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漠古文之學與宋代經學之異，在乎求之於外與求之於内之不同。求之外者，则文獻是徵：求之內者，则義理是從。一爲史學，一爲心學。此雨者偏任，皆非也。《困學紀間》云：“自漢儒至於慶唇間，淡經者守訓站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三經新義》行，祝漢儒之學若土梗。陸游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废唇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繁辭》，毁《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是慶磨爲經學大變之會也。然慶磨者，新學盛而舊學衰替之會，非新學萌芽於慶也。蒙先生《史學史》云：“唐初之學，沿襲六代，官修五史，皆斷代纪傅一體，故《漢書》之學，於時獨顯，與自晉以降，善學《五經》者異也。徒能整售事，無所創明。而中葉以還，風尚一，则以唐之思想、學術、文藝之莫不變也。曰‘寧道孔聖誤，不言鄭、服非”，此唐初《五經正義》之學也。《新害·儒學傅》言唤叔佐善《春秋》，考三家短長，缝绽漏，號《集傅》，超匡、陸質傅之，遂名異儒。大時，助、質以《春秋》，施士丐以《詩》，仲子陵①、袁彝，章彤②，章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此皆唐之異儒。啖、趙之於《春秋》，亦虚全‘《春秋三傅》束高閣，獨抱道經究終始’之意也。施士丐以《詩》，亦以《春秋》，文宗所斥爲穿鑿之學，徒爲異同”者也。於是人自爲學，獨重大義，视訓話章句若土梗。先秦諸子之書，廢置已久，至是则有來鹄之於《鬼谷子》，皮日休之於《司馬法》，韓愈、柳宗元之於《墨子》《列子》《苟卿》《孟柯》，皆颇出人。而杜牧於《孫子》，楊倞於《荀子》，盧重玄於《列子》，其議論尚皆可尋。至《唐志》所載賈大隱、陳古於《公孫龍》，勝於《慎子》，杜佑於《管子》，陸善經於《孟子》，皆爲之注，尹知章编注《管》《韓》《老》《莊》《鬼谷》，趙蕤作《長短经》，更综横、儒、法，自成一家，是皆一反隋、唐一统之學，而乞靈於晚周百家之言，諸子之學，於是蔚起。其從事六經，亦以諸子之法求之，而善理之途遂啟。《太玄》《法言》，漸重於世，注者亦多。孟、荀、揚雄、王通之學尊，而鄭玄、馬融、杜预、何休之廢矣。凡《書》《》《兩同書》《化書》《素履》《無能》《伸蒙》《讀孟》之作，皆足以見思想解放之風。”蒙先生論唐代學術之變，至玛明晰。經學之變，乃其一端。宋之正統，由唐之異儒遥變成之也。
①编按：“仲子陵”原作“仲陵子”，今正。
②编按：“章彤”原作“袁彤”，今正
王旦作試官，不取解“師”爲“眾”之新說，（试题為“當仁不讓於师”。）是宋初於篤守舊義之風，尚未息也。然舊派之經學，如邢、孫爽之《疏》，皆膚無足取，自歐陽修、蘇轼、蘇轍、孫復、孫覺、劉敞、王安石、程颐之論興，而後學有可觀。宋學之長，在能不爲成談所，弊乃在於以義理懸斷事實，舍實證而任心知耳。然北宋與南宋又異。北宋儒者，大抵深通古義，於古義有所不安，然後断以己意，故雖撥窠古義，猶能自成一家。南宋以後，學者於古義每不屑措意，元、明之學風，南宋開之，故南宋與元、明爲一期也。此期學风，在乎聖人之心，以說經爲餘事，經學盛而经注衰也。南宋之學，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學之盛於南宋，求之北宋，無一人可以相比。朱子謂《五經正義》，《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非於《注疏》用力甚深，何能爲此言乎？朱子注《論語》，不重出之章，注《詩》亦存異文於注，而不敢改字，猶是古人謹慎之意。獨於《大學》移文袖傳，爲王柏《書疑》《詩疑》之妄誕耳。始程颐作《易傳》以明義理，朱子因之作《本義》，兼存象数之學。作《詩集傅》，用鄭樵之脱，删去《小序》。又作《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以意授其門人蔡沈，爲《書集傳》。又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諸子傅記言禮者附之，喪、祭二禮未就，其門人黄榦續成之。程氏門人胡安國作《春秋傳》，先已盛行，於是諸經皆有新本。理宗以後，用以取士。然其時天下分裂，北沒於夷虞。元兵下江漠，得後，朱學始行於北。北方學者姚樞、許衡、竇默、劉因，翕然從之。元延祐科翠修制，《易》用朱子《本義》，《善》用蔡沈《集傅》，《詩》用朱子《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惟《禮記》猶用《注》。雖以新本與古注參用，而道學門户已成，蔑棄古説，不復留意。及明《四書》《五经大全》出，則舉《注疏》而悉廢之，並《禮記》亦廢鄭《注》而用陳，於是學者不復知有古義。論者謂明不如元，元不如宋，豈不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