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 政事堂成立厘定官制
政事堂成立，设参议无定额，参酌旧制，厘定官制，文官分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分三级，如上卿、中卿、少卿之类。现任官阶，都称为职。官是终身，职可随时更动。总长都授中卿，亦有少卿。次长都授上大夫，亦有授少卿，余即授少卿者。意在官论劳资，职论才能，与前清略同。
武官方面，中央设将军府为最高机关。将军之下，名目繁多，不能记忆。将军亦分三级，上将、中将、少将。官职亦分。上将体制甚崇，授上将者，只有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南方亦有二三人。将军在中央任职者，冠以威字，在地方任职者，冠以武字，内外互调，所谓出则膺疆寄，入则总师干也。
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兼掌军事，各省首长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寓有军民分治之意。但亦有例外，巡按使带巡防队者。废府存道，观察使改称道尹，专管民事。知县仍旧称。地方官为三级制，较为简捷。
中央又设肃政使，等于清之御史，肃政厅即等于都察院，专司弹劾。设平政院，专理行政诉讼。又设审计院，专核度支。设统计局，专管统计。秘书厅改称内史监，内史长改任阮斗瞻（忠枢），不用梁燕孙，令人起疑。阮本为北洋大臣之文案，有嗜好，且有麻将癖，曾赌至三昼夜不息，脾气很大，惟与张少轩（勋）交极厚。张反对共和，对袁不免龃龉，使阮往说即听命。袁之用阮，意或在此。惟少轩自身及其军队，均仍留辫，以示忠清之意。
阮在北洋幕府有一小插曲。阮本文案专司书札，与总督较多接触。袁每找阮，阮总不在，后侦知阮昵一妓，故怠于公事，袁斥金为妓赎身，且为置金屋。阮至妓处，云为督署接去，阮大怒，即欲辞差。同事告阮，君何太急，君欲见意中人，我可陪你去。至则门榜阮公馆，入室则意中人已在其中矣。从此感宫保之厚意，终身不贰，而少轩亦服从项城之命令矣。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又颁勋位令，除大勋位外分五等，含五等爵之意。大勋位于国内，只赠孙中山先生。又以嘉禾章颁发太滥，又定宝光嘉禾章授文职，文虎章授武职，均分五等。
政事堂成立后，因参议中旧学者多，自厘定官制后，又定民间婚丧礼，又定甲乙两种礼服，重在复古，对于新的建设，不甚注意。督军中如张勋、倪嗣冲辈，总以共和制不合民情，于是复古之制，层出不穷。总统亦不常出席国务会议，总由徐相国主席。后又定郊天礼，祭孔礼，步步仿效帝制。又由内部朱总长独出心裁，定祭服，不古不今。余于国务会议席上，曾表示反对。余谓民国已废跪拜，祭典重在诚敬，不重形式，即用普通礼服，有何不可。如果我国有传统祭服，若日本然，自当别论。现既没有根据，随意制定，在这时候，似非急务，且有乖共和政体。我以为当今时代，应事事向新的方面走，学新法，新建设，方合潮流。近来政府设施似开倒车，越来越趋古，似非新国家气象，难怪外间谣言四起，说政府预备恢复帝制。这种做法，岂非自认谣言之由来？杨左丞即说定祭服不一定即是恢复帝制，民国既不废郊天祀孔祀典，祭服是应该定的。你要做官，即得穿祭服。余以他的话，带有讥讽，不再置辩。后竟制定图样，冕旒玄冠，服绣九章，用方头靴，看去像灶君神像。杨左丞会议后，将图对我扬了一扬，笑谓，祭服制今天颁布了，意存讥讽。余年少气盛，闻之不答，回部后没有跟总长商量，即援前清外部人员不陪祀之例，上呈请免陪祀。呈上，杨左丞在总统阅看时说，这是曹次长的意见，并非子兴总长之意，意在挑拨批驳。岂知总统笑说，曹次长仍不免洋学生的习气啊！即于呈尾亲批“外交部总次长免予陪祀”。余以一时之盛气，擅自上呈，并没有征得总长同意，颇感项城优容。可见项城遇事，并不固执己见，若辅弼亲近之人，能时进言，不致拒谏不纳。可惜逢承意旨之人多，直言敢谏之人太少，后来竟公然运动帝制矣。
四二 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
余就职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二十一条》觉书，令日置公使，携之回任。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等语。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
翌晨，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面谕。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意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并未与议（《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越日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第三项，日本将来向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现只能记其大意，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没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至第五项，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等语。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次日，日置益公使来见孙总长，面递觉书。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即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使笑谓，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孙总长将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后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政府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外人称其捷敏，日本则有后言。
四三 外交大楼中日开会议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楼开议，列席者，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通译官高尾亨。我与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聚精会神，从事讨论。首次会议，日本公使先致词，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从速议定等语。陆总长亦致词，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并引前在总理任内，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日使说，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誉满欧美，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深为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我身体素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陆又谓，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日使亦照允，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陆亦应允，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日使亦同意。遂开议第一条，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陆答当东三省会议时，那时年限已过，贵国全权已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日使谓重定年限，于原则並无变更，希望照允。略加辩论，即予同意通过。日使笑谓，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会议，即议第二项，日使谓胶澳租借地德国所得之权益，日本致德国最后通牒时，已声明无条件让与日本。俟德让与后，为尊重贵国主权，应请中国承认。至该项租借地（指青岛），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完全交还中国。陆氏答以日本与德国宣战时，声明取得德国租借之胶澳全境交还中国，并没有提到其它权益。日使谓日本攻占青岛，一为协助协约国，一为尊重中国主权领土，故特声明取得后交还中国。其中权益，自应由日本继续一并取得，将来开和会时，自有商定适当之处置，故不必先向贵国声明。现要请贵国承认者，即是和会商定之办法，与当年日本得了俄国的权益，请中国承认同一意义。陆氏答以既要将来和会商定，现在不必先行承认，俟和会开时再看情形，何必先行声明。日使则谓日本取得德国权益，可谓既定事实，现在商定大旨，可免将来再费口舌。陆又答以攻占青岛还有英国参加，不单是日本一方面的事。日使谓英虽参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国决无异议。我方始终不允先行声明，日使谓，请先商一范围，只限于青岛有关连之事，决不越出范围。彼此辩论很久，直到散会，没有解决。
次会日使提议，先议东北路矿问题。我方答以东三省会议录，有不能再设并行线之约，此条有违前议。日使谓此次商议者，系南满与内蒙之交通，与前会议是两事。该处地壤相接，商业日繁，仅是古老运输工具，不合实用，非敷设铁路不能发展商业，此举于地方大有裨益，并非为日本设想。我方以蒙人风气未开，恐遭反对。日使笑谓，现在内蒙人民与东省人民无异，他们亦愿意修造铁路，便利交通，决不反对。磋商结果，记得先允一路，以后再看情形，路线记不清了。
继商开矿，日使谓中国向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若任它藏在地下不事开采，岂不可惜，故应彼此先行调查，再商开采。此事可由中日合办，使两国同沾利益，且于地方人民亦大有好处。我方同意先行调查，择优良者先办，惟合办方法须照中国矿业条例，中国即以矿产矿权为合办之资本，须派监理。如有盈余，应合理分配。日使谓合办公司，是商业性质，中国既是股东，自能同等选出董事、监察人，政府不必再派监理，利益当然均沾。遂允以先调查两三处，地名又记不清了。
继议东三省增开商埠问题。日使谓东省发展迅速，比前不同，中日商业与时俱进，原开的商埠不足以应付现实，故须添开商埠，仍照贵国自开商埠成例，更可增进双方贸易。我方答以东三省商埠，前在东三省善后会议时已开设甚多，照目前情形，似无增开之必要。日使谓中国自开商埠，一切管理督察行政权，仍归中国办理，不过便于各国通商，不但发达中日两国商务，于各国均有利益。后允斟酌地方实际情形，仍照自开商埠办法，允增开三四处。
日使继提内地杂居问题。日使谓日本地狭人稠，东省却地广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东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调剂，各得其益。陆氏答以东省商埠已多，现又允许增添，都是为解决贵国人居住问题，不单是为经商。内地风气未开，教育又未普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现在杂居易生误会。将来民智日开，教育普及，自然可以开放杂居，现在为时尚早。且贵国气候温和，东省寒冷，前我在俄国，见俄人只有往南迁居，没有见南方人往北来者，即是此故。我又补充说，中国山东人往东省者，都是春往冬还，亦是为此。日使笑对我说，君曾在日本，应知北海道寒冷程度，与东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国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数。陆氏又说，目前治外法权，尚未收回。贵国治外法权未收回以前，亦不许外人内地杂居。彼此辩论几次，我方坚持，不得解决。日使提议，此案彼此研究再议，前议山东问题，尚无结果，续议山东问题如何？我方同意（我方又修改答案）。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腿涂石膏，不能下床，但急于会议，拟请陆总长与您枉驾使馆会议。余告陆总长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馆会议。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日使先说抱歉之意，又说内地杂居，难于解决，我们先议山东开埠及合办矿业问题。我方同意。陆氏先说，查山东沿海，都已开为商埠，此次贵方提出各处，近于内地，不通海道，轮船不能进出，不合开商埠条件。讨论后，日使允先撤回，调查后再议。先议开矿问题，日使谓山东煤矿铁矿都有，久藏于地，不使开采，殊为可惜，若中日合办开采，彼此有利。我方答以本席亦同有此意，但贵方所提各矿，均已由人民领得开矿执照者，未便取消。日使谓，听说贵国商民，往往领得执照，取得利权，永不开采，此种利权应即取消，另给他人。陆氏答，我国商民请领执照，亦定有限期，若逾限不勘测，亦予以撤销。余又补充说，亦有斟酌情形，在限期未满即行撤消者，惟中国商民集资不易，政府为体恤民艰，定限较长，不能若贵国商民之踊跃投资可比。陆又云，贵方所提各处，都没有逾限，故不便撤消。日使请主管部再行详查，如有逾限不事勘测，或确知其无力集资开采者，应依法撤消，此是各国通例，并非优于日本也。后由商部清查撤消一处，允与日本合办，惟声明须按照中国矿业条例。
越数日，日使能支拐杖而行，会议仍迁回外部官邸，然答案已改了三次矣。每件议案，总须磋商两三次，故屡改答案，请示总统而行。在移回外交部会议时，日使即说上次会议，关于胶澳租借地内权益问题，尚未解决，今日先将这问题解决如何？陆氏坚持不允先议。日使问为何理由？陆氏答以总要有了相对事实，才能决定承认与否，本席对于青岛之德国权益，不甚明了，何能先予以笼统承认？且事或须有变化，目前先行承认，将来岂非为难？日使谓，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这是既成事实，不会变化。陆谓凡事变化，岂能预知？日使追问，贵总长所谓变化，到底所指何事，本席不能明白，请明白指示。陆氏谓，贵国占领青岛，将来仍还我国，这自决无变更。至其它权益，我尚未调查明白，即在将来开和会时，我国对于德国取得之权益，何去何从，尚未由政府决定，现在何能先议。日使谓德国在青岛之权益，自应由日本继承，这是天经地义，将来开和会，各国决无异议。彼此争论两日，陆氏坚持不肯先议。日使谓，日本决不以不应由中国承认之事强中国承认，贵总长既不肯先议，且看将来和会开议，决不会有与今日不同之处，只先作为存案可也。后又议及闽浙铁路问题，我方告以此案因与英国有关系，须要知会英国后再议。日使即说，既与英国有关，我方自可撤回。这是第一次痛快撤回，可知日本对英国联盟之重视。日使遂提福建不能让租与他国问题。陆氏正色道，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它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案，深为遗憾。日使笑谓，因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陆谓前政府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日使仍一再要求，须请声明，不用换文，亦不向日本声明。后改由中国自行声明，中国领土，永远自保完整，无论何省，决不与他国有让与行为，福建亦不例外，将此声明抄送日本。我觉得这办法，等于自骗自，不很妥当，然陆氏既已如此作，不必再说。对于汉冶萍合办问题，我方答以此系民间商营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谋，应与该公司自行商议。日使请为介绍亦未允。越日又议内地杂居问题，日使坚持甚力。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每当会议不能解决之时，总统常命余与日使或小幡交换意见，为侧面之商谈，探听对方真意所在，有时因此而获解决之途径。此次总统又命余为侧面商谈，这种商谈，仅是个人行为，不负正式会议之责任。我去见日使，告以我国对日本人内地杂居为难情形。日使说中国不允日本人内地杂居，不过仍有排外之心而已。我答以并非中国有排外心，实在是日本人优越感太甚，至使彼此发生不愉快事情。中国人对外国人向来一视同仁，很有礼貌，而日本人对我国人往往轻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国人受不了时，激起不快之事，反与国交有碍。所以不允内地杂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况内地？日使谓，东省地面辽远，人烟稀少，多些日人有何关系？我答以奉吉两省内地，亦有人烟稠密之处，且东省人习惯，喜欢聚族而居，往往一乡即是一族，他们与别族同住尚不愿意，何况与外人杂居？东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满广大之附属地，难道日本人尚不够居住？日使谓，商埠与附属地，一为经商，一为护路。日本人长于农事，你是知道的，若令日人杂居内地，即可从事耕种垦荒，不出十年，东省荒地，变成熟地，多产粮食，于两国都有益处，岂非两利？我听了他在会议时，没有提过农事垦荒的话，我即说此确是与两国均有益处，但恐日人不惯寒冷耳。日使笑谓，这是他们自己之事。我又说，中国租地耕种，各省都有老习惯，各处不尽相同，日人能照地方习惯否？日使谓，当然要照当地习惯。遂辞出，归告陆总长，并报告总统，日使所言，意在垦荒耕种，若照此意，与杂居不同。总统说，虽然如此，日本借垦荒为名，行其侵略阴谋，亦不可不防，你们姑拟一方案，就耕种方面，谋解决之法亦是一法，遂拟方案如下：
吉奉两省，不论官有民有地亩，允许日本人订立契约租借耕种（如系官荒，向地方管辖官吏商订租约），定明垧数（东省一垧约合内地十亩），期限二十年，满期后应无条件交还原业主。日本租地人应照纳课税，并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及不违背地方上租地耕种之习惯。
呈阅总统，亦以为然，遂又续商杂居问题。陆氏说，杂居问题本席尊重贵方意见，再三研究，拟成新方案与杂居之意不但不违背，且取杂居精意，希望贵使容纳，解决此案。日使阅后谓，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议。及下次会议时，日使谓此案对于年限交还业主，及不背地方习惯各点，都有商量余地。惟服从中国法令，听中国警察指导，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无服从中国法令及听中国警察指导之义务。若照贵方所拟，不啻剥夺条约上应享之权利，须知贵国尚未收回裁判权也。再三说明解释，不得同意而散。我又去使馆见小幡书记官，我说我方所拟方案与杂居已颇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误解方案之意，甚为可惜。小幡问所谓法令，系指何项法令？如何性质？请为说明。我谓不过违警令之类，并非法律。若不听警察指导，设有两人互斗，若没有警察劝解，岂不有酿成人命之虞。至课税更是轻到无可再轻，这是地方收入，请加调查，即可明白。此事不要看得太严重，须在事实上着想，不在法律观念上着想，才是解决此案之办法。从前贵国明治初年，外国人只居留在长崎，不准自由往来他处。我国商人居留于长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国情形与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国待外国人比日本宽得多了。反复辩论甚久，小幡始允转达公使而别。我方将方案二十年改为“三十年”，满期交还后又添“如双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过十年”。“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改为“服从中国警察法令”。此案已会议五次，侧面商谈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争到舌敝唇焦，对于服从中国警察法令，争论最烈，我方始终认为维持秩序不可少之条，与条约绝无关系，坚持不让，终于就范。至此，应商之案，都已商结，计第一条列为条约，此外议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为换文。陆总长起立致词，此次贵国所提条件，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均已议定解决，亦是贵公使开诚布公，得以有此结果，实为两国前途之幸，谨代表政府向贵公使深致谢意。日使亦答言，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顾全大局，至为感佩。尚有第五项各条，亦希望开诚商议，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庆，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陆外长答谓，此次会议，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第五项贵国本为希望条件，本政府亦以贵国提出此项条件，有损两国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日使请交换意见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陆外长遂正色说，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言颇激烈。日使亦谓，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政府才提出此条件，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遂于不欢中散会（以上记述，因年代久远，手头又无资料，只凭记忆，头绪纷繁，大略如此，难免有错误之处，深抱不安）。休会至一星期，余亦不去见日使，彼此僵持，濒于决裂。
当日本提向我国交涉以前，以盟邦关系，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项。后闻我国因不肯商议第五项，濒于决裂，英报提到第五项，日政府从没有向英政府提过。这种重要条件，不先告盟邦，有欠诚意。西报又谓，日本想独占东三省，与美国开放门户，利益均沾，实有违背之意。日使曾来责问，中国事前泄漏，有违预先声明，我方自然极力否认。其实其时英国名记者莫理逊，美国记者端赖均在北京与参事顾少川、伍梯云等时有往来，会议情形知之甚详。日使因无凭证，只口头抗议亦无它法。
余以会议僵持已久，终须设法打开，遂向总统建议，请密遣公府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总统问，此着有效否？余答有贺博士在日本不但学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他是元老的干事，与陆奥宗光同事，故于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于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与有贺谈过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为然。请总统召见有贺，假以词色，恳切相托，他必肯效力。总统遂特召有贺进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觉书，由外交部总次长尽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愿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议日本希望条件之第五项，实在令我为难，请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君必能谅解我意，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说辞。有贺果然自告奋勇，愿回国尽力向元老报告，力说利害。时日本元老以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有贺见松方侯陈说此次中国政府已尽力商结日本觉书之各条，日置公使又要商议希望条件之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难怪中国政府为难不肯商议。松方侯听到第五项，似未知道，又听有贺报告第五项内容，面现诧异之色，随即召见加藤外相，诘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松方即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日本对善处之语，意颇严重）。加藤知是有贺进言，遂令监视有贺，不许行动，幸有贺已完全报告矣。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内遭元老之诘责，进退两难，图穷而匕首见，竟决下最后通牒，以强迫我国，一面又将第五项在最后通牒内谓“暂时脱离，容后再议”。这种措词等于自行撤回，对外尚剑拔弩张，对内已色厉而内荏矣。陆公使亦探得内容，密电报告。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使馆，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陆公使，陆公使（宗舆）即电告外部。而北京日使馆方面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来见我，说政府即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项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我答以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已来电报告，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最后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语塞而去。日本外交官，总想得寸进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将最后通牒亲到外部交送陆总长，态度严重，不发一言。陆总长只说了可惜一语，他即告辞。一面关外调动军队，渤海军舰游弋，迨下通牒后，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尽其恫吓之能事。
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陆闰生公使（宗舆）又时以日本内情电告。陆外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正式会议之外，又有侧面商谈，卒以说动日本元老挽此危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
揣日本此次所提之《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四四 召大会讨论最后通牒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领、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到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我回外部，与参事顾少川商拟复日使照会稿。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然我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请少川以英文译述，亦觉妥当。脱稿时已逾四时，假眠片刻。黎明后，余即携稿入府。总统已在办公厅，状甚兴奋，似未睡眠。正在阅稿时，日使馆即来电话，请余接话。余接话时，知系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我答必在期内发出。他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它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我答知道了，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可知我方举动，彼均留意侦悉。总统听了，叹了一口气，即命内史长阮斗瞻重拟一稿，将我原稿交阅，且说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只要简单。惟于末尾称，除第五项外余照允等语。后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余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岂知阅后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议，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施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事后，总统有告诫百僚书，语极沉痛，因手头无此书，从略。
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租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四五 总统感国耻气忿发奋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弊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相入，杨皙子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渐生懈怠。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日置益公使回国之前，来辞行，杂谈移时，留他吃便饭。他说昨天向袁总统辞行，也谈了不少话。我就说袁总统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他常对我说，亲善要相互的，譬如我刚伸手跟他握手，他反伸手掴我一记，这样怎能讲亲善？我觉得贵国对前清，似比对袁总统要好得多，是否因为国体改革之故？他说非也，贵国改革后，若使孙中山先生当元首，没有可说，因孙先生向主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大官。袁氏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改革后，无论如何巧妙，自己做总统，在日本人看来总不免有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同一的观念。这观念还是从贵国传来的。我说，中国不比贵国，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历代嬗递。篡夺之事，不是史无前例。袁氏对清，力争优待条件，即是报答先朝之意，若使孙先生作总统，不可能有优待条件。他说这话亦对，不过假使那时定为君主立宪，仍存清室，只留君位，规定宪法，满人不得干预政治，南方亦可能迁就。袁氏以任何最高名义，仍可独揽大权，即做摄政王，亦可没此嫌疑了。又慎重说，此是我个人私意，作为闲谈而已，言罢兴辞而出。可见日本对袁氏，不免有此成见，我亦不便报告项城。
四六 清华大学周寄梅奠基
北京设有俄文专修馆，经费由东清铁路拨充，故由外部管辖，所修只是俄文及外国史地等科。馆费由外部发拨，馆长亦由外部委派，前清由丞参掌管，民国后不入各司职掌，即由次长掌其事，事甚清简，每月不过由馆长报告用费而已。后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开办清华游美预备学校，因退款关系，清华亦归外部掌管。于是，在海淀清华园遗址，开办清华学校，初以周子廙（自齐）为校长，范静生（源廉）副之，以高中程度为止，毕业后择优送美国大学深造。后周寄梅（贻春）继任校长，建议以高中送美国大学，不能普及，不如改为大学，毕业后再择优送美国大学研究院，则大学人才普及，研究更加深造。余颇赞成，得总长同意，以每年退还赔款递增之程度，为逐渐设备大学之扩充，遂由寄梅拟订计划，先建图书馆，继建体育馆、大讲堂，更添置讲堂，添聘教授，又添造宿舍，及教授住宅学生寄宿舍等等。后又将清华园相连之其园遗址归并，为设立农学试验场之预备。终寄梅之任，清华大学已建立基础，后继者添置更新，益加完善。嗣后大学毕业送往美国大学研究院，既省了费，又多育人才，都是寄梅建议之功。寄梅向有功于清华，而其人严谨廉正，诲人不倦之精神，尤为可佩。他性恬淡，曾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美国退还赔款，逐年增加，偶有用于其他文化事业者。
时朱桂莘将热河故宫之宝物，移来北京，开放武英殿，陈列展览。以内务部无此经费，商之于余，拟于美国赔款项下拨二十万元，以成此举。余以热河行宫宝物久恐遗失，且有关发扬中国文化，遂允照拨。桂莘派员将热河行宫故物，用皮筏全部运京，一无损伤，修理武英殿陈列展览，内有历代名人书画，宋版书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桂莘此举诚有助于宣扬中国文化。今日故宫博物院所设者，即热河行宫之故物也。后又有请拨美款为文化事业者，余因预建大学，未之允，因而招怨亦难免，此亦后来遭祸之一因也。
四七 帝制运动先设筹安会
过了一时，由杨皙子（度）、孙毓筠、严又陵（复）、李燮和、刘师培、胡瑛等六人设立筹安会，讨论君宪与共和政体的利弊。先由皙子以此问题与美国顾问古德诺讨论，古氏不知皙子用意，即发表自己意见，谓民主政治，岂可一蹴而就，即如美国，经过多少年后才立了民主政治。以中国今日情形而论，还是宜于君主立宪，若行民主立宪，为时尚早等语。皙子请他作一论文，古氏哪知有为人利用之意，遂写了一篇中国民主政治尚早之文。虽是事实，然不应发表于中国已成共和政体之今日。参议曾叔度，又由皙子示意，请有贺长雄氏写了日本由立宪而强之文。有贺到底知道中国人作风，故此文不着边际。岂知皙子以日本立宪即指为君主立宪，以此两文为论据，在筹安会说，中国民主共和，连东西学人都不赞成，将两氏论文发表于报纸，且为文引申其说，皙子本能文者也。
有一次国务会议，内务朱总长（启钤）、司法章总长（宗祥）提议，谓外间有筹安会之设，发起者都是名流，昌言中国应改君主立宪政体，实属淆惑人心，且与现行刑法抵触，应如何处置？总统说，应由两总长警告该会主持人，只应在学理上讨论，若出了范围即为触犯现行法，应加以制止，其言很冠冕。讵两总长去告杨皙子，杨说，这是奉命而行，若要制止，请问芸台（项城长子）。两总长碰了钉子无言可答，只好相对无言而别。六人中有严又陵列名，都觉诧异。严氏向以学者闻于世，从未预政事，何以此次列名发起？后知严氏被杨皙子劝说几次，清其列名发起，严氏拒不允，后皙子竟不得同意将严名列入为发起人。并函告严氏，谓极峰授意，非借重大名不可，有方尊命乞宥等语。严氏得函，啼笑皆非，又不便声明，只好以消极抵制，不否认亦不到会。严氏为人倾佩之学者，故虽列名，人以为强逼，故多谅之。至其他诸人，都是攀龙附凤之徒，惟刘师培有文名，但是书呆子，不足轻重。从此筹安会大张旗鼓，讨论国体，昌言改制，无复顾忌。薛大可主办之某报，鼓吹尤力，无人再敢反对矣。
其时项城拟派余以亲善专使名义，赴日本访问，为国会反对，未获成行。时章仲和为驻日公使，日政府已表欢迎，忽闻国会反对，颇为诧异。后改派熊希龄，日本不同意，改使汪大燮前往，遂聘阪谷芳郎为顾问而回。此举余颇感谢国会之反对，未获成行，设若使日成行，必更将无中生有，为我大造其谣言也。
后肃政使忽提出两大参案，一是对熊秉三（希龄），一是对梁燕孙（士诒）。据传说，因熊梁二人，对帝制运动，貌为赞成，退有违言，且时加诽谤。项城以熊恃有研究系作后援，梁更有交通系，恐造言生事，有所顾忌。遂由肃政使提出弹劾案，对熊则以任内有贪污嫌疑，涉及热河都统任内，故宫遗失宝物，陕西探勘油矿，浪费巨款，一无所得，报告推说美国矿师谓不值开采，显有疑窦等情。对梁则指铁路购料，滥用私人，把持路政，特别会计，皆为便利私图等情。先令财政次长张弧、交通次长叶恭绰停职，听候查办。以张氏亲熊，叶为梁党，盖间接对熊梁二人示以威胁，一时雷厉风行，大有政海掀起风波之势。熊即出京，梁则屈服。梁恐事情扩大，难于收拾，托由杨杏城向项城疏通，愿自告奋勇，交通系要人加入筹安会，赞助帝制运动，一场风暴，遂顿时雨过天青，两次长亦复职。而当时质问筹安会之朱总长，反为帝制运动之急先锋。帝制运动中，添了一支有力的主力军了。
当帝制高唱入云之时，日本代使小幡酉吉、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基同时见陆外长。由小幡发言说，恢复帝制一举，默察中国现状，恐有危险发生。当此欧战方亟，关于东亚者务宜慎重将事，愿袁总统顾念大局，保持现状，将改变国体计划从缓实行。陆外长答以我信政府实力能控制全局，无庸顾虑。隔了一时，又由三国公使，加上法使康悌、意使华蕾，又来见陆外长，仍由日使发言，谓中国政府曾申明对于恢复帝制，不急遽从事，且允担保境内治安，以后日本及其他四国，对于中国决取监视态度。陆外长以日使出言，近于恫吓，遂毅然答称，深望各国尊重中国主权（以上参考《陆微祥传》）。
未几徐东海称病辞职赴天津，以陆外长子兴兼摄国务卿。在国务会议宣布颁授勋位名单，人名不能记忆，惟记子兴授勋二位，余授勋三位。又封各省将军巡按使爵位，将军封公爵者很少，封侯者多，巡按封侯者亦少，封伯爵者为多。记得陆荣廷、冯国璋均封公爵，惟龙济光封郡王。后议及京中各部院封爵事，陆子兴建议，京内各部院封爵事可从缓再办，遂决议。
又设大典筹备处，以朱桂莘、杨杏城为正副会长，以郭世五为庶务丞。各省代表既已签名赞成帝制，更进一层由各省代表投票表决国体，假借民意可谓尽其所能。大典筹备处大权操于郭世五，一切御用服装等类均由郭世五独具匠心。又在太和殿装置暖气设备，以备明年元旦登极之用。万事皆备，只待宣布。内长朱桂莘于国务会议，以蒙古王公来京很久，不宜令他们久候，应请宣布登极日期，以慰他们渴望。项城总以外交方面不宜操切从事，尚无表示。
四八 我父花甲项城赠彩金
民国四年十月十七日，为我父花甲之辰。我父不喜铺张，本拟在家宴客庆祝，讵为项城所闻，特送寿礼，如意匾额银器外，还附彩舞之敬三千元。其时正值帝制发动之时，僚属亲友以总统既送彩金，怂恿演戏庆祝，大家亦可藉饱眼福。遂约交部庶务科长张君为戏提调，约名伶，假那家花园戏台。且设寿堂，满堂悬挂寿联寿文，琳琅满目。名伶为谭鑫培、梅兰芳、刘鸿声均愿唱双出，漏约了龚云甫，来电话自请来报效，似以被约为荣者。寿辰前夕，设宴于那家花园，为我父暖寿，遍请本部同事亲友。陆总长在开筵前率领全部同僚，均穿礼服，为双亲祝寿，并致颂词。我未预备答词，只好略致谢词，并代家严致谢。筵散后妹婿志忞，本设有音乐演艺会，领全班学生登台演艺奏音乐，以为余兴，到十二时方散。大家高兴，亲心亦喜悦。翌日余一早即到那家花园，少顷贺客即来，络绎不绝。上午十时即开戏，亲友儿童早已聚集，余恐老人早来，受贺烦劳，故约父执同乡，在家陪饮午餐，午睡醒后，方莅寿堂，已三时左右，名伶已上场。晚餐在戏台对面厅事，备冷肴立食。晚饭后外国使节如法比意葡各使偕夫人同来观剧，名伶见有外宾在座，格外卖力，观客均兴高采烈，时间掌声。余备茶点，由侍者托盘敬客，然座客挤满，无隙可进，观客亦顾不及此，惟外宾稍取解渴而已。余是外行，据行家说是夕演剧，均极精彩，尤以谭鑫培之打棍出箱，刘鸿声之上天台，陈德霖、梅兰方、王凤卿之四郎探母带回尤为精彩云，直到二时后始尽欢而散。我父精神焕发，毫无倦容，亲心甚悦，余亦忻慰。此自入京以来，为余最高兴之日，亦为项城最盛之时也。
越年长女闻喜出阁，嫁刘梦飞，留比矿业学生，士熙之子。士熙时任俄国公使，余亦任外次，故公使夫人都送贺礼。余开茶会，招待各使夫人，名为观奁。刘氏借那家花园为礼堂，请颜骏人证婚。总统又借礼车为新娘坐车。合肥向不与闻婚丧事，亦亲自来贺，且代表来宾致颂词。各公使偕夫人均来观礼。可惜家父因病（详后）不能莅礼堂为憾。此次嫁女颇有铺张，亦适逢其会，以后子女婚嫁，即无此场面矣。
四九 借谢寿进最后之劝告
翌日进府谢寿，项城谓，听说是日很热闹，外国使节，亦有往观剧者，这是应该做的。答以叨总统福，赠送彩金，遂约名伶，假那家花园演剧上寿，家父亦很感谢总统之厚赐。后我说帝制问题，外边论议不一，惟愚见以为为时尚早，因之有人以为我反对。我受总统知遇之深，何能反对？惟有愚见不陈，亦非尽忠之道。我所顾虑者，为时间问题。语云，虽有智慧，不为待时，方今民党潜伏伺隙，时想蠢动，欧战正酣，各国不遑东顾，日本野心未遂，难免不生枝节，五使劝告，均由日使发言，可见端倪。我意现在应先宣布参加协约方面战争，结合协约国，即使不派兵参加，助以物资，亦是一样。等到欧战告终，再看机会纯熟，外无后言，内亦团结，自然水到渠成。到那时协约方面，以我国共同参战亦是盟国之一，且是内政，决不干涉，日本不一定反对到底。那时时势所趋，即是天命攸归。若于目前宣布改制，似非其时，故敢冒昧直陈。总统听了，默然不答，少顷才说，我本无此意，你看历代王朝，有几个得到好结果的，我即年老不足惜，独不为子孙想吗？外人如问及此事，你应当为我辩白。我即对曰，总统这样明见，国家之福也。其时公府人员，已对总统称之谓“上”，外省呈文，都改奏折，但我仍不改其称谓，总统亦无见怪之意。出遇子廙，具告项城之言，且谓君等不加劝阻，此事自应慎重，君等所为，得无逢君之恶之嫌。子广笑谓，君太忠厚了，但愿如此，意存讥讽。我味项城所言，虽已承认，尚未决定，不愿外泄，他现在地位与帝制无异，以项城之足智多谋，谅不至干此傻事。我每日进府，总在国务会议之前，因有时总统有询问之事。有一日我刚进府，唐执夫（在礼）时任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请我到统率办事处，见执夫穿军装，很慎重的以两册授余，且说上命交你阅看。余受而略加展阅，即是各省劝进名册，人有数万，知名之士亦不少。余恍然项城交阅此册，即是“我本无此意”之答复。即交还执夫说，请回总统，已明白了。从此我不再多言，木已成舟，言亦无益。
五○ 逢场作戏贻终身之憾
余不喜赌，亦不会赌。常听人讲各人赌品，说王叔鲁、梁燕孙、吴达铨，赌术精，赌品亦好。孙慕韩、段香岩，嗜而不精，输多赢少。张岱杉、潘馨航、贺德邻，借赌拉拢，为进身之阶。张雨亭赢得输不得。倪丹忱赌债不过夜。龚仙舟单搓麻将。张效坤专吃狗肉（牌九）。其他如李律阁、吴季玉辈可称为职业赌徒。当项城时，官场中人尚有点偷偷摸摸，只在家中游戏，银行界人虽例外亦无大输赢。嗣后督军来京及议员开国会时，情形即大不同。段合肥虽每夜八圈，然从来未与督军同局。
越年新年，春酒之风特盛，殆无虚夕。宴罢开始赌博，大家兴高采烈，余独外行，旁观亦没兴趣。友人以我寂寞，荐我一花，云此人名苏佩秋，颇能谈天，君必合意。苏妓至，果然潇洒活泼，虽籍天津，能讲一口苏白，问长问短，谈笑风生，盖系某旗人下堂妾也。问我何以不入局？答以不会又不喜欢。她说推牌九最容易，一看即会，如不高兴，可跟人搭伙，亦可赢些利市钱。朋友亦怂恿，遂与素称精于此道之人合伙。他们呼卢喝雉，余惟与妓聊天，连夕如是。到元宵节结账，竟摊我输了四万余元，余不觉一怔，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闰生告我，此人向称长胜将军，总不能场场都输，输到这样多，你人太好了，连看都不看，莫非他们做了圈套，上了他们的当吗？又调侃的说，还好，输了钱，赢了一个美人，使我啼笑皆非。闰生屡屡称赞她，劝我讨了她吧。我说虽是喜欢，讨她的意思还谈不到。
是年除夕，循例祀祖，吃年夜饭。是夕闰生约我同苏妓在他家吃年夜饭，我漫应之。在家年夜饭吃了一半，我即告我父闰生约我吃年夜饭，我得去一趟。我父没说什么，恐怕他老人家心里已明白，薛姬常向老太爷告状。我走了以后，听说我父举杯独酌，一杯又一杯，劝他吃饭也不吃，后来饮得醺醺然醉了，才由家人扶进卧房安睡。到半夜，自己起床解手，竟倒地下不能自起。急电陆家，我始回家，我父见了我，只说你这时才回来，我听了真像刺心的难受。又说我不要紧，只是左边觉得有点麻木而已。我知道这是半身不遂的病象，仔细想来，起病原因，一定为我陪他吃年夜饭，不终席先行，因薛姬早已告状，父知我必与苏妓有约，心中不乐，只喝闷酒。人说喝闷酒最易引起病来，这是我不可饶恕的罪过，亦是我无法补赎的创痕，终身抱恨。遂与苏妓绝，来电话也不接。后经中西医治，过了半年以上，我父才能起床行动，精神一直没有萎疲，眠食亦照常，虽能活动，左半身已经瘫痪，行动须人扶持，虽僮仆在侧，我母总不放心，在旁照料。有友送一辆手推坐车，因中国房屋有门槛不适用。中医谓此病因血热之故，都用凉药如羚羊角、犀牛角之类，西医主张抽血，意与中医相同。我母以病有好转，不允抽血，余亦不敢作主，然我母劳累极矣。
又过了一时，父在家中，能由僮仆扶持，到处行走，后又想到二妹曾家去看菊花。志忞同二妹，自宏杰殇夭后，即将上海孤儿院托付他人管理，二人到天津在意（或作义）租界购地十余亩，置宅而居，园庭甚广。志忞喜艺菊，时正菊花盛开，颇有佳种。二妹见我父能出门，能由京到津，甚为高兴。留住月余而归。
又越二年，我父以身体能活动，想回上海看视亲友，遂同我母搭乘轮船回乡，途中一切平安。抵沪后，住于族丈伯符之家。住了半月之后，忽来电云父病重速回省视。余正部事忙，不能请假，先请向为父诊视的医生赴沪，看情形再定。数日后，来电病已好转，遂嘱医生留沪调理，候父痊愈后一同回津。过了一月，病痊同归，余甚感谢医生，极为欣慰。
又越数年春，三妹归宁，想接我父到烟台小住，我父欣然。时妹婿稚虹任东海关监督，我亦以有妹照料，亦可放心，遂由三妹偕父母乘轮同往。署濒海边，气候甚佳，署中属员，趋承恐后，都邀游宴，老人兴致亦佳，住了将近一年而回。回京后，因思为子者以迎养为尽孝意，使老人离乡背井，既少友朋之乐，又无娱乐消遣，终日闲居，使老人索然无趣，亦不是尽孝之意。况我父得病以后，不能行动，更觉寂寞寡欢。因想起余归国时，以在日本惯浴温泉，闻京北汤山亦有温泉，曾同父携女坐驴车到过汤山。于沿途尘沙中，到了汤山不能进内苑，后贿守苑者，始得入苑，在白石御池，洗了一次温泉澡，很为舒适。到时已傍晚，不及回京，在苑外关帝庙借宿一宵，大为失望而归。然父曾说，若加以修理却是胜地，遂起重修汤山行宫，以为老人颐养之念，且闻温泉亦能有助于半身不遂之症也。遂约闰生向槎，携眷往视察。道路不平，汽车颠簸殊甚。行宫遗址变成一片瓦砾，有一老苑工看守，尚属清室内务府管辖。分内苑外苑，内苑本为行宫，因拳匪设坛，毁于庚子。外苑有汉白石砌两大池潭，长约两丈余，宽约丈余，一热一温，即为温泉之来源。围以汉白石，已残破不全，温泉不停向上冒水泡，到水平线泉水即止，亦不再冒水泡。因久不用，温泉水面长满了约有数寸之绿苔。此绿苔即用时亦生长，据云乡民用绿苔可治皮肤病及筋骨酸痛，可知温泉确能治病也。内苑规模，略似北京中南海，殿座尽毁，中有大湖，原分为二，均为泥土瓦砾填满。可修之所，只有遐瞩楼、龙王阁两处。据老苑工说，这里温泉名朱砂泉，可治百病，也可作饮料，没有硫磺味。这苑工在行宫当差已三代，他说，听他祖父讲过，乾隆爷以前，每年冬季，皇上总是跟蒙古王公，在热河打围，回来在此打尖，洗温泉浴，搭了帐篷，与蒙古王公将猎得的黄羊鹿獐等燔而同食。遐瞩楼为皇帝同蒙古王公饮酒赏月之所。乾隆以后，即没有举行热河打围，此苑行宫就此荒废。后因设坛，殿座被洋人轰光了。听说湖里荷花都是从内庭移来的，有品字莲，有并头莲，还有黄边白莲。但是瓦砾填满了这多年，不知莲根坏了没有。听他说来，真有白头宫女话天宝之感，遂起了重修之意。
五一 撞车受伤住医院治疗
有一日余赴国务会议，在新华门近处三岔路口，因避粪车，与来车相撞。旧式汽车，坐位与司机有玻璃砖相隔，玻璃砖被震破，直扑我面，力猛等于刀砍，余脸砍破，直到喉间，唇皮亦破，血流如注，余即下车，血流满地。对面撞车者下车，知为友人李伯芝，我唇破不能说话，伯芝见我满面是血，熟视长久，方说君非润田乎？余点头。又问去哪个医院？余因唇破不能出声，逼出一法字。李云法国医院吗？余又点头。遂乘伯芝的汽车到法国医院，血仍不停，然神志甚清。进医院即入手术室，法国皮希尔博士问我何时进的早膳，我以手示九。彼曰可矣，家人亦到，遂上麻醉剂，即刻不省人事。耳中只听到哄哄之声，半晌才歇。遂动手术，先缝面部。及缝唇皮时，旋缝旋破，三次始成。余似有知觉，送入病室，直至下午四时才醒。家人告我经过，余始恍然，然不能说话。家人告余，医生云此次真险，差二厘米即到喉管，若破喉管即无法治了。
翌日索镜自照，面目全非，脸上像贴了一条蜈蚣，自己亦觉得可怕。经过两星期后，脸部可以拆线，唇线至三星期后才拆。我面又瘦又破，竟非故我。苏妓伺家人未来之前，必来院看一次，亦不说话。后来余能说话了，她仍看了即走，不多说话，直到出院为止。余虽有余恨，亦觉情有可感。
项城先派唐执夫送人参牛肉汁来，后常派员来看视，且希望早日销假。我请其将所见实状报告总统，但能支持，即销假视事。过了两月，销假见项城。他见我满面伤疤，想不到伤到如此之重，即说伤得太重了，既已销假，不必到部，亦不必出席国务会议，在家休养，有事我会派人去问的。后来到部，过午即难支持，实因出血过多。那时尚无输血之法，面容憔悴，精神难支，有友送我阿芙蓉膏，云稍吸助提精神，试之果验。每日到部前，必先吸两口，久之成了习惯，非吸不可。我想这即是成瘾了，非戒不可，但不愿用猛烈的西法，只用林文忠公戒烟方，需时甚久，费了很大的努力和决心，经过多时，终于戒除了。
我出医院不久，苏妓竟自动到我家来，见我父即说，听说老太爷得病，由于总长那晚在陆家晚归而起，我也有罪过，特来请罪。说罢即磕头，又对老太太磕头，即留在房里，给老太爷装烟倒茶，恍若很熟，我倒出之意外。见我妇归来，即称太太，请双腿安。我妇是喜欢这套，投其所好。后来不时来玩，毫无拘束。我妇对我说，佩秋会做人，又懂规矩，你不如讨了她吧，我笑而未答。后经闰生夫妇之掇合，不久竟进了我家。我想，我妇竟会出此主意，一石二鸟，对我示好，对薛姬又出气。但我又入了魔障了，真是自讨苦吃，与薛姬同居，一时相处很好。
五二 项城禁赌一场没结果
项城以大员中迩来怠于政事，通宵赌博，消耗精神，国务会议往往迟到，深为不满。乃下手谕，令警察总监密查开单呈报，但不及民间。吴镜潭（炳湘）知都是大人物家里的事，哪能查禁，乃开单搪塞，首列段合肥。项城阅了笑曰：镜潭，这是公事，不能这样开玩笑！芝泉，我知道的，每晚八圈消遣，向来如此，无妨公事，这不能算赌。我叫你查的，是通宵达旦，输赢很大的一班人。他是暗指梁燕孙（士诒）、段香岩（芝贵）、王叔鲁（克敏）、孙慕韩、潘馨航（复）、张岱杉（弧）一辈人。以我所知，燕孙、香岩、叔鲁、慕韩都有麻将癖，每晚必玩，岱杉、馨航借此联络。馨航并不入局，借此为拉拢，但他家却每晚有局。
有一晚，慕韩在燕孙家打麻将，输了很多，连赌至深夜回家。出来时，倦眼迷矇，在院庭假山石上，触伤了额角，流血甚多，绑扎而回。翌晨入府，项城巳侦知其事，故意问道，君何额忽有伤？慕韩答以小疖忽破，出了一点血。项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总以少出为是。这话真幽默，慕韩听了，觉有惭色，从此此风稍戢。但民间都有戒心，而官场不久故态复萌了。
燕孙专喜此道，不论输赢大小，逢承者总是乡亲至友，达诠、岱杉有时亦加入，每晚必玩至午夜，不请客时至少有一桌。常有因公请见之人，等到终局方获接见，僚属深以为苦。香岩亦乐此不倦，惟同局者，都是熟友。叔鲁于此道很精，新年更加推牌九。有一新年，叔鲁在京推牌九，赢了卅余万元。翌月携之赴津，一宵输光，其豪情有如此者。至贺德霖辈，则品类不齐，自郐以下矣。
军界中傅清节（良佐）家中亦常有牌局，然限于军人熟友，藉以联络情谊。徐又铮、曾云沛，均不喜此道。余于此道，不但不喜，且是门外汉，有时被邀，惟作壁上观而已。
嗣后督军入京，则局面不同，但限以督军等人，输赢很大，初辄数十万甚至百万。余筦财部时，有一日，张雨亭（作霖）与倪丹忱（嗣冲）推牌九，雨亭输逾百万，出财政部所给国库券付之。丹忱笑日，这种废纸哪能上得场面，请您收藏了吧。雨亭无奈，明日遣某参谋拿了国库券到财部，对余说，这是贵部所发欠饷的国库券，大帅因有急用，虽未到期，情愿贴现兑款，利息不妨加重。余笑以这不是我任内发的，且尚未到期，请告雨帅，恕难照办。他说因为没有到期，故愿加利贴现。我说，你既知道银行规矩，来讲贴现，但银行也要看有没有头寸？他即站立道，这是大帅的命令。我大声笑道，你们大帅还不能命令我呢！他即将一包国库券掷在公事桌上说，我先回去回明大帅再说，就此扬长而去。我立即写了一张便条，遣人将国库券送还，只说顷间某参谋来部，走时遗忘了一包文件，兹特送上请检收云云。时余已预备交卸，不知后任如何对付？此亦赌博中一趣闻也。
五三 滥捕乱党乘机进忠告
时称革命党为乱党，严令缉捕，北京暗探密布，茶馆饭店都贴有莫谈国事字条，可见人心之危惧。捕获即交军政执法处，处设在虎坊桥热闹之区。处长陆建草，残忍成性，真是杀人不眨眼之人。邻近住家，于午夜常闻鬼哭神号之声，皆是刑逼口供，恐枉死之人不计其数，即于院场枪毙。
有一日，余见项城，适前夕有日本前外务次官某在日本公会堂宴请留学生出身之人，到者数十人，余亦在座。项城示余密探报告，昨夜日本浪人头子，在日本公会堂宴请同盟会学生，密商事情，所商何事，容探报告云。余阅后，即笑对项城说，这是误会，即将公会堂请客情形陈说，并说我亦在座，并无同盟会之人，更没有密商事情。项城恍然，余遂乘机进言，外间对于暗探，谈虎色变。又将执法处刑逼口供，邻右闻而惊惧，并将莫谈国事，一并直陈。此是大失人心之事，请总统详加查察。即如今日之密报，可知类此之事必多，报告不实，刑逼口供，亦是难免。总统听了，亦觉出于意外，云当令陆处长，慎重办案。
时陆子兴以体弱不能兼任，遂令王聘老担任国务卿，阁员仍旧。聘老尚亲至各阁员家，敦请留任。老辈办事，真是周到。然那时忙于大典，国务会议亦不常开。有一次，余见项城，适接上海来电，上海镇守使郑士琦（汝成）在途被刺身亡。项城阅电后，额汗涔涔而下，将原电交我阅，才知郑到虹口日本领事馆去，在过桥时被刺，刺客逃去，未曾捕获。且说你不认识他吧，这人勇谋兼全，我寄以东南重任，今竟遇难，淞沪没有镇得住的人，东南半壁，从此多事了，真是断了我的一臂。言次，伤感不已。余不识郑，又不知项城对郑如此重视，有顷，余即问上海地方如此紧要，将派何人继任？袁又莞尔，取公府用笺，提笔即下一令，任命杨善德为淞沪镇守使（后改升为护军使），并说，杨虽不及郑，尚可应付。此人忠耿不贰，是可信任之人。又云，你记着！凡办大事，对于要紧地位，总须预备两三套人才，以备万一，不至临时失措。余于无意中，得了一个知识。
五四 保举顾少川闲话使才
施植之公使由美调英，我适进公府，项城问我部中有谁适当继任出使美国的？余即以顾少川（维钧）对。项城说少川才能，我也知道，惟资望太浅。余说先加以公使衔，美国民主国家，不很讲究资格，只要才能足够应付。且美国人对于少川，知道的人亦很多。又问部中还有堪充出使之人否？我以伍梯云（朝枢）、颜惠庆皆稳重，精警有才干，堪称上选。伍是秩庸（廷芳）先生之子。章采丞亦可出使，惜有肺病。此外魏宸组、陈箓、王景岐、刘符诚、刁作谦，皆是可充使才。此外尚有一二人。余即建议，我国对各大国，应互换大使，大使可与外相直接商谈，公使未必都能直接。他亦谓然。又问，对日本怎样？余说现在部中留日出身之人，阅历资格，似不够公使，可先放总领事参事等，加以阅历，即可独当一面了。又问，你的同学中，有何人可充使才？余以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刘崇杰、金邦平诸人对。项城说，邦平缺少胆量，恐不能担当大事。后得陆总长同意，派少川先驻墨西哥公使，未到任即改驻美国，可见项城对于资格相当重视。后知驻美公使，蔡廷干极想得此缺，已向项城说有成议，而余不知也。少川发表后，蔡疑我破坏，颇有后言。
后派陆闰生（宗舆）驻日本公使，适逢廿一条交涉，颇称得力。章仲和（宗祥）继任闰生，两人均有贡献，但反同受诬蔑。汪衮父先派比利时公使，部中欧美出身的人，颇有后言，疑我偏袒东洋学生，一若侵了西洋学生的地盘，可发一笑。后衮父由比调日本，与日本朝野文学之士，彼此唱和，颇受欢迎。而与币原外相，更为相契。至日本同学，后出任总领事领事者不少。
还有一个老友吴止欺（振麟），我在外部，曾派他代理日本公使，后又派了他任秘书公使，都没有搞好。此君志大才疏，自命不凡，好出风头，他很不满于我。他的夫人即是伊泽之女，前已提过。后来，他夫人在津染疫而亡，遗有二子一女。他出外游行，侘傺无聊，竟不知所终。其女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护士，亦不明她父的踪迹，幼子由伊泽家领回日本去了。
五五 设中央医院又修汤山
余出医院后，觉得北京尚无设备完全的中国医院，平民又不便到交民巷外国医院。美国洛克斐拉氏在交民巷外收买了豫王府，拟设一大医院，因与施省之君重议，建立中国医院，由省之约周缉之（学熙）、陆伯鸿诸君商集资办法，期以必成。缉之时长财部，自捐千元，又拨盐务罚款二十万元。有了基金，又分头募捐，共得四十余万元，仍请伍连德博士设计。政府又于西城拨地十余亩，即着手兴工，一年后落成，自此北京有了自办设备完全的医院了。请伍博士任院长，设董事会，举缉之伯鸿及余等七人为董事，推省之为董事长，名为中央医院。惟中国尚无正式护士，由伯鸿商请上海天主教会（伯鸿是天主教信徒），派修女十六人，来院专管看护配药等等。另于院后建造一楼，为修女修道及宿舍之所。医生由伍博士约请，分内科外科，亦有手术室X光室，并设电梯。北京医院设电梯者，恐自此始。惟因北京电力不充，常常停用。楚楚齐备，总算应有尽有。中央医院题额，还是张季直（謇）先生之手笔。
美国洛克斐拉氏之医院不久亦落成，屋顶全用宫殿式，规模宏大，名协和医院。贫病施医，日以千计。目的重在养成医生，毕业后到各处设诊所。中国西医，从此发达，人民对西药亦有信心。抗战时日本将协和医院封闭，幸有中央医院，收容协和医生，此是后话。
汤山御苑温泉，上次视察之后，正拟修建，因余撞车搁置。御苑本是行宫，属清室内务府管辖，因请徐东海函世铎内务府大臣，请拨遗址，重修温泉，以利民用，即获准拨。于是同闰生出名，约李赞侯（思浩）、曾云沛（毓隽）、靳翼卿（云鹏）、孙多森、丁问槎（士源）、王达（忘其号京兆尹）诸君分集资金，得五万余元。适王京兆尹同一青岛工程师来京，遂由他设计，以出资三千元者，可在内苑自建别墅。于是淤者浚之，毁者修之，遐瞩楼、龙王阁均复旧观。于方池上建一亭，大湖上架两桥，东架一穹窿形的石桥，辅以石栏，西架一长木桥，辅以朱栏，以东接两湖。土山上建一亭，可望苑外农田，秋时有稻香。御苑周围，缭以围墙。大湖底之莲根，历数十年仍未烂，更添种荷花。长方池内金边莲根亦依然无恙，挖后当年即开花。于外苑建一旅馆兼饭店，置客房廿余间，每间均有温泉浴池，招商承办。因温泉不通内苑，于外苑另修浴池八所，有温有热，仿北京澡堂式，内间有浴池，外间为休息室，有炕榻以供休息。另有一大浴池长五丈余，宽约两丈（此池为袁芸台养足伤时所砌），可供儿童游泳之玩。苑内别墅，共有八所。又有网球场，儿童游戏场。惨淡经营，一年以后，规模粗具，焕然一新，乃请徐东海（世昌）莅临指教。东海题龙王阁为溪山无尽楼，长方亭为掬水亭，穹窿石桥为怀碧桥，朱栏长桥为枫叶桥，桥畔老枫数株，均百年以上之物。山亭为观稼亭。余之别墅为双荫轩，取奉迎二老之意，东海亦称赞修复此园之意。每当荷花盛开，苑内备有游艇，游于湖中，莲花围绕，清香扑鼻。春秋佳日，古松翠柏，杂以垂柳枫叶，饶有佳趣。惜枫树太老，叶初红即凋落了。其时王京兆尹（达）正修筑京兆公路，北京汤山亦有公路汽车行走，只须三四十分钟，为北京郊外添了一游乐之处，又可供人疗养治病。汤山温泉经化验后，可治胃病、神经系及骨节炎、皮肤病等。
宫墙外本砌有石槽六所，温泉外通，供乡民洗澡。因年久污塞，加以开通，温泉仍可外流。离宫不远，有一小山，山不甚高，只有岩石，不长草木，即是汤山。在苑外圈地甚广，盖了瓦房二十间，设为市廛，遂成小市。汤山温泉，外流成渠，乡民用以灌溉稻田，所产稻米，有香味，色微红，昔年还是贡品。落成后，双亲适自烟台回京，不久即到初夏，遂迎住汤山别墅双荫轩，两面临湖，时正新柳放青，荷叶团团，我父顾而乐之，觉得很愉快，并说此屋盖得不错。每日午后由家僮用藤舆抬至外苑温泉浴池洗澡，由僮伺浴，浴后在炕榻休息一小时才回。数月之后，自觉胃口亦好，筋络舒适。余之脸部伤痕，亦渐丰满，不现针缝伤痕。直住到深秋，始回北京。年年如此，如是者三四年。窃窥亲意，自迎养以来，在汤山居住洗温泉，最为愉快。汤山别墅，以夏秋两季最佳。夏天荷香四溢，凉爽宜人，廊下小坐，鸟语花香，有出尘之感。秋天则新鲜莲子，取拾即是。家父喜以龙井茶叶，用薄绵纸包好，隔夜放在荷花内，翌晨花放，取出沏茶，别有隽味。他老人自谓北来以来，以此一杯茶为最喜欢之享受也。
时我母同来，两姬亦在汤山，每于傍晚在廊间同餐，饭后在廊下小坐乘凉，荷香扑鼻，凉意袭人。苏姬会讲笑话，有时清唱皮簧一段，以博老人欢，老亲顾而乐之。余每周到汤山度周末，留两姬在汤山，周一回京，习以为常。两亲暮春即来汤山，秋深才回北京，默察亲心喜悦，余亦觉怡然自得。
五六 英使劝进误尽了项城
有一日，余以事进府请见，承宣官告我，正会着英使，请稍待。遂到秘书厅，问张仲仁（一 ）秘书长，向来各使请见，均经由外交部，今日朱使晋见，外部不知，不知由何人引见？仲仁告我，由副礼官蔡耀堂（廷干）带见。约候半小时，承宣官来告，朱使已辞出，可进见。余即入见，在长廊与朱使相遇，相与握手而已。
晋见总统时，见他异常兴奋，满面春风，问见朱使否？答以在长廊遇见，没有交谈。项城即说，奇怪奇怪，朱使刚才亦来劝进，他必奉有政府密令，即将会见情形略说。又令侍卫请蔡廷干来，蔡即到了。项城即对蔡说，刚才朱使的话，可详细讲给曹次长听。蔡耀堂即将朱使与总统彼此问答，从头至尾讲了一遍。项城还时时加以补充，谓予受人民选举为总统，且宣誓効忠民国，何可背誓？朱说人民要阁下做总统即做总统，人民要阁下做皇帝即做皇帝，这是人民的意思，不能算背誓。又云五国劝告尚没有下文，说至此，朱使即抢口接说，这是贵国内政，且出于人民公意，外国不应干涉。临行还戏言说，以后体制攸关，余不能随便与阁下谈话了。总统述完，颇见得意之色，还连说他此来一定接了密令的，余未答复即辞出。这次英使晋见，不由外部，他亦有保密之意。恰好我进府，又是项城亲口对我说，就泄了朱的秘密。他对项城既未说奉有政府训令，项城竟信而不疑，未免轻率。朱使虽与项城为老友，然以现任驻使之地位，亦不应率尔进言，岂欲于国际暗潮中先着一鞭欤？真百思而不得其解。随后项城故后，朱使竟对人说，可惜项城不听他言，真是善为掩饰，死无对证，然扪心自问，能无愧对泉下之老友乎！
五七 蔡松坡入滇声讨帝制
自朱使劝进之后，项城即位之意遂决。段合肥称病，隐居于北京郊外。项城即接受参议院长梁士诒呈递各省代表请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之推戴表。并于国务会议时，宣布接受民意，改定国体，自明年起，改为洪宪元年，定于十二月十日，先即帝位，登极大典，择日举行。距朱使进言，仅三日耳。于是王聘老（士珍）即请感冒假。聘老代理国务卿后，出席国务会议，不过三五次，后亦无国务可议，遂不召集。
迨到十二月十日，召集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次长、参谋总长、立法院院长、各省代表、蒙古王公等。（国务卿在假未到。王聘老入民国后，没有穿过上将大礼服，项城特送一套亦未用，每逢庆典，托病不到）是日文武百官，齐集大礼堂，袁大总统御常服戎装，受即位祝贺礼。仪式很简单。新皇帝宣言，当今国事艰难，全国人民代表恳请更定国体，并推戴予即帝位，既是万众一心，予亦义不容辞。惟时局艰难，当此大任，无异跳入火坑，予为国民，明知是火坑，亦不能不跳，尔百僚应共济时艰，建立新中国，以副人民之望等语。赞礼官鸣赞，行三鞠躬礼。百官于静穆中，行三鞠躬礼而退。是日没有通知各使馆，各使亦无一来贺者。洪宪第一声，即于无声无臭中过去了。公府内外，亦无庆祝举动。百官听了跳火坑的话，都窃窃私语，何以新皇帝第一声，即说此不祥之语。
有人谓日本大隈与项城已订有附加条件，承认帝制密约，故项城特派周自齐为赠勋专使赴日，以示答谢。为唐少川侦知，以重金买通袁之亲信内侍，窃取密约原文，照相以告英公使朱尔典。朱诘问日使，日使否认。又谓驻日陆公使亦有密电外部，因之日本知事泄翻议，联合各使阻止帝制云。按余与陆公使时有密电来往，从未提及。日使奉政府命请周使缓行却有其事。后各使劝告，都由日代使小幡一人发言，亦是事实。然后来朱使不经外部，单见项城，秘密劝进，其中蛛丝马迹，确有可疑之处，然决非由陆公使经手。嗣后朱使反说，项城不听他之言……外交上钩心斗角，翻云覆雨，真是可怕。以项城之练达，尚不免上此圈套，或因蔽于私欲欤，可叹也！
项城即帝位前，蔡锷即潜入云南，迨即位发表，即组织护国军，声讨帝制，唐继尧同时宣布云南独立。蔡锷字松坡，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回国后，久在云南带兵。其人刚直沉毅，不苟言笑，在日时主张君主立宪，为梁任公门生。项城调他入京，特任经界署督办，他曾到外部来看我，我适与部员商拟一稿，未即出见。逾时，听差来告，蔡督办要走了，余即趋入客厅，握手道歉。他说，你这样忙，不多谈了，耽搁你公事，我没有事，久未相见，想见一面而已。即起立要走，留他稍谈亦不应而去，即此可见其性之刚强。经界署没有经费，何能办事，项城不过羁糜而已。
他自筹安会发生后，即以醇酒妇人表示消极，暗与梁任公筹划反对帝制。任公发表一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传诵一时。蔡梁两人，均为项城注意。松坡昵一北妓，日夜在妓院，以避耳目，任公在清华大学讲学，毫无痕迹。后松坡潜出京，侦者不知也。辗转入滇，与唐继尧等密谋起事。梁任公则与日本使馆武官一同至津，趁日本轮船，经香港至沪。时各省已接获缉捕梁启超令，故任公过港不敢上岸，匿居上海，与南京冯国璋函电往还。冯虽不满于袁，尚未至公然反对。
余知云南独立，蔡锷兴师，即入见项城，叩以滇事。他即问你与蔡松坡相识否？我答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我亦同时在日，故与相识，回国后很少见面。项城即说，松坡这人，有才干，但有阴谋，且面有反骨，不能长命，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川滇等省，向无中央军，故派曹锟、张敬尧率师驻川边，以备不虞。今又派陈二庵（宦）率三旅入川。西南军力薄弱，有此劲旅，不足为虑。且龙子诚（济光）倾向中央，坐镇广东，陆荣廷在广西，亦不敢有所举动，滇事不足平也。我看项城态度从容，似胸有成竹，早已布置，始悟各省将军封爵时，最高不过一等公，独龙济光封郡王，早有用意。其时各部事务清简，惟大典筹备处独忙于登极大典。
五八 取消帝制项城薨于位
自项城称帝以后，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对徐世昌、张謇、赵尔巽、李经羲四老，称为嵩山四友，以示不臣之意。又派陈宦带兵入川。闻陈宦向项城辞行，竟行三跪九叩大礼。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陈对以陛下登极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据说这是喇嘛对活佛的最敬礼。陈率三旅入川，其中一旅属于冯玉祥，未几即令陈督川。
蔡锷兴师以后，与张敬尧战于四川泸州宜宾之间，滇军大败，几不能支。经梁任公函电各省，呼吁援滇，得南京冯国璋之默契。于是唐继尧蔡锷等通电讨袁，限期撤消帝制，惩办祸首。袁置不理，经过一月余，各省毫无动静。任公又亲入广西，力说陆荣廷，陆始宣布广西独立。又运动陆荣廷由邕宁合力进攻广东。广东龙济光为拥袁最力之人，因滇桂独立，四面受敌，陷于孤立，卒不能支。仅仅半年有零，形势大变。至北洋方面，冯国璋虽未明示反袁，然与西南暗通声气，西南唯冯之马首是瞻。只有张勋、倪嗣冲，尚余勇可贾，然孤掌难鸣，亦无能为力。至以前攀龙附凤之徒，更噤若寒蝉，一筹莫展。项城屡请合肥来京，合肥终称病不应。后闻项城写亲笔信，辞甚痛切，令曾云沛持函请合肥来京，合肥始允俟病稍愈即来京进谒，但合肥之病终未见愈。最后陈宦亦来电请顺从民意，更定国是。项城得电，悲恨交集，想起辞别时情形，真是不堪回首。内外相逼，心力交瘁，遂忧愤成疾，然尚治事如常。
一日余同陆子兴总长进府会议，同车而回，先送陆氏回大楼，余始回寓。中饭后，忽闻陆外长以病递呈辞职，余大为诧异。会议之时，态度如常，何以一饭之顷，突然因病辞职。余即往大楼看视，见兴老换了晨衣，带了暖帽，一若有重病态。问生何病？他说忽然感冒，力不能支。余说此是微恙，稍息即愈，何必辞职。他说时局紧张，恐误公事。正在谈话之时，公府即来电话，嘱即入府。余遂辞出到公府，项城见后，即说子兴刚才在此会议，神色很好，何以回去后，即来呈称病辞职，究系何病？余即将见兴老情形，据实以对。项城叹曰，明知时局如此艰难，何必再要内外夹攻。余说给他几天假吧，项城忿然说，由他去吧，不必挽留，外长即由你升署。余辞以资望太浅，恐不能胜任。项城正色道，次长升任总长，亦是顺理成章，况是兼署；你看这种局面，如何能久，即勉为其难吧。余见他神色已不正常，只好受命。按例先要拜访各国公使，始行就职。斯时外交部，事亦清闲，即接见各使之日，总是问项城近来情况，及各省之动静。余答以总统身体很好，各省都无事而已。
子兴向来对项城非常崇拜，常说项城一举一动，与外国元首毫无逊色。此次忽然辞职，可谓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者矣。子兴出处，向来取决于夫人。当子兴兼摄国务卿接受勋二位时，培德夫人亦兴高采烈，曾对人说，勋二位等于侯爵，将来封爵时，总长必能封侯。后见形势日非，侯爵夫人恐成空想，不如早日离去，以免陷入漩涡，为自己计亦良得，然于中国道德人情观念，未免有缺。子兴辞职照准后，即同夫人往北戴河避暑。迨合肥组阁，征长外部，即又欣然回京就任了，于此可证我之揣测不幸而中矣。
其时政府人事阑珊，公府亦然，惟统率办事处，以军事关系，虽是被动，尚照常办事，唐执夫每日到厅。国务会议亦久不召集，余曾电询问执夫，项城还下楼否？他答每天十一时左右，总下楼一次。余遂于十一时前晋谒视候，时已四月下旬，天气和暖，项城犹御棉袍，横倚在长沙发上。见余至欲起坐，余即请止。见项城颓唐情形，问系何病？他说腰部酸痛，不能起坐，亦不想饮食，此病已好久了，只是近来更甚。项城问近见东海芝泉没有？余答东海去天津，芝老时住西山，间又住团河，都未见过。他长叹一声说，我自病后，他们也没有来看我，到此时，老友都怕见我了，言已，欷歔不已。我见他这种沮丧神气，不胜感叹，真有英雄末路之感。睹此情形，无言可慰，只请其屏除一切，安心调养，遂告别。他又要勉强起来，余即请止，他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他与我握手是初次，亦是末次。我出府时，回想执夫奉命交阅请愿册时，何等气派，曾几何时，竟变得如此凄凉。我听了项城之言，激于情感，即趁火车到天津见东海，告以见项城之情形，请他回京，与合肥定一方策，向项城进最后之忠告，亦可无愧于对老友。东海叹曰，你可以随便进言，我与芝泉，与项城关系太深，反不便随意进言。项城不察情势，惑于那班急功好利之徒，成此僵局。那时我在京时，未尝不遇机讽劝，芝泉亦一再示意，何如忠言逆耳，终不听从。我与芝泉岂愿离伊不问，实由于屡言不听，多言反伤情谊，只好不问，不得已也。又说，此时见他亦无济于事，我想伊已有了主意，尚不到发表时候。我所担忧者，他经此打击，身体恐将支持不了。我不久即将晋京看他病况，言已，叹息不止。余亦无话可说，遂即回京。项城自接陈宦电后，忧愤成病。东海出京，合肥称病，西南日逼，北洋自己人亦存观望。自知前途无望，遂毅然自决，下罪己之诏，取消帝制，恢复国务院，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自洪宪称帝以来，仅八十余日耳。
项城消取帝制后，合肥不能不来京。听说合肥见项城时，项城深表后悔之意，合肥只劝其安心养病，己必尽力处置善后事宜。阁员仍旧，惟外长仍由我兼摄。时项城虽病，尚能力疾视事，合肥于国务会议后，必亲自报告。时西南各省，对袁尚有主张袁须退位之说，由冯华甫居中调停。此等电报来往，不即报告，免重伤袁心。不久不能下楼视事了。闻松坡事成后，不久即病殁，惜乎项城明于观人而昧于观己也。
迨至六月六日半夜，国务院忽来电话，开临时国务会议，余知必因项城病已危笃。时已三时，即驱车入府，合肥已到，东海随后亦到，相偕上楼省视。余亦随之上楼，见项城已入昏迷状态，屈桂庭医生在旁。余问总统究竟何病？屈云总统本有肾脏病，后又摄护腺肿大，小便不通，当初尚能用手术治疗，家人不允，遂转成尿毒症。法国皮希尔博士昨日曾于小腹下开一小孔，仍不能通便，知已无法治疗了。东海就项城耳边，大声问道，有什么吩咐吗？只见项城两手向空中乱抓，喉间迷迷糊糊仿佛有黎字之音。东海大声问道，黎元洪吧？即同合肥大声答道，知道了，放心吧。合肥先下楼，阁员均到，遂开临时国务会议。总理略报告总统病状，拟遗令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东海旋即下楼，含泪说道，项城已咽气了。阁员听了，均起立，静默三分钟而散。一世英主，惑于佥壬，一念之差，贻恨千古，可悲也夫！
后黄陂同合肥视金匮，黄陂说一定有芸台（袁克定字）名字。有一固封木匣，启视后，见项城亲笔写在红笺上，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合肥看了叹一口气。可见项城虽然帝制自为，尚无家天下之心也。
项城薨逝，政府派周自齐、袁乃宽及余三人为治丧委员。时周已出京，袁亦不常到，我则每午祭必亲自上祭。迨至出殡前日，应行大祭（即开吊之意），余以旧式开吊，既无秩序，又费时日，故参以东西形式，坐听诵经，再行祭奠。临吊者须穿礼服，臂缠黑纱，文官简任职以上，武官将级以上，亦须礼服缠黑纱，到者约二百余人，各国公使均率馆员全到。先奏哀乐，继由喇嘛五人，在灵前持咒诵经，约三十分钟，送神后，先由黎总统致祭，继由各公使率同馆员，亲呈鲜花圈，行礼而退。后由中国官员，次第行礼，整齐严肃，气象黯然。出殡之日，仪仗简单，以一人骑马，手执国旗前导，除魂轿影亭外，尚有陈列大总统戎装礼服及各国赠送勋章黄亭，此外马队步队乐队而已。灵榇亦用六十四大杠，以总统乘马在后跟随，家属坐白轿随送，各公使及文武大员，均步行送至车站，俟放了礼炮，灵柩上车后始散。随车送至彰德者，惟徐东海、杨杏城及余三人，住在养寿园。葬期过后，余回京，即辞职。
五九 黄陂继总统张勋复辟
项城薨，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仍任段合肥为国务总理，阁员仍旧，惟余一人辞职，合肥挽留不允，聘为顾问，仍由陆子兴任外长，子兴即由北戴河回京就职。先下惩办祸首令，只有杨度、顾鳌、梁士诒、孙毓筠、夏寿田、周自齐、朱启钤、薛大可八人，不及其它，总算平允。黄陂改各省将军兼办军务名义为督军。因南方军政府恢复约法，国会议员南下，黄陂亦恢复旧约法。各省督军对黄陂没有信仰，政府改组，合肥仍连任。照约法责任内阁，政事由国务总理负责，总统不应干预。黄陂想效项城之办法，干涉政事，因此时起府院之争。府秘书长张乾若（国淦）是老于政事者，时劝黄陂不听。院秘书长徐又铮，不免盛气凌人，往往关于人事，又铮持令请盖印时，黎若问及资历，徐即对以总理所定，我不知道。黎以徐秘书长轻视总统，不能共事，商段撤换，合肥以黎干涉到院秘书长之进退问题，越权太甚，坚持不允。后又为参战问题，合肥主张参战，黄陂反对，且嗾使国会议员，同调附和。其时外交总长已改任伍秩庸氏（廷芳），主张对德奥绝交，不主张参战。合肥设一外交委员会，以陆子兴为会长，余亦为委员之一，讨论参战问题，均主张参战，作成议决书，请政府参考。有一日，合肥问我，你对此事意见如何？我说我的意见，已在议决书报告说过了。我以为绝交而不参战，将来在协约国方面，我仍得不到好处，故我以为应再进一步对德奥宣战。段说阁员不主张参战，是受了黄陂及国会影响。但秩庸是老外交家，何以他亦不主张参战？我说恐受了美国的影响，美国基于传统观念，不先发挑战，但美倾力援助英国，迟早终必参战。段说又铮亦不主张加入，他以为德国兵强械精，决不会败，我国宜慎重观望。我说，现代战争，不是单靠兵力，还要配以国力。德国国力，能与英敌，但若美国参战，即差得太远了。况英国海军亦不可轻视，德若不能渡过海峡，英尚能保守本土。日本现已加入协约方面，日本对于国际情势，很有研究，他们若不看到德国将来有败的形势，决不会贸然参战。现已得了青岛，将来对东方发言权更大，我若不参战，日本气焰独张，我于外交上更加不利。现在南北分立，若对德参战，民气亦可一振，借此团结统一，亦未可知。项城外交政策，走远交近攻路线，结果，远水不济近火，反招日本麻烦。我意现在时势已变，不应再定远交近攻路线，应取近交善邻之策，才是现实主义。我国现已对德绝交，自应再进一步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这是政府政策，应由总理负责进行，府方不应干涉。合肥听了点首，又说，但是参战军尚未练成，以何参战？我说，这不妨事，助以物资，亦是一样。况华工去了将近十万，虽非正式派遣，总是华工，这亦是武器，为参战的资本。合肥听了，想了一想说，你说的对，我意决定了。但是府院意见，越闹越深，黄陂又请东海劝说合肥，以徐又铮对他慢不为礼，且从中挑拨，府院无法合作，非撤换徐树铮不可。东海对又铮亦无好感，遂劝合肥不必为此小事，影响国事。合肥说，我可让步，撤换院秘书长。但他要明白，这是他越权干预院的人事问题，以后可不能再有这种举动。遂以乾若为国务院秘书长。乾若本是府秘书长，后来府方秘书长，换了丁佛言（名世铎旧国会议员）。合肥以为参战问题，可从此顺利进行了，遂由国务会议议决，拟就对德奥宣战命令，由张秘书长送请盖印，黎仍拒不盖印，命令不能发表。合肥至此，忍无可忍，亲见黄陂，谓此令关系国家大局，总统若不盖印发表，请即免我职。黄陂竟免段总理职，合肥遂出京，止于天津。黄陂起用李经羲为国务总理，一面电张勋入京，调停督军团。督军团是由合肥令来京商议参战问题的。岂知张勋入京，即进行复辟，拥立逊帝，封黎元洪为亲王，并令解散国会。黎氏至此，自恨孟浪，后悔莫及，乃一面先向国会辞职，一面电请冯国璋副总统来京代理总统，并下令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先是张勋曾在徐州开会议，各省督军均邀列席，合肥曾派徐又铮前往参加，以观动静，知目的是讨论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均签字宣誓赞成，又铮以未命令未签字。后日本参谋次官田中义一北来，道过徐州，与张勋会晤，所谈何事，外间不知。田中本是风云人物，在徐州与张勋谈话时，或许谈过复辟问题，故张勋扬言日本已赞成复辟的主张。时东海在天津，东海为清室遗老，虽服官民国，与清室关系未断，清室晋为太傅，赏赉不绝，惟对张勋之举动，不以为然。东海向主张改革宫庭旧制，逊帝出洋留学。故于逊帝大婚，招待外使，大事铺张，亦未参加。张勋将行复辟，心甚不安，曾致函世中堂（铎）询以究竟，并示己意，中有薄海同倾，何况老臣之语，可见此老之心境。因闻张勋扬言日本赞成之说，心有所疑，嘱余赴京晤田中以明真相。余到北京，即到日本使馆，时田中他去，公使林权助出见，开口即问君是否为田中与张勋之事而来乎？余即说，然也。徐世昌先生嘱余来询问此事之究竟。林说，田中次官现在他去，余以公使资格代表答复。请告徐先生，日本政府决不赞成张勋的复辟。外间有田中次官在徐州与张勋会晤之谣言，田中次官恐有误会，今日已派小村通译官，专程赴徐州向张勋说明，以免误会，君可以我言回复徐先生好了。言时态度严肃，说得斩钉截铁。我料想田中对张勋晤谈，必有文章，而林公使派小村至徐州说明解释误会，哪知张勋因此而疑心我见日使是反对他的主张，遂啣恨于我。闻他对人说田中明明赞成复辟，曹某竟向日使进言，想破坏我的大计，这小子可恶极了，我非揍他不可！我与张勋虽曾见过几次，并无友谊，听了武人这种口气，不免有戒心，故以林公使之言报告东海，并将外间张勋对我之言一同报告。东海说，你去见林公使是我的意思，少轩来津必来见我，我跟他说明好了。
张勋来京后，北京银行公会假江西会馆设宴，并有堂会演剧。北京银行界向以中交两行为领袖，我以交行总理关系，不能不出席。张勋来时，已翎顶辉煌，穿了前清的公服。有几个银行中人，得风气之先，亦戴上官帽，穿上官靴，只没有穿袍褂。中交两行领袖同坐主位，但张勋对我，自始至终，没有谈过一句话。那种冷淡情形，真若芒刺在背。席散观剧，我挑坐在后排，免与他接近。邻坐李木斋君，轻轻的告我，听说少轩与君有误会，劝君在此事揭晓以前离京为妙。我感谢他的关照。张勋喜听戏，每过堂会，必到终局始散。这次刚到十二点，梅兰芳唱完《玉堂春》，即离座告辞。大家揣测必为会议此事，如此早散，岂知他回家后，即入宫举行复辟的大事了。翌晨余即趁早车赴津，见各官署及车站均已悬挂黄龙旗，到津见督署亦悬龙旗，足见徐州会议大家赞成是实事。
合肥到津后寓王祝三（名郅隆天津盐商）家。余即到王宅，见合肥在室内与梁任公、曾云沛、徐又铮三人密谈。合肥见我在门外，即说，你亦可进来一同商议。合肥说，我已决意讨伐复辟，但近处可调之军，只有驻马厂李长泰的第八师，李与我虽不甚接近，但此人忠厚，与各方面都不甚来往，我已派人去疏通，谅无问题。倒是冯玉祥自褫十六旅旅长后，仍居廊坊，他带十六旅很久，颇得军心，十六旅又兵精额足，仍能听冯指挥。廊坊为入京必由之路，冯若出些岔子，却是可虑。惟此人名利心重，也有法疏通。目下最要紧的是钱，因种种缘故，督军团尚未离京，不知他们的态度，故必须宽筹些，有一百五十万元，足可敷用。你想有什么办法？我说此事宜速发，可惜督署也换挂龙旗了，不然的话，就近先向省库挪借，以应急用。合肥说仲珊（曹锟号）已派人来过，他已表示反正了。我说那好极了，先请财政厅长来一谈如何？遂电请汪向叔（士元）厅长来。汪说省库一贫如洗，哪有钱可挪？惟存有开滦股票一百万，这股票市价高于票额，尚可抵借。合肥说，那好极了，即将股票先借一用。合肥即顾我说，你有办法抵借否？我说天津日本银行经理，我都不熟，但北京我可以去吗？合肥会意即说，那不妨，我叫陆军部派车在站候接好了。后汪厅长即将股票取来，交与合肥，合肥即交与我。我点收后，即趁火车入京，到车站陆军部已派车候接，且有一副官同来。我想正金银行，事关政事，未必能作主，因到三菱公司，与经理秋山昱君说明来意。他猜到这笔钱之用途，即允照额面抵借百万元，我很高兴感谢，遂与秋山签定借约，取了支票，在六国饭店匆匆进食，即搭车回津，时已近黄昏矣。即将支票交与合肥，甚为满意。此事幸在北京办得迅速顺利，若稍漏风声，即恐不堪设想矣。
第二日，又到王宅，适李赞侯由北京带了盐余款五十万元来津，赞侯时任盐务署长，于是万事齐备，遂定出师。闻北京方面，自复辟后，朝仪紊乱，张勋上朝，卫士带了手提机关枪随同上殿，任命自己为北洋大臣及直隶总督，曹锟因之不满。遗老见此情形，亦大不满意，然皆敢怒不敢言。方在议论行内阁制，还是仍行军机处制，议尚未决，而合肥已兴讨伐之师矣。
六○ 马厂誓师合肥讨复辟
合肥亲到马厂发表讨逆檄文（梁任公手笔），自任总司令，以段芝贵为总指挥，李长泰为副总指挥，曹锟为西路指挥，即日率军向北京前进，秘书长梁众异（鸿志）同行。师过廊坊，顺利通过，日本天津总领事松平恒雄氏过访，谓此次段将军出师讨伐复辟，义正理顺，天津领事团一致拥护，西报亦称赞段将军，英明果断，表示赞美，我特来表示敬佩，并祝成功，请转致段将军。段将军正指挥军事，我不去打扰，请为转达。余即称谢而去。
京津电话不通，天津谣言甚多，有说子弹落在某使馆者，有说张军败退后有冲进东交民巷者，又有说外国记者有误中子弹者，更有说辫子兵纪律很坏，抢掠百姓。合肥不放心，嘱余专车赴京，慰问使团，并察看情形。翌日，余即专车赴京，我妇要同到北京，看看家中情形。沿路时逢军车，开行很慢，直到黄昏，才到丰台。香岩（芝贵字）的司令部即设在丰台，与陈秀峰（光远时任模范团团长）梁众异等兴高采烈，共进晚餐。余已知打了胜仗，约我同餐，他们说一天没有吃饭了。众异说我以书生初次从军，得了经验不少。香岩说今夜城中戒严，我派副官持令箭同行方保安全，遂开专车送我到北京。从丰台到北京，竟走了一小时左右，亦因军车占道，拥挤难进也。
到了车站，适遇警察厅总务长常君朗斋，告以来京之意，并借一汽车至警察厅。我妇留汽车中，我与常君到警察厅。常君说，辫子兵真能打仗，这次幸他们人少，众寡悬殊，故能速战速决。不然，真危险呢。张军在东华门城上，负隅抵抗，镜潭（吴炳湘）总监恐他们在城上开炮，北京即糜烂，一面请段军停止进攻，一面上城楼，劝少轩顾全北京百姓，请勿负隅作战，在城上开炮。镜潭总监上城下城，奔走十多次，总算双方停火。后来少轩再三说不投降，不缴械，曹锟又派兵守住西北两城门，断他出路，又在顺治门城上炮轰张勋住宅，张见无路可走，遂要求总监收容他的兵士于警察厅，并保护他送到荷兰使馆。总监都答应，遂由总监陪送少轩到荷兰使馆。此次双方伤亡甚少，只是累坏了总监，两天两宵没有合过眼，现在刚去休息。我说，真是难为了总监，不必再去惊动他。遂在警察厅约略一观，只见横七竖八，满坑满谷，尽睡的辫子兵，手里各人还抱着一支枪，辫发盘在颈上，鼾声如雷。余遂辞常君乘车回家，胡同口停了两口棺木，云是阵亡的士官，沿途伤亡兵士及战马，还没有收拾干净。
翌晨出门，棺木及马路上伤亡兵士及死马，都已收拾净了。先到南河沿，见张勋宅邸炸成了一片瓦砾场，真是怵目惊心。南河沿边，还有少数死人死马。余遂先到日本使馆，时林公使为领袖公使，向林使致慰问，云段总理恐昨日战事惊动使团，颇为悬念，特派我来慰问贵公使及各国使节。日使道谢，并云段总理此次讨伐复辟，名正言顺，且用兵迅速，我们在交民巷里，只听得枪炮之声，毫不惊扰，盼望段总理迅速来京，安定人心。即开香槟酒，举杯祝胜利，余亦举杯祝平安。日使云，君不必枉驾各使馆，我电话请各公使来此相叙好了。少顷各使俱到，余向各使寒暄后，声言段总理因昨日战起仓卒，且在城内作战，深恐各使馆受惊，特派我前来向各公使阁下慰问，并致歉疚之意。各使皆说段元帅用兵如神，真是伟大，一天之内，将张勋军队即行解决，我们深致钦佩，盼望段元帅迅速入京安定政局，并谢特别派君来京慰问。遂各斟香槟酒举杯祝段元帅胜利，余亦举杯祝各使平安而散。
当日趁火车回津，过丰台时，见香岩、秀峰、镜潭诸君，均在署中挥汗解散张军。据云，合肥令各给一月饷，留枪遣散，随各人志愿，给火车票送他们到目的地，辫子兵均肃静无哗，听命遣散。余即回津复命。
是役也，张勋以为徐州会议，巨头均宣誓赞成复辟，决无他虞，故只带了二千卫队入京，期有内应。谁知巨头们均临时变卦，食言毁约，且不料合肥讨伐出师如此之速。在合肥方面，决意讨伐，义无反顾，既说服冯玉祥不动，又得陈秀峰所领模范团之内应（模范团系项城新练之军），近畿各军，方在观望，而合肥已马厂誓师，出之意外。且师出有名，克奏肤功，良有以也。此次受处分者，除张勋外，牵及甚少，如康南海、梁敦彦等，素有名望之人，多未问罪，谅系任公的关系。任公与南海，师生之谊素笃，同为主张君宪之人，此次竟背道而驰矣。事定后，在天津车站有一小插曲，冯麟阁（即冯德麟）、张镇芳两人，竟为颜韵伯（世清，其时谅在军警方面有一名义，余不甚清楚）在车厢内逮捕送军法处。张非军人，移送法院。时政府尚未成立，虽附逆有据，当局颇觉为难。冯由张作霖呈请保释，以此举非冯本心，讲予宽免。张押在法院，请汪子健律师（有龄）为他辩护，汪要酬金十万元，辩护到不判死刑，张无奈只好答应。后法院判张徒刑十年，由倪嗣冲等呈请特赦。张为项城之表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