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南京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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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在日本士官学校学过工兵，略知汽车路的坡度及曲半径等知识，但毕竟对交通不是内行，尤其挤罗崇富下去为副厅长，他虽毫不在意，但我内心总觉得很别扭，又不便直言对他说明心情。恰好1950年底中央军委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求我是否愿意去工作。我当即表示乐意去军事学院当教员，干本行业务，甚于在川南行署尸位素餐。郭影秋不强留，1951年初，用一辆卡车送我全家到重庆，还送了五十元路费。当时是低薪制，我任厅长，月薪才50元，这可谓是大礼了。
我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报到后，暂住在两路口招待所。任廉儒同志和赵力钧（当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交际处处长）同志都来看望和照料我们，并派一辆吉普车供我使用。
随后我将父母和妻子安顿在张家花园，又亲自打扫房屋，一时也忙得不亦乐乎。恰巧我的一个侄女郭相静也到了重庆，我就劝她参军，她不想参军，但她愿意偕同爱人去新疆支边，我鼓励她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并资助了她50元路费。她竟然很听我的话，夫妇二人不仅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大西北的建设事业，而且有一些卓有成效的业绩。
任廉儒和赵力钧同志在这期间又经常来鼓励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后不要太计较职位高低、利害得失，经得起考验才能恢复党籍。我自然听从，完全以这种精神在军事学院服务。
1951年2月我登上了赴南京的行程。在船上遇到一个战士，他自称赴青岛归队。我一细问才知道他是七十二军起义的士兵，他所在的部队已去青岛改编为海军。因请假回家，这时才来赶部队。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国民党军队中，他早已跑了，国民党的士兵处处被监视，仍然逃兵不断；而在共产党部队却正好相反。这个事情虽小，却体现出国共两党军队本质的区别，令我感慨尤深。
到达南京军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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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南京军事学院已按部就班、井井有条地进行教学工作了。后来才知道1950年下半年，军委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邀请了苏联军事顾问，首席顾问说：“学校是培养海、陆、空军合成军队军事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叫陆军大学不确切，建议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在院长、政委领导下设训练、政治、院务三大部，先设立高级速成系（即高上级速成系）和基本系（后增设了情报系），党中央批准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刘伯承院长取法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让国民革命军起义投诚人员任教员学习苏联条令规章，然后再教学员，这样讲课时不用翻译，自然事半功倍。加之刘院长的威信很高，办事不掣肘，所以收效很快（学院的组织系统如附表五）。
到军事学院后我就任合同教授会编写组的教员，组长是许午言（立新），同组教员有王元直、赵秀崑等，他们都曾是我从前的老部下和学生，因此，我说话做事很随便。我曾在一次学习会上讲：“大家不要互相攻击，让别人看成是一丘之貉。”有人就把这话向领导汇报了。虽然没有批评我，但我感到很难过，深知自己起义后未参加学习是一损失，以后遇事虽谦逊慎重，然而也还有人认为我“在旧军队吃香，到人民解放军又吃香”。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证明书
不久刘伯承院长邀我吃饭，我最初认识他是早在“三人会议小组”到安阳视察的时候，我原以为他这个为四川人争光的名将，必定是精明干练、中等身材，可是见面后才发现他却像个朴素的山东大汉。今天吃饭才知道他语言也十分幽默，谈笑风生。席间炊事员用洗脸盆装了个鸡上来，他说：“这个传统我们可以不要了嘛！”他接着又讲起当年进军西南时“到贵阳时饥饿难忍，我叫炊事员‘快做饭’，等把饭端上来，我叫‘快拿下去’。炊事员便说：‘你不是疯了？刚才喊快煮饭，这会儿拿来你又不要了……’我说：‘你装饭的那个东西是富贵人家用的马桶嘛。’”逗得我们大笑不止，相处日久，了解到他讲话也很会“展言子”（即歇后语，比如“瘌痢头打伞——无发（法）无天”等），非常幽默。
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时，刘院长不准干部请假回家，因为他知道在运动中，有的干部政策水平不高，执行政策难免有误差。学院干部回家若见了农村中过左的情况回校后不能不说，说出来又犯错误，他干脆不准教职员回家。他爱护干部，以身作则，很得人心。
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白天（即魏巍，毕业于陆军大学），反对照搬苏联的战略战术，主张要按国情适当取舍，发布命令政委要署名等。刘院长说：先学会了来再适当取舍，还没学会，你知道该取什么？舍什么？怎么能批判地接受？不仅这样，学院沿用苏联的教材讲义，我们可以不重新编写教材，如果重新编写就不知要编多久，现在将苏联教案翻译过来就一下定案，马上开课，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如不学会苏联的战略战术，不了解其时代背景，利弊得失，众说纷纭，如何写得出教材来？刘院长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他懂得俄文，所有的教材译成中文后，他都一一审校，不对的就改正，不允许有一点含糊和马虎。如战术上苏联用“观察通信通报联络哨”，翻译人员嫌其太长，就译为“观通哨”，他说这会被人误会为“一观就通”，他一定要用全名，不能有省略。又如苏联的军语“歼击机”，译员译为“驱逐机”，他给改回“歼击机”，所以中国今天的军用飞机都不用“驱逐机”这个名称。
我到组内不久，军事学院开始河川演习。
临淮关河川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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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院对河川演习非常重视，准备拍摄成电影以供全军参考。所以成立临时指导机构，由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陈庆先任演习指导，训练部陶副部长及院务部都派员参加。总顾问是苏勃鲁诺夫。拟的想定是一个步兵团渡河进攻，陈主任要我担任教育科长，王元直担任演习团长，渡河地点在安徽省临淮关，准备完成后，请来宾和学员参观。搭了两个露天参观台，那天烈日如火，演习人员和来宾都汗流浃背，刘院长却打绑腿，扎武装带，衣冠整齐、精神抖擞地在主席台上端正坐下。望见另一参观台的学员，穿白布大褂、戴白布遮阳帽，扬长进入参观台，他不禁喟然叹曰：“我们的干部都养娇了！怕把子弟晒黑了！”第二天演习时，学员都着绿色军装，队列整齐，进场参观。刘院长以身作则，感动得下级畏威怀德、令行禁止，大都类此。
演习完了，拍摄了影片，我被派去北京编写说明，因此北影在影片上写了“军事顾问郭汝瑰”字样，事实上我没有作一点关于影片拍摄的顾问工作。
在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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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战术教授会期间，遇三反五反运动，听人说运动很可怕，但因我不管钱财轻易就过来了，虽然打了几只老虎，与我全不相干。以后整风，开始要求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搞好运动。非党教员必然该向领导提意见，不少人就扯些不痛不痒的事作为发言内容。我没有见过整风，对运动也不太理解，于是想了一条意见，说陈庆先同志在临淮关演习时，用公款买了一副有色眼镜送我，这是一种浪费。哪知陈庆先同志要张主任教员来索回眼镜。我这才知道这件事没有处理好，弄得大家都很尴尬，至今事已过去多年，每忆及此不能不承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不易办到的。我在合同战术教授会两三年期间，除临淮关河川进攻演习和首长司令部勤务演习外（首长司令部勤务演习，想定是一个军进攻，演习地点在句容，演习军长的学员是兵团司令杨勇。他下达命令颇费力气，累得满头大汗却毫无倦容，使我非常佩服，也认识到解放军的纪律严明。此时，我担任端末导演），还在基本系第二期一个班教授一个师想定，时间虽短，但上课前要受苏联顾问辅导，这对于我战术素养有很大的提高。
我原来接受的军事教育如《战斗纲要》、《四大教程》（战术、兵器、军制、筑城、地形）、《大军统帅》、《军队指挥》、《炮兵战术》、《机械化兵战术》、《空军战术》、《海军战术》、《曾胡治兵语录》、《武经七书》等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验教训，对于制空权、制海权、动员、输送、防毒、防坦克、内线作战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外线作战要分进合击，迅速达到利害转变线，要用声东击西等办法误敌……也略知大概，但对于导弹、核弹的战略袭击，集群坦克冲锋，舰队远洋作战，依赖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决斗而不能依仗主力舰等等，则只道听途说并未接受过系统教育，到军事学院后，才知道战争的胜败主要决定于战争综合国力。一个国家要充实国防，首先要发展科学技术（如航天、电子、激光、工农业等），巧妙地运用世界战略，发扬爱国主义“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野战战略和战术上要严格计算空间时间，要严格作兵力对比，要集中兵力兵器于主要突击方向，要注意结合部队保障，行军作战都要严格防空、防坦，一公里正面要配置若干单位的防空防坦兵器，要配置防坦克预备队……发起进攻一般是对阵下发起的中央突破（因正面宽广，未突破前无包围、迂回的可能）。进攻部队要严密换防配置大量兵力兵器，发起突然袭击，才能避免防者反火力准备等破坏进攻。
可惜我只教了一个想定就调到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司令部工作去了。
在司令部工作教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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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工作教授会主任刘云鹏作过地下工作，待人公道，我到司令部工作教授会任教员组长，主要教战斗文书，草拟命令、作战计划等。无什么新东西，只是接合部保障表虽有点繁琐，但保障结合部的精神值得学习。
我到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后不久（1956年6月），遇肃反运动，组织上宣布：“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非党教员未见过这种气氛，一个名叫苏再绥的教员，编造一套假坦白，在大操场报告后，得到宽大，于是许多人竞相假坦白。一个叫程宗晋的教员，跪在毛主席像前坦白他是特务×号，问他：“企图干什么？”他说：“偷教材。”问他：“偷来怎么办？”他说：“交郭汝瑰送台湾。”问：“郭的上级是谁？”他说：“是杭鸣志。”问：“同伙有哪些人？”他说：“有万里（克仁）……”我于是于1956年8月8日隔离反省。
万克仁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与我在成都联中和陆军大学同学，后又在一起工作，可一经审问，他满口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供认5月1日在玄武湖船上与我开会……
审讯员向我说：“你坦白罢！你们同伙已供认了，你们开会的时间、地点他们都供认了，你若不坦白，就要宣布逮捕。”我确实未曾作过特务工作，尤其在军事学院未偷过教材，更未开过会，我是为了恢复党籍，才与地下党联系，并两次会见董必武同志。我确实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因此不肯假坦白乱说一气。我被隔离反省，审讯员隔几天竟说：“现行罪证齐全，死不坦白。”而宣布逮捕。逮捕之后就严格了，坐在固定的地方，不准乱动。吐口痰、搔个痒都要报告卫兵，先要说：“报告！我吐痰。”得到许可才能吐，否则要受重罚。我日坐愁城，万念俱灰，想到八年抗战，怀着马革裹尸的雄心，出入枪林弹雨没有皱过眉头；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留恋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没想到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
我想到中美合作所的严刑。想到屈打成招的结果，去熬受痛苦不划算，不如什么都承认，一死了之。然而这里毕竟不是中美合作所，不但绝对不刑讯，就是一些人的假坦白，也一一调查，全不信口供。其所以逮捕，是使当事人互不见面，不能串通编一套塞责，这样假话终久经不起推敲，一一都揭穿了。我的案情原是有人假坦白引发的，完全不合乎情理，不得不让人生疑。
一次审讯员劝我：“你们开会的时间、地点我们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了，你就担白了吧！”
“你可不可以启发我思考，略略提示一下开会的时间、地点？”我要求审讯员。
“老实告诉你吧，你们的会是5月1日在玄武湖的船上开的。”
我陡然想起，5月1日我不在南京，就反问他：“你没记错吧？”
“没记错。”他的回答非常干脆。
“我5月1日在临淮关演习，怎么能飞到玄武湖开会呢？”
审讯员一时语塞，允许查明再说，一查我的日记，明白写的是5月1日在临淮关。又因当时在临淮关演习的人员，都说我当日在临淮关。于是开始疑惑坦白的人说了假话，不再追问我在玄武湖开会的情况了。不久董必武同志、王葆真同志、赵力钧同志、任廉儒爱人罗莹澄同志的证明先后到来，我案情大白，被释放出来。主持运动的当局判决我“假起义无根据”、“偷盗教材无根据”等四个无根据，还向我平反道歉。虽然这时案情大白，不想死了，但是感觉这种运动的主持人不弄清事实真相，就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使身受的人精神肉体都遭到折磨，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还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依法办理为好。
恢复工作后，有人建议我重新回到合同战术教授会去，因为这样能发挥我的所学。这时的主任叫雷绍康，认为我是逮捕后释放出来的，对我就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于是说：“能转来就转来，若不能转来就算了。”他也不高兴了，就没让我转去。一下就把我弄到准备转业的教员中去。我们转业教员要求评衔，因为评衔后转业我们才好工作，恰好国防部长彭德怀来学院，我们要求派代表见彭部长，教员科允许了，但彭部长公务忙，已经走了。我们就要求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信，教员科的人也同意我们写信，教员组的成员却都推辞不写，怕写了就犯错误，我也不赞成写，后来一个教员组组长李传玺说：“我来写！”自告奋勇愿意执笔。他的主张很激烈，我们就同意让他写。但是开完会后他来找我，他说他的文笔不好，写不清楚。让我先写个草稿，写清楚。他再拿去修改一下送交教员科。谁知我写成后他拿去就照着原稿印成六份，分给一组一份。六个组讨论以后，都说不能用。因为嫌我稿子中的一些言辞过于激烈了些，但收回来，却只有五份，另一份不知道哪里去了。因我的稿子被否决，就无效了，所以也就没再追究那份稿子的去向。后来才知道又是这个万里（克仁），把那份稿子偷去藏起来，送到教员科，并说：“这是郭汝瑰写的稿子，他恶毒得很！”这下教员科的人又不满意我了。但是我信中最激烈的话也不过只有这样几句：“……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幢幢，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其实这也是最真实的情况。虽都是真话，却埋下了祸根，暗中就记住我了。
1957年，肃反之后就遇到反右运动了。反右时就把我写信的事情抬出来，作为我最主要的一个罪名，说我攻击党。我申辩说：“信上写的无耻之徒，确实是事实，确实也逼死了十几个人。我从不乱说。”于是让我去南京市委开帮助党整风的会。我不发言，市委书记王昭全启发我说：“你帮党整风怎能一言不发？”逼急了，我就说：“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所以才能把政权巩固几百年。这就是由于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话本来是对的，结果他们说我攻击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法制，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反革命；还说我做梦都在思念蒋介石（我曾在教员组会议上坦白，说刚刚起义后，做了一个梦，梦见给蒋介石敬了一个礼，我就一惊，醒了），如此等等罗列了一百多条罪状。教员中我从前的部下都出来斗我。批斗中有人提出是七十二军阴魂作怪，画了一个枯瘦如柴、驼背弯腰的道士，站在香炉旁边，手挥拂尘，口中念念有词，正在为七十二军招魂。画虽粗劣，但道士的酸像却勾勒得维妙维肖，让人忍俊不禁。我在检讨中说：“请把那幅画送给我，我拿回去做为座右铭，叫我永远不再想七十二军……”于是引得大家拍掌大笑。斗争会后，政委钟期光跟我说：“郭教员，你今天报告得很好，你不要改，不要翻案，翻案就不好了。”事后把我的情况反映给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就批了这么几个字：“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可见组织对我还是非常爱护的。同时一起报中央军委的还有一个叫陈达的教员，因为他一直不肯认错，就把他划为右派，转业到江苏省政协工作。
在军事史料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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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过后，我才被分配到战史教授会，不久又转任军事史料研究处（简称史料处）任副处长。史料处是我军干部在军事学院毕业，能担任教学工作后，为安置非党教员而成立的。我主要负责业务，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料作为资料整理贮存。一百多名旧教员编成六个组，主要工作是整理中国战争史料。写《从戈矛到火器的衍变》、《中国历代战争战略问题》、《武经七书注释》、《解放战争的敌情资料》、《中国历代战争地图》等。这些题目是叶剑英赋予的。以后1966年批判三家村运动，转为“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
史料处处长于震是个共产党员，“文革”一起来他就说我们处成份复杂，喊我们后辈的学生们在“点鬼台”上点鬼，把我点到了，说我是牛鬼蛇神。在我家的门上贴上了“牛鬼蛇神”和一副对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并让六个组每组斗我一天。处长于震说：“我们处的教员情况复杂得很，要严查严整，要彻底展开斗争才行。”研究员康雨生站出来说：“这些研究员都是以前的教员，他们的‘罪恶’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哪有什么可整的？”他跑到处长门口静坐绝食斗争，以后就斗他。造反派摇旗打鼓，来到史料处，把廉雨生抓来，跪在桌子上的砖头上，打了两个耳光，又一脚踢下桌来，给他戴上高帽子，让他坐在地上受太阳晒。斗争时，隔壁工厂的工人们前来参观，就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对他们也高呼“靠边站！”把工人们吓跑了，然后又摇旗打鼓走了。我因见康雨生的挨打，白挨一顿不值得，不肯吃眼前亏，给我写下的罪名问我“有没有？”我都承认有，就斗不起来，一个组斗一天，结果我们就休息了六天。虽然我天天还能回家吃饭、睡觉，但行动却不自由，要参加劳动，先叫我们帮厨，又觉得对我们这些人不放心，怕放毒，于是叫我们挑粪、种菜。搞了很久，直到1970年才结束。而“文革”中我侥幸未被抄家的原因是当时造反派闯入我家中时，问我女儿是不是造反派，我女儿称是，说出派名来，竟与之为同一个造反派，不但家没被抄，还互相握手言称同志。“文革”中如此类荒谬悲惨的事情简直是屡见不鲜。记得当时史料处对面有一个外国语学校，一群学生走到新街口，看到一个工人去对火吸烟，联想到电影片上特务借点火吸烟通消息的情景，就硬说他是特务，让他坦白。打了以后，关进地下室，第二天就死了。
我们这批被斗的人并无大过，无非是说了些实话，造反派也找不出更多斗我们的理由，没整出什么名堂，只是说我们这句话错了，那句话错了。到1970年左右就开始逐一“结合”了。“结合”之后就把我们分散安置，我就回到四川老家。这时是1970年5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