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宫廷生活的清代内务府组织机构及其档案
历代封建王朝均设有为封建皇帝及其家族、亲近侍从和宫女太监等服务的机构。这种制度渊源于奴隶社会。约于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周礼》一书，在“天官地官”篇中著载不少为奴隶主生活服务的官员的官职。如职官有：膳夫，专门管理帝后吃饭的事；掌炭，为供应柴炭的官；司服，为管理奴隶主的袍带鞋帽的官；凌人，为夏季供应冰块的官；草人，为刈除宫廷杂草的官……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王朝把这一套制度基本上都继承下来，直到我国历史上最后的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如明代有内府衙门和二十四司衙门，就是管理宫廷生活的机构，而它的各机关职掌内容，大体可在正史中追证，但不能求其细而全。至于当时的文书档案，和前代一样，都已无存，只能在编修成书的正史、会典和宫史中寻求大概。清王朝一切政治结构大都因循明旧，在清初设内务府，顺治十一年裁，置“十三衙门”，有司礼监、尚方司、御用监、内宫监、尚衣监、尚宝监、司设监、御马监、兵仗局、惜薪司、钟鼓司、织染局、尚膳监等，十八年裁十三衙门，仍置内务府，总理诸务。在清代《国朝宫史续编》中说：“宫中生活本周官九式羞服币帛匪颁好用之各有常经”，说明它的制度渊源有自。在顺治十八年废十三衙门，仍称内务府，下设“七司三院”。辛亥革命后，由于“七司三院”大都在皇城区，不在紫禁城内，所以在王朝灭亡时各衙门档案均已散佚无存。独内务府堂衙门是在紫禁城内，而清代末帝溥仪在辛亥革命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廷皇宫里，过着小朝廷生活达十余年，日谋复辟，一九二四年在人民呼声下将其驱逐出宫，因之内务府堂档案得获保存。对于清代皇帝宫廷生活，有文献可征。按清代内务府，其地位比拟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七司三院”比拟中央六部各机关，如广储司管理财政，庆丰司管理牛马牧放繁殖，掌仪司掌管礼制，慎刑司管理司法，会计司管理财务，计划都虞司管理山林河道，营造司管理工程建筑。七司除掌管主要职掌之外，还兼理宫廷中各项杂务，如广储司兼管磁器库、缎库、茶库、绮华馆（清代末年慈禧在宫中专设纺织绸缎厂），营造司兼管出租皇室房产，会计司兼管净身太监等事。此外为管理御用马匹的上驷院，管理禁卫军械的武备院，管理园囿的奉宸院。以上总称为“七司三院”。在皇宫内廷中，还有四执库管理帝王冠袍带履，缎库管理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所进贡的丝织品及特制的帝后服饰绸缎，茶库管理江南产茶各省进贡的各种名茶，如意馆为宫廷中画家供奉春帖子、吉祥帖幅、节令画等。这都是宫廷中小机构。“七司三院”则为较大的机关。内务府堂总管上述大小机关，其衙署设在皇宫内廷。辛亥革命后，溥仪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地区，因之内务府堂的档案亦得以保存。设于皇城区的内务府所属机构的档案虽然大都散佚，而在内务府堂的档案中均可窥其梗概。笔者在整理清代档案工作中，随手摘记档案内容，分列如下：
（一）上谕档类
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凡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奉谕旨及奏事官员、宫殿监督领侍传宣谕旨……由堂主事笔帖式等承接，坐办堂郎中逐一查明，交各司院抄出。
按封建皇帝给内务府谕旨，有由奏事处奏事官呈递者，亦有宫殿监督领侍口传者，宫殿监督领侍为皇宫中品级最高的太监，是四品官，所有宫中太监均归其管辖。内务府堂主事，是在内务府负责一部分较高工作的官。笔帖式，为内务府掌管起草文书之官。坐办堂郎中，是内务府大臣之助手，类似今之秘书长。内务府所存的上谕档，为钞录的副本，其式如军机处上谕档簿。
（二）题本
内务府题本在顺治时有朱批者，每月缴进，康熙朝改为汇总上缴，旧存广储司，题本内容以钱粮经费的统计簿为大宗，在乾隆时改名奏销档，此改则名副其实。
（三）绿头牌档
绿头牌档是用以上报紧急事件，旧时是书于木片上，清代进关后已不贫纸，有时仍书旧名曰“绿头牌档”，实际已书在纸张上矣。
（四）红本档
为钞录奉有朱批奏折档簿。
（五）白本档
为钞录无朱批奏折档簿。
（六）奏折
内务府所上之奏折发下后即存内务府堂备查。
（七）奏稿
内务府所上奏折之原稿。
（八）行稿
经过内务府堂官画有发出致其他机关之公文，一般经大臣阅后写一“行”字，即可发出，因称之为“行稿”。
（九）奏案
与第七奏稿同类。
（十）奏底
与第七奏稿、第九奏案同类。
（十一）黄册
为题本之附件，均为奏销银和物之事，以其档簿用黄色绫为封面，因名“黄册”。内阁大库黄册档数量极夥。
（十二）日行公事筒
是清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档案，只见于内务府档案中，简称“事筒档”。在内务府堂经办事务的官员，将每日经办事件汇总，将有关文件装在筒式的纸袋中。汇集装袋之事由最低级的名为“供事”的书吏任之。装后在袋上标写“某老爷事筒”，二人合办者，则在袋上写明二人姓名。事筒袋是历史档案中最原始之材料。此外，还有以事为单位的事筒档，属于人事升迁事，则名曰“缙绅事筒”。
（十三）堂谕
为内务府大臣对其僚属所下的指示，下属人员称为“堂谕”。
（十四）织造缴回案卷
宫廷交下“三织造”纺织事，一般由内务府下达。织造官属内务府包衣旗籍，虽可对皇帝径上奏折，但以隶属关系内务府实为其长。内务府所交织造事件皆属事务性之公文。织造官向王朝皇帝进密折则直达御前，非内务府大臣所能知矣。故宫中存曹寅、李煦织造密折，在康熙朝均由康熙庋藏懋勤殿密室中，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即于懋勤殿见之。
（十五）呈稿
内务府所属“七司三院”及各处所有奏销钱粮经费等事，在奏报之先须经内务府堂审查存案，再由各报销机关正式办理文书。
（十六）咨文
咨文为平行机关相互往来文书之名，当日中央各部院及八旗衙门与内务府往来事件皆用咨文。此类档案有的还具册簿附件之类。
（十七）谱牒
为内务府所辖上三旗户口谱系簿。上三旗为皇帝亲将之旗兵，实为管家的旗籍人，盖皇室奴才也。满语曰“包衣”。
（十八）造办处
康熙十九年建立，初名养心殿造办处，类似明代之果园厂，专为宫廷制作各种工艺品。康熙皇帝注重自然科学和中国各种工艺美术、音乐等，曾敕命编辑历象、音律、天文、地理各书，制作星球仪，测绘全国舆图，所以在宫中设立养心殿造办处，其下有若干工艺专业工厂。到乾隆朝时，还有四十余处。有清二百多年留下的宫廷制品，品类极多，其档案亦颇多种类。可惜在辛亥革命后库房坍塌，珍贵工艺档案未能全部保存。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垃圾尘土中还捡出若干工种的古老工具，当日余正供职故宫博物院，曾建议作为文物保存，直到解放仍存。不幸在“破四旧”风中，以废铜烂铁视之，今已无存矣！据内务府现行则例载，在乾隆年间造办处工厂还有裱作、画作、广木作、匣作、木作、漆作、雕銮作、镟作、刻字作、灯作、裁作、花儿作、绦儿作、錾花作、镶嵌作、牙作、眼镜作、如意馆、做钟处、砚作、铜作、鋄作、杂活作、风枪作、玻璃厂、铸炉处、炮枪处、舆图房、弓作、鞍甲作、珐琅作、画院处。乾隆时代曾将江、浙、闽、广各省特种手工艺众多能工巧匠集中到北京，在造办处制作各种工艺品，有时还请江、浙、闽、广各省专业巧匠在本省为宫廷制作，如故宫乐寿堂中所陈设的重约五千三百多公斤的大禹治水玉石山，即由江苏扬州工匠按照清宫所藏《大禹治水图》为稿本雕刻而成的。故宫博物院珍宝馆所陈列的珠宝玉石以及黄金所制各类精巧工艺品，大都出自宫廷造办处。在乾隆年间修建的宁寿宫花园，一般称之为乾隆花园，园中亭台楼阁和室内装修，诸如镶玉、嵌银、刺绣、编竹、黄杨木雕刻、景泰蓝、象牙等各种装饰，集十八世纪时期我国工艺技术之大成。此外，在江浙两省还设有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三个专司织造衙门，日新月异地创制丝织品。到了清末慈禧时代，又在宫中设立绮华馆，设计织造新样的绫罗绸缎。江南的“三织造”按它们本职来讲，是将江南一带蚕业生产悉数垄断起来，纺织各类绸缎全行进贡入皇宫。织造官都是由皇帝亲信的世代包衣旗人（奴隶）任之，虽非政府中大官，但与地方总督、巡抚等所谓封疆大吏往来，则是平行关系。他们作威江南，剥削农民极重，并负有特殊秘密任务，即随时将江南各省大吏，尤其是汉族大官的居官情况、生活情况、官场往来关系、地方百姓思想活动等，密缮小折向北京皇宫中呈报。在政治上，“三织造”实质是皇帝派遣驻扎江南各省的特务官员。
（十九）膳单档
是皇太后、皇帝每日早晚吃饭的饭菜单。皇太后、皇帝吃饭，尊称曰“用膳”，此制亦渊源于《周礼》所记“膳夫”之职。清代有御茶房、御膳房，专司制作各类珍馐食品。皇太后的膳房叫“寿膳房”，皇帝的叫“御膳房”。此外，还有皇帝偕带妃嫔游山玩水在旅行途中的膳单。如乾隆帝出巡江南的膳单，名为“江南节次照常膳底档”。在寿膳房、御膳房之外，还有寿药房、御药房。在清末时，交泰殿东庑有寿药房，其中药箱、药罐在溥仪出宫后犹存若干。南三所之东墙外，有御药房制药处，制药工具皆存。所制之药以夏季驱暑之剂“万应锭”、冬季防煤薰之药“平安散”数量最巨。此类药品，宫中各处夏冬二季分配使用，京中各机关亦可获得。溥仪出宫后数年，制药处房屋坍塌，今已不复见矣。现原址为故宫博物院养花苗圃。
皇宫中日用生活品在典章上都有规定。这种规定形同虚文，实际所需大为超过。以三餐而论，有按节令的时菜、勋臣贵戚之贡菜、地方大吏所进特产之土贡，日有收进。即以所规定之品种来说，固已挥霍之极，真是“帝王一餐饭，农民数年粮”。
在档案中常见的职官人等的名衔有：
总管内务大臣二名至四名，为内务府衙门之最高首长，有头堂、二堂之分，头堂为首席坐办堂郎中，类似内务府衙门之秘书长。
郎中，类似副秘书长。
主事，职在郎中之下，分掌各事。
委署主事，位在秘书级笔帖式之上。
笔帖式，类似秘书。
员外郎，低于郎中，其实职又低于主事。
供事，钞写文书人。
苏拉，闲散杂役。
妈妈娌，宫中干粗活之妇女。
嫫嫫，与妈妈相似，其地位高于妈妈。
阿敦侍卫，属上驷院。
弓箭固山达，属武备院，管弓箭的八旗官。
备前固山达，属武备院，准备弓箭的八旗官。
内务府各机关专理档案的机构为数甚夥，且每一小单位均有种类庞杂的档案。辛亥革命后，在紫禁城外围机构的档案大部分均已无存。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故宫博物院转移去的内务府档案，以内务府堂档案为其大宗，其余则有紫禁城内廷中由内务府堂管理的各附属小机构的零星案卷。兹从内务府堂档案以及散见在各则例书中的资料，汇其掌管档案机构如下：
内务府堂：堂档房、咨文房、堂稿房。
广储司：折奏房、咨文房、黄册案房、蓝册案房、库账房。
都虞司：钱粮房（又名后堂）、西档房。
会计司：人房（即户口档）、销算房。
掌仪司：东西档房、折奏房。
慎刑司：堂案房。
营造司：画匠房、总理工程处。
庆丰司：总房。
官房租库：东档房、行文案房（银款生息）、进账案房、后档房、民钱案房（银款生息）、月折案房。
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档子房。
造办处：档案房、来文房。
武英殿修书处：档案房。
御茶膳房：堂档房。
上驷院左右司（马匹钱粮）：案上档子房。
南苑：京档房。
圆明园：档房。
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注销处。
三旗参领处：咨房、皇子房。
按：官房租库属营造司的分司，是皇室剥削百姓的机构之一，其职掌是经营官房出租和开设高利贷的典当铺。
清代内务府的设置及其作用大都因袭和适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代君主日常生活之需因而了解清代内务府的情况，对研究封建社会末期的宫廷生活、对研究古代帝王生活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周礼》中记周王朝有“凌人”、“草人”、“膳夫”等，及至清代亦有管草、管冰、管膳的机构和官职，并有此类档案。
（选自《故宫博物院刊》1986年第3期）
清代内阁大库档案
公元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北京紫禁城里清代的内阁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进行修缮补漏。一九〇〇年正在议工期间，遇到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有一个大库塌了一个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这些库房里存储的都是历朝文书——档案和历朝皇帝的实录、史书等。为了施工的需要，必须将库藏档案移出。当时将年代近的移至内阁对面的文华殿，年代远些的旧档案，则比拟援照旧例销毁。当时有一个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的张之洞，还有学部参议罗振玉等人建议，将所有档案都交给学部图书馆，先存在文华殿，不久即将档案迁到清王朝所称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留在原来库房中的一部分照旧堆积在库中。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在一九一四年打算办一个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着移到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中。因为这批档案已归属于博物馆筹备处，虽然原档案大库就在午门内左边紫禁城墙下，但是并未将它归还原库。
自从这批档案移到午门后，在民国做官的清朝遗老之流，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些“断烂朝报”，想在其中找到什么古董，如宋元版书籍之类。清代内阁大库里确有明代文渊阁留下来的少数图书。在档案划归学部时，曾检出若干册，由学部图书馆庋藏。而在乱杂档案中，当然总还夹杂着一些残本零页。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是个著名的版本学专家，更是十分重视它，这时鲁迅先生正在教育部任佥事。这位部长曾指派鲁迅先生和另外一人，搬了档案二十袋到教育部，他们两人就在尘埃中寻宝。随后又搬去若干袋。总长次长们也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检出较珍贵的东西拿到总长办公室里看，送还时，往往比先前的少一点。（参看《鲁迅全集·而已集》）一九二一年北洋政府财政奇窘，政府各部门各自筹款维持。历史博物馆原属教育部，为了筹发教育部职工的工资，将这批博物馆基本藏品留下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装八千麻袋（一说九千袋），此外还有十五万斤，卖给西单牌楼北大街同懋增纸店，作为“还魂纸”原料，卖价是四千银元。从此，这批历史档案，作为商品定出价格。事为前清遗老罗振玉、金梁（息侯）等人知道，呼吁于世，轰动了北京报纸。罗振玉在一九二二年用一万三千元把这些档案买到手中，并且准备了藏书的书库储存这批档案。著名国学家王国维曾给他写了一篇《库书楼记》，记载大库流散经过，极为翔实。兹节录如下：
光宣之间我中国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墟之甲骨，二曰汉晋之简牍，三曰六朝及有唐之卷轴，而内阁大库之元明及国朝文书实居其四。顾殷墟甲骨，当其初出世，已视为古董之一。土人仍岁有所掘，率得善价以去，幸无毁弃者。而西垂简牍卷轴，外人至此不远数万里，历寒暑冒艰险以出之，其保藏之法尤其备，独内阁文书，除宋元刊写本书籍入京师图书馆外，其余十三年之间，几毁者再，而卒获全者，虽曰人事，盖亦有天意焉。案内阁典籍厅大库为大楼六间，其中书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案卷则有列朝之朱谕、敕谕；内外臣工之黄册、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盖今之内阁，自明永乐至于国朝雍正历两朝十五帝，实为万凡百庋从出之地。雍乾以后，政务移于军机处，而内阁尚受其成事。凡政府所奉之朱谕，臣工所缴之敕书、批折，胥奉储于此。盖兼宋时宫中之龙图、天章诸阁省中之制敕库、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事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地隘不足容，其露积库垣内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时南皮张文襄公方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奏请以内阁中所藏四朝书籍设学部京师图书馆，其案卷则阁议概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已得谕旨矣，适上虞罗叔言参事以学部属官赴内阁参与交割事，见库垣中文籍山积，皆奏准焚毁之物。偶抽一束观之，则管制府干贞督漕时奏折。又取观他束，则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时所奏，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请于文襄，罢焚毁之举，而以其物归学部，藏诸国子监之南学。其历科殿试卷，则藏诸学部大堂之后楼。辛壬以后，学部后楼及南学之藏又移于午门楼上所谓历史博物馆者。越十年，馆中资费绌，无以给升斗，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诸故纸商。其数以麻袋计者九千，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得银币四千元，时辛酉冬日也。壬戌二月，参事以事至京师，于市肆见张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因踪迹之得诸某纸铺，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已载数车赴西山矣。亟三倍其值偿之，贷京津间得银万三千元，遂以易之。于是此九千袋，十五万斤之文书卒归于参事。将筑库书楼以储之，而嘱余为之记。……壬戌七月。
但罗振玉先生不久就以高价卖给另一清朝遗老李盛铎了。李和罗一样在一九二八年后又转卖给当时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了。卖来卖去每次都是抬高售价作为利润和保管费，而每经一次手都要选择一部分认为珍贵的留下来作为货底子待价而沽。正因为是如此，所以这批档案分散多处，还有一批据说被日本人买走了。档案第一次做商品卖出时，其中的十五万斤李盛铎运天津有六万斤，留北京经两次转卖（同懋增李盛铎）已损失二万斤。历史博物馆未售尽之部分堆积午门上，较整齐一部分在一九二二年由北京大学移至北大三院整理，计有六十二箱一千五百零二袋，其中清代早期的档案较多。八千麻袋的东西有一大部分是清代修明史时由各部衙门里所存明代旧档，时间为明天启崇祯两朝，如题稿（是题本的稿，抄给有关机关的）、揭帖（公开文书的一种）、塘报（基层机关汇报的文书）之类。
在档案交给清末学部图书馆后，档案中的图书善本后来拨给京师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原京师图书馆编有善本书目，其引言如下：
清内阁书即明代文渊阁藏节，杨士奇所编置也。阁中大库有内阁典籍掌管，清初曹贞吉为典籍时宋椠已散失殆尽，曹氏检阅宋本见欧阳公居士集八部，无一完者，嗣后典籍一官，多以满员充之，更不珍惜，甚至失火，几付一炬，今馆中所藏内阁之书均前清末由学部拨来，除残缺者外有水湿者，有烟焦者，有霉烂者大约失火时之受损耳。至清内阁书目，馆中人均未尝见也。兹有赵次原先生由部中携来悉照原计六册，计分四种，库存书目：“库存残书一册，残复书目一册，碑图总目一册。”缮录一通，庋藏书库虽与馆中旧藏间有不同，存此一编，尚得略见秘阁藏书之名，亦考古所不废也。中华民国七年五月八日京师图书目录课识。
自从内阁大库档案显名于世以来，一直是以商品流传，它的价值是反映在货币价格上。一九二二年，旧北京大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同意，将历史博物馆留下来那部档案，移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门代为保管和进行整理，当时搬去六十二箱一千五百零二袋，北大组织史学系、国文系教职工、学生进行整理，本人亦曾参与此事。并成立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的组织。这批档案开始成为研究历史的资料。这些档案已经不是买来卖去的商品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下，将盘踞在故宫后部的清代最后的皇帝溥仪轰出来了，收回了皇宫的后半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业务馆，文献馆负责管理宫廷，历史文物和宫廷历史档案工作。开始先将内廷皇宫中的机关档案集中起来进行整理，随后打算将内阁大库中残存的档案也一并统一保管。但内阁大库地址处于外朝区域（外朝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武英二偏殿，都是象征封建王朝的建筑），在辛亥革命后溥仪仅将外朝宫殿交给民国，溥仪还在内廷居住，外朝宫殿则归北洋政府内务部管理，曾将热河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陈设的文物在外朝成立了一个古物陈列所。内阁大库档案虽然他们没把它看作文物史料，但地区是在古物陈列所的管辖范围内。他们对库藏档案任其尘封鼠啮不予过问，故宫博物院为了要把这批外朝的档案和内廷的各机关档案统一保管起来和进行整理，几经和古物陈列所及其上级机关内务部交涉，当时对方认为这些档案可以换成货币不肯让给，经过若干波折到一九三〇年才同意由故宫博物院接管。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在一九五二年归北京大学那批内阁档案又和故宫所藏合在一起，组织专门机构整理。这批一向作为商品的历史档案，这才起到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中国服务的作用。
内阁大库在故宫午门内东南，地邻紫禁城南墙，原为明代文渊阁旧区域，据《中书典故汇纪》引《可斋笔记》：“文渊阁在午门内迤东文华殿南，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西五间中，揭文渊阁牌，牌下置红柜。藏实录副本，尽前楹设凳，东西坐。余五间列书柜，隔前楹为退休之所”。据此推论明文渊阁在藏实录之外，还隔出地方为阁臣退休之所，可以推断明文渊阁大学士承值亦在其地。又据明末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大学士值舍所谓内阁也，在午门内东南隅，外门西向，阁南向……阁制初甚隘，嘉靖十六年命工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奉孔子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根据孙氏记载：文渊阁亦即内阁之值舍，在值舍之外还有书库在。孙氏所见之情景是经过一度改变，便于贮书籍，便于阁臣办事，但由此可知，明文渊阁亦称内阁。清代编辑历代职官表案语：“谨案明文渊阁本在南京，成祖迁都后设官虽沿旧名实无其地，即以午门内大学士值舍谓之文渊阁，其实终明之世，未尝建阁也。”但明代仍称大学士值舍谓之文渊阁。在值舍之外亦有藏书之所。如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本有这样的话：“文渊阁现贮书籍……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来，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旨贮于文渊阁东阁。”当时杨士奇正为文渊阁学士，以辅臣身份司票拟，因而文渊阁东阁在书籍之外还有制诏、诰敕之类文书。清代入关后设内院，后改称内阁亦在杨士奇所称文渊阁旧地，文渊阁之名已不用，而旧存之书籍仍庋置在东阁之中。清代乾隆二十九年为了编辑《四库全书》。在文华殿后新建文渊阁以储《四库全书》。清代亦设文渊阁大学士仍属司票拟的辅臣职衔，非专管《四库全书》的职务，所不同的是清代文渊阁是专为储藏《四库全书》，非如明代杨士奇所称文渊阁书籍与文书两者兼存之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二期有单士元著《文渊阁考》可参阅）清代内阁库藏情况在辛亥革命以前地属禁密，外人不易窥见，如王正功《中书典故汇记》称：“内阁堂上悬调和元气匾，乾隆九年御书也，堂外乃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罪不赦。”至于阁库收藏更为机密。据阮葵生《茶余客话》载：“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其一字者……惟探开库之期随前辈一观，尘封插架，灰堆积土中，随意翻阅皆典故也。”又称：“内阁副本，每届年终派汉本堂中书查对送贮皇史宬内。辛巳之冬（注：乾隆二十六年，公历一七六一年）祝宣诚前辈膺斯役，子偕往观，百数十年之章疏积若崇山。”清末震钧《天咫偶闻》载：“光绪戊戌、己亥间内阁大库因雨而墙倾，夙昔以幽暗无人过问，至是始见其中尚有藏书。”由明清两代以来，内阁存贮书籍、档案，历代尘封，即使任事内阁人员亦不能尽窥其密。这个神秘库藏，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屋坏移出大量档案之后，才广泛为人民所获悉，又过了十多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才彻底地了解库藏的一切。清代内阁中早期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明代档案，主要为题行稿。所谓题行稿是上给皇帝的题本和通知有关部门的文书。这类文件总称为行稿，合抄一起遂习称为题行稿，里面包括不同机关的关系所用的文书。如：揭帖、塘报、咨呈（平行机关来往公文用咨呈）、手本和禀帖（下对上言事叫禀）等，这是清代修明史时候从王朝各部征集的明代档案。这些档案都是明代末年天启崇祯两朝的。在清内阁档案里，有一件各衙门交收明天启、崇祯年间但不著朝代和年而只有月份的文书，里面是这样记载的：
兵部项下：年卷一千七百四十二件，全卷六百八十三件，各衙门交收明季天启崇祯事迹。
兵部项下：天启年卷一千七百四十二件，全卷六百八十三件，不全卷一千零五十九件。崇祯年卷二万一千七百六十一件，全卷九千零九十四件，不全卷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七件。簿册一百五十六本，全九本，不全一百四十七本。以上来文相符。
工部项下：奏疏四本，科抄七件，与来文相符。
太仆寺项下：天启崇祯年间刊就奏疏遗稿一本，与来文相符。
内务府项下：天启崇祯事迹书籍七百一十七本，全七百零七本，不全十本。奏疏七十三件，全六十六本，不全七本。
礼部项下：天启崇祯时事迹一千零四十二件，全六百三十九件，不全四百零三件。簿册三十二本，全十九本，不全十三本。
鸿胪寺项下：天启崇祯时事迹钞录稿一本，以上俱与来文相符。
《兵部邦政纪略书》一部计十五本，此书存贮本部现照定衔发遣，俟纂修时取交。
十二月十五日呈。
侍读学士郑、马、多。
侍读科、额。
典籍伊、钱。
堂大学士车、巴、伊、魏、李。
学士常、塞、帅、岳、多、蔡、刘、王、张、章。
上面迻录的单子就是清内阁大库存有明代各机关档案的由来。至于诏，诰，敕，铁券之属，则为明文渊阁东库的遗存。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一九三〇年开始整理内阁残存的档案。当日，文献馆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内阁大堂中进行整理工作。先请任抬运之工人，每二人肩抬一筐，至内阁大堂，整理人分在若干长木桌旁，在桌上放置的档案包，或捆扎成堆的档案，或进行清除成寸的积土，分清何种旧档，然后按照朝代年月排，在原有纸包皮者，或用线挂有签条者，一律保存原档上。当日指导者有陈垣教授，沈兼士教授告知：“‘严格遵守’‘秤不离砣’的原则。”其意是：凡与档案原件上所附有一切文字、记号，不能轻易撤去，为了以后进行细致整理时，有原来记录依据。积数年之积累，清理出六种类别档案，在馆长沈兼士教授主持会议，系统编制成刊，当日委托同人方苏先生执笔，编成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六类档案名称：
第一编，典籍厅典藏之红本目录。
第二编，典籍厅典藏之图籍目录。
第三编，满本堂典藏之实录目录。
第四编，满本堂典藏之起居注目录。
第五编，满本堂典藏之六种史书目录。
第六编，满本堂典藏之杂项目录。
书成后，文献馆集体讨论，略加修改订正。沈兼士教授撰写叙文，方先生另有首编一文，资料虽为馆中同人集体辛劳而获，排比编订则方君之力独多，方君头脑清晰，思路敏捷，惜在抗战胜利之后，积劳成病，壮年逝去。沈兼士教授，亦在一九四七年归道山。良师益友，一时并逝，及今思之，使人追念。
内阁档案经过整理探索，大体有下类：
一、内阁承宣和进呈之文本书。
二、内阁缩纂的史料和记录帝王言行、官修书籍及有关文件。
三、内阁日行公事之档案稿件。
四、盛京移来旧档。
五、明文渊阁残存书籍。
内阁承宣之文书有制、诏、诰、敕、上谕、谕旨，都由内阁发出，内阁进呈给皇帝的文书有启、奏、题、表、笺等，以及其副本和随本进呈之图册、单签、殿试卷等。《光绪会典》卷二：
凡大典礼，则有制辞；大政令布告臣民；垂示彝宪，则有诏、有诰；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世袭罔替者曰诰命、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袭者曰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名敕，传敕曰敕谕。
凡内外衙门启奏本章并各官奏、有满文者，大学士、学士公同票拟，进呈请旨，如有满汉文、蒙文者，发中书译、侍读学士校正对阅，送大学士票拟，进呈谕旨。
大约在清初顺治年间，启本、题本、奏本并行，俱由内阁票拟批红。在明清史料七十页，有保定巡抚任茂年启本，七十一页有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启本，俱批红。顺治三年，多尔衮谕内院停止。在大库残留档中，有顺治二年奏本四件，五年奏本五件也有批红。康熙朝以来，奏本只上报有关个人事，非如题本连篇累牍陈述公事，则不再由内阁票拟批红。奏本以其折叠形式改称奏折，其体积比称本时为小，亦不再经过内阁，由奏事处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用朱笔批示，不是根据内阁票拟再由批本处批变红字，代替朱批，退还上奏者。到雍正即位，并规定将皇帝朱批奏折缴回宫中。陈报公事之题本，经内阁票拟红字后即称为红本，存在内阁。因之内阁大库有红本库，臣工上皇帝者有表，大都属于贺表之类，亦有上皇后之贺笺，则不名表矣。此外还有东南亚番国给中国王朝的金页表文。再则是随本进呈的清册、试卷、征书、地图等。以上所述均属内阁大库第一类收藏的档案。
内阁编纂史籍和皇帝言行的记载，有钞录本章的贴黄，即本章内容的撮要，编辑成册，以备修史之用，因名史书。清初顺治时名六曹章奏。清代沿袭明代制度，设起居注官一职，记录皇帝的言行，名曰起居注。每年编辑成书，收藏内阁。此属第二类。
官修书籍及其有关文件。官修书史，为翰林职业。大都由内阁大学士为总裁官。清代所开的修书馆，其大者如实录馆、玉牒馆、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明史馆、四库馆、三通馆、三礼馆。因修书征集之参考材料如：修实录有起居注、题本、通本、章奏、史书、圣训、黄册、奏折、启本、表、笺等。修明史有明实录、明代揭帖、六曹章奏。历代进士大卷亦在其中。再则有内阁日行公事之档案。属于第三类：
盛京移来的旧档，主要为满文本牌，满文老档。
明文渊阁残存书籍内阁大库东库，包括清代銮仪卫库，均属明文渊阁藏书之区，因之在明清交替之际，在旧时还存有明代所藏之书。在清末档案库维修时，所有文渊阁藏书，均移交京师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整理内阁档时，还将残留少数书籍，印有内阁大库残本书影。
题本又名部本、又名通本、又名红本。
称部本者以其经过内阁票拟，即所拟批复之语，经皇帝同意后，用朱笔批写在题本上，遂称为红本。通本又名外本。此俗称也，以其为外省封疆大吏所上之本，经过通政司衙门送内院票拟，皇帝同意，用朱笔批写于上，也称为红本，二者其实一也。清代内阁有红本库，即存储这类本章之处。
按：清《嘉庆会典》载：部门通本均由通政司转送内院（见顺治十三年谕旨）。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八年正月癸酉，上幸内院，又问明时票本之制如何？诸臣奏曰，明时诸官奏疏，恭进会极门中官转送御览毕，下内阁票拟。复呈御览。合则照拟批红发出，否则御笔改正发出。上曰：今各部奏疏，但承朕谕，回署方送内院。”据此：题本上奏经历过程是：
题本——御览——通政司——内阁——票拟——御览——批红。
此初制也。其后则为通政司直送内阁票拟。经皇帝同意。如票拟有两条，皇帝选其一后，内阁即批红。
题本一般都有附件，随本进呈，名为黄册。因用黄绫为册面而得名。《清会典》：
凡部院衙门及直省督抚等奏销册籍，奉旨留览者，俱年终自内付典籍贮库。
乡会试发榜，例须缮造题名录。
时宪书，仲春之朔，以来岁时宪书式进于上，得旨，乃制书颁式于各省。孟冬之朔，乃进时宪书。
殿试册卷，例亦存于内阁。
图册单签：河工报销，各项营造工程例应绘缮册，随本进呈。各处钱粮报销，朝审、秋审。
在题本之外，还有启本副本，与题奏应行。在明代上东宫，在清代初年上摄政王多尔衮，俱用启本。副本是送通政司。雍正朝时，改一并送内阁，照红本用墨笔批录，存于皇史宬。
此外还有表笺。表笺之制，每岁元旦，长至及帝后诞日，进呈帝及太后者曰表，皇后曰笺，其文式由翰林撰拟，大学士奏定，颁中外遵行。登极大典贺表，则由内阁撰拟，奏定颁行。
表、笺均备二份，正表卷而不折，副表如本章式。函以表匣、里以黄绢，表笺进呈，陈于表案。行礼后，均送内阁存贮。
外藩陈情言事，亦题奏本章。庆贺贡物，亦用表笺。属国有金表。
清代记载学时行事而藏诸内阁大库者，还有起居注、六科史书，均为册数之多者。起居注以记帝王言行，类一般人之日记。在王朝则有起居注官记之（参阅拙著《起居注考》一书）史书，专录奉旨章疏。仿佛唐宋日记、日历。
玉牒馆：
每十年一次，以宗令、宗正充总裁官。按每年黄册、红册所记，汇入于牒，以帝为统，以长幼为序。存者朱书，殁者墨书，每修成一次，于皇史宬、本府、盛京各藏一部。由于不藏内阁，档案极多。
国史馆：
顺治朝为国史院，康熙二十九年，《东华录》纂修三国史，设立三朝国史馆。乾隆元年，续修国史；十四年，五朝本纪成，乾隆三十年，重开史馆于东华门内北。自后即长开。
会典馆：
康熙二十三年。
雍正四年。
乾隆十三年。有会典则例。
嘉庆六年。改则例为事例。
光绪十二年。
清代会典共有五部。
清一统志：
康熙二十四年开馆，乾隆五年修成。
乾隆二十九年。
嘉庆十六年。
道光十六年。
清代所修一统志共四次。此外还有文类馆、上谕馆、宫史馆等。
解放前有关档案的刊物：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王国维观堂集林
北新半月刊（二卷）
东方杂志（二十卷四号）
鲁迅全集《而已集》
文献特刊（故宫）
文献论丛（故宫）
掌故丛编（故宫）
文献丛编（故宫）
中日外交史料（故宫）
外交照会目录（故宫）
中法外交史料（故宫）
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故宫）
黄册联合目录（故宫、北大）
整理明清史料报告（北大）
九朝京省报销目录（北大）
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中央研究院）
罗氏史料丛刊
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东北图书馆）
中国近代史料集刊（社会科学院）
罗振玉在旅顺编印之书：
史料丛编（二集十二册）
明季史料（十四册）
国朝史料（十二册）
大库史料目录（六册十三卷，其中明档五二五件，清档一五〇九九件）
大库史料续编（三十卷，乾隆——光绪二六七四八件）
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三册，一九二四年，北大）
整理明清史料要件报告（一册，一九二四年，北大）
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四卷，一九三〇年，北大）
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一九三一年，北大）
南京车驾司职掌（一册，一九三四年，北大）
崇祯存实疏钞（十六册，一九三四年，北大）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一册，一九三五年，北大）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清代军机处档案
清代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由沈阳进关定都北京后，传至其孙胤禛（雍正）时，由于新疆准噶尔部噶尔丹勾结沙俄，进行叛乱（康熙朝曾进军平叛，未完全结束）。胤禛派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等统率大军平叛，在北京方面派其弟怡亲王允祥等办理后勤事宜。与此同时，还有西南省份部分少数民族抗清事件发生。所以胤禛在雍正七年六月下谕曰：“两路军机朕筹算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当日为了随时商议军情，胤禛特在他居住的养心殿南墙外，设一值房，为允祥等候值的地方。雍正十年称为办理军机处，这是军机处建立之始。雍正十三年胤禛死去，其子弘历继位，即清代乾隆皇帝。在弘历继位之初，成立了一个辅佐政务的班子，名为总理事务王大臣，职权高出军机处之上，临时设立的军机处，即统归总理事务处了。这样一变，军机值班一事，即无形取消。据弘历所下谕旨说：“今西北二路，现已无事，苗疆之事亦少……”这是当时取消军机处的原因，但为时不久，弘历又感不便，在乾隆二年，又提出恢复军机处。弘历说：“目前西路军务尚未全竣，且朕日理万机，亦间有特旨交出之事，仍须就近承办，皇考当日原派有军机大臣，今仍着鄂尔泰、张廷玉办理。”废除将近两年的军机处组织，又行恢复。弘历死后，其子颙琰继位，是为嘉庆皇帝。至嘉庆年续修大清会典时，才将军机处之名写入会典。军机处从雍正七年开始设立，共经历一百八十二年，已成为清王朝政府正式机构之一，列在内阁之后。直到清代末年溥仪称帝，在宣统三年，企图维持封建王朝政权，将王朝政府改为责任内阁制，军机处在法律上正式裁革。
军机处从雍正年间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起，直到清王朝灭亡止，是清王朝一切政治枢纽机关，所有发出政权号令均由此出，号称具有政府地位的内阁，已成为收转例行公事和颁布大诏公开文书的场所。内阁大学士曾具有古代宰相荣誉的头衔，这时亦徒具虚名，成为荣誉职称。而军机处之设，初期在政府机构中并无规定，军机大臣亦无定额，首席军机大臣领以亲王。此外则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兼任。有由级别比上述大员低的，被引进军机处参与大事，一般称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军机或由军机章京升用者，则称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参与机密，军机章京则在军机大臣领导下，代拟谕旨和军机处上呈皇帝的奏片，以及向其他机关咨文片、行文书之类。军机大臣以下为军机章京，习称小军机，有由内阁中书或六部主事调用者，其出身有举人、有进士。章京分满人、汉人两班。清代乾隆弘历在位年久，用兵事件罗繁，军事结束后，编辑方略或纪略，因之在军机处之下，设立方略馆，由军机大臣任总裁，军机章京参与编纂之事。方略馆又是军机处收藏档案的库房。档案可随时调阅。有时皇帝要住在热河避暑山庄，或北京郊区圆明园时，有些档案要随行带往。因之在三年五载即有磨损，所以军机处有定期修缮档案的规定，所谓修缮即补行钞写装订。现存档册有正副两份，一楷书，一草书。档册种类有百余种。此外则是折包，即是当日京内外大官所上报给皇帝的奏折，由奏事处上达皇帝。每日早朝，军机大臣到养心殿，与皇帝共同商议处理办法，决定后，由皇帝朱批。有的先经皇帝亲自决定加以朱，这些奏折都交给军机大臣，由军机处按照奏折形式钞录全文及朱存档。然后再退还原上奏折的机关或原具奏之人，因而军机处存着二百多年奏折副本，按月包存，名为折包。其中亦间有奏折原件，大致都是关系秘密事件，和一时不能决定处理之事。此外还有留在皇帝手中的留中奏折，未交给军机处，因之军机处无副本，只在军机处目录档随手登记，档中注明某人奏折留中。在奏折附带的附件如贺表、贡表、地图、书籍、单口供单等，如清军掳获的太平天国文件、玺印。还有收到的外国照会，如乾隆年间英国的马戛尔尼来中国的文书，都是在折包中收藏（关于军机处的组织及其经办事宜，《枢垣记略》一书，叙述极为详尽）。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第一任大总统后，他知道旧军机处档案，关系到军政外交，尤其是在一八四〇年以来和外国侵略者所订立的一系列条约，有的还在有效期间，那些文件，都存在军机处档案中。他为继续腐败清王朝衣钵，因而将军机处档案，搬到总统府内集灵囿。北洋军阀政府政治动荡，军阀混战，对这批重要档案，也无暇顾及，一直是尘封堆集在集灵囿后楼。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要求将由故宫搬出的军机处档案，仍交还给故宫进行整理。经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总理许世英同意归还，遂于一九二六年进行搬迁。本人曾参与搬迁之役，在要求归还之前，故宫博物院负责人陈垣（援庵先生）执笔写了一篇散文体裁的文件，报告给当时的国务院。是由旧国务院秘书厅写了一篇词藻堆砌的骈体文，这两个文件都是有关军机处档案迁徙经历的文献，故钞附于后以供参考。同时将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时，搬走军机档案文件一通，迻录于后。
附录一 国务院呈第一四四号
为呈请事，窃查前清军机处档案改革以后，一律仍存方略馆内，暂派录事二人管理，殊不足以昭郑重。查此项卷宗，甚关重要，深恐日久散失，难备查考。拟请由本院直接自行管理。并将院内现有之楼屋数楹，添配架隔，专备存储此种档案之用。如蒙俯允，即行分别遵批办理，其添配架隔及搬移卷各费用，应随时核由财政部发给造消，以期核实。所有拟请接管前清军机处档案，添配院屋架隔以备存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示遵谨呈大总统。国务院总理孙宝琦。中华民国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录二 故宫博物院致国务院函
迳启者：本院组织，内分古物、图书二馆，图书馆又分图书、文献二部，所藏悉为有清史料，除实录、起居注等已纂有成书，尚堪检阅外，余如朱谕旨，留中奏折，皆散帙零篇，搜讨不便，加以年代久远，尘封积寸，狼藉异常，非予清厘，恐终废弃。曩者内阁大库旧档，当局曾以贱值售诸纸商，麻袋八千，易钞半数，不俟秦火，已沦劫灰。兹幸本院成立，关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职有专责。现所利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及《通鉴纪事本末》，以与清史相辅而行，用垂不朽。唯院中所存史料，尚虞不足。查清旧军机处档案，现存集灵囿。自雍正以来二百年间，军事机密胥具于是。今境迁事过，无所忌讳，是宜公表于世，以资考证。且此项文件，与宫中所藏档案，关系至密，一档分载两处，亦有两种记载，互相发明，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亟宜汇聚一处加以整理。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大抵编勒成书方能流布，其以散佚传者，未之前闻。即已成书，如《唐二十二朝实录》之见于高氏史略者，除顺宗一朝外，至明多已不传。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如《元丰广案》《嘉祐御史台纪》五十卷，《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至明朝亦已不传。元代史料，见于明初《文渊阁书目》如《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太常集礼稿》百册，《大元通制》四十五册，至清初亦已不传。以此类推，清代遗文失今不图，终归散佚。查德、法等国，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均移存文献馆，以为编纂国史之用。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清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从事整理。一方面分类陈列，并可勒成专书，又可公开展览，一举两得，岂不较胜于束之高阁，徒供蠹鱼，终归湮没也。又集灵囿图书室所藏书籍，多有关清代掌故。本院成立伊始，宫中旧藏书籍，原已甚少，兹拟照松坡图书馆前例，请将该项书籍，同时拨归本院图书馆，俾供众览，并供编纂参考之用。贵总理阐扬文化，素具热心，故宫博物院之成，亦素蒙赞助，倘清代史史料得借此编制成巨帙，传之久远，岂惟本院之幸，亦国家之盛业也。特此函乞，准予施行实纫公谊，谨此上国务总理。十五年一月五日。
附录三 国务院复函
径复者：前准贵院函开，本院组织内分古物、图书二馆。图书馆内又分图书、文献二部，所藏悉为有清一代史料。现拟编纂《清通鉴长编》及《通鉴纪事本末》，与清史相辅而行。惟本院所藏史料，尚虞不足。查清旧军机处档案，现存集灵囿，因特请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勒成专书，又可以公开展览。集灵囿图书馆所藏书籍，多有关清代掌故，兹拟照松坡图书馆例，同时拨归本院图书馆，俾供众览，并作编纂参考之用各等因到院。查军机处旧档，夙隶外廷，复与故宫截为两事。至集灵囿图书馆，概藏书籍，虽多善本，匪限一朝。以前者论，当庋诸清史馆，庶纪表志传，有所折衷。以后者论，宜责成教育部分甲乙丙丁，借备省览。凡此名山之铨配，实皆经国之要图，政有洪纤，谊非适莫。贵院宏规无外，独出冠时，有识用钦，非特下走。所拟撰述《通鉴长编》及《纪事本末》，极编摩之盛业，应时事之要求，发皇思古之幽情，辅翼爱新之信史。惟思运缠大过，变实非常，十二世入主上腴三百载，别开生面；沂海通于九万里，结帝局于四千年。固天道之好还，亦人群之进步。翠华已渺，朱果无灵。自长白以开基，胥杀青而可写。开天取能传信，定哀何假微词。才学识既集其长，疑阙误定求其是。况有谈迁之实录，不同杞宋之无征，入东观以骈罗，就西清而索隐。宣尼奋笔，先得宝书，文终入关，径收图籍。皇甫向征藏表，乞特送一车，涑水以书局自随，许假三馆。皆先民之韵事，尤旷古之美谭。贵院遐睨千秋，罕遗一物，旁取外台之简策，籍充中秘之琳琅。并柱下于金滕，合淹中于石室，在图书为得所，奚畛域之可言。博物院者，意本西来，法原东注。公同爱护不随井湮。本刊各守信条，比于金科玉律，陵谷纵有时而变，灵光固终古独存。方今疑血玄黄，惊心苍赤，与其覆瓿，毋宁借瓻。土黑秦灰，鲁壁之金丝仍在，汗青汲冢，荆尸与梼杌俱传，前事可师，饷贻愈久。既果确无放失，讵能别立异同。为政要先正名，此意亦当共喻。所愿凌云巨制，早日刊行。龙门勿补于少孙，虎观转成于班姊。长传百六，权作政府之移存，郑重再三，期别于清宫之固有。除饬在职员司，先行按册点交外，相应切实声明，即希派员接洽。此致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许世英。
集灵囿距离故宫不远。由于国务院复函提出要别于故宫之旧有，当日故决定将军机处档案和观海堂藏书，一并庋藏紫禁城之西太液池东畔大高玄殿古建筑群内，观海堂书籍藏之前殿，档案藏之后殿，进行整理。到一九二六年国务院统计局长吴廷燮上书国务院，要求收回，其言曰：
查国务院所存前清军机处旧档，起前乾隆初年，一曰现月档，每月明发内阁谕旨，由军机处封寄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大臣及经各衙门谕旨，并军机处奏咨各件皆载之。二曰随手登记档，同军机处每日所发谕旨及在外各都抚、将军、都统、大臣、学政、提镇等折件，在京各衙门及王公、九卿、翰、詹、科、道、会衔、单衔折件事由皆载之。留中者载其目，每有列奏而无目者，一曰剿捕档，凡关涉军务谕旨奏折一切文件皆载之。一曰月折，凡京外臣工奏折，均另抄一分存档。嘉庆元年至宣统皆完全无缺。以后续增者一曰奏事档，凡在京各衙门值班奏事折、奉旨及臣工封奏皆载之。一曰电报档，凡电旨电奏皆载之。又有方略地图亦颇详备。此外附存档册尚多，忽于三月间经清室委员会调取许总理任，遽将全部档案备文移送，现闻该会将此项档案暂存于大高殿并未清理，查现在内治外交各项要务，多由前清之旧章或革或因，边务、洋务、财政诸大端尤根本于清制，即如今勘正俄界，欲求中国旧界最初之践实，非博及稽乾隆以来地图、奏案不为功，他务亦多，仿此至旧档、谕旨、折奏，皆与史事息息相关，刻下该会既未清理，诚恐寄存大高殿日久，渐致散失，不但有清一代文献存亡所系殊重，即于今日政治史事，亦恐将来研求无本，搜讨鲜资。可否致函清室善后委员会，将此项全部档案交由清史馆派员保管，抑仍国务院派员收回之处，以重国闻而保籍。是否有当，伏乞钧酌，廷燮谨呈。
吴廷燮氏，字向之，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曾参与编纂《清史稿》之事。辛亥革命前亦为军机处，在他的原上书中，就其所知档案内容及其重要性，是给予研究清代军机处档案史者有所取资。个人初步接触军机档案时，受旧军机处章京老辈之启迪，一为许宝蘅，二为吴廷燮。许氏后在故宫文献部主持整理事例，编《掌故丛编》，予均承其教诲。吴廷燮亦曾走过吴氏之家，吴氏此书直达当日国务总理。至于吴氏所谈存在大高殿不整理，则非事实。一运大高殿后，予即与北京大学史学系助教刘儒林先生及故宫工作者张德泽先生积极整理编目，并非搁置未整理。有此上书，国务院立发出一百二十九号公函曰：
径启者：本月十六日国务会议议决，前清军机处档案现存大高殿应即移归国务院保管，以重典守等因，除由院派高参议家骥、柯秘书昌泗会同第三科主任潘瑞安妥慎办理外，相应函达贵会查照，此致故宫博物院保管委员会。民国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当日虽然成立了博物院，而当日政府不以国家博物馆观之，不过视为一个学术团体耳，既无编制，亦无经费，因之不以国务院命令下达，而以公函行之。当时一个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当日政府国务院形成为平行机关，可谓趣事，亦可谓怪事。博物院遂亦以公函复之曰：
径启者：函开本月十六日国务会议议决，前清军机处档案现存大高殿，应即移归国务院保管，以重典守等因；除由院派高参议家骥、柯秘书昌泗会同第三科主任潘瑞安妥慎办理外，函达查照等因；查本院前以清内阁大库档案与宫中所存之档案有互相发明引证之价值，均与文献有重要之关系，故于去年一月函请贵院将前项军机处档案移交本院整理。自接收后，即经派员着手清理所有档案，名目业已详细厘定，拟择其主要而未发表者，分类编辑外交、军事暨折包等重要档案，分别先后以次刊行。此项计划可以裨益于近世史者，实非浅鲜，是以本院正在积极进行。现当工作未竣之际，如遽移归保管，则前功尽弃，殊为可惜。本院之意，前项档案俟工作完毕后，自当移归贵院保管，惟在此际，则仍拟暂行保留。倘贵院如须调阅时，尽可随时派员来院查阅，本院自当优于招待，以此与本院既有禆益，而与贵院亦并无不便也。除将此意与高参议、柯秘书、潘主任面洽外，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致国务院，民国十六年□月三日。
当时维持院事者为江瀚、庄蕴宽、江庸、袁同礼、吴瀛等，而院中理事会常务理事陈垣教授实主其事。复函系经陈垣教授修订者。此函发后，国务院坚持原意，故宫维持会负责人江瀚出面交涉，这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为刘哲。刘为江瀚之门生，原北京大学已聘定江瀚为其长，为了档案事，江瀚愤然退回聘书不任其事，后来国务院又派大员到大高殿视察，又经各方面斡旋，其间同时政局又濒临即将变局，其事遂寝。
故宫博物院在许世英总理任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函请交故宫事为北京大学所知，亦曾提出将军机处档案拨给北京大学整理。其函如下：
径启者：查民国十年，教育部曾将历史博物馆所藏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拨给本校研究所整理，俾供海内外学者之参考，当由该所组织一明清史料整理会专任清厘之责，时历四载，未尝间断。所有明清各档均经分类陈列，随时展览，并编有详月刊布。其中史料多有资取材者，惟并于雍正以后，军事机密咸付阙如，早拟呈请国务院将原存集灵囿之军机处旧档一并拨所整理，因时值临时政府国务院负责无人，致未果行。兹幸此旧档移存贵院文献部，倘能从速加以清理，公表于世，俾与该所已经整理之清内阁大库明清各档，彼此可借参证，详略亦可互见，则有裨学者可断言也。为此函请贵院准将此项旧档交由本校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会专人整理，俾得从事类编早底于成，不胜盼祷之至。此致故宫博物院。国立北京大学启。民国十五年二月□日。
此函到达北大，在陈垣教授指示下，拟一复函曰：
径启者：接准函称请将军机处旧档交由贵校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会整理等因，查此项档案，现存宫外大高殿，以便整理公开展览。贵校研究所欲协同整理，本院无任欢迎，惟大高殿对保管与整理均甚适宜，无适移之必要，用特函复贵校，即希由研究所派员随时到大高殿会同整理一切为荷。此致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启。民国十五年二月八日。
北京大学研究所在一九二二年，曾由旧历史博物馆拨给一批旧内阁档案进行整理。主其事者为研究所主任沈兼士教授。故宫博物院成立，沈教授初亦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成立博物院亦主文献之事。陈垣教授亦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整理历史档案委员会主席，军机处档案由博物院保管整理，而北京大学忽有要求移交北大之函，估计此事实质上，是为了军机处档案不能归还国务院之策略。
军机处档案在大高殿安静地庋藏了八年，由于日本发动侵华事，遂将全部档案迁于紫禁城内文献馆，与宫中旧存各档并存到一九三三年，随同古物南迁，辗转西南各省。抗战胜利运回南京，其后大部分运回北京。因大高殿为军队使用，仍庋藏于紫禁城内南三所文献馆。一九四八年旧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时，留南京的古物和历史档案亦随之在台湾省所称的故宫博物院了。在北京故宫文献馆所藏清代内阁内务府批本处、奏事处（即宫中）、军机处等大批档案成立为第一历史档案馆，隶属国家档案局领导，已非故宫博物院早期文献馆所属之结构了。
军机处档案移存大高玄殿后，文献馆由单士元、刘儒林、张德泽、程文翰等人进行整理，首先编制档册目录，计档册一百五十五种，并将折包档按朝代年月顺序，仿图书馆公开阅览之例，使学者可以到馆参观。当日利用军机处档案，写出学术著作，有社会调查所陶孟和、汤象龙、刘什如等教授，近代经济史蒋廷黻教授写《国际关系史辑要》，吴燕绍教授写《蒙藏史料汇编》。亦有其他学术团体来馆查阅史料者，欲求其所需时，每苦调何种档为宜，常以此事见询吾辈。整理之初亦无备谘询之议，余即发愤将所印行之只具档而无录者，在档名之下附以解题，试为数档，私称为档案词解。呈诸陈垣教授，师曰：“何不称为档案释名。”一九三六年夏，在山东青岛首次成立图书馆博物馆协会，余在该会上宣读一篇论文，曰“档案释名发凡”，以求同好，发表在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故宫文献论丛》。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清代军机处档案编年目录说明
清军机处档案乃军机处所钞录清代内外章奏及上谕等之存稿也。先是内外奏章，均由内奏事处送呈皇帝阅览。览毕，交军机处钞录副本，将原件发还。所抄之件，存方略馆。民国成立仍存原处。迨民国三年，国务院呈请大总统将此项档案移置国务院集灵囿。（参阅附录国务院呈文）民国十五年复由国务院将此项档案及杨守敬观海堂图书，拨归故宫博物院整理。自是年一月二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由故宫博物院点收清楚，移置于景山西街大高殿。内计图书五十五架，档案大小七十五架，图书贮于前殿，档案则贮于后殿。移置之后，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整理。此项两次搬运，极为凌乱，乃按其朝代年月，逐件整理。经十数月之工，始得就绪。计自雍正初年至宣统末年。所有档册折包，共庋四十九架。凡档册七千九百六十九本，折包三千五百三十五包，约八十万件。兹将各档件数，按年编成简目，至各档内容，现正摘由登录，一俟编成后，当再公布。
寄信档
为军机处存记上谕的一种档案，又名“廷寄档”。清代制度，凡属公开发表的上谕，都是由内阁发出，由各机关传钞，当时称谓这类文件为明发上谕。有的上谕关系机密，又是专给某省，或某几个省，不便公开，或在当时不便公开的，则由军机处交兵部（皇朝中央六部之一）捷报处的驿站，直接寄去，所以名为寄信。因为它寄自内廷军机处，所以接到寄信的人，就称它为廷寄。《枢垣记略》卷记谕旨类别如下：凡特降者曰内阁奉上谕；因所奏请而降者曰奉旨；其或因所奏请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曰内阁奉上谕。各载其所奉之年、月、日于前述旨发下后，即交内阁传钞，谓之明发，其谕由军机大臣行，不由内阁传钞者谓之寄信，外间谓之廷寄。
寄信都是要求很快的达到收件人的手里，因而定有快速规制，一般要求日行三百里，称为“马上飞递”，遇有紧要的事，日行要求四百、五百、六百里，更紧急的军事情报，还有日行八百里的（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有此例）。急缓的要求，均由军机处在发出时，在公文封套上注明，如有延误日程，则按规定的相关条例，予以议处。
寄出的上谕，在书写上有一定的格式，如开头照例写大学士某，或军机大臣某写，寄某督抚，某月日奉上谕云云。末尾则写钦此钦遵寄信前来。《枢垣记略》记其函式：“其封函之式：字寄者，右书办理军机处封寄，左书某处某官开拆。传谕者居中，大书办理军机处封，左边下半书传谕某处某官开拆，皆于封口及年月日处钤用办理军机处印。”
廷寄档
廷寄档和寄信档是同一种档案而有两名。军机处发出谕旨，给一省或数省者，在军机处称为寄信。接到这类文件者，则称为廷寄，意谓寄自内廷。寄信时，钤盖军机处章，军机大臣署名。
廷寄档内容一例：
（钤章）
军机大臣，粤寄安徽巡抚朱、山东巡抚袁。宣统元年五月初四日，奉上谕。有人奏，安徽宿州盐斤涨价，盐局各委商同知州，改折铜元。紊乱部章，勒令加价，称据实纠参一折，著朱家宝、袁树勋，按照所参各节，确实查惩办，据实复奏。毋稍徇隐，并将该省盐务妥酌章程办理，以恤商民，原折著给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军机大臣署名）
军机处文移档（乾隆四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存一册）
文移是封建社会文书的一个名称。平行机关，或高一级给低一级机关，都可使用。这本档案是办理军机处给其他机关的文书，内容多为关系为钞录档案副本的工作人员叙奖或领用纸张，通知有关部门办理的事，是属行政事务档案的一种。
军机处文移档内容一例：
军机处为咨送履历事，本处于十一月十四日奏请议叙，业经行文咨部在案。今将承办档案之译汉官各员，及供事人等造具履历清册，咨送贵部查照办理可也。
计送履历册贰本。
右咨吏部。
明发档（咸丰三、四年）
明发为内阁发出的上谕，事属公开，非为专给一省或数省的“寄信”形式的上谕，但此档所记不尽属规定的由内阁明发之上论，其中还有奏折、朱批，实际内容如随手登记档。咸丰三、四年间，正是太平天国和捻军反清运动旺盛时期，所载事由均为这时的消息。
明发档内容一例：
八月三十日
一向荣等上海川沙等处失守折。朱批：数日间，四县接连失守，业经自缢之地方官，有无逃避者，著迅速查明，向荣虽日久无功，而金陵贼匪尚不至肆意窜往下游，此时断断不可离营。
打对上谕档（道光二十三年存一册、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存六册）
这是军机处处理日常事务档案的一种。在当日凡有上谕，应交有关部院衙门阅看者，军机处随时与各部院进行稽核查对，名为打对。
打对上谕档内容一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内阁抄出为靖逆将军奕山等交部治罪钦奉上谕一道。
又是十月十九日内阁抄出，为奕山等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钦奉上谕一道。当日领回。打对官宗人府笔帖式，宗室伊克章阿。
留京办理番犯档（乾隆四十一年一册）
在清乾隆镇压四川大、小金川少数民族，在军事结束后，将俘虏的少数民族的头人，一部分连同家属解京处理，称为留京番犯。六次解送共二百四十二名，档中有“番犯”数目口供名单。
留京番犯档内容一例：
臣舒赫德，臣英廉谨
奏查军营解送番犯，陆续到京，臣等六次接收共二百四十二名，除节次解赴行在共八名并在监病故二名外，现在分别收禁兵部十二名、刑部六十六名、提督衙门九十八名、慎刑司五十六名，共二百三十二名，均各派员严行看管，谨将名数开列清单进呈。再查番犯家属跟役，间有多余缺少之处，臣等俟将阿桂到后，询问呈办之员，确查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新疆档（光绪元年）
记录派驻新疆大臣人名经历。
新疆档内容一例：
塔尔巴哈参赞大臣
副都统衔英廉（正蓝旗蒙古人年四十四岁）
同治十二年三月放。
廷寄摘钞档（嘉庆七年至九年）
此档名为廷寄，实无廷寄字样。开首称内阁奉上谕，是由内阁明发上谕，其内容多为记录镇压湖北陕西四川少数民族时事。
廷寄摘抄档内容一例：
嘉庆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惠龄奏，官兵连日搜零匪情形一折，千总张文魁率领官兵奋力仰攻，贼匪滚崖逃散，实属可嘉。著加恩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钦此。
剿捕档（嘉庆元年至七年、十八年、二十五年）
清代二百多年中，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事，从无间断，此起彼伏。使清代统治者疲于奔命，到了嘉庆朝压迫愈重，因而反抗愈烈，反压迫的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更为广泛兴起。而清王朝对之血腥镇压也更为惨酷。此档所记有功官员。
剿捕档内容一例：
嘉庆元年三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此次恒瑞带领满汉各兵，到竹山后，即将县治贼匪剿除廓清，实为奋勉可嘉，恒瑞著吏部先行议叙，所有杀贼出力官员，均著查明，查阅咨部议叙。钦此。
交事档（嘉庆六年存一册，八年存一册，十七年存一册）
这档在军机处档中数量亦少，仅存三册。内容是将交付内阁的谕旨和奏折，摘叙事由登记，多属满文，殆为军机处满章京所办，下举一例，系嘉庆六年册中，现改译汉文（原为满文不写）。
交事档内容一例：
正月十二日，旨一道：伦博春所出厢黄旗蒙古副都统之缺，著清舒补授交内阁中书□□领讫。
值班档
是军机处章京值班人名簿，无事件内容。
值班档内容一例：
十月初一日：
张云鹏
璩友槐
米继曾
汪晟
何德明
钱汇川
来文档（嘉庆二十五年存一册）
记录各省各机关致军机处来文，只记来文机关，不记事由。
来文档内容一例：
三月初三日，
热河来文一件。
月折档（道光十年正月存一册）
即随手登记档的一种，但只专记折件数字，不摘录事由。
月折档内容一例：
十年正月初八日；
康绍镛折三，片三，单一。
初九日，
陶澍折一，片一。
万寿事宜档（道光十一年一册）
此档为道光五旬生日，记载当日所谓“施恩”之事。
万寿事宜档内容一例：
道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朕本年五旬万寿之辰，业经叠沸恩伦覃敷，阉泽所有庄襄亲王绵课之子，庄郡王奕□著加恩赏还亲王。英和著加恩即行释回。伊子奎照、奎耀，俱着随同回京。钦此。
朱笔档
记载朱笔或批奏折，在每条下并记清事由。此档为咸丰年间立。
朱笔档内容一例：
七月二十五日：
御笔一条（窦奉家）。
七月十八日，
朱改礼部折片共二件（服色嫁娶）。
发报档（原提并发报由，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年，存十六册）
这是军机处处理日常事务档案一种。军机处向各省发出的文件，名为发报，因为军机处原是处理紧急军事机构，所以其紧急，均注明马上飞递。还有三百里加紧，五百里加紧，均由兵部驰驿递送。此档系记载，每日发报数目和经手人。
发报档内容事例之一：
正月初四日，
报匣各一个，均马上飞递。交兵部，岱山。
廓尔喀档（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存十七册）
在历史上，曾称为中国藩属的廓尔喀在乾隆五十六年时，廓尔喀人与我国西藏人民由于商务往来使用钱币流通问题发生争执，廓尔喀派兵入藏。当日清廷派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及孙士毅等领兵出征。此档将这次事件有关上谕、奏折、朱批等，成立专案档。军事结束后，乾隆六十年编辑廓尔喀记略五十四卷。
廓尔喀档内容一例：
成德奏，在定结逗留之廓尔喀贼匪，业已奔逃。
及接奉节次谕旨。酌量办理情形各折，已于折内批示矣。
花翎勇号等项档（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一年存一册）
花翎是清代官员帽子上的装饰，其物为孔雀尾部之羽毛，最高级有双眼花翎，还有三眼花翎。这类高级的，都是特赐王爵、公爵的。清道光以后，可以用钱捐纳花翎，但是属一般的花翎，所谓高级尊贵的不能捐纳。此档为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一年，正是清朝疯狂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对于为王朝出力的武职官员，赏赐“花翎”的记录。在册中所记载者，都是卑职的小武官，如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这些小武官，又都是属汉人绿营兵。当日清廷用这种虚荣拉拢汉人，为他继续卖命的手段，至于档名花翎勇号的历史，案勇字是给以有战功的人一种荣衔，在清王朝时有清字勇、汉字勇之别。满洲八旗军和汉族军官有战功时，遂赋以勇字荣衔。并在勇字上加几个字，各有规格。勇字清语曰巴图鲁，是由蒙语而来，至于后来有练勇之词，或称一般士兵为勇，则是将勇字作为普遍使用了。花翎低级的，不是孔雀而是喜鹊鸟矣。
花翎勇号等项档内容一例：
王重望（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日裕东保、王重望赏花翎）
王忠录（同前案守备王忠录赏花翎）
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存一册）
自从嘉庆十八年，河南、河北农民以天理教为掩护，举行反抗清王朝事件，打进北京皇宫震惊了颙琰，震惊了一群统治阶级上层人。因而对于全国各地秘密宗教活动加强进行镇压。对这些具有反封建王朝的农民组织称为教匪，并编有《平定教匪纪略》。此档就是镇压以天理教为掩护的农民起义事件，档的内容，是关于上项事件的上谕，奏折，按日摘由登记。检其内容，大约是在编修方略时，方略馆调阅有关奏折上谕的总登记簿。纪略名《平定教匪纪略》，共四十二卷，嘉庆二十一年于津等编修。
《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内容一例：
刑部折：
一龚恕等各逆犯罪名。林清供一。
东案档
东案档是关于山东农民起义领袖王伦反抗清朝统治事。
东案档内容一例：
大学士宋寄：
钦差大学士舒、山东巡抚杨，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十日奉上谕，今日军机大臣严讯各犯，又据王经隆等供出，有陈合璧是王伦徒弟，在恩县招有四五十人入教……并著舒赫德等严饬查拿，将此件谕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谒陵谕旨（嘉庆五年至二十四年存一册）
清代皇帝，有时到他的祖宗坟墓去祭祀，称为谒陵。历史上对于帝王的坟，尊称为陵寝或山陵。因为这些统治者们，在选择坟地时，总是要选得所谓万年吉地，地形最好是背山面水，称山陵之名，意即在此。此档是嘉庆朝的，嘉庆五年，嘉庆的父亲乾隆葬北京遵化县的地方，是清代的东陵。有清一代，在东陵埋葬的，计有顺治和顺治的母亲孝庄后、康熙、乾隆、咸丰、同治等。清末著名的“慈禧太后”，也是埋在她丈夫咸丰定陵之旁，称为定东陵。这本档子是记载嘉庆在位的期间，有关到他祖宗坟墓，和顺便看一下明陵，下面举例就是此档的第一页的内容。
谒陵谕旨内容一例：
九年正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朕于二月二十八日启銮，恭谒东陵。礼成后，由盘山至明陵阅视，回毕驻圆明园，所有一切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五台围档（嘉庆十六年存一册）
五台是山西省一个山区，也是一个风景区，名为清凉山，清代历朝皇帝，都喜欢去游玩，有时称去清凉山礼佛，有时称去清凉山行围（即古代秋弥冬狩，其意为打猎），所以名为五台围档。这个档是记录嘉庆十六年，颙琰到北京郊区易县祭完他的祖宗坟墓后，便顺道到五台游玩的事。当日带往随从警卫人员极多，骚扰地方极为严重。颙琰为了照顾他的奴从们，给随从大臣兵丁赏赐，名为加恩补偿他们的消费。在这个档子里，记录这类事件最多。至于当地老百姓所受的骚扰剥削，这个独夫就不关心了。
五台围档内容一例：
嘉庆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朕此次恭谒西陵，巡幸五台。所有随往之大臣官员兵丁等，不无需费，施恩将随往之大臣官员等，如有俸银内应行坐扣者，著展限一季，俟下季再行坐扣。其护军拜唐阿兵丁等，各赏一月钱粮。钦此。
交发档（乾隆二十五年至六十年、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道光元年至三十年、咸丰元年至十一年、同治元年至十三年、光绪元年至三十四年、宣统元年至三年）
军机处凡奉到谕旨，或中外朱批奏折，应交各部、院办理的事，皆录副发钞给有关部、院办理。没有朱批的折子，即以原折发钞，在交发时，领件人在交发簿上画押签字。《枢垣记略》卷十三：凡中外奏折，奉朱批该部议奏、该部知道者，皆录副发抄，其朱批览，或朱批知道了，或朱批准驳其事，及训饬嘉勉之词，皆视其事，系部院应办者，即发钞。不涉部院者不发钞。凡未奉朱批之折，即以原折发钞。
交发档内容一例：
恩旨四道：
一举行万寿恩科。
一甘省额免二十六年分钱粮，交中书福森布。
一皋兰等州县展帐。
一军需钱粮报销。
叶存仁折一件，交杨尚铉。
高恒折一件，交杨尚铉。
石峰堡廷寄档（乾隆四十九年）
此为弘历（乾隆）派遣阿桂、福康安，率清兵镇压甘肃石峰堡回民起义，反抗清廷事件。档中有上军机处奏片，和被俘虏的起义回民口供单等。不尽属军机处廷寄上谕。
石峰堡廷寄档内容一例：
军机处奏片：
查石峰堡迤东贼营四座，经官军于十六日占得。十八日福康安拜折具奏，至阿桂于十四日到西安，据毕沅奏二十二、三两日可抵军营，与福康安会面谨奏。
六月二十九日。
留京办事档
有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的。在封建皇帝离开北京外出巡视或游玩时，留京的军机大臣，将交办过的事登记，并随时向在外省的皇帝奏报。弘历六次到江南游山玩水，骚扰地方；颙琰也二次东巡参拜他祖宗的坟墓，称为“谒陵”，都见记载。
留京办事档内容二例：
交顺天府，将籍隶大宛二县，及附近京城各州县之在籍文武大臣官员，计至乾隆五十年，其年岁在六十以上者，即查明履历年岁，开具清册，送留京汉军机处。此内如有已成残废之人，即册内注明毋误。（按此例为弘历在乾隆五十年间，曾两次开千叟宴，一次在乾清宫，一次在宁寿宫，以夸耀其高年帝王，粉饰升平盛世。实际弘历开千叟宴之时，全国人民正日益受难之日，各地农民反抗事件，已遍及各省了）
七月二十三日，奏报护军统领爱星阿带兵赴湘剿贼，已于二十六日起程。
密记档
密记档内容记事，均为大臣官员自行议罪认交银两事件。按《清代吏部则例·降罚》条，有罚俸例。罚俸时间，由三个月以至二年，决定权在吏部，罚款由户部承追。《户部则例》有承追罚款条，此册所记自议罚款之事有别，自议之款不由户部承追，不入国库，而是由军机处查催，交皇宫管家机关内务府，作为宫廷中收入的一项。查皇朝宫廷中开支，除由国家支付大量经费外，在内务府里，还有庄园，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的典当铺，出租房屋等更大的收入，掌管一些税收关口、织造、盐务等。这都是公开直接剥削人民财富，间接的则是密记档里所记的认罪罚款和孝敬银两。这是京内外大官们从老百姓身上压榨来了钱，不敢全部归己，要分润些给皇帝，这样才能保住官职，所以要贡献部分银两，名字叫“孝敬”。有时皇帝抓这些大官一个错处，叫他们自己议罪认罚，有时还讲价还价，或分期付款，这就是封建王朝时代，人民被层层剥削的内幕之一。皇帝是个最大的地主，对他的奴才们“孝敬”和议罪银两，在还不满足时，知道某大官家财雄富，借个题目给以抄家的结局。清代大官们被抄家的案是不少的，抄来的财宝自然都纳入内廷了。如嘉庆元年抄了权臣和珅的家，民间就有“和珅倒，嘉庆饱”口语流传。《红楼梦》所叙述荣、宁两府抄家的事，也是描写这样的事例。
密记档内容一例：
奴才和珅、福康安，遵旨查办各员应交自行议罪银两各折。自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查明汇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十九件，已交尚未全完者十一件，未经解到者六件，交往浙江海塘工程并河工备用者二件，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外，所有未交到者，现已行文该任所严催为谨奏。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十一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引见档（同治元年至十二年凡二十二册）
封建王朝，凡任官后，在被任命之人行将到任之前，皇帝与之见面一次，由主管职官部门带领见面，谓之引见。此制在汉代即有，清代制度外官四品以下，京官五品以下，皆可引见。在京之官到任后再行引见也可以，外官也有特召引见者。
引见档内容一例：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翰林院带领引见：
一甲进士徐郙（御印）年二十六岁。一甲一名（复试一等二十名。朝考一等一名）直隶进士鹿传霖（御印）年二十六岁。二甲三十六名（工部候补主事复试三等四十六名，朝考一等三十名）浙江进士许庚身御印，年三十六岁。二甲二名。（复试二等十五名，朝考二等八名）
川、陕、楚善后事宜档（嘉庆七年至九年存七册）
在清王朝乾隆、嘉庆年间，农民起义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在有清一代中，对于镇压农民起义事，军事活动从无间断。这本档，系记录在镇压四川、陕西、湖北等地农民起义事件之后，处理军务法属事。
川、陕、楚善后事宜档内容一例：
军机大臣字寄：
陕西巡抚祖，嘉庆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谕：祖之望奏驰抵陕西接办巡抚印务一折，陕省现当大功告蒇之后，总督惠龄尚带兵搜剿南山余匪，一切善后军需报销事宜，系祖之望专责。该抚病体已调养痊愈，务须实力办事，并督饬局员等，将军需各款据实报销，毋得稍有冒滥。将此递报后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写信前来。
留馆档（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吉立）
此档为方略馆编纂人员到馆年月。
留馆档内容一例：
克精额（以上一员，四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到馆），满纂修官。台布，现任理藩院委署主事。
报销进书档（乾隆四十九年）
自从编辑平定两金川方略以来，在军机处设立附属机构方略馆。其后编辑书籍时，随时将编就卷页进呈。此档即记录随时呈阅新编之书卷数篇数。
报销进书档内容一例：
平定两金川方略馆为移付事，查本馆纂辑各种书籍，间日进呈，前已移会一周，进完之日，开明卷数移送在案。今于正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初二日止，已经进完一周应照进呈日期开明移付贵处，查核可也。
计开：
正月二十九日，进《盛京通志》卷九十六，正本计二十一篇，于是日发下。二月初一日，进《一统志·金华府》二卷，正本二本，二十八、三十三篇于是日发下。右移付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
提调：杜、敷、刘、汪。
收发：索、舒、吴、程。
平定准噶尔文移档（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
准噶尔为我国少数民族额鲁特蒙古部之一。额鲁特有四部，都在新疆、青海一带，计有准噶尔、杜文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准噶尔在新疆天山之北，清代康熙年间准噶尔上层贵族噶尔丹，在沙皇唆使之下举兵叛乱，康熙曾亲平定。到乾隆二十年准噶尔上层贵族军事集团再叛，弘历（乾隆）出兵平定。这两次军事对我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乾隆朝将平叛经过进行编辑，名为《平定准噶尔方略》。这类档案是在编辑方略时与有关机关的文书档案。
《平定准噶尔方略》首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由大学士傅恒等编修。
平定准噶尔文移档内容之一：
平定准噶尔方略馆为咨领事，照得本馆提调纂修收掌各官，每月应需茶水等银，蒙总裁大人谕，于恩赏军机处官员养廉费银两，支领备用在案。今查上年八月内交银三拾两，业已用完，相应移咨内务府照例给发茶水等银三拾两备用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 内务府。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日。
剿捕随手登记档（道光二十一年存一册，二十九年存一册）
军机处档案，最重要的一种目录性的档册为随手登记档。它是所有档案之纲，利用它可以将军机处全部档案一览无遗，《枢垣记略》载，每日奏折，必于寅卯二时发下，军机处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互相翻阅，谓之接折。章京将本日所接奏折、所递片单、所奉谕旨详悉分载，朱批全载，谕旨及折片则摘叙事由。有应发内阁者，皆注明交字；应交兵部者，皆注明马递及里数，订成巨册。以春夏二季为一本，秋冬二季为一本，谓之随手档。此册名剿捕随手登记档，系专记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时事。
夷情档（乾隆元年至五年存一册、十一年至十七年存一册、十九年存一册）
此档所记大部分是关于平定准噶尔事，其中有上谕、议覆奏折、军机处奏片等文件。内容包括军事、政治、人情、风俗等。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史有所取资，可与清代所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参照利用。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事件。档名夷情，是清代统治者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卑称。档名有写为边备夷情档者，则是泛指偏远地区的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带之意。
夷情档内容一例：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谨奏：为遵旨议奏事，提督樊廷奏报，自准噶尔脱出之米尔阿儿、七克泰二人供词一折，奉朱批总理事务王大臣速行密议具奏。钦此。
臣等详阅樊廷折内……
发报档
清代故事，外省官员，上给皇帝奏折，事关重要者，欲速达京；或批回奏折，速达上奏人手里，俱用马上飞递，即按军事紧急情报处理。奏折外函有两种形式，一夹板：即用两片木板将奏折夹在当中，外用丝绳捆固，在结扣粘贴封记。二报匣：外省封疆大吏，是属皇帝亲信，或正在办理专案事件，奏折内容更属重要，则由皇帝赏用报匣，匣的形式扁约厚一寸，长度比奏折略长，奏折规定长但非固定，如康熙时王鸿绪密缮小折，苏州织造、江宁织造李煦、曹寅密缮小折，有长不及二寸者，此为特殊密报事件，在赏报匣时，用特制小铜锁钥匙，宫中留一把，被赏报匣的人一把，报匣锁后，再粘贴锁封，当时称为印花（军机处有印花档）。
发报档内容一例：
正月初三日，报匣。俱马上飞递。夹板交兵部英珉（签字）领发讫
寻常档
寻常档的内容是一种杂记性质的档册，在乾隆年间军事旁午、编书、修书，各有专条档，此档记事种类繁多，可能在当日军机处原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临时别立此档，以别于专案，其中有上谕、寄信和军机处奏片。
寻常档内容一例：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孙士毅等奏，据洋商潘文严等禀称，于哆啰玛当家住宿，行中失于防范，任由蔡伯多禄来往勾通，致有揽送洋人越境之事，非寻常疏忽可比，情愿罚银十二万两，备充公用等语。著照所请，准其认罚，所有银两，即著孙士毅于广藩库内垫项支解河南，慢慢充用，分限四年，会该商等缴还舒享、孙士毅俱着交部严加议处，所有沿途失察之司、道、府等官，并着查明，一并参奏，该部知道，折并发。
万寿庆典档（嘉庆二十二年）
这本档册是清代嘉庆皇帝过六十岁生日的事件。颙琰的六十岁生日，本应是嘉庆二十四年，因为是皇帝正寿，所以在嘉庆二十二年就开始筹备，全国各省和京中各机关，也就在日常剥削老百姓之外，再向农民敲骨求髓。为这个封建皇帝办生日，送寿礼，海外奇珍，国内异宝，争献于朝；建庙宇，塑佛像，也遍全国，京师尤甚，而铸造无量寿佛千万尊，进呈。在皇宫里则是王朝中亲信大臣必办的事。这本档的第一页，是颙琰自己为了办寿日，要他的奴才们将从老百姓刮来的财富，不必多制造寿佛了。因为宫中收藏这类寿礼，已达到“充盈栋宇”之势，叫奴才们将造佛的钱，改为修理庙宇。在这段时间，京城确实兴建若干座万寿寺，原有佛庙，也都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无量寿佛献入皇宫者，也不见减少。紫禁城里、圆明园、万寿山、避暑山庄，还有静明、静宜二园，在辛亥革命后，无量寿佛，仍是充盈栋宇，有的是集中放在万佛楼专用殿阁。散放在冷宫里、佛堂里，也是随处可见。通过万寿庆典档，我们能够知道封建统治者剥削人民又一个侧面。
万寿庆典档内容之一：
嘉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朕五旬庆辰，王公大臣等请造寿佛万尊，以将祝嘏之忱，越岁己卯，朕周甲旬庆，王公大臣等，谅必式遵成典，仍有此请。惟是大内供奉之所，充盈栋宇，每旬增衍将数比恒沙，佛法百千万亿，实同一相。在诸臣爱戴君上，诚心祈福，朕必令其得伸忱悃。届时著王公大臣等，各按应造寿佛之数，即以其赀，将京城内朕常临幸拈香庙宇装饰见新，即与成造寿佛同一抒诚将敬也。钦此。
俄罗斯档（咸丰十年）
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事，当日英法侵略军，迫使中国清王朝签订《天津条约》，随后又有一个《北京续约》，沙俄在这个文件中，表面充当调人角色，实际上是借机占走中国广大领土，大约有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革命导师马克思一八五九年所写的《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一开头就写道：“当英国由于从天朝居民那里，骗出了天津条约，而到处受人祝贺的时候，我曾设法指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所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
俄罗斯档内容一例：
俄罗斯国钦差大臣伊，咨行大清国军机处：为咨复事，于咸丰十年二月初八日由礼部送到贵处来文一件，内称有多人在乌苏里江岸肆行滋扰等语，由此可见，若不分清地界难免扰乱，本大臣以前尝言及此。
贵大臣似未深信，倘再不及早分清，恐日后益生扰乱，是以本大臣……
永远存记档（嘉庆十年至道光三十年存一册）
凡上谕关于永远遵守或准备载入会典者，由军机处，作为永远存记。此册为子孙命名事，清代自雍正辈开始用胤字作为名字上一字，如雍正名胤禛，其弟辈有胤、胤禩、胤礼等，当雍正称帝后，其弟辈则将胤字改写允字。乾隆辈上一字为弘字，为了避写弘字，后来通行文字，就改为宏字。不改写则用缺笔将弘字改写，弘字缺一笔。嘉庆辈上一字颙字，其弟辈后来改写永字。道光辈上一字为“奕”字，其弟辈改写为绵字。现在奕詝（道光）又接续四字，并将避写之处，用谕旨定下来。如玄烨（康熙）若写玄字时，一般都改写为元。如旧时儿童所读千字文，第一句原为天地玄黄，在清代均改写天地元黄；故宫玄武门改名神武门；明嘉靖朝所建大高玄殿改名大高元殿。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宣统）还将仪字避讳，如河南省原有仪封县，曾改名兰封县（即现在的兰考县）。清末一位大臣名叫唐绍仪，后来改写唐绍怡。
玄元通用，大约清以前即通行，辽宁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手书千字文，即写天地元黄，注此以待考。
永远存记档内容一例：
道光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谕：朕以云礽衍庆，卜世延长。前经降旨，于奕、载辈分，以续溥、毓、恒、启四字，按序命名，引用勿替。因思避名之典历代相沿，我皇祖高宗纯皇帝特降谕旨，御名缺笔书写，以存其义。复谕以奕字辈以下，亦可推广。此意永远遵行，朕思命名之字，既经排次，酌定昭示来兹，自应崇效，圣谟将缺笔书写之处，豫示折衷，以垂法守，亿万年继体承绪者。奕字写；载字写；溥字写；毓字写；恒字写。启字写啓。嗣后遵兹会典接续奉行万万世，子孙率循罔替。此谕着军机大臣敬谨存记，并缮录二道，一交内阁封贮，敬识前降选用溥毓恒启四字谕旨一道，亦著缮录一分，交上书房存记。钦此。谨存记
平定两金川文移档
金川在四川省，分为大小金川，大部分是彝族生活区，在清代初年各设土司官职。乾隆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率众反清，清朝派兵镇压，乾隆十四年，沙罗奔降。乾隆皇帝为记他的武功，向全国示威，遂在军机处附设方略馆，编辑《平定金川方略》，由军机大臣任总裁，书凡二十六卷，乾隆十七年刊印。《清国朝宫史》卷二十五：
《平定金川方略》一部，乾隆十四年二月金川夷酋沙罗奔，面缚军门……纂辑方略，自十一年十一月，至十四年四月成书。凡二十六卷，十七年校刊。
虽然清朝认为这次镇压胜利了，但金川彝族的反抗并未停止。到了乾隆二十三年，小金川格桑、大金川索诺木联合又举兵反清，声势浩大，使清朝疲于奔命，战事延续十余年，到乾隆四十一年，金川抗清的火焰敌不住清朝的威势，又为清军所扑灭。彝族两次反清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清政府胜利后，又继续开方略馆，编辑《平定两金川方略》，书成共三十二卷。
清《国朝宫史续编》八十五：“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乾隆四十一年敕撰，小金川僧格桑、大金川索诺木事。”
此档内容大部分是方略馆在进行编辑时向内阁、翰林院，及有关的各部、院机关征集资料的咨文，以及日常事务“文移”等文件。
清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夸耀武功，总计十次因而自号“十全老人”。两次平定金川列为十次中的两次。
平定两金川文移档内容一例：
平定金川方略馆为咨取事，照得本馆择于本月二十五日开馆纂修方略，所有各部、院办过金川事件，逐一钞录底稿，务于本月内呈送本馆，以便纂辑，毋得遗漏，为此合咨贵部查照可也。
右咨。
内阁翰林院、内务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商约发电档（光绪二十七八年）
一九〇〇年后，在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外，各侵略国纷纷进行改订商约，进一步掠夺中国人民的利益，当日清廷为了应付并讨好列强，特设商约大臣负责办理。这时根据《辛丑条约》中国设有外务部衙门，总理各国事务。凡属外交事件，外务部照例送给军机处副本存查，外国照会原本亦后由军机处存储。
商约发电档内容一例：
发吕、盛大臣（按吕为吕海寰，盛为盛宣怀）电：八月二十七日，英使照称近订商约第四款云云。查六月二十四日马大臣照会吕、盛大臣内称，本国政府，虽允照第四款末段办理，惟须声明惠通及羽类各案，仍可任便酌办等因在案。此照案谅吕、盛大臣已经咨部，应请查照立案等语。查此案前准南洋七月齐电、真电及尊处七月元日电，当已称文驳复，马使兹准前因，希查南洋指驳原咨摘要电复，以便照复英使，并钞来往公牍，咨部备案，外务部启。
东事收电档（光绪三十年）
一九〇四年，日俄两列强争夺中国利益，在我国东北作为战场。自从一九〇一年签订《辛丑条约》后的清代政权，在日俄两列强欺压下，不敢以主权国家进行干涉，任它们在我国领土蹂躏，并表态中立作壁上观，真是令人愤懑。此档系当日中国政府清王朝将得来的日俄战况，电告军机处外务部的记载，名为东事档。
东事收电档内容一例：
收北洋大臣致军机处、外务部（二月初一日）：
顷据奉探鲍电称，俄北来步队七百名，马队一百名，二十九日北来马步队九百名，马队一百名皆南去。并据营口探称：海关监督将各物运走；道胜银行所购粮食均退回商家；俄国均已北去，俄占该埠地段，向悬俄旗，今一律改悬法旗，交法人保护口外游弋云。
安南档（乾隆五十七年至六十年一册，嘉庆元年正月至十二月一册）
这类档册，共有二册。是清代在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时，正当当日安南黎氏、阮氏两贵族争王位，诉于清廷，弘历（乾隆）为了调解，曾左袒黎氏，但后来王位终属于阮氏，承认清王朝为宗主国。与阮氏商定，每三年“一贡”，每四年遣使“来朝”一次。在乾隆五十六年敕编了一部“平定安南纪略”。黎氏贵族则安置在北京，结束了这次调解邻邦内政事件。这两本档册中记事，就是这个时间的，即所谓“进贡”的事，其中还有与安南边境安全事件。
安南档内容事例之一：
查安南国呈进贡物，按例折算，约值银二千一百五十余两。所有例赏加赏该国王物件，按例折算约值银二千七百七十余两，计多银一百二十余两。其例赏加赏该国陪臣及随从人等物件，约值银八百九十余两。尚子在此内，其余赏赐各国物件仰体圣明厚往薄来至意，比该国俱有多余，向来均系如此办理。谨奏。
各处进呈奏折档（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
军机处附属机关有方略馆开始，为纪录用兵两金川事件。嗣后凡在用兵以后，均编辑战事始末，称为方略或纪略。在乾隆朝计有十次，为了夸耀名为十全武功。这些武功，在清史研究中，其中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如平定准噶尔方略，也有镇压农民起义的方略。在研究清史中须用正确历史观点，进行分析利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华民族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清王朝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也编辑成书。除记录太平天国事件，称平定粤匪方略，关于和外国的事件，已不再用方略、纪略的书名，改名为《筹办夷务始末》。计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事件。光绪一朝事件成书已在辛亥革命之后，印行时改称《清季外交史料》，其体例与夷务始末相同。自乾隆朝以来，所编的方略、纪略，以及夷务始末，内容材料均取之军机处档案。方略馆所在地，军机处所在地，就是军机处存放清代谕旨奏折档案库房。
各处进呈奏折一例：
臣阿桂、臣福、臣梁谨奏：奏臣等遵旨编辑平定两金川方略自一卷至一百三十六卷业已完竣，全行进呈，并请缮录天章列为卷首，仍案卯期恭进，先经奏闻在案。兹臣等敬谨校缮御制碑文四篇为一卷、御制诗壬辰年至乙未年为四卷，恭呈。
剿捕逆番档（乾隆四十六年存一册）
此档记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少数民族撒拉尔回族争立新教，清廷限制，进行镇压。档中都是有关上谕、廷寄、军机处奏片等文件。
换班大臣档（咸丰元年至十年存九册）
是记载新疆换班大臣事。
缅档
乾隆三十二年时与缅甸边界事（档册内容事例略）。
新疆档（同治七年至十三年）
清制新疆将军年更换，这种档一般名为换班大臣档。此档即系记录此事之档，而此档比其他换班档较详，内容包括人名履历籍贯等。
新疆档内容一例：
伊犁将军明绪，镶红旗满洲人，年四十七岁。
咸丰九年十月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同治元年四月调伊犁参赞大臣，三年十月放伊犁将军（携眷）。
巡防事宜片行档（咸丰三年存一册）
这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与捻军蓬勃兴起抗清的时候，奕詝（咸丰）心惊胆破，担心革命长驱直入京城被攻陷，因而加紧练兵设防，指派亲王僧格林沁为办理巡防大臣总其事。当日整顿八旗军，操练八旗军，当日封建皇廷惶恐之状，极为狼狈。片行是封建时代简单开式的公文之一种。
巡防事宜片行档内容一例：
钦派五大臣为片行事：五月十八日奉命专办各旗营巡防事宜，所有在京各旗营，及外三营，内务府额设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养育兵等项若干名内，能用火器者若干名，能马步射者若干名，其各项技艺亦应分别等第，头等若干名，三等若干名，相应片行值年旗转行在京各该处，务于三日内详细谘报步军统领衙门，事关紧要，万勿迟延可也。
新疆换班大臣档（道光十七年）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清代设新疆办事大臣，下面有协领等官管理。同治以后镇压了当地农民运动，到了光绪九年取消旧制，与全国各省官制统一编制设官，这是设办事大臣时的记事。
新疆换班大臣档内容一例：
记名新疆协领德克济春，乌鲁木齐协领，四十三岁，道光十九年五月由兵部补行带领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
军务档（光绪二十六年六七月存二册）
此档系记载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义反帝斗争之事，仅存二册。这是初期阶段，此时清廷尚拟利用起义力量维护王朝政权，准许在京师立团，未与帝国主义公开进行勾结时。随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叶赫那拉氏（西太后）便投降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屠戮了起义的农民，镇压了这次反帝革命运动。
军务档内容一例：
交统率义和团五大臣，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派长麟、文瑞，分统京师义和团民，前往通州、天津一带，扼要助剿，勿任敌兵北犯，并随处纠集本地团民，挖壕筑垒，以防分窜，是为至要。钦此。相应传知。
贵王大臣，钦遵办理可也，此交。
六月二十二日。
有人奏档（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八年存一册）
有人奏档系交外省查办事件，交查时，不写明是何人所奏报，只提有人奏。因内容多为弹劾揭发的事，所以不露原奏姓名，档册首载说明曰：“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一日，奉堂谕：凡奉旨饬交外省查办之案，另立一簿，随时登记，何年月日，何人所奏，摘叙事。俟覆奏到日，如何完结，摘取要紧数语，以便查考，奉此。军机处档只存有道光年间一册，其实此制，在康熙、雍正时已有，雍正时最多。在实录中经常见到交查事件，写有人奏字样。故宫中存有奏折原件：雍正年间被裁去原奏人的姓名折子，胤禛（雍正）多亲手在裁截处签字。
有人奏档内容一例：
五月十七日，寄林则徐、吴文镕，分查闽、广两省海岸口停泊夷船，收买内地幼孩回国，如有此事，是否只供驱使，抑有别项情弊，据实详细奏闻，由军机大臣穆等奏片。
八月十七日林则徐覆奏，查明并无左道笺生。
苗匪档（乾隆六十年、嘉庆元年二年）
这是乾隆至嘉庆年间，镇压苗族起义事件，其中有当日镇压苗民时，有关上谕奏折等。到了嘉庆初年，军事结束，编有《平定苗匪纪略》五十二卷，以记武功。为满清王朝屠杀少数民族的罪证史料。带兵镇压少数民族罪犯有福康安、和琳等人。
苗匪档内容一例：
军机处奏片：
兹据和琳奏到，苗疆善后事宜一折，臣等公同详晰核议，内惟查禁鸟枪一款，诚如圣谕恐有名无实，应令和琳察核情形再行妥酌，其余五款当属可行，现俱照拟核复，谨奏。
元年八月初六日。
高朴玉案口供档
清代对于新疆玉的开采和东北人参采掘，均为皇室专利，违者给以重罪。开采新疆玉，在乾隆时代日无虚日，派亲近大臣管其事，职衔为叶尔羌办事大臣。当日回族人民时有倾家荡产者，死于玉地者，所在皆是。经管采玉官吏亦都上下其手，借机倒卖玉石。高朴是清代大学士高斌的孙子，为弘历（乾隆）慧贤贵妃的侄子，以二品大官侍郎身分被任命为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得任这样的优缺，除役使数千回族人民，为其主子开采玉石外，他自己乘机将开采所得，私运内地转卖，因为主子和奴才，这样争夺玉石，弘历遂将这个忠心为其效力的奴才，大学士高斌的子孙，又是他的宠妃的内侄，就地正法了。并牵连一些爪牙，成为大案。这事充分反映了封建王朝中，主子奴才利害关系是这样的。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在采玉中，人民流血流汗和大量的死亡，弘历等人就更不会有所怜惜了。这个档子在今天就是他们罪行的记录。
高朴玉案口供档内容一例：
臣等遵旨将熊廉所供，在叶尔羌起身时，曾为高劝阻，高朴还有些回转的意思，他家人李福不依等情节。问李福据供，我在叶尔羌起身时，熊廉因带的玉石太多，若前途被人盘问出来，恐怕受累，向我主儿劝阻过，原是有的。那时我因诸事俱已办妥，就对他说前途有人盘问，自有张銮与我承当，与你无干，你只管去吧。他就与我们同走的。这四千两银子，也是我主儿原许酬谢他的。
幸天津档（乾隆五十三年、五十五年）
清代弘历（乾隆）在位的六十年中，屡次到东北、江南、山西、河北各地旅游山水，有时还借关心老百姓为名，他三次到天津，就是以阅视河工为名。封建皇帝到达什么地方，叫做“幸”，那意思是给地方带来了幸福。但是他们到那里一次，那个地方的农民就要给这个独夫修路修行宫，经过之处，装潢点景。事过之后表面上，下个“恩诏”免这个地方当年的钱粮，实际上当地农民就要卖儿鬻女，有的流离失所。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幸天津档内容一例：
恭查乾隆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三次圣驾巡幸天津，俱奉有恩旨，沿途陆续颁发。此次皇上巡幸天津阅视河工，所有加恩行庆事宜，应否拟写恩旨，臣等谨将三次各款内酌拟七条，开单呈览，伏候钦定后再进行拟写谕旨进呈。此外如尚有询问地方，另行加恩之处，临时再行请旨遵行。谨奏。
二月初十日。
回子伯先档（又名回子档，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七年）
此为乾隆记接见维吾尔少数民族上层贵族，阿克伯先为官职。
回子伯克档内容一例：
三次。
紫光阁。
赏阿克伯先（二品伯克二品顶带）锦二匹、漳绒二匹、小卷八丝缎三匹、小卷五丝卷三匹、大荷包一对、蓝瓣小荷包二对、银五十两。
剿捕教匪档（嘉庆四年二册、六年一册、七年一册）
这是嘉庆年间镇压四川、湖北各省，以地方宗教为掩护的农民反抗运动，著名者有张汉潮等人。
剿捕教匪档内容一例：
军机处奏片：
臣等遵旨传到四川教谕彭昭麟，面询川省贼匪情形，谨将该员亲笔书写奏片呈览，谨奏。
十一月二十二日。
各衙门文书簿
内容为随手档，存道光朝所登记的，多为京中各衙门，有内阁、宗人府、顺天府、内务府等机关。
各衙门文书簿内容一例：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三日，一号，顺天府为皇太后普济穷黎谢恩。
阁议档（清宣统三年存一册）
这本档是清代即将垮台的时候，辛亥（一九一一年）将策划镇压全国人民，军机处机构废除，后改立内阁，这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这样改制，也没有挽回它灭亡的下场。在成立内阁四个月以后，民军在武昌起义了，清朝封建政权随之倒台了。
阁议档内容一例：
内阁总理大臣和硕庆亲王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恭折会陈仰祈圣鉴事，二月十九日奉旨……
行文档（道光五年三月存一册）
此为军机处附属方略馆编辑书籍，移送武英殿修书处行文。
行文档内容一例：
方略馆为片送事，照得辽、金、元三史语解，本处业经缮妥十卷，先行移送贵处。其余现在赶紧缮写续完续送可也。须至片者，右片送武英殿。
道光五年八月初八日，提调安、收发阿布。
上谕档
上谕即封建王朝的皇帝所下的命令。从秦始皇帝时，称皇帝的命令为“诏书”。旧史书称皇帝尊之曰“上”，所以诏书又称上谕。
清代上谕档内容一例：
道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晋昌等奏宗室觉罗学生，不敷应考额数，请展限考试一折，盛京宗室觉罗学生，现届五年应行考试之期，据该将军等查明额数不敷，请展限办理，著照所请，准其展限五年，俟届期足敷额数，再行谘报宗人府，奏请考试。钦此。
办理校勘（陕甘云南回匪方略、贵州苗匪纪略）行移档（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存一册）
这是军机处所属方略馆编纂方略印刷事宜咨文各有关单位的事务档。
办理校勘行移档内容一例：
方略馆为知照事，本馆办理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贵州苗匪纪略，于光绪十九年七月初五日奏请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集字板印刷，奉旨，依议。钦此。现拟即行开印，所有贵衙门，应备一切事宜，希查照。同治年间刷印粤捻方略，成案办理可也。
右 知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剿办南山教匪清档
这是嘉庆十九年，陕甘等地少数民族起义抗清的事。嘉庆十八年，河南农民天理教起义事件，在清王朝残酷镇压下，尚未结束时，少数民族继之而起，因而清廷极端不安，派遣大军深入陕甘山中。南山系在陕西省和甘肃省。
剿办南山教匪清档内容一例：
嘉庆十九年，军机大臣宋寄热河都统陕甘总督高，嘉庆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奉上谕，高杞奏查明南山匪徒起衅滋扰，并现在官兵剿办情形一折。高杞抵军营后，与长龄等合筹各路剿贼机宜所言俱是。惟据称拟俟大兵入山后，再行驰赴兰州，殊可不必。军营有长龄等，在彼督办。甘肃地方紧要亟须大员经理。高杞经朕特令接署督篆，即与实授无异。该署督著将应缉、应审各犯及地方一切公事，实力妥办，不可以暂时署事，存五日京兆之见。其五郎关之伪号天平大王刘天贵，鄜州王家角之王、风二犯，节经降旨饬拿……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教案收电档（光绪三十二年）
西洋教自入中国以来，在清代初年宫廷中即有一时期信奉它。如顺治之于意大利人汤若望，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书札，在康熙时并允许在京城内修建教堂，外省地方亦有修建。迨至鸦片战争后，西洋传教士，更是大量涌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侵略者，承担保护传教士和教堂，教士、教民成为特殊阶层，同时又是政治间谍。从这时起地主阶级在封建王朝卵翼之下，有的还投靠到教堂中去，贫下中农灾难又多一层压迫。义和团农民反帝运动，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政权勾结在一起，镇压了这一运动。后满清王朝投降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传教士更加深欺压农民，因而各地农民起来反抗，烧毁教堂之事迭电清廷，对于这种事件，称为教案。处理这种案件，都是买好帝国主义，惩治中国人民，甚至不惜撤换王朝的封疆大吏以换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这是所有所谓教案的结局。
教案收电档内容一例：
收江西抚藩县致外务部电：二月初一日。
本日城内法国天主堂神甫王安之，缄约南昌县江令召棠申刻便饭，面商新昌县棠浦旧教案。坐中仅王神父及堂中司事刘姓二人。旋闻召棠颈受刃伤，随饬南昌府新建县赴堂验视，伤痕甚重，究系如何致伤，主饬确查再定办法。一面赶紧医调，一面保护教堂，先将大概情形电闻，余续陈。斡、浩、康、艳。
军机处自光绪初年使用电报以来，向外省传达事件，遂立了电报档，此为电报之一种，关系外交事件，由外务部出名，军机处存副本电稿。
发江西电内容一例：
冬电悉，江令在教堂受伤情节甚重，实堪骇异。顷已照会法使，速饬堂内应讯之人交出归案，秉公审讯。仍希安抚人心，一面加意保护，并将续查及现办各情，随时电复。外务部江。
未递电信档（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存一册、二十四年正月至五月存七册）
在清朝光绪初年，中国已安设电报通信，自此以后各省向军机汇报，或急事奏报给王朝皇帝的，一般都使用电报。军机处酌量事件大小，有的上报皇帝，有的则由军机处存档。未递电信即未呈递给皇帝者。
未递电信档内容一例（此例系甲申中法战争后关于划界事）：
收滇督等电（十一月初七日）：
臣接南瀛分统刘春霖鲍电称，现立中越第二段界牌，法员已画押，图内线由甲字逾丙字，系一直划去，村寨多割截破碎，竭数百牌，亦难划清，欲更改红线，由新店至新寨，以分水岭为界，由新寨顺戈索界粹里河、戈马均以为界，由戈马上连落水洞丙字处以山为界，余遵红线立牌等语……
考勤簿（光绪三年至三十三年存一、三两册）
为方略馆供事（一般钞写人员）的考勤簿，过去凡低级人员上班，到达机关后，在考勤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个到字。
考勤簿内容一例：
四月初一日：
翁毓怀到。
杨树棠到。
剿捕折片档（清嘉庆二年存七册缺四、八、九、十）
此为目录性的档册，专为记载镇压各地起义的人民事。
剿捕折片档内容一例：
正月初二日，惠龄折，一兜捦梓山等处贼匪情形。
内收文簿（光绪三十三年）
内容为按月日记载某部折奏事由，与军机处最早设立目录性质的随手登记档相同。
内收文档内容一例：
外务部十一月初五日，第一号：为此次考试优生，应简派阅卷书衔。
各省致军机处电文档
是档共七本，不记年，只有月日。查其内容，是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成立外务部以后，有关外交事件，纸用印有外务部字样公文纸（档册内容事例从略）。
折单档（光绪二年至二十七年存十三册）
此档为军机处档案目录类之一，折单是指奏折中所夹的单子。清代故事，自雍正年以后，凡属私事，或保密事件，俱用奏折上报，可直达封建皇帝阅览。奏折事多，一折不能容纳，则用附片，其附片最多不过五件，类如一般信件中，“再启”之类，亦即附陈之意。除附片之外，还有附单。单的内容不叙事只记统计数字，如雨水量数，粮价数字，镇压农民的口供。在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时，各省进呈违碍书籍单等，都属于此类。此档则是记载某人奏折有单，极简略，只有月日人名。
折单档内容一例：
新正月初一日：
倪文蔚。
初四日：
张曜。
初七日：
裕禄、李鹤年。
议奏档（乾隆十六年）
凡京内外大臣奏事，有须九卿核议之事，即交下会议，然后将会议结果再行复奏，名为议奏，又名议覆。
议奏档内容一例（乾隆十六年）：
军机处奏片：
大学士么傅等谨奏，查大学士、九卿核定，保举儒学之吴鼎、梁锡玙二员现在京师，今遵旨将平日著述呈送内阁，理合进呈。该员等俟该部另行带领引见，合并奏明。谨奏。
六月初一日。
朱批档（道光二年存一册，无年月档存四册）
这种档册，是军机处方略馆下级人员如“供事”之类，日常事务记载。所谓朱批档，是记载收到朱批奏折件数，有时间有人名。供事为低级钞写人员。
朱批档内容一例：
四月十六日：
高老爷交下江宁将军崇善朱批一封文件。
东陵事务衙门寿全等朱批一件文件。
议叙等第册（咸丰十一年一册）
为军机处所属方略馆等处“供事”（书写人）履历议叙等第，凡得议叙者，详记年龄经历，并拟提升等级。
议叙等第册内容一例：
谈明征，现年二十三岁，身中，面白，无须。系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于咸丰八年四月考取内阁供事，是年十二月咨送方略馆当差，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承办军机处汉档告成，议叙列为一等，部议归于双月之缺，选同签掣从九品。
与俄国国界互换记文档（咸丰十一年存一册）
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借机侵略中国大片土地。革命导师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揭露，在马克思全集中可以查见。
与俄国国界互换记文档内容一例：
大清国与俄罗斯国，详细按着去年诺雅布尔月初二日所定和约第一条、第三条内之记文，和约之第一条内云……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清代军机处档案中所藏汪兆铭谋刺载沣供词
一九一〇年岁在庚戌，时为清王朝末帝宣统二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的汪兆铭（精卫），其时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为了加速推翻清王朝，来北京密谋埋藏炸弹、杀死当时王朝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被捕入狱。次年，辛亥革命事起，汪兆铭获释。汪所埋藏炸弹的地点是在载沣府第稍东一池，与什刹后海相连水洼处，连水洼有一出水暗沟，以青石板叠为小桥（其北为明代古寺瑞应寺，现已拆建为中学）。
我出生在甘水桥附近南官坊口胡同，时为一九〇七年。在六七岁时，先君常携余弟兄游德胜门果子市、糖市或去西城护国寺庙会，途经甘水桥经过水洼时，先君曾告知革命党在此小石桥曾埋炸弹谋炸摄政王。其时小桥尚可见，沟道和沟嘴犹存，当时孩童之年亦不晓何谓革命党，蒙蒙脑际而已。及予长至十七岁，已是旧民国十三年，公历一九二四年。当时北洋政府在贿选总统曹锟倒台之后，时为黄郛摄政内阁，黄与冯玉祥将军、李煜瀛教授等决议，清末帝宣统（溥仪）迁出皇宫，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予承北京大学教授之荐引，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协助清点文物零星工作。一九三〇年整理清代军机处档案，在折包档中见有汪兆铭供词一通，并附有关文件、亟录一通。置诸箧中历六十二年矣。历年动乱，书稿散失极多，近日偶在旧书函中发见汪兆铭供词旧钞，其余奏件则不可得。按汪兆铭谋杀摄政王载沣事，屡见近现代史中。兹从旧箧中检出供词，持以示友人以供谈助，友人曰：如此供词已见诸其他刊物，而此件系钞自清代历史档案中，亦可供研讨之参考也。
此供词从语气观之为汪兆铭所写自供，汪在当日所分析国际形势和清王朝拟以立宪为饵来制止革命。汪氏供词以历史时代评之，汪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追随人，有其见解之处，在当时革命口号具有反满族统治者之内容，尚未达到反封建反帝之觉悟，汪氏之识见亦其范畴。其晚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并和日本培植的伪满洲国合作成为中华民族之罪人有由来矣。
当日汪兆铭埋藏炸弹地点，过去一般均认为是后海之东尽头处银锭桥，不知实为甘水桥水洼暗沟前之小石桥。数十年前，东莞张次溪先生写过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刊于《中国史迹风土丛书》中。对汪兆铭埋藏炸弹地点进行考订，征文考献用力至勤，确定为是甘水桥暗沟小桥、与予幼时所闻先君之述旧事相合。张次溪先生在一九四三年北京沦陷之际，曾上书当日北京市当局，建议将此小桥改称庚戌桥，亦刊入史迹风土丛书中。事虽未行，亦可作旧北京在沦陷时，国难史中随汪者为其所作之挽词观之也。其上书曰：
监察院简任秘书张江裁呈为标定地名以存史迹而重名贤事。案北京地安门外清摄政王府附近小桥名甘水桥，小石桥者实为今国府主席汪公精卫于宣统庚戌，发难举义谋炸权贵以告国人惊天破地之处。吾中国历史地理上所当揭橥珍重之一大端也。豫让刺赵襄子伏于桥下，施全刺秦桧之亦伏于桥下，彼二子往迹皆以桥下著名，况此甘水桥有系于我民族史迹之重回非前二者之侔乎。今甘水小桥应定名为庚戌桥，标定地名以存史迹。使百世之下闻风者得以兴起实为公便等语。
张江裁先生此文正是汪兆铭与蒋介石争权，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俯首帖耳于日本军国主义之下，做亡国奴之时。汪氏之为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固已盖棺定论，已不足道矣。至于谋杀摄政王载沣之事，在其出狱后，在风土丛书中还刊汪兆铭几段《正月的回忆》中写道：
一九一〇年我在北京企图暗杀当时摄政王未成，被拘禁狱中。一九一一年正月在北京铁窗下过的，当时北京的监狱正在改善囚犯待遇不久，比诸以前要人道的多了，但是我的脚还是上了镣铐。每三餐叫做老米已很陈，脂肪早已失去了的带色粗米饭一碗，咸萝卜一碟，汤一杯。每五天吃一次豆腐，但比诸过去已好得多了。但当时我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始终闹肚饿荒。吃肉是一年三次，端午、中秋及元旦，尤其元旦每人给一斤肉。在狱中过去的这一年正月，忘却一切、贪婪的吃肉。暗杀摄政王计划的同伴是叫喻培伦号纪云的，千叶医专出身的医生。在我们之间有点化学知识的只有他一个人，所以由他担任制造炸弹。他后来死于黄花岗之役。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到监狱中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是能免一死，也许是一种政治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汪兆铭的回忆，是感谢清王朝肃王善耆免他一死，汪还评价善耆是清朝的伟大政治家。汪兆铭晚节早已盖棺定论，不再作评论，这篇供词发表于此，作为史料观之可也。
另：在检出此旧钞时，回忆起一九二五年初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文物时，参与者有北京大学讲师、助教等。当时这些师长曾编印小型刊物名曰《文献》。委余以编排校对之事。在《文献》刊物中，曾发表有汪兆铭供词，是在宫中杂档中发见者。其时清代军机处档案，在辛亥革命后，即移存旧民国国务院，故未见此供词。当日编者在《文献》中发表，与予在一九三〇年由军机处档案所见者不同。编者曾写前言讶其供词，仅寥寥数百言为之惊异。在一九二五年编《文献》刊物时尚未发见。余在军机处档案中所见者，或即世所传者汪氏供词之万言书乎？今将一九二五年所刊者附录于后：
附：一九二五年《文献》刊物上所发汪兆铭供词及前言
前清宣统二年，汪兆铭谋刺监国摄政王载沣，事泄被获，先定死刑，嗣载沣鉴党祸日久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以博宽大之名，肃王善耆从而和之，因饬法部改处以无期徒刑、加重永远监禁。翌年辛亥革命军起义，溥仪下诏罪己，并释汪狱，交两广部督张鸣岐差委。当其被获堂讯之时，外间所供万言，而查内府旧档仅寥寥数百言耳，兹将供词录后，胡厚庵、罗世勋供词附。
汪兆铭供：字季恂，别号精卫，系广东番禺县人，今年二十七岁。十五六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兄弟四人，现长兄尚存，久与兆铭不通音问。兆铭十九岁应试入学，二十岁由本省遣送日本，进法政学校速成科，孙文虽系同乡，从前本不相识，到东京后始相往来，孙文一切革命举动，兆铭文人无能帮助，只在《民报》馆充当主笔，发释宗旨。及前三年朝廷宣布立宪，兆铭改入法政专门，研究学问，不复与问报事，故《民报》二十六号以后，无兆铭论文。数年以来，见我国预备立宪办法颇难满足吾人的希望，思于京师据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于今年二月初间，将从前孙文处所得之炸药携带来京。谂知素识之黄复生在琉璃厂开设照相馆，遂以三百元入股，固得寄居黄复生寓所。兆铭从前同学之人在京者甚多，此次来京，固恐被人识破，日间从未访过一人，在京察看情形多日，拟在什刹海小桥地方埋藏炸药。兆铭不通北京语言，先托词有不可透光的照相药料，须用铁罐装贮，嘱黄复生代觅工人配作，当时并未将炸药之事告知。及铁罐做成，兆铭一人将这炸药密装入罐，配好电线，于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晚间，独乘人力车到彼。车夫去后密往小桥下掘土按置罐、电线等件。二十三晚九钟后，忽见桥边有人持灯来往，因恐败露，遂携电池出城。次日本欲前往探视，又怕认出，始得将前情告知黄复生，商允伊出什刹海打听，及伊归，称说看不出有无败露痕迹。二十七日黄复生回寓言及朋友在相馆谈说城内已发见炸药，彼友虽不悉内容，我们却自知失败。这照相馆兆铭平日本未去过一次。初七日一早，在寓听仆人来说照相馆不知何故被警察搜捕。兆铭知事已发竟恐他人无辜受累，拟即自赴相馆投首，至中途即被捕归案。今承讯问兆铭埋藏炸药意在牺牲性命震奋人心。并非预备暴动亦无人事后为之接济。至所埋炸药兆铭以前并未经试验，不知实在力量大小，此事以秘密为主，同谋并无别人。即黄复生在二月二十四日以前尚不知情。罪只兆铭一人望勿株连。
胡厚庵供：我系四川巴县人，今年二十五岁。宣统元年五月间来京找事，侨居川南会馆。本年正月间由喻云纪介绍在琉璃厂守真照相馆佣工兼学照相手艺，月给工价洋四元。至于我们掌柜黄复生因何被捕，实在不知情，所供是实。
罗世勋供：我系四川内江县人，年二十八岁。宣统元年四月间到京，八月考入吏部学治馆肄业，向往川南会馆。旋因旧友黄喻云来京，因其介绍又识黄复生。本年正月，黄复生开守真照相馆，约在该馆充当伙计，月给工资十元。开馆后仍兼上学用功、盘费不济，遂允其约。至于黄复生有无另外事故，实不知情，所供是实。
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进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簏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各家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照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系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疑，颇有疑心，故照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忽闻传言，照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怨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少减于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持立宪之说者，以为立宪则必平满汉之界，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可以达；立宪则必予民以权，而民主主义之目的可以达，如是则虽君主立宪不可以即于治。以吾党人论之。姑勿论所谓平满汉之界与所谓予民以权者，为果有其实否，即以君主立宪之制而言，其不能达济国之目的，可决言也。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法国当路易十六即位之初，盖已几树立宪君主政体矣，而后卒，不免于大革命，其故实由于此。此非惟民主国之法国为然，以君主国言，若英所谓宪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谓君主立宪政体之强国者也。今之言立宪者多祖述之，其亦尝一按此三国之历史乎。英国无成文宪法，其所谓权利请愿与所谓大宪章者，实由几度革命所造成，其宪法发达之历史，盖递迁叠变以至于今日者。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曰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德国之宪政，由日耳曼诸邦自治制度夙已发达，足以为其根本，故君主立宪之制可行之而无碍。至于日本，则所谓最重君权之国也，其宪法上君主之大权，远非德国可比，微论英国。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宜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夫谓日本宪法君主大权最重者，于法理上则然耳，至于事实则大权固不在君主也。维新以前，幕府专制，天皇仅拟虚位，是故倒幕之役，实为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乡隆盛以兵东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权已稳于维新党之乎。于是德川归政，天皇总揽大权。要其实，则天皇高拱国事皆取决于倒幕党之手。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则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国立宪成迹衡之中国，乃无一相类，既非如英国宪法之以渐发达，又非如德国有自治制度以为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经废藩倒幕之大革命，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历。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宪之名，而制定宪法大纲，其开宗明义以为宪法所以巩固君权。夫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其言有少过乎，呜呼！如此之立宪，即单以解决政治问题犹且不可，况欲兼以解决民族问题乎。夫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有密接之关系。民族主义谓不欲以一民族受制于他民族之强权，民权主义谓不欲以大多数之人民受制于政府之强权，然所谓强权此即政治上之权力。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历，其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亦宜乎？论者又曰：此为国会未开时为然耳。国会已开，则民权日以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当以速开国会为惟一之手段，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夫立宪所以巩固君主之大权，上文已言之矣。而国会者，即为此大权所孕育而生，如婴儿之仰乳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如是之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限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有所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其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尝立宪矣，其宪法悉模仿欧洲君主立宪国条文，颁布之后，以亲侫之臣组织内阁，以各省总督为上议院议员，以阿附朝廷之小人为下议院议员，粉饰苟且，殆如一场戏剧，未几新内阁颓然而倒，而国会亦闲歇不复开，至昨岁而有少年土耳其党之大革命。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今之俄罗斯是也。俄自与日本战败后，迫于民变，不得不立宪，其宪法条文之完善，较之宪法大纲相倍蓰也。其政党之强立，较之今日请开国会者之儿戏相霄壤也。其宪法由民党数十年血战所购得，较之今日所谓立宪又不可同日而语也。然而国有权力发动之根本，无所变易，国会终不能与政府之威权相敌，故自有国会后，以持正议之故屡被解散，议员之逮捕者累累不绝，浓血充塞之历史如故，革命之风潮亦急激如故。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今之安南议会是也。安南隶属于法，法欲苛敛其民，而虑以是激民，乃开议会，以安南人之有资望者，为豪杰员，为会同员，每欲加税，辄开议会，使议决号于众，曰此议会议决也。故安南之有议会，实为法国官吏之鹰犬，协力以搏噬其人民者也。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若夫避战争之祸，而求相安之法，则前此革命党人（下缺一二行）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所谓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及所谓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惨也。设不亡于汉人，而亡于邻国，则法之待安南，与日本之待朝鲜，视去其国王如一敝屣，而其国王乃日鼻息以求活也。以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还大政身名俱东者，其相去何如乎？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只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至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国乘势进兵于东三省，久驻弗撤，实启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势之故，遂与之战。战役既终，而各国之形势为之一变，前此日英同盟与俄德法同盟相对抗，迨日俄战后，而有日俄协约，有日法协约，有英俄协约，所谓协约，质而言之，实协以谋中国而已。前此欲谋中国，而各国自顾其利害，势有不均，遂相冲突而出于战，今则鉴于战祸，而以协约为均势之不二法门，一旦各国势力平均，则保全瓜分惟其所愿，顾所以苟延至今者，以英法虑德为之便，而日本又虑美国之议其后也。比年以来，日美之冲突日以弥甚，数月前，且有日美开战之说，而日英美同盟之议嚣然大起，日本新闻从而论之曰：日美英同盟成立，则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国之死命。其谋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强，两国虽各怀敌意，终不敢遽如日俄之肇衅，则其彼此利害冲突之点，终必以协商定之。诚使英德法俄美日对于中国之均势政策略定，则自甲午以来中国所赖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为波兰之续而已。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识者有忧于此，乃渴望清美同盟，夫同盟之目的，在于互相扶助也，故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钩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之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亲，而因以攫大利矣。今中国人之思想，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知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兢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矣。此无他，由人人心目中以为今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皆可借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乐，猥日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其有不忍言者矣。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矣。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文殿试题目档
清代沿袭明代科举制度，读书人经过县一级考试，得中后名为秀才；省一级考试得中后，名为举人；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会试，得中后，名为贡士，然后贡于朝，举行殿试，贡士在皇宫中应试，所以名殿试，其意即为皇帝亲自临轩策士，得中后，赐名进士，分为三级：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考清代殿试仪注，在康熙时缪彤著有《传胪记事》，近代人傅增湘著有《殿试考略》，商衍鎏著有《清代科举考试述略》。缪氏所著虽时间较早，似亦未见此档，至于傅、商二氏，所记均为同治、光绪两朝时事，更无由得窥清初之秘。此档为清代内阁大库旧档，时间是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事。一九三一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整理清代历史档案时所得，及迻录全文，以供研究清代初年科举史仪注者参考：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丙戌立
文殿试题目档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钦点出卷官
大学士马、席、张、李
礼部侍郎王顼龄
兵部侍郎梅、曹鉴纶
詹事府詹事宋大业
内阁学士蔡升元、王云枢、杨瑄
俱至畅春苑庙内，拟定十题，不翻清只写汉字，学士王云枢写在白折子上，本日申时，满汉读卷官，俱穿便服，进畅春苑启奏，奏旨，钦定四题，钦此：读卷官大学士张、李等，将此题首尾编集成题，学士王云枢写在白折子上，一更时分，满汉大人齐集畅春苑东门，交与奏事傻子[1]等转奏，奉旨：好。将题捧回庙内，闲杂人等尽行逐出。点出，中书邹球用白榜纸誊完，学士黑寿、侍读华善、中书吴学颢，对读一次，贴在板上，典籍苏赫、庞铨，看刻完毕，用黄奏本纸刷印三百伍张，于二十日黎明，将刷成题目呈堂，用黄袱包好，典籍庞铨，送至午门，交侍读韩奇、华善，由午门中门，一直至太和殿左侧所设黄案前，学士黑寿，接捧安置黄案，少顷复捧起，授与礼部侍郎在檐下跪接，安置丹陛黄案上，行三跪九叩头礼，礼部官散题目试卷时，本衙门大人俱回衙门，受卷官将交过卷，随交随送，弥封官封过，交与收掌官韩奇、华善，卷面粘贴二寸宽、四寸长空签，将读卷官姓按次排写，送读卷官看阅，本日读卷官，即在会典馆看阅，阅完卷子，在空签上或加三圈，或二圈，或一圈，或一、二、三点。周流阅完，收堂收贮，二十一日拣阅一遍，二十二日复拣阅一遍，自拟一拟二拟三，至二百九十卷，写汉字签，大人亲看，留写红字处，照次序粘贴，将上等十卷，用绢袱包好，余卷各十卷作一包，用黄榜纸包好，包皮上写第一封几卷，第二封几卷字样，又外加封字，典籍备朱锭、笔墨、水壶各一件，盛黄匣内，同点出十卷，申时持捧随读卷官至乾清门，读卷官将拣选十卷，并请定二甲数目，绿头签一个，又请用宝，绿头签一个，入乾清宫启奏，余典籍苏赫，同点出中书邹球等，俱在乾清门伺候，少顷，钦定一甲一名、二名、三名自内批红发出，并余卷着读卷官等俱送入会典馆，照签将弥封拆开，学士蔡升元、王云枢、杨瑄，朱笔填写票签，中书法素，挨次唱名，满汉写榜官各填草榜、大小金榜、三传折子，一夜写成。二十三日黎明，皇上未升殿之先，执事官俱穿朝服，三传折子交与鸿胪寺官，大金榜用六尺宽长黄绢袱，小金榜用一尺五寸黄绫袱包好，中书邹球、许迎年恭捧随未点出学士拉都洋至乾清门，将小金榜交与奏事傻子等转奏，未经发出大金榜，学士拉，用宝完毕，黄袱包好，侍读韩奇恭捧随学士执事人，由保和殿后阶东边直出至太和殿左侧，安设黄案前，未派出学士拉都洋接捧安置黄案，执事官员由东陛下俱趋至读卷官处，候皇上升座，听鸣赞礼毕，未点出大学士陈，由太和殿东边进至黄案上，捧榜自中间东边隔扇出檐下，授与部大人跪接讫，鸿胪寺用三传折子传胪礼毕后，侍读学士韩奇、华善将文卷放在箱内，令供事捧至乾清门阶下伺候，皇上升殿，未及看，傻子传旨，将卷送至畅春苑，御览，即于二十三日，将殿试卷十本一包，用黄纸包好，至三十卷，用黄绢袱包裹，共二百九十本，典籍厅庞铨送至畅春苑，于二十四日午，交与奏事傻子等收讫。其殿试场所用桌椅、地席、应用物件礼部备办取用，殿试进士名数，并阅卷处所，及各仪注，礼部至期开送。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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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傻子”为当时某内侍太监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