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 合肥组阁征余长交通
黄陂辞职下野之时，曾发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故合肥入京即行组阁就职，并促南京冯副总统（国璋时为江苏督军）来京摄行大总统事。当合肥入京之日，群众欢迎，万人空巷，不减当年项城进京之盛况。第一条命令即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惜欧战已迫尾声矣。
此次组阁名单已在天津拟定，外交汪大燮，财政梁启超，陆军段祺瑞兼，海军刘冠雄，教育范源廉，农商张国淦，司法林长民，余长交通，内务何人忘了。合肥电余到王宅，征余同意，且出示名单。余因与汪伯唐先生同入内阁，想起汪氏曾对我有忠告之言。汪任留学生监督时，余常去请益，后在北京，我仍以前辈相待，时去请教。他曾说北京是一大染缸，入其中者，无不染色，我不是说要你同流合污，亦得要适应环境。前清御史，自命清流，现在新闻记者，亦有好有坏。我看你入京以来，没有奥援，凭自己刻实从公，不事逢迎，为当局看重，故能青云直上。所缺者与若辈少事敷衍，太相隔膜，易生误会，反阻碍你前途，望注意及之。那时在清季，余虽是其言，悔不注意。
我看了名单即对合肥说，以已就交通银行总理，恐不能兼顾为辞。合肥亦无可无不可，但说我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岂知誉虎（叶）、振采（任）闻讯来访，询问何以辞长交通？余告以恐不能兼顾。誉虎即说，有振采为助，君可放心，兼摄何妨？余云已向总理面辞矣。振采说，闻总理尚没有物色相当的人。誉虎接说，倘总理物色不到相当之人，再找公，公幸勿再辞！余本无成见，遂唯唯而去。越日合肥果又找我说交通一席，我没有适当的人，还请你偏劳。我想誉虎他们，必已通过线索，只得应允。时民国六年七月，为我正式入阁之始。后有知友告我，君真好人，易受人利用，君知交通部与交通银行，都是交通系的大本营吗？部比行更重，此次他们首领被议，誉虎自知资望不够，又恐他人来长部，破坏他们的基础，知君易与，故阳为拥戴，实则为他们看守大本营而已。我想此亦不为无因，但已允合肥，只好就职，这显得我之平凡。次长自非誉虎莫属。余与誉虎，本不相识，民初项城设秘书厅，始见一人身矮而小，类如侏儒，不与人招呼，忽进忽出，状似很忙，询知为鼎鼎大名的叶恭绰，为梁士诒的红人，遂不敢小觑他。这次对我，总算客气，还留两司一局由我派人。四司司长，他先派定铁路电政两司，承他以邮政航政两司，留给我派。铁路局，只留了京绥路一局。余遂派刘荩臣（符诚）为邮政司司长（刘留法），胡伯平（扔泰，留日）为航政司司长。丁问槎（士源，留英）为京绥局长。问槎就职后，即呈请该路收入款项，只报部数目，款留为展长路线之用。我信他清廉认真，不会言不顾行，故即批准。叶次长甚不满意，以为破坏部章，我说且观其后，只要实行展路，于部章亦无违背。后果在两年间，将余款展长路线，自绥远展长到平地泉以北，虽是平原，亦华里千里以上，没有请过部款，亦没有借过外债，成绩独优。又购飞机四架，卡车两辆，以为修路运货之用。岂知皖直之战，征为军用，因之得祸。
部中秘书本随总长为进退，余以原任秘书留任两人，只派两人，一为我的连襟卫心微，本是留学英国习造船者，余用他为是通英文。又一人则我业律师时的事务员，供译密电及保管密件抄写而已。后下部令，派刘梦飞为京奉路局副局长，梦飞留学比国习土木工程兼习矿务，时充京汉路工程师，工程师升副局长亦是顺理成章。但他是我的女婿；部令尚未发表，《北京新闻报》即开我玩笑，说是贵族主义，用人惟亲等等的话，知是誉虎搅的把戏。因京奉铁路为主要之路，人事购料等事不愿有他系外人加入，多一耳目。本应不必客气，过事谦让，因刘是我女婿，人亦老实，我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遂将部令撤回，不令发表，誉虎正中下怀，亦不拦阻。于此可知交通系与铁路关系之密切，而次长对总长的态度亦可想而知矣。
六二 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
自蔡松坡（锷）起兵倒袁之后，西南情形，大为变动，陆荣廷标榜自治于广西，唐继尧公然反对政府，孙中山先生且树护法之旗号。合肥以帝制取消，复辟讨平，不应再藉口南北分立，妨害统一。但谋统一非用武力不可，用武力必须筹备军费。其时梁任公辞财长，由王叔鲁（克敏）继任，不久王亦辞职。合肥约我于私邸恳谈，并告我将用兵于西南，以谋统一。财政一席，大家不敢担任，我相信你肯负责任，且有此勇气。并听说你与交通银行借款颇为顺利，故此席只好请你偏劳，此为国家，不应畏难，望你与我一同负此重任。我听了他恳切之谈，且西原龟三尚在天津，始允姑且试试，如不称职只好请辞，请总理原谅。他说你肯兼摄，好极了，翌日即发表兼摄财政总长命令。我请总理约重要督军先一同计议，这次用兵，需要若干军费。合肥允了，遂约曹仲珊、张怀芝、倪丹忱、陈秀峰等到私邸吃午饭，余与又铮陪坐。饭后，他们共同计议，余只旁听，不发一言，亦不表示意见。结果，他们说这次用兵，总须预备一年，且须添置装备，故从宽约计，须要二千五百万元。余说，现在财部，库空如洗，如此巨款，商借亦无把握，只好试试看，不敢说定。我又说，倘能借得巨款，军费既由我负责，我必尽力筹措，以期不负总理及诸公之望。军事方面，是诸公之责。他们都说只要有了军饷，军事方面，请总长放心，我们自当负责进行等语而散。时冯国璋代行总统。
合肥提到交通银行借款，是日本西原经手的，故先将西原来历作一简介。当合肥复辟之役告成以后，由坂西利八郎顾问介绍西原龟三来见，说是奉日本寺内正毅总理大臣密命来华，改善大隈内阁对华政策之错误，以期两国提携亲善。贵国目下急务莫如财政，日本现在国力充实，可能为贵国帮忙，如有所需，幸赐教愿为尽力。坂西亦在旁吹嘘，谓寺内在朝鲜总督任内，关于经济问题，都由西原君幕后策划。余因初次见面，不明底细，适接任交通银行总理，该行资金薄弱，由施省之董事，向大仓商借日款，久无成议，遂请西原商借日金五百万元，西原允电东京。不久即得大藏大臣胜田主计氏亲电，允借日金五百万元，并无抵押品，且汇款迅速。余遂信西原是有来历的，此余与西原商借日款之开始也。此次兼长财政，需款孔亟，财库空虚，欧战方殷，舍日本外无从商量，遂约西原来谈，商借日金三千万阿。时日元与银元汇率，日金一元只合银元八角有零，故三千万日元，适合二千五百万元银元之数。后由日本兴业银行总裁某君（忘其名）来北京商议，如数允借，以有线电报为名义之担保。并说这次借款由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垫借，不在市上招募，可省手续费，且十足交款，不折不扣，载明在合同。担保品只为银行章程应有之事，照例填写，决不干预。余约兴业总裁在寓宴会，并叫中国条子。日本宴客，非有艺妓不欢，故亦召歌妓侑酒，并约坂西、闰生、誉虎作陪。宴前先将借款合同双方签字，誉虎以此款既以电线担保，请拨日元五百万为修理海线之用，余亦照允。
余到财政部后，即令库藏司长李祖恩将每月政费收支，作一约计。政费共有八项：一、各部院经费；二、国会经费；三、近畿驻军饷；四、警察保安队月饷；五、出使经费；六、国立学校经费；七、清室优待费；八、军用预备费（调动开支等类）。每月约须二千万元。收入只有关余（海关税除付赔款外债所余之款）、盐余（同上）、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约计一千二百万元。地方统税，本应解中央，各督军藉口作为中央驻在各省军费之用，截留不解。故收支相抵，月亏约八百万元，现在都是东借西挪，零星凑用。以中国之大，即以中央政费而论，月不过二千万元，可谓微乎其微。但连此数尚无着落，若不整顿，何以为国，只靠借款，岂是办法？但此非旦夕能成，目下急需军政费，只好出之借贷。
当三千万日金借款成立之时，为汇兑方便起见，设立汇业银行，资金二千万元，先收半数，中日合办（此事后详）。
六三 冯河间阻挠合肥征南
借款方面，已顺利进行，而军事方面，因冯段意见相歧，遂生波折。冯华甫（国璋）因代理总统，讨伐令须由冯宣布。冯本为直系领袖，秀才出身，故通文墨。惟人有阴谋权术，帝制时阳奉阴违，松坡在滇兴师，全靠唐蓂赓（继尧）之助，而唐蓂赓若不得冯之暗示，不致公然通电反对，西南各省亦不致响应。后帝制取消，西南各省又要求项城退位，冯斡旋其间，遂与西南互通声气，甚至与陆荣廷已有维持现状之默契，而段不知，冯亦不便明言，南北分裂，即由此而起。此次合肥用武力统一南北，自非河间所愿，故不肯下讨伐令。合肥以无中央讨伐令，师出无名，彼此齮龁，相持不下。冯于北洋直系，隐然执牛耳，合肥不能轻视。冯又暗使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冯曾兼任三省巡阅使）通电反对。盖自项城逝世以后，已有尾大不掉之势矣。合肥遂令又铮运动曹锟，许以选举副总统。曹果为所动，遂与张怀芝秘密赴津，与督军团商定（其时督军团尚留天津），照合肥用兵计划，以湖南为中心，分两路出兵，第一路曹锟奉领，由京汉路南下进攻湘北，第二路由张怀芝率由津浦路南下进攻湘东，议决案由曹锟领衔，请冯代总统下讨伐令。冯不便拒，但不发明令，只发电令，照议决案施行。曹仲珊率师南下，进行顺利。张怀芝时任山东督军，只派施从滨率鲁军暂编第二师南下，刚到湖南攸县醴陵，即遇南军作遭遇战，因暂编鲁军第二师战力薄弱，一战即溃，张怀芝电请政府发收容费。张在北洋资格虽老，然不学无术，脾气粗鲁，人称他为张三毛，因他容易动火也。我在国务会议时，正色声言，发了开拔费，不久又要收容费，这种军队收容了有何用处？出师不到半年，已用了不少军费，这样下去，我实无能为力，请总理另简贤能。言时不免声色俱厉，合肥听了亦觉难受，遂下座到我席次立谈（国务会议交通总长席次最后）。余请合肥回总理座，他说，怀芝也太难了，自己不亲率师南下，暂编的师哪有战力，宜其一战即溃。初次出兵不利，大有影响，但兵败不收容，贻害地方，亦不是办法。又忿然说，我不是袒张怀芝，这次亦不能独责张怀芝一人。我听他语中有因，遂不坚执，只说总理既如此说，容我回部再商奉复。张怀芝竟对人说，这次财政部如不发收容费，我即以手枪对付他（指我）。
后合肥约我到他私邸，他说，这次华甫与我作对，反对武力统一，处处掣肘，你总亦有所闻，故调度出兵，只好迁就他们，以期贯彻我的政策。张怀芝仗了他们的撑腰，其人又贪鄙粗鲁，现在紧要关头，不能再出岔子，只好敷衍，希望成功。请你体谅我的苦衷，勉为其难，前途多难，未可逆料，希望你与我同心协力，度过难关，达成目的。余亦知合肥为难，不便拂袖而去，遂唯唯而出。
合肥以长沙地方重要，特派亲信傅清节（良佐）为湖南督军。清节湖南人，保举周肇祥署湖南省长，亦照允。适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自主，合肥遂令王汝贤率第八师为正指挥，令范国璋率第九师为副指挥，南下讨伐。傅以王范两师，都是精锐，又与王范两君都是至好，故只带工程队一营赴任。王范两军出发后，不久即攻下宝庆衡山，因之广西谭浩明出师援湘，南北遂正式开战。南军赵恒惕，又攻下岳州，威胁长沙。傅良佐以手无军队，无法抵抗，听了周肇祥之言，应速回北京，面陈湖南情形，遂不及通知王范两君，潜回北京。王范两军因此大为不满，不肯前进。合肥以傅良佐潜逃回京，竟无用至此，不禁大怒，令以军法从事。经多人恳求，改交军法会议严行惩处，又经曾云沛等以若交军法会议，清节固不免一死，恐牵连太多，无法收拾等语而罢。由是河间藉为口实，合肥愤而引咎辞职，此着实为合肥之失策。傅良佐自知该死，然屏出师门，不敢伸诉，书空咄咄，一心坐禅，竟至入魔，不久疯狂而卒。
又铮又赴奉天，想以奉军入关，逼冯下讨伐令。冯性狡猾，恐对合肥逼之太甚，又恐奉军入关，为北洋袍泽非难，乃亲到段邸，请段复职，即下讨伐明令。并发用人不当，咎由自取之令，意在为合肥分责，合肥才允复职。复职后，即令驻汉口吴佩孚第三师，暨驻徐州张敬尧第七师，均归第一路曹锟指挥，从湖北协攻湘南。又令倪嗣冲率安武军会同第二路军，进攻湘东，向粤境推进。又令冯玉祥驻廊坊之第十六旅，开往福建，协助进攻广东。部署既定，合肥亲赴汉口，激励将士。吴佩孚与张敬尧两军开到湖南，即与南军作战，夺回岳州，向长沙进发，南军即退却。捷报传来，合肥亲电嘉奖，并实授吴佩孚第三师师长。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冯玉祥率领第十六旅到了浦口，屯兵不前，经严令前进，到了武穴，又停留不进。且闻陆建章亦在冯军中，陆为冯之母舅，向反对合肥，拟与冯合谋，乘倪嗣冲出征，袭取安徽，蚌埠忽发现讨倪传单。时安武军已抵大庾岭，屡催冯军前进，协力进攻，过了大庾岭即入粤境，忽闻此讯，遄返安庆。不久吴佩孚军到达衡阳，亦屯兵不前，战报沉寂。又铮恐有它变，密赴衡阳，力说佩孚，谓此举不但为了统一南北，又为团结北洋团体，以君壮年有为，将来北洋领袖大有可望。若此举不成，北洋团体，从此解体，只好拱手让人，我想君必不愿。君若服从合肥政策，目下即不为督军，可先畀予带衔将军，与督军同等资格。北洋将领，年事已高，君的前途，未可限量。吴果为又铮说服。又铮归报合肥，合肥即从其言，特任吴佩孚以孚威将军，宜若前途有望矣。岂知曹锟闻之，以又铮挑拨离间，分化直系，大为不满，且电诘佩孚。佩孚在衡阳，南军说以利害，赠以六十万毫洋，正在踌躇未定之时，听了又铮之言，意又活动。但吴为曹之惟一心腹，亦惟一台柱，向惟曹锟之命是从。受曹诘责，恐失曹欢，遂更进一层退出衡阳，通电主和，战局从此大变。
其时因首次三千万日元借款已将用罄，又与西原续商第二次借款。西原亦知合肥为难，总想其成功，遂力说银行方面，谓若不续借，将前功尽弃，遂允又借第二次三千万日金，以吉黑两省国有森林为保。这是西原出的主意，以银行方面只知担保品数量要大，采伐困难，他们不知也。合同一切条件与前次无异，惟森林属于农商部掌管，故商得田文烈总长之同意。哪知部长同意，吉省山居人民，都以砍木为生，以为森林作为日本借款的抵押品，将来日本人入山采木，夺了他们的生计，遂啸聚砍木的人，焚烧林务局。后经省长出告示晓喻，此次森林担保，限于官有森林，与民有森林无涉，且保证日本人决不入山采木，并派巡防营入山弹压，风潮始平。而林务局局长胡宗瀛（字玉轩）已披殴打，幸只微伤。玉轩为我日本同学，学农科，他再三要求辞职，后我去函慰留，并赠以慰藉金，始允复任。此亦借款之小插曲，然我愧对老友矣。
自从吴佩孚与南方通声气，通电主和，冯玉祥附和叛变，合肥统一政策遂宣告终止，一蹶不振。西原不知内容，因吴佩孚受了南方军饷，以为中国军队非收买不可，还疑合肥墨守成规，不肯撤手收买，致军队不肯卖力。他说中国军队，恐非钱不办。试看北洋军一进攻，城市即克服，足见南军无力。我愿回国，劝说寺内总理，再借日金二千万，君劝段总理，不要灰心，不要爱惜金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谢其意，又不便将内容告知与他，他竟自告奋勇，回国运动。哪知借约告成，合肥与河间已相约同时下野，此二千万借款为交通银行方面极力恳我移借该行，经日本银行调查，要求派一顾问，遂充作为商业借款。这位顾问，又是一位好好先生，十足吃粮不管事。
余初以为克服长沙，吴佩孚与张敬尧同是有功。但张只是勇将，而吴为野心家，假使湖南督军畀吴而不畀张，吴或不至生觖望。后知当时合肥却有此意，曹锟不赞成，谓吴资格不如张，故仅实授吴为第三师师长。总之此次失败，均为冯河间作梗，非战之罪也。惟北洋从此有直皖之分，履霜坚冰至，其来有自也。
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中，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月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账可稽。此项借款用于行政费者，多于军事费，即行政费较之当时临时之预计尚不足数。幸后因我国参战，应付各国赔款展缓五年之款，由总税务司收存管理，以此款为基金，发行短期（五年）公债二千万元，长期（十年）公债二千万元，用以整理一部分内债，该项基金未被挪用，得以按期抽签，付息还本，未失信用。人民以余签发之公债，信用甚好，争相购买，差以为慰。
后将没收的上海德商总会及德华银行两处标价出售，各国商人均可投标，惟日本商人标价略高于中国商人，因投标规则声明，标价相同，或相差无几，主管部有选择之权，故以德商总会为中国银行得标，德华银行为交通银行得标，均无异议，此亦自问可对国人。还有改革币制，因早已聘请坂谷顾问，故与币制总裁开会讨论，各方议论很多，后定为虚金本位，已拟成草案，未及施行，仅将私立银行及各省（除东三省）所设官银号发行纸钞及钱票一律取消，统由中国、交通两行发行，各银行银号向两行领用，总算办到而已。所惜者军事一无成就，余以菲才，已心力交瘁，军人跋扈，不餍其欲，辄以手枪对待。各方要索不遂，胡造谣言，以炫惑众听。外国使团，以未经四国银团经手，啧有烦言，即日本使馆亦有二重外交之流言。自知才疏任重，遭谤招怨，愆尤丛集，惟合肥能知其中之艰苦耳。后由财部库藏司出纳主任周叔廉君辑有西原借款收支小册子，分门别类，按月日登记，一目了然，阅之自可明了西原借款之用途矣。我于军事未尝顾问，自不能知其详。所惜者，合肥自讨复辟以后，中外称颂，人心拥护，又得日本借款为助，而南方局面，亦适值混乱之时，若使北方团结一致，一鼓作气，确有南北统一之可能。合肥谋国家统一，而冯河间挟其一得之见，又不能控制全局，从中阻挠，破坏合肥政策，使统一终成虚愿，北洋团体，从此分裂，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冯国璋应尸其咎！
六四 奉军入关张作霖干政
合肥自武力统一失败后，深感北洋军队，已成个人军队，不听中央指挥，纲纪荡然，又铮建议，另练参战军三师。时中国陆军部方与日本商议共同防俄协定，合肥因又铮易遭各方妬忌，故以参战军事宜，交与陆军总长靳云鹏与日本商借练兵费及三师之装备。日本果然同意，遂以南苑和北苑为练兵场，并在黄寺设讲武堂，训练下士，以马子贞（良）、曲同丰、陈文运为三师师长，请坂西利八郎兼参战军顾问。马子贞为回教徒，勤俭朴实，该师成绩最好。
合肥以张作霖亦出力使冯氏发讨伐令，故对张亦另眼相看。张作霖于清季由盛京将军赵次珊（尔巽）令东边道张锡銮收抚以后，由守备而千总、总兵，竿头日上。张抱有统一东三省野心，而张锡銮升任盛京将军后，以为张是自己收抚之人，不假以颜色，致相处不安。入民国后，张作霖势力益大，中央给以二十七师师长，并他调锡銮，是以段芝贵（段之父为张收抚之保人）。张对段阳示恭顺，阴嗾其羽党对段作难，使段不能安于位。张的同伙冯麟阁，后亦为张招抚，张在东省势力更张。政府以张为地头蛇，极力绥抚，屡易首长，终不得相处圆满。冯麟阁经张扶翼，亦升为二十八师师长。经过十年之久，张用尽心计，逼走黑督毕桂芳，竟以武力逼走吉督孟恩远，卒以吴俊升督黑，张作相督吉，自己督奉。后又以冯附复辟被谴，张遂兼领其师。帝制时又予以三省巡阅使，汤玉麟为察哈尔都统，察绥势力亦归于张，从此踌躇满志。此张作霖由草莽而至巡阅使之大略也。
后又铮与杨宇霆密谋，截留秦皇岛军火（此项军火据闻为黎总统密向日政府购以备练三混成旅之用），遂与杨邻葛（宇霆字）以奉军名义在天津设立参谋处，由张作霖委杨为参谋长，徐为副参谋长，训练三混成旅，与奉军同一番号。杨以奉军为巡防队前身，即二十七师亦由巡防队改编，故要求老张练一支新军。徐则以段氏势力薄弱，亦须培养新力，各有隐谋，彼此利用。从此奉军入关，张作霖亦往来于津榆间，住在天津河北德记军衣庄。及东海上台，合肥下野，张以护卫京师为名，令奉军开入北京，驻于京津道上。并在北京设办事处，派张景惠为处长。张景惠为人，和平周到，与政府要人相周旋，亦颇和洽。张作霖不久亦入北京，居于顺承王府，东海亦有借重之意，从此张对中央始生问鼎之心。张作霖对合肥向很恭顺，时趋晋谒，但合肥秉性刚直，不长于联络，又不喜用手段，对任何人，总是直来直往，不事敷衍。曹仲珊（锟字）见张入京，深恐段张结合，不利于直系，于是对张极力拉拢，且结为儿女亲家，曹张之间，反形亲热。斯时军阀之恩恩怨怨，忽离忽合，真无从捉摸，目的总是自私自利而已。
徐又铮在天津，做了一件出轨之事，时陆建章亦在天津，陆向反对合肥，然并无行动，又铮想除陆以防后患，遂诱至参谋处，乘其不备，自行枪杀，报告政府，谓陆阴谋倒段，故已设法处决。在国务会议席上，司法总长提出责问，合肥答以现在不便宣布，我令徐树铮执行。其实又铮是先斩后奏，合肥引为己任，不免袒护过分。陆建章有无倒段阴谋，我不得而知，而其在北京军政执法处长时，滥杀民党，恐冥冥中自有报应也。
六五 新国会举东海为总统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啰，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河间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后选举副总统，即生问题，暂且不提。
先说东海于选举期间，毫无表示，只一味谦逊。有人推荐秘书长，他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后发表吴笈孙为秘书长，真出人意外。然紧要文电仍由郭啸麓（则沄）主稿，吴居其名而郭行其实，不知东海老谋深算是何用意？清室认东海为遗老，赏赉不绝。举总统后不入居中南海新华宫，以摄政王府为总统府。摄政王府落成后，已逢国变，故尚未迁入也。徐本籍河南卫辉，因佐项城在小站练兵，小站位于天津东海之滨，遂尊称东海而不名。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吃午饭，仍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与南方谈和，以谋统一。我与云阶（岑春煊号）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还先于合肥。其时中外舆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硬强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元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并示以原电。时已傍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嘱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往来，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哪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
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漏，他的秘书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漏，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维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后选副总统，段方已许举曹锟，参议院议长梁燕孙独持异议。揣其用意，想借此问题，见好于南方，但段方对曹锟，无法交代，燕孙何尝不知，其说以大总统既举了北方人，副总统应让给南方，方能有南北统一之望，但交通系议员比不上安福系，即设俱乐部拉拢无党无派之人，仍相差甚远。无党系的议员，亦以为大总统为文治派，副总统亦应举文治派，方能和衷共济，故亦有与交通系同调者。这班议员既不知段曹之内容，盲从交通系，以不出席为消极抵制，每次流会，安福系亦无可如何。副总统终选不出，曹锟疑为段所骗，大不满意，皖直间更加深了齮龁。此次安福系之动作，可谓作茧白缚，后来皖直之战，于此事亦不无关系。
再说上海开和平会议，东海目的，亦想借此抑制合肥。开会后，唐代表先提陕西停战问题（其时合肥以陕西民军，军匪混合，故认为剿匪，不是打民军，陕西不应在停战区域之内），并要求撤去陈树藩。朱代表允转电政府，切实办到。合肥允由双方派旧国会议员赴陕监视停战，后唐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要求关于中日军事协定，须交和会查阅。朱代表亦承认，并联名电政府照办。政府随即将中日军事协定，及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附以中日双方声明此项协定，须俟中日两国批准对德和约，战争状态，才算终止之文件。唐代表大不满意，谓陕西战事，并未停止，中日军事协定，附有延长有效期间，证明北方政府没有诚意谈和，限北方代表于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并向外交团发表声明。朱代表于限时内未得政府回电，无法答复，遂电政府辞职，政府加以慰留。北京英法驻使面见徐总统力劝恢复和议，英美法意驻使亦向外交部力劝中国政府应早恢复和会，勿将参战军作内战。南方陆荣廷提议一面恢复和会，一面进行交涉。长江三督与吴佩孚电政府以陕西实行停战为恢复和会之条件。适派赴陕之议员亦有划界停战业已实行之报告，于是和会又开，双方代表约定将所有议题尽行提出，但不对外发表。南方代表提出者，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关及其所属部队，停止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军政府法令认为有效，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及陕西善后等问题。北方代表提出者，为全国裁兵方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等问题。朱代表以南方代表提出之问题无法接受商议，一面电政府，一面向政府辞职，和会随此停止。自二月开始以来，到四月下旬，历时将近三月，南代表总取攻势，北代表只取守势。初以陕西与参战借款为题，后更涉及国会及政府等等，不但使段方势力完全消灭，连东海地位，政府立场，都有动摇，此又老谋深算之东海所万想不到者。合肥对于和会总算竭力让步，委曲求全矣。
及到五月初北京发生五四学生运动，和会问题亦随而转变，北方派王揖唐为总代表，南方易以温宗尧，余已退休，以后情形不知其详，然可料到必无结果也。此虽是题外文章，然前后因果，不无关系，故略述之，言归正传。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于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六六 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
当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枝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哪知越俎代庖，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应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容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秣，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至日军留驻则别有原由，其时某民军领袖，结合土匪游氓，与日本浪人及退伍军人想攻取济南，声称打倒军阀，以助饷为名，向商民勒索，趁火打劫，百姓不堪其扰。日本浪人们，又商请日军留驻以壮声势，日军因之不撤。
民军与浪人等，率领土匪屡攻济南，守军坚闭城门，并不出城还击。山东督军靳云鹏避居城内，一筹莫展，后又避出城外，日军由此即进入济南城内。政府去电，靳亦不复，因之地方极度不安，地方官亦不敢明言。我探知实情，只要日军撤退，民军即失掉靠山，地方即不至滋扰，但进入济南之日军却不肯撤出。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他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哪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藉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当欧战紧急之时，法国公使康悌曾与梁燕孙密商，以法国人工缺乏，拟招华工赴法，不加入战事。燕孙以华工出洋，恐招物议，遂设惠民公司，秘密进行，派亲信到江北、山东、湖南、广东等处，招募华工，章程定得相当周密，以工资扣留一半为赡家之费，往返旅费，由法担负，声明不到前敌服务，定额两千名。岂知以工资较厚，又不赴前线，应募者竟超出定额十倍。赴法后虽不赴前线，然在后方挖战壕，从事搬运工作，帮助军事匪鲜。燕孙恐遭物议，绝不向人提及。战事结束后，华工亦有能通法文娶法妇者，入俭学会攻读，后加入共产党者亦不在少数。
六七 巴黎和会失败拒签约
民国七年冬，巴黎开和平会议，与会者有二十七国，我国亦被邀派代表出席，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其他代表即派驻外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兼任。南方军政府亦要求派代表，政府以对外不应示以分裂，商由军政府派人，政府加以任命，遂以王正廷为代表，一同出发。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消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无异议，就此决定。
陆代表一行此次由海道赴法，须经过日本。日本政府即通知章公使转达政府，以陆代表经由日本，极表欢迎，俟陆代表过日时，隆重招待，日皇预定由避寒地回京接见等语。政府即转电陆代表，陆代表回电应允，请转谢日政府。后忽来电以途中受寒致病，嘱外部电辞日政府接待。政府不知何病不能接受招待，但只好照电章公使请婉向日政府辞谢。日政府深为诧异，但允取消宴会，希望与外相一谈。
陆氏到了下关，日本即派御医往诊，知系受寒，无甚要紧，且派专车接到东京，与日本内田康哉外相，晤谈二十分钟。后又来电云密件箱遗失，嘱再速抄一份即寄巴黎使馆，政府始有怀疑。余揣陆氏向来意志薄弱，易于动摇，此次同行者多是青年外交家，尚有南方代表，恐别有用意。及到巴黎，开会后来电谓，关于取消德奥租界，权益法权等项，均顺利通过。至庚子条约事不在本会议应议之事，不能提议。后又来电谓美国总统问中国与日本有无密约，吩速复。余在国务会议发言，陆氏以现任外交总长出席与会，有无密约，外交总长岂有不知，不即答复，反来电问，明明显示内阁不统一，且对阁员有不信任之意，虽未指明，暗中似有对我不满，且对外亦示以国内不一致，我恐这次和会将大有问题。钱总理即说，复他没有密约好了。后来一直没有公电报告，直到拒绝签字之前，由陆氏来电略言，奉职无状，电请处分。钱总理料知事情重大，回明总统，去电慰留，并令签字，余在国务会议未发一言。
前写此稿，因无资料，太觉简单。后见顾少川巴黎和会回忆一文。顾氏历使欧洲，见闻确实，其文必信而有征，原文甚长，因将关于山东问题，摘要补录，以见弱国外交，虽有能者，亦无能为力也。据云美国总统威尔逊，于和会之前已声明，和会以公道为主，关于领土之解决，须以民族本身利益为前提，而以民族自决为根本原则，对于均势政策，秘密外交，尤为抨击。我国代表，迭次谒晤，表示对我国愿意帮助。我代表以美总统有帮助之意，遂决定青岛应直接交还中国，与威总统宣示之原则亦相符合。岂知日本早已与英、法、意等国订有密约，许以在和会支持他取得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利。又以此次会议为英、美、法、意、日本五国把持，美由威尔逊总统出席，英代表为首相鲁意乔治，法为总理克理孟梭，义为首相奥隆特，日本为西园寺公爵及牧野伯爵。和约草案已于会前由五国商定，提出大会只为形式的通过而已。至领土及分配权利问题，亦由五国商定。
会议组织有十人委员会及五国会议，自开会以后，只开过大会六次。至次要之国，只能有关该国问题，在五国开会时被邀出席，陈述意见。所谓五国会议，由美、英、法、意、日之首席代表组成，为最高机关，取决一切。后意退出，只有四国。
中国代表被邀出席仅三次，首次顾、王两代表出席，日本牧野代表声明，大旨谓日本出大力铲除德国在太平洋海陆军根据地，俾协商各国在远东得有交通与商业之自由，可以没有阻碍，厥功甚大，是以要求德国在胶澳租借地暨所有铁路及德国在山东省内一切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我国代表答以事关重大，俟商议后再复。
后开会时，请中国代表出席发言，由顾代表出席，先说德国侵占、租借之经过，继谓山东为中国的一省，人口有三千八百万，向为中国领土。现和会既以民族自决，领土完整为原则，中国代表根据此原则，要求将胶州湾租借地暨其铁路以及欧战前德国占有一切之权利，直接交还中国。又说山东为中国北方重要省份，青岛之役，日本用兵力铲除德国势力，中国亦深致感谢。惟本代表若以天赋之权利，以为报酬，由此种下日后纷争之种子，此为本代表不应为，故要求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代表则谓胶州湾租借地，事实上已为日本占领，故必须从德国得到自由处置权后，方能依照日本所致德国最后牒，交还中国。至交还办法，中日两国已有成约矣。顾代表答以日本照宣言交还中国，原为中国所深信。惟交还有直接间接之分，本席以为与其间接，不如直接之为直捷。至所谓已有成约，恐系指廿一条及青岛撤兵换文而言，该约一则为最后通牒所迫签，一则为山东人民解除痛苦的权宜之计，以上两种协定，法律上效力如何，实不无疑义。且我国已与德国宣战，此种临时之约已无可施行。且我国对德宣战，亦声明中德间一切条约，因之失效。再退一步言，即使租约有效，亦有不得转让与第三国之规定，德国除交还中国外，亦无其它办法。
于是，直接交还与间接交还展开论战，后又作成英文说帖，交与委员会说明直接交还之理由。又说军事占领，系暂时性质，不能因之取得所有权。委员会置之不复。
后又开会讨论山东问题，由陆、顾两代表出席。美总统及英首相先后发表意见，大旨谓此项问题，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八之成约，英法两国于一九一七年，因欧洲战事紧急，求助于日，与日本亦订有在和会赞助日本之成约，成约均不能不守。美总统又提议将胶州湾问题，交与五大国，作为承托国，为日代表坚拒不允。美总统遂言，山东问题，英法中日均为成约拘束，舍成约而别求解决，实属困难。将来国际联合会成立，中日两国均为会员国，关于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如有争执，即为联合会全会之事，中国亦可得盟约保障。多得一层保障，为前所未有。以后关于世界和平事项，既有关于全会，会员国根据盟约，提请注意，即不得视为非友谊的举动。将来联合国大会及行政院开会时，余亦准备提议，将各国在中国之特殊地位取消，日本亦曾声明愿意帮助。盖联合会实讨论此项问题之所，彼时各国之利益，不能有所忽视。故中国此时虽不能如愿以偿，而将来亦有保障，可收得桑榆之效等语。后日本坚持原意，以退出联合会为要挟，美总统于无可奈何之中，与英法日秘密商议，决定对于山东问题之办法。
后由英代表团首席秘书汉基，将秘密商定之办法，用密函通知我代表团。函中大旨谓日本之政策，系将山东半岛完全主权归还中国，仅留业经给与德国关于经济上之权利，暨依照通常情形，在青岛设立租界权。其关于现有之铁路，即胶济铁路及支线，此项铁路应作为中日合办事业。其铁路之所有权者，得专为运输平安起见，设立特别警察，此项警察，不得移作别用。又此项警察，须以中国人充之。其干事所选之日本警察教练官，须由中国派充之。日本所拨归还者，所有山东半岛军事上之管理，暨周围胶济德国兵准驻中国五十基罗迈当之地（即百里环界），及其地上之军事管理，及所有该地方行政管理上之一切干涉。日本之意系将租借地之中国自主权，完全归还。日本又担保，济南置戍一节，乃完全权宜之计。此项戍兵，仅于紧接和约告成后，过渡时代存之。至此项过渡时代，彼等以为能缩短者，务必缩短。据其解释，谓曩时沿路各处驻兵，其后归并于青岛与济南，不过为完全撤兵之初步。关于此项暂时办法，虽无日期规定，而日代表担保，倘能从早撤兵，即从早撤兵。又谓德国建造之炮垒，不在将来给与日本居留地范围之内，其日本拟留之权利，系属于经济性质，此项权利如下述：一、在青岛要求居留地之权，但别国于该处设立公共租界，不得因此而排除之。二、对于业经造成各路德国所有权利，暨对于与铁路相关各矿德人所有之利益公至该项筑路之地，系完全中国主权所在，且系属于中国法律管辖者。三、给与德国别两路之让与权（即高密徐州线及济南顺德线），须用日本资本建造，日本资本家正与中国磋商供给该项需用之条件，中国政府可得与别路用外国资本建造者同一地位。又日本代表特别担保如下：一、中国向日人在青岛所为之一切让与，不得因此而排除别国人在该埠经营之事业。二、对于现有铁路，日人因占多数股份，故获有经济上之管理，然无论如何，不得因此项管理而使各国商务利便有所歧视。日本又声明，中国如不照以上办法办理，日本仍保留援引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八中日协定之权利。威总统则声明，倘中国有不照办情形，日本应以己意向联合会行政院请求调和，并声明彼之谈论均不得解释为彼于中日互换文件有所承认，因此项文件要求各款，美国政府曾为切实抗议等因。此函签名者为汉基。
余观此密函之意，日本代表已有向三国代表声明担保让步之意。威总统仍声明不能视为承认中日间互换文件云云，已给与我将来修废之机会。
讵后和会秘书送交我代表团之正式和约案，其中关于山东问题者只有三条，规定举凡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连同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矿业海底电线在内，均无条件让与日本。不但三国与日代表所议定声明各节并未提及，即交还中国一层，亦一字不提。其意谓日本以为列入约中，似有不信任日本代表之意，与日本信誉攸关。
于是我代表对三国会议主席，提出抗议，并由陆王两代表出席全体会议，发表不能承认之宣言，请求修正，并保留签字。该项宣言，和会主席允中国代表之请列入议事录，但不允保留签字。
嗣后开全体大会，对德奥和约签字之日，我代表声明在和约上不注明保留字样，亦不作为附件，仅于约外声明，不允，又改为代表签字不得视为有碍中国相机重考山东问题之权，又不允，我代表遂拒绝对德和约签字。
其实其时政府已电代表签字之训令，而代表仍不遵令签字，英国似有所闻。故外相白尔福接见顾代表时，以代表不遵照政府训令，隐相诘责。顾代表诿以政府训令，系令保留签字，对方亦无从证实。
日本代表，拟打开僵局，遂将汉基密函所载各节，在大会宣布。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亦发表声明，对日本代表在和会之宣布，完全同意，是日本方面似有转圜之意。假使我代表趁机与日本代表作进一步之磋商，或可能有解决之办法。弱国外交，委曲求全，亦非得已。我代表始终坚持，及至签字之日，近于仰面求人，反受人奚落，遂至铩羽而归。结果代表赢得虚名，而我反受了实祸。
至收回德奥租借使领馆，取消在华之特权，执行虏获战利品，因已在大会议决，故于和约生效后，即实行接收，两国均无异议。
以我代表已站在不利立场，尚孤军奋斗，余勇可贾，至堪钦佩。惟日本代表所提一九一五成约，系指廿一条关于山东问题，一九一八成约，系指青岛撤兵换文，日本代表只含糊其辞，并未确实说出原文，致美英以为成约不可不守。以我记忆所及，当时议山东问题，陆氏恪遵袁总统不必先议之批示，似只有日使声明作为存案，没有换文（我或记忆错误）。陆代表携有外部秘密抄件，何不查明？倘无换文，何能作为成约？至青岛互换照会，日外相来照会只有三项（已详前节），并无涉及其它德国权益。章公使照复同意，即同意来文之三项。记忆犹新，何能牵强附会？顾王两氏亦许不明内容，陆氏为廿一条亲当折冲之人，青岛交涉，虽我越俎代庖，然全案都送交外部，何以不查明据实作说帖交委员会，以释美英之误会？此我所不解者也。
嗣后民国十年，美总统召集华盛顿会议，商议关于太平洋各国问题，我国派颜惠庆、施肇基、顾维钧出席。其时我已退休，惟见外交部发布胶澳问题经过，关于山东青岛交还问题，仍由中日两国直接商议。政府即派王正廷为接收胶澳事务专员，与日本公使小幡酉吉直接商议。王氏为和会反对直接交还之人，而直接商议之结果，仍不出当年日本代表在和会声明之范围，不知王正廷先生对之作何感想也。
六八 五四运动终身受冤诬
章仲和此次请假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了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应酬，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后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闰生与我作倍。宴到中间，承宣官入告，吴总监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总统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幹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字，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幹臣又电请香岩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等一回，香岩来电话谓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又由吴总监来电话谓，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钱总理一面劝吴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香岩则说，照镜潭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添麻烦。各执一辞，争辩不已。看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与仲和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回家时汽车不经过前门，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咧！警察们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此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见我与仲和在客厅谈话，他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带。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问槎说，来了你们应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我即到东面去看家父，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婢一僮陪侍着。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升，问槎即将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撵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问槎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说日本腔的中国话，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仲和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即到同仁医院，见仲和面色苍白，闭目而睡，状很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我，他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后脑震动，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后再看。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嘱部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仲和夫人来京。傅沅叔（增湘）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府秘书长亦来，余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后吴镜潭来，问他逮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声，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后我又到医院，因不知仲和伤势情形，即住在医院。仲和夫人来时，已在第二天凌晨了。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恐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仲和之命休矣，我听了凄然，很感中江之见义勇为，真够朋友。仲和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曹家锅炉里，后都找着了。等仲和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东海为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后有住房十余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家父母已于翌晨送往天津寄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憩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房等同住一起。
我到团城第三天，合肥即来慰问。此老向不做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又问仲和伤势如何。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说了即辞出，我本已预备辞呈，因合肥嘱不必辞，只好暂搁。后仲和出院，东海安置他于北海北隅之静心斋。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亦有亭榭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新修理髹漆，以备招待外宾，与团城一苇可通，不必经由外面。东海为我与仲和之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我住团城数天后，东海忽傍晚驾一叶扁舟，由北海登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栝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与军机处往来书电很多，木版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余报告合肥，合肥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遂送交吴秘书长嘱代谢总统。后又要为我买一宅，我亦辞谢。
我在团城头几天，还有学生，手执卷了白旗，三三五五的行走，后来即没有了。北大蔡孑民校长，有简单谈话登于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讫可小休”之语，亦是劝学生停止之意。我以为学潮已经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姑隐其名），竟舁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的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商董无奈，允开会商议。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以我的揣想，东海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知其用意，即令陕西划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惜百密不免一疏，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反授合肥以口实，斥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令下之日，合肥即来团城气呼呼的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说罢不等我答复，竟悻悻然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后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且说我们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切勿轻信谣言等语。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自相矛盾矣。继以钱能训辞总理，任龚仙舟（心湛）为总理，以表示钱引咎，且与段有接近之意。以东海素称为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平凡向无机诈之人，何能适应此环境。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盦，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那时我年已近五十矣。
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之挪揄，可想中毒之深。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薄社会，子且不能信其父，何况他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我之后人，亦将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亦可使我良心稍安而已。
东海不满合肥，是权力之争，然合肥之权力并非与东海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觖望，而合肥对东海，以我之观詧，总算惟命是从，不失其尊敬之意。即以此事而论，亦没有直斥东海，足见合肥之厚道，而东海对我们，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后之安排，亦可认为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俱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其时友人都说，你为何不辩？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况家严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发其真实相也。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然忘之，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我所写的，是凭我亲历之事，即捕了无关紧要的学生二十余人，是凭吴总监对我说的，我已请他释放。后有说北大学生亦有被捕，经名流保释，则非我所知矣。至其它方面的事情，我不知者，亦无从写起，非故意从略也。
子兴回国不久，以夫人病，遂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东海允其所请，派为出使瑞士公使，遂偕夫人出国，在瑞士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故后，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罗马教宗对陆氏特别待遇，本拟俟陆氏成司铎后，来华传教，俾可与上流社会，广传教义。但又恐陆氏身体孱弱，不胜繁剧，故先派南文院长来华视察。南文到南京后，已与当局接洽同意。他临行时，陆氏嘱其对徐东海与余，特别致意，故又到天津访东海。东海为设茶会，约我全家与会，并摄影嘱南文氏携归，送与陆氏以为纪念。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与培德夫人新婚俪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我，谓将我与许文肃公照片，并列祭台，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较在国内时，倍觉亲切。迨临终时，嘱陪他的司铎说，我死后告知在中国四位至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及余也（据《陆徵祥传》）。揣其用意，似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其歉疚之意焉。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那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后遇事，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攘攘，永无停止。
六九 漫谈财交任内两三事
余退休后，无官一身轻，偶想两三事，随笔记之，聊资谈助。财交两部，本属比邻，内部只隔一墙，余兼摄时，即在墙上开一道门，晴时步行往来。每日先到财部，到交部时，总在四点以后。叶次长将阅过来文百余件，堆在我公事桌，短时间何能遍阅，因嘱次长，分要例两种，要件盖以“要”字木戳，例行公事，则盖“例”字，以省时间，岂知又出了毛病。有一次，西原笑问我，君对交通部事，是不是不管的。我说，没有的事。他又问展长浙江到福建的铁路，亦是商借日款，君知道否？答知道。他说，现已快订合同，其中有不实不尽的事，君知道否？我矍然说，这倒不知道。他笑道，合同快订了，难道不将内容报告总长，即在口袋里取出一电报交我看，我看了顿时惶愧，即说等我到部查明再复，此电暂借给我。我即到部，对誉虎不客气说，这电你看，到底你怎样搞的？他还狡辩，这事总长亦批准过的，遂检原稿取来，但盖的是“例”字戳。我说这件不能算例行公事吧，且电中所说你何曾对我说过？他才无言，即对对方说，总长不赞成此事即作罢。后我知道对方经手的人，我亦认识，恐有误会，托西原转告此人，我并没有不赞成造路，你们续商好了。哪知西原对那日人说，曹总长不是不赞成造路，是不赞成你们不尽不实的鬼祟行为。我说你何必这样说，叫对方都难为情。西原说，这次我们借款，十足交款，不折不扣，从没有回佣之说，你是交通总长，若不说穿，将使人疑我们借款，也同他们一样，故我特意这样说的，但这日人从此没有见过我，因此这路亦即停止。因一电而停止造路，我倒很觉抱歉。时燕孙回粤，桂莘知其事，详细问我，我只好据实告知，桂莘深怪誉虎，不应如此。我借重誉虎因其熟悉路政，文笔又快，而他对我不无芥蒂，因时生龃龉，后因问槎关于京绥路事，总以公文呈部即行执行，从未先与次长接洽，很不满意。然问槎对总长亦是如此，且洁己从公，无懈可击，终于添派阚霍初为副局长。因问槎公事公办，彼此亦很融洽，而霍初反与我接近矣。
时捕获德国货船六艘，归交通部管辖处理。海军部拟请拨为运输舰，在国务会议时驳回，此六艘货船，大达轮船公司首先下手，由刘厚生持张季老（謇）亲笔函，请将六艘出租权由大达轮船公司经理。该公司为季老创办，规模不大，以季老亲笔函托，即复函照允。誉虎以季老面子，亦不便异议，但以修理轮船为名，派员经理，所费亦不赀。船政司本属闲曹，因之反成热门，遂称我为新交通系，后以新闻事件，我虽极力为他弥缝，而他对我之芥蒂，仍未清除。燕孙后又重返北京，他对我态度更加冷淡了。我因其有干才，始终重视。
至财部方面，达铨（吴鼎昌）相助为理，毫无隔阂。各司司长，虽多斯识，都能推诚共事。只秘书换了两人，一为徐新六（达铨所荐），心思细密，文笔亦佳，颇资臂助；一为黄秋岳（众异所荐），能文能诗，惜以后任行政院机要秘书，竟通敌出卖秘密致被枪决，文人无行，可叹。至盐务署，督办仅属虚名，次长李赞侯，浙江人，其时与我尚无深交，熟于盐务，人亦老成练达，余以外行，又无暇兼顾，只以盐务积弊太深，余不敢谓以身作则，惟嘱次长廉洁从公而已，盐商关于加价、借引、借运等事，须由督办批准，余总先交达铨次长拟具批稿，再加讨论予以准驳。余对事务员，一直主张久于其任，不应随长官为进退，夹袋中又少特殊人物，一动不如一静，故到部后，对于旧人，非有过失，决不更换。一朝天子一朝人，在北京政府时代，尚无此陋习。至交部人员，更无法更动。各省财政厅长，本隶属于财政部，大都是梁任公任内委派。此职本应听部指挥，然多是识时人物，见地方财权已移掌于督军，对于部令，先请示督军而行，与督军已沆瀣一气，若要调动，须先商得督军同意，故余更不必多事矣。
其时改革币制，已改两为元，先已聘坂谷芳郎为顾问，与达铨及币制局总裁陆闰生讨论方案，徐新六帮助很多。对于各省设立之官银号发行钞券钱票，先令取消。以中交两行为中央银行，有发钞券权，私立银行及官银号向两行领用，以归划一。各省除东三省外，都已遵照办理。湖北督军王占元，不肯照办，且来京与我面商，拟援东三省例。我告以东三省情殊，故拟从缓，他省不便援例。一日来交部又商此事，我仍未允，他悻悻然不欢而去。隔了不到一小时，又来电话要来见我，即复电话请他来。他来后，我到客厅会他，他见了我，即向上磕头，我莫名其妙，只好陪他磕头。起来后袖出一红帖，很恭敬地说，我们从此拜把，我忝长几岁，僭称为兄，刚才多喝了几杯，冒犯老弟，请勿介意。官银号发钞事悉遵部令办理，说罢即告辞。余真不解其用意。刚才吵嘴，忽来拜把，岂非奇谈。后他交卸鄂督，闲住天津，往来无间，殁于天津。我去吊唁，仆役竟用盘托了一身白孝衣，云是拜把者都应穿孝，余不知北方有此俗，大窘，即说我们南方，凡有老亲在堂，不能为至亲穿孝，搪塞未穿，后送葬亦不敢去。
又有英美主张中国铁路国际化问题，亦颇伤脑筋。其时英美公使，忽向政府提议，中国应造的铁路很多，应设一国际性的机构，将中国已成及将成未成铁路之借款及管理权，全由国际性机构经理（一说此由中国某方面建议为英美赞成者）。余得此报告，私想这样办法，弊病一清，且可推广造路，亦是一法，惟有损中国主权，故主反对，燕孙反对更力。英美两使约我与燕孙吃饭商谈，交换意见，燕孙发表反对意见甚多，余亦主张不同意，谓如此办法，有损中国主权，且窒碍甚多。英使力说与主权无关。后余谓必不得已，将已成之铁路，仍照旧办理，以后新设铁路，由国际性机构经理，惟该机构仍须由中国政府监督指挥。会商数次，不得结果，英美意见闻亦不同，遂无形中作罢不提了。又上海拆城，亦属交通之事，故交部亦须派员监视。叶次长已派定陶兰泉，临行前来请示，余告以上海为我故乡，恐留嫌疑，为人口舌。上海北城与法租界毗连，将来城墙拆了，城基地价必大涨，我固不愿留买寸地，君亦江苏人（陶为武进人），我劝你亦不必购买城基地。将来城基地如何处置，城砖如何变分，悉听沪绅意见，部员不必有所主张云。后闻沪绅设立商办环城电车公司，利用城砖为路基，筑一环城电车，这办法颇为合宜。
又有一书，前清禁烟之时，有印度末次运来烟土一千七百箱半，被海关扣留，存在关库，尚未处分。以前苏督李秀山（纯）曾拟以每箱四千元收买，呈报政府。合肥派丁问槎赴沪调查，得知每箱实价二千元，李督军多报二千元，遂批驳不准。王叔鲁任财长时，有葡萄牙商人，向财部商购未成，余到部后，该商又来商购。余以此事易遭物议，然在筹款之时，亦非得已，遂先陈明总理，以此项烟土，觊觎者多，迟早终成问题，与其给地方处分，不如由中央处分。中国禁烟已有名无实，若已禁绝，因购销而毁禁令，政府对不起人民。今地方烟土充斥，上海更为荟萃之区，禁烟徒有其名，即多此一批，只限一次，有如九牛一毛，没有对不起人民之处。惟办此事易遭物议，故不敢主持，请示总理，应否与该商商议。总理说，诚如你说，地方处分，不如中央处分，只要办得认真，没有弊窦，你去商办好了，有我负责。我得了总理同意，遂与达铨先商定办法，拟就合同，约葡商来部。葡商谓该项烟土，存库多年，栈租已费不少，故愿以每箱一千元承购。我笑对他说，我是政府，不是商人，没有讨价还价的商量。你前曾与李督军愿出每箱二千元承购，我即照你原价，以元年善后公债，划出一部分作价，分年抽签还本，否则即作罢论。彼见我说话开门见山，没有拖泥带水，知道是公事公办，没有额外要求，遂照允。后于合同内有“此项公债抽签还本年限不能预定，须视销路之迟速，定还本年限之长短。若有意外，不能推销，公债全部作废，保证金一概充公，不发还”字样，该商对此，颇有议论。余说不能推销是商人之事，政府受了损害，不向商人赔偿，已是体恤商人，哪能再还保证金。他说合同是双方面的，怎么不能商量？我正色道，我早给你说，我是政府立场，你愿不愿办，由你自便，政府定的合同，不能改的。他见我态度坚决，亦就照允了。后由友介绍上海商人吴某承办推销，先缴保证金百万元。吴某以大利即在目前，设立公司，大事排场，因此引起了江苏李督军（纯）之注意，以此案以前为政府批驳，现竟由商人得此权利，怀恨于心，遂令该项烟土不准运销上海以外。吴某受此限制，单靠上海一处，存货又多，能销几何？葡商又无力对付苏督，吴某又不是帮会中人，不能控制黑社会，遂至黑吃黑，截车劫土，时有所闻。吴某大窘。报纸攻讦政府，吴某尚知大体，辨明其中原委，与政府无关。上海护军使恐闹风潮，令将该项烟土查封，不准销卖。北京英公使请唐少川向政府说，愿以印度出口原价收买，为制药军用。我想这将与葡商藉口之机会，遂向总理建议，将该项烟土焚烧销毁，一了百了。总理亦赞成，遂报告国务会议，令上海护军使将该土移存海关仓库。余又严令海关监督姚煜（姚字文甫亦是我友）严密防范，倘有差误，惟该监督是问，因有以假货贿换之风闻故也。又令在浦东择地赶造铁炉，登报通告，定期焚土，政府派大员前往监视。上海捣乱分子，提出严厉条件，焚土时须每只当众剖开，经众看过，投炉焚烧。焚时不用竹杆翻挑，防竹孔藏土，改用铁杆。焚时加以石灰食盐，使烟土变质，海关监督一一照办。焚土经过三日，才行毁尽。每日由政府专派大员，海关监督，洋税务司，地方警察，地方绅士，新闻记者，学界代表，莅场监视，于万目睽睽之下，将一千数百箱印度大土付之一炬。此事我自命得意，因弊绝风清，政府下此决心，人民一无指摘，葡商亦无可藉口。惟沪商吴某，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但亦怪他排场阔大，致遭人疑忌也。
时上海洋面粉进口，日以数千包计，江海关监督姚文甫拟设临时洋粉落地，每包抽两角，此是例外之举，恐呈部批驳，特派余幼时同学锺海航（时任关署科长），来京面递呈文，其意可令其疏通，且以同学关系，可以无话不谈，不避嫌疑，用意可谓周到。余与海航却是老同学，相别数十年，久无消息，不知其在关署也。相见之后，约他在家吃晚饭，谈谈别后情形。他代姚监督诉说上海应酬之繁，开销之大，请格外谅解照准。且说监督派我前来，因知我们是老同窗，临行前嘱咐我，总长如有所需，嘱我转达，监督是总长朋友，我又是总长的同窗，幸勿见外。我答以洋粉现价每包价格在三元左右，每包抽税两角，尚不至影响民食物价。且食洋面粉者，比较是富有之家，可以照准。但这是临时办法，不能作为永久定案，所收之税，提二成作为关署特别费，余款悉数解部。他见我没有什么私话，到底部属攸关，不便多说，只问回沪时，总长对姚监督有何吩咐，余只嘱其代候而已。海航遂携部批回文，满意而归。闻姚监督以余公事公办，没有私话，甚为诧异，可见其时政府官场之风气尚有传统规模。以上诸事，偶然记起，亦足见当时北京官场之风纪犹存也。
余退休后，时陪侍我父居于汤山双荫轩为多。有一次，同佩秋并携四五两女还带一婢，到北戴河，住于中法银行别墅。别墅很宽敞，法国人夫妇住楼上，我们住楼下。这是我初次到北戴河，似为中法银行招待者。余在交通部时，曾由京奉接一支线直达北戴河，西人咸感便利。其时别墅不多，又无市面，颇为冷落。两女及婢，独自到海滨入海游泳，几不能起，幸同居之法人将三女长发绕在两臂，拽之上岸，得免于难。我初不知他们竟去游泳，几生不测，甚感谢法人之救护，住了一月而归。北戴河本是渔村，光绪初季，为一西教士发见，认为避暑胜地，因气候温和，沙平浪静，在山上筑一堡垒式的别墅，乡民以为炮台，报告地方官，据以详直督，直督派张道员察勘，嘱将沿海之地，尽行收买。时每亩只值三吊钱（一吊为制钱一千，合当时墨西哥银一元），张道员将买收之地半归私有，后地价渐涨，每亩竟值百元以上，张氏后人，赖以致富。后朱桂莘因帝制事被议，隐居于此，建议东海，拨款建设，遂约吴颂平从事兴修，沿海马路利用当地沙泥，路基不坚，故不许行汽车，即驴马只能在两边土路行走，不许上马路。北戴河旁有小山，筑舍数椽，架以木桥，傍以朱漆栏干。山中亦有小瀑布，颇饶幽趣，在半山设一茶寮，兼卖饭点，竹篱茅舍，雅致宜人。于山顶树一石碑，刻有水竹邮人（东海别号）题写诗句。设一公所，管乐生管理（义务），建造房屋，须由公所核定，恐碍风景。后游客渐多，又设招商旅馆饭店，布置始井井有条。
七○ 旧居被毁北京盖新宅
自赵家楼住宅被毁，由团城迁往天津，赁屋而居。而京中旧友，或自营新宅，或收购故第，其中以任振采（凤苞）所购之铁狮子胡同陈圆圆之园庭推为第一。余不免见猎心喜，因有交通银行总理名义，北京无居住之处，亦觉不便。适有佟府夹道佟公府出售，余即往视，该府残破不堪，遗迹全无，剩有小戏台一座，闹堂一所，尚可修理。因佟公后人，久已中落，以拆售木料瓦砖为生，故售价甚廉。该府原来通至东四牌楼大街，现只存沿夹道群房以自居。原来占地很广，本名野园，余将余残之栋梁木料，在东边盖两卷式之堂屋五楹。佟府夹道改名同福夹道，野园易名半野园，稍稍点缀泉石，种竹十数竿，芭蕉两三株，祠堂改为家祠，戏台加以修理油漆，均移至东边。此我自己之设计，朴素幽雅，屋边尚有老槿两株，我居于斯，见客于斯，且常宿于斯，悠然自得。至西面则由外国工程师设计，盖一洋楼，以居家属。余因不在京，不自监视，又没有限制，任其揽造，落成之后，规模过大，富丽堂皇，恍若外国使馆。而老亲所居之平屋，反不甚宽敞，余见颇不合意，然木已成舟，有何办法。该建筑师以为外交官应有如此规模之宅邸，不知我已退休，手头已拮据，而费此偌大建筑费，哪知我心中之苦也。家祠修竣后，我父已从烟台回京。奉祖先神位入祠之日，我父主祭，入祠门即仰视神位，簌簌泪下。余知父心有感触，即匆匆成礼而毕。我对此宅亦不满意，知我者讥我奢侈，忌我者引为抨击，事后我亦觉失于检点，刚闹五四风潮不久，而盖此庞大新宅，岂不令人指摘，但已悔之无及。故常奉双亲居于汤山别墅，我父亦喜欢住汤山。后德国租界收回，改为特别第一区，奥租界为特别第二区。德商住宅，多有廉价出售，余亦买得一所，面临海河，来往船只均可目睹。西式园庭，广约六亩，建筑坚实，客厅天花板以紫铜镶成，不丰不俭，颇觉合宜。北京新宅，住不到两年，将大楼租与丹麦国为使馆，月租千金。其余房屋，仍归自用，全眷移居天津。原来沿佟府夹道有平房两所，适有某牧师同熊秉三元配夫人及董显光夫人、孙慕韩夫人等拟租为养老院，余因是慈善事业，遂捐助之。
七一 交通银行闹挤兑风潮
有一年十月，为我父六十晋五诞辰，友好以我家有戏台，从未演过，拟公送名伶剧五六出为公祝，且谋同乐。情不可却，定五时开演，十时后即完场，余亦藉以娱亲，遂允领受。正将开演之时，交通协理任振采仓皇而来说，不得了，今天午间起不知何故，发生挤兑（以钞易银元），午后中国银行，亦同样挤兑，我行特意中午不休息，以示镇定，半日闻已兑出七十余万元，如此下去，将不得了。今日老伯寿辰，本想不来报告。恐事趋严重，特来报告。我听了即说，我行还有千万日金储备，索性敞兑，风潮自会平息。振采说，那千万日元早已借给财部了，哪里再有预备金？余即吃一惊，不客气厉声叱道，你太难了，我再三嘱咐你，这千万日金不可动用，以备万一。怎么又一声不响，借给财政部呢？至今我还不知道，你眼中还有我吗！他说那时总理在医院养伤，故未报告，后来久了遂忘记了，这是我的错误。我说，现在不是认错即可了事，应想如何办法？他无言可答，遂使庆祝良辰，兴致索然矣。王叔鲁忽然来了（叔鲁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开口即说，我们找翼卿（靳云鹏）去，遂同车去见靳总理。叔鲁先说今日中交两行同时发生挤兑风潮，这事不能听其延长，延长即不得了，请总理令财政部先拨还两行一部分借款，以救目前之急。岂知翼卿斜了眼，口含了一支长旱烟杆，慢慢吞吞的答道，你们自己贪厚利借出，现在有什么办法？我听了不耐烦，即说，总理，你这话太无理了，哪一家银行不是为图利而开的？财政部向两行借款，都订有合同期限，财部不顾信用到期不理，且屡借不还，两行在宽裕时候，亦愿替政府帮忙救急，现在发生挤兑，若不从速拨款镇压下去，市面金融亦要大受影响。我们是来向政府讨债，不是来求政府救济，总理说出这种话，似乎太无责任！叔鲁又温和的说，这次忽然起此风潮，不知是何缘由？若两行挤倒，金融紊乱，政府亦不能置之不问，现刚开始，还容易办，倘延长下去，即不容易办了。请总理细想一想，无论如何，先拨若干，以济眉急。靳仍默不作声，说来说去，不得要领而出。
是日寿辰之戏，就此凉台，心中又急又不安，向我父略告情形。越日与叔鲁同去见徐总统，陈明此次挤兑风潮，实因财部只借不还，两行受此影响，恐不能敞兑，若不敞兑，破绽立见，以后越难收拾，务请总统切令财政部先还一部分借款，现刚开始，尚易为力，再延缓，恐将无法收拾云云。总统说，你们跟靳总理说了没有？我们同说已报告靳总理了，总理态度冷淡得很。我接说，靳总理的回答太不负责任，务请总统切嘱靳总理，令财政部先还一部分。总统问财部向两行借了多少款，望开一单来，遂辞出，令两行开一借款细单，中行两千多万，交行则过了三千万（此数或有错误）。越日同叔鲁见总统将单呈阅，我又说，这些钱，都是人民的存款，财政部吃了银行，即吃了存户。财部对银行不顾信用，我们何以对存户？务请令财部速拨还一部分，现尚有效，若长延下去，即不可收拾了。总统答，我速跟翼卿说，先行想法拨一部分接济，遂辞出。又过一时，毫无影响，而两行敞兑，已觉为难，我与叔鲁单见靳翼卿，他答得更妙。对我说叔鲁有钱，听他赌博一掷万金，若肯垫借若干，即可维持过去，财部实在无法可想。对叔鲁则说我有办法，他跟合肥借款，动辄数千万，他不肯想法罢了。当面挑拨，尽是空谈，如是者挨了一月有余。
我与叔鲁又去见总统，谓财政部总是拖延，一无办法，两行已筋疲力尽，本不愿限制兑现，现在无法，只好限制兑现了。于是先限数目，嗣又限半日，但形势越来越坏了。在这时候，警察总监殷洪畴，宪兵司令秦华，步军统领王怀庆，每夜在警察厅或步军统领衙门，召集两行主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询问每天兑现情形，库存多少？我们答以点金乏术，财部分文不还，库存自然越来越少了，即将财部借款清单，给他们阅看。殷洪畴一脸横肉，面目可憎，且说这是你们跟政府的事，我们管不着，我们只要知道，每天兑出多少，库存还有多少是了。我与叔鲁答曰，每天兑出不论多少，库存总是越来越少，如此下去，政府不给两行设法，将来市面出了岔子，我们两行不能负责。我们要向你们声明，这次挤兑，不是两行自己亏空，是帮政府的忙因而亏空的。每夜召集，一若三堂会审，连日如此，实在受不了。于是我单见总统，大发牢骚，谴责靳翼卿身为总理不令财政部给两行想办法，反令地方官每夜会审，形同侮辱，我实受不了，若再不想办法，仍是每夜审问，我将交通银行，索性关门，听他怎样处置我好了。东海再三劝慰道，财政部亦实在穷得无法可想。我说我也知道财政部穷得没办法，但翼卿不应再令地方官每夜会审，侮辱我们，后来总算停止审问了，两行自己种种想法，真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北京交行经理胡笔江，东借西凑，勉强又支持了近一月，终于宣告暂时停兑，俟筹足款项再行开兑，就此关门停业者，有数月之久。
当挤兑之时，北京邵飘萍所办的某报极力推波助澜，鼓煽人心，说我借日款时，得了多少回佣，同福夹道宅邸，如何富丽，里面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库里藏金无数，存款人只要结合起来，到他宅邸要求开兑。不允即劫取陈设藏金作抵押，不怕他不赶紧开兑。如此言论，真是煽惑人心的恶宣传，幸大众知道邵之行为卑鄙，没有生反响，我亦不与之争辩。我想，这事外人不明内情，但总是愧对存户的，桂莘时来谈论，亦想不出什么办法，一日他说，可否再向日本三银行试探口气？我曰，三银行借款一亿日金，交通银行也占了四分之一，现在政府借款连利息都没还过。交通银行虽已还了五百万，还有二千万，也是分文未还，如此情形，我有何面目再向他们开口？那时续借二千万日金，本不是借给交行的，他们请商转借，居然如愿以偿，那是君亦知道的。其时银行本无须如此巨款，笔江建议将多余之款，活用生利，振采不听，反而背地里借给财部。我是外行不知运用，振采为老银行家，连有备无患的常识，也不知道么？假使今日手里有此千万日金，即使挤兑，不但不必担忧，还可能增加银行声誉。馨航（潘复字）那种鬼鬼祟祟的行为，我早已看透，难道振采反不明白？真使我不可解。唉！总之我以外行，当时糊里糊涂，接了下来，又想不到他们利用我，使我长交通部后又兼了财政部，更无暇顾问行务。财部有达铨帮忙，一切部务，我不问亦可放心。交通部情形，君是知道的，自愧无能，对交行不能尽监督之责，亦是我之过，复何可言。桂莘听了，亦只是叹息而已。
时梁燕孙已回北京，张雨亭与吴子玉意见日深，张要梁氏组阁，东海亦同意。梁要求张先接济交行复业，张允由奉天银号借给交行四百万元，惟须要梁（燕孙）、曹（润田）、任（振采）、叶（誉虎）四人共同担保（旧例交通次长兼交行帮理名义与交行亦有关系）。余亦无奈，只好应允。张在津住在河北德记军衣庄，余与燕孙来往京津间等待奉天官银行经理来津会商，始获成议，签订合同。是夜回家，心境一松，即宿于两卷草堂，就枕即熟睡。讵至四时，仆役急叩室门，喊快起来！快起来！外边走火了。余匆匆起床，出门一看，四檐都已延烧，火起自壁炉。冬季缺水，消防无力，顷刻之间，以余经营心赏之两卷草堂，成了焦土，幸未延烧别处，真是所谓祸不单行。回想我父六旬庆祝之盛况，仅五年间，而盛衰相差如此之甚，不禁今昔之感。
借款既成，余即辞交通银行总理，振采亦势难留任，由上海分行经理钱新之（永铭）出而维持，举南通张季直（謇）为总理，钱为协理，拟借张的声望，以挽颓势。讵梁燕孙恐交通落到浙江财阀手里（新之与接近），预定开股东会改举梁氏为总理，笔江不愿与梁氏合作，与副理王孟钟另创中南银行（爪哇华侨糖业巨商黄仲涵为大股东），离京赴沪，交通银行又成清一色了。此北京政府时代交通银行之情形也。振采离交行后，以陈圆圆园庭住宅让与顾少川，迁住法租界，与余居甚近。顾氏又添盖洋式客厅、餐舞厅，中西合璧，更加富丽堂皇。中山先生到北京，即以充行馆，后即殁于行馆。
七二 梁士诒组阁昙花一现
梁氏组阁，以奉张为靠山。曹（锟）张（作霖）本系联络一起，不久，又成参商。军阀之离合，事同儿戏，非局外人所能料，有说是东海挑拨之成功，亦未可知。梁氏组阁后，颇想一展抱负。吴佩孚即借山东问题，以梁氏拟与日使直接商谈青岛问题为藉口，初即通电攻击，继以电骂，措辞粗暴，不成体统。且故意造谣，谓已派余为实业专使，陆闰生为北京市政督办，实行亲日政策，以毫无影响之事，竟拟之公电，梁虽一再通电辩白，吴始终不理，彼此骂战，越骂越凶，真是不可理喻。梁氏忙于骂，顾不到政事，终为吴佩孚骂倒。梁阁时间太短，无事可记，惟有一事足记者，即以盐余作抵拟发行九千六百万内国公债，以整理公债，筹备政费。当靳内阁时，以潘馨航长财政，毫无计划。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月得之关盐余款，仅供给吴佩孚军饷，尚嫌不足。故以高利贷向小银行、银号，挪借小款，勉强应付。小银行等贪其厚利，更有要求还时折合美金、英镑者，潘则无论如何苛刻条件，一概承受。其意本想只借不还，因之小银行、银号，时闻倒闭。各部经费，除能自给者外，薪水欠至两年以上，使馆经费亦久不汇寄，致各外使借债度日，实不成体统。而潘公馆则宴赌无虚夕，藉此拉拢，己则不入局，挟妓厮混，人皆讽其为抽头请客。而靳翼卿视为心腹，以馨航有小聪明，又善迎合上峰意旨，故对军阀厮混甚熟。潘尊翁则很正派，当过一任知县，笃信佛教，号对凫居士，年逾八十。有一次，他尊翁生辰，人家送礼，都是银器，尊翁命一概璧还。后馨航回家，打电话到送礼各家，谓刚才总长不在家，不敢作主，故暂奉璧，现总长已回府，仍请送来好了，送来后一概赏收，其可笑有如此。
至梁内阁时，以张岱杉（弧）掌财政。此人久任财次，熟于盐务，他以为目前救急，只有发公债，梁亦同意。计算盐余进款，以之抵押发行一亿公债而有余，不知为何缘故，只发行九千六百万元的公债，以为还旧欠，充政费，这不能不算是正当办法。且以盐余作抵，亦是可靠财源。但向例发行内国公债，必须由总税务司经管，以坚信用，这是民三发公债开的端。讵这次安格联总税务司，竟拒绝经管，或因吴梁交恶之故。故已印成之九六公债，不能发行，成为金融界的名词，而梁阁即由此垮台矣。
自梁阁倒后，东海又任命靳云鹏为总理。时吴佩孚气焰不可一世，利用曹锟为幌子，拥兵居于洛阳，自称为直系，以段合肥所属为皖系，对皖系积不相能。合肥以国事日非，东海有隔岸观火之势，任令吴佩孚利用曹锟胡作非为，与段为敌，遂迁居南苑之团河以避嫌疑。靳本为段的亲信，因与徐又铮争权，段终左徐而右靳，故靳对段不满，遇事阳奉阴违。东海命张作霖调停，曹锟恐张袒段，极力拉拢，且结为亲家。作霖谒段于团河，语多袒曹，且为曹解说，段听了不悦，即说，你莫管我们事，快出京去吧。张受段冷遇，更亲曹。时直皖两方，已酝酿裂痕，段曾令靳云鹏免豫督赵倜易以吴光新，以防吴军移动。此事与皖方大有关系，闻靳已通过阁议，而此令竟为东海搁置不发。于是段徐之间，裂痕益深。靳知不免战争，对段亦有内疚，遂辞总理，以免卷入漩涡，阳示不作左右袒，实则与直方暗通消息。迨曹吴攻击徐树铮，东海即令开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各职，调任为远威将军。东海竟对合肥明白挑战，合肥因而大怒，谓又铮收复库伦，功在国家，故任以西北筹边使，筹御边防，曹锟吴佩孚挟嫌诬讦，总统不问功罪是非遽免徐职，纲纪何存！遂上呈劾曹锟吴佩孚，总统又令免吴佩孚第三师师长职，褫夺中将，交部依法惩办，曹锟革职留任。东海两面敷衍，以为已给合肥面子，岂知两方俱不满意，反促成皖直兵戎相见之局面。
七三 皖直开战北洋始解体
余久已不问政事，见皖直两方情势，演变至此，兵戎相见，已箭在弦上。南北和议，既已无望，设北方自相残杀，团体涣散，将来局面，更难收拾。心以为危险，不甘缄默，明知无效，姑且一试，以希免北方生灵之涂炭。遂两度赴团河，对合肥说以北洋团体为重，无论如何，应相忍为国，万一火并，无论胜负属谁，总是自相残杀，北洋团体从此分裂。现正南北相峙，设若北洋团体解体，不但无以对南方，即北方亦将四分五裂，当此民穷财尽之时，我以局外人，深为杞忧，公为北洋元老，对曹锟尚有旧谊，吴佩孚分属后辈，若有轨外行动，公以元老资格，无论用何法制止，万不可以兵戎相见。北洋团体，设毁于公手，公将何以自解？反复痛陈，几至泪下。合肥云，你尚不明内容，吴佩孚自通电言和擅自撤兵，早已目无中央，纲纪无存，又私受南方军饷，暗通对敌，均非军人所应为，那时我只好忍耐。曹锟庸才，被吴利用，逼我太甚，今竟挟制东海，下令免徐树铮职。又铮收复库伦，为人所不能为，何负于国，东海竟受他的挟制，下此命令，只图两面讨好，于国事有何益处。我忍耐已久，忍耐亦有限度，我只让步，他更进逼，这你亦应该知道的。是非功罪，我自负之，实不能再容忍了。我看他意志坚决，无可再言，遂辞出。
后又见东海，力陈自项城逝世以后，曾几何时，北洋团体，日形分裂。目下欲谋南北统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内乱频仍，民生日蹙，且贻笑外邦。总统素以和平为宗旨，今连北方自己都不能和平，何以对国人？此次皖直两方，若出于火并，将来何以善其后？总统当此难局，不应坐观成败，应以最后有效之办法，阻止兵事，即不能阻，亦可以对国人。东海叹道，我何尝不阻止他们，奈他们置若罔闻，各走极端，有何办法？我又令张雨亭入京，亦无用处，今已箭在弦上，再有什么可说。我料这次战斗，无法消弭。又去看段香岩（时北京卫戍司令），问他双方军力的比较，及能不能悬崖勒马，停止冲突。他很乐观的说，您不知道自傅清节退出长沙以来，吴佩孚仗了曹锟势力，那种骄横情形，芝泉（段）也忍受得够了。为北洋团体着想，也非去吴不可。譬如人身上生了毒瘤，迟早总得动手术，迟开不如早开。至论兵力，他分析比较给我听，似乎很有把握，很是乐观。我想他是老军事家，所以必非无据，惟恐他太抱乐观。
后来吴佩孚通电讨段，竟说为国除奸，这见得他太无修养，出言太放肆了。并自河南分兵进驻近畿，竟对合肥有宣战之势。于是合肥檄讨曹锟吴佩孚，以边防军两师，西北军三混成旅为主力，编成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派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在长辛店设指挥部。段芝贵料此战不会长久，遂在火车上设总指挥部，很露轻敌之意。张作霖因受段在团河冷淡，曹锟又极力拉拢，遂亦袒曹。吴光新时率二十万大军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合肥此着，本大有用意。岂知吴光新忽发奇想，适于此时赴武昌，大宴鄂中将领，被王占元扣留。皖系军分东西两路，东路由徐又铮率西北军三混成旅，在杨村方面，与直军曹锟作战，且防奉军入关。西路由曲同丰陈文运分率边防军两师（还有一师时驻山东）在涿县琉璃河对抗，并令丁士源以运输飞机供运输。东路徐又铮进军颇顺利，已越过廊坊进到北仓，预备改装警察队，进入天津（因军队不能入租界）。西路初出顺利，适逢大雨，彼此在雨中相峙两日，兵士在壕中，雨水过膝仍在壕不动。闻吴佩孚于大雨中，在大树上挂电话，不停向保定催派援军；并用鞭炮在火油筒燃放，以节省子弹，聊助声势，足见直军兵械两缺，急待救援。余不知兵，惟想对方已力竭待援，何勿挥军前进，反令军士困守雨壕之中，岂不令士气沮丧，这是什么兵法？前方阵势如何布置，我不明白，到了第五日陈文运军已返守固始，曲同丰尚在前线，而援直之奉军已在途中。奉津非能朝发夕至，在此中间，不知曲陈两军作何行动，真令人百思而不可解！迨奉军到达保定，曹锟已预备粮食，不待休息，即令先派一部分驰赴增援。吴佩孚见援军已到，即令援军代守防地，自己率领劲旅渡琉璃河，迂回直趋长辛店之后。闻段香岩尚在车中打麻将，秘书长梁众异屡催增兵西路，段终迟迟不发。等到吴佩孚率兵逼近长辛店，子弹已落到火车，即仓皇令开车进京城。
其时东路，徐又铮正预备驱军入天津，闻西路败讯，不敢前进，退守廊坊，回京视察。曲同丰在前线被俘，主将被俘，西路军队，即溃不成军。边防军及西北军的精良军械，均为直奉两军分赃而得。闻合肥预令两路不许用重炮，恐火力太猛，伤亡过重，虽似宋襄之仁，亦已有轻敌之心。仅五日间，战事即告终结，自有战事以来，未有若是之速也。
此次战事，皖方以新锐的武器与陈旧之直军相争，正如以石投卵，决无败理。岂知有石而不能用，则卵虽软弱，亦可使你淋漓尽致，无能为力。可知无将兵之才，虽有坚甲利兵，亦是徒然。此次皖方之败，即由于此。
合肥自败讯到来，即蛰居府学胡同寓邸，上呈自劾，请将一切官职勋位荣典一概褫革，听候处分，一人负责，实践独自负责之诺言。此老倔强负责，却为可佩，但在北方之皖系军队，从此完结，北洋军队，从此解体，不幸言中，不胜感叹。
是役也，论者谓又铮所拟之作战计划，颇合军事原理，而仍失败，以为不照他计划而行之故。余不知军事，又未见又铮的计划，不敢置一辞。惟以愚见所及，为客观之评论，段香岩本称宿将，又是老辈，不免依老卖老，自负轻敌，以为奉军何堪一击，直军更无论矣。他狃于复辟之役，不察情势之不同，甚至在车中打牌，由北京制成馒头，运到军前。他料此次军事，指日可胜，判断错误，此其一。曲同丰、陈文运，虽系日本士官出身，曲是山东老粗，勇而无谋；陈则无军人气，只知趋承，未战先怯，绝少住宿兵营，已背“官不离兵，兵不离官”之原则，更谈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何能当指挥之任，此其二。边防与西北两军，成军不久，训练不足，下士虽经讲武堂训练，均未经过战事，指挥未如意，兵士不能人自为战，此其三。边防军以马子贞一师，训练最好，调驻山东，不及调回，致后备无军可援，此其四。吴光新被扣留于武昌，影响军心很大，此其五。此次因重奉轻直，故以徐又铮当东路，假使以又铮西北军当西路，先击败直军，则奉军亦不致入关援曹。又铮东路已将入天津，实为西路所累也。我曾于开战前，问坂西利八郎顾问（他是参战军顾问），以这次战事之预测。他说边防军训练不足，指挥官及下士，都没有战争经验，用以作战，未免过早。这支军队，只能服从命令，不能人自为战，全靠指挥官之如何了。真是一语破的。
七四 靳云鹏设计谋毒同僚
战事结束后，东海仍以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吴佩孚电令警察总监吴镜潭，严缉祸首，计有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朱深、梁鸿志、姚震、姚国桢、李思浩、王郅隆、丁士源等十人。镜潭本与段系接近，且与又铮私交甚笃，以未奉政府命令为辞，延迟两日，使十人均由日本使馆建川武官，以庇护政治犯为名，都进入日本兵营了。日本兵营余屋宽绰，由王祝三（郅隆）加以修理，连各人家眷亦可同居。此名单由靳云鹏拟以电吴者，余本列名在内，东海阅后谓，润田反对此次战事，曾对我力说，设法避免战事，闻到团河两次，劝芝泉相忍为国，以何理由，列他为祸首，因之榜上无名。
又铮进了日本兵营，急欲逃出，时车站军警检查很严，恐反出事。过了一时，他备了一只日本人作行李的大号柳条筐，蜷伏筐内作为行李，由两日兵抬到车站，进入三等车，由日兵看守。到天津时，尚未黎明，即潜行南下，先到杭州，游说浙督卢子嘉（永祥）。又到福建，游说闽督李厚基。闽浙实力，尚属于合肥。又铮拟在福州建置，整军经武，以图倒吴，事为合肥所闻，急电阻止。余适居父丧，只知有其事，不知其详。又铮蜷伏在柳条筐内三时余，尚南下图雪耻复仇，其忍耐坚决之心，亦可佩也。后在上海住了一时。
靳的原意，本想趁此机会，将异己者一网打尽。岂知尽被漏网，无可泄忿，于是将十人照相放大，榜之通衢，犹以为未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在武官处兵营内，每晨早餐都是吃北京烧饼，由日本勤务兵到前门外一家烧饼铺去买，日以为常。有一日早餐，众异先就食，一咬烧饼，即觉舌麻，心知有异，即盥口未食，剖而视之，每个烧饼内，都加砒霜，即由买烧饼的勤务兵，赶至前门外，找寻原铺，该铺已关门大吉了，于此更可知靳处心之狠毒。
靳在段门下，受恩最深，他在小站段部下当一等兵，假日每不出营，在营舍习字看书，为段巡视所见。问其家中情况，他说尚有老母，还有一弟（即云鹗）。家贫，每月所得饷银，寄家养母，尚不足养，故欲多识些字，预备考随营学校，冀得升为下士，以养母亲。合肥嘉其孝行，即将他补入随营学校。后他又求合肥补他的胞弟（云鹗）以一等兵，合肥知其弟读过小学，亦即补入随营学校。兄弟二人，毕业后由下士逐渐上升，不久竟由连长至队长，步步高升，到了兄为总理，弟为师长，由合肥一手提拔，真是特别之知遇。因与又铮争权，终不得逞，遂迁怒于合肥之左右。有疑其此次战事，名为不左右袒，难保不与曹锟暗通。今徐又铮既已被打倒，又出此毒计，忘恩负义，阴险狠毒，几无人性矣。
我们由王叔鲁发起一会，约丙子同庚的名流，名为丙子会。每年于十二月东坡生日，及五月杨椒山先生生日，两次聚餐，（因两公亦是丙子同庚）毫无作用，只快朵颐，且藉畅谈，有周孝怀、张乾若、陈半丁、汪向叔，万璧臣、潘子欣及余等十二人。翼卿本亦在内，同人因鄙其为人，从此会餐，即不约他，亦可见其为士林所不齿矣。
七五 直奉火并竟殃及池鱼
自梁阁垮台以后，由颜惠庆周自齐先后相继组阁。奉张以吴佩孚借题发挥，攻倒梁阁，对他存有敌意，积不相能。吴则以张推梁组阁，为祸国殃民，双方电骂，继以通电数张十大罪，张亦通电数吴罪状，各不相让，又成为非兵戎相见，不能解决之局面。曹锟本庸碌无能，处于两难，既无力助吴，又不愿与张决裂，故只能听吴张相斗，己则处于中立，由吴主持。但吴属于曹，曹又何能自居局外。东海曾令双方撤回原防，再图解决之法，终于无效。吴佩孚设司令部于保定，自任总司令，张作霖司令部设于落岱，亦自任总司令，调兵遣将，双方均拥兵十万以上，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惟将领方面，似直优于奉。况吴自领之第三师，及后编的三混成旅，久经战争，尤善于迂回山岳之战，故开战以后，旗鼓相当，攻击猛烈。初则屡进屡退，不分胜负，奉方恃火力之强，马队之勇；吴方善攻人弱点，乘虚奇袭，加以接济方便，奉方接济辽远，于是吴方占优势，奉方渐渐不支。不旬日间，奉军撤退军粮城，继又退至山海关，吴方以陆海军夹攻，遂至溃不成军，此其大略也。有知内幕者言，以皖直和直奉两次战争，均由东海利用靳云鹏，从中挑拨策动，其意是想倒段而排曹张，许靳以总理，其说亦有可信之处。
吴佩孚自战胜奉张以后，气焰更不可一世，坐镇洛阳，遥领中枢，政府之措施，须先得吴之同意。时董绶经（康）为整理财政委员会主席，晋谒洛阳。吴问西原借款情形，董不加思索，即答恐黑幕重重吧。因此一言，阁员中有高恩洪者，与我本有间隙，更媒孽其间，遂使我受无妄之灾，贻终身之恨。余匆匆出京，未曾告知芝老，闻芝老知道此事甚愤，曾赋一诗，经友寄示，余颇感动，因芝老绝少作诗文，我从未见过他的诗章，文则仅为徐又铮撰神道碑，盖芝老非遇到极愤慨之事，决不轻易形之笔墨。意者以我三人，已无端受五四运动而牺牲，今吴佩孚又以借款问题，藉口倾陷，故作此诗以鸣不平，且叹当局者无正义之可言矣。原作录后：
不佞持正义，十稔朝政里。立意张四维，一往直如矢。侧目忌惮者，无辞可比儗。谓左右不善，信口相诟訾。唱和声嘈杂，一世胥风靡。卖国曹陆章，何尝究所以？章我素远隔，何故谤未弭。三君曾同学，宫问联角徵。休怪殃池鱼，亦因城门毁。欧战我积弱，比邻恰染指。陆持节扶桑，樽俎费唇齿。撤回第五条，助力亦足使。曹迭掌度支，谰言腾薏苡。贷债乃通例，胡不谅人只？款皆十足交，丝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诬蔑乃复尔。忠恕固难喻，甘以非为是。数虽一亿零，案可考终始。参战所收回，实啻十倍蓰。
此案经法院调查，经数月之久，检察长且当面质询，终因查无证据，始宣告不起诉处分结案。
七六 痛遭大故一怒散两姬
吴佩孚令国务院对余发令通缉，时颜惠庆为总揆，尚持公道，以有无弊病，尚未查明，何能即令通缉，改为交法院查办。余以此项借款，十足交款，既无扣佣，出纳都照正当手续，财政部有案可稽，我自己既没有开过一张支票（部章由次长管），又没有用过一文，私弊决无，故坦然不以为意。岂知晚上，周子廙来电话，要我亲接。他说洛阳方面，对院令颇为不满，恐有意外行动，劝君还是暂避为是。适日前有友为我算命，说今年恐有牢狱之灾，宜加小心。听了子廙电话，想起友人之预言，遂于翌晨搭了第一班火车赴天津。临行未及禀辞我父，又想津宅在旧德租界，现已收回改为特一区，亦由中国管理，故抵津后即寓陆闰生家，他家在日本租界。时日本总领事为吉田茂氏，先访吉田氏，告以缘由，因津寓在特一区，故暂寓陆宅。吉田氏甚为殷勤，谓军阀的事，无理可讲，君住日本租界，我必特别注意。余居天津很久，因家在日本租界，故与日本总领事，都有来往，记有松平、吉田、有田、桑岛诸氏，而与吉氏最为相契，过从亦多。他对合肥，亦很钦佩。
我父在北京因两天不见，抬了藤椅，到处招寻，母告以到天津去了。又过了几天，仍不见我回家，父告母说，我亦要到天津去，母说这样天热，不必去吧。又过了数日，又说要到天津，母电话告我，我想津宅濒海河，尚不甚炎热，回电说，父定要来津，不如请来吧。次日早车双亲来津，是日炎热异常，父已异常疲累，到了津寓，仍不见我，问在哪里，何以不见。母告以有事与闰生商量，故住在陆家。父说我也要到陆家去看他。傍晚遂派车接我父来陆家，见了我很高兴，足见思子心切。因在火车冒暑而来，精神仍觉萎顿，在客厅坐了一会，问我卧房在哪里？我想父因疲劳要休息，引入卧室，请其少卧休息。父说我不要躺，遂在靠椅坐着，问我何以不回京。告以与闰生有事相商，尚须过几天回家，后即在闰生家进晚膳，胃口不好，只吃半碗稀饭，我想或因劳累受热之故。饭后说，我亦要住在这里，好跟你讲讲话。我告以这是闰生的家，还是回特区家好，我明晚亦要回到特宅去了。闰生听了我们的话，即上楼去，半顷方下楼，我以为以我的交情，我父既有此说，也许留父暂住，岂知并没有留住之意，亦许听了妇人之言了。又坐了一回，只好送父回特宅去。我本想晚间回特宅，谅不至出岔子，岂知吴已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设法缉捕。杨告以住在日租界，无法缉捕，杨派人来告我，劝我不要外出，吴佩孚对我不知为何如此怀恨？遂问闰生，宅后出租的房，有无空屋？他说，只有一所一楼一底的，恐怕不合用吧。我说这次家君对我的情形，觉得有特别印象，我既不能回特宅去，他又不肯离开我，只好租下来再说，闰生没接下文。遂叫人打扫，接父母同来，住在楼下。天热屋小，蝇蚊又多，苦恼不堪。第二天我父即发高热，且有腹泻，闰生荐一日医诊治，过了两天变为肠炎。有友荐一德医，诊视后仍未见效，余很惶急，我母同二妹亦着急非常。我心想假使闰生留父暂住，不住这小屋，或不至会得此病，心中不免悒悒。傍晚偶出外散步，见离陆家不远，有一宅贴招租者，余即入内领看，是一所五楼五底的房，尚有一小院，觉尚合适，即定下嘱看房人雇人赶快打扫，告以今夜即搬来。吃过夜饭，趁晚凉时候，令两人抬家父坐藤椅到新居，我父尚在小院中稍坐，且说，这屋不差，我即住在这里吧。我答以我们大家都要搬来同住，老人似觉满意。明日曾家二妹亦来，他说这屋比陆家的屋好多了。她每天来侍疾，看老父病情没有好转之象，亦不安心。她告诉我，看爸爸的病象不好，应叫北京家中人都来天津。故父亲未搬到新屋时，家人都已来津住在特区宅矣。
搬了新屋后，我父寝室安置楼下，是夜睡眠很安静，翌日热度亦稍低，大家以为病有转机。岂知过了一日，热度又高，加以便血，时时昏迷不醒，夜中说梦呓，滴水不入口，德医亦没有办法，方觉进屋时之清醒，不过是回光返照耳。第二日仍昏迷不醒，到晚上在昏迷中时时喊权呀！权呀！老父对此孙，特别钟爱，故虽在昏迷之中，下意识会不知不觉的喊出他的名字来，我听了刺心，那时老父已无知觉了。翌日即十一年闰五月廿四日十时三十分，竟安然弃不肖等而长逝了，享年六十有七，哀乎痛哉。
追想起病之由，及惦念不肖冒暑来津，老父爱我之深切，而我侍奉无状，思之能不痛心。大殓之日，吊客寥寥，独合肥向不预闻婚丧事之人，亲来吊唁，且劝慰我说，尊翁已近古稀之年，死生有命，不必过于悲伤，保身即是安亲心。余且哭且诉，因我政治关系，而祸延老父，焉得不痛心，若非吴佩孚无理通缉，我不来津，老父亦不会冒暑而来。言已大哭，合肥亦含泪劝道，我也知道你心中的委曲，奈秀才碰了兵有理说不清何？当此炎暑，保身为重，即叩别。三朝朱桂莘来吊，见灵柩停在狭窄之中堂，告我如此停灵不妥，不如早日安葬。答以我父遗言，要归葬于故乡，现在家乡尚无茔地。他说，在此闹市中，停灵于狭小之中堂，终于不妥，遂在院中盖一铁筋水泥坚固之屋，为停灵之所，直至回南安葬。
北方习俗，每逢婚丧喜庆，院中总盖席棚。席棚盖法，真若房屋，尤其棚顶，亦有屋尖飞檐，不会漏雨，故在棚内可作种种用场，亦是一种特别手工。灵堂设于堂内，经堂即设在棚内，房屋狭小，幸有席棚可派许多用场。来客开席，亦在棚内。北京盖席棚者，称为篷匠，手技之精，南方也没有。余在灵堂孝帏内守灵，我母常在孝帏外念佛，有时啜泣，天气潮热，穿了粗布孝衣，时时流汗，我总慰劝，然仰视遗容，亦悲泣不能自制。回想临终前夕之悲音，霎时间即安然仙逝，真有人生如梦之感。先父于病中自挽一联，敬缮写悬于灵前，联语如下：
念一生无过无功，地狱天堂，问阎罗何以处我？
想先世克勤克俭，朝乾夕惕，愿子孙毋忝尔生。
可见我父生平之为人，心境泰然，而勉励后人，又如是之切，愿后人勉之。
时薛姬住楼上，灵棚内梵音清净，满屋凄凉，忽闻楼上有劈劈拍拍之声，知是薛姬约人打牌，在初丧中，成何体统？我很震怒，恐有碍女客的面子，隐忍不言，惟劝她不可再做。一日艳装出门，为我撞见，即厉声斥道，你这样打扮，还像穿孝吗？不怕人家背后讥评吗？她竟回答道，姨太本无穿孝服的资格。我大怒，大声骂她混蛋，她竟还骂。我上去伸手打她，被人劝阻，我气极了，又开口大骂，她即上楼，从此她即不下楼行礼，又不见我面。等到领帖过了，她托言母病，要回常熟家去，我也不阻她，这怪我平日待她宽容之故也。
还有苏姬，初即托言家中没地方住，住在陆家后面之租房，有来家行礼。然人言啧啧，说她有外遇，闻她常常出去，跟一群少年，在利顺德饭店跳舞。我未得凭证，只好暂忍，惟嘱咐她，外边人言可畏，你为我面子，自己名誉，也应该知道，但屡戒不悛。领帖过后，谢过丧，我可出门。一晚余到利顺德饭店侦视，果见她同一群少年作乐跳舞，其中我无一识者。归即问她是否同少年在利顺德跳舞，她直认不讳。问她跟何等人跳舞，她说都是张少帅的同事。我说，我去看过，没有一个相识的，这班人狎你作乐，你也随便跟他们玩，他们当你作舞女看待，你知道吗？她不认错，反说有什么关系，我即骂她不要脸的贱人，我的脸给你丢光了，你还有脸耽在我家吗？我家不能容你这样无耻的贱人，想不到她即下跪道，你真的不肯饶恕我，不要我的话，即请放我走了吧。我站起来说，你走即走，我不要你这样无耻的贱人！要走即走好了。她求给她的衣服首饰，准她带走，我也准了，就此劳燕分飞，把她打发了。我告知我母，老三闹得太不成话了，我已打发她走了，我母素厌恶她，听了说也好，我叫媳妇来陪你吧，从此你们俩亦可好好的过日子了。遂打电话告我妇，说老三已打发走了，你可来同住，我妇拒绝不肯来。我母很生气对我说，那么叫老二回来吧，遂电给薛姬，告以苏三走了，你可回来；她没回电。过了一时，竟突然带了一个妹子回来。她妹本已嫁张姓，不久又改嫁。余对她很不高兴，但对她没有说什么。
余在丧中，向另房独宿，她以为故意冷淡她，时时与我闹别扭，她的妹子从中帮腔，更使我生气，但我仍不理她。过了数月，在我生日前两天，又要回南，我也不阻挡她。我知道故意冷淡我的意思，她以为我仍会要她回来，但我始终不理她，从此恩断情绝。其时我正在戒烟，劝她同戒，她不但不戒，反嗜好更深。临行前姊妹两人，还烧了两大罐烟泡带走。走后检点衣箱，早已寄存女友家中，可见她早有预备，使我更心冷，这是恃宠而骄的结果。苏姬滥交男友，屡戒不悛，她们时遭我母生气，趁我在丧中，任意妄为，我忍耐已久。这是她们自作自受，我没有对不起她们，我不是尖刻薄情的人，惟自认不能齐家而已。我与薛姬同居十六年，与苏姬亦同居六年，终于凶终隙末，如非前生孽债，亦是我少年荒唐之结果。
七七 徐蔚如讲经达铨办报
余居丧中，深自忏悔，酬应既无，友好往来亦少，惟吴达铨徐蔚如两君时来聊天。蔚如居士，研究佛学有年，我请他讲佛氏生死之道。他很谦逊道，不敢讲佛道，聊说一点入门之法罢了。他说佛教宗门甚多，最简易修持者，莫如净土宗，只要念佛诚心勿懈，自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孝子追念先人，多念佛亦可蒙佛加被。人莫不有生老病死，佛宗皆称为苦，要脱离此苦，莫如念佛。念佛本是平常事，人人都会，所难者要有信、愿、行。信者不疑之谓，愿者诚心之谓，行者不息之谓。能信而不疑，有愿力而勿懈，则学佛已有了门径。况诚心念佛，慢慢的多看经典，触类旁通，自会悟解，真是不可思议。惟先除去贪、嗔、痴，贪即不妄求，嗔即忍暴怒，痴即是无妄念。又须行五戒，即不杀、不盗、不淫（家人在内）、不妄语、不饮酒，因饮酒易变性也。人皆谓佛法是出世法，其实佛法是入世而后出世之法，故大乘佛法，还要救无量众生，小乘则只求独善其身，故曰入世而后出世，出世者即无生无死之意。初念佛时，要使心镇静不乱，每念一句佛号时口里念，耳里听，心里想，一心不乱，即能成功，与儒家所谓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之意相同，又与求其放心之意亦同。净土宗经典，最要者只有三部，即《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此三种经，简易明了，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之境界。念佛时常想极乐世界之境界，久而久之，极乐世界境界常现心中，临终时自有感召，佛菩萨能来接引到西方了。
徐君有时来讲《阿弥陀经》，有时来讲释迦佛出生及修道的经过。他说，佛亦人也，众生皆有成佛的资格，只是自己自暴自弃，与儒家所谓舜人也予亦人也之意相同。有时来讲念佛生西的实事，证明是事实非虚构也。此不过记其大意。余听了之后，始有信佛教之观念。后又劝我刻经，云刻经功德，亦可超度先人。现天津亦办有刻经处，与南方杨仁山居士所办刻经处之经，板口相同，将来可集大成。现正拟刻《华严搜玄记》，刻资尚未集成，君何不为先君子祈生安隐，圆满此功德乎？询需若干，他说《搜玄记》卷帙较多，约须三千元，余即允之，他愿担承校刊。正在雕刊之间，又发现《搜玄记逸记》若干卷，补成全璧，他欢喜非常，告余曰，此真因缘凑合，不可思议也。二年余始刊成，订成二十本。蔚如身弱，任启新洋灰公司事，事忙又勤于用功，遂至天不永年，惜哉。
达铨亦时常来谈，他长于货殖，对新闻报纸，亦颇有兴趣。本任盐业银行董事，因该行行员，皆习于钱业，不易改革，乃联合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银行，创设四行储蓄会，以维持币信，扩大营业为主旨。主四行者，皆愿承从，进行顺利，总会设在北京，上海设分会，俨然为四行之总汇。达铨长于计划货殖，营业互臻发达。天津《大公报》为英敛之创办，因赔本停刊，达铨遂承购约胡政之张季鸾两氏，重新发行，仍称《大公报》。三人同约不入仕途，一意办报，达铨任总理，季鸾任总编辑，政之任经理。社论由季鸾担任，关于经济金融者则由达铨执笔。季鸾天分甚高，博闻强记，每涉国际约章，能记其年月，条文大概，下笔千言，每于晚间与余晤谈之时，一面谈天，一面写稿，顷刻立就，一字不易，真异才也。季鸾瘦骨支离，弱不禁风，而笔仗锋芒，有万夫莫当之概。行文雅俗共赏，评论中的，知识分子，政界要人，莫不重视，不愧为舆论之权威，政府之指南也。余于新闻界友好，只有黄远庸、张季鸾、胡政之、陈冷血君等，真是孤陋寡闻。七七事变后，报社迁至上海，附出《政闻周刊》，执笔者多是知名之士，发表政见，议论时政，亦名重一时。后上海沦陷，转辗迁至重庆，沦陷区内不易见此报矣。后达铨出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及文官长等职。季鸾虽未出仕，每遇重要问题，蒋先生亦常垂询意见，参与密勿。不幸在抗战时期，卧病不起，殊为惋惜。
七八 靳云鹏忘恩不顾师门
合肥下野后，吴自堂（光新）接至天津，即居吴邸，耽素耽禅，不问时事，日惟与旧友对弈，晚饭后八圈麻将消遣，不改常度。余去见时，他不是对弈，即是念佛，偶尔吟咏，不常作也。心静神怡，毫无得失之心现于辞色，可见其学养之深。有一日，揖唐忽来告余，合肥近况，君恐还未知，现住自堂家，自堂亦外强中干，为力有限。此老向不问家事，家人交谪，置若罔闻，长此下去，终非了局。余已函告合肥门下之有力者，尚无复音，在此世态炎凉之日，我辈应为老人稍尽微力，君意如何？我听了出于意外。他又说除在日本兵营者外，要算翼卿受恩最深，又为现任总理，先跟他一商如何？我向鄙视翼卿，即说此人凉薄又势利，且与合肥有芥蒂，亦未必肯解囊相助！他说虽有芥蒂，何至连旧恩都忘了，不顾师门之缓急，我们先去告知合肥的现状，他或尚不知也。我本不愿去，揖唐强我同行，不得已同去见翼卿。揖唐把合肥近况说了，且说我已函告合肥故旧之有力者，共同帮合肥一个缓急，想君必赞同，且义不容辞！岂知翼卿又是那副神气，斜了眼，衔了一支长旱烟管，慢吞吞答道，我跟合肥的关系，用不着你们替我费心。我听了怒不可遏，抑制了一言不发。揖唐即曰，我们不是替你费心，以你跟合肥之关系，自非他人可比，恐你还不知道，故来给你打个招呼。我已函告合肥的故旧，不久总有回信的，言罢我们即辞出。回来我对揖唐说，如何？我没有见过这样无情义的人。
俗语说，眼斜心不正，即此人之谓也。靳云鹏以一小卒，适逢其会，合肥赏识于牡牝骊黄之外，并及其弟，不次提拔，一帆风顺，竟荐至总理，其弟亦得师长。以素无学养之人，辄膺大任，遂至自大自尊，只知功利，不知天高地厚，目无余子，连师门的恩义全忘，所以宰相须用读书人。
我问揖唐，你想凑几文？他答想凑两万。我说，好！我也凑此数，我又劝闰生凑了两万，其余均由揖唐尽力，共集了二十万元，由揖唐送去。合肥不肯受，说安贫乐道，人所应为，我家俭省，尚可敷衍，何可白受人钱？你为我转谢诸君。揖唐再三说，他们都出自诚意，由于自动，决不肯收还，请暂留下。合肥说，既然如此，我尚有井陉正丰矿股票，可照数送与诸君，作为诸君收买股票，帮我的忙好了，我也可安心。揖唐又问，近来翼卿来过吗？他答战事以后，尚未见过，可见此人竟一钱不名。迨后日本关东大地震，合肥发起集资救济，时合肥又有再起呼声，翼卿始以五千元以助救济为名，特来亲见合肥。这是战后初见面，合肥对之，毫无责怒之色，此老容量真不可及也。经数日，揖唐以井陉正丰矿公司股票送来，我说合肥留此，亦可备缓急。揖唐云，此老决不肯收回，不如收下吧。后井陉正丰公司股东会，竟举我为董事，迨京津沦陷，日本贝岛公司收买井陉正丰公司，推我为董事长，其原因即由于此。
七九 暗杀之风蔓延到天津
时暗杀之风甚炽，在余友好之中，首当其冲者为史量才君，在沪杭公路上，被两人开枪殒命，凶手逃逸无踪。量才办《申报》有年，为上海新闻界巨擘，被害之原因，终不免报纸议论过激，文字贾祸，甚为惋惜。其后上海大开杀戒，暗杀之风，延及天津，曲同丰被刺即是开端。曲氏自皖直战后，杜门简出，不问政事。有一夜深夜，有三人乘人熟睡之时，破门而入，将家属及仆人，闭之一室，伟青（同丰字）于仓忙中想取手枪，已被击毙，凶手从容而出。不久，又有庄景高被刺事，时值除夕傍晚，有人叩门，景高自去开门，立被击毙，刺客掩门而走。时适爆竹之声混杂，家人一无闻知，迨家人请他祀祖，始见庄氏倒在门内血泊中，已气绝矣，大门依然掩闭。曲庄二君均属段系，景高为云沛妹婿，曾代理驻日本公使，为人和平圆通，久未预闻政事，亦无仇人，这是暗杀无疑。
日本吉田领事，派警备三人到我家，说奉命保护，晚上亦宿我家。我即去见吉田氏，告以无此必要。他说，我有密报名单，都是段系要人，君亦在内，有二十余人，惟段先生不在内。派警备保护不只君一家，在日本租界内，我尽预防保护之责。我见他负责殷勤之意，只好答应称谢。后在我家派住警备三人，且特设警铃，直通警署，过了两月有余，没有动静遂撤出，吉田氏不久亦回国。
八○ 徐东海下野曹锟贿选
其时我心灰意懒，时同老母在经堂念佛，连报纸也不看。有一日，闰生忽来告我，东海下台了，你知道吗？我说鼎折二足，我早料到其必覆，不意如此之速。陆云，吴佩孚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迎黎元洪复职，从新算起，不算补足任期，东海因之不能不下台，明日闻即回天津了。我又问，现在没有副总统怎样交代？他说，听说周子廙（自齐）以教育总长摄总理，这次又兼摄总统了。他即辞去。后闻东海下台，由于南方要恢复国会，尚是上海和议破裂后之演变，非常国会宣言迎黎复职，东海即宣告辞职。东海老谋深算，终斗不过这班无法无天的军人政客。他与合肥政见不同，以开和会抑制合肥权力，终至得此结果，真是弄巧成拙。东海系由新国会选举的，当皖方失败，下令解散安福系，并通缉安福系要人，新国会自动宣告休会，实已等于解散。当时东海若同引退，岂不更觉来去分明，光明磊落，何必等吴佩孚驱逐而下台，殊为东海惜。
周子广摄总统不久，旧国会议员又陆续来京，本来留京者亦不少。子广宣言还政于民，即辞职。子广为人厚重圆通，当项城任外务部尚书时，以驻美一等参赞，调任外部右丞，不久丁忧。入民国后，外而山东都督，内而部长，历任六部总长，又任国务总理，今又兼摄总统。迭次政变，除帝制一役外，均未牵及，不久即解除通缉。官运之通，莫与伦比。惟妻奇妬，无子有二女，每次出外宴会，妻必遣女相从，人故不敢邀约，以免口舌。妻故世后，值梁燕孙在香港作逋客，因赴港访梁，平时慑于阃威不能涉足花丛，到港后脱离羁绊，不免任情纵欲，遂染性病。归京后，初犹讳言，后由中医治疗，竟至不起，年近六旬。虽由于不自检点，致自戕其身，然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究其原因，不禁叹夫妇之道苦矣。
东海下台后，吴佩孚以黎元洪总统尚未期满，藉口补足任期，又拥他复任。其实黄陂以副总统继任总统，其时已恢复旧约法，黄陂是依照旧约法继任的，其任期应以项城不足的任期为黄陂之任期。项城已任总统四年有零，则黄陂继任之任不足一年，早应期满。因南方军政府，以护法为名，恢复旧国会，开非常国会，迎黎黄陂复任，于是入京就职，不称补足任期，作为依法复任。自黄陂复任总统，大权操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政事人事，悉由其操纵，骄横狂妄，目无法纪，荒淫无度，夜夜麻雀，任意妄为，作威作福，权势之大，不可一世。半年之间，六易总揆，议员政客军人，互助勾结，朋比为奸，诪张为幻。甚至议员诬告阁员，忽而入狱，忽而迎归（指罗文干事），黎总统一无办法，人称他为黎菩萨，终至为直系之津保派，被逼下台。北方政治之黑暗腐败，未有甚于斯时者也。
不及一年，津保派急不及待，不能等黎黄陂满期，于是由津保派指使冯玉祥的军队，以索饷为名，向总统索饷，每日到黎宅啰嗦，军警视若无睹。黎不能安其位，但尚恋栈，遂通电说不能在北京行使职权，不言辞职，携带印信出京到天津行使职权。讵火车开抵杨村，直隶省长王承斌，警察厅长杨以德，率领军警，以迎驾为名，逼黎交出大总统印信，迫不得已，始将官印一齐交出，又将拟就辞职交国会代行职权之命令，勒命签署。迨一切照办，才许火车开行，得回私邸，此又是演了逼宫之新剧。然国会议员，尚非清一色，选举曹锟，尚有问题，于是只好出以收买之一途，由吴景濂同所谓津保派政客主持，分头收买，每票价格不一，至少五千元。曹锟只想早登宝座，明目张胆的贿买议员，登台不久，即被冯玉祥以贿选得来的总统，将他撵下了台。总算顾及旧情，将曹锟禁于总统府后面之延庆楼，不加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