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日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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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栋的第二十军到湖北后，蒋介石逐步加紧控制，使郭逐渐失去在四川当土皇帝的权势。这是蒋介石吃掉地方部队的惯用手法。蒋介石首先就设法将郭部中的共产党员清除干净。他派亲信曾扩情以四川同乡的身份与郭拉关系，两人函电往返不绝，对郭施加压力，要他将部队里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他们非常清楚郭汝栋的政治部主任胡陈杰是至关紧要的人物，所以首先压迫郭更换政治部主任，而由陈孟熙等一批亲蒋的黄埔学生来主持政治部。于是所有政治部的共产党员都无法容身，纷纷要求离开，郭一一礼送离职。胡陈杰才气过人，有魄力，有朝气，深得郭汝栋信任，郭送给他一笔钱，要他到日本留学。这时只有少数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留了下来，但都与共产党失掉联系。
郭汝栋为人圆滑，听人说我和傅秉勋是共产党员，他既要保全我两人，又要应付蒋介石，所以他悄悄地问我：
“老弟！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告诉哥子！”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回答。
“你不是就登报声明嘛！以免使我为难。”
“我不是共产党员登报做什么？如果登报，倒使人认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反而不妙。”
“我们是兄弟，我对你是好意，你对三叔（指我父亲）那么有孝心，秉勋对他哥哥那么友爱，我对有孝悌的人绝不反对，即使是共产党员我也不反对。”
“我知道，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员。”
他无可奈何，过了几天，他又对我和傅秉勋说：
“老弟！你们两人色彩太重了（指赤化嫌疑太重），叫你们登报声明，你们又不愿意，我又很难处。这样吧，干脆我送你们到日本的士官学校读书。读两年多，加上来去时间共三年。三年之后回来时，如果共产党失败了，你们的色彩也淡了，我可以掩护你们！如果共产党胜利了，你们又干就是嘛。”
我当时一方面仅从兄弟的封建感情出发，以为他为我们打算，煞费苦心，我既不肯登报，那么，去日本躲避一下无妨，反正将来再说，此时不应过于为难他。另一方面我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蹂躏，主要是由于我国军事上落后造成的，我不妨去日本研究军事，学点对付敌人的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于是就同意郭汝栋的安排，前去日本留学。对此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虽然我始终向往共产党、结果也重新回到革命阵营来，但这一转折总是终身的一个污点。
我动身到日本是1930年冬天。同行共三人：我、傅秉勋和林泽仁。我和傅秉勋是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林泽仁是到步兵学校学习。
当时，我们打算和胡陈杰一同去日本，因为郭汝栋送胡一千块钱，他到手用得精光，再找郭要时，郭就只给了他六百元，胡感觉不够，所以我们商量一同去，先用他剩余的钱，加上我和傅秉勋挤出一点钱维持生活，待考上学校，再向郭要钱。我在汉口起身时，我的衬衫在洗衣店洗了未干，就托胡陈杰代取带到上海来一道走。我们到上海后，等胡陈杰二十天一直不见来，只得先起程到日本去了。回国后才听说胡陈杰一到上海就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被派到洪湖去了。他在贺龙领导下当洪湖红二军团第八师的参谋长，后来被诬为取消派牺牲了。
到日本之前，有个教师曾专门教了我们半年日语。我的日语稍好些，能讲几句日常用语，傅秉勋和林泽仁完全不能会话。由于我们不会日语，临走时老师就把日常用语如“你要到哪里去？（アナタハトコハ行クウモリテスカ？）你要买什么东西？（アナタハトンナモ買ウツモリテスカ）我要乘汽车（ワタシハタクシ乗リタイト思イマス）等等写在一个笔记本上。我们带上笔记本，一路走，一路学习。
我们都是初次出国的“土包子”，途中出了不少洋相，闹了许多笑话。从上海出发时，我们坐的一只很高级的船，叫“上海丸”。船上陈设讲究，服务周到。地上全是绿色地毯，睡前、早起都有悦耳的音乐，侍者来往照顾非常周到。一次我们吃完西餐后，上水果，侍者把洗手指水的银碗端来摆在桌子上，我们不知这水作什么用，以为是漱口水，林泽仁就喝了一口，想漱口后吐回碗去，殊知就在这会儿，侍者把水碗端走了，地上铺的地毯，不能把水吐在地毯上，只好吞下肚去。
到了日本长崎，我们乘火车经大坂到东京，在乘车途中我们吃完苹果后，傅秉勋把苹果皮放在会话本子上扔出窗外去，由于风大，把写有日语会话的练习簿吹出车外去了，丢失了练习簿，我们就成了“哑巴”。
船到东京以后，幸好我能讲几句日语，看到戴红帽子的搬运工，知道叫“红帽子”。我叫了一个搬运工，对他说有七件行李，搬运工把行李搬上了车站，随即为我们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把行李搬上了车，我们给了他五十钱（日元五角钱）搬运费。这时他又说又比，比画了半天，我才明白应给他七十钱，但我们没有二十钱的小硬币，我顺手就再给他五十钱，他无钱补，我用手势表示“算了，给你。”他摇摇头表示：“多了，不要！”最后搬运工表示不愿多要我们的钱，只收了半块钱就走了。
上汽车后到哪里去呢？我们既不知地点又讲不好日语，就在纸上写了“支那の旅馆”几个字，意思是中国的旅馆都行。这几个字司机认识，以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名为“支那の旅馆”。于是驱车四处寻找“支那の旅馆”，跑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后来他弄懂我们的意思是只要中国人的旅馆就行，终于把我们送到了“中国青年会”。司机驾车跑了不少弯路，既浪费他的时间，又多耗了汽油，但他竟没向我们多要一文钱。
我们初到异国，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日本工人却一点不敲竹杠，这说明日本工人阶级的诚实、纯朴，表明了他们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进日本士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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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人阶级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可是在资本主义的日本，上层社会却是腐败的，我们进士官学校的经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青年会”我们陈述来日本的意图后，被送到了“成城”学校。这个学校是为进士官学校作准备的，专门补习日语。负责人是个名叫继屯的日本退役少将。我们叫他“ツク”先生（即继屯先生）。
何以一个语文补习学校都要由一个少将负责呢？我们知道，日本统治阶级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奠定了以征服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1927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密奏中就露骨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为了达到侵略中国东北，进而征服整个中国的目的，企图培养一批中国人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制造内乱，以便分而治之。这就是日本统治者竟以一个将领来主持成城学校的用心。
继屯知道我们是军长郭汝栋送来读书的，对我们十分“照顾”，目的当然是利用中国军阀，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充当他们的马前卒。
在成城学校学习了半年以后，我们就正式报考了士官学校。
第一关是考日语，虽然我专修了一年日语，但会话仍很困难，考试时首先是听写，记得第一句考官念完“タングンウヒ”（弹丸雨飞）四个字后，我搔首弄笔，搜索枯肠，意义仍不得而知。第一句话都听不懂，写不出，心里越发紧张，后面越做越糊涂，简直等于交白卷出考场。日语过不了关，我和傅秉勋都名落孙山，没有考上士官学校。
考不起学校怎么办呢？这时我们碰到一个叫宋子扬的中国留学生，他比我们先进日本士官学校，对日本的社会情况已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我们考士官学校不成后，就带我们到招考士官候补生的负责人那里“走后门”——行贿。这个负责人叫加藤。见过加藤后，我和傅秉勋各送了他一百日元的礼券，然后说：“我们俩想进士官学校，请您多关照。”他收了钱，表示心领神会，以后也确实帮了忙。
给加藤“进贡”之后，宋子扬又带我们去见士官学校金子定一上校，他是中国学生队的大队长，管两个队。他见到我们后首先问：“打过仗没有？”我们说：“打过。”他接着问：“与谁打仗？”我们答：“与四川军阀杨森部队打仗。”这时金子定一上校教训我们说：“这个仗不好，打内仗不好。‘战胜异国为荣，残杀同胞为辱’，只有讨伐共产党就不同了，因为共产党是听苏联指挥的，打共产党就等于对外作战，战胜异国。”中外反动派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是多么的一致。金子定一上校知道我们有来历，表示愿意录取我们。
由于我们给加藤送了礼，又会见了金子定一上校，打通了关系，不久就接到了“备取”通知。1931年4月，我们就正式进了日本士官学校。
日本士官学校中的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是分开编队的。经常是两期学生在校，编成两个队，一期学生在联队队附（即附队学习之意）。我读的是第二十四期，所以当时在校的有二十二期和二十三期各一百余人。
进入士官学校的学生，叫士官候补生（即候补军官的学生之意），当时我们一同进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共有一百多人。
进校后，按学校的规定，首先要下联队学习六个月，即交给联队代训六个月，以学习士兵动作、了解联队生活。一进校我和傅秉勋就分开了，他进第三师团炮兵联队，住在名古屋。我进第三师团工兵大队第二连，住在丰桥。大队长金子四郎上校，中队长都筑敦上尉。专门教我们的是中尉名井上辰雄。六个月的联队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在下联队期间，我当了两个月的上等兵、两个月伍长（下士）、两个月的军曹（中士）。六个月的联队生活虽短，但收益颇大，使我了解了日本部队的连队教育和练兵精神，懂得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日本统治者为了把士兵造就成替天皇效忠、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工具，军队教育非常严格。连队内讲究层层绝对服从，建立了官长欺压士兵的野蛮秩序。凡是日本人一穿上军装，就要做天皇、军国主义的驯服工具。不仅士兵要绝对服从长官，就是士兵与士兵之间也讲究资浅的要服从资深的，一年兵要服从二年兵，见到二年兵就要行礼，二年兵可以打一年兵的耳光，一年兵只得忍受。士兵对长官的口头禅是“ハイ！”（是！）联队还常以“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的思想对军人进行奴化教育，要他们肝胆涂地的为军国主义效劳。
日本的联队教育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如教育士兵生活简朴，纪律严明，练习军事技术严格认真，作业力的养成一丝不苟等等。
我们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按照中国方面和日本订的有关条例规定：中国士官候补生每人发两套新呢子军装、一件新呢子大衣、两套布军装、两双新皮鞋。日本士兵则只发一套新军装、再发一套退伍士兵穿过的旧军装、旧皮鞋。旧衣服上有的打了补丁，皮鞋也是穿坏补好的。士兵很辛苦，筑城、架桥、爆破、坑道，样样都干，衣服磨损快。士兵们很爱惜衣服鞋袜，平时在军营劳动、操练全穿作业服或旧军服、旧皮鞋。新军服一般要到节假日或有事出去时才穿，并称之为“外出服”。
日本士兵的饮食也很简单，工兵大队共有五个培训的中国候补生，一个日本士官候补生。我们六人在军官食堂吃饭，一日三餐都很简朴，早上仅吃一碗酱汤（日本人叫シソ汤）、一碗干饭、两块用锯木面腌的泡萝卜；中午一大品豌饭、一大品碗菜，菜一般是马铃薯、红萝卜（他们叫人参），再加一点肉丁在内。节假日有一份肉。最初我往往吃不完一碗饭（约半斤），但又不能倒，只得悄悄告诉炊事员少盛点，否则被军官看见，就要对你浪费粮食进行批评、教训。随着训练任务的加重，我逐渐也能吃完一碗饭了。隔一段时间，全营官兵都要吃一顿“野战饼干”。“野战饼干”又叫重烤面包。这是一种备战饼干，很硬，不好吃，但营养丰富，能满足人体的需要，吃这种饼干既可解决仓库里积压久了饼干容易变质的问题，同时又是对士兵的一种锻炼，以便将来适应战时生活。我们野外演习，背包里经常要带两包野战饼干，在野外就以它为午餐。
日本士兵讲究卫生，很爱清洁，天天要洗澡。洗澡设备很简单，一口锅上面放上木架，架上一个木桶盛水，形同甑子一样，人站在桶内木架上，水能上来，人又掉不下去。木桶的旁边放几个装衣服的篮子。水烧到三十来度时，人们就下去洗澡。军官先洗，士兵后洗。日本士兵劳累一天，洗澡是个乐事，大家边洗澡、边唱歌，疲劳顿消，很是快乐。日本百姓也天天洗澡，每条街都有澡堂，既便宜又方便。
日本联队还专门教士兵洗衣缝补，士兵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自己补。宿舍里整齐、干净，东西都放在规定的地方，井然有序。每个士兵床前有一个床头柜，个人的物件都放在床头柜里。
他们没有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习惯，对来营办公事的军官从不招待，也没有繁琐礼仪。有次训练完后，连长走来对我们士官候补生说：“你们士官学校的队长来了，在客厅里等着你们去。”我们到客厅，对队长行了礼，向他问了好，然后他询问了我们一些情况。我当即发现，工兵联队烟没招待一支，茶没端一杯，什么礼节也没有，桌上只摆了一只烟灰缸，队长自己掏出烟来抽，公事办完后，就夹起皮包走了。
日本军队不仅生活俭朴，而且纪律严明。行军、休息以及各种作业，都有严格的纪律。每次行军，早上很早就要起床吃饭，饭后背上枪和背包，共约四十斤重，然后出发。路上每走四公里，休息十分钟，一个上午要走六个小时二十四公里。行军途中，尽管步伐不一定整齐，可以小声说话，但仍很肃静，没有一点喧哗之声。到达目的地后，休息一二个小时，下午就做各种工兵作业。做得最多的是土工作业。第一次上午行军二十四公里以后，我已筋疲力尽，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下午掘土时划定每人一平方米面积的寻常土（指不硬不松软的土）向下掘，越深越好，班长喊一声：“作业开始！”士兵们一言不发，抡起铁镐就挖，一干就是四个钟头。日本兵有的人挖了四五公尺深，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挖了半公尺深。这时教官走过来很骄傲地对我说：“你佩服了吧！”然后让我停止作业，并带我去作业场巡视，我见一个日本兵不小心把左邻兵的手铲伤了，顿时鲜血直流，受伤的士兵默默地看了对方一眼，用嘴把伤口上的鲜血吃掉，又抡起锹镐继续铲土。班长见他鲜血直滴，才报告排长，排长叫他去包扎。包扎回来一句话不说又继续铲土。可见，日本军队平时就注意纪律、注意养成士兵吃苦耐劳的精神，即使受了点伤，也不叫喊，忍着伤痛继续干。
日本联队的教育很认真，工兵的各种基本训练和各种军事技术训练，即使很平常很简单的项目，也要按一定的步骤和要求，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反复练习。这样做的结果明显提高了工效，各项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为战时完成工兵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比如投土作业，他们不是把土铲起来，投出去就了事，而是要求用手拿着圆锹柄，身体跃起，一只脚向着圆锹的边沿用力一踩，一脚下去就要把圆锹土装满，装满以后，侧转身，面向后，圆锹柄向上，然后转身面向前，后脚一蹬，再把土抛出去。这样不仅使用了手上的力，脚和腰部的力也用上了。土抛出去时，要又准又远，中途不散落。开始投土时，每一个基本动作都要经过反复练习，要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做到干净利落、准确有力为止。
再如练习划船（日本人叫操舟），要求也很严格。手拿着橹不能弯腰，头向前看，身子挺直，向前划时，臀部不能翘起，脚一蹬，上身向前倾斜，把橹推出船舷外边，又才收转来，这样摇橹才有力，又不易疲劳。船前进时，船头不许摆动，这样速度才快。因为两点之问直线距离最短，船头若摆动，走的就不是直线而是“之”字线了，那会影响划船的速度。
此外，各种工兵军事技术训练如爆破、坑道、架桥等等，也要求严格。应用架桥必须用绳子捆木材，捆绳子日本称为结绳，也有一定的程序和办法。绳子捆好打结，每个结怎样打才能既省时，又牢固都有讲究，谁先打好结就喊一声“完了”。伍长检查质量合格，他就该受到表扬。然后解开又重新捆。如此反复练习，直到熟练而又准确才停止。钉两爪钉，也是这样，钉了又拔出来，拔出来又钉，每次作业四小时，一天八小时，就是这样反复训练。
各项基本功训练都要经过反复练习，反复操作，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在工兵训练的最初几个星期，我每天练下来，全身每块肌肉都在疼痛，好似遍体挨了一顿毒打一般，只能趴着睡觉，锻炼了一段时间，也就渐渐习惯了。
我所在的工兵连架桥，无论使用制式材料或应用材料，都非常注意准备工作，把材料按先后使用顺序，整理安置在材料置场，一声作业开始，各作业班有条不紊，进行作业。一百米宽的河川，使用制式材料一齐架设，一般三十分钟便可架好。
我们的教官井上辰雄常说：“筑城不是工兵的专业，各种掩体的构筑是步、炮、坦各兵种自己的事，工兵主要是指导阵地构筑及完成阵地的有技术性的部分。”他认为现代筑城应深向下挖，不能高出地面，以减少敌火杀伤，工事的伪装隐蔽重于坚固，发扬火力重于掩蔽身体。阵地无侧防不能坚固，侧防火力要注重伪装隐蔽，并与障碍物配合以增大杀伤能力。他和连长都筑敦都注重攻击作业，如在障碍物中开辟通路、障碍物通过，近迫作业，侧防机能破坏，阵内扫荡作业等。
有一次一位中尉指导扫荡作业，我们候补生也加入军官团参观这个演习，都筑敦讲评时，批评了动作不勇猛。他鼓励大家要有勇敢牺牲精神，敢于使用手榴弹、爆破筒等器材进行连续爆破。都筑敦曾投考日本陆大笔试及格，口试因嘴扁，仪表不好落选，因此在第三师团工兵大队很有威信。他竭力推崇进攻，他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御。”这与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搞侵略扩张的主张是一脉相传的。
因受时代限制，这些都只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战术概念。防坦克、防原子弹的概念在那时还没有，机械化程度也很低（只有漕舟机、空气压缩机、凿石机、电气点火机等低级机械），但他们做到教士兵熟练使用现有武器器材的战斗技术，养成顽强的体力、作业力、行军力……以及严肃的军纪，是未可厚非的。
正是由于日本士兵平时训练有素，所以战时战斗力很强。当然战争的胜负并不仅决定于此，但军队的军事素质，确实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我在第三师团工兵大队，还了解到日本的军队教育，计划性很强，每年由陆军省发布年度教育训令，规定各师团初年兵、二年兵各应完成的训练课目及陆军省校阅或秋操大演习所需要占用的时间。各师又根据训令拟定年度计划，把一年分为几期（步、炮、工不同），列出每期应完成的课目及师团长期间校阅所要占用的时间。然后各步、炮联队，工兵、辎重兵大队根据师的年度计划，拟出全年的期间计划，严格实施，每个连都是全训。每一期训练期满，师团长均按期校阅，校阅成绩的优劣，就是军官考绩的重要依据。
我在工兵大队除参加军官团的演习外，还经常参加军官团课堂讲解和报告会等。凡是大队去各学校学习毕业归来的军官，都要报告学习心得和战术技术的新发展情况，军官团还按计划练习马术，可惜我们没有马，不能参加。我们大队有个见习官，挂日本指挥刀，戴上士肩章，在军官团非常谨慎。经常同我们一道玩的士官候补生村上英二暗中对我们说：“见习官三个月期满后，由军官团呈报他品质学术够格作一个军官，然后天皇才发布命令，任命他当少尉军官。”所以，那个见习官表现得特别谨慎就不难理解了。作为一个日本军官，不是一出士官学校大门就不再学习，而是只要在役一天就得不断学习。军官团对每一个军官都有监督促进的责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军官，提高军官素质的制度。
备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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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联队的六个月生活，是不愉快的，由于中国百年积弱，不断发生内战，弄得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国势衰微，国际地位低下，所以中国人在日本备受歧视、欺侮。而当年我东渡日本，虽然主要是由于政治上有“共党”嫌疑，借以避难，但另一方面也想来日本研究军事，学点本领，学成回国虽不能“治国平天下”，也多少能为振兴中华出一点力。因此到日本后，我迫切希望多掌握一点先进的军事技术。但事与愿违。在日本学习期间，对一些关键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军官想尽办法阻挠我们学习和使用。一次，我所在的工兵大队奉命到松浜的飞行联队协助演习架桥。部队出发之前，教官就对我们五个中国留学生讲：“这次演习架桥，任务很重，很辛苦，你们就不去了吧！”我们不愿放过学习机会，大家都坚持要去，结果和工兵大队一起去了。由于这次演习涉及到了空军和工兵的一些较先进的军事技术，日本军官深怕被我们学到手，部队到松浜后，日本教官竟翻脸无情，板着面孔对我们说：“这是机密，你们回去！”就这样把我们五个中国留学生全赶回来了。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屈辱和愤恨。还有一次到天龙川架桥，日本教官为了不让我们学到新技术，就装上一副关心的样子，假意由副大队长带我们去游山玩水，把我们从架桥现场支走了。又一次，学习爆破，只教我们学过了时的急造爆破筒来搪塞。较新式的爆破器材就不叫我们使用，只准隔一条小山沟远远参观。司务长看到制式爆破筒爆破时浓烟四起，威力很大，就得意忘形地说：“恐怕张作霖就是用这种爆破筒炸死的吧！？”其实这次用的爆破器材，不过是一些烈性炸药，机械信管、电气点火之类的东西，并非什么尖端武器。
日本军队上下级之间本来等级森严，很讲所谓“礼仪”，可是对中国人他们就扯去了“礼仪”的面纱。我们在联队当上等兵时，日本联队不是派下士（伍长）或中士（曹长）当我们的助教，只派一个叫加藤的上等兵教我们。两个月后，我们升了伍长，加藤仍是上等兵，但加藤碰到我们时，仍然趾高气扬，昂首挺胸而过，不向我们敬礼，以表示他对我们的轻蔑。
不仅日本军内如此，在日本国内对中国人的歧视也是很令人气愤的。日本住房有一种“贷间”，即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写出招贴，出租给别人，租房客人的伙食由房东包揽，并照料客人的一般生活。我同傅秉勋为了学习日语，想朝夕都与日本人接触交谈，就按照招贴去租贷间，竟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碰了钉子，女房东答复“房子已租出去了。”因为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嫌中国人脏。有次我们在丰桥街上看见一个很可爱的日本小孩，便走过去逗他，不料这小孩却直嚷嚷：“支那人脏！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的刺伤了我的心，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精神上受到强烈的震动和刺激。深深感到，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独立富强，其国民在国外就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想到这里，我暗暗下定决心，回国后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日本军制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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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黄埔军官学校对我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很大的话，那么，日本士官学校对我军事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很不小。不特士官学校，而且整个日本的军事制度、练兵作战的那一套方法，对我都很有影响。
日本陆军军官在士官学校受养成教育，第一阶段须在联队体验士兵生活；并学习士兵的军事技术及班战斗教练，很重实践。第二阶段在学校除实践之外，并要学习战术、兵器、军制、地形、筑城、交通……等各种教程。我虽中途退学，未窥全貌，但我退学时除弄到全套士官学校各种教程而外，还买了五大箱军事书籍，如《想定作为法》、《独法军思想变迁》、《军队成规汇集》之类，读后使我获益不小。我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军事化，对外推行侵略扩张制度，穷兵黩武，飞扬跋扈，由于它的反动本质所决定，其政略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局限性，无多可取，但日本军队一些制度成规和教育训练方法，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探索。这里我仅就日本的兵役制，军官服役等情况，作简略介绍。
日本的兵役是实行征兵制，全国人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18岁至20岁服第一国民兵役；20岁至25岁体检合格的服现役。现役五年只两年在营，第一年称初年兵，要学会一个战士所必需的战斗技术和战斗动作，以便参加班、排、连战斗教练，二年兵主要是复习、熟练各种战斗技术及战斗法则，两年在营期满就回家、就业。在五年之内，国家有事动员现役兵，就立即来连报到。五年现役期满时，再回连队接受训练，参加三个星期的演习，就转为预备役，国家有事动员预备役时，都按规定到连报到。预备役八年期满，又再次回到原来的连队接受三个星期的教练，参加演习后，转为后备役。后备役期满，即转入第二国民兵役。我在丰桥工兵大队时，见第一连一群三十多岁的老兵，同我们的教官井上辰雄非常随便，我觉得奇怪，因为日本兵对军官照例都该毕恭毕敬的，为什么这群胡子兵如此随便呢？一问，才知道这些是十三年前与井上当候补生在工兵大队队附学习时同连的兵，他们预备役期满，转入后备役，来此接受训练的。从这件事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日本军队的动员能力和军官人事制度。
当时日本陆军有二十三个师团，估计现役兵在营人数约三十万，一半是初年兵，一半是二年兵。如果全部动员现役和预备役的话，就可征集到初年兵人数的十三倍之多的有训练的兵员，即约二百万人。日本连队平时编制没有排，全连只有一个连长，还有三个中、少尉军官充当教官。连长通过特务曹长（司务长）及曹长伍长（军士）们直接管理全连各内务班的战士，要到国家有事动员之后才按战时编制编排。由于现役兵是在营兵人数的一倍半。所以动员全部现役兵时，这个连可能成为两个连，因此连内资深的中尉可能成为另一连的连长，不足的军官，则动员预备役军官补充，不足的军士，由各年度退役的上等兵充当。我在工兵大队时，有二三十个“干部候补生”与我们同时在营受训练。经了解，他们是大、专学校学生，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就来营受半年教育，完了后就成为预备役军官，这样不大耽误他们的学业，又解决了动员时军官不足的问题。我所在的工兵大队有一个中校大队附和一个少校大队附，他们工作较少，气派不小。我问井上辰雄中尉，他说：“他二人是为战时动员准备的大队长，平时按年资和成绩也可升任其他职务。”
我还见工兵大队有一队补充兵，细问才了解这些兵是补充现役或预备役死亡、工伤事故的缺额的。原来这是因为日本每年都要编动员名册，各个年度应动员的连队官兵都要配备齐全，所以知道缺员多少，而有计划的作补充准备。所有应动员的官兵，动员时各人所属部队的番号、所在地点等，都事先通知本人。战时只要一声广播“某某年度的士兵动员入营。”应动员的人就可立即赴指定地点按战时编制组成队伍。日本当时约有一亿人口，平时养兵不过五十万，而动员时陆、海军（空军此时属于陆、海军）估计可动员六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这种兵役制度平时寓兵于民，战时又能迅速征集大量经过训练的兵，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中国有十亿人口，兵员十分充足，如果我们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现役兵员人数，健全完善预备役制度，改革民兵制度，我们不但可以腾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四化建设，而且在战时可以迅速成几倍地扩充军队，担负起保卫祖国，制止侵略的职责。
日本陆军军官来源有二：一是招收中学毕业生；二是考选优秀军士。但都须进士官学校学习。中学毕业生进士官，须附队学习六个月，再返校学习二十二个月。毕业后一般可晋升到少校退伍，很少能升任上校的。军士考入士官后，一般很难升上尉，所以日本人称这种军官为少尉班毕业的。
日本士官候补生村上英二，在谈到教官井上辰雄入伍十三年才任中尉时告诉我：“日本军营中有一句顺口溜：“神气的少尉，贫乏的中尉，哎呀！好不容易的上尉。”为什么少尉神气呢？少尉不准结婚，一个人薪津富裕，生活阔绰、神气。中尉结婚后受家室之累，所以生活不宽裕、贫乏。因为日本军官人事制度规定，见习官三个月即可升任少尉，少尉停年二年期满才可升中尉，中尉要停年七年才可升上尉，而且不一定停年期满就升级。井上辰雄算优秀军官，他在士官学校三年，出学校任军官已十年，还是中尉。可见任何人升上尉都得十二三年时间。而且有的军官，升不到上尉，就会退伍。但是只要升上尉，薪津就多了。所以有好不容易，生活上松了一口气的感慨。大队部有个姓犬饲的军官升了上尉，他高兴极了！他当大队值星时，每晚餐都满脸是笑寻我们六个候补生说话（中午全体军官会餐，晚上只大队值星和我们候补生吃饭），硬要请我们喝啤酒。由此看来，一个日本军官很不容易升上尉确非虚语。
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都分发回他队附学习的联队（团）。当尉官时，就编入这个联队的官组，其升迁调补，都要凭考绩与全联队（团）军官相比较，平时还要受这个联队的军官团教育。任少校以后则编入所在师的校级军官官组，其升调要凭考绩与全师的校官比较。少将以上编入全国的将官官组，其升调凭考绩与全国的将官比较。日本军官升级固有停年的限制，但任职也有规定年限，不能长久任一个职务而不更换，这叫经历调任，目的在于使一个军官经历各种职务，以增强他的服务才能，培养他的资望。尤其对有培养前途的军官，更是有计划地对他实行经历调任。例如一个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让他当两年队职军官（如连长、大队长、联队长等），又调他当两年参谋，再调他当两年驻外武官，再调他当两年军校（士官、兵科、陆大）教官，这就可以使他文武全才、资历过硬。不仅别人对他心服，也便于人事部门发现人才，知道某人长于某种技能，适于某种职务。就可以选贤任能，使“官称其职”、“人尽其才”。日本军队这种军官服役制度及用人制度，使我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有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事法规”（在军队为《军官服役条令》），举国一致，严格执行。我认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有治人，无治法”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会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不良结果。如果干部的升迁完全依靠首长个人意志，极易形成派系、山头。这在十年动乱中，顺我则昌，逆我则亡，任人唯派的做法，已在干部制度中造成极恶劣的结果。因此，在用人方面应该有完善的人事法规，严格执行考试、考绩，经历调任等制度，蔚成“法治”风气，自然就可以人才倍出，干部幸进之风才可能停息，国家政局也可以长久稳定。近世许多国家，实行文官制度，行政事务干部都经文官考试选择，然后任职终身。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丰田人”也是考试录取，对它选用的人终身包下来，都是“铁饭碗”，但无“吃大锅饭”的弊病，这些都很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