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学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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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征服全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于9月18日，令盘踞我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炸毁了长春至沈阳线上的柳条沟一段路轨，诬我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我沈阳北大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时，我们正好要结束联队生活。9月20日前后，日本报纸大登北大营事件，工兵大队官兵都作了传达，他们见到我们中国留学生，都投以蔑视的眼光，我愤恨羞愧得无地自容，出寝室门便低着头，再不愿碰见日本人的目光。可就在这时候，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等总来讲“日支亲善”，说局部地区的误会，很快就会过去，劝我们回到东京，不要“喧哗”（闹事），好好完成学业。这种一面打耳光一面甜言蜜语的亲善，便是傻子也会知道是什么用意，只要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想奋发图强，湔雪国耻。九一八的炮声，也惊醒了我在日本“学点本领”的梦幻，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不允许中国自强的。日本并不是“避难者”的乐园，除了归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不允许我有任何其他选择。
9月底，我同在第三师团工兵大队队附学习的其他四个中国士官候补生离开丰桥，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还到车站送别。我们当然也“感谢”一番，就上火车没精打采地回到了东京。这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纷纷请愿退学。我们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二十四期的学生，也纷纷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面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中国驻日大使汪荣宝却传达蒋介石的旨意：留学生要安心求学，不要闹事，要相信政府能解决“中日争端”。可是我们很多士官同学，不听这一套，自发成队地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数人乘马前来驱散学生，中国大使馆也派了一个姓丁的参赞来劝学生回校，我们坚持不走，宪兵扬鞭跃马，冲进学生队伍，一时秩序大乱，新闻记者摄影机的灯光闪闪，人们的喊叫声高响入云。丁参赞怕次日的报纸登出他的“玉照”，以袖掩面，高呼“回去吧！”这一屈辱的场面，我至今回忆起来还不胜悲愤。幸当时我们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才派人出来说：“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我们大叫：“亡国奴才再回来。”于是大多数人都办了退学手续。我本来在日本就深感屈辱难忍，所以这一次我是热心的退学鼓动者。我认为要退就要全部退学，才足以显示中国人不可欺侮。我在中国青年会开会时，就竭力宣传“日军进攻锦州，两国宣战。如果我们不走，就都会成为俘虏。”想把所有的学生都鼓动走光。遗憾的是，竟有十来个人不愿退学，而且以后退学回国的人，也有再去日本复学的。至今五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该这样没有爱国心，干这种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叫外人鄙视的事。
郭汝瑰任国民党军官时期
11月，北风怒号，海水呜咽，我们一群中国留日学生愤然返回祖国。由于大家都是穷学生，坐的是普通客轮。离日本上船时，中国人在日本受歧视、遭侮辱的利种情景，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心情十分沉重。这时我一只脚站在岸边，一只脚踏在船头，将一块石头扔在海里，内心发誓说：“我们不打败日本，成为一个战胜国，我就决不再到日本来。”
我们士官学校退学的二十三、二十四期学生，一到上海，便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开会，决定每期学生推举代表两人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请求：允许我们投考中国陆军大学。我是二十四期学生两名代表之一。
我们四个士官退学学生代表，到南京后，求见了许多日本陆大或士官学校毕业的先辈，请求为我们投考陆大说情。他们口头应允，实际没有行动。主管此事的关键人物是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先生，他一见面便责怪我们不听政府招呼，不能沉住气在日本完成学业。我们只好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广大土地，我们激于爱国义愤，实在忍无可忍，呆不下去了，才退学的。既然已经回来了，请政府想办法安顿我们学习！”
“不听命令，怎么能安顿你们呀！”周先生板起他那哭丧面孔，毫不留情地说。
我们慑于威势，有求于人嘛，当然就低声下气地再三请求：“我们不回来倒也算了，既然回来了，如果政府不管，弄得一些人又跑转去，就有辱国体了嘛！还是请副监想法吧！”
他沉思片刻说：“不能准你们考陆大，你们二十三期的，去中央军校八期报到，二十四期的去第九期报到，继续学习！”
“像我这样黄埔五期毕业的，似乎不好再到九期学习了，还是请准我们考考陆大试试看吧！”我以为又抓住理由了这样说。
“那么你们军校毕业的自行去投考吧！”
我们再三请求无效，只得回来劝所有同学照周副监的决定去中央军校报到，千万不要再回到日本去。还鼓动说：“不要看眼前吃亏，从长远看，取得黄埔资格也可能有好处。”
结果二十三期同学无一人报到，各自散了。因为他们离毕业只有几个月，认为不须再学就可工作了。二十四期同学，如蔡文治、林同门等，都进了中央军校第九期。还有少数几个人又转回日本士官学校去了。
我虽然以黄埔学历可考陆大，但初试期过了。恰巧郭汝栋保送的两名初试及格的学员中，有一个人是四川陆军测绘学校毕业，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需选员递补。林泽仁返回郭妆栋的四十三军后，任参谋处长，见机就为我寄来密封空白试卷，令我把试卷答好，连同保送公文，一并向参谋本部投递。这时我走投无路，不愿回日本，也不愿到湖北阳新郭汝栋部，因为他们正在“剿共”。找共产党嘛，正当革命低潮，一时也找不到，于是决心潜心求学，待毕业再作打算，因此我按林泽仁的办法做了，这样我便取得入陆大的复试资格。
陆大的性质和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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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大学经历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它是仿德国和日本陆军大学兴办的。目的是培养高级指挥员和参谋。我在陆大学习时，听德国教官说：“普鲁士高级将领，多系王亲贵族，他们在作战指挥时常因侦察敌情、地形和传达命令指示，分身不过来，就常派自己的子弟和身边亲信去干。这就要求这些皇亲国戚子弟和亲信们须具有绘图能力和熟知战略战术及参谋业务等本领。为了培养他们，老毛奇元帅就在参谋本部兴办测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以，以后测量局和陆军大学一直属于参谋本部。”1930年至1931年，我在日本学习和1932年至1937年在蒋军陆大学习和任教时，见日、蒋都是仿德编制——测量局和陆大归属于参谋本部。
陆大校址初在北京，后迁南京，抗战又迁到重庆山洞。据说：陆大第一、二、三期，是草创时期，陈调元是第一期，我在陆大学习时，日俄战史教官黄家濂是第三期。第四期以后“人才蔚起”。蒋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徐永昌、林蔚、周亚卫（以后又入日本陆大）、阮肇昌、贺国光、熊斌、王泽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陆大学员。七期以后，东北军入关，张学良办了一个时期。所以，第七、八期学员，多系东北军军官。张学良易帜（改五色国旗为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与蒋委员长合作，时人称为易帜），蒋介石接办陆大，先后派黄慕松、周斌等任校长、教育长。八期、九期，特别班三期同时在校，这是陆军大学在北京时最盛时期。开办特别班，是因为蒋军中许多高级军官都想入陆大旁听，但是每期能批准旁听的人数有限，蒋介石便开办了一个特别班，招收这些人入学。入学考试不考普通科学，只考军事学。我所认识的蒋军高级军官如卫立煌、黄维、夏楚中、郗恩绥、温鸣剑、张秉均、戴之奇等，都是特别班或第九期的学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卫立煌师侵入红军四方面军的七里坪、金家寨，蒋介石特别赞誉卫立煌，说：“我送卫立煌去陆军大学学习，这几年学得不错。”这也为陆大提高了身价。八、九期和特别班毕业后，蒋介石把陆大迁到了南京。
1931年11月陆大在南京招收的学员为第十期。这时，蒋介石声称“九一八”国难当头，要求两广和谈，已略有眉目。所以陆大第十期第一批只招收八十三人，为两广留二十来个名额，表示和解。
陆大招生办法，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大学。即报考生须受过正式养成教育的军官学校毕业（还规定从某期起至某期止的年间限制），任主队职军官二年以上，经过资格审查合格，才能参加考试。当时承认由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西北军校、商震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阎锡山办的太原军校、日本士官学校等军官学校毕业者，才有报考资格。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在行营或各军举行，中央各军事机构及中央军校（即黄埔）高级班等，在军校礼堂举行。各师可保送两名初试及格学员。连同初试试卷送南京参谋本部，经审查合格后参加复试。复试由参谋本部组织的陆军大学考试委员会主持，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试卷均密封。军事学考应用战术、基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等教程。应用战术为考试重点。第十期第一批复试考的应用战术，想定是一个有骑、炮、工兵加强的步兵支队的遭遇战，地点是在秣陵关附近。基本战术、兵器等考试题目，已不记得了。这一期因规定投考学员要有二年主队职经历，所以没考实兵指挥。普通科学考语文、政治、高中数、理、化、史、地及一门外国语。我是选日语参加复试的。笔试之后，还要口试，我幸被录取了。
第十期原定1931年12月1日入学，后因“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推迟到1932年3月1日才开学。校址在南京薛家巷（后改称汉口路）屈子祠（军政部旧址）。编制很小，校长、教育长之下设有教务处、编译处、骑术处、秘书室、医务室、总务组等。教务处之下有印刷所和图书室。学员不编队，无队长一类管理人员。
陆大招收的第十期学员中，有旁听学员五人，即钱卓伦、李及兰、何绍周、甘丽初、吴斌，他们是蒋介石特准的，没有参加考试。入校后同样受教，同样毕业。十一期也收有特准旁听生。以后要求特准入学的职级较高、资历较深的军官增多，于是招收特别班第二期，加以容纳。因第十、十一、十二期都是每年招生一次学制三年，加上特二期，所以，我在陆大时，共有四期学员同时在校。
第十期第一任校长是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以后因蒋介石要“作之君，作之师”自任校长。杨改任教育长，但校务实际仍由他主持。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及日本陆大毕业（在士官学校曾与蒋介石、张群同期，在日本陆大与熊式辉、陈仪、张亮卿等同期），战略上见识高远，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考试，名列第一。1936年，两广反蒋介石，蒋的谋士们多主张用兵，他反对。他以当时两广反蒋的形势为背景拟成想定，要求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研究员们战术作业提出作战计划。我们都忽视了想定上日本正窥视中国的背景情况，答案都是攻韶关，下南宁。他讲评说，这样日本就胜了。他的原案是大军压韶关桂林；以共同抗日为理由，与两广协商，政治解决，我们都心服。1944年，他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在诺曼底登陆后的战略部署，批评说：“艾森豪威尔（当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扇形展开，包打败仗”，不久，果有亚当森林之败。但杨为学有点“得大意”，“不求甚解”；他接受新事物快，思想能随时代进步。1946年，蒋介石、陈诚叫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军队。他冷笑地说：“如果美苏之间的问题不解决，不要说三个月消灭不了共产党，就是三年，三十年也消灭不了。”他任驻苏大使归国后，军事思想有所改变，经常引用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但他为人负才骄傲，大言不惭，因而不免言过其实，遭受打击。杨杰一直与何应钦、朱培德不睦（朱是他的连襟），对老上级程潜则颇恭顺。1949年，他由昆明潜赴香港，准备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杨杰主持陆大，喜搬用日本陆大那一套。按日本陆军军事学校的二级学制，士官学校（相当于中国黄埔军校）负责养成教育，把一个普通中学生或部队选送投考的军曹（中士）通过军官候补生训练，培养成为一个军官。举凡一个校、尉级军官应具备的战术、兵器、筑城等军事知识、“忠君爱国”的思想、军官仪态，以及作风等，都应达到一定要求。士官学校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成为少尉。以后通过步、骑、炮、工、通讯、经理等兵科学校的补习教育，增进各兵种知识。陆大则为培养高级统帅和参谋的陆军最高学府。凡经历过二年主队职（营、连长），不论进过或未进过兵科学校的军官（上尉或少校）都可报考陆大。每期在学校三年，所以三年一考。因年龄限制，一般终身只能考两次。日本军官，只要能够考上陆大，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不愁不位至将军。因此，每个学员都很自负，自视高人一等，表现得气宇轩昂。所有在校学员不编队，没有管理，学校功课完毕，即各自回家，战术作业也可在家里作。杨耿光在主持中国陆大时，也只管学术，不负管理责任，要求学员自重自治（十期、十一期均无班主任，除少数未婚学员住陆大宿舍外，余均租房住校外）。他不管政治思想教育、纪律、作风、仪表等，他认为这些是军官养成教育的责任。殊不知蒋军军官养成教育质量较差，照搬日本那一套行不通。十二、三期以后，学员人数多了，纪律不免废弛。
陆军军官学校的几位校友在校本部旧址留影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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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第十期的课程，重点在军事学术，有战术（大军统帅、海军战术、空军战术、化学战、装甲兵战术、炮兵战术等）、战史（拿破仑战史、普奥战史、普法战史、日俄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等），参谋业务（包括军队编制、装备、辎重、输送、动员等），邻邦军备，兵要地志，军制、军队人事法规、军队教育、兵器、野战筑城、永久筑城、地形（包括航空判读）、谍报勤务等。另外还有马术。非军事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法学、国际公法、心理学、逻辑学、数学、外语（德、英、日）等。
应用战术是重点中的重点，分别由中国及德国教官担任。中国教官除张亮卿、何成璞、徐祖贻、林熏南是日本陆大毕业外，其余皆中国陆大前期同学。他们在第一、二学年教师战术，第三学年教军战术，都是照搬日本那一套，运用《战斗纲要》及《大军统帅》上的原则，指导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他们结构想定，写出基本情况，补充情况，要求学员用文字或要图作情况判断，决心处置，作战计划，阵地编成，火网编成等。
图上战术每星期两次，分六个战术班（每班不超过二十人），在室内作业。
现地战术，第一、二学年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各约一个月。第十期第一学年秋季战术实施，在句容、镇江等地，春季在淞江、嘉兴、乍埔、杭州、莫干山等地举行。第二学年秋季在徐州、海州一带，春季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地举行（在青岛还作了战史旅行，讲日德青岛之战）。出发前，按原战术班由教官发给想定并加说明，学员即结合好地图，标绘好情况在图上研究（考虑腹案），然后作认领乘马，整备图囊图板行装等准备工作，到现地即乘马侦察，对照地形，对照情况，在图板上作业。在一地完成一个科目后，又转移宿营地，在另一地形进行另一科目的演习，直到按计划完成各项预定科目为止。
不论图上战术或现地战术，都是令学员充当同一职务，作同一答案，交卷后，教员阅卷分案，讲评，颁发原案。如系连续想定，则根据原案构成补充情况，再令学员根据情况作出答案，照前法进行教学。这就是我军所说的集团作业。这种战术教育法比较呆板。
第三学年现地参谋旅行，春秋各一次，（第十期秋季在北平、宣化、张家口一带、春季在六合、扬州、镇江一带举行）与现地战术比较，想定结构，规模大，兵力多，作业范围广，除作战指挥有关作业外，还有运输及补充补给，前送后送等有关参谋业务，军务，后勤问题的作业。指导方法也不同，教员按想定分配学员不同职务，使按不同职务作不同作业，也都各有原案。下一情况，都按原案构成，进行推演。这种指导方法，蒋军称计划统裁。这种作业方法即我军今天的军事导演。
以上这些由中国教官指导的战术作业，都是单方面的。只有毕业前进行的一次“高等司令部勤务演习”（简称高司演习），即我军今日的“军师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是红蓝两军对抗，（蒋军及日、德各国，都以蓝色代表自己，而以红色代表敌人。对抗演习时，常称红蓝两军或称南北两军，东西两军）在室内用图上兵棋进行推演。杨耿光自任统裁（即我军总导演），张亮卿，何成璞分任东、西军统裁。由一些战术教官和第一期研究员任端末统裁（我军今日称端末导演）。记得我这次担任的演习职务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骑兵旅长。这次演习也是计划统裁，按原案推演，而且主要目的是搞命令、计划、通报、情况要图、决心要图等（即我军今日所说的战斗文书），我主要搞的是骑兵搜索计划和命令。这次高司演习，战术构思不精，只是一个形式，参谋业务也只讲究格式，没有什么战术运用上的磨炼可言，胜负判定，不能使学员心服，学员搞得十分乏味。主要是由于战术素养低，不能让学员自由奔放，发挥战术才能，适时以情况诱导其按计划推演。所以，搞计划统裁，又生怕对抗演习中学员答案分歧，推演不下去，故情况设得简单，使学员一眼就明白该如何决心处置，以免脱出原案范围，说服费事。
教海军战术的姜鸿滋，讲了一些单纵阵，双纵阵等阵形，我未获什么教益。以后，一矮壮的德国教官教潜艇战，我印象也浅。现代战争，制海权重要，尽人皆知，我并非不重视，可能是由于海军知识少，不能深入理解。
陆大在北京时就聘请了德国教官。第十期由史培曼（Speman），顾德威（后由石达开Starke）教应用战术，林德曼（Lindeman）教炮兵战术，史太秋（Stvetiis）及另一希特勒空军的青年军官（不记其姓名了）教空军战术，皮尔纳教装甲兵战术，麦次纳（Metzner）教化学战，古稀（Gruse）教大军统帅、战史及阵地战，王恩瀚（Wangenheim）教参谋业务，编制装备，动员输送，列强军备。
这批德国教官都身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培曼、顾德威、石达开、古稀都是德国陆大毕业，战术素养较高。史培曼、顾德威初教我们团、旅战术。所以，当时称德国教官教的应用战术为小战术，以后，一直由师教到军，集团军，大军战术，参谋旅行。我们由德国教官指导的战术班都一直称小战术班。他们的想定结构比较巧妙，很注意战术战略上的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关系（远、近、险、易、广、狭）。文字不多，没有什么格式框框，但深入研究，一换算时间、空间，考虑地形天气影响，就感觉意味深长，很费思考，才能作出答案。他们的指导方法也比较灵活。第二学年后，经常混用计划统裁和自由统裁（根据学员答案推演），交错进行集团作业和军事导演。例如：想定发下后，先令学员以军师长等指挥员身份作集团作业，然后，分配演习职务，进行军事导演，根据答案选两个不同方案的学员分任指挥员及参谋长，让他二人去辩论。这样，他不多费口舌而利害自明。接着，按指挥员的决心，指导下去，适时出情况诱导，使错误的方案，愈益显得不利。讲评时，从头到尾指出利弊得失，使学员心服口服，记忆深刻，受益较多。现地战术用自由统裁，如出现不利于按计划转移宿营地而出情况又诱导不过来时，就发补充情况，又令学员集团作业，选符合原计划的答案，更换指挥员，继续演习。
我们由德国教官指导的战术作业班，经常是五十三四人，人数太多，集团作业，展开辩论时，不易普遍发言，军事导演时，也难让学员轮流担任比较有意义的职务。因此，他们经常搞对抗的军事导演，将学员分成红蓝两军。这样一来，每一组便只有二十五六人了。参谋旅行组成两军，各一名教官。史太秋和古稀经常参加，充一方的指导，教官先发想定一般方略（我军现称一般情况）及蓝红两军特别方略（特别情况），令学员集团作业，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处置，教员先后分赴红蓝两军，根据答案指定学员演习职务。然后，根据红（蓝）军的决心处置等作为补充情况诱导蓝军（红军）推演，推演到一定阶段，又出情况，令书面作业。然后，利用蓝军书面作业时间，赴红军指导。将蓝军推演的结果，构成补充情况诱导红军。如此交错在红蓝两军间往来指导，红蓝两组都无空闲，直至完成预定科目。最后，由教官系统地报告战斗经过，评判胜负，讲评得失。
最有趣的是史培曼用同一想定指导研究院第一期研究员和第十期小战术第一班学员，但所得的结果（胜败和运用巧拙）完全两样，这种自由统裁的双方对抗的军事导演，教员不固执原案（腹案），两军胜负悉决于演习指挥员的战术决策，演习起来生动活泼。但指导很不容易，教员要脑筋灵活，点子多，见机生情，出情况诱导学员，而又不显现故意为难某方的情景。杨耿光主张只在第三学年参谋旅行时用这种方法实施，他认为此时学员的学力够了才能完成演习。但中国教官怕这样作，德国教官第二学年起即提早经常作。
德国教官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体现德国《军队指挥》一书（该书系《联合兵种的指挥与战斗》修改后改称的），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大炮），彻底进攻，速战速决，注意利用制空权，高速度进攻的原则，但不硬啃条文。例如敌我对等兵力装备时，他们为了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很注意行军态势，战略动机，以便先求得有利的战斗正面和有利的战略形势，一下就集中发挥所有力量，予敌打击，改变兵力对比，并一步步紧逼，不让敌方挽回颓势，一直“以优胜劣”打到底。
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不搞开进、展开那一套、而是直接就攻击准备位置并不总是对敌阵弱点业已了如指掌，一来就对敌弱点进攻，而总是在战斗中发现好机，投入决胜力量，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些都对我留下深刻的影响。
《军队指挥》除防御之外新增防支（持久抵抗）一章。我认为这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略防御，以攻为守，过早调动了西线兵力，致马恩河会战失败，因而强调次要方面避免决战，以空间换取时间，不硬性防御，以便重点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决战。持久抵抗就是次要方面避免硬顶，避免力不如人，死争一城一地，徒增伤亡的一种战法。虽不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高度机动、灵活、主动；不及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致敌灭顶之灾的强大威力，但也终不失为劣势对优势采取持久战的一种战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飞机坦克投入战场，高速度大纵深进攻，已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战争指导规律，但只要注意到防空降，防空，防集群坦克，打人民战争时亦可以持久抵抗战法作为参考。
有一年暑假前，杨耿光要德国教官指导我们一周的沙盘战术。他们认为沙盘的优点，在于显示地貌地物比地图有立体感，而地形缩小若干倍，又比在现地易于观察全部地形，了解纵深情况。但沙盘须二千分之一以上大比例尺，地貌地物才显示得清楚，最适宜于连营战术。团以上战术，正面纵深场较大，所需地域面积大，沙盘上比例尺小了，地形模糊，反不如地图上推演兵棋清楚，连以下战斗，所需地面不宽，现地战斗教练，比沙盘更有效果。但沙盘可以不拘真实地形如何，随心所欲，按教育课目的要求，显示地物地貌，又可以把堆成的地形推了，按另一课目的要求，重新再堆。这种沙盘教学最适宜于教员随心所欲地假设理想的地形和敌我情况，教军官学校初学战术的学生，深入理解战斗原则，灵活运用战斗原则。（恰似日本人所谓白纸战术的搞法）例如：史培曼设一横亘东西的马鞍形高地，一高一低。令南北两军的排长从等距离去争夺高地。北军排长全力以赴，争最高的高地。他却诱导南军排长以二个班赴最高的高地，而以一个班赴较低的高地，这个班当然先到达较低的高地的顶端，即以轻机枪侧射登高峰的北军，使其卧倒，南军另两个班就得以先到最高的高地。所以，沙盘仍不失为良好的战术教育的补助手段。这就是德国军官学校教沙盘战术，而陆大则不教的缘故。我认为他们对沙盘战术的看法颇有道理。
蒋军好搞电气沙盘，地形和情况（如显示炮兵和飞机轰炸弹着点），永远不变，这只能是模型，缺乏战术的意味，用于战后讲评，总结经验则可，用于磨练战术则很不足。实战中，仿敌阵地作现地沙盘，进行演习，使指挥员明了上级的意图、自身任务、行动方式方法，熟悉地形道路及敌人配备等，对战斗实施有很大帮助，是各国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应该推广的。
古稀讲大军统帅，只讲原则，未应用于作业。他在讲歼灭战略和持久战略、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等原则时，都举战例证明原则。他主张打歼灭战，并主张以歼灭战达持久之目的，他举七年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兴登堡东普鲁士方面作战为例，说明以攻为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达持久之目的，颇受学员欢迎，惜比较大而空。
林德曼教炮兵战术，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和以后阵地战那一套战术，炮火准备长达一星期甚至半月、一月之久，时间太长，难收奇袭急袭之效。导进弹幕射击，阻止射击、逐次集中射击，破坏射击，交通遮断射击等，讲解亦尚清楚，可惜未搞炮兵战术作业，亦不如后来我看见苏联专家炮兵战术计划精密，也未与史培曼等教的战术联系。史培曼也是炮兵军官，他主要只注意野山炮或野战重炮（十加，十五榴）的杀伤半径，有效射程，遮蔽高，运动性等战术性能和放列阵地，观测所的选定以及完成效力射准备射的时间等，从不涉及集中射击，破坏射击等技术问题，亦不大注意防坦克炮的运用，部队防空注意到伪装，行军时取对空距离等，但未具体指导过高射炮运用，这些都是缺点。
史太秋等教的空军战术，强调进攻，赢得制空权，认为攻击为最好的防御；强调发展轰炸能力，重于发展驱逐（歼击）能力。例如，敌机来袭，他们认为驱逐机拦击次要，最好的办法是出动轰炸机炸毁炸沉敌机起飞的机场或航空母舰，或尾随回航敌机，一网打尽，主张对进攻之敌实行反火力准备，强调摧毁敌军需工业，交通枢纽，瘫痪敌人工业交通运输，他们强调飞机性能和航空工业后备能力，认为敌对双方宣战后第一线飞机首先接触，一星期内双方飞机和飞行员数量迅速下降，一月以后，双方空军力量的强弱，主要决定于飞机制造能力、所造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员训练能力。因此，他们强调要搞民航，以保持空军的后备力量。他们称飞机是炮兵的长臂，即可以打击炮兵打不到的敌方深远纵深，从而认为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攻击在炮兵有效射程外的敌后方。攻击机应超低空飞行，以领导地面步坦兵冲击，其震骇作用多于杀伤作用。但当时还未强调空降，空运的作用，也还未明显显露出糅合《制空权论》和《机械化兵论》为一团的闪击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空战战术思想，当然是很不够的。
第十期所学装甲兵战术最差，教官皮尔纳不懂战术，讲些“的塞尔”发动机之类技术问题混时间。（以后，我入研究院第三期时，奈维格教机械化战术较好）
麦次纳讲化学战，战术技术结合，很受学员欢迎。他认为糜烂性毒气，障碍作用大，但无补于进攻。窒息性化学战剂初出现于战场，颇有震骇敌人的精神作用，但要大面积达到有害浓度不易，所以，战术上可收一些效果，战略上不大发生作用。这虽是第一次大战经验总结，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化学战剂确实没有被大量使用。现在，美苏都在研究化学战剂，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施用过，苏军也正用以对付阿富汗的游击战，但大量用于正规战，看来也不会有什么战略意义且为舆论所不容，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古稀教的阵地战多是一些呆板的防御配备和进攻的方式，我觉得在战略战术上未给我什么印象。
白俄教官布尔宁教过战略学，他取材苏军条令、介绍了战略、战役法，战术的概念与我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所了解的大体相似。
战史也是陆大重视的课程。杨耿光常说战史是战术之母，熟读战史，不仅可以推敲战争双方的庙算谋议、战略决策，师法古名将用兵，也不仅可以找出一些战例，以证明战术原则，加深对原则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总结过去战争所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窥测出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找出指导未来战争的规律，制定战路战术原则，用以教育训练干部，作好未来战争的准备，以争取未来战争的胜利。所以，第十期时，战史课程相当多。龚浩讲拿破仑战史，黄家濂讲日俄战史，杨耿光自己讲北伐战史，德国教官古稀讲普奥、普法战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典令原则，都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又是战史中的重点。可惜古稀当时都是站在德国立场，着重研究国境会战、马恩河会战、坦仑堡会战、华沙会战、罗马尼亚会战等的战略得失。事实上，第一次大战中，飞机坦克已起重要作用，已是闪电战的滥觞。第十期在校期间，制空权论、机械化兵论都已甚嚣尘上，而古稀在这些领域毫未涉及，研究战史而不推想未来战争，这样研究用处不大。这点也可作为我们今天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殷鉴。
德国教官王恩瀚教的参谋业务，编制装备，邻邦军备、动员输送等，都很一般，不过汇集了一些资料而已。他讲动员也讲了工业动员，变平时生产为战时生产等，但对国防建设上如何发展工业，介绍得不够。当时，国民党几无工业，可能也是学员印象不深的原因。第十期毕业时，戴高翔、魏汝霖等编了一部《中国将校必读》，多取材于王恩瀚的讲授。
筑城先由中国教官马龙文讲，完全是照搬日本教材。以后，一德国工兵教官讲筑城，否定堑壕体系，主张注意伪装分散的据点式阵地。
其余课程，不一一介绍，只有三门不为人重视的课，我认为值得一提：
1．白俄教官布尔宁讲的谍报勤务，内容丰富，对于如何获取情报，传送情报，反谍，防谍，今日都尚有参考价值。
2．戴锡龄教官教的军队教育，既说明一些军队教育的原则，又详细说明每年度训练总监部如何下达训令、各军师如何作出指示，各团如何作出年度计划，期间计划，周间计划，每日计划。这一套虽然都取材于日本，但教育计划性强，对部队要求严格（都是全训），对搞部队教育，很有帮助，我认为今日也有参考价值（与我所见苏联顾问的《军队训练法》的教材有相似之处，也可以相互补充）。
3．马术，当时战马被誉为无言战士，是战场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我们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练马术。以后，杨耿光主张学摩托车和汽车驾驶，但未能实现。如今现代战争已经发展到运用电子技术实施指挥，但指挥员和参谋大都还要靠在飞机、汽车、摩托车甚至战马上实施指挥。因此，所有指挥员和参谋都应学会马术（山地交通不便地形，仍用得着），学会驾驶汽车，能驾驶飞机更好，不能空中驾驶，也应学会在空中目视侦察能力。
第十期曾于第二、三学年的暑假，两次去庐山五老峰下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
1933年，庐山开办“北路剿×军官训练团”，陈诚任团长，杨耿光任教育长，所以，杨耿光弄我们去。先以为去任连排长教员，哪知到庐山后，把我们编为第十二连受训。
1934年，“庐山剿×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陆大第十期、十一期学生均前往受训。第十期中有少数同学任排长，我和多数同学还是学员。
这两次暑假训练都是为蒋军打气为主，而所谓军事训练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只搞一些诸如射击、筑城、爬山运动等士兵动作。1934年，德国总顾问巴德讲了一次初级战术，讲搜索，警戒、瞭望等七个问题。
每天朝会，每周纪念周，蒋介石、陈诚均要讲话，但无非是些“不成功便成仁”，“受围不惊”，“被俘不屈”之类呓语。张励生（当时似系行政院秘书长）则经常阿谀奉承蒋介石、陈诚，说他们讲话好极了，并对蒋、陈的讲话作些发挥，使人听了肉麻。受训完后，各发一柄短剑，上镌“军人魂”三字。这不仅仅是个装饰品或自卫武器，实际意味着蒋介石要求每个军官要“效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两次训练团受训对我来说，除在庐山避暑爬山外，一无所获。
因为陆大学员学的是联合兵种的指挥，所以要熟悉各兵种情况，日本陆大是把学员分到不同兵种的部队去队附学习，当时中国无较强的部队，所以杨耿光把队附勤务改为兵种学校参观见习。我们去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见习，看了战斗演习。详情已记不清，只记得步校现地沙盘，搞些泥人，我们戏呼之为阎王殿，但这只不过是调皮而已。我认为，现地沙盘，可在沙盘上显示情况，而令学习者在现地作各种战斗动作和决心处置，是一种好教育方法。另外，我们还参观了海军和空军，每人都作一次感受飞行。史培曼还组织参观了几次炮兵射击。
我们毕业后，学员曾分组赴军政部、军令部、铨叙厅见学一月。我分配在铨叙厅，厅长林蔚。这一个月见习是我难忘的一次学习。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人事法规”，了解了任官、任职、退伍等手续。这一套人事法规，完全抄袭日本（日本《军队成规汇集》汇集了全部人事法规）。
平时军官分官组进行考核（尉官以联队为单位分组，校官以师为单位分组，将官全国范围内分组，以比较优劣）。
有停年和经历调任的规定。停年即每一级军官有一定的晋级时间，使其熟悉职务，不到规定时间，不得晋级。如少尉至少一年半才能升中尉，中尉三年才能升上尉，上尉四年才能升少校，如此等等。经历调任是为了培养军官的才能，当其任一职务，二三年后，即改任他职，如相等级别的参谋、教官、队职军官等职务对调。这些办法颇有可取。但蒋军并未认真执行。在用人上仍然是任人唯派、任人唯亲。文化好的终身参谋，政工人员终身卖狗皮膏药。军师长把持一个部队长久不放，压抑有才能的中青年军官晋升等现象比比皆是。有法不依，怎么能把军队建设好，军队哪会有战斗力？
第十期毕业后，曾选三个学员去学空中侦察，我是其中之一。1935年冬，我被派往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时间六个月，在空中飞行共四十小时。学了空中照相、航空判读、目视侦察、炮兵射击指挥、空中射击等等。学习完后，还规定我每年须去空军服务一个月，但我以后未去过。现代战争，战场辽阔，指挥官参谋人员，常须空中视察、指挥，培养一些陆军人员具有空中知识，办法是好的。而且，现代战争，海、陆、空常须联合作战。所以最高统帅部、方面军等的指挥员、参谋，能具有海、陆、空三军知识最好。
由于杨耿光提倡上课记笔记，陆大十期学员，上课很少缺席，还专心记笔记。下课后，学员们不是作战术作业，就是整理笔记。早晚自习，常有许多人读外国语文，看参考书籍。翻译官们对我们说：“陆大在北平时，学员颇讲究交际，互呼‘学长’，校友观念很深，庆吊往还、请客送礼之外，还经常一下课就携带家属，或家属们互相邀约，看戏打牌。甚至还三三两两，狎娼宿妓。学习风气很薄弱，没有你们这样好学。”这些话可能是故意糟踏先期的同学以讨好十期学员，但陆大移南京后，风气有些小小转变也是真的。我记得1933年旧历初一，我们不放假，照常上课。学员到齐了，教官王恩瀚也到了，只邹编译官不到，经频频催促，才姗姗来迟，腼腆地说：“以前旧年新年没人上课，所以未准备来。”这就是一个例证。十期以前，学员拜把兄弟，以便在社会上互相拉扯的，可能也有，但未闻其详。十期毕业时，某几个同学攀龙附凤，同甘丽初拜把兄弟，结小团体，陆大十一期以后这种结小团体之风逐渐盛行起来。后来，蒋介石先生糅合黄埔同学会和四校同学会等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原是为了“作之师”，（他兼各军事学校校长）殊凑合在一起，结果还是一盘散沙。各拉各的帮派。连蒋介石先生的蓝衣社（复兴社）也不例外（国民党、黄埔同学会都腐化失灵，蒋介石又想借此法宝作团结黄埔学生的中心）。蓝衣社的骨干十三太保如贺衷寒、曾扩情、康泽、刘咏尧、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滕杰、陈复等多为黄埔学生。所以，陆大十期学员中的黄埔学生除我一人外，都成为争取对象。星期日活动，正经得像煞有介事，实际这个法西斯组织与流氓集团青红帮无异。
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同学谒陵留影（部分）
我认为当时许多陆大学员，没有政治灵魂，某些人只知拉封建关系，把爱国主义、民族气节都置之脑后，学习只是为了加强个人本领，取得陆大文凭，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好升官发财而已。我知蒋介石也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换帖，拉封建关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这一反面教材，值得鉴戒。
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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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我在杭州笕桥学习空中侦察告一段落后，返陆大复命，即拟返回原部队。杨耿光认为我这个多言好辩，会钻教官的空子、捣蛋调皮的门徒，是个讨厌的学员。我不特经常弄得教官下不了台，也出杨耿光的洋相。记得第三学年春季现地战术实施他在滁州亲自指导现地战术。一个学员作决战防御案，摆一个外八字阵地，前面设前进阵地，诱敌人一进攻，便缩回本阵地。他讲评时说：“这是乌龟的缩头战术。”弄得哄堂大笑，这个学员狼狈不堪。演习到镇江，他拿出一个渡江占领桥头堡固守待援的原案（这是仿照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作业的方案）。他抽问学员，一一评击。他批评完后、问道：“这原案有个缺点，你们看见否？”我应声而出说：“看见了，这成了瓮子里的乌龟，‘瓮中之鳖’。”大家听后又哄堂大笑。
他刚才说了人家乌龟战术，这时也不好生气，只说“郭汝瑰，你强辩，瞎扯。”
但是，这时，他认为我是一个对付好抬杠的学员的好教官、硬要留我任教。我执意不肯，并对杨杰说：“我见凡当教官的人都是终身潦倒，一事无成。”
杨说：“你的看法不对，你懂不懂得委员长是怎么搞上去的？”
我答：“不懂得。”
杨说：“委员长的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我们是师生、我不会害你。如果你在陆大教几年书，结交些师友门生，会对你一生事业有很大帮助。”
这时我内心也不愿到我堂兄郭汝栋部靠封建关系作官，“剿共”做帮凶，又想多学点军事学术，靠本领吃饭。经他这一说，我便决定留下来，并进了陆大研究院第三期。这期研究员，主要是陆大第十一期毕业学员。本期研究院主任是张亮清。
陆大研究院，并不研究比陆大学员所学知识更高深的军事理论和学术，也不研究未来战争和各国军备，而是提高当教官的本领。因此，研究院除照陆大正规班继续进行战术教育及先生讲学生听的方法，灌输些军事知识外，特别注重战术教育法。杨耿光曾要求我们一天要作出十个想定。我们虽不免粗制滥造，但总凑足数交了卷，这些磨炼，可增进教员迅速构成情况的能力，使教员能随机应变，以情况诱导学员作业，办法是未可厚非的。这里已没有中国战术教官，都是外国教官任教。指导我们应用战术的是石达开、奈维格。奈维格是一个机械化兵科军官，教机械化兵战术颇得研究员好感。他结构想定也比较巧妙，设想战略态势，计算时间、空间，都引人入胜。战术课目，仍是攻（包括遭遇战）、防（包括持久抵抗）、追、退，也同史培曼、石达开一样，一来就造成包围迂回有利态势，再局部形成优势，打敌人一个致命伤，然后，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挽回颓势，直至全歼敌军为止，他也讲究攻弱点（攻瑕），灵活机动，向打得动的方向发展。所以，行军、展开，都讲究既一下就发挥出全部力量，又注重有灵活转移重点的余地，只是计算行军长径、行程、时间、距离换算等关系，与炮、坦完成进攻准备的时间不同而已。防空除大口径高射兵器分段跃进，小口径高射兵器在行进中掩护外，更注重夜间机动。但与空军联系不如苏联专家所搞的紧密。防坦克也未强调防集群坦克，不曾计算防坦克兵器密度，这当然是因受时代限制的缘故。
研究院也由史太秋教空军战术。今天回忆起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叙述之处。但有一事记忆犹新。一次，我们研究员乘马搞现地战术，见道旁伐倒一株大树，任其日晒雨淋。史太秋就喟然长叹说：“你们中国如此破坏自然，浪费木材，说明你们生产不发达，而又浪费资源。在德国，这种现象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本不属于军事范围的事，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不免乱伐树木。我深有感慨，所以赘述于此。
研究院还有一名教永久筑城的白俄教官斯达维斯基，曾在法国某军事学院担任过教官。所讲内容过于陈旧。讲日俄战史的多马舍夫斯基，当时却颇受研究员欢迎。他站在沙俄立场，所讲与黄家濂据日本战史讲的大异其趣。他经常用“战胜者毋庸批评”一话来原谅俄军的错误，轻视某些日军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他没能以“古为今用”的精神探讨战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但他以“沙窝伊大将之骡，随大将身经数十战，但于军事思想无补”来讽刺那些经过实践，却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教益的人，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这对学习战史，只讲史实，赞赏古代名将的一些决策而不寻求战争规律发展的人，也是辛辣的讽刺。解放后苏联专家韩切夫斯基在军事学院印发了一份军事发展史的图表解教材，但是言必称希腊罗马。我们中国三千年军事发展过程，至今还不曾看见系统研究的著作。太遗憾了！我希望能早日看见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军事史！
我没等到研究院毕业，就被推上了教学第一线，叫我担任战史教官。因十四期的欧洲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被学员赶下了台，要我在紧急情况下“伍间增加”。我在陆大学了三年德文，而陆大战史材料多为德文本，我想借此机会增进德文水平，而且认为教战术就是那一套原则，倒来倒去还是那一桶水，搞到一定水平，再搞也难进步，不如在战史宝库中苦心钻研，还可获较多教益，因此，欣然前往任教。
我认为古稀（我任教官时他已回国）教欧洲战史，在战略决策得失探讨和学术观点批判上，还是讲得不错的，为什么不受学员欢迎呢？原因在于唱“折子戏”，讲个别会战史，而未对整个战争经过、总的教训得失作出结论，东鳞西爪，贯穿不起来。而且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不熟，外国人名地名难记，他采取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所以不能引导学员深入理解。因此，我糅合一本德文小册子《第一次大战经过》及张亮清在日本陆大学习时的《欧洲战史教材》。从老毛奇及史蒂芬国防计划一直讲到国境会战，小毛奇修改作战计划以及以后历次会战发生经过得失，介绍一个轮廓，然后，分别选择有战略价值的会战，详细讲授。把一些战争关键的经过情况，写成想定形式，令学员作业，然后，发表当时双方决策部署，再令学员批评得失。这样的教授方法逼迫学员深入了解情况，熟读地图，研究经验教训，教授法似稍有改进。但决策得失，经验教训，还是剽窃书本，人云亦云，并无创见。而且，我原计划的一整套，未写完就走了。
陆大在蒋军建军和作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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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建军并不始于黄埔。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已有军队，如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稍后的第八军唐生智。虽然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发展起来的第一军是骨干，各军都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的建议，设了党代表，但军队是由士官生、保定生、云南讲武堂学生按日本一套编制装备训练起来的，战术总是抄袭日本。以后德国顾问谢克特、法根豪生等来中国，参加中央军校及陆大教育，成立教导第一、第二、第三师（即以后的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十四师），教导总队，炮兵第二旅等。于是部分军队又采用德国装备，并按德国顾问建议，编制训练，战术也抄袭德国。中枢军事机构及大部分军队，都还是日本陆大学员、士官学生、保定学生等为骨干。
人事制度以及兵役制全都是抄袭日本的。陆大的战术思想、参谋业务也多未为军师长所接受，一直到全军溃灭时为止，作战指挥还是老一套。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陆大对蒋军建军影响不大。
不过，陆大学员个人在战场上仍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陆大八、九、特三期学员参加蒋军嫡系部队的不很多。十期学员毕业后，则多在蒋军中服役（在杂牌部队的少于嫡系部队）。开初，一般多担任军、师参谋长、参谋处长、作战科长及军事委员会的处、科长、参谋等职务。只有何宣、黎行恕、甘丽初、李及兰、何绍周、官慧民等少数人，任军、师、旅、团长。抗战前，在唐生智、张治中的准备对日作战秘密机构服务的陆大学员，对袭击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构筑淞沪、吴福、锡澄、沧石等防线既设阵地，多负计划指导责任。“七七”、“八一三”以后，布满蒋军军委，战区，集团军各军师的陆大九期、十期、及十一期特别班一、二期学员，在战场上颇发挥作用：第一，他们所学的搜集情报，判断情况，调制情况图，现地侦察、在图上定下决心，进行指挥这一套参谋业务（这以前，蒋军搞这一套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使各级指挥员作战指挥，心中有数得多。这不特对抗日作战有一定贡献，也因此而取得各军师的信任。第二，抗战初期，陆大毕业学员不多，无形中有个学派，电话上一呼“学长”，就分外亲热，上下左右，联系情况、交换意见，特别灵通。这样的联络工作，是一般军、师长所办不到的。因此，得到他们特别倚重。如我初到十四师任参谋长时，我的师长（以后任军长）霍揆彰并不倚重我，及到淞沪作战，我可以亲去第一线营连为他视察情况，建议决心处置，并在图上研究各项预案的利害，我俩人经常共铺一张图在桌案上，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应该如何处置，待到友邻下级电话一来，他便可立即处理，我接电话时，用红蓝铅笔在图上指预定方案，他一点头，我便可负责处置。于是，他常说：“你们陆大这一套，我以前全不懂。有这样一套进行指挥，方便而有把握多了。”我在战场上可以经常与上级友邻甚至遥远的友军联系。淞沪大溃退时，我们五十四军未得命令，不敢退却。我与六十六军叶肇的参谋处长同期同学郭永镳通话，抄下命令，了解我们五十四军十四师撤退时机、路线、到达位置等，最后才撤退。虽在安亭车站被日寇截断退路，全师仍绕道而还。从此以后，霍揆彰总劝各军、师长非用陆大学员作参谋长不可，不然联络不广，情况不明，打仗无把握。另外，部分任师、旅、团长的陆大学员，尚能顽强战斗，也使人不再议论陆大学员“开口兴登堡，闭口坦能堡”只会纸上谈兵了。所以，第十期学员，在各处都立住了脚，也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一些贡献。抗日战争中、后期，许多十期同学便任军师长和战区，集团军、军参谋长，这对作战指挥和改建军队都发挥了一些作用。
1943年，我见杨耿光先生于重庆龙门浩。他任驻苏大使归来，思想较左，受特务监视，非常愤怒，经常咒骂蒋介石、何应钦无能，大有“老骥伏枥”之感。我安慰他说：“抗战以来，失地千里，丧师百万，但如果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胜利，仍然可期。这其中你的门墙桃李作了不少的工作，也挽救过多少局部失败。他们在抗战中所起的一点作用，全部是你熏陶之功所致，也可以自慰了。”这虽是安慰他的话，但对陆大学员在抗战中所起作用的概括，并不是虚构。不过，今天看来，“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全国人民和共产党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陆大学员的官更大了，在蒋军中负的责任更重要了。但帮解放军忙的却很不少。当然，国内革命战争，政治进步与落后是胜败的主要关键。但军事上的原因则是他们那一套战术不适应没有固定战线的人民战争。他们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弄不清情况、战场经验又远不如解放军。解放军机动性大，神出鬼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致使蒋军攻“不知其所攻”，守又“无所不备，无所不寡”，总是遭伏击袭击。这样，在总兵力上，蒋军虽然占优势，而在决战关键时刻和地点上，则经常措手不及，兵处劣势。从而使蒋军在解放军包围和猛烈追击下，难逃被歼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