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满文老档记
满文老档，又称老满文档。老满文是区别后来加圈点，明析确定音义的满文。案老满文字创始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在明代官文书中有写努尔哈齐者，亦有称速尔哈齐者。这是明代南方文人不习关外满族人语言口音之故。明代万历朝初期，满族尚无文字。其时满族已强大，努尔哈赤为其首。有建国之志。明万历二十七年，干支纪年岁在己亥，公历一五九九年从蒙古字脱胎而出。创制满文称为国书。努尔哈赤早年自认为金朝人之后裔，满文字又称创金书。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号称全国以天命二字纪年。虽建国号仍臣服于明朝廷。关于此点在号称大清统一全国后，已讳言之。明代人著书中涉及引者，则为禁书或罹大狱罪及死者。但在今日仍可在内蒙古达拉特旗美岱召庙门石额，大明全国建字样，并实未异铲削事也。
天命十一年七月，努尔哈赤死。其子皇太极继位可汗，年号天聪。时为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天聪可汗沿袭历代王朝史馆之制。为努尔哈赤编纂一部有图画，有文字记录其父歼国事迹。题曰满洲实录。天聪十年四月，满族贵族内外诸王贝勒上书称尊号，改国号曰大清。去可汗之称，即皇帝位改元崇德。随之将努尔哈赤满洲带图实录，图画撤去，将词句整饬更美好的词句，纂成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功肇化纪极仁孝武皇帝实录。用汉字缮写。这是清代第一部按照历史上传统，给死去的正统帝王编纂实录的体裁。因此不附加图画。清初编纂成的武皇帝实录汉字原本，是用类似关内泾榜纸画朱丝栏，明人正楷汉字书写。在北京清代内阁大库中，与老满文档同储一处。检武皇帝实录卷二记创满洲字曰：
己亥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德溺刚盖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直厄尔德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胍字，此非厄胍乎？阿胍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天聪六年十二月，清太祖皇太极以满字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命巴克什达海酬加卷点以分析之。经此翻以圈点确定音义，使满字读音译义无混淆之虞。自兹以后无圈点满文逐成古文字。一九三〇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理清代内阁大库时，发现满文老档，初见三十二册。其后又续见五册。这些旧档大抵是清代入关后，坐朝明代宫殿，在顺治康熙两朝重修太祖实录，编纂续修太宗实录时，由沈阳故宫移存北京皇宫内阁库房中者。乾隆四十三年间，曾重录老档二部。另外缮写加圈点满字者二部，共一百零四函，七百二十册。分藏盛京及北京两地。老满文原档，则庋藏北京内阁大库实录库柜中。老档原本满字在乾隆时已不能全部认识。重钞时曾从带图的满洲实录，摘出若干旧语参考识别，而亦未能全部认清。因之与老档并存一处者，尚有实录内搞出若干旧语一本档子。
老档原本多写在明代末季，给管辖关外的大小衙门公文正面压在汉字之上。原正面明朝所写的汉字事项犹存。似与清代进关后，有满汉合璧之文件相类。而所记之事不同。盖合璧文件是满字在左，清人在关外少纸，势力占有今辽宁省一带后，明代官署大量公文档案，遂为其当做废物利用耳。亦有用从朝鲜进来笺书写者。当努尔哈赤称全国之际，与朝鲜有往来。在沈阳旧档中曾有一附入金国朝鲜人名叫崔鸣吉者，有以大小好纸为贡的文书一件。
老档原件长短不一，长者有六十一厘米，短者亦不一致。每本档厚薄均不相同，厚者有五百页，薄者仅九页。其中一册附有汉字。读其汉字知为与明人战争记录之册，译名有选录档、记录档、分配兵丁档等，记录时间起于努尔哈赤称天命前数年，晚者为皇太极天聪四五年间。其中时加杂蒙古字，盖均为皇太极天命六年在满文字加圈点之前者也。档中除有天命天聪年号外，时有写受，当时我们译其音是ㄐ-丫ㄐ，遂附会猜测为明代嘉靖年号。又有×丫—洼力，我们又附会为明万历。后来经奉宽教授指示曰：之音在老满文字应译为木偶。否误认嘉靖之字。应释为何义，今已忘之矣。原北京故宫所藏老满文档在四十年前，已移存台湾省。近闻台湾省学者已将满文老档译出，闻之欣喜。满洲开国史的最珍贵史料，能全部译出，是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发见满文老档时，曾请北京大学兼燕京大学教授奉宽先生，和清室原镶黄旗印务参领齐增桂先生指导整理老档，奉宽教授蒙古族，世居北京，冠汉姓为鲍。精通满蒙文字及梵文，是著名的史学家。齐增桂先生为满洲世家，清末年任镶黄旗都统衙门印务考领。其职务相当都统衙门秘书长。此外还有蒙族张玉全先生，其家操汉蒙商业。交易往来于北京外馆与蒙古库伦之间。张先生幼时就学于清朝八旗学堂，习汉文满文蒙文。对老满文蒙文唐古忒文均有所知。写有老档文档文章数篇，曾刊于故宫文献论丛中。台湾学才所译老满文档，三十年代接触此档时的上述三位先生，已早归道山。已无缘再见全译本。个人年亦老，甚盼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台湾学者所译之本斯为幸矣。
在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满洲著名学才金梁息侯先生，曾将沈阳故宫崇谟阁重钞本老档，择要翻译为汉文，名曰《满洲老档秘录》。研究清开国史者言，金氏刊行之件，非全出于老档中。有与东华录校阅而录入者。早年研究清代历史的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撰清朝全史时，认为乾隆年间重钞本存于盛京之老档，为研究清代史第一位史料，在北京故宫中所藏之老档原本，日本学者固未之见也。
内阁大库中除发见满文老档外，还检出满文木牌数枚，与赐佟延敕书一卷，是努尔哈赤称金国汗时旧物。案北京故宫藏皇太极清太宗天聪年旧档有多件，写天命年的仅此一件。此一敕写天命金国汗，署年天命丙寅六月二日。原敕写在黄色绢上，左半绢书无圈点老满文，右半绢写汉字。又是一件最早的汉满字合璧书写。案清代进关后，大约从康熙雍正朝文件大都为满汉合璧之字。而在天命时，即有此例实为清代开国史料之孤本。汉字所写敕书语汇均袭用明代语，如奉天承运云云。满字则直书汗曰尔佟延云云。
敕书所写丙寅年，即明熹宗天启六年。在满字六月旁加写，是闰字。考明天启六年实为闰六月。努尔哈赤颁发敕书时，似尚未见到明代历书。后来在天聪时，在满字旁加圈点正音正义之后始加闰字。此旧档有老满文，加圈点满汉文，亦属满清历史档案中之孤例也。
前页曾介绍内阁大库所藏汉字武皇帝实录，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我国制造卢沟桥事变之前，北京大学孟森教授与上海大东书局董康经理，著名的古书收藏家版本学家，协商影印此书。由于当日发现此部实录后，故宫文献馆曾用铅字刊出小型本。但其中排版讹错之处甚多，因之计划按照原本影印。记忆已打出样张，未正式出版，卢沟桥事变，抗战开始。孟森教授是年亦病逝北平。此后即不知武皇帝实录，是在北京或在上海，数十年来下落不明。若毁于炮火则不可复见，惜哉。
注：写于一九三一年，于一九九一年订补，文中老满文是以早年残手稿为依，整理中未免有错。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整理清代实录记
实录为封建皇帝死后，由继承帝位的儿子命史官编辑死去皇帝的生平事迹以告后世根据的材料，是前皇帝在位时所留下的有关政治活动的文书档案。其中包括诏令、奏议和每日记录皇帝活动的起居注，从中取材主要事迹，按年月排比成书，是我国编年体裁的史料书。由于是号称“据事直书，不加褒贬”，所以名为“实录”。在书修成后，给死去的皇帝冠以谥号，即某祖、某宗。以清代为例，如康熙皇帝谥为“圣祖仁皇帝”，乾隆皇帝谥为“高宗纯皇帝”之类。考之旧籍，在唐朝私人记其父祖生前事迹，亦可称为实录，如唐朝人李习之曾著有《皇祖实录》一书。大约在唐以后，实录一名逐渐为王朝皇帝专用了。
在我国史籍《隋书》、《唐书》经籍志中，可以见到著录历代皇帝的实录。《唐书》著录尤多。在《唐书》里并称《唐高宗实录》为“初敬播所撰信而详”，以证明其据事直书。此后历代史书的艺文志里，大都著录各朝实录，但原书多已不传，只有少数分散著录于各种丛书中。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清代以前王朝较完整的实录，只有明代一朝的传钞本，其原修本亦未之见。明代实录在一九四〇年左右已据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传钞本影印出版。在北京图书馆亦藏有一部完整的传钞本。按明王朝定例，历朝实录在修成后，其稿本则焚于蕉园。这个地点就在北京太液池金鳌玉桥之南畔。正本留在宫中和皇史宬。所以实录初稿本，则无从得见。但在明清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中，却存有明代景泰皇帝实录稿本零散册。按明代自从正统皇帝复辟，景泰帝即废为郕王，死后不以一代皇帝视之，不葬入昌平陵区天寿山，别葬京西金山，亦不纂修实录。到成化朝始复称帝号。当日有沈鲤一朝臣，上书请修景泰皇帝实录，奉旨回答是“着候纂修”（见《古夫亭杂录》）。景泰实录大约即在这时补修的。此外，还有明宣宗实录底稿、明世宗实录底稿残本。明代既定制各朝实录修成后的稿本，均应在蕉园焚毁，而景泰、宣宗、世宗实录稿本却残存在内阁大库明代档案中。一九三三年我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整理明清档案时，得见此孑遗，为之欣喜。历史故事，在前朝灭亡后，后继之王朝必为前朝修史，材料所取资则为前朝档案、文书，包括起居注、实录等。史书修成所利用之史料，大都销毁。在清朝却保留了传钞本的明代实录。清代焚毁明代人著作，列为禁书者达数千种，而明代历朝实录则未大肆征集付之丙丁。当然，对明末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有关清初关外记载，则有所忌讳。而在清代入关后还用满文大量翻译明代实录，在北京大学所藏清代内阁档案中，有用满文翻译明代实录记录档案二册，内容是翻译明代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各时代实录。清顺治三年，还曾翻译过《洪武宝训》（见《顺治东华录》）。清朝翻译前朝皇帝的宝训及实录，当然是为了借鉴，为本朝统治的资治，此后并学习编修宝训（改称“圣训”）和实录的制度。据《顺治实录》载：顺治十二年四月癸未谕太祖武皇帝创业垂统、太宗文皇帝积功累仁……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类采辑，汇成一编……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清朝在统一全国后，一切典章制度大都沿袭明代的。清代所修各朝实录，其初稿虽亦规定循明朝之例焚稿蕉园，但在清朝国史馆中却留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副本。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清代国史馆改称清史馆，纂修《清史》，即世称连同目录在内一百三十一本的关内本清史稿。原来清朝在未统一全国还在东北地区称“汗”时期，也修过实录。这就是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在进关统一全国后，才改修太祖实录。这个绘图本实录，在乾隆年间庋藏在紫禁城乾清宫中。乾隆皇帝曾制副本两部，一部存在宫中上书房，另一部存在盛京（辽宁）故宫崇谟阁。以前辽宁图书馆根据崇谟阁本影印流传于世。至于天聪年间的初绘本，则不知流落何处，估计在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时烧毁。
从隋唐以来，历代王朝皇帝实录未闻有带图画者，后来清代各朝实录，亦无再有画图之本。而天聪年间绘图本，原来只题满洲实录，亦未称太祖实录。至于努尔哈赤的正式实录的编修，是在皇太极（清太宗）崇德元年将满洲实录中的图画撤去，整饬文字，改编成为太祖武皇帝实录，用榜纸画朱丝栏，墨书，黄色丝绸包装成册，旧藏清代实录库。一九三〇年，故宫博物院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见此本于实录库柜中，曾用铅字排印小册出版，由于校对不清，错误讹夺之处甚夥。一九三七年前一二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孟森先生，曾建议照原式影印此书，当时与上海大东书局董事长目录版本学家董康商定，由大东书局承印。其时笔者在故宫工作，又是孟森教授的研究生，有幸参与其事，曾经摄影预制样张，未蒇全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原书去处现亦不详。康熙二十二年重修努尔哈赤实录时，不称武皇帝，改谥为高皇帝，雍正十二年对实录内容加以校改，乾隆五十年又一次修订，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算是最后定稿。总计努尔哈赤实录有五种：第一种为天聪九年绘图本满洲实录；第二种为崇德元年撤去图画谥为武皇帝本；第三种为康熙二十二年重修改谥为高皇帝本；第四种为雍正十二年校改本；第五种为乾隆五十年最后本。
其后历朝实录纂修经过如下：
清太宗（皇太极）实录，于顺治九年初修，康熙十二年校改，雍正十二年再校改，共修订三次。
清世祖（福临）实录，于康熙六年初修，雍正十二年校改，共修二次。
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初纂本，从前均存在内阁大库的实录库中。太祖实录初纂本签题《太祖武皇帝实录》，书中首行题“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太祖改称高皇帝实录首行题“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太宗实录首行题“大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实录”。世祖实录首行题“大清世祖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实录”。前三朝实录卷首均有序文，以后各朝实录纂成后，均由继位之子撰一序文冠于卷首，成为定例。
清圣祖（玄烨）实录，于雍正元年开馆修，首行题“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成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实录”。
清世宗（胤禛）实录，于雍正十三年十月开馆修（胤禛死后乾隆继位尚未改元），首行题“大清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实录”。
清高宗（弘历）实录，于嘉庆四年开馆修，首行题“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
清仁宗（颙琰）实录，于嘉庆二十五年开馆修（颙琰死后道光即位尚未改元），首行题“大清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实录”。
清宣宗（旻宁）实录，于道光卅年开馆修（咸丰即位尚未改元），首行题“大清宣宗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实录”。
清文宗（奕）实录，于咸丰十一年开馆修（同治即位尚未改元），首行题“大清文宗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实录”。
清穆宗（载淳）实录，于光绪元年开馆修，首行题“大清穆宗征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实录”。
清德宗（载湉）实录，于宣统元年开馆修，首行题“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律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
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溥仪）在辛亥革命时为人民打倒退位，成立中华民国，封建王朝制度最后告终，因之宣统无实录。在溥仪统治全国人民两年多的时间内，有人为之编纂大政记行世。辛亥革命后，溥仪仍居住在皇宫后半部，日后再迁居颐和园，此事载在“优待条件”内。但在一九一六年，溥仪却在皇宫中闹了复辟一事，人民极为愤慨。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人民的呼声下将溥仪逐出皇宫，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一九二五年十月，正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
在清点文物工作中，在乾清宫查到小红绫本清代历朝实录。案清代故事，在乾清宫庋藏历朝实录是清王朝典制。乾清宫本为皇帝寝宫，庋藏祖先实录有寓“敬天法祖”之意。内阁有实录库，是专收藏实录之库房，有小红绫本，有小黄绫本各一部。在皇史宬和沈阳故宫各藏一部蝴蝶装的大红绫本。实录库中的小黄绫本是实录修成后又加小改的稿本。原来实录纂修馆在修实录时，随时缮写分卷进呈皇帝审核，若有改动，则在本上粘贴小黄签。实录馆再根据黄签所写更改之处进行修改，然后即分缮大小黄红绫本的正本实录。内阁实录库官员习称有小黄签的小黄绫本为副本。
案清代制度，内阁每日必须将前朝实录送呈皇帝阅读一二卷，以示效法祖宗。实录分卷页数都极少，为了便于皇帝阅览。每日送呈皇帝阅览的实录，即实录库收藏的小红绫本。清代修定实录后，照例用满、蒙、汉文分别缮写三部，正本用安徽泾县榜纸，画朱丝栏，墨笔恭写楷字；存在国史馆的副本，则用东昌粗纸印蓝格，墨笔书写，有长形本、方形本两种，是为修史之用。
清代国史馆在顺治时属国史院，康熙二十九年纂修三朝国史，始设三朝国史馆。乾隆元年续修国史，乾隆十四年五朝本纪成书。乾隆三十年又重开国史馆，地点在紫禁城东华门内迤北，此后即成为有清一代的国史馆。辛亥革命后，旧民国政府即就其地改称清史馆，连同目录一百三十一本的号称关内的《清史稿》，清朝遗老即聚集于此而修成的。
往读史书，在《唐书》中著录唐高宗实录，称其实录信而详，据事直书，堪称实录。检清代前四朝实录，曾一再修改并润色词藻。案清代原为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长期拥有地方政权，臣服于明，传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声势渐强大，有南图大业之志，迁政权区于沈阳，并兴建具有象征都市规模之建筑。现在辽宁沈阳的清代故宫即权舆于此。明万历朝努尔哈赤死，其子皇太极继汗位，在天聪九年曾为努尔哈赤编纂实录，即前所称的满洲实录。崇德元年修订太祖武皇帝实录。由于不娴熟汉文，对皇帝尊严的语汇词藻朴实，因此后来屡加修饰，并有讳事实不使见之实录。过去故宫文献馆曾集体将旧本与改本进行校勘，并参考满文老档，由方更生先生执笔，根据校勘资料写出《清代实录纂修考》一文，发表在《辅仁学志》上，现在从方文中移录数例于下：
旧本写：太祖欲以女莽姑姬与孟革卜卤为妻，放还其国。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又与刚盖通谋欲篡位。事泄，将孟革卜卤与通奸女俱伏诛。辛丑年正月，太祖将莽姑姬公主与孟革卜卤子吴儿代为妻。
改本写：其后上欲释孟格布禄归国，适孟格布禄与我国大臣噶盖谋逆，事泄，俱伏诛。辛丑春正月庚子朔，上以妻吴尔古代。
旧本写：天命十年六月廿七日，大明毛文龙三百兵夜入耀州南荞麦街，至官屯方欲跃墙，时屯中未及准备，有青加努妻先执刀与那卖土二人妻内竖车辕为首登墙截杀其兵，敌人遂坠墙惊走。有守耀州总兵杨古里领兵尽追杀之。帝闻而奇之，乃宣至，赐青加奴那代妻备御之职，以金帛牛马列等重赏之。其名至此播扬于国中。
改本写：明将毛文龙兵三百人夜入耀州南之荞麦街地，至官屯寨，方逾墙入，总兵杨古里率兵击走之。
旧本写：天命十一年帝崩后，帝后原系夜里国主杨机奴贝勒女，崩后复立兀喇国满太贝勒女为后，饶丰姿，然心怀忌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致，留之恐为国乱，预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礼服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十二岁侍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心离，故相从地下。吾二子多尔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对曰：二幼弟等若不恩养，是无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刻自尽，寿三十七……
改本写：先是孝慈皇后崩后，立兀喇国贝勒满太女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
以上三则都已删繁就简，掩饰真相，其史料价值已远逊旧本。以上本文所述各种实录本子，过去均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大都完整，间有缺佚。紫禁城外皇史宬所藏蝴蝶装大红绫本，残佚较多。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之事皇史宬亦遭掠夺。“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故宫文物包括图书档案，一度南迁，后来运回北京已非全数。内阁旧藏小红绫本实录，很早即拨交国民党政府文官处，据传早已流落散失。现在北京所有清朝实录，均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
清代乾隆年间，有蒋良骐者，供职史馆，利用国史馆资料，大体以历朝实录副本为主，旁及内阁大库档案，编辑了一部名叫《东华录》的书，其内容是沿袭明代传钞各朝实录的故事。由于内阁和清国史馆均在东华门内，清代朝臣入朝至内阁至史馆出入皆经东华门，取名《东华录》胥由于此。同时，清代规定实录、圣训皆属石室金匮之藏。但圣训则可昭示全国，其事始于乾隆朝，实录外人则不能窥见。蒋氏取名“东华”，亦寓避传钞实录之嫌。据蒋氏自叙曰：
乾隆三十年十月，重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骐以谫陋，滥竽纂修。天拟管窥，事凭珠记。谨案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阄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以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钞，逐年编载，只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干卷云。
按蒋氏《东华录》起清太祖天命年至清世宗雍正朝止，凡五朝。到了清代光绪年间，王先谦氏又续编写，从清高宗乾隆至清穆宗同治朝。王先谦续编时曾在道光朝之后写一跋文附之：
……前见蒋良骐《东华录》，纂自开国以来迄于雍正，颇具条理。乾隆以后，未闻续撰。若《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啸亭杂录》诸书，于乾隆朝事实多所采摭，至徽猷鸿诰之垂贻、典章文物之富美，六十年中，灿若星列，掇拾舛漏，咸所不免。自非年经月纬难可寻究，考之往代，以本朝国史编年创自宋司马光《稽古录》，厥后作者约数十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明郑晓吾学编史裁特备，而宋林駉《皇鉴笺要》取宝训实录、国朝会要为注，固知国史官书咸资采录，体例斯存亦载笔之柯则也。伏读乾隆二年五月上谕曰：向来列祖实录圣训告成之后，皆藏之金匮石室，廷臣罕得见者。朕思列祖圣训谟烈昭垂，不独贻谋于子孙，亦且示训于臣庶，自应刊刻颁示，俾人人知所法守，用是有刊五朝圣训之命，若乃方略、则例悉载丝纶，寄谕朱批并得宣示。仰见圣人示寰海以大公，开臣庶之蒙惑……臣备员词曹编摩史馆，亦颇究心当世之务，痛斯民无知与所报上德之未至，仰体大圣人公天下之心，远追前代李、郑述作，近接蒋氏当日所录，凡登载谕旨，恭辑圣训，方略，编排月日，稽合本纪、实录于制度沿革，纂会典于军务奏折，取方略兼载御制诗文，旁稽大臣列传，成《东华续录》一百二十卷。乾隆一朝政要大略具存，不揣冒昧，敬登梨枣……嘉庆而下稿本粗具，雍正以前视蒋氏加详，将以次刊行焉。时在光绪五年，岁次己卯秋八月。
光绪实录自宣统元年开馆修至民国初年成书。在民国年间，有朱寿朋氏仿蒋、王两氏之例，又续编《光绪东华录》。
案王氏《东华续录》在光绪十年由广百宋斋为之刊行，王氏并写序文一篇，皆谀颂之词，不录于篇。根据蒋、王两氏《东华录》，取材都来自实录兼及内阁档案。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历朝圣训可印行公之于世，实录则仍为石室金匮之藏，外人不能窥见，而史人馆员如蒋、王两人摘钞实录则未之禁。约在一九三四年间，士元曾与孟心史师（孟森教授）以《东华录》校对实录得知蒋、王均对实录有所取舍选择而成，大体采入者多当日钩稽所得。积稿盈尺，未尽全功。心史师于一九三七年亦归道山。随着岁月流逝，个人所存旧稿也早已散佚无存了。
注：此稿系笔者一九三四年整理实录时所记的劄记，缀成一篇。由于时日已久，当时整理记述舛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北京大学历史系孟森教授在指导清代实录与《东华录》互校时有关的亲笔信：
士元同学鉴，近日欲查雍正七年实录，解决一二疑问，此书应向何处借阅，在图书馆抑他处，阅时携东华录一册有无妨碍，盼示悉，即问撰祉。
森，五月十九日。
（选自《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四年三期）
清帝起居注
封建王朝设有起居注制度，起自古代右史记言、左史记事之制。其内容实质，是反映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政策、言行的写实记录。见于隋唐史志中，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以及汉晋以来的历朝起居注，但原书均已不得传。惟《大唐创业起居注》，辗转传钞保留在丛书中。
清帝起居注，沿袭明代制度，在朱元璋未正式建立明朝之先，即设立起居注，以宋濂、魏观任其事，但不久即废。历弘治、嘉靖两朝，又屡置屡废，至明末万历时再置，遂为定例，并载入会典。而在明亡之后，遗物无存。清修明史在艺文志中，亦无一卷一册之记载。
清代自一六四四年福临（顺治）由东北入关，统治了全国，一切政治规模大都沿袭明旧。在福临当朝时，其叔父多尔衮摄政，一切专主，俨然帝王。当日亦有史臣载笔记事。清内阁大库档有一小册，每日记录多尔衮摄政事，后署记注人之衔名，即清代起居注之早期形式。当时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亦视多尔衮为皇帝身份而置此册。一九三四年余曾撰一小序刊行，作为旧故宫刊物之一，叙文内容曰：
“多尔衮摄政日记”，为清内阁大库旧物，宣统间清理库档流落于外，后归宝应刘氏食旧德斋，原册起五月二十九日，迄七月初九日而不纪年。兹因中有闰六月，检勘历书及实录，知为顺治二年事。原书初无名称，每日记事后均书记者衔名，与清代起居注体例略同，故刘氏于其所录副册，题曰：“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考”。清代起居注，康熙间始置馆，当时尚无其制，今刘氏嘱由本院刊行，爰改题曰《多尔衮摄政日记》。
是书所记之事及所使用语汇均朴实无华，为当时当日对话口吻，与后来起居注修词藻者不同，真是头等原始史料，如五月二十九日记剃头一事：
五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等入见，户部官启事毕，王上曰：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若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自有理。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大学士等启言：王上一向怜爱臣民，尽皆感仰，况指日江南混一，还望王上宽容。
上段日记反映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多民族的国家中少数民族——满族统治全国初期，民族矛盾阶级压迫在剃头一事的具体事件，在当日是这样处理的。明末清初人所撰述的多种笔记，如《痛史》中著录之书，由于拒不剃头而致死者，俱由多尔衮所宣布官民尽皆剃头的政策而出。
清代正式设立起居注馆始于康熙九年，最早的一本起居注为康熙十年九月，记注官为折库纳。当日所规定的记注官侍值与记注体例内容为：记注官侍值分朝会，御经筵，临雍[1]、耕藉[2]、祭祀、谒陵[3]等，朝会除常朝外，则为三大节（元旦、万寿、冬至节）、传胪[4]及燕外藩等，起居注官皆侍立于御座旁东向。《康熙会典》规定如下：
凡记注官侍班，遇皇上御门听政[5]，各衙门官员奏事时，记注官立于西阶上廊柱旁。康熙十八年谕内阁，启奏折本[6]时，记注官亦令侍班，又题准启奏折本时，记注官较常立处，少近前立，以便详听九卿[7]、詹事[8]、科道启奏会议事，亦近前侍班。如内阁官启奏则立于隔扇外之右，在殿内室则立内隔扇之西。皇上御瀛台听政，记注官立于阶下，启奏折本时，亦于阶下少近前立。皇上升殿、视朝、赐宴、赐食，记注官列于右翼一等侍卫等一班之末。凡有事坛庙、谒陵、耕藉、视学、大阅校射、迎劳[9]凯旋及驻跸[10]南苑、巡幸[11]、搜狩[12]，记注官皆扈从[13]。皇上御保和殿视祝版[14]，记注官侍班立于殿门外之西，一等侍卫之末。经筵、文武殿试、读卷皆侍班。凡外藩王公台吉[15]等及直省督抚[16]、提镇[17]等朝见、陛辞、赐宴、赐食，该衙门知会记注馆直官侍班记。
检雍正以下各朝会典所载虽繁简不同，而规制则无差别，再据私人著作《香祖笔记》载朝仪规制：
本朝朝仪，大驾日驾出乾清门至保和殿稍驻，大学士、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18]以下，堂上，翰林、起居注官，于保和殿门外行三跪九叩礼，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后门，出立檐下，内阁东立西向，都察院西立东向，然后驾至太和殿升座，惟起居注班殿内在诸王之后，亦儒臣之极荣也。
起居注官虽应随时出班记事，但事关机密或会议事件及召诸臣出班口谕事宜，仍不能参与。由此可知封建王朝的起居注制度，并非“君举必书”，号称直笔，如康熙十八年九月起居注中载玄烨一谕：
二十二日谕旨，朕每日听政时，起居注官除照常记注外，其一切折本票签，应加酌定者，皆国家切要政务，得失所系，今后所有折本票签酌定时，仍令记注官侍班，如会议机密事情及召诸臣出班近前有口谕事宜，记注官不必侍班，尔等可传旨起居注衙门。
记注官既退值则载笔，编纂内容次序是：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奏，次引见官引见，凡编记各档上谕簿[19]、丝纶簿[20]、外纪簿[21]、军机档、宗人府档、理藩院档、八旗护军档、前锋营档，所有谕旨及官员引见[22]，除授[23]皆全载。奉旨依议及该部议奏报闻者，俱不载。载部本，查略节[24]，载通本[25]，查揭帖[26]。有遗漏即查对红本[27]、丝纶簿，有疑者亦查对红本。凡载祭祀、行礼、问安、驾临驻跸各项，俱查照内起居注，由档钞出存馆备查。记注之内容大略如此。详载《嘉庆会典》、《光绪会典》事例中。至若编纂成册，例以上年之事，至次年分月编纂，正本存内阁，副本存本署，正本之缮写，则专派翰林院庶吉士善书者任之。《嘉庆会典》则例：
凡编纂记注，每月分作二册，每年二十四册，先成草本，由总办记注官逐条查核增改，送掌院[28]阅定，书名年月及当值官名姓。例以上年之事，至次年分月排纂，前后谨撰序跋，册中用翰林院印钤缝，贮以铁匦扃鐍封识，岁十二月封篆[29]前，具折呈奏，俟发下记注官会同内阁学士藏之内阁大库，其缮写正本，则专派庶吉士，副本仍藏本署。
案每月二册之制始于雍正朝，康熙朝时每月一册，此事本无记载，但考现存的实物则是这样。又在弘历（乾隆）退位称太上皇时，有嘉庆元、二、三年《太上皇帝起居注》，每季一册，年共四册，此为特例。《太上皇帝起居注》曾分散三处，一在故宫，一在北京大学，其一不知流落何所；在北京大学者为嘉庆三年已印行。起居注册、记居官署名之式，是书于每日记事之后，如康熙十八年正月初一日例：
本日起居注官
库苏纳
张玉书
其随扈记注者则不书于每册之尾，不按日署名，但详书记注人本兼各职衔，如康熙十年十月东巡，记注官随行者为折库纳、傅达礼，册后署名如下：
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学士礼部侍郎加一级折库纳。
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傅达礼。
侍从记注册所称随扈，是皇帝出行，随行人员名为随扈，扈指车驾。又案《清会典》所载，记注排纂成册后，所撰前序后跋，例选讲官之能文者撰之，《养吉斋丛录》卷二记曰：
起居注前序后跋，两院属讲官之能文者撰之，除夕筵宴，派二讲官与宴，即是年撰文者。
据现存起居注各册，其中前序后跋，不尽具备，而撰述之旨，率皆谀颂之词，移录一通，以见一斑。康熙十八年记注册跋云：
伏睹皇上锐意图治，宵旰励精，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几，披览章疏。凡官员除授，必面加询问，观其才品，尤加意刑狱。每法司奏谳，详讯再三，时于无可赦宥之中，曲寓钦恤矜全之意，以故终岁断狱，不过十数人焉。视朝毕，旋御便殿，经史大义，躬先讲解，后命讲官敷陈，仍温旨谕勉令直陈无隐。四书解义刊成，御制序言，发明圣经贤传之旨，垂示来兹，用垂治理。宫中手不释卷，研精义蕴，释御丹铅。少暇即游艺翰墨，摹仿晋唐以来名迹，辄臻神妙。题额大书，洒翰立就，结构天成，具有龙跳虎卧之势，古人所未有也。至于岁祀天地，时享宗庙，及诸坛壝祭典，必躬必亲，竭致诚敬，则岁以为常，罔有间怠。太皇太后两宫问安，风雨寒暑不辍。是夏，亲撰太皇太后景福颂，书于屏，岁暮复亲撰表文，躬自缮书，具物以进，先意承志，曲尽敬养，盖我皇上至孝积诚，勤典学不能殚述云。
这是在每年记注之后，写一篇歌颂文字，此即历代王朝所标榜的史官直笔，善恶必书的传之后世的起居注。又案起居注，除侍直时，应记注者外，有时奉特旨记入册中，则均属为帝王自表嘉言懿行之事，如康熙十六年九月谕起居注胡密色曰：
朕诣太皇太后问安，太皇太后问朕曰：顷者地动，尔知之否？朕奏曰，此乃天心垂异以示儆也。太皇太后谕曰，人君遇有灾异，固当益加修省，然亦平时用人行政，敬承天意耳。朕仰绎慈训，诚为克谨天戒之要也，尔其书诸册。
又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庚子谕：
从前诣两宫请安，皆于起居注记档，今诣宁寿宫请安。朕因不忍过慈宁宫，故从启祥门行走之故，亦令谕侍郎库纳知之。
以上两则具见康熙实录及王先谦《东华录》。以前玄烨向两宫请安侍膳，记注官亦随行。康熙十四年谕记注官傅达礼等曰：
朕向诣两宫问安，尔起居注常随行记注，朕思昏定晨省，问安、侍膳，趋侍庭闱，为子孙者之恒礼，嗣后朕诣两宫问安，侍值官不必随行。
自是以后遂停止随行之例，因之又有特旨记入之事。
康熙五十六年以起居注官陈璋、赵熊诏钞写旧岁谕旨，交大学士九卿等会议具奏，此案之发生，则不详其所由来。清代故事，凡交九卿等议奏之案，率皆先有原奏闻于朝，而后交议。此案谕旨未叙原由，颇嫌鹘突，若无原奏，则记注官钞写旧档，非深居内廷的皇帝所得而知。康熙的谕旨是这样：
康熙五十六年三月，谕大学士等，记注官陈璋于今年三月查阅档案，钞朕去年十二月所谕江南钱粮之旨，与赵熊诏伊等，皆属有心，特以朕于去年有欲免江南旧欠钱粮之意，偶尔谕及，今年未行蠲免[30]，伊等欲将朕前后互异之处指出书写耳。去年两江总督赫寿折奏，请蠲前项钱粮，朕批令缮本具奏后，朕知赫寿受人嘱托，又彼此私同商定，具奏欺朕。朕以西边正值军需之时，故旧欠未准蠲免，照部议分年带征。朕御极以来，蠲免天下钱粮数千万，岂有惜微旧欠之理。江南官员众多，赫寿惟欲沽取美誉，而民殊不感戴，声名甚劣。朕于事无不经历，人亦焉能欺朕，岂肯以大权授人乎？若不将此故晓谕诸臣，皆谓朕从前谕旨不符，所系非轻，且汉人著作文集内，有将未题之稿云，欲行具奏，以事已完结，未获具奏等语。似此并未入告，尚且书写，况其他乎。起居注衙门自古未有久远设立者，亦有旋立旋止者，或因所记不实耳。朕听政之日，记注官入侍，伊等局蹐无措，岂能备记谕旨，侍班汉官归寓后，纂写数日，方携至署，与满官校看，又每争竞事非，则其遗漏舛讹可知，谕旨皆有关系，惟朕朱书谕旨及批本发科者，始为的确，其起居注难于凭信也。陈璋、赵熊诏钞写记注之处，著问九卿具奏。（王先谦《东华录》）
读右录谕旨，康熙对记注之制已不慊于心，裁革之意已明，如谓“起居注衙门自古未有久远设立者”，又云：记注官入侍，皆局蹐不能备记谕旨，纂写记事又与满官争竞事非，并谓“起居注难于凭信”等语。此事起于蠲免旧欠之事。盖蠲免农民旧欠本属欺骗之局，史臣若直书其口惠而实不至，当非专制君主所能接受。大学士九卿等议复请将陈璋、赵熊诏交刑部严加治罪，得旨陈璋、赵熊诏从宽免交刑部，著革职，仍在原处行走效力（王先谦《东华录》）。案大学士九卿所议复者，只议陈、赵之罪，不及改革记注之制复陈的意见，未能尽惬玄烨之心，意揣当日具奏诸臣，岂能见不及此，或以兹事体大，不敢直陈，翌年三月遂明降裁革起居注谕旨：
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壬子谕大学士等，历观从来设立起居注，多有更张亦间有裁革者，朕在位日久，设立多年，近见记注官内，年少之员甚多，皆非经历事体之人，伊等且自顾不暇，又岂能详记朕之谕旨耶！且官职卑小，不识事之轻重，或有事关重大者不能记忆，致将朕之谕旨颇多遗漏，不行备录；甚至如赵熊诏，曾私钞谕旨携出示人。记注之事，关系甚巨，朕设立起居注，甚为久远，在位五十七年，一切政事件有各衙门档案，何必另行记载。其作何裁革之处，尔等会同九卿议奏。
至是大学士九卿等乃迎合康熙的意图，奏请裁革，戊辰议复曰：
戊辰大学士九卿等遵旨会议皇上手书谕旨及理事时所降之谕旨，并转传云旨各处俱有记载档案，又如本章所批谕旨，六科衙门既经记载钞发各部院，又存档案稽查，且记注官多年少微员，或事关重大者，不能全记，以致将谕旨舛错遗漏，又妄行钞写与人，倘伊等所记之旨少有互异，关系甚巨，应将起居注衙门裁去。从之。
康熙裁省起居注的原因在表面上历见上引谕旨及大学士九卿的议复，惟一研讨当日朝政和皇室内部情形，关键不尽在陈璋钞写谕旨之事。记注官退而载笔查阅旧档，事属职内应作，而竟引起玄烨那样不满，其实内幕不便明言。案康熙朝自三藩平定后，国基巩固，政治安定，不复有所顾虑，但帝室争夺宝座的斗争实使多男之康熙帝调停为难。盖建储一事，实为朝野上下所甚深注意的事。康熙自十四年立允礽为太子，四十七年九月废，四十八年复立，五十一年十月又废，禁锢咸安宫，谕云：“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至五十二年二月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谕以皇太子事未可轻定，将原折发还。在这时候允礽企图复立，余子希冀见宠，各蓄阴谋，此点于康熙谕旨中可以看清，如五十三年康熙谕诸皇子：“……允禩系辛者库[31]贱妇人所生，自幼阴险，听相面张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册立之允礽放出，数载之内，极其郁闷，允禩仍望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云云。又五十四年十一月有“辅国公阿布兰，首告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纵循医生贺孟頫以矾水通信二阿哥案，嘱托普奇保二阿哥为大将军，又探听哲卜尊丹巴来京，称皇上有褒奖二阿哥之旨，各处探听，冀有释放信息”等语。至五十六年大学士王掞及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又密疏奏请建储，谕掞等勿为名起见。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疏请复立允礽，康熙帝御行宫正门，亲问天保，语及其父都纳，天保斩决。玄烨是在这样立储问题矛盾尖锐的时刻，决心裁革起居注，则记注官陈璋查阅旧档职内应作的事，不是决心裁革起居注的唯一理由。玄烨在这个问题上，有难言之隐，盖当日起居注翰林等官有为诸子刺探玄烨在立储问题上的消息。起居注裁革之后，到康熙六十年庆贺元旦典礼时，王掞又具折复请建储，御史陶彝、陈嘉猷等十一人亦会衔上疏，同年三月康熙谕诸王大臣斥之。
往岁余主编《文献丛编》曾采辑王掞等原折发表。康熙朝建储事，扰攘如此。因允礽之废，皇太子不定，遂启诸皇子觊觎大位之心，纷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及其父王之起居，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若翰苑侍从之臣，若日近帝侧之奄寺，皆为皇子辈联络之门。如翰林何焯、秦道然，皆曾因此而获罪。在故宫所刊行的《掌故丛编》中，有康熙建储案，其中有允禩、允禟案，秦道然、戴铎及西洋人穆景远等口供，盖自康熙五十年以后，玄烨年龄日高，诸子竞争愈烈，翰苑侍从参与其间，因之延及起居注的制度。康熙裁起居注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为在欺骗农民蠲免旧欠钱粮事，不欲暴露于外，不准记注官记注，其二为皇室内部争夺立储问题，涉及政治动乱。以上两事是决定裁革的内幕，而在当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是尖锐。当日掌握军权的将军如年羹尧、岳钟琪等均是诸皇子拉拢的对象，以壮实力。起居注馆自康熙十年置，五十七年裁省，凡四十七年。玄烨死后四子胤禛谋得帝位，即雍正皇帝，此后又恢复起居注，如康熙五十六年故事，雍正元年上谕曰：
雍正元年四月乙丑谕翰林院：自古帝王临朝施政，右史记言，左史记事，盖欲使一举动，一出言之微，无不可著为法则，垂范百世也。皇考圣祖仁皇帝英年践祚，即设日讲起居注官，于词臣中择其才品优长者，以原官充补，钜典茂昭，度越前代，诚为圣帝哲王之盛事，御极六十一年，绍精一执中之统，励敬天勤民之心，文谟武烈，经纬万几，盛德日新，大业宏显，天下臣民，仰瞻至治，不啻日月丽天，江河行地，莫不敬信悦服，记注之臣，美不胜书，皇考圣祖仁皇帝，谦德弥光，圣不自圣，惟恐史官或多溢美之词。故康熙五十六年以后，裁省记注，只令翰林五员，于理事时轮侍班行，凡重务要旨，仍令内阁诸臣记而存之，意至周也。兹朕继承大统，夙夜兢业，日昃不遑，思所以上继皇考历德之隆，下至四海晏安之治，顾为凉德，深惧负荷之难。今御门听政之初，益当寅畏小心，综理庶事，咸期举措允宜，簪笔侍臣，何可阙欤？当酌复旧章，于朕视朝临御祭祀坛庙之时，命满汉讲官二人侍班，不独记载谕旨政务，或朕有一言之过，一事之失，皆必据实书诸简册，朕用以自儆，冀寡悔尤，庶几懔渊之怀，以致久安慎枢机之动，以图长治，其仍复日讲起居注官，如康熙五十六年以前故事，尔衙门即遵旨行。
胤禛在玄烨诸子中是最桀骜之人，在同诸弟兄争夺宝座斗争中，残杀手足，并有逼害其父玄烨之嫌，最后取得胜利成功，为清代入关后第三个继位的皇帝。由于其政敌都已消灭，一上台即又恢复起居注之制，何以对此可缓办之事，首先恢复康熙五十六年以前旧章，则玄烨在康熙五十七年废起居注的内幕，胤禛是深知真相的。清代起居注自胤禛在雍正元年复旧以后，迄于光绪未闻更易。溥仪冲龄即位，由其父载沣摄政监国，官制多所更迭，起居注遂废，只有内起居注，记载生活琐事。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封建王朝制度，建立旧民国。原来存在清宫中的旧档大部存留，起居注亦在其内。计由康熙十年起到光绪末年止，凡八朝起居注，除咸丰一朝完整无缺外，其他各朝都间有缺佚。现在故宫明清档案部共存有三千四百九十一册。
清代还有内起居注一种，不详起于何时，《光绪会典·起居注事例》载：凡载祭祀、行礼、问安、亲临、驻跸各项，俱查照内起居注，由档钞存馆备查。
《光绪会典》所载如此。考康熙十四年以向两宫请安侍膳，停止记注官随行之例（见前引记注体例），自此以后则记注官所记皆属政治大体，而内廷起居各事，已非起居注官分内事。康熙二十七年，因孝庄太后卒，玄烨往宁寿宫太后处请安，不忍过慈宁宫，曾明降谕旨，并云：“以后每次请安，着令太监传谕敦住”云云。这时敦住正掌起居注事，则内起居注之制，或即始于此。内起居注册现存者甚少，自同治末年以迄宣统尚称完整，册中不著记注人姓名，故不识其职隶何所。案康熙时有令太监传谕之言，记注内起居已由太监任之。查《清宫史续编》曾载内起居，由懋勤殿太监任其职，兹以内廷宫规论之，则应属敬事房。清代故事，内廷乾清官南庑，设宫殿监办事处，名曰敬事房，其总管曰宫殿监督领侍，级别四品。统辖各宫殿的侍监，懋勤殿太监亦为敬事房所属，由于清代皇帝每日阅折批本多在懋勤殿，从体制而言，内廷宫中有事，则由敬事房转内务府，公事转内奏事处。敬事房设记档太监，检奏事处档案，有小折一种，折中所记大致为皇帝斋戒、礼佛、请安、侍膳各事，与内起居注内容相合，即内起居注之稿本。当起居注馆纂辑成册时，即根据此项档案补录于册，而题其钞送之档案，曰内起居注。《光绪会典事例》载，凡祭祀、行礼各项，俱查内起居注云云。内起居注有两种，一为黄纸封面平装，每月一册，一种如奏折，每年之事联钞一帙，此类见清史馆档案。
起居注是经过编纂而成，编纂时间是紧接事件之后，即所谓起居注官既退值则载笔，并非“君举必书”，因有事关机密在时起居注官有不侍值之时，但在编纂时允许查阅各档，如揭帖、上谕、红本之类，成书时均可补入；时间和记事，可以说都是当时当事，非如在每代帝王死后纂修之实录，在材料上有所取舍，甚至修成后还在修改，在文字上则多作修饰，虽名为实录，其实不尽实者，可以比拟。起居注的记录反映一代王朝在统治全国政治动乱中比较原始的材料，而在成书后，即扃封禁中，不再轻易启视。案起居注系古者右史记言，左史记事之制，惟历代起居注见于隋唐史志者，均早已散失无闻，惟《大唐创业起居注》尚流传在丛书中（见《津逮秘书》），宋元明清以来，史志皆不载其本朝起居注，《清史稿艺文志》亦阙而不书。盖在历代王朝，大抵均有自修国史稿，前朝灭亡后，在改朝换代的王朝，则依前朝所留国史稿而修前朝之史。原来前朝国史稿，一般都不收入起居注，清修明史如是，旧民国修清史亦如是。记注本为禁中秘籍，非外人所能得见，在当日亦不许露示于人。各朝起居注不见著录，固有其因，有清一代起居注，在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灭亡，旧有起居注虽间有阙佚，但大部完整。旧民国所编《清史稿》大体均沿清代国史馆之旧，主其事者为清遗老，他们怀念“先朝”不足为怪，所以《清史稿》亦不引起居注。近数十年来研究清史的著述，由于在抗战时，清帝起居注曾南迁四川等地，无机得以利用。现在起居注已非过去扃封时代，迁徙不定之时亦早已过去，研究清史者大可取材于是。它的内容能补清代历朝实录之阙，亦可纠正和补充由实录中传钞的《东华录》之误。在近两千年历代王朝的起居注，唯最后一代清王朝起居注独存，以史料价值而言是弥足珍贵，因略述其梗概，以为介绍。
附记
六十年前，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清代起居注。时工作之余，考证清代起居注建置原委，写有专文论述，已见前文。在清代未设起居注之前，已有此制之滥觞，非正式设起居注职官也。当清代在顺治二年，由东北入关，驻入北京明代旧宫殿，顺治（福临）小皇帝不能理政，由其叔父多尔衮摄政，称摄政王。当时归顺清朝之明朝旧臣为之记事，体例与康熙设馆置官后所留下的各朝起居注册基本一致，内容更详。“多尔衮摄政日记”在故宫大库中只发见一册，在清宣统间维修内阁大库时流落在外。约在一九三一年左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长刘文兴，持以示余，并嘱以故宫博物院名义印行，由余写一简短叙言，刊行问世。兹附录一页于后：
“多尔衮摄政日记”为清内阁大库旧物，宣统间清理库档流落于外，后归宝应刘氏食旧德斋。原册起五月二十九日迄七月初九日，而不纪年。兹因中有闰六月，检勘历书及《实录》，知为顺治二年事。原书初无名称，每日记事后均书记者衔名，与清代起居注体例同，故刘氏于其所录副册题曰：“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考”。清代起居注，康熙间始置馆，当时尚无其制，今刘氏嘱由本院刊行，爰改题曰：“多尔衮摄政日记”。
多尔衮摄政日记
五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等入见户部官启事毕，王上曰：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常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若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自有理，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大学士等启言：王上一向怜爱臣民，尽皆感仰，况指日江南混一，还望王上宽容。又吏部启：参看山东巡抚方大猷拟革职为民。王上顾问大学士等曰：该如何处。大学士等言：方大猷此事错误该处，但念为地方亦有勤劳，或从降处。王上又问：如何降处。大学士等言：前朝有降调者，亦有降一二级照旧者。王上曰：还实降为是，著兵道用。大学士等启：要降兵道，须更调地方。若在本处，恐无颜面展布，若果能作好官还可照旧巡抚。王上又谕都察院：既奉旨参看，该有一定处法，如何二三其说，以后还该秉公执法，以尽职掌。大学士刚跪启数本，赐茶趋出。
大学士 李若琳恭记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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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雍：皇帝到辟雍（孔庙旁的太学）视学。
[2]耕藉：春耕时皇帝表示参加农业劳动，在先农坛推三下，举行这样的仪式。
[3]谒陵：拜谒祖陵。
[4]传胪：科举时代殿试唱名，公布名单。
[5]御门听政：清代有御门听政仪式，即在大朝门处理常朝事。
[6]折本：臣下所上的本章一时不能决定办法，折一记号在本章上，在御门听政时核定。
[7]九卿：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加上左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
[8]詹事：为东宫之官，东宫在旧史中指太子。
[9]迎劳：大将出征得胜归来，皇帝亲到郊区迎接慰问。
[10]驻跸：古代皇帝出禁入跸，皇帝在宫外各地留宿名为驻跸。
[11]巡幸：皇帝出巡各地名巡幸。
[12]搜狩：春天打猎叫搜，冬天打猎叫狩。
[13]扈从：皇帝到外地时随行人员称曰扈从。
[14]祝版：是祭祀天、地、日、月等坛庙和祭祖先的祷词，写在木版上。
[15]台吉：为蒙古贵族的爵位名。
[16]督抚：督为总督，清代统辖外省文武官员的最高级的官，管一省或数省。抚为巡抚，清代外省的行政长官。
[17]提镇：提为提督，管全省水陆各军。镇为总兵，管一部分。
[18]左都御史：属御史衙门的长官。
[19]上谕簿：记录皇帝谕旨，名上谕档。
[20]丝纶簿：古书中称王言如丝，其书如纶，为史官所记录的谕旨。
[21]外记簿：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复者别为一册，以备参考，曰外记簿。
[22]引见：清代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授官后在到任前，皇帝召见一次，名为引见。
[23]除授：即授给官职。
[24]略节：简要文书曰略节。
[25]通本：外官奏章经过通政使司上达者称通本。
[26]揭帖：上给皇帝的文书曰奏折。清代外省给京中部院平行的文书曰揭帖。
[27]红本：经过批过红字的题本曰红本。
[28]掌院：为翰林院最高负责人。
[29]封篆：清代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不用印办事，缄封起来，新年正月再开印，封篆即封印。印一般用篆字。
[30]蠲免：蠲免钱粮，是当时将农民所欠上交王朝剥削农民的钱和粮免除一部分，以表示关心民间疾苦。
[31]辛者库：为满族官员犯罪，其子孙入辛者库，发给庄头服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