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投考黄埔军校，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政治上轨道，今日见祖国政治修明、经济发展、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提高，自然就有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感觉，因此我把分散安置后的情况写成《满目青山夕照明》。
1970年，学院对我们分散安置。我向组织提出愿到重庆附近璧山、长寿、綦江、南川等地。接收我的重庆警备区的同志认为上述地区离市区较远，不便于我今后参加社会活动，于是为我选定离市区较近的巴县县委、县府所在地渔洞镇。当时我女儿已结婚，在南京有自己的家，儿子在武汉上大学。我便于初夏的一天，携老伴登上火车，离别生活了三十年的第二故乡——南京。
住巴县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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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重庆后，重庆警备区的同志用专车把我们及简单的行李送到了渔洞。渔洞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一条小街顺江延伸。看不见南京大行宫的高楼大厦，没有了新街口的车水马龙。然而街两边那一间间的小店铺，四面八方那悦耳的乡音，却使我又依稀见到了老家铜梁县的街市。那种古朴带来的回味，陌生中透出的亲切，预示我可以在这里享受安宁平静的生活了。这是回川后得到的第一个慰藉。
我的新居在街后半坡上的一幢白色平房内。前后两间，后面连一间厨房。这儿原是县委党校的房舍，这个坡也因此得名叫“党校坡”。
站在屋前的走廊上，眼前是一派田园风光，走出去十几步就是农民的菜地，各种蔬菜千姿百态，色泽各异，给人满目生机。爬上屋后的山头，可以俯瞰阡陌纵横，远眺长江东去。入夜，在屋外乘凉，晚风习习，飘逸着泥土的芬芳，繁星点点，闪烁着银白的光华。坐在竹椅上看流萤飞绕，听蟋蟀争鸣，那份悠闲自在，仿佛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
我很快便爱上了渔洞，还为她写了一首小诗：
游目极百里，
山外有青山，
大江东流去，
墟里上炊烟。
和我住在同一幢房子中的共有五家人，其中四家的男主人是和我一样从部队下来的，他们是杨利云、崔连喜、吴平中、吴满堂，他们都不是四川人，家属却都是巴县人，所以安置在渔洞。另一家是党校教员何建民及妻儿。虽然我们来自各方，各人的经历、爱好，习惯都不同，但大家却能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以后县政府又在“党校坡”为我们修了新房子，我们一起欢欢喜喜搬进了新居。
远离大都市的喧嚣，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轻松和宁静，但离开了曾生活过几十年的部队，又不时感到寂寞和无所事事。我的身体还不错，还可以为社会作点贡献，我把自己的想法向警备区作了汇报，很快，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警备区要求我为对台宣传组写稿子。于是我便常在宣传组干事林武春的陪同下在市内乡间调查、采访，然后写一些反映重庆变化、建设成就等内容的稿子送给警备区作对台宣传。
以后，警备区开办教导队，刘焕位副司令员主持教育，他是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所以认识我，请我去协助。同时去的还有原南京军事学院教员谭奇金，当时他已分散安置在涪陵。我们移住教导队所在地重庆南岸黄桷垭，与学员们同吃同住，教他们沙盘战术，连、排战斗演习。我已年近七十，每天跟学员一样翻山越岭，紧张训练，常常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但没请过一天假，因此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学员的尊敬，我也越干越有劲，连续教了三期。
有了工作干，我觉得精神更加旺盛，生活更充实了，但心里老忧着一件事，那就是我要求入党三十多年了，至今还未能如愿。我把自己的心事给同住的吴满堂等几位干部讲了，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马上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可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说：“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于是我入党的事又成了泡影。我想我已七十多岁了，这样拖下去，莫非我这个良好的愿望终生都不能实现吗？粉碎“四人帮”后，我向中央组织部写信，表达入党的迫切愿望。1977年11月至1978年7月，我两次书面申请入党。1979年4月10日，在巴县武装部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接收我为中共党员。几十年的追求终于实现了，我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新的长征。
移住重庆市北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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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易老天难老”，形容岁月不居，光阴似箭。我在不经意中就在渔洞度过了十个春秋。
儿子大学毕业后，先分到化工部第七建筑总公司工作，后又调到重庆市北碚碚陵制药厂，并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和老伴年纪也越来越大，组织上照顾我，让我移居北碚与儿子住在一起。先是一套房子，后来孙子、孙女渐渐长大，又给我调成两套房子。这期间我定居美国的弟弟曾回来看过我四次。也是在这期间，1985年5月14日我老伴病逝了，当时她76岁。
郭汝瑰和孙女在一起
主编《中国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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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我被正式确定为离休干部，并定为副兵团级，给我配了专车和驾驶员。这使我心里很不安，我常常站在阳台上，看到热闹的街市、忙碌的行人，看到四处不停旋转的塔吊，感到了祖国建设的突飞猛进，在这种形势下，我应该发挥余热，继续为国家作贡献。我想到了原来在军事学院工作时收集的大量军事史料，如果能让它发挥作用该多好啊！正好原来的同事王蜀生、田昭林来重庆，我们一谈起大家竟不谋而合，都认为利用原有资料，再增加一些新内容，可以写成一部军事史，填补我国至今无自己的军事史的空白。他们提议由我来负责这一工作，我欣然同意了。于是我专程去北京，在张震副主席家中，把我们的想法向他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还拨给我们五万元经费。我欢天喜地从北京回来，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早在1966年，我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史料研究处任副处长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视察南京军事学院时，就指示我们开展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要求我们译注古代兵法，编写《由戈矛到火器的衍变》、《中国历代战争战略问题》、《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历代战争地图册》等书。当时学院就按叶帅指示，组织我们开始了这一工作。但十几年过去，当时的研究人员已分散到全国各地，有的已经作古。当时收集的资料，也不知尚存多少。我首先写信把张副主席支持我们写《中国军事史》的喜讯告诉了田昭林、王蜀生、王宴清、赵秀昆、韦镇福、陶文焕等同志，大家又四处联络原参加过研究工作的人员，很快组成了连我在内共48人的写作班子。这四十多人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最大的已经70多岁了。我们拟定了写作提纲和计划，确定了每卷书的书名及内容，并进行了分工。然后写作人员各自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档案，提取、整理原来军事学院的资料，然后在家中写成初稿，再寄给预先指定的审稿人审阅，最后寄给我定稿。必要时就选个地点，有关人员聚上三五天，集中研究定稿。我们没有办公场地，除了查阅资料外都在家中写稿，连我在内当年多数人家中都无电话，工作联系全靠写信。拨来的五万元主要用于购买资料，支付复印、打印及差旅费。尽管条件较差，但开会可以召之即来，书稿可以按时寄到。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同样的心情。为能在晚年参与如此有意义的工作而欣喜，而劲头十足；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亲眼看到这部巨著的出版发行。
郭汝瑰与《中国军事史》副主编田昭林（左）、徐舫艇在一起
经过同志们争分夺秒的紧张工作，1983年《中国军事史》的第一卷《兵器》出版了。墨绿色的精装封面上，叶帅亲笔提定了“中国军事史”五个遒劲有力的金字。张副主席特别为之作序，肯定了这部书是“把武器装备，掌握武器装备与作战方法的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等几个方面联系起来研究的”，“是持之有故”，“书之有据的”。还赞扬了编写组的同志“全力以赴”，“自解私囊”，“决心把有限的晚年贡献给祖国军事科学的高尚品德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
到1991年，这部60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终于完全写成出版了，共六卷十册：《兵器》、《兵略》（两册）、《兵制》、《兵法》、《兵家》、《兵垒》及副卷《武经七书注释》、《历史战争年表》（两册）。
这部书能圆满完成，主要是得到了叶帅和张副主席的支持，与总参、军训部、国防大学、成都军区、中国历史档案馆、南京政治学院等各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是四十多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如张副主席所说：“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用热爱祖国军事科学的赤诚之心写成的。十年间，我们送别了写作组的六位同志。他们没能看到全书出版，但是他们却为这部书的出版奋斗到了生命的终点，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我能在80多岁时，完成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其激动、其欣慰自不必说了，抚摸着一卷卷精装烫金的书籍，真是爱不释手。
主编《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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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中国军事史》后，我又闲下来了。那是90年代初，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全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从报上、电视上看到经济建设的新面貌，我又坐不住了。搞经济建设我出不了力，但我可以再组织写书。
郭汝瑰在著述中
我们原《中国军事史》写作组的一些人，又通过书信商讨，达成了共识，写一部《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长篇》。因为中日战争中很多历史事件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原在南京军事学院史料处工作时，也准备过一些资料。
1990年，我又去北京见了张震副主席。他问我最近在做什么工作，我说正准备写正面战场作战史，但写《中国军事史》时拨给的五万元钱已用去四万多元，仅余八千多元了，再写书需筹集一笔捐款才行。他听后马上说：“你不要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于是国防大学拨了五万元钱给我，这件事又干起来了。
我又组织了十余人的写作班子，并拟定了写作计划，准备写十章，加一个前言。到1995年5月，前六章已基本完成，我却患了脑血栓。张副主席知道后，专门派人来重庆看我，鼓励我安心治病，病好了再干。可我怕耽误了出书的时间，主动把主编工作交给国防大学副校长黄玉章和原南京军事学院教员田昭林。
通过治疗，我逐渐康复，随时与黄玉章、田昭林二位保持书信、电话联系。经过他们的努力，现在七、八、九章已经脱稿，第十章正在写结束语，1997年内可以付印。我正翘首期盼又一部新书摆在我的案头。
我任全国政协委员（第四至七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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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过后，1964年发表我任江苏省政协委员，不久我又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过后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全国政协没开过会，“文革”结束后我又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我已经离休了，没有当官了，但我想到我虽然没有官责，政协委员还有言责，我每年都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我也就提了一些自认为有意义的意见。在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时，在一次会议上我曾说：“我的这个意见请不要发表，但请反映到中央去，请邓小平同志不要坐外国的汽车，应该买一辆中国汽车来坐。以前周恩来总理从不坐外国汽车，从不用外国笔。有次他别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有人说：这总该是外国货了吧！他说：这是战利品。大家就无话可说。我认为周恩来总理的这种行动非常好，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可以对人民起到一种引导作用；而现在邓小平同志以这么高的地位、威望，如果他也能坐中国汽车，用中国货的话，这同样也可以做为一种无声命令。”这个意见是否被反映上去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应该有作用的，是对的。
1988年4月，杨尚昆主席邀我和海军副总司令邓兆祥同志一起吃饭，我曾对杨主席说：“我们军饷不够，听说将允许军队自己想办法去补助军费。我看到国民党的军队做生意把思想搞坏了，这些教训值得注意。革命军人是要为革命事业卖命的，应该全心全意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就如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假如大家都‘唯利是图’，把思想搞坏了，那样就没有力量了。”当时原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也在座，他表示赞成我的意见。试想军人用飞机也可以做生意，军舰也可以做生意，也可以利用汽车做生意，军纪还能挽救得过来？即便可能，也要很费力气。
还有，我开第七届政协会议的时候，去参观三峡水利工程计划，我曾说我赞成修三峡水库，它有很大的意义，如果搞不好也会留下很大的后患。我认为应该先修上面的一些水利工程：乌江、岷江、沱江、嘉陵江、金沙江等，先把这些大的水坝修起，那样就可以少冲些泥沙下来。这就比蓄水以后，水都关满了再来淘泥沙要好得多。这是一个意见。还有一个意见，靠三峡来防治洪水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原来长江的洪水可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洞庭湖吐纳的缘故。水大时长江水流进洞庭湖，水小时洞庭湖水流入长江。另外，要调江水到华北去是可以办到的，但是要靠三峡来防水患是不容易的，消除水患主要要靠下游、下游的太湖和洪泽湖都要将入海的运河挖起来，挖一条不够可以挖两条，这样的话水就可以畅流入海，水患就会大大减少，光靠上游堵塞是不行的。
这个意见不是开政协会时提的，而是在政协委员参观三峡水利工程计划模型时提的，虽然有人很重视，甚至问我是不是水利专家，我说我只是个军人。他们让我把意见写下来，但当时也没来得及写。
我在担任四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大约也就发表了上述几条意见，作为政协委员也只有议政的作用。另外，同时我还兼任重庆市政协委员。
在黄埔军校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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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16日，祖国大陆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徐向前任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
我当天的发言稿，因时间关系未宣读。兹特录原稿如次：
北京召开盛大的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会。我躬逢其盛，想到清朝中进士的人，在发榜后赴鹿鸣宴，经过一轮甲子（六十年）不死的老进士，可“重赴鹿鸣”，被人羡慕。而黄埔同学经过灾难的六十年，今日犹能聚会一堂，更非易事，感从中来，特发言以表明我六十年后的感想：
第五期黄埔军校学生是国民革命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人。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为了建造革命武装力量而开办黄埔军校。我们五期学生是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前期同学奋斗牺牲，统一广东之后到黄埔的，我亲身经历了革命高潮时期，眼见黄埔军校兴盛的顶点，眼见北伐的胜利，也眼见北伐的失败。不特见到了国共分裂，也见到了黄埔同学自相摧残。“四·一二”事变后，武汉、南京黄埔同学多遭逮捕，我们工、炮、政治三个学生队被摒除于黄埔同学之列，校史对武汉本校学生，一笔抹煞，还称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黄埔武汉分校。我也被迫到日本避难一年多，当时我深深叹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
这以后革命阵营的国共两党，阋墙相争，黄埔同学，隶属干国共双方，也兵戎相见，难道“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目的，“振兴中华”之目的各异吗？不！都说爱国。但是十年内战的结果，召来“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军国主义“七·七”的全面侵略。幸“双十二”以后，国共两党又携起手来，我们黄埔军校同学和各军事学校同学并肩战斗，终于赢得抗战胜利。回忆抗战中我们黄埔同学和各军事学校毕业同学，可歌可泣的奋斗，多么令人兴奋啊！淞沪战役时，霍揆彰、黄维、方天、胡琏，阙汉骞、王中柱、高魁元、龙天武、潘裕昆、彭孟缉、夏楚中、石祖黄和我，这些爬在同一条战壕，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地战斗的同学，“而今一水是天涯”，我们又天各一方了，有的甚至永别了！
抗战胜利后，我随张治中老师参加三人会议，周恩来老师和张治中老师都渴望和谈成功，整编军队顺利完成。不幸的是这以后国共又分裂了，我们黄埔同学又在血泊中混战三年，我这时身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和徐州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我经常自问：“为什么要参加直接屠杀？”想到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想到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教导，我对现代中国革命孕育的一对双胞胎——国共两党自相残杀，黄埔同学也自相戕害，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非常痛心。我们为什么“一家子”要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我吃掉你，你吃掉我呢？”
现在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几百同学济济一堂，谈笑风生，真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定思痛，相信全国人民——包括国共两党及台湾海峡两岸同胞在内，都应该知道，当以“振兴中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目的为重，而不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以求达到和平统一。大陆从来不反对新三民主义。董必武同志一九四五年就告诉我：“革命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目前实现三民主义，就比不执行三民主义好”。现在已是八十年代，孙中山六十年前的设想，大陆基本上完成。从现在形势看，祖国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是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国吗？还是再窝囊地作一个二等国家？这取决于我们的团结不团结。邓小平主席、邓颍超主席对和平统一，都提出了倡议。主张“一国两制”，“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些仁至义尽，公忠体国的呼声，我们应群起响应，黄埔同学、陆大同学以及各军校毕业同学起来吧！好好掌握军队，掌握时机，促成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团结，共同谋国，以求在近代史上，共同写下光荣的篇章吧！
敬祝
老师和同学们健康
黄埔五期学生郭汝瑰
1984年6月16日
当时我呼吁：“黄埔同学、陆大同学以及各军校的同学们起来吧！好好掌握军队、掌握时机，促成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国共团结，共同谋国，以求在近代史上，共同写下光荣的篇章吧！”
我当时深知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人生易老，新陈代谢不停，等到当年的“抗战一代人”退出现役，事情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中间仍蕴藏着极大的政治潜能，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坚强力量，是制约“台独”分子的利剑。所以我强调掌握军队，掌握时机。不幸的是从1984年至今12年时光飞快流逝，台湾李登辉等一小撮分裂祖国的分子，逐渐增大在美、日反华势力的影响下，提出“对等谈判”、“务实外交”等论调，妄图实现“一中一台”的阴谋。1995年李登辉在美大肆搞分裂活动，而且愈演愈烈，从幕后跳到前台，从岛内窜到海外，狂妄叫嚣，不难看出其险恶用心。我觉得他这样胡闹下去会导致战争，危害祖国，写了一封致李登辉先生和国民党同事的公开信，交《黄埔双月刊》，后因故未能发表，虽然事成过去，但还可以使世人知道12亿多中国人绝大多数都反对李登辉祸国殃民的罪行，兹录原文如下：
1985年6月，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在北京合影
致李登辉先生和国民党老同事的公开信
久闻李先生大名，无缘识荆，甚为歉然！国民党诸公，多属旧雨，缅怀芝范，不胜神驰！我们因信仰不同，分道扬镳。我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之心，不敢后人。我所爱的国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2亿人民的中国。希望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被分裂，12亿人民安居乐业，不遭受战争的蹂躏。这一概念，希望能获得国人的共识。
近年来，李先生和少数“台独”分子，肆意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大陆不能坐视不理。于是采取导弹和三军实弹学习以图遏止分裂，台湾亦陈兵海上，示意防御，并要求美国干预。美国也开来航空母舰以示支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明眼的人固然知道这是在搞威胁动作，然而谁也不能断定偶然走火，不会酿成燎原之势。
现在危机已成过去，闻李先生将举行“国是会议”、研究“两岸和平协定”。我觉得这确是一个好主意，要化干戈为玉帛，当然要坐下来谈，并且不发表冲动言论，不搞威胁动作，以造成祥和的气氛，使谈判成功。万万不可因选举结束而得意忘形，须知2100万人的54％的选票，在12亿人当中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代表12亿中国人的民意。如果肆意搞分裂，则绝对免不了一场战争，我们知道：现代战争，战略纵深很大，台湾区区小岛，无处不在大陆火制之下，玉石俱焚，是可想而知的；大陆的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都是繁荣之区，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才有今日的成就，一旦遭到破坏，也太可惜了。这样牺牲的是中国人，坐收渔利的是帝国主义余孽，两岸人民何辜而遭而荼毒？林洋港先生“不可独、不急统”的不搞分裂有步骤地走向和平统一的主张，是较有远见的。李先生和国民党诸先生可以借重他这个主张杜绝搞分裂的各种企图，把台湾的廉政建设搞好，缩小军费开支，支持两岸经济合作，待到时机成熟，再谈和平统一，有何不好呢？没有远见的人，可能还妄想得到美国支援，但也应知道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战争一发生，就必定旷日持久，中国固然要遭受破坏，美国也必定被拖下超级大图的地位。朝鲜和越南战争，殷鉴不远，美国人不是傻子，他能代人火中取栗付出这样大的牺牲吗？中国人也不能这样傻嘛！硬把弥天大祸引到中国人头上来，所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要知道“和为贵”的道理，坐下来先谈判“结束战争的协定”，台湾真实地承担不搞分裂活动，大陆也承认不使用武力，这样敏感的祸根拔除了，一面实行三通，然后尽早协商和平统一，仿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办法。并协商台湾政党到北京共同执政的详细办法，江泽民先生说了，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话都可提出商量，他并且还打算移樽就教，到台湾磋商，我们黄埔同学还可互相邀请，互相访问，以为先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天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应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雅度，握手言欢，为国家奠定磐石之安的基础，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此请
勋安
郭汝瑰
1996年×月×日
其后黄埔“四海同心会”刘执行长来京，黄埔同学会开会欢迎他们。我见台湾分裂派日益嚣张，写了一张条子给李默庵会长说：“现中国已到统一或分裂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尽力以赴，支援台湾统一派，反对分裂派，不让分裂派得逞。如分裂派死不回头，我们将与统一派一道与他们奋斗到底。”李会长在条子上批道：“把你的意见作简单报告。”我因与“四海同心会”刘执行长会见时，报名我是郭汝瑰，他说：“由淮海战役时你的行为知名已久。”我顾虑在会上引起争论，就没有发言。现在后悔当时台湾选举竞争激烈，应该说出来，使台湾的统一派明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举双手赞成统一；对我们来说，全中国的利益就是真理。现在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她已经日益兴盛起来。过去国内的政权斗争，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嬗变，是历史的发展，我们不应再纠缠于历史的恩怨。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中国人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且只要站在拥护统一的共同立场上，其他的一切我们通过深入讨论，都能逐渐获得更多的共识。这样的话，台湾的统一派知道大陆还有这么多人支持他们，可能在斗争中会大胆一些。
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最近一次理事会，在1995年6月18日召开，出席的有会长李默庵，副会长杨荫东、李运昌、莫文骅、程元、林上元、丁家骏和我及全体理事。莫文骅副会长致开幕词；李默庵会长作了报告；李运昌副会长致闭幕词，21日晚宴我致祝酒词。11月我又参加了广州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会和重修黄埔军校校本部的剪彩仪式，会议开得非常热烈。12月19日又应广东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邀请到广州与在港的黄埔同学会晤，大家热烈发表了和平统一，协助香港平稳回归的讲话，看来和平统一，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应像抗日战争一样英勇，促成实现。
现在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分布在海峡两岸、港、澳以及世界各地。“天下黄埔是一家”，不论走到哪里，黄埔具有长期培养起来的革命爱国的黄埔精神。我们要团结大陆的同学及后代，并扩大团结台、港、澳与国外的同学和他们的亲属，并通过他们去团结一切爱国的中华儿女，形成合力。这个团结的基础是爱国主义旗帜和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共同去反对分裂祖国的“台独”，一致向和平统一和民族振兴的目标前进。我们黄埔同学要发挥我们优势，加强“三胞”的联谊工作，增强热爱祖国感召力和增进两岸关系的共识，重点还要放在增进彼此的了解上，本着以理服人和求同存异的精神，耐心地仔细地进行，以期逐步取得共识。还要充分发挥我黄埔同学关系、同学感情的特点和优势。以口头的、文字的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加强联络和宣传，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把反分裂，反“台独”造成一个强大的舆论声势，直至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为止。
最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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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87年成都军区召开的模范党员大会上，我说：“我追求活到90岁，亲眼看到香港回归，那时我纵然老了，听见广播，也要买一串鞭炮燃放。”
1997年秋天，我就要迎来90岁的生日了，按照习俗去年就做了九十大寿，市和区的党政军领导都来向我祝贺，我真感动不已，又愧疚难当。90度春秋过去，仿佛弹指一挥间，往事历历在目，如数念珠。随便掂捻一颗都包含着生动的故事，都呈现出历史的年轮。
如果问我现在还有什么希望和追求，那就是想亲眼看到香港的回归和祖国的和平统一。我准备亲自到香港去一趟，带一包土回来种花，还约了在美国的弟弟，今年7月在香港见面。兄弟携手，同游香港，我想定是人生的又一美事。只有三个月了，我每撕去一张日历，就觉又近了一天。
重庆市领导祝贺郭汝瑰九十寿辰
如果我还能到台湾一游，庆祝祖国和平统一，那我就志得意满，可以不留遗恨到黄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