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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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颐浩（1071年－1139年4月30日）南宋高宗时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元直，沧州乐陵（今山东乐陵西南）人，迁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哲宗元祐进士，李清臣荐为邠州（治今陕西彬县）教授。徽宗末年，为太府少卿、直龙图阁、河北转运副使、都转运使。高宗即位，除知扬州，进户部尚书，尝单骑往张遇营垒说之降宋，因进吏部尚书。建炎二年（1128），金人进逼扬州，高宗南遁渡江，自愿留守江北，拜同签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苗傅、刘正彦变乱，约张浚起兵讨伐，倡议勤王。高宗复辟，任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兵南下追高宗，进航海避难之策。建炎四年，签书枢密院事赵鼎上书弹劾他专恣擅权，罢相，除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寻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池州（治今安徽贵池）。绍兴元年（1131），往平李成起事，败而后胜，诏兼领寿春府（治今安徽寿县）、滁（治今安徽滁县）、庐（治今安徽合肥）、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旋破张琪之兵，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秦桧同秉政。桧欲去之，反力倾桧，绍兴二年罢桧相，斥桧党。独揽军政大权，主张北伐。然挟私用人，排斥李纲、赵鼎等抗战派。绍兴三年，因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之劾，罢相为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绍兴五年，条十事上守战方略，除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镇压郴、衡、桂阳民众起事，除少保、浙西安抚制置大使、知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行宫留守，旋封成国公。绍兴八年，除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行宫留守。引疾求去，除醴泉观。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地，诏往陕西，以老病辞，未几卒。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号“忠穆”。著有《忠穆集》。

北宋末年，在今河南近郊的一片农田里，一个健壮而又斯文的年轻人，正头顶烈日，精心地耕种着自己的土地，汗水不断地顺着脖颈流下。一会，他直起了腰，用汗巾擦了把汗，并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庄稼。这时，在他那稍带迷惘的眼中不觉泛起一线的希望。是啊，在这兵祸不断的多事之秋，这即将收获的粮食，将能帮他养活家中的老小，如果可能，他还可再以自己的才能去报效多难的国家。他，就是后来担任南宋宰相的吕颐浩。

吕颐浩，生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他的先人祖居乐陵（今山东乐陵），后来举家迁往齐州（今山东济南）。吕颐浩勤奋好学，绍圣元年（1094）中进士第。但不幸的是父亲病逝，家中贫穷，吕颐浩只好亲自劳动以赡养老小，并在这艰苦的生活中逐渐成熟起来。不久，吕颐浩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觅得一司户参军的职务。很快，又被李清臣举荐为邠州（今陕西彬县）教授，后除宗子博士，累官入为太府少卿，直龙图阁、河北转运副使，升待制徽猷阁、都转运使等职。

吕颐浩的一生，一直搏击在北宋灭亡、南宋初创、金人不断南侵这样一种剧变的历史进程中。他的个性很强，有胆略，长于军事，在南宋国举步维艰之际，以其栋梁之材而为人所倚重。

北宋王朝传至徽宗赵佶时期，已是国力日弱。与此同时，北方的西夏和金、辽等少数民族却在不断壮大，并时常向软弱的大宋边地发动战争。北宋王朝为保住自己一时的安宁，竟不得不按时向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纳贡。这件事，一直使徽宗赵佶深感屈辱而又无可奈何。直到崇宁二年（1103），赵佶才在蔡京的建议下，派童贯率兵试着对西夏发动了几次战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宋军居然攻占了敌人的不少地盘，并逼得西夏反过来向宋朝奉表谢罪。这一意想不到的胜利使赵佶有点忘乎所以了，很快，他便打起了辽的主意。宣和三年（1120），宋与金商妥夹攻辽朝，并约定金取辽的中京大定府，宋取辽的燕京析津府，灭辽后，宋朝将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转送金国。“海上盟约”就此正式订立。

对于宋朝联金伐辽，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不妥，赵佶过后也曾一度怕辽军报复而想撕毁盟约，所以盟约虽定，却迟迟没有行动。直到宣和四年（1122），金兵攻下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南）和西京（今山西大同），辽国败亡已成定局，赵佶才命童贯、蔡攸率15万大军仓促向燕京进发，欲收渔翁之利。这时，吕颐浩以转输职随种师道至白沟（今河北新城东北），收复燕京后，又得辽降将郭药师人马二万，契丹军万余。由于这些新增人马的给养同时需靠朝廷解决，加剧了军需物资的紧张。于是，吕颐浩被升任燕山府路转运使，全面负责这一地区部队后勤给养的转运补充。

“光复燕云”之后，赵佶便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对于贪婪的金人，却根本未考虑作任何的防范。吕颐浩身置前线地带，对眼前的局势了如指掌，因而，朝廷的疏于防范使其深感不安。他在一份奏表中精辟地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开边过于遥远，会形成难以防守的局面。这样一来，虽然穷尽财力，也难以有好的结局。”随后，他又奏报燕山、河北危急五事，请求徽宗制定长久之策。然而，此时的赵佶，正陶醉在所谓胜利的欢乐之中，他根本没有，也不愿想到危机在即，反因吕颐浩的奏疏搅了自己的美梦而发怒，并命对吕颐浩夺官贬职。稍后，赵佶回过神来，也感自己有些过份，便又将吕颐浩官复原职，再进徽猷阁直学士。

其实，吕颐浩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他提出的“博议久长之策”的建议也不失为远见卓识。事实上，就在赵佶因光复燕云还在喜不自禁的时候，供给驻守燕山等地官员、军队粮饷、军需给养的河北、河东、山东三路已是民穷财尽。人民不堪重负、纷纷起义，反抗压迫。而窥视中原已久的金人也撕毁了盟约，指挥军队长驱南下，至宣和五年（1123）十月，金军东路人马已攻下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两地。这时，辽国降将郭药师再度投降金人，并将吕颐浩也劫持到金营。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后，再派郭药师为先锋，大踏步南下中原，面对这内外交困的境地，昏庸的宋徽宗赵佶一心只想如何逃脱危险，连皇帝的宝座也不坐了，便仓惶禅位给了儿子赵桓。

靖康元年（1126），赵桓满足了金人提出的所有条件后，金人北撤，被拘金营的吕颐浩也才得以南归。

吕颐浩回到朝廷后，再被授以河北都转运使，吕颐浩以身体有病为由辞而不受，转而被授以崇福宫提举学事司。

宋钦宗赵桓继承皇位后，虽然勤于国事，但却才干平庸，柔弱寡谋，缺乏一个政治家所应具备的远见卓识和深谋远虑，尤其是在对金人的战与和的问题上，更是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就在他还在犹豫间，金人的铁蹄已再次踏上千疮百孔的中原。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汴京被围，转年元月，金人破城，徽、钦二帝被掳，北宋正式灭亡。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建立起南宋政权。

南宋的建立，一时间唤起了全国人民的抗金热情和希望，然而，身为皇帝的高宗赵构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尽快南下，以便凭借长江之险苟安。为此，高宗谨慎选择一些有才干的官员镇守东南各地，吕颐浩也被委以扬州知府的重任。建炎元年（1127）冬，金人为消灭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再次出兵。面对强敌，高宗弃前线将士于不顾，于十月乘船离开应天府南逃。二年（1128）春抵达扬州。车驾随从安顿完毕，吕颐浩入见，高宗素知吕颐浩颇具才干，即拜吕颐浩户部侍郎兼知扬州。不久，再进户部尚书。

吕颐浩任职朝廷后，局势一天紧似一天。前方金人步步紧逼，后方金山一带又出现以张迈为首的数万人在纵兵焚掠。为了安定局面，以便专心应付南侵的金军，吕颐浩不顾安危，与韩世忠一道只身前往，说服张迈以大义为重。吕颐浩的胆识和勇气，使张迈深为敬佩，当即召集部属，释甲归降。回到朝廷后，高宗再进吕颐浩为吏部尚书。

张迈之乱刚刚平定，金兵已逼近扬州。二月三日晨，高宗于睡梦中惊醒，仓惶出逃，经一天的急驰狂奔，至晚抵达镇江府。然而，金兵得知高宗逃去，尾追甚急。吕颐浩建议高宗再往临安（今杭州），并以朱胜非守镇江，刘光世控扼江边，杨惟忠驻守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自己亦暂时留下，以做江北抗金部队的声援。高宗接受了吕颐浩的建议，车驾顺利抵达钱塘。为此，再拜吕颐浩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宋军收复扬州后，又改任江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江宁府。

吕颐浩上任江宁府后不久，忽然接到改元“明受”的诏书和敕令。吕颐浩心中纳闷，便召集府中官员商议此事，大家都觉得事情蹊跷。思忖半天，吕颐浩对官员们说：“这一定是发生了兵变。”他的儿子吕抗同意他的判断：“主上正值春秋鼎盛，徽、钦二帝又还蒙尘沙漠，天天盼望拯救，在这样的时刻，怎能突然间逊位给一个还年幼的孩子呢？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是兵变无疑了。”

事情确实如此。原来，当金军北撤后，高宗在临安把自己的小朝廷暂时安顿了下来。同时任命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但王渊其人性情暴躁，又庸碌无为。无显功而骤居要职，使得诸将深怀不满。苗傅、刘正彦两位将军更是自感功高荣薄而愤愤不平。于是合谋发动兵变，先斩王渊，再逼高宗退位。朱胜非见二逆凶残，为保高宗的安全，也只好劝高宗“且依了他们，等日后再作更张。”就这样，高宗不得不违心地禅位给了3岁的儿子赵，由太后垂帘训政，自己出居显宁寺。因此，便出现了改元和大赦的事情。

吕颐浩得知事情的经过后，深感此事关系重大。目前，金人正虎视江南，一旦乘虚而入，国弱主幼，将无力抗击。考虑及此，吕颐浩不禁手心出汗，即刻派人捎信给张浚说明情况，并指出“时事如此，我们不能坐视不救。”

这时，驻守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张浚将军也接到了改元敕书。张浚情知有变，立即让守臣将诏书扣下未宣。就在张浚与提点刑狱赵哲谋划起兵讨贼的时候，接到了吕颐浩的来信。张浚素知吕颐浩有威望，能决断大事。因而，即刻遣人携蜡书回复吕颐浩，告知准备起兵救驾的情况。于是，吕颐浩再约刘光世、张浚等合兵讨贼。

江宁的官员百姓得知临安兵变后，人心惶惧、惊恐不定。为稳定局势，吕颐浩当即传檄杨惟忠，要其留屯江宁府，一则控制江北，防备金人乘乱渡江；二则防止苗、刘等在穷途末路之时挟持圣驾从广德（今安徽广德）渡江北去，投靠金人。正在吕颐浩调兵遣将准备往临安勤王救驾间，有旨召其赴院供职，吕颐浩知是苗、刘二人之意，故辞而不受。同时，明确提出要高宗复辟帝位。他说：“现在金人正乘战胜之威时刻准备南下，各地群盗亦有蜂起之势，兴衰拨乱，事已艰难。这样的时刻，皇上怎能退享安逸？请赶快恢复圣上帝位，以图复兴中国之大计。”

吕颐浩十分清楚，苗、刘二人是不会听从自己的警告的。这场兵变也只有以武力方能解决。因而，他随即发兵江宁。行前，吕颐浩举鞭誓师，一定要消灭叛逆，恢复圣上帝位。将士们皆为他的真诚、胆识和慷慨陈辞所鼓舞。

部队行至平江府，张浚乘轻舟迎接吕颐浩，两人见面，携手相泣。张浚此刻也顾不得许多的礼节和客套，径直向吕颐浩讨问平逆之策。吕颐浩平静地说：“我先前谏阻开边，差点死于宦官之手，做燕山转运使时，又被郭药师挟持到金营。现在，即便大事不成，不过诛灭全族而已。但是，为了国家社稷去死，不也是值得庆幸的吗？”吕颐浩的话，使张浚很感激，随即于舟中草拟檄文，并进韩世忠为前军，张浚做策应，刘光世为游击，且分军殿后，吕颐浩与张浚指挥中军。布置完成后，吕颐浩率军自平江出发，向东南进军。

各路勤王军大举进发的消息很快传到临安，苗、刘再次假托圣旨要吕颐浩单骑入朝，遭到吕颐浩的严辞拒绝：“我所统率的将士，正为忠义所激励，此时此刻，我们全体是可合不可离。”

苗、刘二人，本是一介武夫，既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也缺乏军事上应急应变的能力。面对各路勤王大军，他们束手无策，最后，在朱胜非的劝诱下，只好请高宗复辟。吕颐浩和张浚得知高宗复位并要他们入朝议事的消息后，仍率军前进，行至秀州（今浙江嘉兴），吕颐浩对诸位将军说：“目前，苗、刘虽然反正，但他们仍在朝内握有兵权，此事如不解决。过后他们必然会给我们加上各种罪名而将我们除掉，我们应接受前人的教训，除恶务尽。”

部队在秀州稍事休整后便再往西南进发，很快抵达临平（今浙江余杭临平），直逼临安。苗、刘企图做最后挣扎，急派部队拒战。吕颐浩亲自披甲上阵，指挥韩世忠等大破叛军。苗、刘眼见支撑不住，星夜引军逃往富阳（今浙江富阳），吕颐浩等率勤王军，一路长驱直入临安。饱受兵变之苦的城中人民，夹道欢迎，纷纷争睹吕颐浩等人的风采，并示敬意。高宗也万分感激，亲自将他们迎入，慰问再三。

五月，生擒苗、刘，七月，苗、刘伏诛。

平定苗、刘兵变后，当时身为宰相的朱胜非因事先未能防止而引咎辞职。高宗乃命吕颐浩守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御营使。不久，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此，吕颐浩以其胆略、智慧和勤王之功而身居宰相之位。

吕颐浩任宰相后不久，便逢金军再度南侵。十月，金兵一路人马攻入江东，另一路攻入江西。十二月，金兵围攻建康。

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高宗所依重的大臣，建康留守杜充为保活命，竟弃城降金。一时间，形势危迫，朝廷上下，一片惊慌，高宗忙召吕颐浩商议避敌之策。吕颐浩熟谙军情，他很清楚，建康一失守，杭州也将危在旦夕。针对这种局势，他提议高宗到海上暂避一时，他对高宗分析说：“金军多是骑兵，不可能乘船入海追击，况且金军对江浙一带的气候又不适应，不会在此久留，等金兵一撤，我们再回来。这叫彼出我入，彼入我出，不失为兵家奇策。”高宗此时也无更好的办法，便接受了吕颐浩的建议，并以“朕左右不可以无相”为由，要吕颐浩陪同前往。直至数月后金人北撤，在海上历尽颠簸之苦的高宗一行才弃舟登岸。

接受了建康失守，临安不保，致使圣驾不得不避敌海上的教训后，吕颐浩亲自请兵五万屯守建康等处，又请将王、巨师古的部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就在吕颐浩即将前去镇守的时候，叛将李成派其部下马进包围了江州（今江西九江）。为了讨伐叛军，吕颐浩先屯兵鄱阳，会合杨惟忠部队，同赴南康（今江西南康），再遣巨师古夹攻李成所部。但是，吕颐浩此次低估了叛军的实力，经过一场鏖战，吕颐浩、杨惟忠所部失利，巨师古败逃洪州（今江西南昌）。

吕颐浩由于“轻敌进军”招致第一次讨伐叛军的失败，但高宗仍称赞他“奋不顾身，为国讨贼，是群臣所不及的。”因而，接到吕颐浩的救援书后，立即降诏王率军万人速去策应。得到增援后，吕颐浩复军左蠡（今江西都昌西北左蠡山下），又得门舍人崔增之众万余，军队实力大振。重新集结的军队再次与叛军交锋，李成终于招架不住，兵败逃走。吕颐浩乘胜挥军进抵江州，得知马进已攻陷九江城。吕颐浩再以招讨使张浚为前锋，大败马进，胜利收复九江。

在吕颐浩的不懈努力下，江南地区日趋稳定。先是招降赵延寿于分宁（今江西修水），得其精锐五千；后又以不满万人的兵力，击溃进犯饶州（今江西波阳）的张琪五万军队。吕颐浩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屡建战功，深受高宗依重。不久，再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

吕颐浩具有过人的才干和胆识，但却性情暴躁。苗、刘兵变后，朱胜非引咎辞职，高宗问谁可代之。朱胜非推荐了吕颐浩和张浚。在谈到二人的优劣时，朱胜非指出“颐浩练事而暴。”及其为相后，更是作风严厉，不容反对。一次朝上，一个官员因违背了他的意旨而被当众了一个耳光。当时，这个官员的品位已经不低，受此侮辱羞愧难当，便对吕颐浩说道：“按照惯例，堂吏有罪，应当送交大理，依法处置，今天却象苍头奴一样受辱，我等贱役到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希望宰相你能稍存一点朝廷的体面。”吕颐浩听罢，更加气愤：“现在天子巡幸海甸，大臣们穿着草鞋行走在沮洳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要存什么体面？等到大驾回到旧都，再还你体面也不迟。”

吕颐浩这种暴躁的性情和严厉的作风，在其为政中更表现为独断专权，对此，朝中颇有微辞。当时，身为侍御史的赵鼎曾数论其过，并指责他“横施打击言官的威风”。

绍兴二年（1132），吕颐浩在一班朝臣的协助下，弹劾奸相秦桧议和误国，植党专权，罪应废除。六月，秦桧罢相。但是，吕颐浩在为朝廷去除一大奸臣的同时，一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也多被罢官。一时间，台省为之一空。

罢掉秦桧，挤掉赵鼎后，吕颐浩在朝中依靠着高宗的信赖颇有些无所顾忌。当初，一直积极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后出任湖南宣抚，吕颐浩深忌李纲的威望，大权在握后，便有意排斥，多次对高宗说李纲放纵暴虐，任职以来缺乏政绩，要求罢其诸路宣抚之职。对吕颐浩这一无视事实排斥异己的做法，大臣李光认为不妥，便从江东寄来书信，极力赞美李纲有大节，四夷威服，不应罢职。吕颐浩历来对与自己唱反调的都不放过，这次李光虽然出于公心，但仍被扣以结党之名而被罢官。

由于吕颐浩任宰相后刻意擅权，独断专行，致使朝中多有不满，赵鼎被免职后，在家杜门不出，连章指责吕颐浩的诸多过失。时间一长，高宗虽感念他首救驾有功，但也不能不对他的一些行事另有看法。绍兴三年（1133），江南一带连续发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高宗下诏求言，并对大臣们说：“国朝四方水旱，没有不详实奏闻的。近来苏州、湖州发生地震、泉州大水，却没有上奏给朕，这是为什么呢？”高宗言罢，平时不满吕颐浩专权的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便借此机会，同声指责吕颐浩。吕颐浩因而被罢相职，改任镇南军节度使，提举洞霄宫，后改特进、观文殿大学士。

吕颐浩罢相后，自己并不甘心置身事外。绍兴五年（1135），高宗下诏问战守方略，吕颐浩上疏，条陈十事，得高宗嘉奖，除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后又除少保、浙西安抚制置大使、知临安府、行宫留守等要职，并进封成国公。绍兴八年（1138），再除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

晚年的吕颐浩政治上已不再得意，但却仍然嗜酒好色，夜必纵饮。当时，前户部侍郎韩家有三妾，各具姿色，名闻一时。至韩死后，许多大将以厚赂争娶。吕颐浩虽家有侍妾十数，此时也用数千缗娶到其中一人，号三孺人，大加宠爱。但是，吕颐浩已年近花甲，多年的征战和劳顿，加之过度的酒色，使其身体日衰，绍兴八年（1138），吕颐浩辞职求去，除醴泉观使。当时，吕颐浩曾赋诗一首，来表现他此刻摆脱了繁忙的公务后的娱悦之情：

东郊卜筑傍溪流，菡萏香中系小舟。

脱去簪绅归畎亩，悟来渔钓胜公侯。

青云旧好何妨厚，白雪新诗为宠留。

又指湘谭问行路，一堂风月阻同游。

吕颐浩除醴泉观使倏忽一年，南宋与金正式议和，金人归还河南、陕西等地。高宗欲派吕颐浩往陕西镇抚，但吕颐浩已老病不能行，至绍兴九年（1139）四月病逝，享年68岁。吕颐浩死后，被追赠为太师，封秦国公，谥忠穆。

吕颐浩颇有胆识才略，善长鞍马弓箭。他在北宋灭亡，南宋初创这一艰难的历史时期中，以其出众的才智和能力为南宋王朝，尤其是为高宗赵构皇位的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在任相期间，亦曾不听劝阻而以报复恩仇为先，不能至公无我，一时为朝臣所议。特别是在其后期为补当时军用不足与朱胜非一起创立的江、浙、湖南诸路大军月椿钱，致使郡邑多横赋，民众怨声载道而成东南一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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