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渊源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一《少吏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12-426页。
为了充分阐明明代粮长制度的特征，有追溯它的渊源的必要。在明代以前，主持乡一级和乡以下各级——如村、社等级的财务人员，他们的地位和身份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有所转变的，可以概括地分为两个时期来说：从秦汉至唐代中叶（大致以“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为转折点），基本上是属于“乡官”的类型；自唐末至元末，这一批征收赋役的乡、村、里、社人员便逐渐下降为近于衙门的“差役”了。两者的主要区别：“乡官”是有官秩和俸给的正规公务人员；后者则仅为由公家佥点的职役，是无给制的，其身份和地位都远赶不上前者。
见《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又据《后汉书·百官志·百官五》云：“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可见东汉时有秩、啬夫又是均平力役的主持者。又明罗颀：《物原·官原》：“秦始皇始置里三老、亭长、啬夫、游徼。三老即今里老，亭长即今里长，啬夫即今粮长，游徼即今火夫总甲。”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颜师古注曰：“《汉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说：斗食者，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杜佑：《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
两汉的乡村组织，多承袭秦制。乡官中有“有秩”和“啬夫”，他们的职掌同为“听狱讼，收赋税” 。凡五千户的大乡，设“有秩”一人，由郡委任，其秩：岁俸百石；小乡设“啬夫”一人，由县委任，大约相当于岁俸“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史之秩” 。两晋县五百户以上皆置乡，每乡亦设啬夫一人；其户数较多的乡，又添置吏、史、佐员数不等 。他们多系有给职，有免除徭役的权利。下逮唐代初年，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置里正一人，职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 可见仍不失为“官人”的身份。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代表我国早期封建主义社会的“乡官制”时期，他们的职位较高，权力较大。虽唐睿宗（710-712）时已有不肯当乡职的人，然究竟尚未成为长期的普遍现象。
《日知录集释》卷八《乡亭之职》：“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
《旧唐书·王鉷传》：“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士。”后世派富户为粮长，亦未免蹈覆辙。
成瓘：《篛园日札》卷六《乡官乡吏之治》，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95页。
以上参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一三《职役考》一—二。《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六《职役》。按后周显德五年（958）诏：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户为耆长，察民家之奸盗，均民田之耗登。宋初当仍周制。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以二十五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都保，户长催一都人户夏秋二税，大保长愿兼户长者，轮催纳税租；其下，设保正、小保长。
参看《宋史》卷一七七—一七八《食货》上五—六《役法》上、下。
但这种情形，至唐末便大不相同了：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诏每县据人贫富作“差科簿”，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可见人已多不愿任乡职，故非佥派不可。自是以后，乡职渐成为“至困至贱”的“差役”，至两宋而更甚。当时“保正副、耆户长，仅执催科奔走之役”。“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 。两宋对于掌催征之保正、户长等役的改革，和对于一般役法的改革大致相同，即初行差役制，继行募役制，最后行义田助役制，然终无补于事，且愈改愈弊，从此乡职与胥役便混而不可分了 。这是随伴着官僚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的发展而产生的现象。
金的坊里正是雇役，元的则是差役（华山：《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史哲》1958年第2期，第43页）。
金代夫头、队首（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参看《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农桑》；《新元史》卷六九《食货志二·农政》；《大元通制条格》卷一六《田令》“理民”条；《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立社》，第7-8页。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始定村社的编制，凡五十家立一社。至元二十八年颁布《至元新格》，令社长专司劝农；里长（即乡长）、村主首，督催差税。明清学者对此多备极赞扬，以为元世祖鉴于宋代役法之失，故加以改革，可见他是重视农桑的 。近人更有说村社制有类于“地方自治”的。其实我们应当注意，村社制原不过是用蒙古及诸部族军士来监视汉农民的一种手法，所以《至元新格》颁布的第二年，便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其真正用意可见。元代对于农业并没有采取什么积极的措施，也没有能够真正提高乡政人员的地位，不过利用他们来作榨取农民的工具罢了。当时催征勒索最利害的，就是衙门里面的一班吏胥，因为基层行政实权根本便操纵在他们的手里（参看本书第16页注①）。因此上述两宋时代对役法的各种改革办法，无不一一在元代——特别是元中叶以后，照样翻版。
吕思勉：《燕石续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
相反地，朱元璋还在起义斗争的进行过程中，已在占领地区内陆续制订了一系列的关于筹措财源的方法——如屯田、盐、钱币诸方面，且都获得一定的成绩。粮长制的雏形也是在元末、明开国以前便具备了的。宋濂撰《行中书省王公墓志铭》记云：
载《宋文宪公全集》卷五《銮坡前集五》；又据同篇下文所载：“金华周泰、义乌柳昌恃侠以蠹民，公逮至于狱，皆痛惩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气。猾胥潘立道操金华一邑田赋之柄，飞寄诡遁，并缘为奸利，公廉其罪状以闻，置于法。”可见元末豪强、猾吏在乡村横行霸道之一斑。同书同卷，《元故翰林待制雷君墓志铭》载元故吏雷机“调兴化路兴化县尹，……先是，赋役屡不均，……命民自实田，随其高下为定”。机卒于至正十一年（1351），其任兴化县尹，疑在泰定（1324-1327）年间。可为元代中叶以后已盛行随田定役一证。
辛丑（宋龙凤七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分〔江南行中书〕省于婺〔州〕，以控制东浙。公（王恺）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华，婺剧邑，役民无艺。公令民自实田，请都（方仲按《萧山县志》云：“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以粮多者为正里长，寡者为副。正，则以一家二家充；副，则合四、二至七、八而止。通验其粮而均赋之。有〔粮〕一斗者役一日。贱与贵皆无苟免者。
由此可知一种与朋充粮长制相通的佥役办法，早在粮长制正式施行十年之前已在浙东金华县试办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时的里长可以看作粮长的前身，日后的粮长制可以说是这次经验的推广。
洪武元年二月均工夫，三年七月均工夫图册。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载：洪武三年六月“监察御史郑沂言：‘……又各处虽立递运〔所？〕，而凡转送官物，多僦民船，每致扰民。今当广增递运船数，于税粮内定民资力之厚者充之。……’上皆从之。”按浦江郑氏一门出了不少“有名”的粮长，建议人郑沂就在洪武末年由税户人才起家为尚书（见本书第36页）。他是否也是粮长制的建议人，待考。
又在粮长制实施的前一年，朱元璋接受了浦江郑沂的建议，令各处递运官物的船只，由民户中佥取税粮较多、资力优厚之户来主持供应 。而运输工作，正是明初粮长各项任务中最繁重的一种（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既然运输任务已派给粮多之户，如果再将征收任务也派给他们，那么，粮长最主要的任务可说是已经全部都包进去了。果然，后一年粮长制便正式施行。
总之，明初的粮长虽与“有秩有禄”的秦汉乡官不尽相同，但他的官派头是不小的；他虽然仍不免和宋元时的“职役”性质相近，可是他的场面究竟大得多了。我们只须将明初每一个粮长所管领的税户的平均数字约达9，000户之多这种情形（见本书第87页）来与宋代都保正所管理的亦不过250户，元代社长所管理的仅为50户诸事实互相比较，便不难看出粮长的权力是多么的扩大了。明太祖大力扶植粮长的理由，留待下一节详述。本节的剩余篇幅，我要用来谈一谈明代以后粮长制的演变概况。
粮长制在清初已衰替，但在康熙年间有些地方仍保留着这个制度的名称（见本书第83-84页）。究竟何时完全消灭，尚难确定。所应注意的，这一制度的残余直至清末和民国还是存在的。例如里甲制或其变相的制度便顽强地延续下来，各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另一方面，一批专吃钱粮饭的人员如所谓“粮书”、“册手”等也相继养成了：他们世代相传，俨然具有专业化的性质，他们把田赋征册收藏起来，视为枕中秘宝，不肯示人，州县政府催征田赋时非倚靠他们不可。他们盘踞征收机关，虽驱之不去——这种情形恰与明代中年以后大户皆不肯当粮长的状况正相反。因此，有许多地方尽管对于田赋的征收已订下了官收官解的制度，但实际上仍须仰赖粮书或里甲人员等。于是各种半公半私的征收组织又相继出现，名目甚多，如江苏无锡的图正，武进的社老，河南的乡董、庄首，河北的村长、练总，湖南的都总、甲首，和四川的粮堆子、推首等，都可视作粮长的变种，其阶级成分亦比明代更为复杂了。
二
设立粮长的目的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所率领的起义队伍原为属于郭子兴的一支红军。朱元璋本人和他部下的将领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曾经备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所以起初对于地主阶级是采取敌对态度的。但为了推翻蒙古贵族的统治，他们也须争取地主阶级中的同情分子合作，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在革命战争过程中，以定远“长者”李善长、浙东世家刘基为首的汉族官僚地主士大夫分子已参加了起义队伍；到封建政权建立时，朱元璋本人和将领功臣不消说也都转化为新兴的大地主了。他们同样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但也对农民作些必要的让步，以恢复久已残破的生产。粮长制就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粮长的设立，是在洪武四年（1371）九月。其总目的是为保证充分提供给国家最主要财源——田赋，以巩固封建统治政权，但也带有照顾纳粮小户的用意在内。今根据当时的文献，将粮长制设立的目的分为以下几点来作具体的说明。
1.免除吏胥的侵吞
元代吏胥势力的强大及其黑暗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记粮长初建时说：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上（朱元璋）以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乃命户部令有司料（许多书皆误作“科”字）民土田，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
又如《明会典》卷二九《户部一六·征收》所记：“洪武四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万石为率，设粮长一名，专督其乡赋税。”泛言“天下”，语病亦同。
见《明太祖实录》卷七〇，参看本书第82页。
上文似谓通令全国府县奉行 ，然考之实际，首先应诏设置粮长的仅浙江及南直隶的苏、松等处。是年十二月户部始奏准浙江行省所设粮长名额 。先是同年五月（乙亥）《蠲两浙秋粮诏》有云：
两浙为两宋故域，元代对南人歧视最甚，而东南又为全国财富精华之区，故抽剥亦特重。
《明太祖实录》卷六五所载文字颇有出入；今据《皇明本纪》（《玄览堂丛书》续集第一册）引。
惟尔两浙之民，归附之后，民力未苏，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深悯焉。今既扫除奸蠹，更用善良，革旧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其秋粮及没官田租尽行蠲免。
见洪武十八年《御制大诰·胡元制治第三》。
嘉靖间何良俊说：“先府君为粮长日，百姓皆怕见官府，有终身不识城市者，有事即质成于粮长，粮长即为处分，即人人称平谢去。”（《四友斋丛说》）虽不无夸大之词，然有时亦为事实。
由此可见两浙的贪官污吏在田赋征收上已成了严重的问题，亟待整顿。以前金元是“以吏治国”的，吏治极其腐败黑暗 。明初承此遗风，一下子无法改革，故不如从民间重新选用一些政府认为可靠的人员来督征税粮，这样公家的收入可以增多一些。同时对于饱受官府压迫的农民来说，他们也的确是不愿意与官府直接打交道的 。改为民间自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有相当的进步意义。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一贯地从严惩处，对于澄清吏治确具有一定的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然而他所说的“以良民治良民”，前一个“良民”不过就是大地主们，后一个则为一般农户；前者是治人的粮长大户，后者为被治的农民小户。所以弊病当然是仍旧不可避免的。当时宋濂论此甚详：
吏胥舞弊，见《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四》、《松江逸民为害第二》。
吴晗：《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145页。
《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四《朝京稿五·上海夏君新圹铭》。
国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细民。公卿廷议以为吏他郡人，与民情不孚，又多蔽于黠胥宿豪，民受其病固无怪，莫若立巨家之见信于民者为长，使主细民土田之税，而转输于官。于是以巨室为粮长，大者督粮万石，小者数千石，制定，而弊复生。以法绳之，卒莫能禁。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二《名宦七·余文升》（见本书第35页）。
孙宜：《洞庭集·纪·大明初略三》（《玄览堂丛书》续集第3册），记太祖开国初年，“以土吏害民，命诸郡县避贯对迁。曰：‘迁，则地非素习，鲜知民贫富，弊自弭矣。’既而不用市民，选农家子知字者充焉”（参看《大诰续编·市民不许为吏卒第七五》）。可见明代回避本贯的规定是相当彻底的。谢肇淛：《五杂组》卷一四《事部二》说“国初尚无此禁”，实不确。
其实宋文之所谓“吏”，应当作官；其所谓“胥”，便是我们所说的吏。宋文的主旨，是说地方长官照惯例皆由外地人充任，对于本地情形隔阂，易受他下面的吏胥和豪猾的蒙蔽，因此公卿们廷议用本地的大户为粮长，以免吏胥从中作弊，但弊病终无法禁止。地方官回避本籍，不得用本地人，其事始于东汉末年，至明执行得更为认真，这是应当附带说明的 。
2.取缔揽纳户
宋人撰《州县提纲》（《后知不足斋丛书》）卷四《优自输人户》：“邑井揽户与仓斗深熟，乡村自输人户与斗子不识，当交量时往往轻重其手，致令自输人户折米与揽户……”（第57页）
王奇龄：《西河文集·传五·刘孝子遂安公传》（第4册，第895页）：“公名谨，山阴人，洪武中，父坐市民充吏法戍边，已赴贵州乌撒卫。法：府县吏投充，但许乡井田者而禁市民，世称吏农民是也。”
所谓“揽纳户”，就是专向诸粮户兜揽作生意的人。生意的作法大致是通过下述的特殊形式：揽纳者代粮户办理向政府完粮的手续，而索取相当的酬报。细分之又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一，揽纳户只是单纯地代粮户纳粮给政府，除付出劳力代价或尚自备舟车之外，不须另备其他的经营资本；另一种方式，揽纳户一方面承办代纳税粮，另方面也兼作粮食买卖及高利贷的勾当，总之不外是趁逐时机，贱时收入，贵时抛出，高利贷与粮食买卖两者相互为用，挹此注彼，以谋更大的利润。两种方式在明代初年都存在着，但以前者为较盛行。应注意的，揽纳户多数是非正式商人，他代粮户纳粮只是取得粮户的私人委托，并没有得到政府正式承认。在当时田赋征收实物与运输条件困难的情况之下，对于需送往远地的小粮户来说，这种方法的产生，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根源的。当然它的弊病甚多，早在南宋时已成为攻击的对象。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就有臣僚向宋理宗说：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赋税》。按揽户盛于宋代，实与宋代田赋制中的支移及畸零等办法有密切关系。
陛下自登大宝（在1225）以来，蠲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蠲免）者吏胥之物，所倚阁（滞纳）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
稍在此时之前，袁甫《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中亦云：
袁甫：《蒙斋集》卷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第348册）。
自来揽户之弊，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及买诸机户（绢布商人）也，则损其值。
《金史》卷一二〇《世戚列传》。
元代除了田赋方面有揽纳户外，在商税、酒税诸课银方面，亦有所谓“扑买户”，多以富商充当。这是经过政府正式批准的承办税捐的包商，他们是向政府负责的，与田赋揽纳户之只受税户委托性质不同（参见《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在清代，吉林放垦地有“揽头”包领，为二地主性质（见《清史稿·食货志一》），与元代包佃官圩田的“总田”相似（见《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不可与“揽纳户”相混。
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间，乌古论元忠“坐家奴结揽民税〔罪〕，免官” 。可见这种风气，南北皆然。自元入明，揽纳之风仍盛 。明太祖对此严加禁止，订下了处罚的律例：
《明律集解附例》卷七《户律·仓库·揽纳税粮》。
凡揽纳税粮者，杖六十，着落赴仓纳足，再于犯人名下追罚一半入官。若监临、主守揽纳者，加罪二等。其小户畸零米麦，因便辏数，于纳粮人户处附纳者，勿论。
参看熊鸣岐辑：《昭代王章》卷一《户律》；沈家本：《明律目笺》卷二。
所谓“监临”，乃指提调、部运官吏；“主守”，则指官攒、斗级等验收税粮的人员。他们利用职权作弊，故罪加二等。至于因为米麦不多难以亲输而于其他粮户处附纳者，并非为了取巧牟利，故不论罪 。
以上仅为洪武初年对于一般揽纳行为的处罚律条。至洪武十八年更严其罚，若揽纳户投机取巧，亏欠钱粮者，皆处以死刑，并没收其家产。《大诰·揽纳户虚买实收第一九》云：
各处纳粮纳草人户往往不量揽纳之人有何底业（即资产），一概将粮草付与解来。岂知无籍之徒，将钱赴京，止买实收粮草，并不到仓。及至会计缺少，问出前情，其无籍之徒，惟死而已。粮草正户，罚纳十倍。奸顽还可逞乎？
同书《籍没揽纳户第三七》云：
揽纳户揽到人户诸色物件粮米等项，不行赴各该仓库纳足，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追物还官，然后处以重刑，籍没家产。
所谓“虚买实收”即指揽纳户方面作弊而言，同一样作弊行为，在官吏方面说，就是“卖放”。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舞弊案系一件著名的例子。《大诰·卖放浙西秋粮第二三》：“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钞价〕折算可抵〔米〕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等作弊，各分入己。”
万历间徐栻《滇台行稿》卷四，就有包揽役银的记载。许相卿《贻谋录》云：“一应子孙家众，必须主人禁其交结官府，包揽钱粮，此乃破家辱先之根，虽贫至乞食，亦莫为此。至戒，至戒！”（《盐邑志林》卷二七）嘉靖隆庆以后，东南大族的子孙、奴仆交结官府，包揽钱粮之风转盛，故相卿书之家训，以此为诫。由此可见，包揽人的成分，已从明初“无籍之徒”转而为世家大户的成员了。
所谓“虚买实收”，即指揽纳户买通仓库官吏，以钱折纳粮草等项，并不真正解纳粮草入仓，且更有官吏从中干没的 。但不管法令订得怎样严厉，揽纳的风气，到明代末年仍无法禁绝 。
“转（原吉）户部左侍郎，旋进尚书，……姚广孝还自浙西，……召还掌部事，请裁冗食，平赋役，均出入；勿使势要种盐，以妨商贾；勿使富贵专钱，以沮货易；禁包揽侵欺之弊，清仓场，广屯种，皆立定规……”（《王文恪公集》卷二三《夏忠靖公传》）另参《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召佃之名，亦自宋贾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1268）正月，改官田为召佃，召人为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与公法虽不同，而其来有所自矣。”（陆深：《停骖录摘抄》，载《纪录汇编》卷一三三）参见本书第185-187页。
参看叶盛：《文庄公两广奏疏稿》卷三《禁革仓弊疏》；周用：《恭肃公集》卷一二《与太守聂文蔚事目》。
由于揽纳户多为投机性很大的无赖，就令发觉了他们的亏空中饱的行为，多半亦无法追赔损失。从明政府保证税收这点来看，自以责成家产丰厚的大户来负责，较为可靠一些。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然而政府所取缔的只是私营的揽纳户；起而代之的粮长，按其实际仍有包商的性质。他们是没有薪给的，他们仍然要从一收一交的田赋征收过程中捞些油水，只是他们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罢了。
3.“利便官民”
据《大诰·设立粮长第六五》说：
粮长之设，本便于有司，便于细民。所以便于有司，且如一县该粮十万〔石〕，止设粮长十人，正副不过二十人，依期办足，勤劳在乎粮长，有司不过议差部粮官一员赴某处交纳，甚是不劳心力。……便于细民之说，粮长就乡聚粮，其升、合、斗、勺、数石、数十石之家，比亲赴府州县所在交纳，其便甚矣。
洪武十九年《大诰续编·水灾不及赈济第八五》亦说：
往为有司征收税粮不便，所以复设粮长（按洪武十五年曾一度罢设粮长，不久复设），教田多的大户管着粮少的小户。想这等大户肯顾自家田产，必推仁心，利济小民。
以上两段话，其着重点自然是放在便利官方上。因为明代田赋制度规定：各县赋额，一经中央指定以后，非得奏准，不能变动；县内各户的田地科则，一经编定后，非经过地方公布变更，亦不许升降。所以将责任推给粮长，令其如数汇交，可以省去官府分别征收的劳费。尤其是两浙地区，自南宋以来，已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同时也是土地最集中的地区。田多之户应亦为粮多之户。责成他们径向政府负责完成本区征粮的任务，从政府的观点看来，可以说是比较容易办到的，故“便于有司”之说，是不大成问题的。至于“便于细民”之说，按道理亦还可以讲得通，因为这样一来粮户可以就近向粮长交纳，无须远赴县府。特别是畸零附户尤有便利之处。问题的症结，还是粮长会不会有“推仁心利济小民”的可能。从实际情形考察，要粮长做到这点，简直等于梦想。因为粮长一职既为无给制，为了各种开销，他已难作到“一尘不染”；更由于粮长的阶级本质，他们是绝不会有利济“小民”的“仁心”的，这就是说，他们不可能不刮削小民。粮长制到后来，不但不利于“小民”，且亦不利于官方。下面的一个例子即可说明之。
《明太祖实录》卷四九：〔洪武三年二月〕庚午……上问户部，天下民孰富，产孰优？户部臣对曰：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以苏州一府计之，民岁输粮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户，……
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八《经济名臣·尚书周文襄公传》；《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三《户部二·赋役后》。按明代州县乡多设官仓，粮长止负掩盖保管仓谷的责任，税粮不应贮藏在自己家里（参看本书第45页注①）。
宣德中（1430）江南逋赋甚多，只苏州一府便积欠至八百万石，原因是府辖各县没有囤局（即官仓）的设备，由粮长将税粮收贮于自己家中，这些税粮遂为粮长干没为己有 。
4.争取地主阶级支持封建皇权
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见吕毖：《明朝小史》卷六。
见《明太祖实录》卷二一〇、二五二。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二《〔吴中〕伊氏重修族谱序》云：“自国初……谪发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实京师。至永乐间，复多从驾北迁。当是时，苏人以富庶被谪发者，盖数倍于他郡。”
见《吴兴备志》卷二九；《吴县志》卷七八《杂记》；许元溥：《吴乘窃笔》。
见嘉靖《仁和县志》卷一三《纪遗》。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四《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墓表》。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三《怡隐处士墓表》。
同上书卷五八《莫处士传》。
贝琼：《清江集》卷一九《横塘农诗序》。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二《采苓子郑处士（濂）墓碣》。同书同卷《故中顺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参议郑公（湜）墓表》：“太祖高皇帝……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匏翁家藏集》卷五一《跋桃源雅集记》云：“元之季，吴中多富室，争以奢侈相高。……（昆山）〔顾〕玉山（名德辉，一名阿瑛）在国初，以其子元臣为元故官，从诏旨徙居中都（凤阳）。于是，一时富家，或徙或死，声销景（影）灭，荡然无存。”同样的情形，元季元政府对于支持朱元璋新政权的富家，亦加以逼害，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引《清溪沈氏家乘·志传》云：吴兴沈氏“族雄于资。元季，有司以济国（潘氏原按语：“即新兴的明国”）上闻，举族被系，分戍各边……时多离析乔寄……惟依附外姻或避地远适者得免于难。”（潘氏书，第92-98页，插页59）
由贫佃农家庭出身的朱元璋，他对于地主阶级本能地采取敌对态度；但由于他在取得皇权的过程中，得到士大夫分子的助力甚大，特别是自反元斗争胜利以后，他本人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新建立起来的明政权就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政权，因之他更不能不积极地争取地主阶级的支持和拥护。这一矛盾体现在他对付大地主、富户的政策的两个不同方面，有两系列在表面上似乎相反而实际相成的办法，这皆可从上述的原因里面得到解释。一方面，朱元璋用防范和高压的办法来对付反对他的大地主，如吴元年（1367）击破张士诚以后，将支持张士诚的富民徙往濠州居住 。洪武元年（1368）以苏、松、嘉、湖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概等按治之，一时被没者凡数十家 。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选取各处富户五千三百户以充实南京；洪武三十年（1397）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 。这些措施，除了一般政治上的理由以外，都具有削弱地方豪强势力与繁荣根本重地的双重用意。富豪之遭受打击的个别事例可考者亦多，如遣戍苏州府长洲县巨富兼大地主沈万三于云南 ，没收杭州豪富兼大地主华兴祖的家产 ，是两件最出名的例子。此外华亭赵氏“以富豪于一方，竟罹法禁” 。无锡华氏“家故多田，富甲邑中，至国（明）初，悉散所积以〔求〕免祸” 。吴江莫氏“以资产甲邑中，所与通婚姻，皆极一时富家，……后〔胡惟庸〕党祸起，〔父子〕……相继死于法，余谪戍幽闭，一家无能免者” 。结果是：“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徒（徙？），无一存者” 。尤以自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党案起后，“时严〔与权臣〕通财党与之诛，犯者不问实不实，必死而覆其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家” 。可见明太祖一朝对江浙一带大地主阶层的打击是相当严厉的，不只因为这批富族巨室的深厚势力足以构成对封建皇朝的威胁；还因为他们有许多是前元的故吏 。
沈万三：俞弁：《山樵暇语》。
瞿兑之书。
董汉阳：《碧里杂存》上，《盐邑志林》卷二八。
黄日昇（ ）：《蓬客类纪》卷一《赋役纪》。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明宣宗实录》卷八，洪熙元年八月。
邓之诚：《桑园读书记·半轩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96-97页。
《留青日札》，《纪录汇编》卷一九〇。
《明太祖实录》卷六四：“〔洪武四年四月〕辛卯，上谓中书省臣曰：‘或言刑名钱谷之任，宜得长于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狯，好舞文弄法，故率用儒者。……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岂选任之际不得实材欤？”“丙午，命中书省征天下儒士贡举下第者，及山林隐逸，悉起赴京；其有业农而有志于仕，才堪任用者，俱官给廪传遣之。”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
但政策的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对于一般地主多方拉拢，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鼓励他们参加政权。在粮长制快要建立之前几个月，明太祖对中书省发表了一段谈话，其主要内容，是说当时所用的吏胥和儒生多不称职。再过了几天，他便下令中书省征召“遗逸”，和起用“业农而有志于仕，才堪用者” 。根据其后的记载，可知到洪武十四年（1381）八月戊寅，以“孝弟力田”（荐举名目之一）聂士举为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 ，他可能还是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地主；其余的便多数是“富民”或“税户人材”，他们就只能是富农或大土地的经营者和地主了。
《玉山逸稿》附录《墓志铭》（读画斋丛书本）。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顾钱塘德辉，“洪武元年，以元臣为元故宦，例徙临濠，二年三月卒，年六十”。
同上书卷一〇一。
同上书卷一七九。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
见《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匏翁家藏集》卷七五《施孝先墓表》。
见《明会典》卷二九《户部一六·征收》；《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洪武十四年二月丁巳，“浙江、江西粮长一千三百二十五人，输粮于京师，将还，上召至廷，论劳之，赐钞为道里费”。
《暇老斋杂记》卷二九。《明朝小史》卷二《洪武纪》“士不乐仕”条云：“帝新定天下，以重法绳臣下，士不乐仕。人文散逸，诏求贤才悉集京师。甚至家有好学之子，恐为郡县所知，督耕于田亩。”亦可为证。
明初作官的途径，除由学校、科举正途出身以外，又有所谓“荐举”的方式，即由朝廷大臣或地方官吏推荐，吏部加以选任，这一个方式是洪武一朝所常用的。如洪武八年（1375）十月，命户部开列上等粮户之有“素行”者的名单，以备选官 。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命直隶应天诸府州县选送富民子弟赴京补吏，当时与选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人 ，绝大多数是地主家庭出身的。洪武三十年四月户部奏上全国（云南、两广、四川除外）“富户”有田七顷以上者共计14，241户。命依次召至，量才录用 。荐举的名目中，有所谓“税户人材”，即办理征收税粮得力的人员，差不多全部都是粮长。他们有作知县、知州、知府的，有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的 。但粮长被擢用为官还有更直接的捷径，即由皇帝径加委任。洪武中年令正副粮长于每年开征秋粮以前诣京师，面听皇帝宣谕，领取征粮勘合（详见本书第42-44页）。如期解送税粮至京的粮长，往往得蒙皇帝召见，问答投契的，立即有官做 。洪武十四年（1381）二月，仅浙江、江西两省输粮至京的便有一千三百二十五人，皆蒙召见慰劳并赐钞 。待遇如此优渥，这是因为当时可以作官的人才不十分够，亟待网罗。明末茅元仪说：明初，“学者”多“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闾，而效力于官事”。“莫肯出仕，每以粮长、富户充之；既而自见职（按即指故元之原任官）以至诸生，俱严法征之，逃窜毁伤，株连亲戚。或曰：‘此高皇用重典之故也。’……〔盖〕久乱之后，人不以〔仕〕进为荣。” 所谓“养生”之乐，其实是针对太祖时官吏常遭杀戮的“重典”而言。
钱泮，常熟绿园（乡）人，生弘治六年癸丑（1493），“弱冠选隶学官，里胥以高资推长乡赋。或言：学官造士，例复其身，不在科谪之列。公曰：往役，义也，吾何辞。昼出应繇，暮归读书，研经质义，不以事废。遂举甲午（嘉靖十三年，1534）应天乡试……”（《甫田集》卷三三《江西布政司左参政钱公墓志铭》）。
见《明史》卷一五一《严震直传》。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转户部郎中（卷二〇四）；二十六年六月由工部右侍郎升尚书（卷二二八）。参看《匏翁家藏集》卷四三《尚书严公流芳录序》。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四。参看弘治《上海志》卷八《人品志·规用·夏长文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〇《皇明异典述五·文臣异途》；傅维麟：《明书》卷三四—三五《卿贰年表》一—二。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考续·荐举》又载：“税户义门郑济、王懃为春坊左右庶子。”
《明史》卷二九六《郑濂传》。按浦江郑氏，自南宋建炎初至洪武初年，已十世同居，历时二百五十余年，故被旌表为“义门”；当时两浙义门颇多，而以浦江郑氏为最著。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三《芝园后集三·郑府君墓版文》载：郑渭（按应即为郑濂之兄，以洪武十年九月终于家），“更繇之繁，身独任之，戴星往来，逾三十春秋，不惮烦也”。可见他以家长的身分，总管全族的赋役，已始于元代末年。至明初，郑氏一门兄弟子侄相继以粮长入仕，然犹没有放弃大地主式的农业经营，故可以称为典型的“永充”粮长世家。读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〇《与郑叔度书》（郑叔度为郑濂侄，名楷）第八首可见。
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逊志斋集》卷二二《福建左参议郑公墓表》。并参见《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明大政记》。
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七《外编·吏部二》；《异途·前言》。乔世宁：《丘隅意见》（《百陵学山》第14册）：“洪武时，用税户人才如严震直、沈玠之类，即汉赀郎之意也。与近时入粟买官殊矣。”
洪武一朝，粮长往往得为达官显宦，有名的例子如下：乌程严震直“以富民择充粮长，岁部粮万石至京师，无后期，帝才之”，洪武二十三年（1390）特授通政司参议，仅三年之内便升至尚书 。又如上海夏长文，以税户人材举用为监察御史，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超升左佥都御史 。洪武二十七年，归安汤行（《弇山堂别集》作汤仲行）任吏部右侍郎。洪武三十年八月，长兴严奇良任户部左侍郎（《弇山堂别集》误作严良奇），同县潘长寿任右佥都御史，王璁任左通政，沈成任湖广左布政使，盛任任山东左布政使 。洪武初年，浦江义门郑濂“以赋长至京，太祖问治家长久之道，语合，欲官之，以年老辞” ；洪武十四年二月擢濂从弟湜为福建布政司参议；三十年八月，濂弟沂便由税户人才起家为礼部尚书 。此外还有苏州富民沈万四之孙玠，亦以税户人材擢户部员外郎 。
《诚意伯文集》卷一《诚意伯次子阁门使刘仲璟遇恩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0页。
丘显为右通政（《国榷》卷十），又载：同月己丑右都御史严震直为工部尚书，义门郑沂为礼部尚书。
鄞（今宁波县）李山如“永乐中，以税户人才授序班，积资至兵部郎中（侯仁之：《明史列传稿斠录·项麒传》，载《史学年报》第3卷第1期，第104页）。
“陈芳，字继芳，苏之海虞（常熟县）人。自其曾祖，世以仁厚相承，为邑城望族。至君尤……乡称长者，遭元季之乱，寇陷郡邑，众皆逃匿，君与其父，亦虚舍出外，兼治农末，克勤以俭，再植有家。迨及圣朝（明），……郡邑举君总征一县租税。君委身奉法，使民惟正之供，不以一毫自私，民皆德之。课入岁充，自洪武、永乐至于宣德，六十余年如一日焉。……得年八十有八……”（章懋：《枫山章先生集》卷六《陈府君继芳墓表》）
“浙宪使无锡邵先生国宝书谓某曰：宝之先，自高曾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为邑之开原乡税长，而廉静一德，尝储千亩之入，以充公家杂役之需，其赋民惟正之供，未尝过取一文。”（《枫山章先生集》卷八《嘉树亭记》）按此记当作于弘治中（1499年前后）。
永乐四年金华府儒学教授柳贵倡议补刻浦江《柳待制（柳贯）文集》，计工费该米一十四石，郑义门亦量助米若干（见柳贵记，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后序）。
见《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明太祖之所以破格录用粮长为官，也有其历史原因。前面已经提到，明代开国初年，政治方面很受元代遗留下来的风气的影响，当时官与吏的区别是不甚严格的。粮长原来由政府委派民间富户担任，论其地位与职务实与“吏”颇近，而与“官”相去甚远。所谓“吏”通常是指那些专门办公文、办公事的低级事务人员，亦称“胥吏”，其升迁机会比较困难，往往终身任此职。所谓“官”，乃指中高级的行政人员，升迁较易。在唐、宋两代，官员多由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是为“正班”。吏员和隶役同被看为杂职。“士大夫”耻由吏得官。这种风气，到了元代有了很大的转变。元代的情况和辽、金相近。辽国官僚由进士出身的“才十之二三”。金虽然较为重视科举，但它创立了吏员也算是正班官的制度。金制：进士及连考四场的终场举人皆得补吏员缺，与官员同样有班次（官阶）、俸给、升迁、调补的正式规定。金出身吏员而升任宰相、副相者多至十余人。因此士大夫并不以作吏为可耻 。元代也是这样。姚燧说：
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一二《仕进门·除授》转引。
凡今（指元时）仕惟三途：一由宿卫（指蒙古亲军），一由儒（按即科举、学校），一由吏。由宿卫及儒者十分之一，吏则十九有半焉。
同书又说：
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六《政术门·从吏入》。
（元）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常十之九。
黄瑜说：
黄瑜：《双槐岁钞》卷五《胥掾官至尚书》。《逊志斋集》卷二二《林君墓表》：“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
蒙古用人，重吏轻儒……公卿多由吏进，舞文弄法，殃民甚矣。
这是有它的客观根据的。元朝以蒙古人入主中国，初时所有高官要职非蒙古人莫属，汉人与南人皆不得染指。但蒙古人缺乏行政经验，且当时法令繁冗，他们难以通晓，于是不得不以吏为耳目，因此一般行政实权往往旁落于为他们所赏识的吏员手中。明太祖虽然有意改革，但一时尚未能见效，所以明初“进取不拘资格，有掾吏而置身青云者”[1]。其后，至明宪宗（朱见深）成化（1465-1487）年间，考试制度已趋完备，于是科举出身复被认为仕宦的唯一正途，吏员被斥为“杂流”，大半不得做官。官和吏从此又分开，吏只管事务，官主持政令，和元代的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吴晗：《明初的学校》，载《读史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38页。
《王文恪公集》卷二三《容庵葛君家传》：“……古者用人，其途非一。……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时时意外用人，若郁新、严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书，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纷纷，皆得效用于时。降及后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诚可尚也，岂科目之外，更无一人乎？”
也是在成化年间，起运北京的漕粮普遍改行“长运法”以后，京粮改由卫军转运，粮长无需亲自督运京粮（详见本书第51-53页）；这一转变，又使得粮长运用京粮来作买卖的投机机会大受限制（参看本书第160-163页）。
升官发财的机会既然都受到了限制，于是粮长一职的诱惑性也大为减色。但其总的影响到正德年间才充分表现出来——到了这个时候，充当粮长的人户不免是害多利少了，一般大户都要设法摆脱粮长之职了。于是永充制不得不为轮充制和朋充制等办法所替代。
汤宾尹：《睡庵文稿二刻》卷一《奉贺三紫黄老先生荣膺封纶序》：“……豪有隐田而嫁其税于同祖之弟，弟孤羸无所控，先生为昼夜核其实，如将鸣之官者，豪惧请解，即为和颜以解，一日而田与税正，孤弟之累以脱。……自孝弟力田辟召选举之制度，人士固有抱其独行于深岩幽嵁中而发响无繇者，亦曰科目有以限之。然而辟召选举之制行之古，度尚有伪者，将行之今耶？……”（载万历三十九年本卷七，题作《赠黄先生膺封序》）按宾尹以为科目仍不失为选拔人才之比较适宜的方法。
选举制度确立，粮长的升官机会丧失了。这个转变标志着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强化，选拔和任用官吏已有明确的经常的制度，朝廷不需要再擢用像粮长这样的“人材”为官了。
[1] 徐 ：《徐氏笔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