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东阳(1447年7月21日—1516年8月17日)明代诗文作家。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4岁即能作径尺大字,一时有神童之称。天顺八年(1464)进士及第,年仅18岁,选为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四年(1491)进太常少卿。次年,旱灾求言,东阳上书议时政得失,帝称善,擢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典诰敕。阁中疏草多出其手,疏出,天下传诵。弘治八年(1495)以本官直文渊阁参与机务。弘治十八年,孝宗临死,他与刘健、谢迁同受顾命。武宗立,太监刘瑾用事,内阁形同虚设。次年,他与刘健、谢迁同日辞位。中旨去刘健、谢迁,独留李东阳。其时,老臣、忠直士放逐殆尽,而李东阳却依附周旋,颇为气节之士所讥仪。但他尚能或明或暗地保护、营救了一批遭到刘瑾迫害的官员。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他上书求罢,慰留。后2年,以老疾乞休。家居4年而卒,年70岁。著有《怀麓堂集》100卷、《怀麓堂诗文续稿》20卷。
李东阳生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李东阳祖籍是湖南茶陵人,因为他的父亲李淳在京城金吾卫当军士,所以全家居住在北京,称为戍籍,按明朝制度,戍籍之户是要世代当兵的。李东阳从小就聪颖过人,4岁时就能书写一尺见方的大字,见者无不称奇,时称为神童。后来消息传到宫中,明代宗亲自召见面试,过皇宫的门槛时,因小东阳年幼个矮,迈步很吃力,陪同的太监逗他说:“神童脚短。”李东阳高声答道:“天子门高。”代宗心中很是喜欢,将小东阳抱置膝上,令人拿上林苑的珍果给他吃,还赏给他一些钱。并特别加恩,诏命李东阳入国学读书。待到他长大一些后,代宗又在他6岁和8岁时两次召见他,命他讲《尚书》大义,李东阳年纪虽小,但讲得头头是道,代宗对他很是赏识。有一次曾经出一对子试他,上句是“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对出下句为:“蜘蛛满腹经纶。”后李东阳拜相,有人以为当时之对就是先兆,当然这是迷信,但也说明李东阳确实学识过人。
明英宗天顺八年,李东阳18岁时就成为进士,授于翰林院编修之职(七品史官)。并选庶吉士,即选派进士中的优秀者在翰林院读书,由国家有名望的大学士亲自指导。后来,又陆续升迁为侍讲学士(从五品),担任东宫太子的讲官。
孝宗即位后,李东阳以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参与编纂《宪宗实录》,书成后晋为太常少卿(正四品),仍兼侍讲学士。孝宗弘治五年(1492),全国大旱,过去讲迷信,认为是政有所失遭致天谴,因此朝廷要求百官进言以求补阙失。李东阳摘取《孟子》一书7篇文章的大义编成条例,并加上自己对朝政得失的看法和建议,写成数千言的奏章。孝宗看后认为奏章说得很有道理。当时徐溥为内阁首辅,正因内阁草拟诏书任务繁重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而李东阳当时已闻名于文坛。所以借机向孝宗推荐他,比照明成祖任用王直的故例,召李东阳入内阁专领草拟敕诏之职。于是孝宗提升他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管起草诏敕、典诰。这时李东阳虽入内阁,但只是作一些文字工作,还不能够参预政务。
弘治八年二月,阁臣邱濬逝世。李东阳与谢迁(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同时入内阁参预机务,正式进入宰辅之列。后又加封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从一品)。最初,李东阳与徐溥、刘健、谢迁同为阁臣,因他工于文章,所以一应阁中奏疏都出自其手,每有疏章出阁,词彩华丽,百官争相传诵。
弘治十一年,徐溥因目疾致仕,刘健代为首辅。据史书记载,刘健出身编修,熟习典故,素有经济之志,为人正派。入阁后秉公办事,从不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也不去结交权贵,断事公正无私。而谢迁见事明敏,多言善辩,长于分析,很有口才。李东阳则处事历练,善于策划。每当孝宗召见议事,三人总是竭力尽心提出建议,遇有不可行之事,三人也能同心协力,再三谏止。当时传谣:“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三人并称贤相。起初,对三人的奏请,孝宗并不是每次都听从,后来随着对三人的信任不断增加,几乎是每请必准。每次召三人议事,孝宗都屏退左右,独与三人谈。门外侍候的太监听不清三人说些什么,只听到孝宗连称“好!”“好!”。后又特赐三人蟒衣,其宠信无以复加。
李东阳尤能体恤民情。弘治后期,天灾屡现,人民生活困苦。且战乱不断,内有云贵、两广地区的土著起义,外有鞑靼、火筛等元蒙旧部族的侵扰,朝廷常常兴师讨伐,为此供养了大批军队,供役之费巨大。孝宗晚年迷信佛道,在京城大兴土木,修建台阁寺观等,差役繁重,科派层出不穷。将帅官吏趁机剋扣军饷,借机营私,人民不堪其苦。李东阳忧心如焚,力劝孝宗减免科役,革除弊政,重视理财。于弘治十六年召户部重议盐法,统一税收,打击私盐和不法贩运。
弘治十七年,孔子故乡阙里的孔庙重建落成,李东阳奉旨前去祭告。回京后将沿途见闻写成一章上奏说,天津一带,因天久旱夏麦都枯死田中,而秋禾因缺雨种不下去。沿运河一路,拉纤的船夫体无完衣,田里的农夫面有菜色。青州一带尤其严重,以至盗贼横行。江南、浙东一带流亡逃荒的人充满道路,以至地方户口减耗一空,官库里的储粮不足10日,官吏的俸禄已拖欠几年。东南沿海各省,本是国家财富所出之地,遭此大灾已无余力。北方本来就贫瘠,如此下去,国无积蓄,危险也就不远了。
造成灾害的原因,不唯天灾,亦有人祸。李东阳指出:臣访之道路,原因在于朝廷无所事事的闲官太多,而国家用度没有规划。每大兴土木,随意加派差役、科税。这些科税大都落在劳动人民身上,有权势的大家巨族,皇亲国戚趁灾扩占田地,甚至地跨郡县。各地的藩王的供给,动不动就是二三十万。加上一些游手好闲之人冒充皇亲的仆从,私立关卡,收取商税,使商贩受扰不敢作买卖。苏杭一带的织造官都为宦官把持,更是结伙营私,胡作非为。长此下去,国家怎么能不败呢?陛下曾多次下诏要求群臣反映民情,检举弊政。可是事关贵戚和内廷,必受到层层阻挠。难以上达圣听。这次若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像臣这样久居内阁,每日处理章奏,犹不能知道详情,何况陛下高居九重,就更难体察下情了。“夫闾阎之情,县郡不得而知。县郡之情,庙堂不得而知。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终于蒙敝,容隐之端甚小,蒙敝之祸深矣。”孝宗闻奏,感叹良久,下诏免除山东灾区的税粮;并下令群臣检讨、反省各自的政事,议奏、检举害民弊政;罢免了苏杭、南京织造的宦官;并决定实行两京五品官员以下六年一考察的制度。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召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同至乾清宫,说:“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三人同为顾命大臣。
武宗即位,改元正德。年仅15岁。当年东宫太监刘瑾、谷大用、马永成等八人并受宠信,人称“八党”。尤其是刘瑾,本来姓谈,景泰年间自宫成为太监,认中官刘太监为父,改姓刘。武宗即位后使他掌钟鼓寺(负责乐舞杂戏等),每日以鹰犬、摔跤等杂耍引导武宗游乐。武宗年幼好玩,在八党的诱惑下逐渐不理朝政,甚至一两个月不问国事。刘瑾还以武宗大婚为由,传旨要内库拨银四十万两,并令镇守内臣每人贡献一万两。又在京城郊区增置皇庄,逐渐增至二、三百所,令宦官守庄,百姓困扰不堪。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痛恶“八党”乱政,联合户部尚书韩文等众大臣上疏历数八人罪恶,请武宗诛杀刘瑾等。武宗闻奏大惊失色,因三人是顾命大臣,不得不问,但又痛惜八党,竟至痛哭流涕不吃饭。于是派司礼监中官李荣和王岳到内阁传达他的旨意,请求将八人迁至南京。一日内去了三次。刘健和谢迁声色俱厉,坚持要将八人问斩,李东阳态度较为缓和。王岳性格历来刚直,嫉恶如仇,这时大声说:“阁臣们说得对,就这么定了!”随后按刘、谢的意见上奏。武宗还想开脱八人,刘健约韩文诸九卿明日到朝伏阙面争,王岳内应,必诛刘瑾等人。不想吏部尚书焦芳暗中将消息透露给刘瑾,刘瑾等八人连夜到武宗寝宫环跪在地下磕头痛哭,诬陷说:“臣等都是为了陛下快乐才招人所嫉,并且鹰犬小事怎么能危害国家呢?这都是司礼监王岳想结交外臣限制陛下的行动出入,所以先除陛下心腹之人。”武宗大怒,立刻将王岳收监并令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掌东西厂。明代为了加强君权,从太祖朱元璋起废丞相,设内阁,对臣下奏章拟出处理意见,称为“票拟”,交送皇帝裁决。明成祖开始重用宦官,设有宦官机构12监,4司,8局,共24衙门。并设有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其中司礼监掌章奏机要,即内阁“票拟”呈进后,由司礼监太监用红笔将皇帝的意见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硃”。所以司礼监的太监最受皇帝信任,也有机会影响皇帝的决定,改动内阁的“票拟”。第二天,众大臣入朝,知道事情有变,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都上疏辞职。刘瑾传旨将刘、谢辞退而独留李东阳,同时任命焦芳入阁。将王岳充军南京,后又派人将他追杀于途中。刘健和谢迁离京时,李东阳为他俩饯行,忍不住流下泪来。刘健正色言道:“何必流泪,当日如果多说一句话,今日我们不就一同去了?”李东阳默然无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较软弱的一面,所以刘健讽刺他当初不敢力争。一直到晚年辞官归家后,每谈起刘、谢二人罢归一事,李东阳总是痛哭流涕,后悔自己当年未能跟二人同去。
刘瑾掌司礼监后,总是设法先搞一些杂艺进献,然后乘武宗玩兴正浓时,呈上各司的奏章请批阅,惹得武宗心烦,于是事无大小一概委托刘瑾处理。从此刘瑾任意传旨行事,武宗多不知情,也不过问。当时朝臣奏事,都要先包上红皮呈刘瑾,称为“红本”,待刘看过后再取下红皮呈皇帝,称“白本”。刘瑾权倾朝野,有“立皇帝”之称。
此时内阁除李东阳外,又加焦芳和王鏊。焦芳为人粗鄙,正人臣子都厌恶他的为人,所以他只好结交宦官以图进身。看到刘瑾势大,所以卖身投靠,并且处处助纣为虐。王鏊虽然正直,但也无力与之抗争。入阁仅四年就辞职而去。开始,李东阳还想与刘瑾相抗衡,于正德二年奏荐户部尚书杨廷和入阁,二人互为倚重。王鏊辞职后,刘瑾又趁机安排其亲党吏部尚书刘宇和兵部尚书曹元入阁,李、杨势单力薄,并且常常受到刘瑾的排挤,只得虚与委蛇,以求自保,常悒悒不得志。李东阳曾有赠友人诗一首:“斫地哀歌光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表明其犹豫傍徨的心情。
当时,刘瑾专权横行,朝内大臣没有不遭其侮骂讥讪的。但对李东阳表面上还是很礼敬的样子。李东阳因此能在逆境中存留下来,并能在刘瑾乱政时为其弥缝其间,尽力补救一二。对遭刘瑾打击、陷害的一些公卿大臣也尽自己的力量进行开脱救护,从而保护了不少人。
正德三年六月,有一天退朝时在御道上捡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列数了刘瑾的罪行。刘瑾矫旨令百官都跪于奉天门外受罚,又将五品以下官员300余人都列为怀疑对象下狱。李东阳极力营救,恰好又查出是宦官内部所为,众人才得免罪。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因筹措边饷不合刘瑾心意,被下狱严刑拷问,几乎被打死,也是李东阳百方开脱劝解,最后刘瑾将二人削职为民释放出狱。尚宝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张玮等都曾因小过错被刘瑾抓住拷打,全赖李东阳力救而免于杖死堂上。
刘瑾曾发布一条新例律,凡抓住盗贼,不但本人治罪,还要将其家属、邻居发配戍边。李东阳不同意这个办法,认为牵连无辜太多。有一次共抓获盗贼70余人,司法官员想按新例律执行,李东阳制止说:“如果这样,那百年以内的旧案都可以重新追查了。”于是得免。刘瑾怨恨刘健、谢迁等人当年弹劾他,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进行报复打击。先是在正德二年将刘、谢、韩文等53人列为奸党,在朝廷张榜通告。后又于正德四年将刘、谢削职为民,并借口谢迁的家乡余姚人京官较多,攻击谢迁徇私结党,以此论罪想抄二人的家。也是靠李东阳据理力争,多方排解得免。
在刘瑾专权的五年里,李东阳名为内阁首辅,实无力与他抗衡,但又不愿与其同流合污,虽处处委屈求全,总不免得罪刘瑾。加上焦芳又嫉妒李东阳位列自己之上,常在刘瑾面前挑拨,总想取而代之。因此李东阳的处境日趋险恶。他曾主持编纂《通鉴纂要》,书成后,刘瑾借口誊录中有错字罢免了誊录官数人,并要追究李东阳失职之罪。李东阳不得不托人求情谢罪。还有一次李东阳上疏求宽恤几件事,触怒刘瑾,竟矫旨诘责他至数百言,朝廷内外大臣闻听后都替李东阳担心。李东阳对刘瑾的专横跋扈也是看在眼里,怒在心里。他曾作《腹剑辞》:“腹中剑,中自操,一日不试中怒号,构仇结怨身焉逃?一夜十徙徒为劳。生无遗忧死余恨,恨不作七十二塚藏山坳。”说明他亦有金刚怒目之时。
正德五年,刘瑾以谋反罪被诛。李东阳曾上疏自责:“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斥再三,或径自改篡,或持回密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謄黄,逼令落稿(即送出记录皇帝指示的黄纸),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理宜黜罢。”这番话比较实事求是地表明了他的心境和处境,功过论述也比较恰当。武宗对他好言慰留,多数朝臣对他的处境也都表示谅解。但也有一些注重气节的人认为他遇事不力争,唯求自保,不是正人君子的做为。侍郎罗,曾是李东阳的门生,就曾上书写信劝他早日退位,并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李东阳接信后,只有低头长叹而已。李东阳曾作《端礼门》乐府诗,其中有:“碑可毁,亦可建。盖棺事,久乃见。不见奸党碑,但见奸臣传。”说明他心中还是正邪分明,不过回天无力,唯有等待日久自明。
刘瑾获罪,焦芳、曹元、刘宇也相继罢相。李东阳加封左柱国,同时刘忠、梁储入内阁,政事为之一新。但因武宗昏侈,且张永、谷大用等其余“八党”仍受宠信,所以朝政最终不行。李东阳等多次上疏规劝,武宗都不听用。正德七年冬,武宗要调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的兵马3000进京,而将京师人马轮番调出戍边。言官交谏,李东阳也上疏提出十条不便于调动的理由,武宗都不听。命他草拟诏书,并亲自坐在宫门外催促,李东阳等大臣坚不奉诏。第二天,武宗竟自内宫降旨调兵入京。李东阳知道武宗不可辅佐,以年老几次上书求退,终在年底辞职。时年66岁。归家闲居四年后,于正德十一年(1516)去世。终年70岁。赠为太师,谥号文正。
李东阳为人很讲孝道。他刚入翰林院时,经常与朋友相会饮酒,有时兴致高时要到深夜才回家,不管多晚,他的父亲总是披衣坐等他回来后才睡。有一次天冷,父亲受了点凉,李东阳从此终生不再夜间出外饮酒。对待子孙他总是严加教训,不使他们以父荣子贵。按明朝制度,京官三品以上者可以荫封一个儿子为官。李东阳官居一品,朝廷按例荫封他的一个儿子为锦衣卫千户(正五品),他两次上疏力辞,认为荫封太重,最后只封为尚宝寺司丞(六品)。后他的儿子受到御史张芹的弹劾,武宗因李东阳的缘故要追究张芹,削减他的俸禄。李东阳却上疏引咎自责,并请免去儿子的荫封,但没有获准。
李东阳无论在官场还是文坛,都以温和容物而闻名。但凡他认为违“礼”之事,却丝毫也不肯马虎。他在任太常少卿时曾主持弘治六年的会试,为内帘主考官。当时礼部尚书耿裕任外帘监考官。按明朝科考制度,主考官在考场位列监考官之前。在入帘举行大宴时,耿裕以自己的品级在李东阳之上,所以不肯礼让李东阳。后来在入帘后命题时,李东阳特命首题为:“伯拜稽首让于夔龙。”以此讽劝耿裕要讲礼让,可说是戏而不谑了。
弘治十二年会试,李东阳与少詹事程敏政同为主考官。当时江左才子唐寅应试被怀疑有弊,因此被除名。后来查出与程敏政有涉,而李东阳照样清名无损。
李东阳为官48年,居相位17年,同时也是文坛领袖。他的文章典雅、工丽,朝廷大著多出自他的手。他的诗作也很多,且名重一时,有《芜对录》、《怀丽堂集》、《燕对集》等。由于他位列阁臣,官高位重,门生满朝。追随他的文人也很多,形成以他为首的“茶陵派”。
明永乐、弘治年间,诗文以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风行一时,内容上粉饰太平,形式上追求雍容典雅。文人进士都以台阁体为标准,以致陈陈相因,千篇一律,诗坛、文坛长期萎靡不振。李东阳的茶陵派诗文,较之台阁体更强调“发人之情性”的艺术特征,反对“句句字字摹拟而失真”。他特别重视诗歌的“时代格调”,认为一定的时代环境产生一定的艺术风格。“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他上承严羽沧浪之说,认为诗与文应有区别。文章要善于“纪述铺叙,操纵开合,为所欲为。”而诗则是为了“陶冶情性,感发志意”。“歌咏吟叹流通动荡之用存乎声。”强调诗的声律和音乐作用。他的《丽堂诗话》对魏晋以来的诗作,诗人及诗的风格等都有很深的研究。李东阳曾对侍郎费廷言说,如拿一首从未见过的诗给他看,他就能辨别出是那个朝代的作品。费廷言不太相信,一天特拿失传很久的白居易的《长庆集》试验东阳。结果只看了一首,他就认定是唐诗,又看了一首,就确认是白居易之作。可见其功力之深。李东阳推崇唐诗的雄浑壮阔的风格,但李东阳的诗却大都只讲求形式、音律而内容较贫乏。他公开说作诗要摆脱“头巾气”、“馅气”、“粉脂气”,但却不可缺少“山林气”或“台阁气”。虽然李东阳的茶陵派诗文还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的气息,但却是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所以后七子之首的王世贞说:“长沙(指李东阳)之于何(景明)、李(梦阳)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李东阳作为宰辅大臣,是很有气度和雅量的。他的门生遍布朝廷,每当早朝罢,门生们都群集其家,谈文论武,吟诗作赋,但没有一个人谈及官场势力之事。孝宗时,有一位监生曾上疏弹劾李东阳和当时的首辅大臣刘健,说二人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之人,急宜斥罢。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孝宗很生气,将这名监生下狱。李东阳与刘健却引咎自责,认为内阁对下面的意见没有及时处理,致使人产生误会,监生所告虽不实,但却是出于对国事的关心,力保奏他出狱。
刘瑾伏诛后,抄得许多大臣给他的书信,有的过于卑谄,武宗很生气,要下旨查办与刘瑾通信的大臣,东阳劝说道:“过去汉光武帝平叛贼王郎,得到手下臣民与王郎的通信文书数千封,一件也没看而全部烧掉,以安人心。现刘瑾罪状已分明,过去与他通信的人多是畏惧他的权势,还望陛下广大涵容,不追究为好。”因此没有株连许多人。
李东阳为官也很清廉,曾有门生自兴化进京办事,顺便送两幅帕巾和四把扇子给他。他犹豫半天,后因扇子已题了字,所以只好收下,但却把帕巾退了回去。晚年归家后,家无余资。冬天家里不生炉子。看书写字时冷的受不了,只好把桌案搬到房外太阳底下,晒着太阳阅读,一天中桌案要随着日影移动多次。故人去拜访他,只见其家徒四壁,除书籍外,其余家资不足富贵人家宴请一次客人的费用。
李东阳除诗文外,书法也很好。特别工于隶书和篆书。他手书的碑帖、书版等远播四方,辞职归家后,慕名请他题诗作文,书写条幅的人很多,其润笔之资就成了一家人主要衣食费用的来源。据说有一天,他已写了很长时间的字,夫人又拿来一些纸,他不禁露出疲倦之色,不想动笔。夫人开玩笑说:“今天可是有客人来,你难道能让饭桌上没有鱼和新鲜的蔬菜吗?”李东阳一听,连忙笑着继续写下去,直至写完才休息。其名士风度可见一斑。
李东阳去世之日,家中没钱不能治丧,还是众门生和手下故吏们凑钱将其安葬。后人评论:刘瑾当权时,公卿大臣少有不受其打击迫害的,独不敢加害李东阳,并不是他有什么权术,而主要是他贞操洁正,使刘瑾也不得不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