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 邂逅女学生竟成眷属
余每日与家母在经堂看经念佛，忽忽居丧已届大祥。我母诚心念佛，光阴大半在经堂度过，有时女友或二妹来，陪作方城之戏，我又不喜此道，独坐书斋，不免有寂寞空虚之感，盖年来绮念虽已平淡，尚不能太上忘情。一日有友告余，外边来了一个女学生，看看像是初出茅庐，不像个中人，恐有别情，盍往访之。余因好奇心，偕友同去，见其人貌不美丽而很端正，身不苗条而觉庄重，薄敷脂粉，衣着朴素，不善肆应，尚无习气。其母在旁张罗，说些客套话，本人视其母似嫌其啰嗦，因初次茶围，稍坐即出。后去了数次，渐渐厮熟，说话亦随便，没有那种装腔作势的样子。有一次，其母不在，余即问她，听说你是个女学生？她点头。进的哪间学校？她说进过上海博文女学校。我问，既是女学生，为何到这里来？她叹一口气说，也是没有法子，我本是良家女，原籍潮州，生长在上海，我姓郭，祖父早年即来上海经商，开鸿裕纱厂，我父又开鸿章纱厂，至今还在上海。潮州人喜欢多男子，我父没有子女，与我妈同居后，怀了孕，大家希望生一儿子，哪知生下来一个又是女孩，那即是我。我母气极，把我襁褓好了，弃在地塍。时我母住在无锡，外婆知道了，抱我回家，我是外婆抚养大的。我外祖之父，本做三菱公司买办，家道尚好。外祖教读为生，家道已经中落。后我母跟我父分离，也住在外婆家，外祖又故世，我母是挥霍惯的，住了几年，因之外婆家慢慢的也穷了。我在学校时候，正是北京学生闹五四运动，上海学生也跟着起哄，大家到护军使衙门去请愿，我也跟去了，碰上下雨，大家淋得像落水鸡，一定要见护军使。后来出来一个军官，叫我们回去，护军使已经知道了，不要在雨中久等了，大家就一哄而散。我想北京学生反对的曹某一定像红胡子一样的凶狠，害得我们在雨中淋了半天，真苦极了。我看她那种兴奋的样子，问她后来怎样？她说，我回到家里，把东洋货都砸摔了。外婆见了说，孩子疯了吧？怎么好好的东西，都砸摔了？我说，大家说不用东洋货，抵制日货，才是爱国呀。外婆骂道，傻孩子不要听他们的胡说，砸了又费钱要买。又过了二年，外婆家景况更坏了，妈叫我不要去念什么书，跟我到天津去。外婆听了，带哭说道，穷也要穷得清白，你千万不可带毛囡（我的小名）到天津那种地方去！妈答知道了，不要啰嗦了。我莫名其妙的跟妈到了天津，起初住在一间小客栈。后有一人来，跟妈背着嘀嘀咕咕，不知说些甚么，不久即同他领到这里来了。我看这里床铺俱全，家具也有，知道这不是好地方，但我有甚么办法呢？说时眼泪已流在眼眶里。我想这番话，有名有姓，有头有脑，不像假话，即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她答我哪会知道？我即笑道，我即是你说的那个红胡子啊！她不信说，我想红胡子一定是很凶狠的，你不像。我看她那种天真无邪的神气，遂说，我为甚么要骗你——她觉得有点难为情。说时，她妈也回来了，我即出来。我想，她也是天涯沦落人，不觉起了怜悯之心，无事时常去跟她胡说聊天。她也对我熟了，总是谈她从前的家事。过了一时，我又去问她，你在这里，总能习惯住下去了？她说这种地方，我哪能住下去，我是无法啊！她又诉说往事，她说我小时候，我父常领我到老宅去玩。郭家本是大家庭，那时祖父健在，家中叔婶又多，他们都说潮州话，我听不懂，到晚上总是要回外婆家去。后来我父亲一定要我住在老家，到了晚上，还是哭要回外婆家。我祖父是个慈爱的人，他说不要勉强，等孩子大点再说。后来，各房都分住了，我父只有我一个亲生女儿，一定要领我回去。我母不肯，吵了一场，从此父亲断念不来了。现在想起来，假使那时领回老宅，何至到此地步，也是命该如此。现在想要离开这地方，哪有人肯拉我出去呢？说着即落泪了。我也感动，劝她不必伤心，你跟妈商量，如果同意，我可为你想法。她听了很高兴，说我不跟她商量，她一定不赞成，她跟我意见不同，不可跟她商量。恰好我家不远，有一空房招租，我告诉了她，她一定要求我租下，我即答应她，不久即搬进去了。
我常散步去看她，她总是在家，有时做活，有时看小说，她要我给她买教科书和小说，我也给她买去。她对我时露委身之意，我说，我年近半百，与你相差太远，怎能合适？你得跟妈商量。她说，你怎么总说跟妈商量，这是我的事，与她没有关系。论到年岁更不在乎，嫁年轻人难道没有做寡妇？嫁年大的，也有白头偕老。外婆对我说过，嫁人要嫁年纪大的，才能真心爱护，我听外婆的话。我又说，我的子女年纪都比你大，恐怕不能相处，我不愿以一时之爱，反害了你，你得仔细想想。她说大家客客气气，怎么不能相处，我也是好人家出身，只要不因我过去的事，对我轻薄，我就十分满足了。我说，这不是急事，以后再说好了。后来走得越勤，越谈越密，与其说谈恋爱，不如说谈家常，谈得愈多，情感自然越加了解。我想这人，既没有习气，又没有小家气，可说是入淤泥而不染，真是难得。如是者又过了两月余，我也有娶她的意思。彼此虽有同情，但恐来家后后悔，故把家中复杂情形，索性都告诉她，要她再考虑，免得后悔。后她对我说，已细想过了，决不后悔。
不知谁造我谣言，对我母说，我又有外室了，我母很生气责问，我即将前前后后，详细告诉我母。我并说，我对这人，察看了一年多了，她本是好人家出身。我再察看，如果合适，也许讨她，现在尚没有定，我决不瞒你的。我是需要有一伴侣，为将来的老伴，我年已半百，决不会再做像以前的荒唐事，你请放心。我母听了，也觉释然，并也有同情之意。又过了一时，我觉得她确有诚心嫁我之意，遂禀告老母说，此人我观察已久，没有习气，也没有骄傲，一定能居家过日。自从接她出来，已过了半年，没有要过我做过一件衣服，买过一件首饰，又从没有出门游玩，总是在家识字做活。我想这人定能做我的伴侣，将来进门后，你可相信我的话。母说，我也觉得你太寂寞，应该有一人作伴，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再蹈覆辙得了。我得了老母同意，去告诉她，她亦非常高兴，可说有情人终成眷属。
后来服阕后，于十三年八月二日娶她入家，祭告先父，拜见我母，对我妇亦行礼如仪。那时她十七岁，妹婿志忞，以老夫少妻，颇不赞成。我说，请你看事实来证明，不要先存成见。
在没有进门之前，我曾同她到特一区宅，时我妇在上海，只有四五两女在家。她们知道我将娶她，五女庆五即说，爸娶了大姨，毁坏了家庭，娶了二姨，毁坏了名誉，家庭毁坏，还可改好，名誉毁坏，亦可恢复，若使身体毁坏，那可无法修补了，其意也是率直爱亲之意。静真听了知有所指，故格外注意，尤其对我身体，更加保护，静真常记在心，惟恐贻人口实。这是五女之忠告，亦静真之自好也。志志见我要讨静真，曾致我一信，不是劝，竟是骂，我也不理。后来静真进门后，对我母先意承旨，对我妇亦恭顺客气。我妇因内弟王绍良，向乃姐献殷勤，说静真坏话，故不免有了成见。我母见她和顺勤俭，既没有习气，又不喜穿饰，甚为满意。我那时尚有嗜好，睡得晚自然起得晏，她却一早即起。她对我说，你能不能改早一点起来，老母经常下来等你吃饭，将近两点，又不肯先吃，你知道吗？我说，我的晏起，已成了习惯，以后这样吧，你到十点即叫醒我好了。她得了我同意，将闹钟开快半点，等钟响了即叫醒我，慢慢的习惯改过来了。我母很欢喜，告诉我二妹。志志知道，特来谢罪，索还前信，我说信已丢了，我已不记在心，你亦不必介意。从此志志与二妹，对静真很看重。后静真不叫我，我到八时后，即能自醒。她提议先出去散步，换换空气，回来再用早点。初时只走三十分，渐加到一时，亦不觉累，精神亦渐渐恢复。每次散步，总过曾家，志忞看了，甚为欣羡。嗣后对我戒烟方法，她不赞成，要我把这事交她管，我亦赞成。她知我不喜欢用西法硬戒。她用缓和的方法，将枇杷膏渗入烟膏，每天限制，渐渐减少，量不变而质减少，时间虽久，终于戒除。我想不到，她年纪虽轻，而做事却很老练。我的身体，转弱为强，这是我一生的转捩点。不久，为先父安葬，一同回上海，我母总称道她，因之上海亲戚，听了我母之言，见她举止行为，亦都赞美。我亦自慰，晚年得一佳偶，至今已四十年，始终如一。
八二 三角联盟奉直又启衅
张作霖自败回奉天，整军经武，极力改革，起用优秀军人，授以方面重任，又设兵工厂，延德国专门技师，制造新式军械，又训练空军，事事认真改进，各方来投之军人，即如张宗昌等，亦兼收并蓄，以为臂助，无日不以雪耻为念。而直系方面，曹锟以三省巡阅使，坐镇保定，军事悉委之吴佩孚。吴佩孚又以冯玉祥为左右手，只知加增师团，不管军饷之所出，故致政府所入，仅能供吴之军饷，财政窘到极点。而曹锟全不过问，只希望速登宝座，任吴景濂与卑鄙无行之政客，及津保系军人胡作非为，至闹成贿选的笑话。而南方则桂粤交恶，互相火并，致中山先生不能安居于粤。段合肥居天津，虽不问事，而各方归心，隐然成为政治之中心。经中间之奔走运动，段孙张三方面，均一致同意，形成三角联系。余因忙于先父之归葬，故未预闻。但知合肥曾遣周孝怀及许静仁二氏，代表访问中山先生于广州，又铮亦曾去过。中山亦遣汪精卫氏来津答访。段氏宴请汪氏时，余仅于席间一瞻汪氏之风采而已。闻中山先生又遣孙科公子到奉天访问张作霖，欢谈甚洽。从此三方面愈接愈近，遂成三角联盟之势。
张作霖见事机成熟，遂以讨贿选为名，出师进山海关，声讨直系。直方分三路应战，以王怀庆胡景翼任中路，冯玉祥任北路出热河，吴佩孚驻秦皇岛，自任总指挥。岂知这位倒戈将军冯玉祥又与段张之间，有了接洽，与直系胡景翼和孙岳亦有默契。故冯出师，行军迟缓，奉张又请合肥以犒军为名，送冯巨款，冯遂又倒戈归到段张方面，由怀来回师，先驻高丽营（合肥送款犒军，即在此时），翌日即入北京。孙岳内应，遂开城入北京。直军在山海关，已为奉军挫败。后到九门口与奉军交锋，直军又大败。吴光新与张宗昌又由冷口侧面断其归路。吴闻冯玉祥倒戈，不敢回北京，于是将军械、粮米，置于天津总车站，封标交段合肥点收，自己由天津乘军舰逃往湖北省之鸡公山，战事遂了结。
时北京成为无政府时代，由黄膺白（郛）组织摄政内阁，至段氏执政时为止。此次奉直之战，实由合肥暗中支持奉方而获胜。时段氏住在天津吴光新宅，特设无线电台，与奉方指示联络，布置周密。而其要点，尤在张肯花钱，冯能利诱，故能速战速决。惜余不能知其详，仅于屈文六（映光）、袁文钦（良）两君来舍时，谈其大略情形而已。
余料理先父回南安葬事，出殡前先为先父成主，请徐东海题主，张乾若、郭啸麓两君为襄题。又请魏铁珊（械）君为先君撰墓志铭。魏君，山阴人，性豪放，为文简洁，书法北魏，故并请其书丹，由方药雨君介一名手镌刻，丝毫不爽。铁珊任侠，喜打抱不平，常饮于小酒肆，与余过从渐稔，每同饮于菜根香。该肆备肴不多，而酒多佳酿。酒后谈往事，当在上海太古轮船，见洋水手欺侮华工，他忿将洋水手，抓住领口，往外一扔，竟落于江心，他即一跃登岸逃避。真是能文能武，技术工夫，亦臻上乘，亦奇人也。
八三 冯玉祥回京逼宫盗宝
此次冯玉祥倒戈回师，行军迅速，人方知其由南苑开拔，不久忽已回京。有孙岳内应，师临城下，即由安定门开城放入。入京后即捕曹锟的嬖倖李彦青枪毙。李为曹之军需处，仗势行凶，无恶不作，人皆切齿，故都称快。后又索捕王叔鲁，王掌财政，谅亦为请饷不满。侦者入王宅，王之卧室，系在两卷式之后间。时叔鲁已起身，两卷室前窗敞开，侦者见窗开无人，遂不注意，向前搜索。王于此时，即乘间出后门，匿于其仆之家，由仆家乘车入东交民巷中法银行。迨捕者侦知，回到两卷后房，见浴盆水尚温，桌上早点未食，始知王已鸿飞冥冥矣。
翌日冯偕卫戍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入宫，想活捉逊帝溥仪。逊帝方进膳，闻讯即仓卒出宫，逃匿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经郑苏戡（孝胥）与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氏接洽，迁入日本使馆，安置于二楼，皇后亦接来同住，亦庇护流亡之意也。
是日后门一带，临时戒严，军警林立。鹿张两人进宫，见逊帝已出宫，即开元明清三朝收藏之宝库，劫掠宝物，以军用大卡车，运载而出，万目睽睽，人所共见，无可掩饰。当时进宫之鹿钟麟、张璧，还乘间偷窃。张见桌上有一对钧窑花盆，种的菊花，他知钧窑是珍品，即告随警，这菊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鹿钟麟则见桌上陈设有一翡翠瓜，故意把玩，即将军帽覆扣瓜上，随弁知其意，即捧瓜和帽，趋出至鹿跟前道，您忘了带军帽了。鹿说很热，我不要带，你拿着吧。真是连盗带偷，兼而有之。余虽未目睹，然人言凿凿，决非虚构。
故宫宝物，集唐宋元明清五朝之大成，宝库不止一处。闻冯玉祥所盗，不过一库，盗后将库纵火焚烧。当时宫中失火，确有其事，消防员尚检得烬余金属，亦可证明。自民初至余在政府时，间有总统赠送外国元首，须由外部咨内务府，提取数件，尚很慎重。后项城提取瓷器，令郭世五仿造洪宪官窑，始由郭亲自选提，难免取多报少。郭死后，其子出售古瓷，得有巨金，可为明证。此外未闻政府提取宝物者。迨政府南迁，大部分宝器亦随之南下，中经变乱，转辗迁移，闻瓷器损坏不少，今有一部分尚保存在台湾。逊帝居宫时，因积欠优待费，以古物向银行抵押借款，余曾亲见，从此内务府遂开监守自盗之门。后于逊清帝出京前，时局混乱，逊帝以赏溥杰为名，运出珍贵宝物、名人书画手卷、古版书籍，及赏师傅遗老者，无从稽考。今所陈列于故宫博物院者，恐精品不多，无复当年之大观矣。
历代之国宝，无知军人不知保藏，卖与外国，惟利是图，可为浩叹。然又想历来国宝，及历史名迹，中国不加保存，毁于兵祸及水火之灾者，不计其数，反不如售于外国，陈列博物馆，使中国之国宝，藉以保存，而使外国人得知中国文化悠久之为得也。
八四 还乡葬父合肥任执政
民国十三年之冬，我扶先父灵柩归葬上海，适张冯及苏浙闽鄂各省督军拥护合肥出任执政。临行之前，谒合肥辞行，以回乡葬父，不获随公晋京为歉。惟有一言奉陈者，自项城逝世，北洋团体日形涣散，武力统一已成过去。公此次东山再起，国人属望甚殷，重以中山先生北来，正是商量南北统一的机会。中山重于理论，公重于实行，互相调剂，可为国家前途庆。公于统一夙愿，此次若能实现，亦是全国所企求。人民苦于争战久矣，建设前途，久成虚望。这次公应与民更始，开一新局面，尤于人事方面，宜多用新人，庶几庶政一新，开始建设，以副全国之望。此机不可再失，愿公俯察舆情，以慰人民喁喁之望。我到南方，亦当将公夙望，宣传于南方，以尽万一。因南方对于北方情形，向来隔阂也。合肥听了频频点头，惟嘱葬事完了，早日北返，余遂辞出。
此次扶柩南下，送殡之盛，与当年大殓情况，适成对照。路祭之棚，直达码头，世态炎凉，为之喟叹。到了码头，遂谢客扶柩登新丰轮船。该轮曾载盛杏荪封翁柩，故将舱门改由中间出入，灵柩可由中间入舱。并在饭厅舱板钉有四铜环，可将灵柩绑住，以免风浪颠簸，并可照常上供，此真叨了盛氏之光。尽包官舱，以备亲友送殡之用。幸风平浪静，到沪埠头，上海亲友已在埠头盖棚路祭。接受路祭后，即移柩民舱，直至安亭横泾新茔。茔地两面靠湖，上岸便利。新茔先由许静仁先生介绍一地师（忘其名）与方允常兄到处勘择。余意只求先人永眠平安，不必为子孙发达着想，经过三个月，始觅定于此。遂由允常监修，已逾半年，尚未完全竣工。占地十六亩，墓外建四合房两所，一为墓祠，一为小学校，校名即用先君名字，为豫材小学。墓邻儿童，免费上学。墓前种了花树，四时开花不断，墓后两旁，遍植松杉。墓祠后面，辟一竹园，旁有荷池。墓之周围，垣以石栏，并置祭田百亩，以备修葺，并为后人祭扫之需。安葬前承伯符族丈兄弟四人合送道士经，高搭棚台，诵经礼忏至下葬之日止。灵柩停于墓祠，乡邻前来参拜，络绎不绝，并观道士经。亲友送葬下乡者，因安葬时刻，择为子时，都住在墓庐。四合房屋只有一所竣工，睡铺遂生问题，甚为拥挤，殊觉不安。我与静真，宿于舟中。
嗣于报纸见执政府名单，却无平素出入最勤之人。不设国务院，由执政亲裁。执政府设在前陆军部，相连之海军部则为秘书厅，以梁众异（鸿志）为秘书长，但未见徐又铮曾云沛之名。我想两人为段之左右手，不可少之人，这又太避嫌疑矣，颇以为异。后知又铮以专使名义赴各国考察军政，方悟合肥维护又铮之苦心，因又铮容易树敌也。阁员中有杨庶堪，此人为国民党，淡于名利，藉以点缀，总算与中山先生有关联之意，真是煞费苦心。后闻中山先生到了天津，即对往迎使者，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言论，与合肥意见相歧。中山先生又主张开国民会议，合肥则主张先开善后会议，故善后会议国民党员无一出席。两巨头尚未会见，已意见不一，我已恐无好结果矣。
余到沪后，胡笔江兄已为我在南洋路预备寓所，系又铮故居，抵押于中南银行者，一切俱全，不劳布置，宾至如归，盛情至感。余到沪时，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已成尾声，起因为争夺上海地盘。淞沪本属于苏省，自卢子嘉以淞沪护军使升任浙江督军，淞沪遂随卢而隶属于浙，以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迨齐抚万（燮元）继李秀山（纯）督苏，以上海为财富之区，希冀复隶于苏，遂与卢起争夺之战。卢败于齐，卢为合肥嫡系不能坐视，遂令奉军南下援卢，由张宗昌率师南下，军容极盛，一战而败齐军。齐虽败走，但为孙传芳由闽入浙，政府令卢永祥为苏浙巡阅使，但有虚名，而无实权，段系在南方遂失了一有力的地盘。奉张本有窥伺南方之意，又派邢士廉率兵南下，且以郑鸣之（谦）为江苏省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战事虽暂停止，局面仍未安定，淞沪护军使，仍由何丰林复任。
卢嘉帅邀游西湖，余以嘉帅已不在其位，又当军事倥偬之时，故以修墓辞谢。余八世祖君锡公墓在上海方滨桥，君锡公为迁沪始祖，享年百有二高龄。妣张太孺人，亦享年九十有七。检阅旧碑，此墓建于乾隆十八年，距今已二百数十年。当时离上海城西门三十余里，世变沧桑，今已尽入法国租界。先君已绕以围墙，立以墓门，巍然立于市廛之中，年久失修，墙塌门圯，故拟重修。族人以该处地价甚昂，不如售地他徙。我以贪地价之高而出卖祖宗遗骸，岂子孙所应为？祖宗遗骨，能安且安，以尽为子孙者心之所安。幸墓门离马路尚有尺余，故修马路时尚无妨碍，遂将围墙加高，墓门重建，并将墓门前宽尺余长约三丈之地向法工部局购进，可与马路取齐。不过数厘之地，竟花四千余元，真是千金地矣。
余到上海，笔江兄又为我备一汽车，故到各处谢丧，甚为方便。父执之健在者，尚有姚子让、叶醴雯、沈恩孚、李平书，苏稼秋、莫子经、李兰舟、王一亭诸老先生。他们住在城里者多，城墙虽拆，改建环城电车，仍分内外界线。由伯符族丈陪同到各处拜访，且请父执在寓欢宴一次。苏稼老因避战来沪，即留住我寓。姚子让翁正在修上海县志。李平老、王一老当革命军攻制造局失败后，革命党人都由二老掩护。李兰老为先君老友，曾为我说他少年苦学事。时某钦使出使俄国，兰老谋使馆学生未成，参赞某为其至戚，告他同船到俄（钦差治装旅费由政府开销），再求或可成功。岂知钦差因私带同行更不允，后只允在使馆住宿，不管伙食。兰老备极艰辛，做工自给入学，卒以学成，在使馆充翻译有年，积资升迁至海参崴总领事。适值俄国革命，华侨受虐，兰老电请政府派轮为华侨预备避难，北洋袁制军令招商局派轮赴海参崴，有乱时华侨即避入商轮。但乱事时平时起，该轮久留不许放回，买办有怨言，且有嗜好。兰老闻他向侨商私收票价，到船责问，见他一榻横陈，兰老大怒，竟把烟具掷入海中。买办含恨回国后，造谣报告局长。杨杏城时为招商局督办，回明项城撤职。时项城已入京，再三求见，项城有成见，终不获见，由秘书长张仲仁说项疏通，余亦曾向项城说明其为人，终未传见。迨合肥组阁，始出使波兰。及颜骏人组阁时，与苏俄建交，始使俄国，时适回国。其人耿直不阿，谈及俄国革命，红白俄决斗激烈，人民困苦，粮食奇缺，列宁与史大林当政之时，尚未安定云。
此次回上海，酬应甚繁，几无虚夕，颇以为苦。暇时辄到达铨寓所约知友聊天，故人话旧，最有意思。宴会中最觉奇异者，莫如黄金荣之招宴。其时黄充法租界工部局华督察长，称黄老板，家住八仙楼一衡堂里，车不能进。黄老板与杜月笙张啸林到衡口迎接到家，入门后先在客厅进桂元汤，又进清茶。设有精致的鸦片烟榻，装了两口，殷勤劝吸。少顷到中堂，席设正中，系以桌围，中设独座，系以红椅披，两旁陪坐者即黄与杜张两人，还有一人忘其名。先由黄照旧式定座、安箸，每做一事，即作一揖，此是上海旧俗，让我独坐。席前供有高装糖果四式，这是装饰。另有丰富满汉席（有烤乳猪者上海称为满汉席），我肚中暗笑，真像当年做新郎的情况。席终请到另一室，壁上挂有镜框法工部局督察长中法文的委任状。室有书桌，大约是公事房。三人轮流敬烟进茶，恭维过分，反令我局促不安。其时黄在法租界已有势力，杜张二位尚未露头角也。临行三人又送至衡口上车而别。这种场面，初次碰到，直出意外。余来沪前，黄君派张啸林北来代表送殡，同船回沪。天津杨敬临警察厅长，亦派警察四人，护送到沪。抵埠时张知警察带有手枪，说租界上岸带手枪不妥，嘱交他代收保存。及回津时，警察向张索还手枪，张终支吾，后换了四支老式手枪，说原来手枪找不到了。警察不乐意说，回去怎么好交差，定要原枪，争论不已。余知新式手枪一定他们留下派了用场，不肯交还，彼此争论，有碍面子。遂对津警说，我写信给你们厅长证明好了。这是上海帮会中人的作风。
这次伯符族丈偕其弟竹甫匡甫两丈殷勤招待，甚为心感。伯符丈以近八十高龄，异常健康，不论远近总是步行，尚留老辈风格。临行约我全家，到他家吃晚饭，由少奶奶亲手自制，完全家乡风味。这顿晚饭，吃得最舒服。
动身前适逢老同窗钟海航之丧，身后萧条。他本服务江海关监督署，余嘱姚文甫监督，厚致赙仪。他一子读交通大学，还差一年，海航太太求我荐入监督署，余助以学费嘱俟毕业再谋事。余临行前，在大华饭店设宴谢客，到有百余人。后即侍母趁津浦路车回天津，时已四月底，南方已入黄梅雨节矣。
余离沪后，奉方势力已进入南方，先派杨宇霆为江苏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返北），张宗昌驻军上海，杂有白俄军长，纪律不佳，深为上海人不满。不久孙传芳即以此为藉口，起兵驱张宗昌，张率军退驻江北。杨姜两督，深感威胁，于南方情形亦不熟悉，席不暇暖，即引师北旋。孙遂乘势入据南京，自称五省联军（苏浙皖赣闽）总司令。孙系山东人，很有智谋，工于心计，又能迎合人心，当时亦为表面拥段之一人。后直系以鄂人治鄂为名，驱逐王占元，易以萧耀南。孙时为王部之师长，实权已操之于孙。他又由鄂巧取福建，闽督王永泉为段之门生，效忠于段，但才具平常，孙遂入闽，段系在南方又失了一个地盘。江苏督军自冯国璋为苏皖赣巡阅使，由冯而李，由李而齐，一直拥此名义。孙入了南京，加以浙闽两省，故称为五省。那时为争夺地盘，各省时起斗争，政府鞭长莫及，又无力制裁，征请江苏名士绅陈陶遗为江苏省长。又改上海为市，起用学者丁文江为上海市政督办，礼贤下士，深得人心，于是江南势力，尽属于孙。段系在南方的势力尽失，执政只能周旋于张冯之间。奉张本无扩张军备之心，而冯则自恃拥段有功，肆意要求，扩充军队，侵蚀陕豫，自称为西北军。张以冯为收买而来，鄙视其人，且独霸北京，北京戍卫司令及警察厅长都为他心腹，威胁政府，时起磨擦。而执政府中亦分两派，段骏良竟袒冯而反对张。于是张作霖一怒而返奉天，合肥屡次恳邀，竟置不理。
八五 合肥嘱赴奉邀张作霖
回津后，仍居天津旧居，我母见物思情，不免感触。邻近本置有一地，拟另盖一小楼，奉养老母，方拟请人设计，不意合肥来电话嘱我入京。余即到北京，见合肥后，略问南方情形，即说近来张雨亭与冯玉祥时闹别扭，越闹越僵，雨亭一怒回奉，屡次去约来京，他总不来。但有许多事非同雨亭商量不可，云沛去奉两次请他，他仍不来。你与这次政争毫无预闻，雨亭对你亦颇尊敬，故拟劳你一行，能同来更好，余切盼其速来。他对你尊而不亲，或许碍于面子，不能不来。他若问你近事，你只说刚从上海回来，一概不知。我看合肥焦急之情，故即允去奉天。回津告知老母，母恐我再入政界，深为疑虑。我说，这次叫我去奉天约张作霖，他来不来，与我无关，速去速回，决不久耽，请母放心。
翌日动身赴奉天，住在奉天交通银行，行长系振采之弟，余亦相识。即与帅府通电话，约时会晤，回电约下午三时。届时到帅府，见雨帅寒暄后，即转达合肥之意，且说余因回南葬父，回北后合肥即嘱前来奉请，合肥说有许多事，须与老帅面商，盼望很切。所商何事，余亦不知，务请枉驾一行。他说，要商的事，我都知道，既承枉驾远来，请您少憩，我可跟您同行好了。我当即道谢，想不到张氏这样爽快的答应。此次相待甚殷，公宴之外，又约便饭谈天，但没有问到北京事情。他向不回拜，此次竟破例回拜，大家都以为异。他说奉天一无足观，我嘱邻葛（宇霆字）陪您一观兵工厂及飞机练习，但练习工夫尚浅。
翌晨邻葛即来陪我去看兵工厂。据说这兵工厂比日本兵工厂约大一倍以上，机器都是德国制，比日本兵工厂还新。余是外行，走马看花，各部设备完善，觉得伟大。听邻葛说，产量足够应用，不必外求。只看了一部分，邻葛说，若看全部，三天亦看不了。我们先去看飞机练习，即到飞机基地，见飞机驾驶员在上空，作种种翻腾技术，亦很熟练。正观看时，又回府进膳。张夸奖邻葛，他说，这兵工厂是邻葛建议创办的。现在枪弹重炮都能自制，裨益军事，省费甚多。东省新军事都委之杨宇霆，财政委之王永江，王氏筹划周详，奖励农产大豆出口，换进外汇，故能币制稳定，自给自足，兵精粮足，地方安定，足见张氏能知人善任也。张氏身躯不高，声亦不大，颇有恂恂儒雅之风，没有赳赳武夫之气，北人南相，决不像长白山出身之健儿也。临别告我，咱们明天上午八时一同起身。我以为八时起程，很够从容，岂知睡到四点，即来报告，大帅已预备上车了。余即匆匆起来，盥洗后到车站，雨帅亦到。上车后传令开车，天尚未明也，据闻他动身时刻向不照预定，或早或晚，防意外也。
车中只有我们两人，进早膳后，随便聊天。他不讳言招抚的事，对赵次珊（尔巽）老人颇致崇敬，且佩他诚恳，待人厚道，但绝不提张锡銮。杂谈移时，又谈到政事，臧否现代人物，他最推崇者为袁项城。他说，只有项城的能力智力，能统一中国，惜误于群小，忽起帝制运动，中道而殂。谈到他初次见项城情形，说他的气度谈话，虽只片刻，已令人五体投地。对赵次老说旗人中有此远大眼光者很少，惜缺乏时代知识。对合肥谓他虽有刚愎之性，但用人不疑，对人诚实，不用权术，故门生故旧人才众多，无一不乐为之用，惜过信又铮。又铮之才，胜于宇霆，惟锋芒太露，反有时为合肥之累。对东海则谓有容人之量，而短治现代之才。他的学问深，但理论不切于时势，也许我们没有他的学问，故不易了解。对黄陂谓碌碌庸才，靠了一时运气，做了副总统，还要乱出主意，以至府院不和。对冯玉祥则深恶痛绝，谓这种反复小人，惟利是图，还要装伪君子。这人险而诈，同他共事，真要小心。余与他初次畅谈，听他评论人物，论及时事，却都中肯，不觉起了钦佩之意。
饭后又到一站，他令停车，说我的老家离此不远，内人还住在老家，我得下去看她一趟。他即下车，带了一马弁，疾驰而去。我想他姬妾虽多，犹不忘贫贱之妻，亦是难得。回车后休息一回，余亦小睡一时，到天津站已在深夜，静真在汽车已等了一小时多了。遂别了雨亭，偕静真回家。翌晨晋京复命，合肥以雨亭同来，甚为满意，嘱在京稍留数日。余回京寓，即住先父所居之屋。
听说张雨亭在民国后初次晋谒袁总统，时任师长，在客厅候见时，见陈饰有一对乾隆雕漆大花瓶。正在观览之时，总统出来了，且说到签押房去谈（亲出陪见亦是特例），遂同到公事房。临行见他穿夹呢军外套，总统说关外寒冷，呢大衣不够御寒，即命随侍拿自己用的貂皮大衣（即外套）给他换上。迨到家不久，那对乾隆雕漆花瓶随即送来，传令总统送他的，可见项城笼络手段之高明。项城见武官师长以下的，向不让坐，立正报告，亦不起立，而对张作霖虽是师长，如此优待，却是例外，宜其五体投地，始终服从不渝也。
八六 在病中闻徐又铮被戕
余到了北京，颇觉萎顿，以为途中劳累，不以为意。合肥既嘱我留几天，即电津属静真来京。第二天即有寒热，友人荐一中医，诊后说，病似伤寒，尚不敢断定。服药两次仍无效，余想他说病似伤寒恐是对的。因我喜吃草莓（俗称外国杨梅），时正上市，我饭后必吃一盅，此物贴地而生，中国原始肥料，难免有微生菌，洗涤不净，此菌入肠，即易得伤寒症。余之得病，恐由于此。到第三天，精神更疲，热度亦高，静真来时，余已病莫能兴。第四日热度更高，食物不进，时说呓语。我想中医无效，至第五日黎明，我告静真，你去后楼说我要换请德医克礼大夫。她去后楼后（我妇住在后楼），我即迷迷糊糊睡着，入了昏迷状态。等静真从后楼回来，我已入昏迷，一连三昼夜不省人事。等我苏醒后，静真才将经过情形告我，他说我那天到后楼说你要改请克礼大夫，倒碰了她一钉子。她说病生在他身上，花样即多了，一回请中医，一回又要请西医，即是伤寒症，也没有什么要紧，你回去用七只鸡蛋煮熟，在病人身上搓滚，等到滚完了，背上滚出白毛，病即会慢慢的见好，也不说请克礼大夫的事。我即回来，看你昏迷，还以为你是睡着了，只好照她之说用鸡蛋七只如法炮制，熟鸡蛋在你背上辘滚，你也没有知觉，滚完了七只没有看见白毛，但觉你发烧热度更高了，我才急了，只好打电话到天津，请老太太回京。她回来叫你，你也不应，老人家也慌了，说既然本人要请克礼，即去请克礼好了。后来克礼来了，听诊时你也不知道。克礼说这病是伤寒，热度高到极点，所以昏迷。若要我治，须要照我办法，现在不可吃一点东西，倘再不急治，恐有危险，你们想定了主意，再来请我。说完，没有开方即走了。那晚大家议论纷纷，老太太也不能拿主意，说开祠堂，求他父亲决定吧。于是写了两张纸，一写中医，一写西医，焚香拈纸，拈得西医一纸，遂连夜打电话请克礼来。克礼带了护士同来，说一切由她调度，家里人不能乱出主意等语。我听了暗自好笑。静真初来，少不更事，不足为怪。我妇何以见识如此浅薄，连老母亦不敢作主，幸先父有灵，一纸而也决，得庆更生。到后来热度渐退，克礼告静真，即稀饭亦不能吃，恐米粒粘肠，容易破肠衣出血，每天只能饮牛肉汁鸡汁。但我妇说，应忌荤腥，只能饮米汁。克礼来时，护士即实告。克礼说，只饮米汁，那有滋养，恢复更难，遂嘱药房以牛肉汁、鸡汁装入药瓶，每日照饮。此次病中，每见至友来望病，说不了几句，即觉凄然流涕，悲从中来，自己亦不知其所以然，大约觉得病无起色，恐有永诀之意。有一次西原来京，亦来看我，我见了他，握手呜咽，竟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见此情形，无可慰藉，只紧握我手，道珍重而别。两月后病始好转，大便亦通，自知有起死回生之望。时逢暑天，家人饷我西瓜，只有一份。我再要一份给静真，即回说没有了。我又见她睡在军床，连缛垫都没有，足见待她的情形。在病床卧了两月余，浑身酸楚，想起行几步，寒热又起。及至三月有余，始能起床行动，瘦骨支离，体重减了二十八磅，真是像出鬼门关。静真陪我，寸步不离，且常受磨折，她虽不告我，我也心里有数。连我母在病室多坐一回，即由女仆来请到后楼，说客已久待，三缺一。故我等稍有气力，自觉已能支持之时，即偕我母同静真到汤山去休养了。
我在病中，适开关税会议，我既不能出席，连会议情形亦毫无闻知。问槎等常来看我，恐添我烦恼操心，亦不告我。后来病已好转，才由与会者约略告我会议情形。日本派专员（忘其名）出席，对我国很表同情。这专员闻拟继任公使，回国后不知何故被刺，或云自杀，甚为可惜。各国与议者，议论虽多，总算达成加税目的，于财政裨益甚多。以前免税之烟酒，且课重税，虽以条约关系，不能达到自主目的，然从前桎梏，总算解松，亦可慰也。
后又听说又铮从各国考察回来，与合肥深谈两宵，合肥仍促其出京。出京日，送行之人甚多。时已有不利于徐之谣言，随员等劝其乘汽车赴津，不必乘专车，又铮不听，仍乘专车按时开车。行到廊坊，被张之江（张为冯玉祥部下时驻军廊坊）劫持下车，又铮尚穿睡衣，张军曳又铮至廊坊稍远之处枪杀。临时接陆承武（陆建章字）由津赶到，声称为父复仇，皆冯玉祥之预谋也。病中得此噩耗，更觉伤感。此次合肥极力回护又铮，而又铮不自戒备，卒中冯之阴谋，其命也乎。亦可见因果报应，终不能免也。合肥亲撰墓碑，足见老人如何心境。
余到汤山，日使芳泽君亦在汤山，本想往访，一问关税会议详情。芳泽亦与会之一人，然身体疲惫，在园中散步，尚觉疲乏，遂不果往访。未几，他即回京，遂失了见面之机会。
后来预会友人来汤山看我，谈及关税会议。据云与会者十二国，我政府所派委员数亦相等。政府对各代表及委员，特购备新汽车以供使用。特派来会者，旅馆招待，备极周到。此会根据华盛顿会议中国关税自主及加税之议决案，该议决案规定华府会议结束三个月后，由中国召集与会各国，开议于北京。因金佛朗案未解决，法国不允列会，始延至今日。华府会议议决中国增收关税，于裁厘前征收值百抽7.5，裁厘后值百抽10.25，奢侈品（包括烟酒）值百抽十至十五。委员梁燕孙氏提议，先议中国关税自主，各国代表以有背华府会议定案，不与同意。经再三说明，几次磋商，始获同意，议决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国实行关税自主，中国政府声明同时裁厘。议定后随议在实行前过渡临时加税办法，中国方面，提议须加至关平银九千万两，各国一致反对。几经讨论磋商，仍回到照华府决议案以资过渡。又以支配用途，各国意见不一，后日本代表提议互惠办法，各国亦有赞成者。日本派佐分利代表来华专议此案，佐分利很同情于我，惜其时南方成立政府，继以北伐，各国遂意存观望，会议时开时停。随后各国代表亦有回国者，会议遂就此停顿了。言时甚为惋惜。余以为此次关税会议，目的重在加税，自应依据华府定案，提出理由，重议增加，方符现实，裨益财政，从而振兴工业，增遂贸易。即照华府税率，关税亦能随之增加。中国关税不能自主，由于条约束缚，条约修改，关税自然自主。若照此次议决实行，尚须俟四五年，届时局面如何尚未可知，能否实行更难预料。现在民族主义已渐抬头，国际情势亦有变迁，修改条约，为期不远，何必争此未必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我觉非计之得也。
我们到了汤山，我仍每日洗温泉，身体日渐康复，然觉静真终郁郁不乐。有一天傍晚，她不吃晚饭，忽凄然对我说，我来你家已将一年，家中的复杂情形，我早已知道，故抱了无畏的精神，一切都想忍受。但万想不到对我这样的作难，尤其你的子女中有对我特别为难之人，不论什么事，总是像豆腐里寻骨刺似的，处处为难。这种做人，有何意思？我时时提心吊胆，忍气吞声，你在病中，他们对我在房中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暗中监视。他们对我常有带着轻蔑口气，当初我不是对你说过的吗？欺负我，我能忍受，对我轻蔑侮辱，我不能忍受。这样下去，怎样能久？我是从一而终的，现在你病亦好了，我也安心了，故决计让了他们，对你亦算有了交代。说时抽噎不止，面色转青，女仆在旁，说二太神色不对，莫非服了毒了吧。一经检查，果然服了鸦片膏，遂即电北京，请医生来救治，幸施救得快，洗肠后救了回来。我更谅解其为人，对她更加看重爱护，她受刺激太深，难怪而存自杀之心。其时她已有孕，故住汤山特别长久，直至天寒，始回天津。
在汤山时，正是水蜜桃上市之时，我俩曾得桃核种在庭院，默祷核能成树，开花结子，即是我俩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预兆。后竟成树开花结果，迄今三十余年，恐早已萎枯矣。盖桃树年久生虫，易萎也。庆稀在后坡上种一桃核，亦开花结子。余托任筱珊君（任京沪路局长）采购梅花二百株，植于汤山内苑。种后活的不及一成，惟种于双荫轩别墅庭前的十余株，均长成，每年到三月开花甚盛。
八七 老母古稀静真生一女
回津后，小楼图样已由沈理源建筑师设计好了。理源为意大利留学生，故为罗马式雕刻之处很多。余以费工，商请减去。地本有四亩，以二亩盖了住宅，其余二亩另盖出租小楼七所，名洪德里。因我母十年前朝普陀山，皈依印光法师，法名洪德，取以名里。落成后即迁新宅，于三楼修一经堂，为我母供佛净修之所。印光法师劝我母修净土宗，多念佛。我母晨餐后即上经堂，念佛号外，又诵阿弥陀经、金刚经、心经等，都能背诵。功课毕即午膳。午后如有亲友来，时为方城之戏。每逢手气不佳之时，静真即为替代，输则代付。静真并不喜此道，聊为承欢之意而已。炎暑时，每到北戴河避暑。
是年七月为我母七十寿辰，因子女都出洋不在家，特在特一区宅举行庆祝，亦寓有迁就我妇之意，使家庭和睦。寿辰前夕，至亲好友即来预祝，名为暖寿。静真适届临蓐之期，尚侍我母到特宅，张罗宾客。至夕开酒席，正在招待宾客入座之时，忽觉腹痛，犹勉强陪席。我三妹见她神色有异，即赶紧嘱开汽车陪至医院。到了医院，仅两刻钟医院即来电话，说添了一位千金。众宾闻之，都起立称为双喜临门。我母亦觉欢喜，故即名此女为庆稀。
翌日，我母临寿棚观看，见寿屏寿联寿幛，琳琅满目，看了亦觉喜悦。只演小班戏，不征名伶，聊为娱亲而已。这次我母古稀之庆，征求名人书画，承名人赠名贵的书和画，又有赋诗奉祝者，余裱装成帧，以为纪念。是日清晨，余七时即赴特区宅，少顷赵次老（尔巽）即来。且说我特意早来拜寿，趁客少可谈天，还说我不客气，没用早点，特来吃寿面的。遂边吃边谈，观览各家书画，赞我别出心裁，很有意思，可永留纪念，这是孝思不匮之意。我只逊谢，少时辞去，尚没有客来。老辈风度，至诚率真，殊不可及，此项书画，离津时未及携带。那时回南葬母，想葬毕即回。谁知时变如是之速，一离津门，就此出国，此去不复返矣。
八八 子女出洋谈婚姻问题
自五四运动以后，子女在北京学校，受不了同学的闲言诽语，不得已只好转学。三男权本在清华预备学校，转入上海南洋中学。二女梧孙在教会圣功学校，仍旧。四女幼梅、五女庆五，转入上海中西女学，后又回京入圣功。六男在师范附属小学，未转。过了几年，二女毕业于圣功，要求赴美留学。我对子女教育，不分男女，既愿出洋，无不允许。适施植之兄（肇基）使美履任，遂托携行，一切出入国及入学手续，均承代办，甚为感佩。施君以我的子女出洋，旅费应予稍宽，使她假期时可到处旅行游览，以广见识，故定年给两千美元。到美后，由施公使介入爱尔米学院，习教育。毕业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得教育硕士。越年，三男又毕业于南洋中学，要求出洋。适清华学生赴美，遂偕同行。临行前，余对他说，人贵自立，不可依赖，切不可以我有财产，可不必用功。要知财产是靠不住的，现在的财产，未必即是将来的遗产。有了学问本事，才是自己可靠的财产。你应当自己为前途着想，切不可存有出洋是为镀金之心。
过了三年，四五两女又毕业于圣功，同要赴美留学。我说，我的景况，已不如前。但我向不分男女，你们既要赴美，我亦赞成。不过你们要知道，四人同时在美留学，我的负担不轻，你们不要白费光阴好了。适廖凤书兄（恩涛）出使古巴，托他带到美国。后承他将入美手续办妥后，赴古巴新任，甚感。
四女本微有结核症，行前由庸克医生检验，认为可行。到美后，由二女介入同校。岂知入学不到一年，旧病复发，只得退学入院疗养。五女学生物学，等她毕业，才一同回国。留美子女四人，得硕士学位者，只梧孙一人。
我友吴达铨兄，见我子女四人均赴美留学，他说，君总算尽了为父之责了。像我们这种家庭，希望出佳子弟，真不容易。在这种环境，又在这种社会，要我们的家庭不受影响，岂非难事？家庭如此，子女可想而知，花钱出洋，只是为了有交代，尽父责而已。我知他有为而言，他已订婚，但先娶了日女，他未婚妻知道了，由四川只身赶到北京，不能不结婚。但日妇不悦，他夫人后只生一男一女，日妇则生六七个儿子。他夫人很能干，而日妇只知挥霍，不知教育儿子，故他对家庭亦有不满。我说君太消极了，儿女自有儿女福，为父者不可不尽目前之责，以免日后为他们藉口。我们家庭虽不免传染习气，然我的意思，只望子女不至太不成器，但能自立，本无大希望于他们也。在此世风日下，要有好家庭，好子女，先要有好政府，好社会，才能有好教育。还要夫妻和洽，才能有和乐的家庭与快慰的子女。兄意如何？为父母的只要不溺爱，不放纵而已。他只叹息，足见他有难言之隐。我因达铨之言，想起家庭能否快乐，全在于婚姻之能否圆满。在我们幼年时代，都是盲目婚姻，看各人的运气。除非本是姻亲，从小即同厮熟，又当别论。否则只讲门户相当，八字相配，其他态度容貌，到相见时已生米煮成熟饭了，有何办法？只可委之命运。近来新式婚姻，在交友时，彼此不免有掩饰之处，等结婚后，始真相全露，故亦有离婚之事。我们那时代，哪有离婚之说，如提出离婚，女方视为莫大的耻辱，故律不禁纳妾，谅亦为弥补之意。我亦不能免俗，然由于对方有所为而嫁，并非出于双方融洽而结合，故仍不免终凶隙末，但我虽纳妾，对于正室之名分，未尝有所冒犯，而她不自省，反生种种别扭为可惜也。我妇唯一之美德，为自奉节俭，故对子女亦不奢华。我本喜欢子女，尤其在孩提之时，那种天真无邪的神气，真可以解除烦恼。惜我后来事繁又多酬应，无暇与他们接近。然对子女小时，父母决不可以夫妇不愉快之事告知他们，四五岁的孩子，知识特别敏感，听了之后，牢记在心，到长大后若有理智，自能辨别，否则永存于心，对父或母即成隔膜了。
我于长二两女，小时接触较多。长女名闻喜，性聪明，善伺亲意，深得重堂欢心。二女名梧孙，性和顺，不与人争论，聪明稍逊于闻喜，然肯用功读书。三男权（字舆平），与四女幼梅，我妇北来时仍跟祖父母在上海。他们小时，我正在游学，故接触最少。五女庆五，生于北京，适逢我父五十之辰，故名庆五，从小憨态可掬，体又结实，像北方孩子，故小名燕儿。六男朴（字君实），亦生于北京，性倔强，有事务才。其时我正忙，他又在上海读书，后想赴美，我已无力遣送。故学陆军，入日本士官学校，适日友坂西利八郎君回国，遂托偕行，入学手续，亦由坂西君代办。毕业回国，脾气大变，始信严格教育，能变化气质也。
我对子女婚姻，都由他们自己选择，虽形式上得我同意，然从未干涉，幸都圆满。长女嫁刘梦飞（法国工科毕业），虽非新式，然订婚后女婿常来我家，相谈很熟。她出阁最早，未进大学，时我任外次，亲家士熙，出使俄国，适逢其会，结婚仪式特别热闹。惜产后得病，年卅六即亡，遗子女各一。二女梧孙，嫁陈图南（哈佛大学经济硕士），在美订婚。回国即结婚，生两男。三男权，娶胡彬（伯平之女），生一男三女。惜媳在沪友家触电而亡，权亦未续弦。四女幼梅，与张伯勉（坚白之子）在美订婚，情感甚笃。因幼梅肺病久医未愈，相守数年之久，终于同意解除婚约。五女庆五，嫁祖竞生（法国中央大举工科毕业），生一男两女。六男朴，娶北京同仁堂老药铺乐袭芸，生一男一女。
后余娶郭静真，时已四十九岁。翌年生一女，适逢我母古稀之庆的前夕，故名庆稀。隔了十年又生一女，适我母八十之年，故名庆颐。因为晚年所生，我母特别喜爱。庆稀又聪慧好胜，时想种种方法哄我与祖母欢笑。她同情穷人，最不愿人称她阔小姐。每日乘汽车到耀华学校，在很远处下车，走到学校，回时亦然。在校冬天，偕同学溜冰为嬉，与同学董履和互掷冰块，两小无猜，不意后来竟成佳偶。庆颐生时，华北已沦陷于日寇，我住颐和园。庆稀就读于燕京大学附中，没有高中，故又入北京慕贞教会学校，住校与满蒙学生同炕而睡，决不嫌她们脏也。后进辅仁大学，时在北京硕果仅存之大学也。她那时想到重庆入联大，行装已具，以无伴而罢。她从没有提过要出洋留学，后嫁董履和（美依里诺大学化学博士），生二子。庆颐在津入圣心教会学校，转辗迁校，耽误很多。后到日本，仍入圣心毕业，嫁宋允嵩（斐卿之子），波士顿大学毕业，生一子。这两女从小与我朝夕相叙，与我们亲情独厚，可见子女与父母之接近与亲情大有关系也。然以我景况与时局关系，对两女未能深造，然她们对于英文，都有造就。
八九 冯玉祥阴谋逼段下野
合肥此次出山，由于中山先生与奉张浙卢结合三角联盟，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等联名推举为临时执政。就任之初，中山先生莅津；因开善后会议问题，与中山意见相左。迨中山扶病入京，合肥与中山尚未晤对，中山先生即归道山，因之国民党不满合肥，未曾出席于善后会议。时适浙苏交战，卢败于齐，孙传芳乘机袭取福建，遂入浙江；执政遂令张作霖出师援卢。卢向忠诚于合肥，张本有志于南方，遂派张宗昌率师南下，又令邢士廉驻兵淞沪。齐燮元败走褫职，即任命杨宇霆督苏，以郑谦为江苏省长。杨将原来苏军尽易以奉军，又派姜登选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驻兵徐州。卢永祥为苏浙巡阅使，徒拥虚名。惟淞沪护军使仍由何丰林复职，为卢保存一部分势力。会倪嗣冲因病辞职，即命姜登选督皖。张更要求以张宗昌督鲁，贯通南北。长江势力，尽入奉方。孙传芳恐奉图浙，召集浙皖苏赣闽五省代表开军事会议，组织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以闽督周荫人为副司令，通电反奉南下，集中五省军队，置主力于长兴。杨姜就任伊始，尚未布置就绪，知战事不能免，令邢士廉退扼苏常。孙军五路齐发，进陷苏州宜兴。原来苏军白宝山陈调元等响应孙军，杨姜等以南方地势不熟，布置未周，所携重武器不适用于苏常等处，遂决令全师渡江北返。孙军亦不追击，唾手得苏皖两省，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其时奉军郭松龄部，忽与冯玉祥勾结倒奉张，声称回师清君侧。适姜登选北返，中途被郭枪毙。郭军出山海关，班师回奉，军行神速，前锋已抵白旗堡，奉军尚未全部返奉。冯玉祥又进取热河，郭势益张。幸吴俊升率骑兵赶到，与郭军战于白旗堡。日本关东军暗助奉张，郭军不支溃败，郭松龄夫妇被执枪杀，战事终结。奉张虽挽回颓势，而于执政影响甚大。
执政既失势于南方，只能盼望张冯合作以维大局。冯本先张人北京，近畿京师早已布置，虽派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等监视执政，犹未满其野心。以拥段有功，肆意要挟，扩充军旅，要求地盘，贪得无厌，自成为西北军。又联络段公子骏良以为内应。张以冯收买而来，只图私利，向存轻视，不甚注意。冯对张阳示恭顺，阴怀叵测，对张之主张每与骏良密商拖延，甚至破坏。张渐察知，遂一怒而回奉天，不复问北京政事矣。合肥屡次恳邀，张终不理。适余北回，合肥以余向无关系，张对我又尊而不亲，遂嘱余赴奉邀张，张果偕来，而余以病莫能兴矣。其时执政府制已改为国务院制，以许世英氏任国务总理，院务改组，府秘书长仍属梁众异。
未几召开关税会议（详前），余患伤寒全未预闻。合肥对于改订关税，素抢愿望，而此次会议一无成就，所议决者，等于望梅止渴，颇为失望。后以解决金佛郎案又遭物议（实为关税会议速解决此案）。又在北京开法权会议，上海开退还庚子赔款会议，均无结果。冯玉祥因结合郭军失败，自动下台，以西北军全权交与张之江，分布于近畿及京奉沿线，以至热河。北京卫戍仍掌握于鹿钟麟。迨徐又铮回国复命，出京时被张之江戕于廊坊，合肥伤感之余，以两年来素志未遂，无补时艰，已萌倦勤之意。后南方亦成立政府，继以北伐，北京左派分子徐谦等图谋扰乱京师，聚众围攻国务院。时许总理已辞职，继以贾德耀，至是贾亦辞职。后屡易阁揆，终不能久于其任，遂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易培基等五人，其实都是冯玉祥之策动。于是公然啸聚群众，联合工人学生数千人，游行示威，冯军亦便衣掺杂其中，围攻执政府，日夜不休。合肥知有背景，不忍伤害青年，令警卫弹压，不许实弹放枪。军警以空吓无效，向空开枪，有子弹误中学生，于是大喊口号，打倒段执政。教育总长章士钊主张强硬对待，学生拥入教育部，殴伤章总长。又攻入警察厅，与警察徒手相搏。学生以砖石为武器，警察放水笼头抵御。朱博渊总监，亦受微伤，秩序大乱。卫戍司令鹿钟麟坐视旁观，不加制止。合肥知无能为力，遂由执政府突围而出至私邸。鹿钟麟派兵包围段邸，声称保护。合肥知有阴谋，恐生不测，遂与博渊行严骏良等乘夜潜出私邸，至六国饭店少憩。趁黎明头班火车至天津，寓吴自堂宅，通电下野，交国务院执行政务，令吴炳湘暂代总监，维持治安。嗣后冯军被奉军压迫，撤出北京，集中南口，为奉军击败。冯玉祥去俄，旋加入北伐军。合肥居津，杜门谢客，静耽禅悦。
合肥临行，曾云沛未及随行。后知为鹿钟麟扣留软禁，为云沛旧情人陈文悌侦悉，重贿守弁，许以终身留养，潜同逃出。冯玉祥对合肥左右，最切齿于徐又铮曾云沛两人。若无陈文悌念旧营救，云沛不知要受若何磨折，甚至步又铮后尘，亦未可知。风尘中有此义侠之女性，亦殊难得。此又合肥下野之一小插曲也。合肥对骏良向来不许预闻政事。闻骏良棋手亦高，每与乃父对弈，赢了即说你只会棋，输了则说你连弈棋亦没有进步，故骏良对父，战战兢兢，不敢多言。此次闻骏良竟预闻政事，合肥亦一反常度，不加制止，致触怒了张作霖。余不常到合肥私邸，又不陪他打牌，故合肥日常起居及府中事不甚了了，即弈棋事亦闻朋辈之传说而已。
九○ 张作霖开府称大元帅
自合肥下野，中山逝世，冯玉祥败于南口，奉张势力独占北方，拥有东三省冀察鲁豫地盘，声势浩大。各省督军，拥兵自雄。孙传芳自称五省总司令。张宗昌以直鲁联军名义占有山东。不久国府任命蒋先生介石为北伐总司令，誓师北伐，势如破竹。迨入南京，忽逢英日之阻，遂有广州上海反英大罢工，英舰炮轰南京，日本出兵济南等事。吴佩孚收拾余烬，联合孙传芳，拟阻挡北伐军于长江。终至吴师惨败，一蹶不振。孙传芳初很得势，后亦节节败退。迨龙潭一役，大遭损失，退守蚌埠宿迁。日军阻止北伐军于济南，北伐军绕道北进，张宗昌不能抵抗，退至德州。
孙传芳与张宗昌想借奉军之力，以图再起，于是联袂来北京。其时阎锡山冯玉祥响应北伐军，正与奉军作战。张作霖虽与阎冯作战，其志只图控制北方，并无与国府抗衡之意。孙传芳善于辞令，力说张氏与南方划疆而治，徐图进展。他说北伐兵军力单薄，外有外交问题，内有党争纠纷。上海清党，广州罢工，事情严重，北伐未必成。我方拥有偌大地盘，且有奉天兵工厂，兵精粮足，非南军可比。咱们两人，尚有余部，足供前驱。只要您老肯领导，又有奉军作后盾，大势未可知也。鼓其如簧之舌，张氏竟为所动，于是他们拥戴张老将（时人通称）为元首。张以北京政府无首领，遂允其请，称元帅，帅府设于中南海。余与张老将本无渊源，自去奉天后，始较相稔。然我回来即病，仍无机会与他接触。老张在顺承王府时，杨宇霆告我，老帅对你很尊重，有相见恨晚之意，嘱我转致，希望你常来府谈谈。余本在家无事，去那边亦可知道一切消息，遂偶到顺承王府。见张老将总在三点后到公事厅，厅内亦设有鸦片烟榻。时政府尚未改组，顾少川为国务总理，每来白事，立谈数语，不让坐，我见了很觉不自然，当年项城亦没有这种态度。有人说跟老张做朋友，很能受他尊重，一入他部下，即大不同。我见他对少川的态度，而觉此说之可信。后少川辞职，改任潘馨航为总理。馨航嬉皮笑脸，对军阀一套功夫娴熟，故相处很好。我则居于客卿地位，尊而不亲。后在内阁外设政治财政两委员会，政治以梁燕孙为会长，副以曾云沛，财政以我为会长，副以叶誉虎，均用聘书。明知回光反照，转难言辞，好在仍以客卿相待，聊备咨询而已。出师前夕，张氏设宴饯行，与宴者不过二三十人。军人方面除孙（传芳）张（宗昌）杨（宇霆）张（学良）外，相识者有韩麟春、褚玉璞、戢翼翘、鲍毓麟、吴俊升、张敬尧诸人，余均不相识。并演平剧，由杨小楼、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演到别姬一段，却演得凄凉悲壮，有声有色。然为出师饯行而演此剧，余觉有不祥之预兆。
张为大元帅时代，为时不久，且忙于军事，政治无事可记，惟有一事值得一记。其时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到处煽惑学生，因慑于奉军之威，学生亦不敢公然游行示威，表面虽似敛迹，然渗透运动未尝稍戢。其机关设在俄国使馆内的兵营，都由使馆大门出入。兵营大门，久已封闭，无人出入，只有党员秘密出入。杨宇霆为参谋长，侦之确实，遂令军警密为布置。某日于拂晓前，破门而人，不但党员不曾预为戒备，连前面的使馆人员亦毫未知觉。捕获为首的李大钊，国共党员一同逮捕。且搜出秘密文件甚伙，择要送交国联。同时搜查东三省及天津俄国总领事馆，亦搜得共产党文件。李大钊及国共党员，交军法处审询。李大钊判处死刑，执行枪毙。余党量其轻重，分别判罪释放。此事于事后由杨邻葛告余，余初不知也。
再有一事，近戏剧化。有一日，警察侦知鲍罗庭之妻来京，火车到站，将鲍妻在车内逮捕，送高等法院，由沈院长（忘其名）亲自提审。鲍妻直认为鲍罗庭之妻，此次回国，领有护照，通过北京，并没有在北京下车逗留。警察在车上逮捕时，她即提出回国的护照证件。沈院长审明属实，并无下车逗留嫌疑，遂即释放。事闻于老张，部下捏称鲍妻有同谋嫌疑，竟疑沈有贿纵情事，张遂令看管待查。沈为我同学，人甚正派，历充法官，且曾为奉天高等法院院长，有抗直之名。得此消息，深夜来找我，将案情细说，请向张解释。余亦觉无间谍嫌疑，仅为过路，并无问罪可能，遂允为解释。翌日先与邻葛（宇霆号）说明详情，并说我敢担信沈决无贿纵情事。遂同见雨帅，邻葛先向雨帅说明此事之经过，并谓该案我们已详细研究，似没有问罪理由。沈院长与润田为同学，润田深知其人很正派，且曾为奉天高等法院院长，政声很好，老帅亦曾传见，润田敢担保他是可靠之人。我们研究之下，沈办此案，鲍妻既无间谍之嫌，沈亦无贿纵之事，请老帅对沈院长开恩了吧。张听了不响，邻葛又说，沈某虽没有贿纵嫌疑，这样重大的事，没有请示，即行释放，究属疏忽，应交司法部记一大过，以示薄惩。张氏点一点头，说声好吧，邻葛即大声喊道，大帅开恩了，遂令副官将手令取来，对了雨帅，还大声道，大帅对沈某开恩了，将手令一撕两片。余竟愕然，一场风波，就此了结。余对雨帅说明天带沈院长前来叩谢，张说那不必了。后邻葛告我，您不知道这道手令若不对大帅当面撕掉，难保不又生枝节。余很佩邻葛的细心，但觉关外办事，另有他们的一套，又为之惊讶失笑。
当时有中法银行，本为前政府办结金佛郎时专为发行美金债券而设，总裁王叔鲁，不知何故辞职。后银行只办普通银行业务，张氏嘱我接任总理。余以该行已属普通银行性质，即允继任。后南京政府成立，余即辞职，推荐钱新之继任。余自任总裁后，月酬存巴黎银行，未曾动用，结存四万余法郎，约合一万美金。后三妹亦受江业银行倒账之累，外甥留学法国，学费难以为继，余即以所存法郎赠之，以为外甥学费。
当张氏开府北京，南方北伐军已节节成功。北伐军情形，余不清楚，只知当蒋先生以北伐军总司令率领黄埔出身军人，由广州出发，一路顺利。不久即收复湘赣各省，虽遇吴佩孚孙传芳之抵抗，终被克服。迨收京沪，开始清党。
时武汉设立容共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苏俄人为顾问，联合农工，与北伐军不相容。蒋先生力行清党，且利用上海帮会，一扫而清，脱党者亦不少。上海杜月笙从此露头角，苏俄政策由此失败。至在北伐时期，英日如何反对，孙张（宗昌）如何抵抗，工会如何捣乱，同党如何分裂，其中忽离忽合，错综复杂，余亦不知其详。
奉军对阎锡山冯玉祥两方，战区在山西山东河南。双方军队各有五六十万，战线长达二千余里。奉方称为安国军，分七个军团：第一军团总司令为孙传芳，对鲁西；第二为张宗昌，对鲁南；第三为张学良，对晋东；第四为杨宇霆，由京汉路南下；第五为张作相，对晋北；第六为吴俊升，为后备；第七为褚玉璞，对大名方面。又以韩麟春、戢翼翘各领一师对河南，并策应津浦京汉两路，初对山西方面，颇有进展，山西各军已退到天镇蔚州井陉一带，惟傅作义率五千之众坚守涿州，屡攻不下，守至三阅月，粮饷不济而退，曾哄动一时。褚玉璞人甚粗鄙，然作战最勇，与南军抵抗最力。河南方面，因冯军内变，似未前进，此是大略情形也。
后蒋总司令与白崇禧总指挥，决定以三个集团军由京汉、津浦推进，一面进攻保定沧州，一面进攻许昌正定，山西军又向石家庄方面推进。奉军四面被包围，战线愈缩愈小。迨至沧州失守，保定放弃，孙张诸人均又回到北京。奉张知众寡不敌，大势已去，遂决定总退却，引师出关。
出京前，李徵五曾对张学良说，直鲁联军（即张宗昌所领）帮了大元帅的忙，始终服从，损失甚重，这次奉天军出关，非将直鲁联军同时出关不可，否则于人情道义上，太说不过去，令人寒心。后学良率师出关，仍没有带直鲁联军一同出关，李氏甚为愤怒，然亦没法，致张宗昌、褚玉璞两部残师逗留苏北及津塘冀东一带，成为孤儿。闻徵五与国民党元老们甚稔，当陈其美在上海发难时，徵五为之筹划，但从未入政界；与蒋先生同乡，我友李祖恩之叔也。张氏出关前，请王聘老出来维持北京治安，定期回奉天。
九一 张作霖殉国于皇姑屯
张雨帅于出关前夕，闻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漏夜谒雨帅，谓万不可在京郊作战，公使团深以为虑，希望顾全大局，引师出关，以待时机。雨帅本已决定出关，当即容纳其意。有人说芳泽是晚谒张，是劝张氏仍镇守北京，日本必为后援，是否事实，不敢揣度。芳泽是我老友，为人和平正直，向主与中国和平亲善，谅不至与军人一般见识，劝张氏据北方独立，以抗南军。惟公使是奉命而行，日军已在济南有阻止南军之举，芳泽又漏夜晋谒，难免外人有此猜疑。有人说，张末了还说，我张作霖决不做吴三桂，我亦不怕死。
第二日，张氏即启程出关，留杨宇霆、张学良等在关内集中师旅，引退出关。张氏行动向守秘密，这次竟一反常例，行程时刻，一律公开，行时且令不必戒严。夜间上车，送行者寥寥。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切嘱须在日间到达奉天，已露暗示（町野为张作霖顾问甚久，忠于张氏，反对少壮派侵华政策）。张亦不以为意，真是一反向来的举动。人每反常，即非好兆。专车到皇姑屯，尚未天明（是处为京奉与满铁交叉点，由关东军驻守）。关东大佐河本大作在该处预埋炸弹，等到张氏一节专车经过该处，炸弹爆发，车辆粉碎，张老将就此殉国。然尚有一息，说了一声，这是日本人干的。因无临时救急设备，到府已气绝。吴俊升与雨帅同坐一车厢，同时被难。
张氏坐镇东三省，整军有方，理财有术，保境安民，人民称颂。尤其对付日人，内外并进，刚柔互用，关东军无所施其技。少壮派恨之入骨，非去之不可，遂以非常手段，致丧其命，张氏亦不愧为一世之雄也。
奉天省长臧式毅，以事出非常，大军尚未回沈，地方治安有关，秘不发丧，只发表大元帅受伤疗养。日本方面，大起疑心，本庄夫人及林总领事夫人以慰问为名，突然到府见张五夫人。见帅府一切如常，自内到外，毫无变动，五夫人还盛妆出来招待，看不出一点痕迹，只好请慰问大元帅而归，想见当时布置之周密。等到杨张两氏将关内奉军完全撤回奉天，始行发丧，日人大为惊异。
日本对东三省久存野心，因张应付得宜，无从寻衅。然关东军对付张老将，煞费苦心，张氏随机应变，应付裕如，关东军亦无可奈何。少壮派恨张氏尤甚，随时想出于暗杀，奈张氏防备素严，无从下手。这次出关，竟一反常例，毫无预备，不理会町野顾问之暗示，遂至遇难，其命也欤？然亦可称为殉国。
闻日皇以军纪太弛，拟将河本大作大佐付军法会议惩处，军部以恐摇动军心，请求免议。夫以现役军人，对友邦大员，肆无忌惮，行此非法行动，而犹以摇动军心为庇护，可想那时日本军人之跋扈，日皇亦无法处置。假使张老将坐镇东北，谅不至掀起九一八事变。即使关东军寻衅，必能设法弥缝，使大事化小，似可断言也。
张学良被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以继承父业，日本特派重臣伊集院彦吉为吊唁专使（伊与张是老友），以学良的父执自居，劝学良仍以保境安民，继承父志，不必服从中央而易帜。幸而学良怀了国仇家恨，竟不接受。河本暗杀张老将一手，虽是大胆目无法纪的行为，却无意中帮了中国一个忙，使南北即成了统一之局。
后北伐告成，东北易帜，当时劝张老将为大元帅的孙传芳张宗昌两人，亦先后结果。张宗昌为韩复榘诱至山东在济南车站枪毙。孙传芳在天津信奉佛教，在居士林一同念佛，被坐在孙后面的施剑翘女士用手枪击中后脑，当场毕命。施女士为施从滨师长（为孙枪毙）之女，声言为父报仇。北洋军阀，从此告终。
九二 张学良怀疑杀杨宇霆
张学良既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以杨宇霆为参谋长。张杨向很亲睦，回奉以后，杨因忙于布置军事，以张在丧中，先事后报，张以杨独断独行，目中无我，很为不满。且以杨得军心，大权独揽，恐不利于己，常怀疑于心。加以左右逢承，进谗挑拨，于是起了杀杨之心，以为非去杨终不能安其位，而杨不知也。
会宇霆尊翁七十寿辰，学良馈赠特丰，并执子侄辈礼，早往祝寿，盘桓终日，招待宾客，故示亲密之意。迨寿辰已过，犹亲往杨家，与宇霆讨论善后，以示倚畀之殷。学良嗜西瓜，虽冬季必购自台湾，杨亦有同嗜。一日以请吃西瓜为名，请杨到帅府。杨即欣然前往，见门禁森严，而学良久不出，心知有异，但想不到大祸即将及己也。
闻学良在楼上，尚犹豫不决，以袁头大洋一枚卜卦，默祷袁头向上即杀；三掷三向上。其妻于凤至在旁说，要怎样办，即怎样办，何必迟疑不决？于是杀杨之意遂决。令高纪毅（前误常荫槐因两人都当过京奉局长）带两武士入客厅，由武弁各执杨宇霆的手。宇霆即大呼，叫留子（学良小名）出来，问他我姓杨的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姓张的，竟要下此毒手！语尚未毕，高纪毅已踞在椅上，向杨头顶连放两枪，宇霆顿时毕命。雨帅的秘书长郑鸣之（谦），目为杨派，同时被害。学良以杨得军心，疑将不利于己，下此毒手，何乃太忍！况东北人最讲义气，张家在东北有悠久的历史，父执前辈，以雨帅为国捐躯，对学良格外拥护，而杨宇霆未必有觊觎之心。学良仅为细小争权，不惜失一好助手，可谓无谋。自毁长城，学良年少气盛，自作聪明之故也。
九三 北伐告成东北亦易帜
北伐告成，国府要人齐集北京，改称北平。定都南京，改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此旗实为容共时所定；五色国旗，亦为革命初期为南京临时政府所定者也。此次在北京集议，对前政府要人发通缉令，约有二十余人，不能尽记。只记得王揖唐为首，顾维钧为殿，余亦列名其间。据说这非蒋先生之意，时蒋先生不在北平，故没有认真执行。余以新政府第一次命令，不能没有戒心，遂又返居天津日本租界旧居。
国民政府，为所周知，以党治国，惟主席之权力与大总统无异。各省设政治分会，各统集团军，又与旧政府无甚相异。蒋主席恐成军阀局面，拥兵自雄，尾大不掉，乃以编遣为名，集军权于中央，用意未尝不是。所惜者北伐才成，曾几何时，内战又起，兵连祸结，争战连年，惜余不知其详。
余所知者，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及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声言反蒋，推阎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在北平成立政府。各人都就职，独张学良没有表示。于是双方争取学良，以为己助。那时张少帅，红极一时，各派代表驻奉极力拉拢，中央以上次吴铁城赴奉游说张学良易帜成功，驾轻就熟，仍派铁城赴奉。闻吴铁城出关，现款即带二百万，银行透支，没有限制。挟其雄厚之财力，他派何能相比。吴氏到奉后，运用银弹攻势，对于帅府重要分子，铺平熨贴，尤以学良之左右，更极力利诱拉拢。学良喜推牌九，吴遂投其所好，每晚与学良推牌九，输赢之数，动辄数十万。吴故意认输，十场总输九场，还恭维少帅手气好。两月之间，学良竟赢了数十万。左右亲信，亦多沾光。赌博贿赂，没有痕迹，不费吹灰之力。只于偶尔提及正事，已相与默契，心照不宣。吴铁城的杰作，在奉天成功，已是第二次。迨吴回京，学良出师，助中央作战，军事就此解决。阎锡山弃了二十年山西地盘，逃到大连，度了一时流亡生活。张学良遂以副司令入主北京。
其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已跃跃欲试，但日本政府方面，总愿以外交途径解决东三省问题，故特派内田康哉为南满铁道总裁，本庄繁（曾任张作霖顾问）为关东军司令。币原外相甚至说日本若侵占东三省，无异吞了一个炸弹。那时日本政府总想由外交途径解决，不敢负侵略之名也。
九四 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
日本自战胜俄国以后，以为东三省为日本以铁血为中国收回者，自应有优先权。自前清以来，中国总是委曲求全，然日本亦不愿用武力。后军阀抬头，对东三省觊觎之心更甚，初只想用柔软手段。自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以为三省大权操于张作霖，而张虽为武夫，应付得宜，办事有分寸有手段。日本关东军想走内线，初由本庄司令夫人，招待张氏最宠的五夫人，游览大连，本庄夫人亲自招待，关东军武官于经过处，列队欢迎，好不威风。大连市中到处张灯结彩，由日本招来艺妓演员，排日游宴观剧。且赠张五夫人以珍贵礼品，尽欢而归。以为有此内线，商量自易。岂知老张于军政大事，向不谋及妇人，故白费心思，本庄且招本国新闻的讥讽。后郭松龄叛变，奉军力不能支，几至溃散。关东军自动协助，张贴布告，声明若子弹落到附属地，不惜还击。盖张军在附属地内线，郭军则在外线，明明暗助张方，使张军处于有利地位。郭军处于被打地位，郭遂失败。关东军以为这次救张出了危险，如此市恩，必应厚报。孰知张氏不等他们开口，同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到正金银行，将私人存款尽数提出，共五百万元。偕同町野顾问，亲诣司令部，对本庄司令深致谢意，谓承大力，幸胜叛军，奉上区区私人存欵，以备犒赏。关东军少壮派军人见其眼明手快，足智多谋，除暗杀之外，别无他法，遂发生皇姑屯炸车之惨事。
他们以为主帅已丧，学良年轻少阅历，较易就范，故派重臣为吊唁使，慎重将事以期说服学良，东北另树一帜。岂知学良国难家仇，更难说话，于是只有出之武力一途，方能达到目的。其时关东军以国内少壮派尚未得势，有所顾虑。而中国北伐之后，继以内战，不能团结，国军喘息未宁，正是侵略的好机会。于是关东军随时寻衅，适因万宝山事件，双方冲突，以张学良片面废约为理由，严重抗议，学良置之不理。遂种种寻衅，演变至自拆铁路，诬为中国拆毁。中村少尉失踪，诬指为中国暗杀。遂于九月十八日炮轰北大营，掀起事变。时为民国廿年九月十八日，故称为九一八事变。
时学良在北京养病，甫出协和医院，令奉军不抵抗，退入关内。又闻有受中央密令，为保全实力。关东军先据北大营兵工厂及通信机关，后遂全占沈阳（即奉天）。那时日本政府尚不愿事变扩大，令关东军不得越出奉天省。关东军开到吉林边境，不敢前进。关东军只有两旅，兵力薄弱，乃请朝鲜总督出兵协助。日本政府令朝鲜军止于鸭绿江。其时日本总理为若机槻礼次郎，外相为币原喜重郎，政府尚能控制军人，不愿事变扩大。惟愿商谈东三省中日悬案以抵制军人之藉口。闻东三省与日交涉悬案积至三百余件，固属奇闻。其中自不免有难商之案，我想未必尽属难商。如将可商之案，从速商结，只剩难商之案，即坚持不商，日本军人亦无从藉口，对日本亦理直气壮。而学良不此之图，一味躲避，岂是正办。
当事变未起之前，汪衮父驻使日本，闻币原外相曾有“若日军强取东三省，无异吞了一炸弹”之言。衮父与币原相处很好，遂与币原探询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真意。币原说，少壮派军人的行动，我不赞成，惟闻东三省悬案积至三百余件，张学良一味推延，迄未解决，现托病躲在北京，总不见面。若贵国政府能将东省悬案从速商议，逐次解决，我亦可对少壮派军人交代，使他们无法藉口等语。衮父得此言，即请假回国，见外交部部长，自告奋勇，愿当其冲。时外交部长为王儒堂（正廷），听了衮父之言，反有轻视之意，说日本只是恫吓，未必能对东三省出于冒险行动。设若有此行动，我国尚有国联为后盾。衮父又说国联不可靠，日本军人亦决不听从国联。现在谈判，或可避免战祸，失此机会，后悔无及。两人言语冲突，衮父是性情中人，即说，你们如此搅法，我敬谢不敏，将来你们总有后悔之日，即当面辞职，儒堂亦未挽留。回到天津，见我即说王儒堂误国，他不听我言，将来必有后悔。言时犹忿怒，我只劝慰。后政府派蒋雨岩（作宾日本士官出身）继任，币原仍以告衮父之言告蒋公使，雨岩即回国报告政府，他想走衮父路线，可惜时机已失，已赶不及。九一八事变即已掀起矣，失此机会，可为叹息。
九一八起事之初，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院不久。曾派专车接在天津之颜惠庆、顾维钧、章士钊、陆宗舆、张国淦及余共八人到北平商讨此事（还有两人名忘了）。汪衮父在北平，被邀未到。颜骏人（惠庆）主张派要员到渖阳询问本庄司令，究竟目的何在，作初步试探，再定方针，报告政府，请示办理。顾少川（维钧）亦附和此说。余乃说报告中央是应有之义，但我以为最好作为地方事件。若能就地商结，然后报告政府，趁此日本政府尚有控制军人之力，亦无扩大之心。倘使日方提出条件，只要不损害领土主权，请示政府，可商即商，务宜速结，不宜拖延。如果能作地方事件交涉了结，是为最好的办法。学良听了只说了派员到奉天，亦得先请示中央，这是答复骏入的话。对我的话，没有答复，这明明不赞成我的意见。随即共进午膳而散。
我回津后，日本领事即来问我，对张副司令商谈有无结果。我说不过交换意见而已，谈不到结果。他说我们政府不主张扩大，现有控制军人能力。但少壮军人对政府不满，若使改组政府，事情即难说了。张副司令不要小看此事，关系很大，若能速了，两国之幸也。遂别去。
中江丑吉亦由平来津，他说北平报纸登载，你们跟张学良谈话，他对你口气很不满意，不知你跟他说了什么话？我说，我主张速了，且能作为地方交涉，从速了结更好。他说近来北京报纸，很抨击亲日派。宋哲元演说，亦有决不听从亲日派的话，似有所指，你要小心。我笑应之。他又说关东军的军人有与我中学同学者，他们看作我是浪人，不带色采，可能无话不谈。我想去奉天跟他们谈谈到底他们要想做什么。我说你肯去好极了，助以川资。他说不必要，遂别去。过了数日，中江回来告我说，不得了，他们竟对我说，要把东北另成一国。若使政府阻挡，他们即自由行动，不惜弃掉国籍，学英国取得新大陆的办法。他们说得到即做得到，我问本庄什么意见？中江说，还不是跟他们一样，只是做法稳重一点罢了。趁现在政府尚能控制军人时候，不速了结，将来必至不可收拾。他们不但把东北成为一国，还要将华北特殊化。我问特殊化怎样做法？他说即是独立的前奏。我听了，不觉悚然于心。
其时张学良仍在北平，行所无事。以我所闻，只是自己行乐，称病不见日本人，每日要打无数的吗啡针，自然没有精神办事了。那时日本政府还想跟他谈结悬案，他总托病不见。后日政府特派一学良相熟的满铁某理事到北京，学良亦托病不见。有一日，某理事侦知学良在某妓院吃花酒，该理事即闯入妓院，众客都吃一惊。到底学良有主意，即起立与理事握手道歉，并说久已知道您来京好久，实因缠病在身，不能接见。今日朋友约我到此散散心，还是初次出门哩。某理事即说，我也知道少帅体弱多病。好极了，今天难得的机会，可以一谈。学良笑道，这种地方哪能谈公事，过日一定约谈。某理事没法，只好告辞，从此又托病永不见面了。学良误国，即在此时已不能自辩，何必要待西安事变。
当九一八起事之初，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张事情扩大，而我国未能把握时机，殊为可惜。后若槻内阁下台，关东军遂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奉吉两省，进占齐齐哈尔，在嫩江口遇马占山军抵抗，马亦败北，日军气焰更张，以一部分军队沿长城南下攻热河。热河主席汤玉麟，亦不抵抗，正撤军出省，日军追击，半路遇到廿九军，遂展开遭遇战，彼此肉搏。廿九军惯用大刀队，日军最忌身首异处，颇受损失。在喜峰口激战甚久，日军遂止于热河。
迟延复迟延，才得了日本同意，国联调查团出发了。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以英国李顿为团长。中国政府对于调查团寄以极大的希望，派顾少川招待，陪同调查。后调查团发表报告，结论谓“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满意的办法。要根本解决，以东三省为自治区，施行高度自治权，由各国充当自治政府的顾问，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办法，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这是国际合作最适用于满洲的办法”。这报告中国果然大失所望，日本亦不赞成。中国政府希望得到公正的判断，适得其反。犹忆当年故友汪衮父曾向外长王儒堂力言国联调查团不可靠，日本亦决不肯听命于调查团，且愿回任当折冲之任，儒堂不听，衮父忿而辞职。由今思之，不能不说衮父有先见之明也。
九五 吉田茂请合肥商停战
吉田氏回国后，曾任外务次官，因反军阀辞职，奔走和平运动。一日忽来天津看我，余颇惊讶。相谈之下，始知他秘密来津，拟请合肥与日本西园寺公爵以在野元老身份出来斡旋和平，先商两军就地停战。他说两国政府，已无谈和余地，趁关东军尚没有进攻热河，若由两国元老以第三者地位，斡旋停战，正是机会。若使就地停战，双方同意，即开了和平之门，以后可由两政府直接商谈了。我来时已得西园寺公同意，日本军人对西园寺公意见尚能尊重。我想段先生久为军界领袖，德高望重，中国军人谅亦能尊重他的意见，拟请君介见段先生。我说，君冒险远来，为两国谋和平，热心真可钦佩。但关东军气焰方张，肯就此停战吗？他说，若由两国元老出面调停，先就地停战，只要贵国同意，日本谅亦无异议。我又说，东三省问题怎样办？他说，东三省现在没有战事，以后再从长计议，目前暂且不提。我说：若不包括东三省，恐段先生不乐意谈吧。他说，见了段先生再说。吉田去后，我即去见合肥，报告吉田来意，且略述我们谈话。合肥即说，撇开东三省即无从谈起。我听了，即想这次吉田先生恐要白费心了。
翌日，吉田氏见合肥，说明来意。合肥即说，阁下为谋两国和平，远道而来，热心令人钦佩。但此事变起于东三省，要讲停战，应从东三省说起。我们在野之人，出来调停，说话要有根据。当局若问到东三省问题，将如何答复？我看单从就地停战作为调停，恐没有这样简单。现在中国军人气焰之高，不下于关东军。若说停战，应由日本先停，因这次是日本先开战的，君意如何？吉田听了，知话不投机，即没有往下说，告辞而出，黯然回国。
此次吉田氏奔走和平，冒险远道而来，不能达到目的，吉田氏定为失望，余亦很为惜惋。合肥以其不畏强御，为两国谋和平，亦极为赞佩，所惜者吉田氏尚不能明白合肥之处境。合肥何尝不想两国速谋和平，而其为难之处，又不便明白说出。当时中国民气之激昂，蒋先生因筹备未全，不敢轻言抗战，已受舆论抨击。而政府之主战派声势正盛，在他们眼中，合肥尚有亲日之嫌，故蛰居津门，毫不问政，与日本西园寺公爵何可比伦。西园寺公有重臣之拥护，即军阀亦有所忌惮。合肥于政府方面，除蒋先生外，很少渊源。以我之见解，今日之合肥，已成为偶像，只能受人尊敬，不能再起作用。而以合肥之身份，又不愿说出话来不受欢迎。吉田氏于合肥之立场，尚不能深切明了，且以当时关东军之气焰方张，恐亦未即肯停战也。
自九一八起事以后，民心日形紧张，有识者皆料这种局面说变即变，存有戒心。我友江翼云（庸）来劝我南下，他说，我们在这里，总觉不安，还是离开为是，我明天即南下，君意如何？我说君言甚是，但日本这次举动，决不只在华北。若要离开，除非远避，我有八旬老母，又无兄弟，弃母独行不放心；侍母偕行不可能，我只好留此，随机应变。他说，他们若强逼，怎样对付？我答，这倒不怕，自己拿定主意，难道可用暴力强逼？倘平津陷落，我还想跟沦陷同胞尽一点力呢！他笑道，你还有这勇气，可佩。遂辞去。
九六 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其时国军正在南昌剿共，无暇兼顾北方，而日本关东军正预备挥军南下。于是政府先设政治分会于北平，以黄膺白为主席，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此是根据庚子条约）司令梅津商订自山海关至察哈尔境为止为非武装地带，是为塘沽协定，中央并派黄杰关麟征两师驻扎华北，并派宪兵一队，队长为蒋孝先。蒋队长不动声色，破获北平左派机关多处，学生亦不敢游行，市民希望蒋队长驻北平。但日本关东军仍不满于塘沽协定，中央又派何应钦北来暂兼摄政治分会主席，与梅津更商定，按照塘沽协定，加入河北察哈尔两省为缓冲区。在此区内，中央不得有国民党活动，更不能在区内居住，并不派中央军及宪兵驻扎，称为何梅协定。其实主其事者为梅津之参谋酒井隆也。于是国军及宪兵队均调出北京，何应钦亦回南京，中央政治分会改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为华北特殊化之初步。委员长为宋哲元，兼北平绥靖主任，以秦德纯为北平市长兼参谋长，萧振瀛为天津市长兼总参议，陈觉生为京奉路局长。宋带有廿九军四师，师长为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分驻各处，名为地方部队。宋号明轩，为山东乐陵县人，人爽直，不失为山东军人气派。秦号绍文，虽属军人，尚有书卷气。萧号仙阁，有小聪明，又像政客。陈觉生娴日语，是日本通。据说参预秘密定策者，只秦萧两人。该会委员几人，何等样人，我都没有留意，故全不清楚。
一日，忽接国民政府公函，附任命状，任我为该会委员。我早无意入政界，遂缴还任命状，附函辞谢。其时中央政策，以先安内而后攘外，故对宋委员长，嘱令与日军委曲求全，万勿开衅，意在争取时间，极力筹备。闻秦绍文预闻军事，萧陈两人专办交涉。陈娴日语，自然交涉之事，陈重于萧。萧则与日军虚与委蛇，陈则酒食征逐，这即是冀察政委会的外交，与日本谈判，无一件有结果，即门头沟矿事亦久谈无结论。余不知其内容，只听说遇到为难之时，萧陈两人，向宋委员长推诿。宋无可推诿，而以养病为理由，回乐陵家乡纳福去了，一去即无回来的日期。陈觉生以委员长不在京，更乐得推诿。有时彼此军队小冲突，总是令宋军撤退，向日军以误会道歉了事。好在觉生与日本军人敷衍周到，私交不差，故没有闹过大事，总算遵照委曲求全之意旨。后来日本以张学良、宋哲元两位将军，只知躲避，没法商量，遂起用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南京大使，与政府直接谈判。政府方面，以张岳军（群）为外长，与之对手，商谈亦无结果。
九七 日军设立冀东伪政权
不久，日军在通州设立伪政权，名为冀东反共自治政府。此为日本在中国设伪政权之开始，以殷汝耕为首领。殷号亦农，浙江人，曾留学日本，娴日语，向称日本通，曾入同盟会，又任蒋委员长总司令部谍报课课长，与军统方面亦有关系。此次忽为日军任伪组织首长，故人多揣测。这个伪组织，亦设民政、财务、教育各处，并设征税局及冀东银行。通州为京津保必经之路，水陆交通，商贾云集，向为商业重心，亦为军事要点，故税收颇可观。设局征税，名为日军协饷，实则坐地分赃。故无耻之徒，因利薮所在，亦有趋之若鹜。原驻唐山保安队队长张庆余，投归伪组织，殷即委为伪组织保安队队长。更练了一支保安队，居然应有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后张庆余反正，殷几被绑送于宋，赖池宗墨而得救。其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有一部驻于通州南城，并不移动，与张庆余的保安队，彼此对立，各不相犯。通州伪组织与二十九军处与敌对地位，而二十九军与通州保安队竟能同在一处，互不相犯，亦是奇闻。且殷汝耕出入京通之间，从无阻碍，晚上出城，二十九路军守城兵，还为他开城门。是敌？是友？真是莫名其妙。
通州日军一直没有行动。倒是天津的驻屯军反活动起来了。原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新换了香椎。这位香椎司令到任不久，即发布告，日本租界施行戒严，出入租界均须检查。日本领事馆以租界内住有中国有身份之人，故发一种特别通行证，持有特别通行证者，即可免检查。有一日，日租界忽宣布宵禁，入夜断绝行人。仆人告我，外边传说今夜廿九军，有偷袭日本兵营之说，故特别戒严。到了夜半，果然听到疏疏落落的枪声，不到一时，枪声即停止，仍归夜静，但只听到处似有喧嚷之声，不知何故。直到明晨，听有人说，日本方面，有某特务机关，与驻屯军合谋招游勇流氓二三百人，想于夜间偷袭驻在南开廿九军的兵营（南开与日本租界相距二华里，中间隔一河，廿九军亦有兵驻扎），想将廿九军撵走，趁秩序大乱之时，日本驻屯军以维持地方为名，占领天津。哪知这班游勇流氓，由日本军曹所带领，刚出日本租界，即为廿九军侦知，还不到廿九军兵营，即被廿九军打得落花流水，四散逃走了。这次廿九军又出了一次风头，始知以前之谣言，是故造的烟幕。从此以后，日本飞机每天在租界上空飞行。有一次，有数架飞机低飞，竟在我宅三楼窗外飞掠而过，机声震耳。我母适在三楼经堂，见飞机掠窗而过，不免惊吓，即接她下楼。她说，这样情形，我哪能在经堂念佛，我怕住在这里了。遂同乘坐汽车，到特别一区宅，我母即暂住下。在楼上露台见日本飞机十余架，向南开大学投掷炸弹，顷刻之间，南开大学，尽成焦土，幸在暑假，校中无一学生。
日本人对于南开学生，向视为反日分子。记得有一次，南开大学开运动会，亦请日本领事来参观，到的是领事及副领事两人，适与我并坐。运动会开始时，学生拉拉队用号旗排成“毋忘国耻”四字，排得很精巧。岂知日本领事见了，怒形于色，起立要走，且说真岂有此理，请我们来侮辱我们。我即请他们坐下，对他说，你不要误会，他们决没有侮辱日本的意思，中国之耻多着呢。即从最近事说起，八国联军攻北京，德占青岛，英占威海卫，法占广州湾，无一不是国耻。我不是为他们辩护，我想他们学生们，要提起国人的警惕，故为此玩意，决不是专指日本的，你不要误会。领事经我解释后，即坐下，但不久仍悻悻然而去。这次因怀恨学生反日而迁怒于学府，显见日本军人之愚蠢。
南开大学，人皆以为张伯苓所创，其实首创者为严范孙（修）先生。严先生道德学问，世有定评，尤醉心于教育，曾任学部侍郎。清季曾率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心仪福泽谕吉创立庆应义塾之精神，归而在家设一私塾，亲自教授，伯苓为之助。初仅学生十余人，后来学者愈来愈多，始扩充为中学，由中学而成立大学，惨淡经营，竭尽心力。伯苓于范老逝世后，继承其志，又经十余年，始成大学。范孙先生不慕荣利，与项城虽善，屡征不起，尽瘁教育事业。大学设于南开，故以地名。大学中庭，立有范孙先生铜像，日本学者对严先生亦很尊敬。狂暴之日军，哪知南开大学之历史，加以摧毁，为之叹息。
我母住在特别区宅，越日发烧，热度增高，卧床不能起。医生说因受了惊吓，神经受了刺激，这不要紧，宜安静少动。过了一时，病愈，仍接回到秋山街住宅。
九八 逊帝出关成立满洲国
宣统逊帝出宫后，先住北府（醇王府），鹿钟麟派兵包围，出入均须检查，逊帝不安，陈弢庵太傅（宝琛）与英人庄士顿（教英文师）商议，拟先迁居英使馆，筹备赴英留学。讵郑苏戡（孝胥）已与日使芳泽氏接洽，暂避日本使馆，且特备三楼，得与帝后同住，遂迁入日本使馆。住了一时，又潜到天津，居于日租界张园（张彪别墅），张竟索租金年五万元。住了一年余，遂购了陆闰生住宅。在津时，由庄士顿教授英文，并由王国维氏讲习金石考古之学。逊帝度其平淡生活，并无复辟之意。平时惟遗老陈弢老、罗叔蕴（振玉）、郑苏戡及其子郑垂等时常入侍，外人欲请见者，亦随时可入见，无复小朝廷体制。适遇孙殿英盗东陵事，逊帝在京缟素遥祭，并派宝瑞臣与懿亲赴东陵视察，谋善后。闻裕陵（乾隆）、普陀峪（西太后）两陵，盗得最惨，珍宝殉葬亦最多。帝王陵工，均坚固异常，非有大规模轰炸，不易打开。此次孙殿英竟戒严动员，如临大敌，用炸药轰炸，才将陵炸开。惟康熙之景陵，独免于盗。闻炸开景陵，甫见隧道，即有黑水喷出，冲面伤目，人不敢近。孙殿英亦自称国军，以国军为盗贼行为，成何体统？后知孙殿英之军与盗贼无甚分别，逊帝请政府查办，未闻有下文。
自九一八事变起后，关东军即想建立满洲国，与中国分裂。但在中国方面，亦须有联络，方可顺利进行。关外与何人联络，我不得而知。关内联络赞成者，为鼎鼎大名之诗人郑孝胥，与享有考古学者之罗振玉。力持反对者，则为清室太傅陈宝琛先生。日本关东军军人挟持逊帝，由天津乘兵舰先至旅顺，俟与沈阳方面商议成熟，才进沈阳。以吉林省长春为满洲国之都城，称为新京。其时中国尚未对日宣战，日本亦想与中国谋和，故虽成立满洲国，逊帝先称执政，以留余地。约定一年后，始称皇帝，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以郑孝胥为总理，罗振玉为监察院长，并以陈太傅为中书令，陈迄未就职。国务院及各部均设总务厅，总务厅长官全是日本人，为发号施令之机关。总理及各部大臣，不过画诺而已。
后陈太傅曾对我说，苏戡（郑孝胥）这孩子，做这事真荒唐。他若忠于大清，仍留清朝名称，还不失为偏安之局。今称满洲国，与前清断绝关系，连祖宗亦不承认。将来日本若胜，不过为日本之附庸，败则与日偕亡矣。言时很露愤懑。他称逊帝为皇上，竟称苏戡为孩子，可知他对郑氏之鄙视且恨透矣。
后有赵欣伯者来北京，赵亦日本通，娴日语，余初不相识。一日忽遇于席间，他是参预满洲国成立之人，余遂问其满洲国成立之经过。他说，康德皇帝（即溥仪）尚未到沈阳以前的事，我不明白。其后主张成立满洲国，进行最力者，中国方面，为熙洽及罗振玉，其时郑孝胥尚未到沈阳。成立满洲国方案，是于冲汉主的稿，在我家开会议定的，与会者有张景惠、马占山、熙洽、臧式毅、汤玉麟等。罗是日未出席，在幕后策划。日本方面与议者，只石原莞尔及片仓衷两人，曾是关东军重要分子。闻当时罗振玉曾与陈宝琛太傅约定，若建国非仍称大清国不可。因此问题，与日方再三商议，不得同意。嗣后设了筹备委员会，推张景惠为会长。日本坂垣征四郎、驹井德太郎亦来沈阳，一同商议。于是急转直下，成立了满洲国，先称执政。约定一年后，改为帝国，称皇帝，以长春为新京，国号大同，举行开国典礼，以郑孝胥为总理，罗振玉为监察院院长，我（赵自称）为立法院院长。后过了一年，日本久不践约，郑孝胥时与争论。两年后，才改称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国号康德。但这个政权与大清国毫无关系，国务院及各部大臣，满汉都有，次官汉人更多，又有日人。各部均设总务厅，厅长均是日本人。国务院总务厅长为驹井德太郎，最为跋扈，且掌全权。郑孝胥与驹井时时龃龉，不能相处，遂辞职。继任为张景惠。张是好好先生，与日本厅长很少磨擦。日本人仕于满洲国者，都有双重国籍，在满洲则为满洲籍，回日本仍为日本籍。宫内省亦派有日本人，但只监督用度不能超过预算。宫内的事，只取监视态度，尚少顾问。此事赞成者自然以郑氏父子及罗振玉等为首，然成立政府时，郑孝胥却不在场。罗以意见不合，亦不出席。故主张最力者为熙洽，始终冷淡者为马占山。后马潜赴黑河，揭橥抗日，嫩江一战，日军颇受伤亡。我在满洲国成立之时，亦出力不少，亦可称为开国元勋了。言时颇有得意之色。
我闻逊帝未出宫前，政府久未拨优待费，已靠售古董为生。后到天津，闻早将携带出宫之古董字画出售为生活。此次出关，即无日本劫持，成立满州国，恐亦无法维持下去矣。
九九 西安事变种下了祸根
张学良自从关东军占领沈阳，不抵抗而令奉军入关，有说是奉令为保全实力，人皆诋他为不抵抗将军，无以自白。然自九一八以后，在北京时，嗜好日深，随时须打吗啡针。寻欢行乐，尚欠精神支持，遑论办事？后受友好之劝告，自己亦觉不安，遂决心到法国，忍痛将嗜好戒绝。又游历欧洲，回来调任西安行营主任，奉军亦调至陕西。奉军心有不甘，以为抗日若能胜利，尚有还乡之望，今转辗剿共，永无前途。又与杨虎城驻在一起，杨以陕人主陕，早与共军合作，以固其位。学良受了杨虎城浸润之言，又听部下亦有怨言，遂起了对蒋先生不满之意。适蒋委员长来西安，带了蒋鼎文率师同来。杨虎城听了，以为共军局促延安，有奉军及陕军，足够围剿。这次蒋鼎文同来，恐与自己地盘有关，遂劝说学良，俟委员长来时，我们一同进言，主张联共抗日，实行兵谏，不听即出以劫持行动。学良同意，故蒋委员长刚到华清池行营，张学良部下即与杨虎城部下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此消息传到了北平，其说不一，人心大为震动。余想这事关系太大，想知道一点真情，遂到政委会，亦许能有确实消息。见宋明轩与秦绍文正在讨论此事，亦不知内容。明轩说，我们只好静观，且看情形之变化。听说中央已决议讨伐，为蒋夫人所阻，先须看情形再定。宋子文乃偕端纳飞往西安，其详不得而知。
随后余询之汉卿同到西安的某处长，据他说，此事发起于杨虎城，汉卿少帅受了虎城先入之言，又知道部下的愿望，对委员长亦有点不满。但杨虎城老于世故，少帅则年少气盛，因之少帅反成为主动。当时计划虽为兵谏，实有劫持之意。后委员长来了，杨虎城即将随员另住一起，我亦在内，名为招待，等于软禁。外边情形，因之隔离，不能清楚。委员长到的第二天，即闻枪声，且有兵士闯入招待所开枪，钱大钧受伤，邵元冲当场中枪而死，我亦几遭危险，一弹由我耳边飞过，幸没受伤。同时行营方面，亦有弁兵进去，宪兵队长蒋孝先出来阻挡，中枪而亡。那时真是混乱之极，听说少帅派某旅长来请委员长到西安，委员长以事出意外，不明原因，仓卒间只带一弁越墙而出，黑夜不辨高低，脚稍受伤。少帅派来的某旅长，进了委员长房，已不见委员长，只见书桌上委员长写的日记，屡屡称赞少帅，知委员长对少帅不差。他来时少帅亦嘱咐他，只许用安全方法请委员长到西安来，说有要事商谈，不许鲁莽从事，遂到处找寻委员长。后在骊山山谷后面，发现委员长踪迹，该旅长即上山跪请委员长下山，委员长面斥不允。后少帅来了，上山向委员长认罪，恳请下山声泪俱下，决保没有他故。委员长见他诚意悔过，于是由两弁扶了下山。这是当时的情形，后听说蒋夫人宋子文来到，与周恩来商谈什么，我不知道。周恩来如何来的，我亦不清楚等语。
汉卿我亦相识，其人英俊活泼，少年耽于声色，不足为怪。惟不忘国恨家仇，同情抗日，应表同情。此次因一时之错误，竟种下莫大之祸根，亦是他初料所不及。观其勇于改过，悬崖勒马，自愿送委员长回京，甘受处分，不失为好男儿态度。当九一八起事之时，我曾对张汉卿力说，最好作为地方案件，从速就地解决。按之当时日本情势，非不可能，无奈汉卿置若罔闻，且对我蔑视。遂生厉阶，至今为梗。
汉卿到南京，受军事裁判，徒刑十二年，蒋委员长请为缓刑，改为幽禁，遂随委员长所至为行止。行踪所至，从者数十，车马具备。户外运动，不加限止，惟不能出指定之区域，其意在爱才，加以磨炼耳。晨夕相伴者，只赵四小姐。赵为燧山之女，曾为铁路局长。当其女从汉卿时，即登报斥为私奔，有玷门风，断绝父女关系，亦强项不畏权势之人也。其女从汉卿度幽禁生活二十余年，闻今已恢复自由。然美人迟暮，将军亦垂垂老矣。国破家亡，汉卿其无疚于心乎？
一○○ 禳灾弭兵建金刚法会
后藏班禅活佛与前藏达赖活佛斗争失败，早已逃到北京，驻锡于南海。北京雍和宫以及其他喇嘛，仍奉为活佛，到南海参拜者，进了新华门，即跪行而前，日以百计。时朱子桥、王竹村、屈文六等居士，以天灾频仍（西北大旱，长江大水），兵祸未息，劝合肥发起建设时轮金刚法会，以弭灾祸。合肥自皖直战后，茹素念佛，笃信佛教，遂集款在太和殿开禳灾弭兵法会，由朱子桥、王竹村、屈文六诸居士先为筹备。合肥本悲天悯人之愿，请班禅活佛亲自主持，特在太和殿设隆重道场，名为时轮金刚法会，讽诵仁皇护国经七天，祈祷弭兵息灾。风声所播，四方来参拜者，每日火车乘客辄增。在太和殿正中，由一小喇嘛以五彩粉用手捏画成一地毡式的图案粉图，约有四丈见方，正中莲花上坐如来佛像，四围有金刚罗汉诸天神像。上像天堂，下像地狱，神仙妖魔，飞禽走兽，天女散花，各种花朵，庄严法相，惟肖惟妙。四围填满图案，无一空处。这粉图有一藏名，惜记不起。据云此种手技喇嘛，西藏亦不多了。日本高野山大僧正适到北京，亦来参观，叹为观止。殿中满悬幢幡，四周搭成梯形的台座，每层置酥油盏灯，无虑数千。殿门前中设一高座，为班禅之宝座。座前设一供桌，陈列各种银器，皆功德者献呈者。开坛之日，先由喇嘛用梵乐迎本尊于北海白塔，供于太和殿御座。每日下午二时开坛，班禅升高座，一手持杵，一手执铃，朗诵经咒。两边喇嘛数十人，均席地诵经。殿大声洪，幢幡招展，经旗飘扬，肃穆庄严，得未曾有。功德者由活佛各赠一哈达悬于颈上，另换密宗法衣，席地环座于活佛座下。四方来的善男信女，在太和殿下对坛膜拜，太和殿下广场为之挤满。到第七日，由安钦活佛主持，在广场烧诃摩祭，法会就告圆满。
据高野山大僧正告余说，此种法会，法力甚大，若有感应，百里之内能枯树开花。又云我到了北京，才知密宗真谛，因北京建造都含有密宗意义云云。时已十月，说也奇怪，外交官邸院内一棵碧桃，满树开花。西山八大处，亦有桃李花开，真是不可思议。
法会圆满后，班禅活佛在南海请与会功德者饮酥油茶，活佛上面正坐，被约者左右分坐，有一汉语翻译。他说，人间劫数，天道之常。报应循环，都由人造，无法消除。法会功效，只能保佑一方。人人都能为善，自然没有遭祸之道。又讲了些因果之说。说罢开始煮酥油茶。一切器皿茶杯，俱是金质，每人奉送一杯。余觉茶味腥膻，颇难下咽。活佛袖笼一小狗，这是西藏的特种，时时玩弄，即在法坛诵咒时，此狗仍笼在袖中也。
北京雍和宫有一白喇嘛，是一修持密宗得道的喇嘛。据他说，北京天津都有黑气笼罩，这是兵灾之兆。自建设金刚时轮会后，北京黑气已消灭了。他想为天津众生建一息灾道场，但苦无经费。他说有一日静坐入定时，到一宫殿，见一丈六金身的天王，即跪求为天津人民消灾。天王说，这是劫数，你求消灾，谁来受这劫数？他说，我愿以一生担承一切劫数。天王曰可，即醒。此一刹那，炉香已焚了一支。他遂发愿在天津建息灾道场，计算需费三万元。适有一信徒，向京奉路局长常荫槐告以此事，请他帮助。常说，我不信这些，但捐些钱倒可以，遂允如数捐助。白喇嘛大喜，遂筹备一切。天津某药房老板，亦是密宗信徒，商借黎宅戏台建息灾道场，规模虽非太和殿可比，然悬设神像数十幅，置酥油灯数百件，皆临时置备者。四方来参拜者每日亦有数十人。等到七天，道场圆满，不久白喇嘛即圆寂了。雍和宫因他为众生承受灾难，自愿舍生，特为他建一纪念塔，至今尚存。说也奇怪，后来华北内战外患，相乘而来，平津近处，都遭有或大或小的兵灾，而平津两地，均安然无恙，此我亲历的事，虽近乎迷信，亦许是佛法无边。
白喇嘛前因募捐建造宗喀巴宗师佛像于雍和宫，因募捐不分男女，为人诬告他男女混杂，有犯清规，捕入警察厅。他经过七日不食不语，只是静坐。厅长吴炳湘以为奇，遂释放，足见白喇嘛却有功夫。其圆寂之时，宗喀巴佛像，亦正是开光升座，距功德圆满后才数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