最正确手段。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渴望知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在黄埔军校亲聆了恽代英、萧楚女、陈启修诸位教员讲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吸引了我，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使我心驰神往。当时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也使我深为敬佩。我由崇拜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赞成共产主义。我认为共产主义更好，共产党更革命、更进步，衷心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武昌时，我们一同到广东的袁镜铭已加入了共产党，我知道后，要求袁镜铭介绍我入党，不久袁镜铭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左社”？并说这是汪党代表（精卫）组织的。由于我认为共产党更进步，因此我说：“我不加入‘左社’，我要加入共产党。”由于我当时年纪轻，又是川军郭汝栋的堂弟，组织要考验我，所以没有达到我的夙愿。
回四川后，我在郭汝栋的政治部任科员时，仍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写文章和发表演说时都坚决拥护武汉政府，我与共产党员们非常友好。我当连长时，有个上等兵叫邱志坚，我觉得他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不像当兵的，猜想他可能是党派进部队来作兵运工作的同志，于是就经常和他接近，照顾他工作、生活。隔了约半年多，部队已退到綦江南川，袁镜铭有次对我讲：“你表现尚好，现在党同意吸收你。你们的党小组长就是邱志坚。”从这时起，每个星期或隔一星期，邱志坚就来召集我和共产党员司务长林受之开一次会。开会地址常在田边、地角，也没有什么仪式，内容主要是汇报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
郭汝栋的政治部和军队内有那么多共产党员的事实，说明他当时还是拥护武汉革命政府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合作以后，他屈服于刘湘的压力，出卖共产党员李蔚如，才暴露出了他真面目。
李蔚如是四川督军熊克武的参谋长，是一个优秀的同盟会会员和共产党员。他在涪陵龙潭地区宣传革命，组织工农武装，很快搞起了约几百支枪的武装力量。刘湘一直拥护国民党右派设在重庆的省党部，他怕共产党势力扩大了危及自己的统治，把李蔚如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一面派他的师长蓝文彬到南川进逼冷水关捉李蔚如；一面暗中勾结郭汝栋要他协助。郭汝栋于是凭借自己的“左”倾面目，表面支持李蔚如，实则暗中出卖他。郭汝栋假意打电报质问刘湘，为何大兵压境，要刘维持友好，互不侵犯，并煞有介事的把电稿交给我，要我登在壁报上。这封电报实际上是登给李蔚如看的，目的在于使李蔚如造成错觉，认为郭汝栋和刘湘有矛盾，思想对立。我当时不懂其用意，就在报上登了。之后，郭汝栋又装成好人，派共产党员傅秉勋（傅当时已是郭汝栋的妹夫）和徐孔嘉对李蔚如讲：“刘湘要危害你，但不要紧，郭汝栋支持你。”并派一个团交李蔚如指挥，以加强李的防守力量。李蔚如见郭汝栋派了两名共产党员来通风报信，又派一个团交给自己指挥，于是对郭深信不疑。一天晚上，李蔚如发现自己身旁有人在活动，细看都是郭的兵，自然未加防范，岂料这团人和蓝文彬部队勾结起来，把李蔚如捉住，交蓝部带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残害了。也有人说是郭遣涪陵县县长吕心孚，去龙潭镇约李蔚如开会，在会上捉的，但不管细节如何，都是郭出卖的。出卖李蔚如事件发生后，政治部主任尹肇周极为愤慨，认为郭汝栋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坚决不干走了。郭汝栋矢口不认账，并任胡陈杰为政治部主任兼军部副官长，对其他共产党员也没有侵犯。共产党也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亲历四川军阀混战
* * *
四川军阀为扩大地盘，扩充势力，经常互相混战。据不完全统计，自辛亥革命到1930年，四川大小战争达四百来次。由于连年战祸，四川人民在军阀的压榨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遇天灾，树根菜头，掘食殆尽，卖妻鬻子，随处可见，真是满目凄凉，惨绝人寰。四川人民对军阀极为痛恨，编了一首讽刺诗：“四川七军长，称名遍五行，水火木金土（水指刘湘，火指刘文辉、赖心辉，木指杨森，郭汝栋，金指邓锡侯，土指田颂尧），骄贪狡诈横，害人终害己，相克不相生，都怀统一梦，谁也搞不成。”
1928年我在郭汝栋部队当连长时，就亲历了倒杨（森）倒刘（湘）的军阀混战。
1928年1月7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免去杨森本兼各职，二十军军长由师长郭汝栋升任。这是在刘湘阴谋操纵下，发动倒杨策划出来的。
刘湘与杨森矛盾很深，两部防地相互毗连，势均力敌，彼此都把对方视为劲敌，刘湘亟欲翦除杨森的势力，以便在上下川东称王称霸。因此，刘湘一面密请国民政府免杨森的职，一面利用郭汝栋、范绍增等与杨森的矛盾，并拉拢赖心辉一致倒杨。
赖心辉驻防江津、合江，势力较小，希冀在倒杨后占点便宜，扩大地盘，加以刘湘愿助赖心辉饷银二十万元，于是就甘愿充当刘湘的马前卒。
郭汝栋是杨森的部下，实力较大（有两师一旅），而且本人精明强悍，遭杨嫉妒。杨常想法削弱郭（如借集训为名调走机枪迫击炮），郭亦不甘受杨约束，图谋抵制，因此，矛盾日益加深。刘湘又从中挑拨，怂恿郭在倒杨中充实自己，丰满羽翼。当杨森被免去二十军军长之职而由郭汝栋升任时，杨郭矛盾就表面化了。
杨森的师长范绍增、吴行光也不愿被杨森削弱，并受刘湘等人笼络，准备和郭汝栋联成一气倒杨。范绍增当时防地绵亘长寿、垫江、大竹一带，地居万县之侧，又邻涪陵，便于相互联系，进攻万县。他们联合起来打杨森，力量还是很大的。
经过一系列酝酿、准备，1928年5月12日，郭汝栋在梁山通电就任二十军军长职，倒杨之战爆发。郭汝栋、赖心辉、范绍增三部进攻万县，企图一举占领杨森军部所在地。吴行光部则由梁山向开江、开县进攻，之后转而进攻万县。联军打到万县附近，搞得杨森措手不及。这时郭汝栋没有乘胜进攻，而是按兵不动，给杨森写了一封逼其下野的信，并限他三天之内答复。杨森有了喘息之机，于是调兵遣将，进行反击。特别是罗泽洲部在双方激战方酣时，袭击联军后方垫江、大竹、长寿，联军腹背受敌，使其首尾难顾，而全线崩溃，退回涪陵。杨森大获全胜，跟踪进攻涪陵。郭汝栋沿长江、乌江防御，兵力分散，致使杨森部队攻入涪陵城。郭汝栋反击，将杨森渡江部队全部歼灭。但杨仍准备渡江进攻，郭判断杨森不至于再在涪陵附近渡江，而将有力部队，配备于乌江上游白涛镇一带，而以战斗力较弱的独立旅第二营防守乌江口至火柴厂一段。殊杨森再度在涪陵城附近进攻，其装甲轮一艘载兵窜入乌江口，在我营左翼的第七连阵地登陆。我乃率第六连预备队一个排侧击敌人，敌人大部队直向纵深突击，我一个排无奈何向东撤退，随大部队退往南川。战后追究责任，第七连连长李仲达撤职，由排长赵启民升任连长。郭汝栋失败后，退驻刘湘防地南川綦江就食，过寄人篱下生活。
倒杨之战后，杨森急于报复，乃于1928年冬到1929年春掀起倒刘之战。杨森联合李家钰、罗泽洲、赖心辉、郭汝栋等部，以杨部为主力进攻重庆打刘湘，企图夺取刘湘的重庆防地。
此时，李家钰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罗泽洲是邓锡侯二十三师师长，李罗两部在1925年以后，两三年之间，势力逐渐壮大，驻在四川的北道（李家钰驻遂宁、罗泽洲驻顺庆）。他们在四川大局动荡中，极欲向外扩张，如一举取得重庆，则以后的发展不可限量，因此，积极参与策划倒刘之战。
郭汝栋在倒杨森失败后，退到綦江南川，依附刘湘。他与赖心辉都怨恨刘湘，既发动倒杨，打仗时又并不积极出兵支持，故当赖心辉提出倒刘时，郭也同意倒刘。
赖心辉在军阀中力量较弱，仅两师人马，防地很小，并且在倒杨之战失败后，损兵折将，亟谋在倒刘中恢复，发展。
当时，杨森等联军在数量上占优势。杨森居于下川东，从东边打重庆；赖心辉在重庆上游江津，从白沙沱渡江由西面打重庆；郭汝栋在重庆南面，由李家沱、渔洞溪渡江打重庆；罗泽洲据有邻水，决定经江北进攻重庆。形成四面夹攻之势。郭汝栋由于参加过倒杨，与杨矛盾较深，杨联郭倒刘，只是暂时的利用。郭怕在倒刘胜利后，杨森势力大了，对他不利，不要说增加防地，恐怕生存也成问题，况且在倒杨之役丧失的涪陵防地还是一块肥肉，很想趁机夺回。于是他明与杨森联系暗又与刘湘勾结，此时刘湘也亟想拉拢郭汝栋，以削弱同盟军的力量。于是对郭讲：“你趁杨森出兵后方空虚时，去打杨森后方，占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郭汝栋即背盟参加刘湘对杨森的作战。趁杨主力在长寿附近的张关、铁山坪一带与刘湘主力王陵基激战时，突然由渔洞溪、李家沱强行军三天三夜，袭占涪陵城，又继续东下，攻占丰都、忠州、万县，把杨森的老窝端了。1929年元月，刘杨在张关、铁山决战，刘湘的王陵基师，以轮船运兵由长寿境登岸，迂回到杨森军队侧后，杨森大败，损失很大，又不能回下川东防地，只得寄食罗泽洲防地内，后来回到广安老家去了。以后刘湘遂统一下川东，顺利地占有下川东二十余县的地盘（除杨森防地外，还包括罗泽洲失掉的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四县），雄距沿长江出入四川的门户，采取远交近攻的手段，在短时期内，势力远驾于四川各军阀之上。
郭汝栋的防区也扩大了，占据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涪陵、忠县、丰都、石柱等八县。部队由原来的两个师增为三个师。吴行光的参谋长肖毅肃，此时弃吴投奔郭汝栋，郭认为肖是有才华的人，推心置腹地任用他，派他为先遣司令，率第一团进驻龚滩、彭水。第一团团长朱载堂，少校团副霍恂、政治干事陈劲，第一营长傅秉勋，笫二营长黄永兴，第三营营长是我。
我们驻龚滩时，遭到罗靖光的进攻，朱载堂率部占领大岩门高地防御，这高地周围四五十里仅有两条隘路可通，殊罗靖光部队由樵径偷上大岩门，朱载堂急聚集第一营退上马鞍城，集中力量趁罗部前进中混乱，举行反攻，一面调集第三营侧击敌左侧背，敌不支退走，我率第三营追至头塘坝而还。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军阀混战，罗靖光是熊克武的师长，熊部在广东被蒋介石解决，罗率数千人经湘黔边境回四川，想攻占酉阳龚滩一带防地，这一战失败，他的幻想全破灭了。不久我率第三营两个连进驻龚滩以南九十里的丁家湾时，遭受在贵州失败退入四川境内的谢彬师的进攻，我寡不敌众，向后退却，谢部以“神兵”追击。“神兵”身裹红布，头挂黄钱纸，手持标枪，大呼“打不进，杀不进”以高速度冲击。我营士兵们信以为真，不敢抵抗，我立即亲自带第十连的一个排，掩护退却，排长芶锻璞射击技术良好，可以百发百中，先打倒为首追来的“神兵”，“神兵”才不敢紧迫，但一部又沿山脊对我平行追击，我还是疲于奔命，喘不过气来。退到朝天宫，才挡住了两路“神兵”的前进路，这时我手头掌握了一个多连兵力，才举行反击，将敌人击退，计程已一气跑了四十五里。我终身都记得受人平行追击的滋味。由于这次是我独立指挥吃了败仗很不好受，总想有机会打个小胜仗挽回面子。但不巧的是又叫我打一股乱窜的“神兵”，我事先进行了教育，说明没有枪弹打不进的人，出发前我在镜子上写了“败不生还”四个字。因为“神兵”行动飘忽，我老追不上，于是选四个排的精壮，急行军穷追。一天下午，我过小溪洗洗脚，就落到队尾后面了，恰恰此时，尖兵发现“神兵”，我急忙赶上前指挥，但各排排长已自动展开攻击，我手头未掌握预备队，只抓住第一线一个排，“神兵”突然对我所在排发起冲击，中士李银山非常沉着，举枪待其接近，然后射击，不料竟不发火，全排士兵一下就溃退下来，幸旁边树林里闯出一个士兵，一枪即把为首“神兵”击毙，全排高呼：“打得进”，踊跃反冲，才把“神兵”击退，并追歼殆尽。李银山背上被“神兵”戳了一刀，但伤势不重，我令他再试试枪是否打得响，才知是一粒不发弹，换几支枪都打不响。这次我受教训特别深，终身都以行军不走本队先头队，不掌握预备队为戒。
四川由于军阀频年战争的摧毁，使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农田荒芜，一片凄凉，人民衣食无着，因饥寒而死亡者不计其数，军阀混战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云无心以出岫”，当时郭部的共产党员和我却也参加了这罪恶活动。
随郭汝栋部队出川
* * *
宁汉合作以后，郭汝栋看到革命逐渐转入低潮，于是从投机革命转到追随蒋委员长以图生存。1930年蒋冯阎大战，湖北湖南空虚，蒋介石调郭到鄂西驻防，以稳定后方。郭认为鄂西是富裕之区，即准备出川到湖北。
1930年，党内正当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中央派来的四川军委书记李鸣柯同志，主要抓涪陵、江津、合川的军运。在立三路线影响下，李鸣柯搞“左”倾暴动，提出一支枪也要暴动的口号。郭汝栋部队出川之前，政治部人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军事干部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有人主张趁郭汝栋都队出川时，把部队拉出去搞暴动。所以我由龚滩回到涪陵，胡陈杰立即问我们怎么办？我说：“党有命令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绝对服从。但我个人认为拉出去也搞不了多久，因为从兵力上看，我们只有一营人，不是军阀的敌手，并且出去后到哪里去筹措补给？一营人吃什么？拖来拖去最后只有被军阀吃掉。”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共产党员李惠元也说：“留在郭汝栋部队较好，你（指胡）可以掩护我们，因为郭汝栋不会怀疑你，这样，我们可以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八一南昌起义我也参加过，起义后不久就被反动派打垮了，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现在主要是蓄积力量，待机行事。”这时郭汝栋部的地下党组织，是由刘道盛、胡陈杰负责领导，他们最后通知我们全部随郭汝栋出川。政治部的同志们全体，先随同政治部主任胡陈杰一起乘司令部的轮船出川了。
出川时，我们第一团是由龚滩赶回涪陵的，所以最后搭轮船东下。我这一营，夜间由涪陵城外吴祀坛乘木船到荔枝园换乘轮船。集合时，十一连连长赵启民所指挥的三只木船只到了两只。赵启民本人乘坐的一只，直等到轮船要开时还未到来，我们预料他把部队带走了，只得起程走了。他一共带走了二十一支枪，二十几个人。从此我们很久不通音信。1945年，我任国民党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时住重庆，赵启民到临江门我家中看我。我问及他当时的情况，他说：“谷排长（共产党员）和我坐一条船，他不相信组织通知出川的决定，就叫我不走了，把部队拉出去。于是我们的船就往上水开，船到白鹤梁时，顺水就向下开，到了涪陵下游的珍溪，于是就在那里建立了第二路红军。之后，和川北另一支革命力量汇合起来，约有二三百人，坚持了一年之久，即被反动派搞垮了。”他不得已回到了巴县烟坡乡里，以后更名赵国平，隐藏在国民党部队。从此，他就和党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我任川南行署交通厅长住泸州，赵启民又来见我，说在泸州地委工作，正谋恢复党籍。后来，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去了，听说他1953年因病去世。
郭汝栋部队出川时，队伍进行了改编，带到湖北的人马，编成了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第一混成旅旅长王靖澄；第二混成旅旅长刘公笃；第三混成旅旅长肖毅肃；独立旅旅长花茂如。共约两万多人，留下陈兰亭和廖海涛两个师，编入刘湘的队伍，陈、廖成了刘湘的师长。
郭汝栋部开到湖北以后，先驻防在宜都（宜昌）一带，蒋冯阎大战中，蒋介石把在湖北的部队都调到平汉路驻马店前线，郭汝栋部就逐渐被调东移到黄州（黄冈）、武穴（广济）一带。这时恰好桂系和张发奎部队攻下湖南岳州（岳阳），派人煽动郭汝栋反蒋，郭不肯干。肖毅肃则极力怂恿郭反蒋，并对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可以独断专行”。郭听到后，马上写亲笔信给肖的两个团长，指示要有他（郭）的亲笔信，部队才许开动，不久张发奎退走，郭深感肖毅肃轻率，怕他误事，不久就任肖为参谋长，夺去他的兵权。
这年七八月，我所在的第一团调往平汉路花园、广水一带护路，部队分散在各个车站，袁镜铭此时已离开郭汝栋的二十军，专任地下党平汉路方面交通。我到广水，得知国民党要到汉口捉拿袁镜铭，于是先期派专人去叫他逃跑，并请他把一团党员情况介绍给红军。但不久我在广水遭红军袭击，负轻伤回汉口住院，袁来医院看我，我怪他联络不确实。他说头绪多，互相弄不清楚。他怪我不应抵抗，实际我从睡梦中警醒，各连排已纷纷逃散，根本不是有组织的抵抗（这个部队可怜得营连之间都没有电话）。听说第十连连长李惠元用白手巾联系，也被乱军打死。我住院约三周，袁常来看我，带些书籍杂志宣传品给我看，我才知《向导》已改名为《普洛尼陶尼亚》。
我出院才知道第三营损失甚大，被裁销了，我调黄州第二十军军部参谋。
我的婚事
* * *
我在郭汝栋部队当军士队区队长时，队部驻在涪陵南门外石嘴，另一个区队长李仲达，住家在一个号为“方信成”的药铺隔壁。“方信成”药铺有个姑娘，叫方学兰，她父母早亡，只有兄嫂，那时她在涪陵师范学校读书。李仲达的妹妹李季达和方学兰是同学。李仲达很为我的婚姻操心，常对我讲要给我找一个妻子，问我要什么条件，我开玩笑地回答：“只要能独立生活就行。”有次李季达约方学兰和另外几个女同学春游，路过我们部队驻地时，李季达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假借来喊她哥哥，让方学兰和我见了一面。由于彼此相距较远，她们又是几个女同学一路，我连方学兰是啥模样都没看清。可是，这事却让方学兰的哥哥知道了，认为一个大姑娘，自己出去相亲，有辱门楣，于是把方学兰关起来，不准她上学了。那时，四川一方面封建思想十分浓厚，婚姻不自由，许多人结婚时门上贴着“宁立平等地，不结自由婚”的对联。另方面，北伐时期，要求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进步思想已传入四川，方学兰是个很有个性的姑娘，她不甘受封建压迫，一个人偷偷冲出牢笼，孑然一身跑到成都读书去了。她到成都后住在亲戚毛百年家。写信回来向家里要钱，她哥嫂先不给，企图在经济上断她后路，以此胁迫她回来就范，但不寄钱她也坚决不回来，她家没奈何，只好给她寄钱去。
我对方学兰十分同情，认为是我害了她。她由于看了我一眼，就被迫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于是便开始和方学兰通信。
郭汝瑰的夫人方学兰（1951年）
我父亲思想比较开明，在婚姻问题上对子女并不过多干预。我母亲封建思想却很浓，她极力反对，她认为女学生不讲三从四德，无论如何不许我和方学兰结婚。她和我曙村二伯娘（即郭汝栋的母亲）想了一个主意，给我介绍了一个姓张的姑娘。她是二伯娘的干女，取名郭汝华。张家原是信教的，我当时错认为信教的是洋奴，因此坚决不同意。二伯娘和我母亲无法，只好求助于神灵。她们写两个纸条子，一个写郭汝华，一个写女学生，揉作两团，烧起香，由我拈，拈到哪个算哪个，恰好我拈到的纸条上写的是女学生，她们才不勉强我了。
我当连长后，部队打了败仗，从涪陵到綦江。这时我要求入党不遂，思想有些消沉。“漫笑人迷我更痴，百年多是几多时。伤心看破世间事，起坐中宵读鬼诗”这首诗便是这时作的。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喝酒醉了，跑到綦江城墙上去玩，我很忧郁地说：“人生没什么意思，跳下去结束一生算了。”别人听我这么说，以为我恋爱受挫，就要自杀。于是告诉我家里，父母听说儿子要自杀，当然作出让步。等郭汝栋部队一返涪陵，赶快找人到方家说媒去了。方家开始不答应，怕人说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名声不好，几经说媒，方家终于答应了。我们才于1930年1月19日结婚。
我们的婚礼很奇特，既是自由结婚的形式，又掺杂许多封建场面。婚礼在礼拜堂举行的，有介绍人，主婚人等一套西化仪式，在穿着打扮上也是按照西方的一套，我穿的是西装，她穿的是婚礼服。从方家到礼拜堂只有约五百步的距离，方家一定要坚持用花轿去抬，一路要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这才算是正式嫁出去，否则就是瞧不起方家，我家只得按此办理。从礼拜堂回到我家时，母亲又非要我们给她叩头不可，我们又只好穿起西装，婚礼服给她叩头。这种东西方大杂烩的婚礼，也说明了虽然当时人们的思想已逐渐解放，但封建意识还是很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