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蔡文志》《白虎通義》皆以“五常之道”釋“五經”，骤視其言，嫌於比附，膚廓無當。然吾人欲於經義下一總解，實又無以易之。儒者出於司徒之官，人倫之教，其基礎也。經學之要義，能外於五常之道败？故就经學之影響言，乃一整體之經義，非可以專就一經言也。其中亦有偏勝，可得言焉。西漠之經學，可謂之《春秋》時代之經學也。蓋漢代一統，须有其政治哲學，法家尊君卑臣，宜若可也，然其不重教化而廢禮義，知尊國家而不重民志，可以圆强而不可以安國，故《春秋》興焉。《春秋》之義，王者無外，人臣無將，既足以建强有力之政府，而又能尊重民意，於漠代政治社會，最爲通宜。此漢人所以謂“《春秋》爲漢制作”也。宋代之经學，《四子書》時代之经學也。佛學自漢輸人中國，漢末道教亦興。魏、督、南北朝佛道皆盛，其時儒學雖微，尚足與抗。隋、唐以後，佛法大盛，道教亦爲李唐國教，當時幾無謂儒學。宋儒欲中典儒學，不得不宏義理。初猎出入於《易傳》《中庸》《樂記》，而無统绪。自程子提倡《大學》，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間，與《論語》《孟子》集注，合爲《四書》，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道，粲然大備。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遗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人焉，則庶乎其不差也。”可见宋人尤重《大學》，而辅以《論》《孟》《中庸》，以爲儒學之要典也。《日知録》云：“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間，《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録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黄氏，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乃放而足之，爲《四書附録》。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蓋宋儒自有《四書》，而後經學足與佛、老相抗，宋以後言義理之學亦多方，要無出其外者也。其次爲西漢中葉以後災異之學。《漢書·眭雨夏侯京翼李傅》云：“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帝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胜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别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者也。”陰陽災異之說，大盛於元、成、哀、平之世，累見於詔書及臣下奏議，日食策免三公，災害罷郡守，其力量之大可知也。其次則马魏、骨、南朝之《易》學、《禮》學。六朝以《易》《老》《莊》爲三玄，不僅爲談論之所宗，亦影響於人之思想態度。六朝《禮》學，自贺循而下，無慮数十百家，言喪服者尤眾。《南史·王承傅》云：“時膏腴贵游，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王俊傅》云：“先是，宋武爲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而《易》《禮》於斯時獨盛者，以《易》與《老》《莊》通流，爲玄學之宗，而南朝重門閥，《禮》爲南朝士大夫所業也。其時《論語》之學亦盛，由佛學入中國以後，孔子與佛學之比較，爲時人所欲知，故學者喜研求《論語》。皇侃《義疏》所存《論語》遺説，往往以佛義釋儒，雖爲學者所譏，而《論語》之見重此時，則由於此。其次爲唐、宋《春秋》之學。唐代藩鎮跋扈，故《春秋》之學興焉。宋人承之，故宋無叛將。然王尊，而攘夷之功未效也。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爲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纪。吾國素稱禮義之邦，而初學惟南朝獨盛者，何也？以吾先儒重禮意，而不重禮文。朝廷之上，所爭者皆爲虚文末節，以粉饰太平而止，而禮意则深入人心，视之若無有，细察之，則凡百事爲無不原本先王制禮之意。又言政者，重人治，不重法治，故《春秋》之義，炳如日星。而《周禮》一書，僅别歆、蘇绰、王安石諸人提倡之耳。自隋，唐設進士科以来，文學即代經學而興，雖有明經一科，不逮進士遠甚。故經學盛於雨，南北朝尚有家法，其時佛學、文學雖盛，經學尚足與抗。自後则日就陵夷，清人始起而振之。夫清廷取士，以朱學，以文章，而楼學猶盛者，则以社會之風尚爲多。亦猶古學之在束漠，理學之在宋世，皆不赖政府之提倡。然此必有一二大師崛起於其問，然後能轉移一世之風尚。故就經學之注釋而言，则隋、唐以前，與隋、唐以後，迥然不同者，则進士科爲之也。然經學影響之大小，並不繁於經學注釋之盛衰。隋、唐以後注釋之風衰，经學之深人人心，並不以此而减。亦猶清代考據之風盛，百□法□未猶爲经儒所恪尊，而戴氏《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之作，同時之人猶以爲多事也。經學之所以成爲經學者，西漠今文學舆宋之理學耳，若言注释之功，则以清人爲最，而束漠古文學则其導夫先路者焉。言經學之流變，於此犖大者，不可以不先識也
①编按：“朝”字原，今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