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七团叛变以后，对军心影响极大，我虽然阻止了赵德树、肖烈等干部的逃跑想法并安抚剩余士兵，最终使部队稳定下来，但我自己仍感到工作失误、责任重大、情不自安，遂屡次请求调动职位。我表示愿意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任高级参谋，请求将七十二军改编为筑路部队，只保留少数枪支武器，但均未获得批准。一直到1950年6月初川南军区调七十二军全军干部开会，每连只留一个排长，开大会时杜义德司令宣布七十二军改编，干部除郭（汝瑰）、赵（德树）、肖（烈）三人留用外，其余全部赴隆昌西南军大三分校学习。不久以后下达了我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命令。
全国解放以后，四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为省级单位）。川南行署驻泸州。行署主任是李大章，副主任郭影秋。李大章曾在华北局当宣传部长，一直是搞宣传工作，马列主义造诣很深，一开会他泡上一杯茶，一边喝一边讲，从从容容，一讲就是三四个钟头，毫无倦容。但当我与他谈恢复党籍的事，他不问我与党的关系如何就说：“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无异给我泼了一瓢冷水；郭影秋曾当过旅长，十分精明干练。行署日常工作全凭他处理。有一次见我在家里扫地便到处表扬宣传我勤劳动、爱清洁的良好品德。行署大多数人对我都很好，相处得也十分融洽和愉快。
任命书
关于抗美援朝，一天开会讨论，问我的意见。当时我主张不宜再为自己树敌，应利用这个机会来整顿我们内部，大力搞建设，要尽快解放台湾。我原以为这是一个有见解的说法。没想到毛主席深谋远见，敢作敢为，仗打胜了，事实证明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但我居然没遭到批评。
当时财政厅的孔厅长，与我比较谈得来。孔厅长就送了我一册土纸的《论持久战》（或是《论联合政府》）速记本，读后更是使我受益匪浅。毛主席说话用“丢纳妈”、“汪精卫这个‘契弟’”等言词，我感到非常诧异，觉得似乎有些不雅，既而一想这或许是为了适应当时干部的需要。因为当时的干部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受尽封建压迫，在参加革命以前大多没有读书学文化的机会，所以过于理论化的东西很可能起不到应有的教育和鼓动作用，毛主席也就用了这些十分形象的俗话，这也不能不说是毛主席的英明之处。
孔厅长曾约几位厅长同来我家，开始以为我很阔气，来之后方见我原来是平民本色，从此也就对我更有好感。交通厅原有厅长叫罗崇富，我去任厅长就让他下去任副厅长，罗竟毫不在意，这令我十分感动和敬佩，这在国民党是很难办到的事情。还有一位民主人士杨继云任副厅长，为人比较细心、谨慎。有一次我与妻子吵架，他劝我不要脾气太大，以免别人见了误会为你对现状不满。另外他见罗副厅长办事干练，勇于负责，用钱大方，经常称赞罗放得开手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定西南后，马上进军西藏，修筑成渝铁路。隆昌至稗木镇段，由川南行署负责。罗崇富舍得花大力气，征集当地农民挖土石方修路，工钱给得很高，并且当场兑现，所以大量民工踊跃参加修筑，曾经有一对夫妻连地都不种了，跑来修路，一天能挖十多方，很赚钱。由于中央决心坚定，执行的干部又措施得力，所以成渝铁路很快就通车了，结束了四川无铁路的历史，了却了四川人民数十年的宿愿。当时肖烈任交通厅公路局局长，在宜宾参加公路落成剪彩典礼，当地群众说他是土豪劣绅（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把他抓住送交法院。法院起初不敢收，只是隔离保护。后来肖烈请卫兵送条子给川南民政厅罗厅长，法院就以其运动卫兵为由判处死缓。后来经我证明，并说明起义前的事情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道理，才得以获释，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
七十二军干部在隆昌学习完之后，有很多复员回家了，还分到了田地。其中，王蜀生、尚宗钊、周白照三人也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其余还留在七十二军的干部随第十军改编为海军。当时我有一个侄儿郭翚任炮兵营长，被留用了，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来因为他不内行（他是骑兵科毕业）才转业回了成都，分在一个汽车队。个别有用的人材也相继调任了各种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