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設進士科，取士之法一變。唐初修《五經正義》，乃结束其前之經學，自有經學以来，至此爲一段落。
蒙先生曰：“史遷言‘厥協六經異傅，整齊百家雜語’，漢人經學分途，非惟今古雨家而已。范升言‘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夹五經奇異，并復求立’，亦見五經奇異之多。繼占學而再起者，尚難以一二派盡矣。漢之最先立學者，《詩》则齊、鲁、，《占》則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禮》则后氏，此一派也。宣帝立《榖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此第二派也。《左氏春秋》《毛詩》《费氏易①》《佚害》《佚禮》，踵起爭立博士，此第三派也。《高氏易》，鄒氏、夹氏《春秋》，《七略》言‘禮家，先鲁有桓生，說經颇異”，使古學得立學官，此諸學者势必合力並起而爭，则又第四派也。若必以學之同異而論，則宣帝新立四家，豈不曰‘義雖相反，并置之”，十二博士（西京之學，束京则十四）已自相違異，豈費、左、郡、突然後異耶？”漢代經學之派别，蒙先生所言者，已其大要。當時派别之分，在於立學官與否，此班氏所護利禄之路然也。夏侯建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周與《尚書》相出入者，張禹先事王陽，後事庸生，采獲所安。號《張侯論》，此左右采獲，而學不纯者也。孟喜改法，秦恭增師法，此增改師者也。故《儒林傅》稱申公弟子許生、徐公皆守學教授，張無故守小夏侯說，鄭宽中守師法教授，皆以爲難明。其時不守師法者極多，五經博士而增爲十四博士，若義無所增益，何烦更立哉？由是可知，古文學之無而爲有，不足也。然其淵源所自，《易》祖田何，《書》出伏生，《禮》出高堂生，漢以前傅即異者，《詩》與《春秋》而已。此皆地域之異，亦所謂同源而異流者焉。兩漢官師之學，今文爲盛，古文行於民間。王莽秉政，劉教貴寵，於是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於學官。新莽居攝，復立《周官》。此爲古學立學之時也。光武中興，去王莽之制，學官亦復西漢之舊，《易》则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齊、鲁、韓，《禮》則大、小戴，《春秋》則《公羊》、顏二家，所謂十四博士者也。然其時治古學者不衰，杜子春、鄭興、杜林、宏、其著者也。章帝建初元年，贾逵校書束觀，人講南宫，條奏《左氏》長義，又集《古文尚書》同異三卷，推齊、鲁、韓《詩》與毛氏異同，作《周官解詁》，章帝嘉之，選高才生受古文，亦未立學也。额古文雖不立學，以大師朋興，著述繁多，從學者眾，亦會其時，今學益衰，故古文乘之而起。魏、曾以後，今文由此絕焉。龔先生曰：“今古學家，其不同者有五：丁宽說《易》，惟舉大義，申公傅《詩》，疑者則网，今文家大率爲此。古文晚出，字多奇異，欲明義理，必資訓詁，故杜、（子春。）鄭、（興、眾。）謝、（曼卿。）南，（宏）贾、（。）服，（虔。）説經之作，皆以‘訓詁”。‘解’、‘解誼”题名，鄭玄之於杜、鄭，亦以‘發疑正讀’赞之。
①编按：“易”字原同，今補。
是今文明大義，古文重訓，一也。《後漢書·儒林傳》所載經生，惟任安兼通敷經，景兼治《齊詩》《施易》，餘皆以一經著稱。古文則贾、（逵。）馬、（融。）許、（慎。）荀，（爽。）皆並通五经，其餘通二經者，尤指不勝屈。是今文多專經，古文多兼經，二也。今文家講明師法，不尚著述，范書所载，如牟長、（作《尚書牟氏章句》。）伏恭、（诚损《脊诗章句》二十萬言。）薛漢、（《韓诗章句》）張匡，（《韓诗章句》。）保定章句，洼丹、（作《易通論》七篇。）景鸞、（作《詩解》《易站》）趙曄、（作《詩细》）杜撫，（作《诗题约義通》。）略有著書。古文則鄭、賈、馬、苟循注群經，其餘注一二經者尤眾。是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三也。今文如孫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張驯，（治《公羊春秋》兼《左氏》）兼治古學者甚，古文則鄭興、（先治《公羊春秋》。）尹敏、（先治《欧陽尚書》，後治《古文尚書》及《左氏》《段梁》之學。）賈逵，（初以《大夏侯尚書》教授。）皆先治今文，後治古學。明、章以後，兼通古今者尤眾。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四也。范書载今文學家三十餘人，大率治经之外，無所表見。古文家則桓。（，作《新論》。）、（宏，作《漢舊儀》《古文官書》。）、（植，作《绩漢書》。）許，（慎，作《说文解字》《淮南子注》。）撰著博通，张、（衡。）馬、（融。）崔、（。）蔡，（邕。）尤工洞賦。（《服虔傳》云“所著赋、碑、妹、書記、連珠、九情十餘篇”，是虔亦文士，特其文不傳耳。）是今文多模學之儒，古文多淵雅之士，五也。觀其同異所在，而束漢以後今蹶古興之故可思矣。”
古文學爲後起之學術，古學家率先通今學，故束漠古文家皆混合今古，醇粹之古學，至魏、晉始完成，蒙先生已营論之。以治學之態度言之，今學略於訓說文字，而古學則以訓説文字見長。故通经致用，今學爲優；釋文正讀，古學爲最。鄭玄雖兼通今古之學，其治學纯爲古學精神，況兼通今古，本束漠古文學者之通例，自廖先生論今古學，以混合今古罪鄭氏，皮錫瑞承其説而張大之。皮之言曰：“范蔚宗論鄭君：“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删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蓋以漠時經有数家，家有数說，學者莫知所從。鄭君兼通今占文，满合爲一，於是经生皆從鄭氏，不必更求各家。鄭學之盛在此，漢學之衰亦在此。《君傅》云：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七政論》《鲁禮稀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鄭注諸經，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爻辰出费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丘《易》又亡，無以考其同異。注《尚害》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是鄭注《書》，兼今古文也。箋《詩》以毛爲主，而間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已意”，所謂已意，實本三家。是鄭箋《詩》，兼采今古文也。注《儀禮》，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则注内疊出古文；從古文，则注內疊出今文。是鄭注《儀禮》，兼采今古文也。《周禮》古文，無今文，《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論。注《論語》，就《鲁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云‘《鲁》讀某爲某，今從古’。是鄭注《論語》，兼采今古文也。注《孝經》，多今文説，嚴可均有輯本。”所謂鄭學盛而漢學衰者，漢經學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説，遠有師承，劉歆創通古文，衛宏、贾逵、馬融、許慎等推衍其説，已與今文門户角立矣。然今學守今學門户，古學守古學門户，今學以古學爲變亂師法，古學以今學爲黨同妒真，相攻若，不相混合。杜、鄭、贾、馬，注《周禮》《左傳》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傅》，亦不引《周禮》一字，許慎《五經異義》分今文説、古文甚晰。若盡如此分别，则傳至後世，今古不雜，開卷可瞭然矣。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其《傅》曰：“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九章算術》。又從束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束無足周者，乃西入，因涿①郡盧，事扶風馬融。”案：《京氏易》《公羊春秋》爲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爲古文。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爲一，見當時雨家相攻擊，意欲參合其學，自成一家之言，雖以古學爲宗，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见鄭君宏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之，不復舍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齊、鲁、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注》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鲁《論語》不行矣皮氏歸罪鄭氏，實由不知今古文與今古學之分。古學之脱離今學而獨立，尚在其後。鄭玄治學，純爲古學规矩，故鄭玄者，束漢古文學之後也。今學在束漠，本已衰微，其日就遣亡，復何足怪？後人所不了者，乃經文本身之衡突，而此周题，必非西漢師说不亡，即可了结之事也。鄭玄既徧注群經，常其生存，其學已盛，王粲稱爲“伊洛以東，淮漠以北，康成一人”。黄初以後，遂立博士。其時與鄭爲者，则有王肅。蒙先生謂王學出於宋衷，其言曰：“《李譔傅》：‘父仁，與尹默俱遊荆州，從司馬徽、宋衷等學。譔其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解》《太玄指歸》，皆依準贾、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见
其所述，而意歸多同。’《肅傳》：‘從宋衷讀《太玄》，而更爲之解。’则子雍之學，本自宋衷。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仲子之道然也。”、之學，並出宋衷，故意歸多同。
①编按：“”字原作“泳”，今正。
《劉表傳》：“表在荆州，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圆、宋衷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王粲走依劉表，或即在開學之時。潘濬，衷之弟子，表辟爲部江夏從事，粲見濬而異之。则三子之在荆州，自係同時。仲宣盖亦营學仲子之道，間後定之論，故謂：“伊洛以東，淮漠以北，鄭氏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需多，鄭氏道備。粲竊怪嗟，因求其學，得《尚注》，退而思之，以燕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愈焉。”顏之推营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元行沖云：“凡有兩卷，刻於其集。”《新唐善·志》有鄭玄《尚書注釋間》，王粲問，田瓊、韓益正，是粲爲最先攻鄭者，而田瓊、韓益申以正之。仲宣亦傅宋衷之業者。南學蓋源於仲子之後定，而大於子雍也。王肅注《詩》，自稱述毛，於《周易》《周官》《表服》《禮記》《論語》《孝經》，並有注說。以代外戚，其説盛行。其時學者多出入於此二家，兩漠博士之學，罕有傳者，故永嘉之亂，多就亡佚。束晉渡江，所立博士，《易》则王弼，《書》则孔，鄭，《詩》則毛氏，《周官》《禮記》並鄭氏，《春秋左氏》並立服、杜二家，《孝經》《論語》共立鄭氏一人。荀累請立鄭氏《易》《公羊》《梁春秋》，值王敦之亂，不果立。後增立《儀禮》《公羊》博士员，增至十六人。至南北朝，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傅》則杜元凯，河洛《左傅》则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毛公，《禮》则同遵鄭氏，此蒙先生所谓“南爲王學，北爲鄭學”者也。龔先生論南北經學之異曰：“北朝《易》學，自徐遵明以鄭《易》教授，傳於盧景裕，景裕傅於權會，會傳郭茂，自是河朔言《易》者，皆出郭氏之門。南朝則自束晉時已惟立王弼，雖齊代王用陸澄之言，王、鄭並行，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義多浮誕，此南北《易》學之不同也。北朝《書》學，自徐遵明受學王聰，通鄭氏《注》，得李周仁、李、權會，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南朝自梅颐献僞古文後，咸主孔《傅》。齊姚方典又分《竞典》玛《舜典》，并妄增“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探馬、王之《注》，倡造孔《傅》，孔子祛、張譏、费想爲之注疏。此南北《書》學之不同也。傅《詩》學者，北朝有别献之、李周仁、程歸則、劉轨思、李鉉、樂遜，大抵兼崇毛、鄭。南朝則伏曼容、何充、張譏、越，多出人於鄭、王二家。此南北朝《詩》學之不同也。北朝《禮》學尤盛，徐遵明傅鄭氏《禮》，從之受業者，有李鉉、祖雋、熊安生，而、安生尤爲時所重。又有劉款之，亦精鄭氏《禮》學。江左亦崇《三禮》，然何佟之、何承天，沈不害、崔靈恩、皇侃、成兼采鄭、王之説，國家典禮亦多用王義。此南北《禮》學之不同也。《春秋左氏》之學，北朝自徐遵明傅服氏《注》，手寫永嘉本，作《春秋章義》，傅其業者，有張買奴、邢峙、劉青、馬敬德、張思伯等。而樂遜、李崇祖，亦申服杜。南朝偏崇杜氏，故崔靈恩改說杜義，虞僧誕申杜難服。此南北《春秋左氏》學之不同也。至於《公》《毂》之學，北惟梁祚，南惟崔靈恩、沈文阿，皆兼治《三傳》，非專門之學。《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而徐遵明說《論語》則據鄭氏，皇侃疏《論語》則採江熙。梁代《孝經》，孔、鄭並行，周、齊惟傳鄭義。則南北所尚亦殊。”先生又論隋、唐經學曰：“南北分疆，至隋而一，經學亦然，而劉焯、劉炫集其大成。《隋書》云：“二别出類拔萃，學通南北，博極今古，所製諸經義疏，缙紳成宗師之。今案：焯、炫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氏傅》於郭懋，間《禮》於熊安生，本北學也。然焯著《五经述義》，賈、馬、王、鄭多所是非；炫作《詩》《春秋》《論語》《孝經述義》，其自爲狀，謂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并堪講授，而《古文尚書》《古文孝經》之孔《傳》，皆自炫而始傅於北。是其學通南北之證。顧二劉雖爲當時宗尚，而經學尚未定於一尊也。唐貞觀七年，太宗以五經去聖久速，傳習寝訛，詔顏師古考定，頒之天下。十六年，又韶國子祭酒孔颖達與司馬才章、王恭等《五經義》，凡百餘篇，後改爲《正義》。博士馬嘉運驳正其失，更韶裁定。永徽四年，書始布下，明经依此考試。自有經學以来，學凡數變，其始曰今文學，繼之而起者曰古文學。南北學者，乃古文學之二派也。至隋而復合，而唐之《正義》完成之。雨漢經學，至此而一结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