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 吴佩孚设宴硬拉交情
吴佩孚自败北回京，居于什景花园，在家仍设八大处，以过闭门称大帅之瘾。当年与王叔鲁争最高顾问月费，已属可鄙。平日妄自尊大，不甘寂寞，标榜反日，而土肥原之流常出入其家，与其扶正夫人讲条件。其人反复无常，惟势利是图，忽而衡阳撤兵，与南军言和；忽而收拾余烬，阻挠北伐。汪氏南京组府，又想投机，信使往还，已将成熟，不知何故，成为泡影。自命为北洋功臣，而弃明投暗，妄兴兵戎，北洋团体为其破坏。在家无聊，与陆闰生家互设乩坛，名为红卍字会，供奉儒释道回耶五教神位，求神问卜，以问休咎，岂非妄人乎哉。陆闰生（宗舆）与他时相往还，且为我揄扬，劝我入会，意在拉拢，余惟一笑置之。一日，王揖唐忽告我，吴子玉想跟你谈谈，设宴款待，嘱我先容，我们亦可多一朋友。我即说，我不敢高攀。揖唐笑道，您还没忘与合肥的过节吧。事隔多年，何必这样认真。我说，岂但如此。他在洛阳得意的时候，竟因西原借款，董绶经随便说了一句恐黑幕重重，竟要叫颜骏人（惠庆）政府下令通缉。颜尚知法律，以为尚未查明，何能即令通缉，改交法院查办。他不满意，我遂避往天津。先严为了多日不见我，抱病冒暑来津。我本想陪侍先严住特一区宅，警察局长杨敬临遣人告我不要出日租界，因之向闰生租了一所一楼一底极小的房屋。时正酷暑，屋小蚊蝇又多，致先严得了肠炎，遂至不起。你那时不在津，未知此事。此我终身之憾，故不愿见他，免伤我心。此言恐揖唐未必转告子玉。
又一日，揖唐忽坐了吴家的汽车强邀同去。并说，恐预约你又推辞，故临时嘱我坐他的汽车奉邀，人家这样的诚意，你总不好意思再推却吧。我说我不是给你说过了我不愿见他。他说，看我面子，就勉强去一次吧。我问你们到底什么用意，定要我去？揖唐力说无它，却是子玉出于诚意。我说，我为你面子，姑去一趟，但决不入席，请你们原谅，遂坐了自己汽车同去。子玉已在门口迎候，只说久仰，我亦不理。进了客厅，见陪客只有闰生与揖唐，但揖唐已先溜了。略谈片刻，即请入席。我说已有他约，不能奉陪，即起立要走。他一再强留，我竟不顾礼貌，逃席往外即走，连说揖唐岂有此理，就此上车回家。我想吴大帅碰这样的钉子，还是初次吧。后来他对闰生大说我坏话，闰生没有细说，只说你太过分了，我不答（我心想，你也是与他同恶相济的人，假使那时你留我父暂住，也许不至得病）。他还为他辩护。我说人称他伟大，我却看不起他。我有我的理由，不能随人附和。后来吴佩孚因牙毒入脑身亡，还有人说被人谋害中毒，并称他不入租界为好汉。不知日本若允他练兵，他早已袍笏登场。他的得保晚节，实拜一牙之赐也。至不入租界，有势力者，亦无足奇。合肥战败，仍居故庐，何尝自翊为奇。
闰生迁回北京时，余尚在颐和园，故绝少谋面。他迷信扶乩，每见必谈乩事，余不信此道，只好唯唯诺诺而已。一日，他的第三子忽来园告余，其父病肺炎甚重，现在协和医院。余即进城去看视，已入迷昏之状，不能言语。不久回家，遂至不起。殁后他子竟说无以为殓，余赠以联币八千元。
闰生有智谋，惟喜走偏锋，过于热中。晚年不得志，家居无聊，经济亦窘，时向乩坛问休咎，迷信愈甚。加以嗜好日深，身体愈弱，一经病魔，抵抗无力，遂使药石无灵，与世长辞，年尚不满六十，为之可惜。身后萧条，其后人不通音信，不知如何情况。
一二二 王揖唐继任伪委员长
揖唐原名赓，安徽合肥人，前清末科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又改入陆军士官学校，中途退学，能文能诗。清季归国，以同乡关系，投入北洋督练处总办段芝泉先生部下。段以揖唐能文能武，甚为器重。入民国后，与曾云沛等相契。段合肥执政时，出任安徽省省长。后又与曾云沛等组织安福俱乐部。少时曾游德国，与一德妇同居，生一子，与德妇同回中国，后又仳离。母去子留，子名瑞士。叔鲁任内，揖唐曾游日本，与日本朝野文人，吟诗酬酢，提倡和平亲善。写了游日记闻，说日本道德日堕，已失了东方传统文化，实为此次侵华之因素。其出游日本，继叔鲁上台，似已早有预备矣。
就职后，设一咨询委员会，聘会员八人，忆有龚仙丹（心湛）、张坚白（鸣岐）、章仲和、曾云沛、梁众异，余二人忘了。嘱我约章仲和来京，他说此会不过听听在野名流之意见，无甚工作，并借此多几个朋友谈谈而已，务请仲和来京。余遂函致仲和寓有劝驾之意，仲和果然应允来京，揖唐并为他预备官舍。后日人设纤维统制会，此为国策机构，未征得仲和同意，即发表他为总裁。在揖唐以为是尊重他的意思，仲和窘极了，甚有难色，余亦以统制机构不就为是。仲和说，不先得同意，随意发表，这样我只好回青岛去了。余告揖唐，仲和此来，本是勉强，这样做法，不够朋友。若要他就纤维总裁，我亦没法留他了。后调任为电力公司董事长，方允就职。
揖唐作风与叔鲁不同，自称为名士派。又谓我对政事经济都属外行，故一任日方办理，从不顾问。遇有难题，亦不争执。余曾劝他，这也不是办法，可迁就的不妨迁就，不能迁就的总得把自己意见说明，听不听由他，我总应尽其在我。他说君说甚是，但在此环境之下，说也白说，徒费唇舌，徒伤感情，不如客客气氛，保持彼此感情为好。你看叔鲁，事事要争，到底争到了什么？至此，我想人各有志，他要这样作风，只好由他。从此我再不对他说什么意见，他亦不久即下台了。
在揖唐任内，我友方药雨，向未入过仕途，玩碑帖古钱，绘山水，自成一派。他见罗叔蕴出任满洲院长，忽发官兴，要我推荐于揖唐为天津市长。我告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朋友之道也。君本名士，何必混入泥沼。后来他终达到目的，到任之日，自己掣升国旗，绳触屋檐，一瓦落下，恰从他的头旁横斜而下，虽未受重伤，已流血如注，绑以绷带。行接印仪式时，头扎白带，人家以为不祥。不久我军胜利，余亦南下葬母，不知如何结果，恐亦不免缧绁之灾。真是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揖唐下台后，继之者为朱博渊（深）。博渊是法律家，民初任总检察长甚久，官声甚好。执政时代，曾任警察总监。当学生闹风潮时，打进总监公事室，博渊与学生搏斗受伤。他虽是文人，却有赳赳之气。此次忽出任委员长，余初不知，出我意外，就任不久，闻他有病，在家办公。余曾去视疾，见他骨瘦如柴，声音亦低，与前判若两人。但案头堆积公事，仍亲自批阅。问他病状，云胃间时时作痛，时好时坏。劝其休息，不必亲自批阅。他说，我是习惯，不阅觉得不放心。他们知道我病，很少跟我谈公事。不久病竟不起。以我揣测，恐是胃癌。
华北首长死于任内者，博渊之外，还有汤尔和殷桐生两人。其后伪政权首领，都遭刑戮，而此三人反得到生荣死哀。人生遭遇，真是有幸不幸矣。
我想日军虽节节胜利，所占的地方只是点与线。中央军始终抗抵，终不屈服。地方越大，布防越难，加以游击队到处袭击，防不胜防。日军泥足愈深，想尽方法与重庆谈和，花了许多冤枉钱，走了许多冤枉路，毫没有得到结果。日人听说王叔鲁出来时，曾得有重庆方面的谅解。他们又知道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曾为叔鲁去过重庆，故想叔鲁与重庆定有默契。又加以南方汪政权与重庆的关系，双方并进，或许可能开一条和谈之路。这是他们的理想耳。
一二三 松冈洋右急功反误国
日本达官巨商，来华北游历者，大半总来看我。即住在颐和园时，亦承枉驾来访，我不便拒绝。有劝我游日本者，有交换意见者，更有劝我出来谋两国亲善者，我既不便拒绝，又不愿多谈，只好敷衍。有一日，松冈洋右来访。松冈与我本相识，留学美国，英语流利，日本外交家中，无能出其右者。此次他赴欧洲，顺道视察华北。他来访时，开口即说你这次不出来，很对很对。在此混乱之时，出来有何益处？我答以既无能，又无才，出来对两国，帮不了什么。他说不然，这次我国对中国作战，真是没有远大眼光，错误到了极点，要知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苏俄。日俄之役，因日本独力与战，故不能贯彻到底。中国建国方始，国力尚弱，日本正应帮助中国，使之富强，共同抗俄。乃不此之徒，反背道而驰，真是可惜。倘使这几年彼此合作，不作这样的消耗战争，现在德国正想进攻苏俄，苏俄内部又不安定，苏俄正在为难之时，若中日两国出兵夹攻，正是绝好的机会。若将苏俄打倒，我们两国均可无后患，今坐失此机，岂不可惜？这次战争，即使日本得胜，试想日本小国，能把中国吞下去吗？恐怕泥淖越陷越深，自己也拔不出来呢。他呷了一口茶，又说，君应知道，日本自二二六政变以后，所谓政治家，不能控制军人，反受制于军人。故军纪日弛，即上级军人发号施令，亦须先得中级军人的同意。这班中级军人，所谓少壮派，既不知政治，又不明外情。现在日本有个名辞，叫做下克上，即是要听这班少壮派之意。如此一意孤行，日本必将失去国际的同情，成为孤立，我很为之耽心。我答称，我们两国，合则共利，离则同害，正如唇齿相依。若彼此合作，至少可维持东亚和平。俄国自革命以来，连年饥馑，民不堪命。这种奴役人民的国家，即使没有人攻他，也终有国内反抗的一天。史大林之凶暴，比沙皇更厉害，且看这次大战的结果何如。我因谈得投机，翌晨还到车站送行。他还紧握我手说，保重身体，以待时机，互道珍重而别。岂知他到了德国，见德国军容之盛，军械之精，已超出他的想象。又听希特勒说德国军事计划，以为轴心国必胜。英国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他听了希特勒的话，又看欧洲情形，确有可能。时德国正每日以千数飞机，不分昼夜轰炸伦敦，英国却是岌岌可危。他心中已有动摇，政治家没有不重功利机会主义者，松冈亦不能例外。以为趁此时机，加入轴心国方面，日本更可大有作为。迨后过苏俄，史大林突然出现车站送行，拥抱了松冈，大喊我也是亚洲人呀！松冈受宠若惊，竟堕入俄国的圈套，于是对俄心理，又大受冲动，平日思想，根本改变。当日与我的谈话，早已丢在脑后。政治家的思想，本是随时变迁，不足为异。回国后出任外务大臣，即决定加入轴心国的政策。又赴德国，与德意订立轴心同盟的条约。又到俄国，与史大林订立日俄不侵犯条约。又订中立条约。以为如此计划周密，两面讨好，即与英美开战，亦没有后顾之忧。松冈的豹变，亦可证明政治家的野心，只有利害，没有信义。他以为时势造英雄，自己可名震全球，日本亦可为东亚盟主，与西方大国并驾齐驱。讵知结果反造成日本悲惨的终局，而我国反得了转胜的机会。
一二四 日袭珍珠港掀起大战
日本近卫第三次组阁，以丰田海军大将为外务大臣。时美国虽未参战，对日冻结资金，禁废铁售日本，态度已有变象。而对英之接济，日益增加。日政府派野村大使与美商整外交，又派来栖以特使参加。美国提出大纲，竟有使重庆承认满洲国，且与南京政府合流之暗示。惟一条件，日本在中国及东三省之军队须一律撤回。这大纲已使中国受到损害，然日本仍不承受，遂决意与美开战。其海军又跃跃欲试，由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秘密特别训练奇袭美国之法。迨训练成功，开会议时，海军方面亦恐奇袭危险，赞否参半。卒以海军多数赞成，遂开御前会议，决定偷袭，倾日本海军之全力，秘密动员，趁周末度假，各种战舰飞机，竟暗渡太平洋，用俯冲飞机，将美国珍珠港内停泊之大小战舰，轰炸殆尽。其时美国赫尔国务卿尚约日本两大使商谈，而日本宣战布告，仅在偷袭时已宣布矣。
美国突受意外大打击，全国震动。越三日，日军又炸沉威尔斯亲王号战舰，同时炸沉抵抗号战舰，均为英国最新装配三万吨以上之战舰，日本遂进攻南洋。那时日本气焰之盛，真是不可一世。此次日本海军奇袭之成功，固由于山本五十六之计划周密，训练认真，而美国海军之轻视日本，不预为严备，致令日本之战舰飞机，暗渡三千五百哩而不觉，亦真是奇闻。此系美国福开森告诉我的，他还说，据说美国空军已得知消息，告知海军方面，海军不信，没有报告舰队司令，致成此惨局。
回顾我国，南京失陷后，临时修筑防御，武汉会战，稍挽颓势。其间大小战事，不能尽悉。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只知台儿庄长沙，曾获几次战胜，仍不能阻止日军南下，直达广州，海口全部被封锁。仅存滇缅公路可通外，又被英国封闭。敌军到处占领地点，那时国军之艰苦，真到了极点。然仍不屈不挠，依然抗战。
日本在国内设大本营，完全成为战时体制。又设兴亚院，在中国设分院，以国会参众两院成为翼赞委员会。因为军费无限制的扩大，致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虽施行统制，然物资日缺，民穷财尽。其在中国之军队，本以战养战之方法，华中设振华公司，华北设开发公司，收括物资，以济军需。又将华南产米之区，划为军米区。
平津日本人，如疯如狂，夜夜开提灯会，示中国以战胜姿态，高唱日军万岁，气焰不可一世。对我作战，起初谓膺惩暴支，嗣改为大东亚圣战，到处张贴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标语，甚至官署公司，亦须制额悬之壁上。废止联络官，置公使于兴亚院，为政务委员长之对手。第一任公使为盐泽清宣，喜多骏一遂调回日本。
其时平津张贴反对英美之标语，到处都是。最可笑者，将英美两字加以“犭”旁，此是前清对犯人姓名之写法，以为属于兽类之意。宪兵检查，更加严厉，在各处设站检查，行人均须下车受检始放行。认为可疑者，不分男女，须解衣脱袜检查，尤以城门为甚。
余以出入城门太不方便，遂搬进入城，在东城贡院西大街，典了一栋房屋居住。庆稀仍在慕贞女中学攻读。日本在中国中小学校，添设日文一课，由日本教员教授，寓有监视学生行动之意。对于教会所设之学校，监视更严。又令中学学生，轮流在街道演说，登在桌上，向大家演说，作成白话演说，令学生登高朗诵，无非列举英美在中国种种罪状。对英则说焚掠圆明园，鸦片战争，侵略广东，逼开租界，占据香港，以中国为殖民地等等。对美则说，内地传教，屡闹教案，开设医院学校，均为文化侵略等等。其意不过要教知道英美对中国如何压迫，如何欺负，如何侵略，唤起中国百姓对英美的敌忾心，日本是为中国报仇。但百姓听了，毫不在意。
有一日，轮到庆稀露天演说。她那肯做这样无耻的事，哭了回家说，我再不上学校了。绮霞亦一同回家。我亦同情于她们，两人就此退学，日教员大为不满。庆稀与绮霞，在家请左明澈女士补习中英文。左女士由陈颂平兄介绍，中英文均有根底，又热心教授。教了一些时，庆稀考入辅仁大学外语系，绮霞入美术系。其时大学和医院，有英美关系者，均目为有反日嫌疑，勒令停办。辅仁大学不属于英美系，且美国教士，已尽换了德国人，故得幸存。
自日本与英美宣战后，日军即侵入新加坡印尼香港等处，掠取战略物资，与英美联军作战甚为剧烈。当香港未占领之前，上海各大银行大企业已迁至香港。当时政府召集各银行首长到重庆开金融会议，我友胡笔江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应召飞往，日方误传该机有孙科在内，飞机起飞不久，即遭日本飞机击落，沉于海中，而我友胡笔江兄不幸罹难，真是无妄之灾，为之叹惋。笔江长于货殖，与余在北京交通银行共事有年，交谊素笃。后因南北睽违，音信遂稀。当此盛年，未展抱负，遽遭意外，能不伤悼。同机被难者尚有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君。新六曾为我财部秘书，才华内蕴，心思细密，相助益多。笔江兄长子惠春，次子惠宣，均能克承父志，在海外经商立业，对异母弟妹，尽力教养，俾能自立，笔江其有后矣。
我政府迁重庆后，国民党推蒋先生为总裁，颁布抗战建国纲领，重整军备。美国加入协约盟国后，订立租借法案，接济同盟国以军械物资，成为盟国之军需库。我国亦得接济，惜因滇缅尚未通路，运输力薄弱。又得陈纳德氏以飞虎队正式加入作战，又代我训练新军三十万。后滇缅路开通，军援物资，渐次增加，抗战虽仍艰难，然已渐露胜利之曙光矣。
一二五 收容协和医生之经过
日军已将燕京清华南开各大学关闭，又要接收协和医院。我以协和医院虽为美国开办，然是慈善机关，与中国社会大有关系。即免费施诊，每天总有千人以上，亦有远道而来者。设无此医院，穷苦之人，无处求医。此与政治无关，院内医生都是中国人，只有美国数人为研究工作之导师，遂请临时政府与日本方面商请免予接收，为社会留一慈善机关，岂知商无结果。
其时日本华北司令为多田骏，曾为阪西利八郎之辅助官，余亦相识。我即直接去见多田司令，说明协和医院在北京之重要，请他收回成命。且说该院虽为美国创办，目的在养成医士，到各处设诊疗所，以开西医风气。现各处设立医院或诊所，皆是协和出身之医生。在北京本院之医生，亦皆是中国人。美国只有几个专家，为研究工作之导师。该院对于北京社会，贡献很大，每日免费施诊者，总在千人以上。若使停办，穷人没有求诊之处，这是大失人心，于日本声誉亦大有关系。多田云，这医院名为慈善机关，其实都是培养反日分子，日本军部决不能容许留此反日机关。我们接收后，还要请日本名医来接办，于北京社会不会生不良影响。我说内容我也不知，但不能以有美国关系即认为反日机关。我认识的医生亦不少，他们都是热心为社会服务，没有听过有反日的言论，请阁下再调查考察。我与协和医院既无关系，又没有受人请托，完全为社会请求，请你们谅解。多田答，我们考虑已久，此事已成定案，很难变更，请你原谅。我知无法挽回，遂与素稔之医生说，日本定要接收协和，恐另有用意，微力不能挽回。我与友人在西城设有中央医院，规模设备，自然不能与协和相比，然为社会服务着想，未知诸君能否暂时屈就。他们答，容与各主任商量后再复。就在此时，日军已下令将协和医院关闭了，改为军医院。
该院医生有来自南方者，正拟束装南下，闻中央医院有收容之说，都很兴奋，愿意到中央医院来。惟须先去参观一次，由我陪往参观，认为可以对付。于是我在中央医院开一茶话会，约愿意来的医生先来商议。除了少数医生，拟在天津另办一医院外，全部都来参加。我担心经费问题，他们说，君为协和同人，如此热心，我们暂时愿尽义务，不必顾虑。我真出之意外，遂说诸君如此之热忱，必能以协和之精神为社会服务。我以微力，如有为难之处，必尽我力效劳，以答诸君之诚意，遂即定期开办。他们推我为院长，我说我不是医生，何能担任院长。他们说，君非担任院长不可，不然，我们怎能对付日本人？我想，这亦是实情，遂允暂时担任。原来中央医院有三位医生，亦愿通力合作，后来已回南之脑系科关颂弢博士，亦请了回来。他是中外驰名的脑系医生，中国那时还没有第二人。每日亦有施诊，除贫病外，只收药费。开办后一切顺利，由他们推锺荟兰博士为医务长。杂务主任，我请徐春松担任，因他是天主教徒，可与修女们接洽。但协和的医生与护士，习惯不同，格格不相入。双方来告，我只好两面劝说敷衍，终不得圆满。后来修士自动请上海天主教会调回，此事遂告解决。
岂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宪兵，始终嫉视协和医生，随时电传问话。最难者是外科医生，正在动手术中，离开了于病人生命攸关，迟到了，又受宪兵申斥，因之医生中有了灰心。他们对我说，如此下去，我们受闲气，你亦遭麻烦，不如散了吧。但开办后，门诊日增，住院病人亦渐渐多了，散了不但可惜，且有违素愿，遂极力慰留。我想此事本与多田司令谈过，虽未允许，趁此将收容到中央医院之事向他报告，亦是应有之义。且可与他商量，免去传询，亦许可能。我又去见多田，说明收容协和医生之经过。我说收容的医生，如有反日情事，我愿负责。我以外行，担任院长，即是要明了他们的行动。但有一事，须请阁下帮忙，遂将宪兵无理由任意传询医生之事向他说，这虽是宪兵部权限内的事，但在医生方面很有为难之处。尤其是外科医生正在动手术之时，忽奉电传，离开了恐有关病人生命，迟到了又要受宪兵严厉申斥，真是两难。他们都是专家，又是守法之人，无故受此麻烦，要告退了。但自收容协和医生以来，院务日有进步，外间名声亦好，病人亦逐渐增加，门诊仍旧施诊，每日人数亦有增加，若半途而废，自觉可惜，故特来请阁下想一办法。多田答称，宪兵总疑心协和医生，怕有反日行动，故特别注意。君既负责收容，又充该院院长，以后比较可放心。但君能以何法保证他们不是反日分子，能使宪兵安心呢？我想了少顷说，我以院长名义，发给医生及护士一种证明，由我签名盖章，随身带着。持有证明者，我可负责保证，没有证明者，即不是中央医院的人，这办法怎样？多田说，好是好的，可是责任不轻呢，君当考虑。我说，我约的人，决无反日分子，我敢保证。但宪兵方面，若无实在凭据，请勿随意召唤。多田亦答应，从此传询问题解决了。我签发证明时，告诫青年医士及护士，切勿搅政治，免生无谓的麻烦。锺荟兰君亦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协和同仁向不预闻外事，院长既热心负责，你们更应体谅院长的苦心，更加留意等语。
修士回南，后楼改为宿舍，教堂改为会议室。一年后院务蒸蒸日上，经济亦渐裕。远来就医住院者日多，病房住满。因内外名医甚多，尤以为关颂弢博士来就医者多。妇产科林巧稚博士，曾游学美国，系一独身主义之女性，手术纯熟，亦甚热心，亦是中外闻名。因本院无妇产科，不甚方便，锺君商余另建一栋，添设妇产科。成立后，林博士住在院中，不论夜半更深，有电话来即坐人力车往，无间寒暑。服务精神，更为可佩。时值混乱，女子深夜乘人力车往来，深恐不便，为置一辆旧汽车，她更感激。
后又改建一大手术室，添置用器，用特别电灯，光线充足，更能适用手术。又添设试验室。收入富裕，院誉日隆。惟电梯因限于电力，只能供病人之用，亦无可如何也。胜利后，由美国配给一架新式x光机器。
余于院务，亦感兴趣，不时往观。见各科医生忙于工作，护士伺候病人，亦和气周到，为之欣慰。一日，参观手术室，适关博士诊治脑系病人，系来自上海，须用手术。先用一部麻醉，后锯开脑盖，带了特别光镜，视察脑际病情，才动手术。据云这种手术，须七八小时才能完毕，中途不可停止。故助手尚能换班，主医只有一人，屏气聚神，细心诊治，不能暂离，真不容易。外科司徒博士亦是能手，他说若开盲肠炎，只要不到腐溃程度，下刀正确，三十分钟即可了事，可见其手术之灵敏轻快。奇怪的病，外科最多，有一乡妇腹大如匏，并非怀孕，已好几年，闻名来求诊，诊为血瘤一类之症，非住院不可。这妇无力住院，由周华康电商静真（华康系寄梅之子，曾留学美国，与我家很稔），如何办法？静真答以即令住院，费由我们担任，院长决不会不同意。后经手术，割出像大西瓜的血瘤，外皮坚韧。司徒大夫亦说没有见过，置玻璃瓶，以备研究。妇住不久，称谢而归。以后遇有贫病须住院者，周大夫即商得我或静真同意，许他住院，费由我担。又有一个两岁大的男孩，他父弃母远去，母为佣过活，将此孩送人抚养。此人领去后，自己不管孩子，交给仆妇。仆妇又不用心照顾，因营养不足，到两岁还不能直立，只能在地上爬。后又爬到炉边，沸水烫伤，两脚溃烂。此人仍送还其母，其母与嵇迪生太太相熟，托她转给别人。嵇太太劝静真留领，静真不允，只允送中央医院治。此孩不但烫伤，且全身是病，住院两月余，诸病悉愈，其母不愿领回，嘱托院中，如有人要，即愿给人领养，自己永无异言。后有一对青年夫妇，参观医院，到病房时，此孩见了即叫妈妈，嘻嘻的扑上去，要他们抱的样子。青年夫妇本想领一孩子，见此孩面目清秀，认为与他们有缘，问明来历，院中即告以其母不愿领回，托院给人，遂由他母写了字据，即行领回。嵇太太来告静真，都很满意。后闻此孩领去以后，待他很好，亦是因缘也。
胜利后，接收员来院参观，以中央医院南京有国立中央医院，不应用此名称。不知北平中央医院，早在南京十余年以前，又不是同在一地区，何小器乃尔。因院名石额，嵌入正中墙内，若改他名，大费周折，遂改为中和医院，只改一字，较为省事。后来杜聿明将军忽患腰痛，由东北战区送到北京入中和医院诊治后，认为肾脏病，须动手术，手术后住院月余而愈。对政府亦算有点小贡献。
后来参加中央医院的医生，在天津另设一医院，名恩光医院，与君实合作。
一二六 四十七年夫妻竟永诀
我妇自侍母南下后，没有同回，她住在乃兄王培孙家。越半年后，才北回，时朴儿邀集一部分医生没有参加中央医院者，在天津设立恩光医院。我妇糖尿病，即由恩光医士诊治。我妇对静真了解，对庆稀喜欢，前已提及。对我态度亦大变，我每到特区宅，她必新沏龙井茶。如在特区宅吃饭，她必添菜，真有相敬如宾之意。在三层楼亦设经堂念佛，后来竟自动要来颐和园同居。自从由颐和园被朴逼走后，在唐山医治不便，又搬回天津。后以特区出入不便，朴又在英租界另赁一房，与母同住。我去看视，说说闲话，即感触满怀，含泪不语。此病只许淡食，故胃口因之愈坏，精神萎顿，那时尚能勉强起床。越年正月，与静真带两女同去贺年，她病体不支，疲乏不能起床，又不能多讲话。见我们去很高兴，与静真庆稀更觉亲切，依依不舍，竟叫人出去，独留我们在房中说话。到傍晚临行，庆稀到床前跟她说，姆妈您好好的静养，过天再来看您。她执了庆稀的手，热泪盈眶的说，阿七！你再来时，不能再看见我的了。庆稀安慰她说，不会的，只要好好的静养。她执了庆稀的手，好久才放而别。此情此景，犹在目前。岂知才过一月，有一夜天津忽来电话，报告我妇故世了，临终时并无痛苦。且有胞妹与子媳及二女五女都在床前送终，亲视含殓。我听了，非常伤感。翌晨早车赴天津，陈尸在床，尚未移动，面色无异。想不到正月一别，不到一月，就此永诀。回想贫贱夫妻百事哀，前尘往事，涌上心头，觉得我实对不住她，不禁老泪纵横，痛哭一场。我们结褵四十七年，虽因个性不同，难免隔阂，然从没有闹过口角。她有所需，无不允许。她有怨言，我总忍耐。她本性善良，自奉甚俭，故教子女很俭朴，这是她的美德。后特宅遭火修改，三层楼上亦设了经堂，念佛修行。惜与我个性不同，故年少时不能融洽，真是遗憾。此时她的子女婚嫁已了，死在夫前，尚算福气。
丧事由我办理，两儿要由他们预备棺木，亦是应有之义。随后子女五人（长女已亡），析分她遗产。我妇喜积蓄，故有遗产可分。惟将特区住宅，因其母常住此宅，亦作为母之遗产，变价共分，并没有告知我。此则因子女与我太隔阂，不知那时我的景况亦迥非昔比矣。静真坚持两子女不要共分，亲友笑其傻，我倒赞成她的见解。但是有人疑其亦有积蓄，故不必共分，将来可独分给两女，这真是冤哉枉也。
五七之日，朴儿借开源俱乐部开吊，吊祭来客不少，亦很风光。出殡停灵江苏义园。
一二七 王克敏再起实行统制
日军再以王叔鲁出来，因闻其与宋子文有默契，似有利用他为桥梁，与重庆试谈和平之意，前已略提。而此次王叔鲁作风，亦与前不同。日军到处收括物资，甚至将人家铁门铁窗及水汀之类运走，可见日本国内物质之缺乏。叔鲁亦实行统制粮食及物资。对于衣食两项，乡间还用自织土布。纺织厂中国人办的只有三厂，此外不是合办，即是日本独办，亦不过十家左右。都市中人喜用洋布，故衣的方面，不成问题。厨房煮饭，都用煤球（煤屑土制）亦没关系，最要的还是食的问题。普通人家，米面合用，乡民尽用面食。油盐两项，北京盐油店到处都有。盐是公卖，藏油方法甚为神秘，不知藏在何处，亦不知如何藏法。平日门面应市，每家亦有几缸。一声统制令下，连应市的几缸油都不见了，只剩应酬门市的油，以供顾客。日军亦无法调查。因储油丰富，据说即十年八年亦不成问题。北方稻田很少，乡间都用土法磨麦粉充饥，都市面粉厂亦设立很多，多用洋麦磨粉。稻米多来自南方，食米人家，亦以南方为多，故尚可敷衍。因面粉厂不多，向来靠外来面粉。现在外国面粉不进口，自制面粉又不够，哪能供应配给，故以豆饼磨粉杂和配给。后又想出一种配给的食粮，以高粱小麦与豆饼对半磨粉，配给民食，颇难下咽。余以豆饼向来用以喂猪，今供民食，太不成话，又发傻气，致函叔鲁，谓以喂猪之料饲人，岂不是以猪待人，何勿除去豆饼，加以豆类，以配给民食。这是商量之意，讵叔鲁复函，竟有此何时耶！尚作贵族化之梦，膏粱之子，何足以语此。我亦食此，并不难吃云云。余阅之甚愤，本想复函跟他辩论，继想他亦许处境困难，发此牢骚。近来他的态度已变，说也无益，算了吧，不必多事了，遂置不复。
又有一事，向来政府对于年老之退职文武官员，对政府曾有成绩者（文职居多），给以空名义，月给伕马费，自二百元至四百元不等（四百元只限于待命公使），以资赡养，其数不过二十余人。叔鲁为节省起见，一律裁撤。我友戴雨农（陈霖）历任各国公使，因有百岁老母，愿以待命公使，在家侍养，亦被裁撤。雨农恃此终养，余不免同情，特为雨农函请叔鲁特别优待。承他照允，函复有为“百龄老母笔下留情”之句，真太刻薄了。时逢岁终，有年老退职之辈，在雨雪载途之时，亲往领伕马费度年。到会门口，见委员长皇皇手谕，已被裁撤，至有流涕而归者。此景此情，身受者何以遣此？叔鲁此次上台，作风大变，既傲且吝，余亦少与晤谈。岂亦以为重庆无复归之望，日军情势日强之故欤？仰受气无从发泄欤？何竟前后判若两人也。后闻他每次请客，剩余的水果吕烟香烟都要将数目报上去，以备自用。他向来出手很宽，一掷千金，何以老来竟变到如此之吝啬。
还有一事，原来权儿住的房屋，是向盐务署租赁的。此屋本是盐务署英国顾问丁恩所造，英国式样，规模很美且大。叔鲁来后，即向我说，令郎以一银行经理（权为北京交通代理经理），何必住这样的阔宅。我的家眷，不便全住大楼，我想要用。我答此屋是为我到京时住的，有时请外宾亦需要用。他亦无可奈何，故初次下台，眷挈赴青岛。此次上台前，他知道我在京已典得一宅，即不通知我，竟命盐务署向权收房，且限日迁移。权要我请他展期，以便找房。我说叔鲁这次态度大变，我已跟他闹别扭，不止一次，故不便向他说，说亦无用。后叔鲁因限日未迁出屋，遂派人去，以整理房屋为名，将箱笼等物件竟搬进去，说委员长即日要进宅，等于下逐客令。因之儿媳疑我不肯给她帮忙，对我生了恶感。但叔鲁此举，亦太不近情理了。
一二八 雷电一霎慈母痛归天
自从日军占领华北后，我们很少到北戴河。适有一友来告，有一西人回国，将北戴河别墅贬价出售。我以公司年终花红，储为两幼女教育费，因恐联币贬值，改买房屋，较为妥当，遂想偕静真携女儿先去看视。我母闻购别墅，亦想往观，遂即同去。时在五月，尚未炎热。该别墅离海很近，有地两亩，屋亦轩敞，遂定购下。我母以我向借人居，今有别墅，颇为高兴。每日仍照常念佛做功课，偶有女友来，共作方城戏。这次带了西餐的厨司去，日食西餐，母亦喜食。每逢母吃斋之日，则备素斋，如是者月余。每逢朔望及菩萨诞日，我母必烧香燃烛以礼佛。六月十九为观音诞，照例燃烛烧香，讵烛尽后，连锡蜡台亦烧烊了一节。我觉有异，我母即说这是菩萨示意，以后不再用蜡台了，我将回老家去乎？我们再三劝慰，谓恐怕天气炎热之故，不足为异，其实那天并不酷热。我告静真，须用心伺察我母行动，这不是好兆。隔了数日，母忽觉眼视不清，且时有头眩，遂电请中央医院眼科医生来检视。他说，眼并无病，恐病不在眼。然时清时糊，母云在京时亦有此现象，不必为虑。有时仍作方城之戏。有一次玩麻将，竟连庄十数次，母很兴奋，说从来没有。
过了一天，午饭起立时，忽觉头晕，倾斜几至跌倒。幸静真在旁，极力扶住，没有倒下。遂请母躺床休息，仍眼视不清，即电中央医院请锺大夫来。锺大夫偕周华康医生同来，仔细检查后，断为血管栓塞症。他告我幸是慢性，否则这病当场即可出危险。不知哪处血管栓塞，这里没有x光，不能断定。遂留两医生住在别墅，以便随时诊治。其时母神志尚清，惟目不能视，亦不想饮食，只饮以鸡汁。过了五天，锺大夫说，病情没有好转，且有加重之势，宜为预备。遂由庆稀赶回津宅取寿衣箱来。同时电唐山朴儿，告以祖母病情，嘱其借一架搭床，搭伙两人，速来海滨，以便回津。庆稀取了寿衣箱连夜赶回。路警知是我女，深夜带衣箱独行，派一路警护送到北戴河，已在午夜后矣。回想我母前几天特别连庄，竟是末次之娱乐。
翌晨，朴带搭床搭伙亦来。遂即商京奉路局，翌日黎明，开一专车回天津，一切均已齐备。我俯在我母耳边，先念一声佛号，即告我母，我们即刻都回天津去了，请母安心。母似颔首，微露笑意。遂由我与大家动手，轻轻的移母至搭床，覆以薄绒单，由搭伙缓步抬至车站。医生同我们均在侧随行，到了车站，慢慢的抬上车厢。车厢中已预备两块大冰，尚有凉意。安卧后，由锺大夫与我同在我母车厢，时时听诊。车行极慢，直到五时始抵天津，仍由大家轻移我母到搭床。时已傍晚，炎热全消。到家后，搭床直抬上楼至我母卧室，我又俯身告母，我们都已回家了。母似微睁眼一看，现出最后的笑意。经大夫听诊后，说一切照常，没有变动，遂轻抬我母上床安眠。又经听诊，仍说一切如常，没有变化，大家始放心。饮以鸡汁，亦能受饮，但仍口噤，不能说话。此景此情，至今思之犹为心悸。
二妹自上海来，大声喊叫，亦无回应。每日只饮以鸡汁，每次均受。锺大夫告我，西医说得这种病是有福之人，因不觉有感痛苦也。此虽慰藉之言，但亦是经验之谈。锺大夫还请京中中外名医会诊，都说这是老年人的常病，无法治疗，延至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二十分，竟安然弃不肖等而长逝矣。从此我为无父无母之孩儿矣，哀哉！
我母早有遗言，临终之时，不能放声大哭，应高声念佛号，助其归西。并将寿衣怎样穿法，法袍怎样穿法，纳棺为何物，均预告静真。故遵遗言，临终时大家都高声念佛号。俗例于咽气时，须焚烧纸扎轿船跟随等冥器。锤大夫在病床里用听筒证察，等到气绝时，院中即烧冥器。正在此时，忽然电闪，且微有雷声，顷刻即灭，人皆谓是接上天界之兆。大家在咽气前，朗诵佛号。等到锺大夫报告气绝，遗体亦渐冷，都已咽呜念不成声，遂皆放声大哭。雷电升天之说，事涉渺茫，余亦不敢故神其说。惟我母虔修净土宗二十余年，乐善好施，亦应善证菩提。
我在一年之中，既悼亡，又丧母，悲痛自不待言，经济亦觉拮据。海滨别墅本为两女教育之费，因母在此得病，以后未必再去，故先将别墅出售。时在夏季，容易脱手，得回原价。但计算丧赀，尚觉不敷，拟出以借贷。静真说，两儿教育费尚有两万联银币，何勿先挪用？我说别墅已售为挪用，那两万不必再用。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目前办丧事要紧。将来有了，再可补还，遂又挪用。静真虽明大义，然我对两幼女，因办祖母丧事而挪用孙女教育费，终觉不安。
我母笃信佛教，故特由北京广济寺延僧来做佛事，于丧棚里对灵堂搭一经台，每日诵经拜忏。亦有亲友送做佛事者，直到五虞领帖之日，中日友人来吊祭者，络绎不绝。在此兵乱之时，灵柩不敢停在家中。翌日出殡，停灵于江苏义园。后即与亡室假葬于义园中。
一二九 王荫泰任末代委员长
王叔鲁本只有独眼，后一眼又病，不能治事，途辞职。王孟群（荫泰）本是农商署长，曾一度赴日本，受到隆重欢迎。又听了日军部说日美战争情形，他们说美国受了珍珠港打击，非十年不能恢复；孟群亦同意他们的看法，又见美国没有反攻迹象，回国后不久，叔鲁辞职，即就任委员长，以美国无力反攻向日本一面倒为得计。闻有人劝他不必如此露骨，他说，你以为重庆还能回来吗？他有这种想法，所以他觉得日本的举动，是合乎现实，亦步亦趋，相处甚洽。时重心在军事，对于政治经济，本无甚问题。他对华北币值渐贬，物价日涨，粮食缺乏，汽油奇缺，汽车全用木炭，以为在战事情况之下，无法避免。而日宪兵之滥捕反日分子及地下工作之人，非刑逼供，以为咎由自取，亦未过问。他以为如此做法，十年后美国即使反攻，早已失去时效矣。岂知日本偷袭珍珠港，何能彻底的破坏，故船坞与油栈，依然完整。珍珠港海港不深，美国将被炸之战舰船身悉行捞起，重新修理。船身未坏，配以新式装备，原来老式之战舰，反变为新式战舰，威力更大。一年以后，完全修竣，出与日本海军作战，日本军渐感难于抵抗。后在中途岛一战，日海军损失奇重。麦克阿瑟将军又作跳岛作战法，美海军连占各岛，得了制空权，扭转战局，日海军遂日趋下风矣。孟群为绍兴世家，留学法比，又谙日语。其父书衡先生，道德文章，名重一时。余于朝考时始相识，后时相过从，亦颇相得。孟群曾佐杨邻葛开办奉天兵工厂，颇有干才。不料其竟无父风，而功利之心，如此之重也。
时日本宪兵搜捕反日分子，谈虎色变。我家家庭教师左明澈之父，亦遭日宪兵捕去，母女请我营救。其父为中学教员，年近六旬，向来安分。余以情不可却，遂去见日本冈村宁次司令官，告以宪兵所捕之左某，为我家庭教师之父，向为中学教员，安分守己，纯粹系一老学究，不知为何被捕，特请查明，我愿保释。冈村答应查明奉复。过了数日，又去见冈村。他说此人虽无反日证据，然在地下工作处搜出名簿，有他名字，所以被捕。我说，重庆地下工作都是活泼青年，未必要这种老学究。且只在簿上有名，亦许本人尚不知道，他人想要拉他入伙，亦未可知。外间传闻日本宪兵滥捕好人，刑逼入罪，被冤之人亦是难免。这种老学究，有何用处？怎能熬刑？务请阁下查明。如果没有证据，由我保释，并请嘱宪兵勿用刑讯。冈村说，宪兵亦不致滥用刑讯，请放心。经过一月之久，总算许我保释。据左君云，自己虽没受刑，狱中每至深夜，听到呼号惨叫之声，惨不忍闻，大约总是刑逼口供了。
因之学界传闻，以为我有法保释，于是偷渡去重庆之学生有半途被捕者，其家属都来求我保释。我无论识与不识，总为他们尽力，有成有不成，只好碰他们的运气了。我曾设词对冈村司令说，华北各大学都被封闭，闻重庆设有联合大学，学生为求学，不远数千里冒险奔波而去，其志可嘉，其情亦可怜。既不是反日，又不是地下工作，应令出口处宪兵遇有这种学生，放他过去，不必留难，为知识分子留一点感情。冈村对我建议，亦表同情。后于这种学生，只盘问检查，不加截留。但带有信件及可疑之书信等件，仍被拘捕。经我保释，允释者居多。
一三○ 释放教授冈村践诺言
有一日，辅仁大学学长某神父（忘其姓），忽来见我说，该大学教授四人董希凡、英千里、赵光咸（还有一人名忘了）等，连学生共有十五人，同日被日宪兵捕去。并说这几位教授，都是本校重要之人，任教多年，人品亦好。现在北平大学，只有辅仁一校，若将教授捕去，辅仁亦将开不成了。被捕的学生，亦都是优秀分子。听说先生热心维护教育界，故敢冒昧请求，务请设法营救。
我与这位神父初次见面，见他态度诚恳，说中国话很清楚。但我想被捕教授学生如此之多，必非简单，恐怕难办。又以事关学界，又经神父一再请求，遂说此事恐非寻常可比，能否办到，不敢逆料，既承敦嘱，姑先试试。若微力不能办到，务请原谅。他即称谢而去。遂与冈村约期会见，我说前日辅仁大学学长神父来见，他说大学被捕教授及学生十五人，这几位教授学问人品都好，执教多年，热心教育，从没有不端的事。被捕的学生亦都是成绩优良，不知何故忽被抓去。他敢保证这些人决不是做坏事的人，我与这神父向不相识，被捕的人亦没有一个相识的。现北平只存这一大学，若使教授被捕，即将无法开校。阁下应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很有潜力，日宪兵脑筋简单，抓被利用的知识分子，亦恐难免。故请贵司令慎重审查，如无重大嫌疑，可否保释。我与该校与被捕的人都无关系，我可再约几人，连环具保亦可。冈村说此案重大，我们侦查已久，确是重庆文教地下工作之人，证据确实，决不是嫌疑，故捕后即交军法审讯。现正审讯，不但不能保释，连取保候审亦不可能，请你原谅。但不会用刑，请你放心。既已在审讯，无可再说，遂辞出。
翌日，神父又来，我将冈村与我谈话告知他，只好听他们审讯后，如何情形再说。这几位教授太太，亦来听消息，我亦把谈话经过告知她们，现在审讯中，不便说话取保，只好静待。并告她们，冈村说不会用刑，你们亦可放心。我又问，日本宪兵到你们家里去搜查过没有？她们都说去过了，没搜出什么信任证据等等。我说，那好极了，我必尽力帮忙。我又嘱咐她们，如有人来说能运动日军，切勿误信行贿被骗，这是要紧的，请你们注意。她们称谢而去。但她们不放心，时来打听，这亦是人情之常。我说审判的事，没有这样快的。我也做过律师，审判是有程序，军法审判亦是一样，不便常去问司令官。但她们哪里肯信，过几天总来问信，只好敷衍。日子久了，我没话说，只好由静真招待她们，有时留吃饭。她们说，面难买。我家有余的，即送她们每人一包。又送她们难买的东西，相处甚洽，与静真倒交了朋友。
过了月余，我又去见冈村。他先说，真对不起，他们实在证据确实，情节太重。审判结果，都判有罪了，重者有十五年徒刑；最轻的判了两年，我已令缓刑；其余都已送陆军监狱执行了，请你原谅。我知道军法裁判，没有上告，只好说，这种文弱书生，怎能受长期监狱的生活，请阁下如有机会，令予特赦。他笑答道，尽力而为。遂辞出，归而告知他们家属。几位太太又来问详细情形，她们听了都流泪说不出话，我亦觉得难过。遂说我已请求司令官设法特赦，亦许还有一线希望。我不能办到圆满，我亦万分抱歉，只好请你们原谅。她们都含泪道谢而去。我想国府文教地下工作，左女士知道，她到我家来做教师即是伏线，但颂平未必能知也。
经过半年有余，一日忽接日军法处电话，约我明天上午九时到军法处，有事面谈。我没有知道军法处地址，在电话里问明。翌晨驱车而去，该处长告我，你以前曾保过辅仁大学的教授们，已经冈村司令临行前请准东京本部特赦了，请你明晨九时到本处来办交保手续。并通知他们家属到陆军监狱去候接。时冈村司令已赴南京就任最高派遣军总司令官，大约在临行前了结此案，我很感他能践诺言。遂即回家通知他们各家属，各家属立刻到我家，我将冈村司令临行了结此案情形告知，大家都高兴道谢。但我对各位教授，向未见过，遂问各位太太，他们先生的面貌身段，恐临时不认识，岂不成为笑话。并说取保手续，由我明晨到军法处去办。你们到南炮子陆军监狱候接好了。她们都称谢不止而回。
明晨我准时到军法处，由军法处派一军官同到陆军监狱应接室。他们已将保释证书预备好，只等我签字。并说，请你看明证书内所列各条，若有违反，保人亦应同时负责。我知道这是官样文章，即答应了，将证书一一签字后，由监狱官领了本人经过我面前，然后由他们家属领回。这事我很感谢冈村做到尽力而为之诺言。
一三一 雅尔达协定中俄诡计
国军自得到租借法案军资，又由美国训练远征军三十万，完全美式配备。又有陈纳德飞虎队正式加入助战，扭转战机，与美英联军于南洋方面并肩作战，进攻缅甸，解英军之围。迨华盛顿会议，发表对德日作战到底，推蒋委员长为中国兼暹越盟军统帅，以史迪威为参谋长。后蒋委员长又与罗斯福、邱吉尔会于开罗，发表惩罚侵略国之宣言，议决日本投降后，将以前侵略中国之领土如东三省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自日本失了太平洋制空权后，日海军屡战屡败，美海军则愈战愈烈。美国飞机又到日本各处作地毯式的轰炸，除京都及名胜区外，都投烧夷弹。投一个烧夷弹，即烧毁木造民房一大片。东京除沿皇城之会社银行大厦预留美军自用外，此外几成废墟。军器极度缺乏，军部以竹竿木枪训练民军，以备登陆作殊死战。又制一种飞机，名日神风机，一机一人，装好炸弹，猛撞敌舰，以肉弹与战舰相拼，中则同归于尽。在此情形之下，显然已到山穷水尽之末路了。但美国不明真相，犹高估日本战力，恐登陆战损失太重，遂与俄国史大林商请出兵，由东三省进兵攻日。史大林与罗斯福、邱吉尔两巨头会于雅尔达，史大林要求以中国旅顺大连及东清铁路恢复帝俄时代之权利为出兵交换条件，协定内容：（一）维持外蒙现状；（二）恢复俄国在中国东北所享之权利； （三）中国旅顺大连国际化。英美要求苏俄俟德国投降后即进兵东北，后德国投降，仍未出兵，要求须得中国同意该协定。其时罗斯福已病态不支，只望登陆日本时美军少受损失，劝中国与俄国订立友好条约，附带承认该协定，惟不得越出原定范围。中国不得已派宋子文与俄史大林商无结果。后史大林催促中国订立友好条约，该协定另作议定书，然与原约范围越出很多矣。我因昔日《二十一条》交涉之经验，深知弱国外交之痛苦，故世论攻击，我倒反原谅。惟该协定有与《二十一条》不同之处，该协定订立之时，没有通知中国，中国政府更未参加，何能迫我事后承认。协定目的，要俄出兵攻日，那时即使美国原子弹不成功，然日本投降，势所必至，何必再要俄国出兵攻东北。且俄国早已宣布废止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旅大条约，当然在内。中国既未预闻《雅尔达协定》，若据此力争，不承认此协定，充其极不过触怒于俄，失欢于美。然后来结果，美国发表白皮书对我一笔勾销，我仍得了同样之恶果，在历史上反留了污点，胜利后更受了恶果矣。
一三二 波茨坦宣言日本乞降
德国降伏，罗斯福已逝世，故在波茨坦开会时，由杜鲁门出席。邱吉尔因保守党落选，由艾德礼出席会议，发表四强宣言，劝日本降伏。其时日本犹希望俄国调停，未即决定。后知俄国无望，接连开始讨论，接受与否，不能决定。又开御前会议，日皇为免生灵涂炭，主张接受。群臣仰体上意，无可异议。惟阿南陆军大臣，坚持登陆作战。自后日本投降，阿南切腹自尽。后美军投原子弹于广岛，越日又投一枚于长崎附近，于是日本浼瑞士政府为介，转达盟邦，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降伏。口头惟一希望，仍保全皇位，闻美英及我国均无异言，独俄反对。于是蒋委员长主张由日本人民自决；美国迁就俄意，日皇置于盟国占领司令官之下；均有维护保全之意。日本降伏后，遵照四强宣言，将甲午以后占领之领土一律放弃，于是五十年来之台湾澎湖群岛复归于中国怀抱矣。
至八月十五日，日皇亲自广播，宣布投降诏书。其时日军在中国各地尚有二百五十余万人，有人恐在华之日军不肯服从投降；亦有人恐即服从投降对中国人来一次屠杀以泄忿。岂知日军在无线电中听了日皇广播诏书，莫不垂头丧气，且多流泪，一致服从。昔时耀武扬威之勇士，顿变为驯服之羔羊。友人议论，加以嗤笑，以为由强忽变为懦弱，存有轻视之心。我则谓能服从命令之军队，即是能屈能伸，既能忍辱，必能复兴，这种民族未可轻视。惟经此次教训，再要以军国主义领导，恐不可能了。大家听了我言，有赞成者，亦有笑我者；以为总不脱亲日口吻，我只好听之。
又闻盟国决定以美国代表占领日本，苏俄要求分占北海道，为美峻拒。俄外相对美驻俄大使哈理门说，难道日本的事只许美国包办？哈理门答道，美国与日本苦战四年，才得到战果，自非仅出兵两天唾手而得东三省可比。俄外相无言可答。哈氏以幽默之言严拒，对于日本，真可谓一语兴邦。
胜利后政府派治安署长齐燮元为先遣军指挥。并令冈村宁次于国军未到之前仍须负地方治安之责。并对日本广播，政府不念旧恶，以德报怨，不要求赔偿。所有日本军民，除战犯外，一律遣送回国。日本人听了，都安心感激，至今不忘。又对伪政权广播，各守岗位，不准乱动。政府只问行为，不问职守。于是各署伪官，仍旧到署整理档案，静候交代。余于华北伪政权公式宴会，无论有无外宾，皆托词辞谢，从未出席。此次王孟群见招，这是最后别筵，且无外人，曲终人散，并要看看孟群等如何态度，说些什么，遂出席。孟群态度相当自然，先谢同僚帮忙，继称政府既云只问行为，不问职守，请大家不必惊惶，仍守岗位，听候接收等语。说得尚算得体，华北伪政权从此终了。
一三三 太和殿受降盛极一时
抗战八年，我在沦陷区既不能见到重庆的报纸，又没有听到战地的消息，孤陋寡闻，故于抗战情形，只好付之阙如。将来国史之外，还有身历其境的私家著述，亦可知道事实的真相。有人说这次战胜，是徼天之幸，“贪人之功，以为己有”。不知我国得到美国援助之时，已入抗战第三期，以前之独力抵抗，只靠士气的高扬和人民之拥护，以陈旧之武器，抗精锐之敌军，五年中之艰难卓绝，虽败亦荣，不能说全靠盟军之援助也。听说胜利后，白健生氏曾建议不必急于受降，可令日军防守铁路桥梁，国军先收复长江流域各省，同时沿津浦路进兵北上，收复华北，进攻东北。等全局安定再行受降，遣日军归国。白氏建议，却有先见之明。惟役使降兵，有背国际法。未蒙采纳，或因为此。
行军要著，最重交通，稍有军事知识者，无不知之。国军早有经验，自应先为周密之预防，方可期行军之顺利。其时国军号称六百万，何勿扼守要险，保护铁路桥梁。乃以敌伪未尝破坏交通，仅派工程人员量为修理。岂知随修随坏，工程人员虽赶紧修理，那能敌破坏之速度。遂使国军虽有精兵利器，无所施其技，到处障碍，不能前进。且华南华北之杂军，久望收编，国军匮之不顾。假使收编杂军，加以训编，至少不至为共军利用。若能沿路抚恤流亡，收复人心，亦可先安定华南华北，然后进攻东北。闻满洲伪军六十万，以久受日军之压迫，亦愿归顺中央。若能收编，加以训练，东北未尝无收复可能。乃不此之图，冒昧挥军前进，致受大挫折。闻有精良伪军，为渊驱鱼，得了胜利，失了和平，一开始即种了因了。
中央派何应钦上将为总受降官，分区受降。东北由俄国受降，东南亚由英国受降。我在北平，见太和殿受降场面，由孙连仲将军主持，真是如火如荼，民家之欢欣鼓舞，极一时之盛。可惜好景不常，外患方停，内战又起，曾几何时，已形移势易，到处传来消息，渐渐由盛而衰，真不胜感慨。我在北平，只好就我所见所闻，说说平津胜利后之情形而已。
一三四 胜利后平津形形色色
中央设行营于北平，以李宗仁为主任，孙连仲为总指挥。时国军士气尚旺，又有美军配备，无往不利。后中央循美国之要求，商议停战，在北平设立军事调查委员会（简称军调会），由中央共方美国三方面各派代表。中央派郑介民，共方派叶剑英，美国由马歇尔将军以代表身份，居中调停，商议停战方法。又设小组委员会，到各处调查。
北平市长在东交民巷奥国旧使馆设一俱乐部，为中美人员游憩之所。会中既有共方代表，共方人员当然亦可入内。司令部内余冰清者，为孙司令的亲信，初不知他亦是共产党，时将军事作战计划，出兵方向，报告共方，因此精锐之国军，不久每次败于共军。于是司令生疑，经过好久种种的侦查，始获破案。然国军已损失不少，士气亦减退，遂亦停止攻击。而共军仍于郊外设有招待所，将杂军及青年护送到延安。杂军正无路可走，青年又不满现实，去者不可胜计。
有一日，共军竟攻到通州，距北平甚近。齐燮元虽为先遣军指挥，置之不问。其时国军未来，尚留少数日军在京。
其时北平尚驻有少数美军，这班美军又天真幼稚得可笑，初到北平，看了种种未曾见过的事，都觉新奇。有的竟出了一元美钞给人力伕叫他坐车，自己拉车疾跑以为乐。有的看见街上旧式剃头担，手中拿了一个钢质钳形的东西，将钢条一拨，发出噹郎噹郎的声音，竟出了五元美钞，买了这东西，并教他怎样拨法，一路且拨且走。人民见了，都在匿笑。有一次，有一美国兵喝醉了酒，在长安街平安电影院看电影，散后出门时，见有一女郎在门口，他即挟这女郎拉过长安街，在东交民巷外墙角落施行非礼。女郎大喊，警察闻声赶到，将两人押到警厅。美兵自认因酒醉，不知东方习惯，致犯错误，自己认罪。警厅即将美兵送美军司令部，女郎送回家，美军司令部，将该兵判罪，送回美国执行，事已了结。岂知被人借题发挥，鼓动女郎，声称美兵判罪，须要在中国执行。美司令部不允，学生即游行示威，喊出美军滚出去的口号。大约美军本无常驻北平之意，不久亦即撤走。
北平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自称为民主人士，马歇尔将军劝政府设立联合政府，他们亦说政府不民主，独裁专制，非改造不可。美国新派的大使为前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民主人士中亦有燕大出身者。司徒大使受了他们的包围，也认为我政府非改组不可。于是民主人士，竟结成为民主同盟，在重庆政协会中亦分得席位，有发言权，在政协会互相呼应，攻讦政府。
后来中央先遣军官到了，中央国军随后亦到。有一部分国军，适驻在我家前面日本小学校原址。时已冬令，兵士们尚穿夹衣，未换冬装，在院中砍树枝焚烧取暖，时来我家借锅灶碗碟之类。时余已预备回天津，因典屋已将满期，炉煤还有剩余，都送给他们，队长特来道谢。问他何以还穿夹衣，答因后勤部尚没有发下，故连锅灶等也没有。我一向听说后勤部队只管自己舒服，不管军队的生活，岂竟可信。先遣军官到了北平，在庆王府或怀仁堂常开派对，并演平剧，几乎朝朝歌舞，夜夜寻欢。他们以为八年抗战，受尽辛苦，胜利后应该享乐。不知更受辛苦的兵士，尚在挨冻受饿哩！军官们开派对演平剧时，还因亲及友，邀良家妇女同乐，参加的妇女犹以为荣。后来竟闹了与言慧珠女伶恋爱笑话，传遍京城，引起人民之刺笑。
当这班将军及国军来北平之时，人民莫不竭力欢迎，由商会代表，宰猪载酒，欢迎国军，对将军们亦由幼女献花致敬。岂知这班将军，胜利冲昏了脑筋，闹出种种笑话。而商会会长邹荃荪，竟为他们谋取便利，人民因之莫不齿冷。
不久又来了一批接收人员，有从天上飞来的，有从地下钻出的。中央派的接收员人都正派，且有技术知识。即如接收农事试验场，秩序井然。该场规模相当大，技师相当多，分系研究试验，在敌伪时亦绝无仅有。接收员不但维持现状，并留下十余人以为指导。该场有白金杯数十只，亦完全保存无缺。至地下钻出来者即大不同，只想发财。但北方公务员不比南京，无油水可捞，于是向联银予取予求。联银以外货绝迹，无可套进外汇，本已摇摇欲坠。加以若辈狂取滥支，促使贬值更快。
有一接收员，接收龙烟炼钢厂。此厂本是北洋政府产物，日本更加扩充，接收员令即停火。司其事者，告以须待这炉钢炼成方可停火，否则连炼炉亦毁了。接收员不听，勒令停火，遂使名贵之炼炉，变成废物。作践宝贵物资，岂不令人可气。
再有伪直鲁联军留在关内苏北一带者约有二十余万人，国军不予收编，都为共军收罗而去。满洲国军队六十万人，极愿归顺中央，亦为国军拒绝，忿而投入共军。苏俄将关东军遗下的军械予以配备，更添加炮兵，加以训练，遂使共方顿添了一百万雄师。这种矛盾心理，可称为长他人之气概，减自己之威风了。
至接收日本公司时，他们要董事长交代。日本副董事长告以董事长是我们为公司名誉，请他担任的，他不管公司的事，由我交代。你们如有疑问，由我负责答复。故我对于我有关系的公司交代，没有过问。后井陉煤矿公司请留资金发工资，他们说将矿场存煤，充作工资好了，遂将资金全部没收。而公司存我家之预备工资（详后），不便取出，后作为职员遣散费。
其时北平奇怪的事很多。有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我素昧平生，经友介绍来见。其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只常常请客。初以寒舍不足以招待，以我家厨司有名，欲借我家请客，我无法只得应允。岂知一再借用，我遂推以自己请客拒之。后又要请日本人，问以何人，均是一时有名之人。讵知他用心狡诈，恐日人不光临，故借用我家为辞也。我以其卑鄙，遂以厨司请假拒之。一日请我在中国大学，见门前挂了蒋委员长代表办事处的招牌，神气十足。后闻招摇撞骗，向伪政权的人说，他可出证明书，免其汉奸罪名，索价甚昂，被骗者亦不少。大约闹得声名太大，不知何时竟逃之夭夭了。又有傻瓜被罪者。我有一李姓之友，穷无所归，曾请我为他觅一啖饭之所。我从没有向当局推荐过人，遂交井陉公司副董事长派一事，此亦我破题儿第一遭。公司派他为售煤处处长，亦是微不足道的小处长，到处都有。而这位朋友倒是洁己从公，胜利后除了遣散费外，还剩百万元，工人要公分，他说这点要交代接收员，报效国家了。工人含恨，遂密告接收员，说他贪污。他这小职员，本可无事，因此判了五年徒刑，真是为好反成怨了。后来山西军队，进驻平津，晋军中有商启予氏（震），余初未识，承他枉驾先施，儒雅和蔼，思想亦新。他曾参预开罗会议，相谈甚契，遂与缔交。他的军队，颇有新鲜精神，在北平时曾与美国军队比赛骑马打冰球，余亦被邀往观，中外人观者甚多。商氏的马队，比赛活泼，不输美军。国军与外国军比赛，在北平尚是初次，可谓开风气之先矣。
东城长安街两旁都设有日本售货地摊，精品有收音机电风扇望远镜及各种摆设等等，粗品有厨房用具杂用器具各式具备，标价便宜，买者不少。日人以不能携带东西想易钱而归，哪知遣送时带钱有限制，反为遣送军警搜去。入官入私，不得而知矣。
美国以民间收来的物资交救济总署，赈济中国人民。但救济总署运北者，都是美国人用品为多，无所用之。于是以物品易钱为赈，这办法倒是合理。其中旧洋装大衣销路最多。其他有女子高跟皮鞋、男子领带。乡人将领带结于畊牛三角，孩子以高跟皮鞋作玩具，可发一笑。至机犁等农具，农人不懂用法，堆在田塍，任其锈烂。其时因老友张新吾所办的丹华火柴公司（前已提过），因营业发达，遭同行嫉姑，为人诬告，托我代行他的总经理职。我本是该公司董事，公司同事中时以外面的事情，闲谈告我。以上所记，亦有我知道的，亦有他们告我的，于此可知北方人民对政府的心理。
有一日，税务局员来公司，查账核税。会计员不与查账，即约出外吃馆子，我以为是请客之意，岂知是讲盘子。归来报告我，这次照税额缴了六成、税务员自然亦可沾点光。这算完得多的了，其他店铺最多的只缴五成。我惊奇问道，完税亦可讲盘子减成吗？他说，这是公开的秘密，南北公司商店都是这样。这办法是通天的，局长亦都沾惠。若照定额缴税，家家只好关门大吉。原因由于部定税率，不切实际，比之前清几加了一倍。商家售货那能加价一倍？我说，这不是逃税吗？他说，因为是通天的，自上至下都有好处，因之明知不合商情，从没有建议改订合理的税则。我始恍然，政府定章不查商情，只想多征税额，知道了亦不改正，反因而为利，无怪人多说政府贪污了。
一三五 肃奸工作北方亦开始
南方对伪政权人员早已开始逮捕，报纸连日登载，凡沾有一点敌伪关系者无一幸免，都没收财产。但是出来捕人的，不是法警是特务。被捕的人，不送法院而分别安置。其时在北方尚无举动，经过约半月以后才开始行动。有一日下午三时许，有一军官模样的人送一伤请帖来，主人为马汉三、张本铨（军统头脑）。请帖上写时刻五点，地点为北兵马司汪宅。余看了即说，你送错了吧，我与两位主人素不相识。他说不错的，因为戴先生（笠）要来，跟诸位谈谈，所以设此一局。我想这也许可能。他又问，先生到不到？我答，可以到。他即取出名单请我签到，我一瞥名单约有十余人，都是政委会署长及警察厅长等诸人，殷汝耕亦在内。
余于六时后才去，适值停电，大厅上只点了两支洋蜡，黑黝黝的，只见来客已多，莫辨何人。汪翊唐即过来招呼，且说我们在疑虑，润老亦来，我们可以放心了。我莫名其妙，问翊唐此局是何用意？他答，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马汉三来电话说明晚要在我家请客，嘱备两桌棹筵席。我告以厨司有病告假。他说那么外叫亦好，要上好的，地点仍在府上。此时已过七点，主人还未到。所请的客，除张燕卿外，都是政委会有关的人，但没有两位王委员长。我们正在疑心，不知什么意思。今您老亦被请想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说，我跟两位主人从未相识，据送帖的人说因为戴雨农来，要跟我们谈谈，故设此局。我与戴君亦不相识，到底来了没有？汪答，听说雨农到天津去了，不知回来没有？正在谈话，已过八点，主人来了，翊唐为我介绍。他们只说久仰久仰，今天因有要公，到得迟了，对不起，即叫开席。副官说，还有汤芗铭没到，电话催请，回说出门不在家。马即说不必候了，遂请入席，主人殷勤劝酒，旨酒佳肴，吃得很痛快，但没有提过戴雨农一句。余觉得这个局面，有点蹊跷。
席罢大家仍回到客厅。我们刚坐定，忽来了一个不寻常的客，即北平督察长齐庆斌！带了一名宪兵，昂然而进，对人点头，似招呼非招呼的样子。厅内空气，顿时紧张。他即坐在正面沙发长椅，铁青着脸，一语不发。余适坐在他的左边，众人寂静无声。不一瞬间，他即吩咐宪兵，把名单拿出来，他接了名单，即起立唱名，第一名王荫泰，接续唱下，殷汝耕、齐燮元、余晋龢、潘毓桂、刘玉书、邹荃荪（北京商会会长）共八人（一人忘了）。唱毕后，即叫宪兵带下去。遂又进来八个宪兵，一人押一人出去了。齐亦同时出去，真是刚为座上客，忽作阶下囚。邹荪荃与政治并无关系，这次被押，恐为某将军与女伶言慧珠拉皮条之故。但王叔鲁王揖唐却没有被请。后来叔鲁在家逮捕，揖唐在中央医院捕去，可见捕法亦各有不同。汪宅还留六人，留宪兵两名看守。齐庆斌又回来对宪兵说，这六人对政府立过功，要特别看待，不得有无礼举动，惟不许他们出门。汪时璟亦只能住在客厅，不能进内室。吩咐完了，即回去了，六人中有我及燕卿。
我方知道这次招宴，即算是最后的别宴。北方肃奸工作，就此开始。我们六人大约算是陪客，但是陪客留住，恐怕还有下文。因作主人的张本铨是燕卿的族侄（或是族孙），遂问本铨，你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也不知。但是我的心境倒很泰然，一点没有紧张。后宪兵说，你们需要被褥应用之物，可写字条给家里，我派人去拿来。我遂写一字条给静真说，我在汪家，今夜不能回家，望将被褥牙刷等应用之物交来人带下。很优待，望放心。静真看了自然着急，翌朝即到被保释各教授家，说以前你们请我先生帮忙，今天我要请你们帮我先生的忙了。他们说，曹先生做的事，我们都报告重庆，党部都有存案，不要紧，请放心。我们再当联名公保，党部不会乱来的。这是静真事后告诉我的，我想这不过是安慰而已，倘使出了事，岂是几位教授所能为力？我在汪家倒头即睡，一夜过了，次日他人愁眉苦脸，心事重重，我仍谈笑自若，若无其事。到了午饭，仍是外叫的很丰富的饭菜。我对翊唐说笑话，如果天天这样招待，我倒愿意常住在你家了。大家笑我，还有心思开玩笑。
吃过夜饭，齐庆斌又来了。见了我即对我说，老先生跟我走。我倒一愣，只好跟他走。他又说，带来的东西带回去，即叫我司机进来收拾物件。我见此情形，已有点明白他的来意。我与同住的朋友告辞出来，到了大门口，他才告我，天津戴先生来电话，嘱送您老回家，遂同车到家。汽车进了大门，将要下车时候，庆颐即大声叫喊，爸爸回来了。大家正在谈这事，她即出来拥抱了我一同下车。静真、庆稀均出意外，都很高兴。齐庆斌送我到家后，还对我说，外边不很安静，请您不要出门，我留一警察一宪兵住在这里保护。这明明是监视，只好再听下文吧。
静真告诉我，庆颐这孩子虽小，真懂事。你那夜没回家，她醒来听说你没回家，即大哭（她跟我同床睡），喊要爸爸呀。你一天没回家，她整天没吃东西，到晚又不肯睡觉，想起即哭，要等爸爸回来才睡觉，居然给她等着了。庆稀也说小妹妹可真懂事。我问静真，她的六哥（朴）来过没有？静真说，你在汪家那天来过了。他说这件事不简单，即使没事，也不能很快了结。我不能等了，我今天即回天津去了。承他关切，对我说，你们应该趁没有查封的时候，好运的东西，赶紧运出。我（静真）对他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只有联币十几万，法币五万，有什么值得运出。倘若出了事，只好听天由命了。我听了叹道，以后的事还不知道哩。我若出了事，真不堪设想。
其时井陉公司及新民印书馆恐接收员封锁他们资财，预将发工资的联币装了三个大柳条箱，新民印书馆亦有两个大柳条箱，数目之巨，可想而知。他们以为我总没问题，故寄存我家。并有职员的衣服一柳箱。有人劝静真说，寄存敌产，查出亦是犯罪，不如将衣服投之锅炉，付之一炬。联币取了自用，只说被接收员没收罢了。静真答道，这如何使得！这能对自己的良心！那时又不能叫公司来取回，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
三天后，将宪兵警察撤回，换了一个便衣的人来，说是军统局的科员。这人既是科员，不便叫他同仆役住在一起，遂叫他住在楼上，跟我们同样起居。他是回教，故给他另备伙食。这人倒很和善，在我家到处走动，时跟司机仆役们讲话，又时跟我们随便聊天。他说是行动科科员。过了几天，他对静真说，局里派我来，本是监视性质。我监视人家多了，他们是慌慌张张，偷偷的运出细软，甚至已经封锁的箱笼，也请托我启封取物。我能方便人，总是给人方便。我看你们家里，一点没有慌张。我老实给你说，派人监视的家，这案没有算完结，将来怎样办，都不能定。你们如果要把心爱的东西运走，趁现在尽管移动，我决不干涉。静真答道，我既没有首饰，又没有金银细软的东西，你看即我两个女儿，也是朴素得很，故没有值得要运出的东西。若说到心爱的东西，无论一只椅子，一张桌子，都是因心爱喜欢它才买的。如果我的先生真是出了事，那是人都没有了，还有何物值得我留恋！他听了很表同情，他说，我没有见过受监视的人家像你这样坦白的说话，我也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安静的样子。我知道你说的话确是真实可信的。庆稀亦着急，时时跟她的老师左明澈，商讨未来的看法，时左女士已任了北平市政府涉外局的处长。左告庆稀说，你父亲在沦陷区内做的事都报告重庆，委员长谅亦知道，照目前情形看来，对你父亲已是特别看待。听说戴先生对于一般被捕的人，将来分法律和政治两种办法解决。我想对你父亲总可放心。庆稀跟母亲说了，稍觉宽心。
一三六 蒋先生关垂戴笠道歉
又过了几天，听说蒋委员长来北平了。是夜晚上将近十二点，天津杜市长忽来看我，他进门即说，我刚从委员长那边来，听委员长责备戴雨农说，您老的事，早已跟你说过，与这案无关，怎么你们仍去跟他噜嗦？戴答，那天刚去天津，部下不知道，把他一起请到汪家吃饭，留在汪家，我即电话令即送他回家。又问有没有派人看守？答，有一科员陪视。委员长即说，快令撤去，明天应去慰问道歉。雨农称是。我听委员长的话，对您老很关切，不知您老跟委员长什么关系，故来送一个信，可请放心。我请他坐谈，他说不早了，改天再谈，即告辞而去。我与杜君只在天津席间见过数次，谈不上交谊，很感他热心。
翌日下午，戴雨农果然来了，先令科员回去，对我拱手说道对不起，我特来道歉。您不肯做伪主席，重庆方面，连蒋先生亦说不容易。那天我刚去天津，想不到部下会惊动您老，真对不起。我说，承委员长关切，真是感激。又承您劳驾，不敢当。但我家世清白，我因母老，不能离远。我在沦陷区内，能尽我力的，总为同胞尽力，自问无愧于心。今报上亦将我与汉奸同列，这种侮辱的恶名，我看了真难受，应请为我昭雪！戴说，这次委座对您老的行动，尽人皆知，连我也吃了排头（沪语谴责意），还不够为您老昭雪吗？您老在沦陷区做的事，重庆都有报告，委座也知道。委座对我说过，说您老向称为亲日，这次竟决然拒绝伪主席，又不就政治方面职务，在他的立场真不容易。他当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应该原谅。故在重庆时，已将您老除外，我部下不知道内容，真是对不起。我听了只好感谢不答。他又问几个华北伪主席，那个比较好些？我答，这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论他们平日品格，都不是附敌求荣之辈，也有回护老百姓之意思。但在这种环境之下，亦是枉然。比较起来，还算王克敏最有骨气，亦敢直言。谈了约有三十分钟，我托他对蒋委员长代致谢意而去。此人表面看来，温文尔雅，并没有传闻那样杀人不眨眼的气息。我与蒋先生毫无渊源，只在庐山见过两次面，谈过一次话。凭这一点因缘，而承他存记于心，惟感惶愧而已。
次日两公司寄存的货币衣服，都叫他们取去，他们自然特别感谢。后来接收公司时，接收员要董事长出来交代。日本副董事长告诉他们说，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为名誉请他出来的，公司的事他一概不问，你们若有问题要问，我可负责答复。至于交代，亦由我负责交代，不必请董事长出来。故我于公司交代的事，未尝过问。
后闻戴雨农曾看过叔鲁两次，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见叔鲁似有自信的样子，我想左明澈所说分政治法律办法解决，似非无因。惟只有戴氏一人能分别情形，权衡轻重，他人未必知道。后戴氏在戴山撞机身亡，部下人员，不知其他，只要有黏着一点敌伪关系，一律送交法院。
华北各首长都属我朋友。王揖唐本病在医院，逮捕后即送监狱，庭讯三次，不发一言。法官告以不发言于你不利，他仍守缄默。在狱中写了数次三寸见方的蝇头小楷信，言词惨恻，不忍卒读，托我寄吴礼卿（忠信）。他与吴系同乡又至好，我与吴没有往来，只好寄吴达铨转交。但吴礼卿始终无一字回答。行刑时中了七枪才毕命，死得最惨。王叔鲁到监狱时，病已很重。法官要他写自白书，他说政府如要加罪于我，我都承受。华北的事，都是我干的，与他人无关，要办就办我一人好了，没有什么话可说，这即是自白。再问即不答。三日后病危，送回家即死。人说他服毒而亡，恐非事实。张棣生（大理院院长）逮捕时已服毒，迨到监狱已奄奄一息，即日死亡。其次子仲直为叔鲁当翻译，位只局长，亦判死刑。其余都送南方审判，我不甚明白矣。
一三七 老友受累达铨尽友谊
我友章仲和，本居青岛，无意出来，因揖唐再三嘱我写信约他，遂函约就咨询委员而来北平。他担任职务，与我相同。他因住官舍，接收员立刻限迁移，因之暂住我家，后借得友人空宅住下。隔了半月以后，忽于夜间被捕。其子德安侦知其父押在督察处，密探踪迹，见其父挤在该处一屋中，屋小人多，挤得不能动弹，且一昼夜没有进过滴水。他来告我，这样情形，再站下去，恐怕我父吃不消。我询问确实，即买了面包水果亲到督察处。齐庆斌见了我一呆说，你为什么来此？我说，我有一个好友押在这里，一昼夜没有饮食。他身体不很好，恐吃不消，我来送他一点面包水果。他问，怎么会知道在这里？我笑答，我自然会知道。又问叫什么？我说姓章名仲和，曾做电力公司董事长。他说有是有的，但这里羁押的人，任何人不能接见。我说我知道，我不要见他，只请你将这包东西交给他，以解饥渴好了。他说好吧，留下吧。我遂出来，在门口只听他说，这人好大的胆，竟到这里来找人。
第二日，把被押在那边的人都送到陆军监狱。后又在里面挑出十几人，送到汪时璟宅，仲和亦在内。在汪宅家里，好送饭菜，送衣服，比较优待。过了一时，又送陆军监狱。闻那时陆军监狱，修理得洁净了一点，又设了合作社小贩摊，可买零食，在里面可以互相往来。我即写信给吴达铨，请他设法营救。他那时当文官长，与蒋先生朝夕相见。我与国民党素无往来，国府要人只认识达铨一人。他与仲和也相好，回信允相机设法进言。以后去信，即没复信了。仲和夫人屡屡催促，我说我对仲和的交情，用不着相托，自当尽力。何如我只认识达铨一人，已屡函催，迄无复信。但我相信达铨定能为仲和尽力，我们只能安心以待。直到胜利那年的冬腊，达铨请假回天津过年，他来访我，见面后，才告我你为仲和事屡来函催促，那时军书旁午，日不暇给，蒋先生事必躬亲，一朝忙到晚，那有进言机会。直到我请假北来，临行去辞行，蒋先生知道我回天津，还问到你，才趁此机会答道，他很好，时有信来。他有一好友章宗祥，本在青岛，不想出来，王揖唐设咨询委员会，坚约他到北平，现亦被捕，曹兄屡来信请营救。此人我亦相识多年，是法律家，人甚正派，决不是附日分子，我亦敢保证。蒋先生听了，想了一回，问道章宗祥是谁？我（达铨）答即五四运动时称为曹陆章的章宗祥。又问，送法院没有？答，尚没送法院，现在陆军监狱。蒋先生即说，既没有大过，你们都肯保他，即保释好了。达铨即请下一手谕，以便到北平交肃奸处遵办。蒋先生即写一手谕，“着将章宗祥取保释放”。吴得手谕，即电北平肃奸处。一面电告余，余到肃奸处，记得处长是吴克祥。他说，既有委座亲笔手谕，即释放好了，不必再办取保手续。仲和遂得恢复自由，然已拘留了几月了。不出数日，押在陆军监狱的人全部移送法院，总算幸运，余亦以为慰。
后约吴达铨吃饭，没有几人，以便谈话。我说，这次重庆成了陪都，何以毫没有建设？他说，君真局外人不知局中事。军事忙不了，还能谈建设？日机不绝轰炸，有建设亦都完了。如筑公路，建机场，通油管，都是为了军事。即设防空壕一项，工程已不小了。有的机关，即在防空壕里办事。战事情形，非局外人所能料到。这次胜利，真是侥幸。在美援未来以前，以陈旧的武器，怎能与新式的枪炮相拼？全仗军士一鼓作气，拼命奋斗，竟能越打越有劲，战争真是靠士气。其后虽得美援，分派之权，不操在我，往往坐失时机。蒋先生不满美国，实由于此。我们虽有美援之名，运用权操之美军，且靠飞机运送，得到的能有几何？后来虽然逐渐增加，然难关重重，一言难尽。缅甸之役，我军与日军剧战，解了英军之围，我军损失奇重，并没有得到盟军的好感。美国政府受了诱惑，始终认共产党为土地改革者，处处总带一点偏见。又以重欧轻亚之故，开罗会议，许了我们的愿，等于空头支票，没有全部履行。人说美国政府决策机关有共党同路人，决非虚语。日军攻桂之役，到了独山，贵阳政府机关已奉命撤退，日军又不前进，真是靠了运气。政协会表面服从中央，实则处处掣肘。以蒋先生强毅个性，怎能相容？后来罗斯福病体难支，只希望战事速了，高估了日本战力，原子弹又未成功，恐登陆战损失太大，遂有雅尔达密约，要俄国出兵攻日，又上了史太林的大当，吃亏的总是中国。以后为难日子多着呢，胜利何可乐观？我因为独山之役，原子弹忽而成功，亦相信命运之说，未可全非。你记得吗？当时任振采的亲戚陈君（忘其名）为我两人算命，他说我目前产业全不是我的，以后还要带兵，当时大家付之一笑。哪知我任贵州主席兼警备司令，竟带了好几万兵呢，被他竟说对了。于是我也想起来了，我说陈说我经手的钱不可数计，但不是我的。他还说我命财库有漏洞，不能聚财，亦给他说对了。我们久别相逢，无话不谈，越谈越起劲，由国事谈到私事，从过去说到将来，一直谈到十二点钟，他才告辞。他说在津不能久留，恐不能再来奉访。我亦告以不日要回乡葬母而别。
一三八 摒挡还乡葬先母亡室
时国军困阻在东北，已呈颓势，正与共军胶持在济南方面。济南防守工程坚固，不易攻下。国府派傅作义为华北剿共总司令，平津警备属于傅氏。傅作义人称他为百灵庙抗日英雄，又为坚守涿州的名将。他的军队很有纪律，故北方人民对他颇有好感，天津得保小康。余遂趁此时机，将假葬于江苏义园先母及先室的灵柩起出，还乡安葬，以遂心愿。
此次归葬，因局势关系，没有通知亲友。津沪商轮，仅以不满千吨的美国运输舰改为客轮，灵柩只能安置在货舱。客房无多，故由静真等乘轮陪灵柩同行。四女幼梅有病，又晕船，我与四女搭乘飞机，先赴上海。四女自飞机起飞起，直到上海，呕吐不止。迨到沪埠，已疲乏不堪，面无人色，即到岱孙弟家休息。岱孙夫妇坚留住在他家，殷勤备至。迨静真抵沪，亦留同住。他们房间不多，四女又须休息，她遂另迁居其女同学家。
灵柩到沪，即换民船，直运墓地，已由方允常兄预先布置一切。亲友送葬者，由王尔绚内弟借了一辆公共汽车，直驶安亭，再换民船到横泾。时上海至安亭，已筑了煤屑公路，可通汽车，然颠簸殊甚。下葬后只备了几桌酒席，邀请墓园四邻。豫材小学校学生已毕业好几班，对小学生发了一些小奖品而已。墓园刚二十年，已松杉成林，花木茂盛。时适绣球花盛开，亲友都称赞不已，余亦流连不忍去。允常为我营生圹，同时亦为静真营生圹。静真坚执不要。她说将来死在哪里，即埋在哪里，何必先营生圹？你营生圹，是应该与元配同穴的。当时觉得她是谦让，现竟反成为先见了。海天遥望，每念松楸，此生不知能再扫我亲之墓否？伤哉！
此次南下前，手头拮据，遂检无用之物，悉行变卖，易以金条，合美金不过一万数千元。来日大难，与静真相对无言，真有床头金尽壮士无颜之感。余何以会窘到如此，自咎不善生计，手头又松，又投资于乌有之乡，而以最后汇业银行倒闭影响最大。
一三九 追述汇业倒闭之经过
汇业银行开办于西原借款之时，为汇兑便利，由中日合办，资本一千万元，先收一半。前已提及，但未详述，故今补述。
余投资五万元，以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为后援，订有透支契约。首任董事长为陆闰生，继以章仲和，又继以王孟群。日本人为副董事长。经理为中国人，以日本人为副。初只设总行于北平，经理为杨荫森（杨本为交通银行经理），经营得法，营业发达，遂于津沪设分行。第二任经理为李祖恩，副理为周叔廉，营业亦平稳。后由谢霖甫经理之时，因上海分行，担保某商行借款，商行倒闭，沪行负担保之责，遂至周转不灵，求济于总行。总行头寸，亦不宽裕。经理谢霖甫本是会计师，长于稽核，而短于营业。政府借款，无法归还，日本三银行又以战事关系，不能透支。董事长王孟群与东三省官银号有关系，讵官银号亦不肯援手。于是沪行先倒，总行受其影响，种种设法，终于无济。以仅十余龄脆弱之银行，根底薄弱，何堪经此打击，终于宣告停业。余亦为董事之一，平时只有存进。若向借支，手续繁重，以我愚昧，以为经理办事认真，那知这种做作，只为博得董事之信用。因之余之现金，全部存入该行，并将北京中央医院的基金约四十万元，亦存该行。当董事会议决停业之时，余于席上宣告，余个人存款，将近二十万，分文没有提出。且最近由他处收得的三千元，还存入本行，总算对得起股东。惟中央医院基金，关系该院甚大，无论如何，应设法提出。经此力争，总算免息将本金提还，而余自己之存款尽付东流矣。霖甫与孟群留了几个行员，名为清理，坐吃将近一年。大约能收者，随收随吃，等到收尽吃光，剩下滥账，关门大吉。孟群不久亦做农商署长，霖甫则到重庆重执旧业，余则受此打击，捉襟见肘矣。
说到汇业，又想起日友中江丑吉。他自帝大毕业后，于民国三年到北京来找我，要借住我家，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我住官舍，不便留日人同住。相近有一所七间房，相当合适，本要出租，遂提供给他。本想嘱其与日本通讯，月给五百元。过了两月，他说对通讯没有兴趣，辞去两百元，只收生活费三百元。他是独身者，买了许多中国书籍，用心研究，且请我介绍学人如王书衡、汪衮父诸君，时常请益。与我家很近，时相往来。这人性格耿介，颇有父风。五四之役，营救仲和。九一八事变，自愿赴奉视察。华北成立政权，他劝我保全晚节，不要参加伪政权（前已提及）。他不慕功名，曾劝他写博士论文，不愿也。后汇业倒闭，自动来辞生活费。他说，我累君二十余年，君在优裕之时，我不跟你客气，君亦不在乎此。现在君自己亦不优裕，我哪能再加重你的负担。但我愿住在北京，请你写一信给西园寺公，说明你我二十年来的经过，现因受汇业影响，难于相助之意，他定能为我设法。我说，我与西园寺公毫无渊源，何能冒昧去信。他说，我亦没有见过，他与我父交深，君若去信，不会不理。余遂去信，果然回信道谢，并赠我以所书字条，书法极佳。可知明治时代的元老，都有汉学造诣。闻后由满铁会社给中江以嘱托名义，月给如我数。
及太平洋战起，他来津对我说，这班狂妄的军阀要将日本送掉了，我是病夫，但愿死在亡国之前，不愿做亡国之民。我劝慰而去，从此年余没有来过天津。后来我又回住北京，有一日，他的弟子加藤唯孝忽来说，中江先生常忧军阀亡国，但愿早死，病益加重。现闻九州大医院用放射线治疗肺病，很有效，劝他就医，冈村司令曾送他医费三千元，他还了他，不愿受军阀的钱。他想见您，常说希望在生前见先生一面。我初不知他病重，遂带了三千元支票去看他。见他骨瘦形销，与前判若两人，知已病入膏膏。他含泪对我说，我不愿做亡国之民，以前已跟你说过。日本将亡于军阀之手，今竟验了。说罢，泪下如雨。我说，日本不会亡的。你现在治病要紧，我已预备医费带来了，不必去想他事，赶紧去九州，不可再延。即将支票交与加藤，中江犹豫了片刻，忽爬起跪在榻榻米席上，感激涕零的叩头收受。翌日，即由军机飞往九州，治了两月。据云他每次进食，说我不想吃，但为了曹先生，不能不吃一点，我听了十分感动。他肺病却有起色，因身体太弱，其他部分经不住剧烈的放射线，遂至不起。临终说要将一部分骨灰埋在西山，以示不忘中国，由其姊氏竹内夫人来北京料理后事。著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尚属草稿，由他弟子整理，经小岛祐马文学博士加以校订刊行。藏书捐助母校，骨灰由竹内夫人携归日本，留一部分瘗于西山，余为写墓碑。
时平津方面，币值益跌，物价益高。前方军事消息沉闷，报纸所载，尚是乐观。取巧之徒，都在家里挂了银号招牌，做投机倒把的买卖。人民叫苦，奸商反发他的国难财，怨声载道，民不堪命矣。
一四○ 父老相劝还乡度晚年
余本拟葬事完毕，乃回天津，亲友以我在北方既无事业，何勿在家乡度晚年。余想人生落叶归根，总是离不了乡土，久别故乡，在家度我余生，常与亲戚相叙，重尝童年风味，亦是一乐。岂知我之故居，当汪政权时，在高昌庙圈地筑营舍练兵场，南至江边，北至马路，东至望塔桥，西至制造局，其中本有炮队营及操场占地三分之一，其余民居，悉行圈入，既不给价，又未通知，余之故居，亦在其内，总算为抗战而牺牲了。
余既决留居上海，既无房屋，又无用具。静真说，此次来上海，只带随身行李，现要久居，又须添置。不如我回天津，将应用物件衣服等类，还有你要的东西，开单给我，我去运来，免得再置。她遂独身搭火车回津。
岱孙弟夫妇竭诚招待，我暂住他家，亦不宽敞。全家挤在一房及亭子间，余房尽让给我们，心颇不安，惟因兄弟之情，遂亦领其盛意。
我到上海之时，法币已贬值，物价亦高涨，民生不安，比天津尤甚。囤积倒把之风，盛行于市。还乡本是乐事，所谓青春结伴好还乡。但我这次虽亦是胜利还乡，见此情形，反觉索然无趣。外患虽清，内乱无已，在此情况，哪能引起快乐的兴致，反觉情绪沉重。父执故旧健在者，只有族丈伯符老人，且康健如常。我在津临行时，承北京金城银行经理杨济成兄，特嘱上海金城银行为我预备一汽车，故往来各处，甚为方便。
我还故乡，旧宅既已无存，只能赁屋而居。适梧孙之婿图南，调任青岛金城银行经理，在上海格罗希路赁有两楼两底三层楼的一栋寓居，离沪时暂转租他人。这人不肯迁还，梧孙以老父要住，始允给以迁费，腾房他徙。余想与梧孙合住，可节省开销。哪知那寓居被转赁之家毁坏不堪，不但门窗墙壁，都须修理，连家具桌椅、沙发床垫，都糟蹋到不成样子。因主人他去，只留孩子们留住，故致如此。因之全部修理、油漆沙发等件，一律整理如新，由梧孙留沪监修。结账下来，竟花了金子五条。手头本已拮据，仍不能改大方的作风，真是本性难移，徒自感叹。房屋修竣，梧孙为我雇了一个女厨，余即迁入。屋虽逼窄，然焕然一新，亦有新鲜之感。余对于住的问题，向有随遇而安之意，故居大厦不觉其奢侈，居小屋亦不感其简陋，居之安而已。迨静真自津回沪，她知我与二女同住，虽觉过费，不发一言，只说若住公寓，可省多矣。
时老友章仲和、钱新之、周作民、颜骏人、刘厚生、章行严、陈仲恕、陈叔通、王孟钟、叶葵初、许汉卿诸君，都在上海。新之作民两兄，先约在他家宴饮，介绍金融界闻名而未相识之人。作民新从美国回沪，金城银行开股东会，余亦忝任该行董事，自迁沪后，从未出席。此次初出席，作民报告在美调查情形，并为我介绍。交通银行总轻理唐寿民邀宴，更介识银行界巨子多人。仲和约我在沪西某别墅晚餐，介识他诸婿。时越界筑路已达沪西，盖别墅者都是西式，宽敞华丽，环境清静。我久居北方，到此一开眼界，始觉上海有钱人之享受，非北方所可比也。张公权兄亦在上海，约我午饭，尽是同乡，肴亦家常便饭，倒有与乡人把酒话桑麻之感。时任振采、徐端甫为送儿子出洋，亦来上海，时相往来。适逢故友胡笔江兄周年之忌，其子惠春等在玉佛寺营奠，时余住在岱孙家。岱孙家与玉佛寺在一条街，余特穿了马褂，步行往祭。振采端甫已先到，竟笑我为北方佬，余莫名其意。环顾在座之人，竟无一人穿马褂者，方觉不合时宜。可见住在上海租界的人，久习洋化，马褂久已作为古董矣。
余迁格罗希路后，与胡政之君住处甚近，始知他卧病已久，我即常去看他。他在病中尚不忘时事，每得到消息，言时叹息，后竟不起。《大公报》创办之三人，迁重庆后，久不通音问，嗣后《大公报》迁回上海，方知季鸾亦作古人。后《大公报》迁往香港，由王芸生主政，而论调遂大变矣。
我此次到沪，应酬不多，故在静真回津以后，独居上海，常到仲和家吃午饭。二妹久居上海。二妹本善烹调，亦常去便饭。她长子宏燕，已娶亲马氏，已有子女三人。宏燕亦服务于上海电力公司，夫妇对我很好。弟妹二人，已去香港谋生。三妹与她五女住公寓。她四女新江，适张友梅，留法学医，对我特亲切，时约我吃饭。五女庆五，因竞生就业上海，亦同在沪，居然亦能烹调。我初到时，曾在她家住过两宵。
陈仲恕与叔通，虽是昆季，而旨趣不同。后叔通北上，仲恕适在病中，未使闻知也。厚生与我本有姻谊，过从较多，他消息又多。余离津不久，东北军事崩溃。各处军事不利，报纸不许发表，时被检查删去。报纸即于删去之处，留一空白，名曰开天窗。后来天窗越开越多，即可揣测，军事越来越坏。厚生谈起，每只叹息。
余本拟葬事完毕，与静真举行扶正仪式。先母亦曾有此意，对我说过，等媳妇服满，可将静真扶正。讵妇服未满，而母已逝世，故于葬事毕后，与静真提及此事。静真坚辞道，千万不可多此一举。夫妻以和爱了解为最要。我们已结合了二十余年，彼此意气相投，早已成为夫妇。虽然老太太曾有此意，亦不必再多此举，反使家中又多口舌。以前他们已造谣言，于老太太丧中闹过。今若举行，岂非自己证实。我家口舌本多，往往无中生有，含血喷人，我又气又怕。今已相安无事，万不可自起风波，徒寻烦恼。况这次到上海，你的弟与妹，都已自动的改了称呼，他们已称我为嫂，即是认为你的继配，何必再多此繁文，白糟蹋了钱，还恐受闲气，务必请你取消此意。我听她这一番话，倒也合情合理。扶正本为正名分，在封建时代，似不可少。现已不是封建社会，她的主张有理，余即同意作罢。她从我二十余年，克勤克俭，既不爱金钱，又不喜首饰。对我老母，能得欢心。对我身体，又能爱护。对二女管教有方，对仆役宽严适当，亲友多加赞扬。我觉她有主中馈的资格，先母亦有此意，故拟假以虚名，以正名分，她竟坚拒不受。但我从此认为我之妻室矣。
静真这次回沪，始与她父亲及继母相见，继母还是初次见面。父女离别二十余年，音信不通，存亡莫卜，忽然相见，自然悲喜交集，难以形容，她父名亮甫，原籍潮州，自祖迁上海，开办纺织厂。她父亦办鸿章纱厂。上海沦陷时，日人要他合办。他说你们如果要这厂，即拿去好了，合办我不干的，后倒没有没收。潮州人自有一种强项之风，之后，彼此酬酢，互介亲戚。他们在上海的亲戚不多，静真只有两姑母，一适我友陆伯鸿之子英畊氏，他们为天主教世家。伯鸿氏曾受罗马教廷神职，一生从事社会事业。北京中央医院，他亦尽力不少。沦陷时候，为卫护事业及救护难民，与日本人不免有接触，被重庆特务疑与日本人有勾结，致遭暗杀，沪人多惜之。胜利后，始获政府昭雪。
后又同静真去看王培孙内兄，时培孙患摄护腺病，因手术不良，久已卧床不起。然神志甚清，初次见静真，即觉有亲切之感，坚留午饭。他前去北京，同游汤山，对薛苏两姬，似不屑一睬，这次对静真如此亲切，真有知人之明。他说，听说你留上海，不回天津。天津情形，我不知道，上海亦未必能安全。国家有敌国外患，都不足虑，可虑者惟失人心。人心一失，无能为矣。我听了亦有同感。培孙毕生尽力于教育，不慕荣利，自奉极俭。庚子年接办育材学塾，后迁日晖桥，来学者愈多，改为南洋中学。历年扩充，设寄宿舍、图书馆、体育场，四方来学者竟过千人。人劝其办大学，则谢力不逮也。他对学生取自由主义，然学生无不恪守校规，无有逾越。沦陷时，学校为日军占领，他分设数处，仍弦歌不辍。病后，校友在校左近，为盖茅屋数椽以居，因上海故居毁于敌火也。他病摄护腺肿胀，因动手术不良，后益沉重。初时尚能赴校，我到沪时已不能起床。他所教学生，对一年生，必亲自授修身课。他说，新生经过一年之后，即能知其性情志趣，以后即易于因材施教。培孙与我同案入泮，但他的文学造诣，我何能比。尤善诗词，惟不常作。沦陷之时，他雇了一船，无目的地避难。在舟中半年，笺注苍雪大师南来诗集。苍雪诗集，成于明末清初，故搜集明末清初遗老与苍雪唱和之作甚多，加以注释，可称为诗史，于治乱兴亡之迹尤三致意焉。校友刊为其七十寿。其夫人竹书女士，照料寄宿舍，对学生有病，亲自调护，亦有足称者。殁时年八十二，桃李遍及海外。竹书夫人已早故。
我女闻喜之墓，本在静安寺公墓。因租界用地，托由伯符丈迁葬于上海郊外之大场公墓。余来沪后因请伯丈陪往一视，见郭啸麓所书之墓碑，尚立在墓前。惟公墓既无树木，又不整齐，荒烟蔓草，不胜凄其。伯丈告我，舆与平之如君亦葬于此。舆平纳妾，堕机身亡，我知其事，尚未见其人。两座孤坟，遥遥相对，既伤我女，又怜庶姬，徘徊凭吊，烧纸而还。后余到日本，忽接权儿（即舆平）来信云，法租界老坟，四周更形热闹，恐不能久保。还有一处祖茔，闻将收设工厂，故已将两处老坟之列代祖宗遗骨，分别安装骨坛，迁葬公墓，较为安全云云。阅之愤甚。法租界老坟，重修不久，早在热闹之区，其它一处祖茔，年代亦久。世事剧变，若被迫迁，自不得已。今乃贪高地价，出卖祖茔，暴露遗骨，于心何安。然若非余流亡出国，决不致有此妄举，思之能不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