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今古文，有今古學。今古文者，若《易》有费氏古文之本，有施、孟、梁丘今文之本，《書》有孔壁古文之本，有伏生今文之本，《禮》有鲁淹中古文本與后倉今文本，《春秋》有古經與今經，其餘《論語》《孝經》，皆有古今異本，《禮記》多取諸古文禮記，《孟子》亦爲古文，見《河間獻王傳》。此所謂古今文也。古今文者，若宋、元刊本之與今世通行之本，所差在篇章之多寡，文字之異同，宋、元刊本不能盡賢於通行之本，則古文亦不必盡侵於今文。以文字而論，時有古經文字爲借字，而今經文字反爲本字者，清世小學家已累累言之，亦可以知古文之不定勝於今文也。然而博稽眾本，爲學者所有事，鄭玄之於《儀禮》《論語》，爲可師法也。鄭君在常時，號爲博通，其於學，挥善而從，故能如此。當時專家之學則不然，故《藝文志》云：“别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與古文同。”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陽、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筒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筒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数十。”施、孟、梁丘、歐陽、大小夏侯之不能择善而從，明矣。《尚書》有逸篇，而搏士以《尚書》爲備。《逸禮》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而后倉以下之禮家不能用，乃推士禮而上致於天子。此在溪師，或由篤守師法，異地而觀，皆不免於固蔽也。蒙先生云：“鄭玄《三禮目録》云：‘《奔喪》實《逸曲禮》之正篇，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食其説，因合於《禮記》耳。’又云：‘《投壶》亦實《曲禮》之正篇。’是《逸禮》三十九篇，小戴取以入記，不謂爲經也。《漠書·儒林傳》：客歌《驪駒》，王式曰：‘在《曲禮》。’服虔説《逸詩》篇名，見《大戴禮》。則《大戴》亦取《逸禮》以人記，亦不謂之經。至孔壁得《逸害》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完宽受學於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出於寞。則壁中《尚書》，今文家亦見之。劉歆必曰‘天漠之後，孔安國献之，遭巫含卒之難，未及施行，藏於祕府，伏而未發’，然《史記》终於太初元年，而《儒林傅》已言‘安國至臨淮太守，早卒”，是安國已卒於太初之前，乌得謂天漢之後，巫蠱福起，而安國尚於時獻書？此劉歆曲爲博士不見壁經之説，而自託於占文以爲重。馬融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説’，則孔壁得書，古學家見之，今學家亦見之。今學家不以傅於十七篇之《禮》，二十九篇之《尚書》，视以爲經而傅之，古學家亦莫以傅於經而傅之。其逸文，下及何休、鄭玄猫每微用，世内府猶祕藏之，而终莫之傳者，殆皆以傳記視之，不以爲經耳。本師廖先生謂《泰誓》爲《牧誓》之傅，《九共》爲《禹貢》之傅，《孔子世家》云‘故《害傅》《禮記》自孔氏，蓋即謂此《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謂之傳記，而不謂爲經也。《論衡》云：‘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史記》云：‘漠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文志》之《書傅》四十一篇，生終後，歐陽，张生之所成也，今《書傅》有《帝誥》《説命》《高宗之訓》《微子之命》《成王政》《揜誥》，则伏生所傳，非特二十九篇也。鲁恭王壞孔子宅，得《逸書》惟十六篇，而《史記》有《湯征》，《王莽傅》有《嘉禾》，《鄭志》趙商荣成王《周官》，则五十八篇外，漠師所見《逸書》猶多。則《録》言‘武帝末，民間得《泰誓》，而婁敬、董仲舒已先見之，河内、鲁壁即不發見《逸書》，漠師固早傳之也。《論衡·逸文》篇成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正》篇云‘張霸空起百雨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祕書百篇以校之①，皆不相”，此即《漠善·儒林傅》所言‘霸以能爲百兩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事也。明百篇之《書》固未亡，特不必百篇爲經耳。二《戴記》中，有《冠義》《昏義》，此十七篇之記也，有《遷廟》《釁廟》，则十七篇外之《逸禮》也。《占文尚》，殆亦猶是。”蒙先生謂今文師得見《逸書》《逸禮》，以爲傅不以爲經，是也，然義無所取。十七篇之《禮》與二十九篇之《書》，高堂生、伏生之僅存者耳，使其所存不止此，亦不以爲經乎？《泰誓》與《逸害》何别？《泰誓》可爲經，而逸十六篇不可爲經，其故安在？劉有言“天下眾書，往往頗出”，孔壁之外，未無所發见，史有遗文，不盡知耳。經學之爲經學，原以儒學纳於經文之下而成，有經無説，亦不成其爲经學。故漢人重師，先師所不傳，道亦不傅也。漢初經師，即常時之儒學大師，以其學説傳諸其徒。西漠人所謂“微言”，皆不可著於竹帛，而有觸時忌者，吾於《西漢思想之發展》已論之。後師於此已不敢言，於其師說大半遺之，顧於先師所傳之經文，不敢有所损益，豈理也哉？古學家本後起，當亦缘今學以起義，今學家所不傳，古學家亦不傳，遂使文放佚，惜哉！惜哉！以五經古今文言之，《詩》無古今之異，其餘《易》有费氏古文，《書》有孔氏古文，《春秋》與《禮》雖有古經，而無傳人，有经文、有傳授者，惟《易》《書》而已。费氏無章句，以《象》《象》《磐辭》解説上下《經》，無異説可知。《古文尚書》，則劉申叔先生謂“古文異説，創始桑欽，詮制不同，策端到、贾”，是則《古文尚書》而成其爲《古文尚書》之學者，亦西漢末年之事。故謂西漢有今古文之異本，而無今古學，可也。
所謂今古學者，今學则十四博士之説，古學則《左氏春秋》《周官》《毛詩》《古文尚書》也。《漢書·劉歆傅》云：“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劉歆移書，謂博士“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不傳《春秋》”，又曰“今里上德通聖明，继統揭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兹，雖昭其情，猎依違謙謂，樂與士君子同之。
①编按：《渝衡》原篇“所”字，疑衍。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将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顺遣。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绝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酒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视，其爲先秦書，皆有微驗，外内相，宣苟而已哉”，其意不過欲扶掖微學，非與今學立異也。及其拒於博士，乃慎而創立與博士相反之古學。當歆移書太常，尚未及《周官》也，王莽居福，乃立《周官》。《疏·序》謂“《周官》始出，唯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博觀，末年始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明歆晚年，始專據《周官》以與今學爲難。《周官》之於《禮經》，《左氏》之於《春秋》，非如《易》之有费氏古文，《書》之有孔氏古文也。其爲先秦舊書，雖有微驗，而非漢初諸師所傳，非西漢人所謂經學。博士於《逸禮》《逸書》尚拒之，何況於《周官》《左氏》乎？《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是所謂古文學，若《毛詩》《左氏》《周官》者，並在河間也。然漠人經學重師説，當時於《毛詩》之外，则無解説。《劉歆傳》謂“《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其訓站。及引傳解經，轉相發明，而章句義理備焉”，此杜预所謂“割子駿創通大義”者也。漠世言《左氏》，本於護、劉歆，其後陳元、賈逵、服虔繼之，而《左氏》以典。然脱離《公》《》而獨立，则杜预也。劉歆尊立《周官》，杜子春從歆受業，發疑正讀，鄭興、鄭眾、賈逵、馬融繼之，而《周官》以興。斯二學者，與今學迥異，《周官》與《左氏》亦不相能通，與《费易》《逸禮》《逸書》《毛詩》更無與也。《古文尚書》學之異於《今文尚書》學，始於西漠末年，吾前已言之。《逸禮》本無傅人，可以不論。（到欲初欲立《逸禮》，及既得《周官》，於《逸禮》则不重视）《费易》自爲解，始於馬融，荀悅謂“馬融始生異説”是也。毛公所傅之《詩》，其經文無異於三家，特《序》多六亡篇，故《藝文志》惟有《毛詩故訓傳》而無經文，明其同也。《毛詩》既非古文，亦無所謂古學，以不立博士，遂與諸不立博士之舊籍同科耳。經學之成爲經學，本由漠初諸大儒以其思想託諸經文而成經説，其治學之態度，不專爲注釋經文。古文諸師皆後起，主於訓釋文字，無西漠所謂微言大義。廖先生謂今學爲哲學，古學爲史學，是也。其言制度，则今文師說主《王制》，古文師説主《周官》。廖先生以《王制》統今學，《周官》统古學，是也。（此皆就经而言。）然占經之異於今經，以《周官》《左氏》爲著，其經文本在博士所傅之外，爲古史上有待解決之難题。言今古學，僅能説明漢代經學之歷史，而非所論於諸經之本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