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生平
第一节
诗人的降生
据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这告诉我们，屈原本名屈平，“原”是他的字。但自汉代以下，大家就用熟了屈原这个名字，他的本名反而不显了。说起来，屈原的名和字还有一段来历，这要从他的生辰说起。
屈原的生年，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的结果，大概不出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到三十年（约前343—前340）之间。根据屈原自述，他降生那年，太岁正当寅位。事情真凑巧，他的生辰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说，“人生于寅”，所以夏历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出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他自己就觉得与众不同。所以在他的著名作品《离骚》中开头一段就提到这回事：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句来考定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的，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所知道的有下面几种：（一）邹汉勋用殷历推算，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前343）正月二十一日。（见《敩艺斋文存》卷一《屈子生卒年月日考》）（二）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戊寅正月二十二日。（见黎阳端木氏巾箱本《楚辞》附录《屈子生卒年月考》）（三）刘师培用夏历推算，其结果与邹汉勋完全相同。（见《古历管窥》）（四）郭沫若先生用太岁超辰法推算，定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见《屈原研究》）（五）浦江清先生根据实际推算的结果，定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见《浦江清文录》中《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 此外尚有林庚先生把屈原的出生年月日定为楚威王五年（前335）正月初七日，因为那年正月初七日恰恰是庚寅。但那年却不是寅年，因此他不用王逸旧注而用朱熹《楚辞集注》之说，以“摄提”为星名。（见《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还有曹耀湘把屈原的生年定为楚宣王十五年丙寅（前355）（见《读骚论世》卷一《屈子编年》），但那年的正月无庚寅，不可从。
《尔雅·释地》：“广平曰原。”
这就是说，当着太岁逢寅的那年正月（孟陬），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研究者考据屈原的生年，主要也就是靠这两句话。 同时《离骚》中又说，他的父亲看见他出生的年月日都符合“人生于寅”的观念，便给他起名叫“平”，还给他取个字，叫作“原”，同他的出生年月日配合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照字面上讲，“平”是平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 这么一来，屈原的名、字和生辰就包含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意义。当然这是表现了古代人的思想意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生辰，年月日都碰着“寅”，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不过屈原的父亲给屈原起名字这件事，《离骚》里头是这样写的：
览：观。揆：揆度。初度：初生之时。
肇：始。锡：赐。嘉名：美名。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那么这“正则”“灵均”又是怎么回事呢？据王逸《楚辞章句》解释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他的意思是“正则”“灵均”与“平”“原”二字有相关的意义，而并不认为真的有“正则”“灵均”这样的名字。这个见解是正确的，所以后来大多数注家都用他的说法。但是也有人提出怀疑，例如明人陈第认为屈原不会有“置覆设谜，使人射猜”的道理，所以他认为“正则”“灵均”“皆少时之名”（见《屈宋古音义》）。其实屈原在这个地方正是要“置覆设谜”，来让人射覆。因为《离骚》多用比兴、隐喻的手法，这个地方如果直说“名余曰平兮，字余曰原”，不但嫌其直率，而且词句也不调谐。所以王船山说：“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楚辞通释》）战国时像庄子的作品，造作名号，而暗中别有寓意者极多；“正则”“灵均”正是这一类的隐语或化名。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并非屈原的名字。
屈原本是楚国的贵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是“楚之同姓”，他和楚王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就亲属关系上说，屈原虽然实际上已同楚王比较疏远，但他对于楚国也当然与一般的士大夫不同。
楚国的祖先据说是出自古帝颛顼氏，所以《离骚》自叙其家世时，一开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高阳就是颛顼兴起的地方。相传：颛顼高阳氏有一支六代孙，一个名季连的，姓芈，楚人就是他的后代。到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有名鬻熊的，他的曾孙熊绎，当周成王时，因为祖上有功，受封于楚，分得一部分土地，居丹阳，在今湖北秭归西北。这样看来，楚人本姓芈，而鬻熊之后又以熊为姓。芈是羊叫的声音，以“芈”和“熊”为姓，似乎是游牧生活的标志。但楚国既然是姓芈或姓熊，屈原与楚国同姓，何以又姓屈呢？这一件小事也得交代一下：原来春秋初期，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受封于屈而为卿，因此他就把“屈”为氏。春秋时代的人们有了姓，同时也不妨有氏，因为姓是全族共同的称号，而氏则是某一支派的称号，所以往往有同出一姓而氏号纷歧的。楚武王的儿子瑕封于屈，以受封的地名为氏，这在春秋以前是常有的事。所以屈原本是姓芈或姓熊，而又以屈为氏，就是这个原因。后来社会起了变化，姓氏不分，我们就把屈原的氏作为他的本姓也未尝不可。
屈氏既是楚国王族之一，所以屈氏的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建、屈丐等在楚国多任要职，不但姓屈的如此，就是其他王族如姓景、姓昭的人也是如此。屈、景、昭，在楚国当时是为王族三大姓。屈原在楚怀王时做过三闾大夫。据说，三闾之职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屈原领导他同族中的优秀人才，努力替国家办事，他的地位很高，责任也是很重的。
朕：我，我的。
皇考：先父。
关于屈原父亲的名字，据《离骚》上说：“朕 皇考 曰伯庸。”伯庸在楚国做过什么官职，现在不知道，要不是屈原自己说出来，恐怕连伯庸这名字也是无从知道的。有些注《楚辞》的人还说“皇考”是大夫祖庙的名称，就是始祖的意思，并不是指父亲。照这样解释的话，屈原的父亲究竟是谁，也不可考了。但照《离骚》的文义看来，这种说法恐怕是不正确的。
屈原的亲属还有没有可考的呢？《离骚》中有一个“女媭”，“媭”为楚国妇女的通称，本是一个假设的人物。王逸解为屈原的姊姊，是由于不了解屈原的文例常常把自己比作女子，因得罪丈夫（指楚王）而见弃，所以才设想一个类似师傅保姆之类的老妇来责备他，劝他不要太刚直，随和一点好了。硬指“女媭”为屈原的姊姊，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还有《襄阳风俗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竹：指竹叶。
见《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引。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 为粽，以五色丝缠之。
我想，屈原有妻是不成问题的，但这个故事大概从《续齐谐记》中的一个传说讹变而来，是不可靠的。
因此，屈原的家属除他的父亲以外，别无可考。
经。
屈原是哪里的人呢？他的家乡在现今哪一个地方呢？现在湖北省西部有个秭归县，秦汉时属南郡，即清代的归州。据《水经注》引袁山松说，屈原是此县人。他在流放途中忽然回家一趟。他的姊姊听说了，也归来看他，因此这地方后来就名为“秭归”。“秭”或写作“姊”，本是同音的字，可以通用。又按《水经注》“江水”注载有两句话：“江水又东，径 归乡县故城北。”下面也引袁山松说：“父老传言，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但据更可靠的说法，秭归或归乡的得名，绝不是由于屈原的姊姊或者他自己回到家中一趟。因为秭归本是古代的夔国，“夔”与“归”声音相近，后来夔国就转变为归国。秭归的“归”或者归乡的“归”都是“夔”字的转音，并没有别的故事性因素在内。但虽然如此，屈原的故乡是在秭归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秭归本是楚国最初建国的地方，楚国的先公先王和一切姓芈的公族都可以算是秭归人。这样看来，现今湖北省的秭归县就是屈原的老家。
秭归一带有很多关于屈原的古迹，顺便介绍几个在下面：
见《艺文类聚·居处部》引，《太平御览·居处部》略同。
（一）庾仲雍《荆州记》：“秭归县有屈原宅、伍胥庙，捣衣石犹存。”
见《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注引。
（二）袁崧（即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
见《后汉书》卷三二《郡国志》“秭归本国”下注引。
（三）《荆州记》：“（秭归）县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顷，累石为屋基。今其地名乐平。宅东北六十里有女须庙。”
（四）《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注引袁山松说：“（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
（五）杜甫《最能行》：“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六）《楚胜迹志》：“归州三闾乡有玉米田，相传屈原耕此，产玉米，似玉。三闾乡一名归乡。”
以上那些关于屈原的古迹，虽然是传说，不见得可信，但也可以说明：深刻地留在人民心目中的这位爱国诗人的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第二节
斗争和失败
屈原在《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所谓“内美”，大概是指美好的德性与崇高的品质；“修能”即是长才，指办事的能力而言。这两句话是一点也不夸大的，通过屈原本身的作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远见、知识渊博而品节坚贞的人；此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告诉我们，屈原曾“为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见屈原在楚国的统治集团中确乎是一个杰出的人才。
屈原在怀王时做过左徒。左徒是什么官呢？据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说法，似乎就等于唐代的左、右拾遗之类的官职。但这话不见得正确。因为左、右拾遗在唐代与补阙同为谏官，分属中书门下两省，职位很低，不过从八品。而左徒对内得图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等，那就负着国家重大的责任了。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的记载来看，则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再从另一方面来说，屈原的官职假如很低下，怀王周围的贵戚幸臣也就不必那么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来排挤他了。
屈原任左徒时做了些什么事，详细情形现在已不知道，所知道的有两件大事：第一是制定宪令；第二是联齐抗秦，贯彻“合纵”政策。关于前者，历史上的记述极简单；关于后者，从怀王十一年（前318）为从约长及十六年以前齐楚联盟等事看来，就可以证明的。
屈原既与楚同姓，又有才干，所以起初怀王很信任他。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有一次，怀王命他草拟法令，稿子还未写好，被一个素来妒忌他的同僚上官大夫看见了，就想夺过去看。这是一个尚未决定的国家机密，屈原如何肯给他看呢！上官大夫因此怀恨在心，就在怀王面前播弄是非，而且说每次法令公布出来，屈原总是夸口说，这些要不是他，谁也办不了的。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话，就不相信屈原了。
但实际上，屈原的见疏，以及后来的被放逐，原因恐怕并不这样简单。我们试问：上官大夫何以竟会因一件小事就始终与他为难呢？再说除了上官大夫之外，何以整个贵族集团（《离骚》所谓的“党人”）都要和他作对呢？我想，这中间必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存在着，而主要的恐怕就是屈原和楚国的旧贵族立在对立位置的缘故。屈原为怀王草拟宪令，宪令就是国家的根本法令，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这些根本法令有损害旧贵族利益的地方？另外屈原又做过三闾大夫，掌督导王族同姓、管制贵族宗人之事。在这个职位上，假使屈原执法太严，是不是会开罪许多权贵？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一篇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追述：
a“时”一作“诗”，但王逸注“君告屈原，明文典也”，则“时”应为“诗”之误。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 。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属：委。娭（xī）：同“嬉”，玩耍，游戏。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 。
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纯庬：敦厚谨慎。不泄：指不泄漏国家的机密。
心纯庬而不泄兮 ，遭谗人而嫉之。
这段文章证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屈原草拟宪令一事的可信性，也证明楚国在当时由于法度修明而一度富强起来。怀王特别信任屈原，自然是因为他同姓而又“明于治乱”；而屈原也勇于任事，果于执法，把国家治理得秩序井然，蒸蒸日上。怀王既有屈原这样的“贞臣”可以信赖，自己便高枕无忧地日事娱乐了。可是旧贵族们却感到屈原的法治政策对他们不利，因而嫉恨他，暗害他。所以我想，上官大夫夺宪草，主要是想探听宪草的内容，了解哪些地方对贵族特权不利，以便设法破坏它。屈原为了保守国家机密，当然不能给他看。这样就使他们更加疑忌。于是反对屈原的旧贵族就结起党羽来拼命攻击他，随时对他放暗箭，必须把他去掉而后快。加以秦国的阴谋，怀王的昏聩，“正道直行”的屈原就非被去掉不可了。
屈原的遭遇，在楚国并非没有先例，我们在上一章中谈到的吴起，就因为他推行法治，摧抑贵族的特权，而使得“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所以在信用吴起的楚悼王死后，楚的宗室大臣就兴兵作乱，把吴起杀了。对于屈原来说，这是本国近代史，他没有不知道的，但他并不畏避，坚持斗争到底。从屈原与旧贵族的矛盾上看，我们有理由设想，上官夺稿应该是两种政治势力斗争中的一个环节，而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种寻常的争宠害能或者无赖的掠美行为。屈原和旧贵族在内政上的斗争最终失败了，反动势力继续统治着楚国，所以这一失败可以说关系着整个楚国的命运。
屈原和旧贵族的斗争，也很尖锐地表现在外交上。他在外交上是坚决主张联齐抗秦的。刘向的《新序·节士篇》有一段记载：“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怀王既然派他到齐国充任外交使节，这就说明屈原平素对列国形势有明确的认识，对外交有坚定的主张。如果联齐政策能够坚持下去，自然有利于楚而不利于秦的。秦国当然也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就非拆散它们的联合不可。这就充分表现在张仪行骗的事件上。当张仪劝怀王绝齐时，受了贿赂的楚国旧贵族都极力赞成，个个向怀王道喜。但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出了这是阴谋，是骗局，比如陈轸就不但不道贺，反而用吊丧的态度来表示反对，他说：
《史记·楚世家》。
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
楚国绝齐的失策是很显然的。怀王贪图近利，缺乏远见，所以看不出秦国的阴谋，更看不清列国的形势。能够预料这事的后果的，当时除陈轸外，便是屈原。不过那时屈原没有说话，或因被谗见疏，不复在位，或者历史上偶然失载，都未可知。试看怀王吃亏之后，急欲与齐复交，而被派的负责专使就是屈原。这就更可以说明屈原的外交主张。何况《新序·节士篇》还明说：“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由此可见，张仪行骗时，屈原虽不在位，但还是反对过的。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何不杀张仪？”《史记·张仪列传》：“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史记·楚世家》：“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
秦国最怕齐楚复交，所以趁着交涉未定的时候，就自动对楚国提出讲和，愿意退还汉中的一半。怀王余恨未消，表示不要地，只要张仪的头。但当张仪真的到了楚国，怀王却听了宠妃郑袖的话把他放走了，并且又同秦国打起交道来。张仪走了，屈原恰从齐国回来，对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呢？不杀张仪也罢了，反而听他的邪说，是千万不可的。” 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又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怀王的糊涂和楚国内部的糟糕；（二）楚国的外交已为旧贵族“连横”派所控制；（三）屈原的“合纵”派势力虽稍弱，但在当时还有它的作用。所以这两面外交的局势竟维持了两三年，并且此后四五年中，由于齐宣王的争取，屈原、昭雎等的赞助，楚国一度放弃了亲秦政策。但到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旧贵族“连横”派再得势，楚国的外交又转向了。这时屈原竭力反对，不但无效，反被放逐。（屈原初次被放逐在此时。）从此六七年，楚国一直在执行亲秦政策。怀王入秦之前，屈原、昭雎都说：“秦国简直是虎狼，不能相信的，还是不去的好！” 但有了恐秦病的怀王却听信了幼子子兰的怂恿，最终入秦而不返。采取了这样软弱的外交，举棋不定，难怪会搞到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的地步，这也是对强敌一味地委曲求全的必然结果。
怀王放逐屈原是表明“合纵”派彻底失败。中间虽把他召回，但早已不再信任。到楚顷襄王时，屈原再被放逐，最终自杀，结束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写下了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史。他在《离骚》的“乱”辞（辞赋结尾的歌曲）的最后两句中表明他所以要自杀，是因为没有人用他的“美政”。“美政”不外是内政外交两项。内政方面，大概是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单就外交来说，自从齐楚联合，怀王十六年（前313）以前，秦国不敢加兵，“合纵”抗秦的效果极为显著。后来张仪的诡计得逞，齐楚绝交，形势一变，楚国就首先遭了殃。所以屈原在《离骚》中很有感慨地说：
成言：约定的意思。
初既与余成言 兮，后悔遁而有他。
灵修：指怀王。数化：三翻四覆。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
这明明是痛心怀王为亲秦的“邪说”所惑，再三改变正确的政策；同时又反映了他被放逐在外（“离别”）是斗争失败的结果。我想，张仪要破坏“合纵”，必须勾结楚国旧贵族，离间屈原与怀王的关系，并进一步排挤他、斥逐他。所以《离骚》中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九章·抽思》中也说：“人之心不与吾心同。”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屈原同旧贵族集团作斗争，有着长期的过程，而这个斗争，双方都以争取楚王为主要手段。他虽然最后失败了，却从来也不反悔、不动摇。他说：“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九章·思美人》）又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又说：“宁溘死（促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甚至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又说：“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以上《离骚》）由于他相信自己所主张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坚持到底，决不妥协。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和气节，为了进步理想而坚决斗争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的。
第三节
放逐和自沉
屈原是政治斗士，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结果，便是放逐之后，继以自杀。
关于屈原的放逐，由于史料较少，大家的看法是颇不一致的。我认为屈原被放逐，前后有两次：第一次在怀王时，第二次在顷襄王时。第一次放逐，不过四五年即被赦召回；第二次放逐，便一去不返，永别故都而葬身于汨罗江中了。以下便根据史籍及屈原的作品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屈原被谗见疏之后说“屈平既绌”，又说“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这就是指怀王朝第一次放逐之事。同时传中又称顷襄王继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恨他劝怀王入秦而不返，子兰知道了，就“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就“怒而迁之”，其下即接叙“屈原至于江滨”云云。这就是顷襄王朝第二次放逐之事。由于传文叙事的次序不够清楚，后人便生出许多疑问。但是屈原的两次放逐，除了《史记》本传所记外，在刘向的《新序·节士篇》中还有更清楚的记载，其中有些话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现在再把这段话的全文摘引在下面：
行贿。
（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 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欢，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囚拘，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
这段话在记事上虽与《史记》稍有出入，但它记载屈原两次被放是很清楚的，也是与《史记》基本上一致的。不过，这些材料在记述两次放逐的事件上，还有不完全清楚、准确的地方，所以我们对屈原两次被放的时间、地点还要作一点具体的解释。
屈原第一次放逐是在什么时候呢？我的答案是在楚怀王二十四五年间（前305—前304）。按《史记》本传，起初叙他为怀王左徒，甚见信任，以后又叙他自齐国出使回来，怪怀王不该放走张仪。张仪的释放是在怀王十八年（前311），那么，在此以前，屈原当然没有被放逐的事了。虽然其间曾一度被谗见疏，只是不如从前那样言听计从罢了。但仍在朝任职，绝不至于放逐是可以断言的。因为他是个“宗臣”，又是一个“大臣”，在封建时代，他有特殊地位，以情理度之，绝不可能因上官大夫一句话就会加以严重的处罚的。即使张仪至楚行骗时，他极力反对绝齐，触犯了怀王和反对派之怒，充其量不过更见疏远罢了。所以本传在上官进谗之后，只说“王怒而疏屈平”；在张仪被放走之后，只说“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这些都是在此以前屈原未被放逐的明证。而且怀王十七年（前312），他还受命使齐，谈判复交。在此后六七年中，两国邦交始终不断。这又从事实上证明屈原此时还未被放逐。所以《新序·节士篇》记屈原初放在张仪欺楚之前，在记事上是不准确的。直到怀王二十四年（前305），“连横”派反攻胜利，怀王受秦厚赂，结成亲家，派人迎接新妇，齐交再绝。这是楚国外交上再一度的重大变化，屈原必然全力反对，这时才最有可能遭到放逐。因此，我们根据楚国外交政策的动向和纵横两派势力的消长来判断，屈原第一次放逐的时候大概不出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之间。
屈原第一次被放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九章·抽思》一篇有许多旅途愁苦的话，例如说：
灵：灵魂。思：思念。
愁叹苦神，灵遥思兮 。
行媒：媒介。在这里指没有代为转诉苦衷的人。
路远处幽，又无行媒 兮。
道思：抒写感情。颂：指诗赋。
自救：自宽自解。
道思作颂 ，聊以自救 兮。
斯言：指所作赋颂。
忧心不遂，斯言 谁告兮？
辞赋中的插曲。
很明显地，这是放逐在远方的口气，一种忧思无奈的情绪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此篇的“倡”辞 又说：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姱：美。
牉：分离。
好姱 佳丽兮，牉 独处此异域。
汉北，指汉水上游，在今湖北郧、襄一带，地居郢都（今湖北江陵县）之北。屈原的意思是说：有一只孤单的鸟儿从南方飞到汉水之北来了；一个漂亮的美人离开了她的家乡而孤零零地住在偏僻的异地。这鸟，这美人，都是屈原拿来自比的，都是他自己的影子。这无疑是屈原被放逐在汉北的证据。《九章·抽思》中又说：
逝：指梦魂返回郢都。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又“乱”辞说：
濑：水流石间所激成的急流。
长濑 湍流，溯江潭兮。
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这些很清楚地说明，屈原是从郢都放逐到了汉北。我们知道，汉水自郢西北向东南，流入大江，所以自郢都至汉北，必溯流而上。至于屈原再放之地如夏浦（今湖北省汉口地区）、沅湘（沅水和湘水的并称，亦代指湖南）等处，则或在郢东，或在郢南，不但与汉北远不相涉，而且南北亦背道而驰。故知屈原初放是在汉北，绝无疑问。
屈原第二次被放逐是在楚顷襄王时。据本传，他此次被放逐是得罪令尹子兰所致，不能确定在哪一年。但《九章·哀郢》一篇曾暗示白起破郢之事。白起破郢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而下文又说：“至今九年而不复。”从顷襄王二十一年上推九年，是顷襄王十三年（前286）。怀王死在顷襄王三年（前296），屈原责备子兰不该劝王入秦，绝不待十年之后。这当然还有别的原因，现在史料不全，无从知道。如果再放是在顷襄王初年，则“九年”只是表示年数多的意思，在文义上也是说得通的。
有人说即今安徽青阳县南六十里的陵阳，当大江之南，庐江之北。但屈原行踪未必至此。
辰阳、溆浦在今湖南沅陵一带。
屈原再放的地方在江南。那时江南地方很广，至少包括湖北南部及湖南北部一带。《九章·哀郢》中说：“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以下他历述经过的地方有夏首、龙门、洞庭、夏浦、陵阳等处。夏浦即今汉口，陵阳现在不可考。 看他所走的路线是从郢都顺流而下，一直到陵阳为止。中途虽然经过洞庭和大江交流处，但并未转向南走。后来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溯流而上，再过鄂渚（今武昌），入洞庭，溯沅水，至辰阳，复折而南，入于溆浦， 暂时停留下来。不久复下沅入湖，渡湘水而达汨罗。——这些就是屈原再放时足迹所到的地方。
屈原自从走到湘西辰溆一带，深山穷谷，几乎与世隔绝。这时候他不能也不愿再走了，本想暂时停留下来，不料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秦兵大至，攻陷楚国巫郡，情势险恶，眼见就要做敌国的俘虏，即使他想留在那里也不可能了。因此不得已只有再下沅水，入洞庭湘水一带，最后走到长沙东北的汨罗江，投江自杀，与楚国的人民永别了。
屈原自沉汨罗的传说是可靠的，在文献上很早就有记载。例如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就说道：“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稍后，庄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都提及此事。而《楚辞》的《渔父》一篇还记有屈原答渔父的话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一篇虽然不是屈原自己作的，但《史记》本传已经转载，可见传说是很早的。据司马迁说，他就亲自到长沙参观过屈原自沉的地方，想必是可靠的。但我们倘若进一步追究这个传说的根源，那就是屈原的自述。例如《九章·惜往日》中说：
玄渊：深渊。
临沅湘之玄渊 兮，遂自忍而沉流。
又说：
壅：蒙蔽。
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 君之不识。
由此可见传说是有根据的。此外在屈原许多作品中，如《离骚》《九章·抽思》《九章·怀沙》《九章·思美人》《九章·悲回风》等篇，多有暗示或明言死志已决，甚至死法已定的，都可以助证屈原投水自杀的传说相当可信，并不是汉朝人凭空捏造的。
至于相传屈原投汨罗江是在旧历五月初五日，此说最早见于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及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是不是也可靠呢？这却非常难说。但《九章·怀沙》一篇是屈原临死时作的，其中所记的时令是夏历孟夏（《楚辞》记时用夏历）。夏历就是我国过去沿用的阴历，孟夏是四月，阴历四月距离五月五日是不远的。此篇一开头就说：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汩徂：急行。
伤怀永哀兮，汩徂 南土。
按古音中“户”与父母的“父”同音。长与户齐，故不利于父。
见邯郸淳《曹娥碑》。
假使屈原是四月间到了长沙，五月初自沉于汨罗，那是极可能的，不过不能断定就是初五那一天罢了。如果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水的传说是有根据的话，那根据也许就在《九章·怀沙》所记的“孟夏”。但五月五日在我国古代本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的来历不得而知。起初它似乎与屈原的传说没有关系。与屈原同时的齐国宰相孟尝君田文就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当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他是五月五日生的，叫他母亲赶快把他丢掉。他的母亲哪里肯听，暗暗地养起他来。后来田文长大了，他的父亲骂他母亲道：“叫你不要养活这孩子，为什么偏不听我的话呢？”田文在旁边，立刻诘问父亲道：“为什么不要五月五日生的孩子呢？”他父亲说：“五月五日生的孩子，将来长得同门户一样高， 就会对父母不利。”孟尝君就对此作了一番巧妙的反驳。可见五月五日在战国时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我想，古代民间必定有某种关于五月五日的传说，因而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这种观念在后世也还保留着。例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还记着“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的俗说。东晋王镇恶五月五日生，他的祖父给他取名“镇恶”。可见从东汉到东晋，五月五日一直还是一个恶日。总之，可以断言，在某一时期，它必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节日。屈原是否死在五月五日，无从断定，但他或者偶然在这一天投水，或者故意挑选这一个节日来自杀，都是可能的。即使他不死在这一天，而后人却要拣这么一个日子来纪念他，像江浙一部分地方五月五日迎涛神伍子胥的故事 ，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伍子胥不能同爱国诗人屈原相比，所以五月五日这个节日后来就为屈原所独占，伍子胥竟没有份了。可见人民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是非常公道的。
每年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吴均的《续齐谐记》有这样一个故事：
欧回：一作“区曲”。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 白日忽见一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树叶，皆汨罗遗风。
《荆楚岁时记》等书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便是端午节吃粽子的来源。
诸书都说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这里独说是五月望日。望日是十五日，不知何据。或者各地传说不同，故记载各异。
还有端午节“竞渡”的风俗也与纪念屈原有关。据《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隋书·地理志》又载：“屈原以五月望日 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端午节赛龙船的风俗流行得很广，尤其是南方各省。我们的诗人受到广大人民永久的纪念，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