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形势和楚国的内政与外交
我国的历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时起，到秦始皇灭六国为止，前后将近二百年（前403—前221），号称战国时代。那时候强大的诸侯有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它们互相攻伐，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屈原所处的时代就是战国后期诸侯各国之间斗争最激烈的时代。
但是应当指出，战国时代七个强国，比较起来，力量的大小是很有差别的。在较早的时候，北方诸侯以齐、秦为最强，魏次之，韩、赵稍弱。南方只有楚国是唯一的强国。但赵自成侯以来，始则屡败于魏，继则屡败于秦。而魏自惠王以来，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又败于楚。韩自立国以来，自始即为魏、秦两国所侵败，日渐削弱，不能与其他诸侯争雄。燕则始终因僻处于北方，与其他诸侯的关系较少，中间又经过内乱，为齐所攻伐；直至三十年后，昭王才与秦、楚一起伐齐，恢复了国土。但昭王死后，整个国势也是一天天走下坡路。所以，到战国后期，实际上只有秦、齐、楚三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但楚自怀王十七年（前312）后，屡次为秦所击败，国势一天天衰落下来；只有齐尚能保持原有地位，同秦对抗，而到齐湣王末年，似乎也不是秦国的敌手了。于是诸侯之中唯秦最强，大有吞并各国之势。因此在较早的时候，诸侯各国就有一种联合抗秦的政策，称为“合从（纵）”。而秦则用分化政策，拆散它们的联合，然后又加之以武力，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称为“连衡（横）”。这“纵”“横”两大势力的消长，便是决定秦与六国间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梁：后称汴梁，位于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一面努力增加生产，一面激发人民的战斗情绪，十年之后，国富兵强。依照预定计划，首先用全力攻魏。魏屡遭惨败，失地不少，被迫迁都大梁 ，自此以后，国势大衰。到秦惠王时，与魏或和或战，黄河西岸之地尽为秦所占领，对魏军事行动暂时告一段落。计自秦孝公八年至秦惠王十年（前354—前328），前后不到三十年，是秦国并吞六国的第一个阶段。
从此以后，秦国的军事计划又分为两个步骤来进行：前半期加紧进攻韩、魏，以次及于赵；后半期则用全力攻楚。攻楚之前，一面用政治手段拆散齐楚的联合，使楚处于劣势；一面又把蜀灭掉，控制长江的上游来威胁楚国。于是诸侯无不恐惧，以至有两次大联合：一次是在秦惠王后元七年（前318），以楚国为领导的六国联合攻秦；一次是在秦昭王十一年（前296），以齐国为首的联合攻秦。但由于各国间矛盾太深，联合不能巩固，最终被秦国打败了。计自秦惠王后元元年至秦昭王八年（前324—前299），也不到三十年，是秦国并吞六国的第二个阶段。
从此以后，韩、魏、楚都先后对秦屈服了。秦的军事和外交配合在一起，或取或予，或和或战，一面彻底击败三晋（韩、赵、魏），打了几次大胜仗，使得它们一蹶不振；一面加紧对楚进攻，攻占了楚国西南部的巫郡和黔中郡，攻破了楚国的郢都，逼得楚顷襄王不得不迁都于陈以避其锋。这时韩、赵、魏事实上已经投降，做了秦国的臣仆，周王也把所有的城邑和作为传国宝器的九鼎都献出来了，只剩下穷蹙不振的楚和相隔稍远的燕、齐各自孤立，坐待灭亡而已。秦国统一中国的形势无疑是早已形成了。虽然这期间诸侯各国有过几次小规模的联合，但都不能够挽回失败的局面。计自秦昭王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前295—前251），前后四十余年，是秦国并吞六国的第三个阶段。
这就是战国时代形势的轮廓。下面再来谈一谈楚国本身的情况。
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文中均指楚怀王。
楚国的建立远在西周初年，当时南方的开发虽然落后于北方，但由于楚国人民的努力和江汉之间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在经济上、文化上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南方的一个强大国家。到春秋中叶楚庄王统治时期，更达到了空前的强盛，继齐桓、晋文而为诸侯的霸主。由春秋进入战国，中原各国正是多事之秋，而楚则一方面在列国事务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战国初期，楚悼王用吴起为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吴起的政策主要在于抑制公族的特权，加强法治，富国强兵。这一套法家的主张很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所以能使楚国很快地变得更为富强。假如当时楚国能像后来秦国任用商鞅那样来贯彻吴起的主张，那么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的确很有可能。但是楚国的贵族反动势力太强，所以在楚悼王死后吴起即被谋杀，自然也废弃了他的主张。这一次改革的失败，实际上对此后楚国的命运有重大的关系。怀王 时，楚国虽然还很强大，但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已经落后于由新兴地主占统治地位的秦国。在怀王统治的初期，也曾有过图强的要求，他任用屈原，修明法令，联齐抗秦，一度为六国从约长。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很久，因为楚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公族势力，以屈原为代表的进步政治路线很快就失败了。贵族反动势力既取得了胜利，楚国的政治也被他们引向极端腐败黑暗的境地。关于这种情况，屈原的作品揭露得最为清楚，我们在以后还要作具体的叙述。在这里，可以引秦国的将军白起自述他所以能打破楚国郢都的一段议论来说明：
倍，通“掊（póu）”，聚敛搜括、挖掘。
《战国策》卷三十三《中山策》。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 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
这段话相当清楚地指出楚国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黑暗腐败。这种政治和军事情况反映在外交上就必然是软弱妥协，错误百出。以下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据宋代出土的一块秦石刻《诅楚文》说，自从秦穆公和楚成王以来，秦楚就是姻亲之国，彼此遵守盟誓，和睦了十七八代之久，到秦惠王、楚怀王时才开始破裂。在《诅楚文》中，把破坏盟约的责任推给楚国，这只是片面之词，不可全信。远的不必说，秦孝公就有攻楚之事。那是楚宣王时，秦已强大，就首先破坏盟约。秦惠王用张仪为相，国势愈强，楚国大受威胁，所以怀王要组织“合纵”的战线，领导诸侯攻秦。
但是怀王所领导的诸侯联军失败了，本来并不坚固的联合组织很快就瓦解了。不久以后，齐国攻打赵、魏，秦遂乘机攻赵、攻韩，与齐争霸。那时魏已削弱，北方诸侯能够同秦对抗的只有齐国，南方只有楚国，而齐、楚两国还是联盟国，秦惠王有点害怕，就派张仪带了很多的财宝到楚国来送礼，又暗中勾结怀王左右一班腐败的旧贵族，破坏齐楚联盟。张仪当时向怀王建议道：“我们秦王最痛恨的是齐国，但齐与楚是联盟的友邦，如果你们肯同齐国绝交，秦王愿意把商於一带六百里地方作为报酬呢。”怀王利令智昏，就马上宣布同齐绝交，然后派人到秦国去受地。张仪假装在车上跌下来受伤了，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说：“大概是秦王怪我没有诚意同齐国绝交罢。”立刻派一个勇士去齐痛骂了齐王一顿。然后张仪才出来，指着地图对楚使道：“从这儿到这儿，一共六里地，送给你们。”楚使大惊道：“不是六百里吗？”张仪故意装出一股神气道：“楚王听错了罢？哪里是六百里呢？”这一场骗局真是滑稽透了。怀王又气又恨，两次出兵攻秦，但连打两次大败仗，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失去了汉中。齐既不肯救楚，韩、魏又来相攻，当时情势异常危急，怀王弄得狼狈不堪。这是楚国外交的一个大错误。
秦国的外交和军事是密切配合的。它既两次大败楚军，深恐怀王由愤恨而悔悟，再同齐国联合起来。（事实上两国邦交由于屈原使齐的结果已经恢复了。）于是又表示愿意退还汉中的一半来同楚国讲和。这时怀王恨张仪到极点，声言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张仪看透了楚国贵族当权派的腐朽无能，竟自告奋勇又到了楚国，贿赂怀王近臣靳尚，又用诡辩打动了怀王的宠妃郑袖。结果怀王不但不杀他，反而优礼有加，又听信他的巧辩重新同秦国亲善起来。这时楚国的外交政策是两面的、骑墙的，一面同齐复交，一面又同秦友好，约为姻亲。怀王以为这样可以缓和秦国的压迫，而不知秦国正可利用怀王这种动摇的态度，使齐国不敢相信他。这当然又是楚国外交的错误。
那时候楚国虽然采用两面的外交政策，但实际上是倾向于对秦国妥协。这主要因为楚国贵族当权派的腐败和软弱。他们有种种考虑：第一，害怕秦国的强大。自从怀王连吃了两次大败仗之后，楚国君臣上下患上了“恐秦病”。他们认为如果与秦敌对，马上会招来大祸。第二，秦、楚两国疆界相连，而且就地理形势上看，秦居高临下，易攻易守，如从汉水上游顺流而下，可以很快地打到楚国的心脏郢都。相反，楚要攻秦那是非常困难的。第三，齐虽是大国，但相隔很远，其与楚接境处远在离郢都千里以外的边疆。比较接近的地方，中间又隔了韩、赵、魏三国；而三国又先后为秦所征服，一旦有事，彼此军队的通过都成问题。这种种考虑自然也有些是基于客观事实，但归根到底却反映了贵族投降派的失败主义思想本质。所以到后来，怀王索性背齐联秦，正式和秦国结为姻亲。可是“虎狼之秦”是绝不讲什么诚意的，只要有机可乘，有口可借，绝不会讲什么交情。例如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就因楚太子由于私斗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一事，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二十九年，秦又攻楚，杀楚将景缺。楚既连续受到重大损失，外交上又陷于孤立状态，才令太子入齐为质，重修旧好，暂时回到联齐的路线上去。次年，秦又伐楚，占领八城。最后又骗怀王到秦国会盟，楚国贵族集团怕失去秦国的欢心，力劝怀王前去赴约，结果怀王竟被秦国绑架到咸阳，要求割地。怀王不答应，就被扣留不放，三年后竟死在秦国。
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继位，不肯割地。秦又大举进攻，楚军惨败，失去了十六个城，彼此邦交断绝。到顷襄王六年（前293），秦既大破韩，写一封恐吓信给顷襄王，要求决战。顷襄王禁不起威胁，又与秦讲和，两国正式复交。从此以后，楚国被秦紧紧抓住，不敢动弹，稍稍不如秦意，就要吃到大亏。直到白起破郢，顷襄王奔陈，几乎没有一天安宁。
从这一连串的事实看来，楚国不能坚持联齐抗秦的政策，而一味地妥协投降，希图苟安一时，正是它在外交上最根本的错误，这一错误，归根到底是楚国旧贵族的腐朽无能所造成的。
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后一百余年，依靠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经营它的“帝王之业”，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且计划非常周密，步骤丝毫不乱，其攻守和战、取舍先后之间，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它一经决定，就都用全力贯彻到底。而诸侯各国，包括楚国在内，新兴地主阶级始终受旧贵族压抑，不能在政治上得势。腐败的旧贵族统治下的六国，自然不能有对抗秦国的力量；何况他们相互之间又是矛盾重重，联合不能巩固，终于使秦国得以乘间伺隙，运用其连横政策而得到成功。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屈原是处在一个矛盾斗争复杂尖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屈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家，他的作品也充分反映着现实，因此，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事实以及某些斗争的细节，对了解屈原和他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