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满堂同志和游绍柏同志，而长期领导我工作的却是任廉儒和董必武同志，可惜我入党时，他们已去世了。
我追求入党的35年，是党考验我的35年，也是下半生思想改造的35年。
抗战末期，我便清楚认识到，即使抗战胜利，国民党也不能治理中国，只有共产党才可以当此重任，于是我追求恢复共产党党籍。
我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人是任廉儒同志。而任廉儒同志又是我通过他的堂兄弟任逖猷（原名纯儒）的关系认识的，我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与任逖猷是同学。1927年，我同任逖猷又在郭汝栋的政治部一道工作。我与他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这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我一贯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9年还经袁镜铭的介绍参加共产党，因而与他也是同志。彼此相处得很好。就在这段时期，任廉儒同志常来涪陵，我与他经常见面。当时，党员虽是不公开的，但由于任逖猷的转告，我知廉儒同志是CY——共青团员，因而极愿接近他。以后，任逖猷离开涪陵。1930年，郭汝栋部又开赴湖北，我与廉儒同志就失去了联系。
及到十年动乱，明哲保身之不暇，更谈不到入党问题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才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9日，我要求了35年的入党问题解决了，可惜廉儒同志逝世了！要是他仍在人间，不知道他是何等的高兴啊！回首前尘，我追求了35年，也受考验了35年。全国解放前，白区特务多如麻，动辄可遭杀身之祸，任廉儒同志屡次提到我的安全，要我特别小心。其实他与我一样处于同样危险的境地，但他却毫不介意。以后四五年，一直到引导我率部起义完毕为止，都是如此。这一时期，我总以为我临事机警未遭不幸，而不知许多同志为我作出了牺牲，也不了解他们的危险情况。1957年肃反运动中，我知道王葆真同志有信证明焚毁了我的情报，我不知王葆真其人，也不知处理了什么？到1980年4月，我收到当时与廉儒同志一起工作的梁佐华同志的信，才知道一些概况。来信说：
“这么多年没有通信的原因，是地下工作时期是单线联系。你是廉儒同志联系的。我同廉儒都在地下党领导下工作。我又是地下民革组织负责人，同王葆真同志一道工作。”“有一次，廉儒同志从你那里拿来九种机密文件，因同他单线联系的同志离开上海，同我联系的同志也不在上海。廉儒同志考虑，文件在手中不能停留，以防万一。也不能久待，坐失时机。因此，将文件交王葆真同志转给党。”“王被捕前紧急将你文件烧毁。”“王被判处死刑，因国民党元老为他说话未执行。”“当时，廉儒和我，亦在危险中。他同我立誓，在任何地方不留你的名字，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讲出你的名字。”“当时，我俩认为：即使我俩被捕，你和党暂时接不上关系，党终会来找你的，只要保存你，就是保存党和革命的利益”。“后来，我俩逃到香港，与中共南方局张建良同志接头及和二野总部接头过程中，都是极端机密。当时为了你的安全，免敌人发现线索，是不能写你的名字的，现在可以大写你的名字，可以大写‘同志加兄弟’，‘生死之交了’。”
1984年11月又得梁佐华同志写的《原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起义历险侧记》及另一封信，我又才知道：我的情报传递和起义联系等工作与民革也有牵涉。当时七十高龄的王葆真同志，受尽酷刑，不惜一死，以拯救我脱险，可是我至今才知道，未能及生见他一面太遗憾了！所以特将梁文摘录一些片段于章末；让读者知道，任何一个地下工作者对革命所作的微小贡献，都是许多同志冒险犯难，流血牺牲的结果。任廉儒等无名英雄应该受到特别的崇敬。
领导我走向光明的董必武同志、任廉儒同志，舍命成全我的王葆真同志都已先后逝世了，我追求入党目的达到了。但是我追求加入共产党，是追求在中国实现无剥削压迫，有民主法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科学昌明，民生富裕的社会。我还得追求终身，奋斗到死，才不辜负所有为了共同目的而奋斗牺牲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