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南京途中
* * *
我虽然在日本士官学校学过工兵，略知汽车路的坡度及曲半径等知识，但毕竟对交通不是内行，尤其挤罗崇富下去为副厅长，他虽毫不在意，但我内心总觉得很别扭，又不便直言对他说明心情。恰好1950年底中央军委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求我是否愿意去工作。我当即表示乐意去军事学院当教员，干本行业务，甚于在川南行署尸位素餐。郭影秋不强留，1951年初，用一辆卡车送我全家到重庆，还送了五十元路费。当时是低薪制，我任厅长，月薪才50元，这可谓是大礼了。
我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报到后，暂住在两路口招待所。任廉儒同志和赵力钧（当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交际处处长）同志都来看望和照料我们，并派一辆吉普车供我使用。
随后我将父母和妻子安顿在张家花园，又亲自打扫房屋，一时也忙得不亦乐乎。恰巧我的一个侄女郭相静也到了重庆，我就劝她参军，她不想参军，但她愿意偕同爱人去新疆支边，我鼓励她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并资助了她50元路费。她竟然很听我的话，夫妇二人不仅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大西北的建设事业，而且有一些卓有成效的业绩。
任廉儒和赵力钧同志在这期间又经常来鼓励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后不要太计较职位高低、利害得失，经得起考验才能恢复党籍。我自然听从，完全以这种精神在军事学院服务。
1951年2月我登上了赴南京的行程。在船上遇到一个战士，他自称赴青岛归队。我一细问才知道他是七十二军起义的士兵，他所在的部队已去青岛改编为海军。因请假回家，这时才来赶部队。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国民党军队中，他早已跑了，国民党的士兵处处被监视，仍然逃兵不断；而在共产党部队却正好相反。这个事情虽小，却体现出国共两党军队本质的区别，令我感慨尤深。
到达南京军事学院
* * *
1951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南京军事学院已按部就班、井井有条地进行教学工作了。后来才知道1950年下半年，军委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邀请了苏联军事顾问，首席顾问说：“学校是培养海、陆、空军合成军队军事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叫陆军大学不确切，建议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在院长、政委领导下设训练、政治、院务三大部，先设立高级速成系（即高上级速成系）和基本系（后增设了情报系），党中央批准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刘伯承院长取法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让国民革命军起义投诚人员任教员学习苏联条令规章，然后再教学员，这样讲课时不用翻译，自然事半功倍。加之刘院长的威信很高，办事不掣肘，所以收效很快（学院的组织系统如附表五）。
在军事史料研究处
* * *
反右过后，我才被分配到战史教授会，不久又转任军事史料研究处（简称史料处）任副处长。史料处是我军干部在军事学院毕业，能担任教学工作后，为安置非党教员而成立的。我主要负责业务，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料作为资料整理贮存。一百多名旧教员编成六个组，主要工作是整理中国战争史料。写《从戈矛到火器的衍变》、《中国历代战争战略问题》、《武经七书注释》、《解放战争的敌情资料》、《中国历代战争地图》等。这些题目是叶剑英赋予的。以后1966年批判三家村运动，转为“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
史料处处长于震是个共产党员，“文革”一起来他就说我们处成份复杂，喊我们后辈的学生们在“点鬼台”上点鬼，把我点到了，说我是牛鬼蛇神。在我家的门上贴上了“牛鬼蛇神”和一副对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并让六个组每组斗我一天。处长于震说：“我们处的教员情况复杂得很，要严查严整，要彻底展开斗争才行。”研究员康雨生站出来说：“这些研究员都是以前的教员，他们的‘罪恶’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哪有什么可整的？”他跑到处长门口静坐绝食斗争，以后就斗他。造反派摇旗打鼓，来到史料处，把廉雨生抓来，跪在桌子上的砖头上，打了两个耳光，又一脚踢下桌来，给他戴上高帽子，让他坐在地上受太阳晒。斗争时，隔壁工厂的工人们前来参观，就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对他们也高呼“靠边站！”把工人们吓跑了，然后又摇旗打鼓走了。我因见康雨生的挨打，白挨一顿不值得，不肯吃眼前亏，给我写下的罪名问我“有没有？”我都承认有，就斗不起来，一个组斗一天，结果我们就休息了六天。虽然我天天还能回家吃饭、睡觉，但行动却不自由，要参加劳动，先叫我们帮厨，又觉得对我们这些人不放心，怕放毒，于是叫我们挑粪、种菜。搞了很久，直到1970年才结束。而“文革”中我侥幸未被抄家的原因是当时造反派闯入我家中时，问我女儿是不是造反派，我女儿称是，说出派名来，竟与之为同一个造反派，不但家没被抄，还互相握手言称同志。“文革”中如此类荒谬悲惨的事情简直是屡见不鲜。记得当时史料处对面有一个外国语学校，一群学生走到新街口，看到一个工人去对火吸烟，联想到电影片上特务借点火吸烟通消息的情景，就硬说他是特务，让他坦白。打了以后，关进地下室，第二天就死了。
我们这批被斗的人并无大过，无非是说了些实话，造反派也找不出更多斗我们的理由，没整出什么名堂，只是说我们这句话错了，那句话错了。到1970年左右就开始逐一“结合”了。“结合”之后就把我们分散安置，我就回到四川老家。这时是1970年5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