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满堂同志和游绍柏同志，而长期领导我工作的却是任廉儒和董必武同志，可惜我入党时，他们已去世了。
我追求入党的35年，是党考验我的35年，也是下半生思想改造的35年。
抗战末期，我便清楚认识到，即使抗战胜利，国民党也不能治理中国，只有共产党才可以当此重任，于是我追求恢复共产党党籍。
我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人是任廉儒同志。而任廉儒同志又是我通过他的堂兄弟任逖猷（原名纯儒）的关系认识的，我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与任逖猷是同学。1927年，我同任逖猷又在郭汝栋的政治部一道工作。我与他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这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我一贯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9年还经袁镜铭的介绍参加共产党，因而与他也是同志。彼此相处得很好。就在这段时期，任廉儒同志常来涪陵，我与他经常见面。当时，党员虽是不公开的，但由于任逖猷的转告，我知廉儒同志是CY——共青团员，因而极愿接近他。以后，任逖猷离开涪陵。1930年，郭汝栋部又开赴湖北，我与廉儒同志就失去了联系。
1943年，我由抗战前方回到重庆，见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认为行尸走肉，不足以担当救国救民之大任。我乃千方百计希图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却未得门径。1945年5月，偶然遇到了任逖猷，他说他与党已断了联系，“就看廉儒是否与党有关系。”
事过两三天，廉儒同志果来临江门我的寓所相访。言谈之中，我又提起此事，廉儒同志说：“我也断了联系，不过，我可以为你打听，看还有了解那边情况的人没有？”
我知道，他在未判明我真正立场以前，是不会冒昧地暴露自己的身份的。但我对他未弄清我思想状态和真正立场就来相访，对我进行考察；见面后机警冷静不冒冒失失地相信我，又不让我失望的那种胆大心细的做法和应付能力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使廉儒同志对我有所了解，交谈中，我分析了国民党不能治国和必然失败的种种因素，接着，我向任廉儒同志说：“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此外，还谈论了一些别的事情，相互谈得很投机。这以后，他不时来我家交谈，进一步对我考察。如此一个多月，他对我立场、观点，逐渐弄清，我又按他的要求，提供了一些国民党军事情报。从此他也就不避讳我了。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
“我读过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是当今所有中国军事学家写不出来的。尽管杨杰说他的《国防新编》要支配世界军事思想五十年，碰见这篇著作便黯然失色了。”
任廉儒同志听了我这一番讲话后对我说：
“八路军在敌后日益壮大，解放区日渐扩大巩固，主要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掌握战略全局。他的《论持久战》写得也很好。”
过了两天，他就为我送来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四五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供我阅读。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他对我说：“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对董老说了。你愿不愿意会他？我是会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我说：“再冒多大的风险我也去。”
他说：“你明天晚上摆脱汽车驾驶员，步行到夫子池小巷后门（巷内唯一的一道门）到我家。董老将在石灰市下车作散步状至青年路前门到我家。我家是天主教堂的房屋，这个地方是不会惹人注意的。”
我果如约前往，在进后门不远的一间小阁楼里，我同董老剪烛谈话。董老问我：“你对陈诚的看法如何？”
我说：“此人标榜不要钱，好大喜功，不务实际，有始无终，好揽事，揽过来又不能坚持把事办好，这样的人不能成事。”
董老非常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陈诚任我们湖北省主席，样样都抓，结果湖北人说他‘百废俱举，一事无成’。”他又接着问我：“你对国民党看法如何？”
我说：“国民党已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口口声声自称孙中山的信徒，但却处处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我目睹了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和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1945年我由伦敦回到重庆以后，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蒋军一溃千里并不仅仅出于战略战术的拙劣，而是由于他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国民党已腐败透顶，无官不贪，奸商满地，搞得民不聊生。这样腐败的政党绝不可能领导抗日救国。即使抗战胜利了，也不可能把中国治好。”
1939年董必武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董老又问：“那么，你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呢？”
我说：“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当时，恽代英、肖楚女、熊雄、徐向前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亲耳聆听过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员所讲授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我对共产党有很好的印象。我认为共产主义先进，党员朝气蓬勃，肯定能救中国。所以，从那时起，我就要求入党。以后，在郭汝栋部又参加了共产党，经常开小组会。抗战以来，共产党真正打敌人，在敌后发展游击队，根据地日渐扩大。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拖住了大量日军。不然，日军全部兵力压向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马上就会被打垮。我听说解放区政治清明、党、政、军、民团结，坚持抗战，抗战胜利后，选举肯定获胜。共产党政府不会贪污，工作效率肯定高些，人不剥削人，社会风气一定好些。我只不了解共产党目前为什么要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不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
董老说：“你说得对，国民党确实腐败，腐败就腐败在不实行三民主义。革命要一步一步地来，实行三民主义不比现在进步一些吗？”
这一天，我们主要谈了这些。此外，还说了一些蒋管区腐败政治和社会现象。
这以后不久，任廉儒同志又对我说：“董老还约你谈话。你仍由后门进入我家。”
1946年3月17日傍晚，我照他安排进入他家。这次谈话在客厅里进行，时有五六人参加。事后我知其中有薛子正同志。这次他们问我的内容也大概与前次相同。董老还问我：“国民党最近叫你干什么？”
我说：“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员。但是，我不想去，我想到延安。”
董老说：“我们不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中国革命终究要与美帝算账的。”
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同志告诉我：“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我说：“只要党容纳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
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廉儒同志也转到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工作，往来宁沪两地与我联络。他对我说，他来南京，必住天主教办的《益世报》社，这样才不会惹人怀疑。以后，我去徐州陆军总部任参谋长，约他到徐州，他未成行。有次我去上海向他汇报情况，他竟约我到特务头子李岳阳开的凯歌归餐馆见面，他说这样不惹人疑心。
1948年七八月间，顾祝同要我再任第三厅厅长，因我与刘斐关系极差，故执意不干。睢杞战役中，刘斐擅自改动徐州“剿总”的作战计划，使区寿年兵团被歼灭，我想借此机会搞刘一下。可有一天，刘斐突然在我面前说：“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不简单啊！”我听了这话以后甚感怀疑。于是，我便问廉儒同志，“怎么刘斐说这个话呢？难道他也与共产党有联系？”
任廉儒同志说：“我们搞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他与党有无联系我也不清楚。但最好不要整他，免误伤自己的同志。”我只得罢休。同时，任廉儒还向我传达了党的指示，他说：“为了向党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党要你再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为了党的事业，我便欣然前往。至此以后，廉儒同志往来宁沪更密，传递的情报也更多，所冒危险也更大。可当时我并不深刻了解。
1948年冬，我认为三大战役即将胜利结束，国民党大势已去，我可以去解放区了，就向廉儒同志提出我的要求。他请示后向我说：“上级认为解放区不乏文艺和军事人才，你去发挥不了很大作用。估计渡江后江南战局可急转直下，一鼓荡平，只西南地区恐怕还有一场血战。望你谋去四川任军长，届时率部起义，以影响战局。”我经许多周折，得任七十二军军长。去上海向廉儒同志汇报，他允去四川协助我。
1949年2月，我在上海收容七十二军残部回川整补。不久，廉儒同志回到重庆。5月，我移驻泸州，廉儒同志经常往来泸渝间传达上级指示，指导我工作。在任廉儒同志的指导下，我于1949年12月11日在宜宾率部起义成功，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西南数十万蒋军手忙脚乱不战而溃。
起义后，我电刘邓首长要求离开部队，廉儒同志不顾兵荒马乱，亲到宜宾，传达上级意图，要我好好掌握部队，俟刘、邓首长稍暇约见。
1950年6月，我调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我向行署主任李大章同志提出我恢复党籍的愿望，他说：“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于是我又争取重新入党，以求不违背初衷。
1951年春节，我过重庆去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任廉儒同赵力钧同志在重庆接待我，再三叮咛我要经得起考验，争取入党问题早日解决。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以后，廉儒同志写信给我，说他身份没有暴露，将去香港作秘密工作，望我致缄我在联合国的弟弟在香港与他商量如何为党工作的事。我写好了介绍信寄给他，时他血压过高，未果此行。而于1957年7月13日赍志以没。任廉儒同志这种不求名，不求利，甘作无名英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学习的好榜样。
1951年3月19日，我到军事学院后，一直牢记着廉儒同志“要经得起考验，争取入党问题早日解决”的叮咛，埋头教学工作。不料1957年肃反运动当中，一个教员假坦白，说他自己是特务，说我是特务组长，“曾参杀人”，真伪难辨，我被隔离反省，隔几天竟说：“现行罪证齐全，死不坦白。”而宣布逮捕。我日坐愁城，万念俱灰，没想到寻求光明，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我平时不作诗，至此也作两首明志：
一
闻道现行罪证齐，魂飞汤火命如鸡。
案情当有澄清日，领导英明我无欺。
二
谁知平地起风波，镇日铁窗唤奈何！
最是亲恩忘不了，征衫点点泪痕多。
说“亲恩忘不了”是我想到万一我一死，年迈的父亲无人养活。我想到中美合作所的残酷，决心万一刑讯，我去熬受痛苦不划算，不如什么都承认，一死了之。不料这不是中美合作所，不特绝对不刑讯，就是一些人假坦白的，也一一调查，不信口供。其所以逮捕，是使当事人互不见面，不能串通编一套塞责，这样假话终久对不起头，一一都揭穿了。不久董必武同志、王葆真同志、赵力钧同志，任廉儒爱人罗莹澄同志的证明先后到来，我情况大白，被释放出来，主持运动当局还向我平反道歉。虽然这时情况大自，不想死了，但是感觉这种运动恶作剧，身受的人精神肉体都受折磨，还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依法办理为好。
我的情况弄明白了，协理员等政工干部，不再视我所说的是编造的欺人之谈了，但我的入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据说我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只有中央批准，才能入党，写信给董必武同志，回信说：按党章须基层通过才能吸收。这样年复一年，我不觉快到六十岁了。我又作了一首诗：
向日勤诚未减，入党差距益多，
转瞬六旬将届，不红不专奈何！
及到十年动乱，明哲保身之不暇，更谈不到入党问题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才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9日，我要求了35年的入党问题解决了，可惜廉儒同志逝世了！要是他仍在人间，不知道他是何等的高兴啊！回首前尘，我追求了35年，也受考验了35年。全国解放前，白区特务多如麻，动辄可遭杀身之祸，任廉儒同志屡次提到我的安全，要我特别小心。其实他与我一样处于同样危险的境地，但他却毫不介意。以后四五年，一直到引导我率部起义完毕为止，都是如此。这一时期，我总以为我临事机警未遭不幸，而不知许多同志为我作出了牺牲，也不了解他们的危险情况。1957年肃反运动中，我知道王葆真同志有信证明焚毁了我的情报，我不知王葆真其人，也不知处理了什么？到1980年4月，我收到当时与廉儒同志一起工作的梁佐华同志的信，才知道一些概况。来信说：
“这么多年没有通信的原因，是地下工作时期是单线联系。你是廉儒同志联系的。我同廉儒都在地下党领导下工作。我又是地下民革组织负责人，同王葆真同志一道工作。”“有一次，廉儒同志从你那里拿来九种机密文件，因同他单线联系的同志离开上海，同我联系的同志也不在上海。廉儒同志考虑，文件在手中不能停留，以防万一。也不能久待，坐失时机。因此，将文件交王葆真同志转给党。”“王被捕前紧急将你文件烧毁。”“王被判处死刑，因国民党元老为他说话未执行。”“当时，廉儒和我，亦在危险中。他同我立誓，在任何地方不留你的名字，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讲出你的名字。”“当时，我俩认为：即使我俩被捕，你和党暂时接不上关系，党终会来找你的，只要保存你，就是保存党和革命的利益”。“后来，我俩逃到香港，与中共南方局张建良同志接头及和二野总部接头过程中，都是极端机密。当时为了你的安全，免敌人发现线索，是不能写你的名字的，现在可以大写你的名字，可以大写‘同志加兄弟’，‘生死之交了’。”
1984年11月又得梁佐华同志写的《原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起义历险侧记》及另一封信，我又才知道：我的情报传递和起义联系等工作与民革也有牵涉。当时七十高龄的王葆真同志，受尽酷刑，不惜一死，以拯救我脱险，可是我至今才知道，未能及生见他一面太遗憾了！所以特将梁文摘录一些片段于章末；让读者知道，任何一个地下工作者对革命所作的微小贡献，都是许多同志冒险犯难，流血牺牲的结果。任廉儒等无名英雄应该受到特别的崇敬。
领导我走向光明的董必武同志、任廉儒同志，舍命成全我的王葆真同志都已先后逝世了，我追求入党目的达到了。但是我追求加入共产党，是追求在中国实现无剥削压迫，有民主法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科学昌明，民生富裕的社会。我还得追求终身，奋斗到死，才不辜负所有为了共同目的而奋斗牺牲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