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颜元
一 略传及著书
汪中有“六儒颂”，举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六人。但可与六人并肩齐驱者，更有余姚黄宗羲、衡阳王夫之、无锡顾祖禹、大兴刘献廷，皆一世之大儒，除黄、王二子外，余二人称为思想家，当有不类。此外又有颜元其人，倡特异之学说。其学超出“宋明性理学”之范围外，直参孔孟经世之学，欲以谋天下国家之公利。然其内容，不如孔孟之为理想的，而为意志的、努力的及节用公利之点，与墨子极多类似之处。
颜元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人。生于明崇祯八年（纪元一六三五）。父讳 ，事迹不明，然在习斋幼时，已远往辽东，且在该地再娶。习斋五十岁，曾寻访其父，有银工金某之妻，告以墓所在，祭而归。（《颜氏遗书·年谱》） 其生母何时殁，不可得而考。但其幼时养于蠡县刘村朱翁家，备尝贫苦，当是事实。八岁就学，刻苦勉励，异于常人，学业因以日进。稍长，慨国事日非，因研究战守攻取之略。二十一岁时，读《通鉴》，忘寝食。二十四岁，开家塾，教子弟。初著《存知篇》；翌年著《存性篇》；又续著《存学篇》；树立其学说之根本。后又著《存人》、《存治》篇。且躬耕讲学，一世皆仰其人格。康熙四十三年殁（纪元一七〇四），年七十岁。弟子有李塨最著。著作则有《颜氏遗书》，收在《畿辅丛书》中。此外又有合刻之《颜李遗书》。
二 实用主义
颜氏生长穷境，志气强固，行事彻底，诚有墨子当年气象。尝谓“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之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而已哉！虽千百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可附和雷同也”。（《遗书·学问篇》） 颜氏见解，与顾黄二子相同，皆有鉴于明季心学之流于放纵，欲矫其弊害，以破斥空疏之学。但黄子虽戒“王学”末流之空疏，而未尝认“王学”为非；顾子虽斥“明学”为非，而未尝攻及宋学；颜氏则不然，彼于宋之理学，明之心学，一概排斥，以为此种学问，要为纸上之空论，无益于躬行实践。孔子教人学六艺，不是口头之学，是率弟子实地练习，然后各就所得而为体验之谈，此实得之体验，即孔子之教导也。故孔子之弟子，皆能应用其学，为当时社会有用人才。若如近世之性理学，毫无体验，仅口头学问，直是佛性论之剽窃，佛家所谓幻觉之性，实一种死学，究何所益。故学宜以实用为旨，而教科则宜以《周礼》乡三物为归，如是则死学庶可变为活学。
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听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讲听，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孔子惟与弟子，今日习礼，明日习射，间有可与言性命，亦因其自悟已深，方与言。盖性命非可言传也，不特不讲而已也。（《遗书·存学篇》）
又谓程朱由理气说明性之善恶，要为根于释氏“六贼之说”而然。若孔孟之言性，则合于身而言之。盖有物斯有则，放形而言性，不自觉其陷于抽象的佛说也。彼云：
尧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则。尧舜性之，汤武身之，尧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汤武修身以复性，据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门后惟孟子见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则无性矣，舍性亦无形矣。（下略）（《遗书》卷一《存人篇》）
颜氏为实用主义之学者，此种批难，自是必然之结论。但彼之学说，缺于思辨，不足以破程朱之壁垒，此是其长处，亦是其短处也。《年谱》中载习斋曾习“程朱学”，及南游时，与诸学者交，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于是懔然悟程朱之学为非，以为必破一分程朱，始可近一分孔孟；乃判定程朱与孔孟，截然两途。于是脱出心斋坐忘之非，而以实践事功为学。其对于宋明性理学之反动，恰与先秦墨子对于当时儒者，忘却孔子本旨，徒拘于繁文缛礼之末节，起而一洗其弊害者正同。二人虽相去数千年，确是绝好对照，故颜氏又确是一个革新的思想家。尝谓“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篇》） 又谓“静闲而久爱空谈之学，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者，宋学也”。（《年谱》下） 此数语即彼之中心思想。盖彼以为学必兼实用，立足于实用主义上，论旨堂堂，毫不暧昧，极类墨子而更痛切。彼以为人之认读书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
孔子是主张做事，主张为做事而读书，除却做事，即无所谓学问。故其教弟子，以《周礼》大司徒乡三物为中心：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尤重六艺，务使弟子熟习其一，以养成实务人才。彼二十二岁时，为贫而学医，学成后，率弟子躬耕以自活，此点又与墨子相同。而“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之标语，又与现代“劳动神圣，不工作则不得生活”之社会主义之思想相同；此点亦似墨子。在此意味上，可知彼极端反对宋明思辩之学，而主张实践，是以活学代死学者也。
三 政策论
颜氏谓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若用十分心力，时时往天理上做，则人欲何自主哉！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年谱》上）
颜氏重实利实行，且以劳动为神圣，故对于世之徒食懒惰者，极为厌恶。社会上贫富不均之问题，亦曾用力研究；故于社会政策，主张用周朝之制度“井田法”，及汉以后之“屯田制”。彼以为社会之病源，大多数生民之涂炭，要由于“富者兼并”而成。略述其《井田论》、《屯田论》如下：
颜氏当时，富之增殖，大部分是依于地力，经济上之问题，与土地问题，关系最切。然自周代井田法破坏以来，土地变成私有制，人口相伴而繁殖，富力日趋于垄断。此反比例之所及，土地遂次第为少数之贵族富豪所兼并，社会上可憎可悲之现象，殆无法挽救；要皆由于富之兼并，及井田制破坏之故。当二千余年之前，曾虑及土地之兼并，欲复活古代井田之制，孟子曾主张之。盖土地本是天与，所谓天惠之物，决非一人所得而私有。人之初生，本赤裸裸无一物；何以小部分之人，当终身温饱荣华，而大多数之人，转呻吟于困苦穷乏之中，至于老死，此果出于天意乎？君主，民之父母也；倘一子生而为富民，他数子生而为贫民，为父母者其能坐视，而不力图改偏救正乎！为君主者如此，则其治道，犹可说合于王道顺于人情乎！故土地之私有，自当禁止，齐私田而一租税，方是正道。
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王道之顺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况今荒废之地，至十之二三，垦而井之，移流离无告之民，给牛种而耕焉，田自更余耳。（《遗书·存治篇》）
其次论及兵制，彼谓古时唐有“府兵”，明有“卫制”，然能维持其兵力，亦惟限于创业之初；过此以后，则将只知营私，流于偷惰；士卒等于鼠贼，临阵未遇敌，而先已鸟兽散矣。其弊皆因兵农分立，兵士与田里，毫不相关，而爱国之精神，遂全失矣。故当复行古之屯田制，寓兵于农。其方法则与井田制，有密切关系；每井中抽调壮丁，于农隙时，选适当之地点，分文武二科训练之；且使之明节义，养成有理解之兵士。其结果一可以富国节用，二可以得爱国死敌之兵。此见解，在经济上、国防上、兵制上，皆可为卓识。且其主张之政策，皆具体立言，与纸上空谈者，迥异其趣。其实用经国之才，确有可表见者也。
四 结论
颜氏之学，皆是切于实用，补救宋明以来学者之缺点，一洗社会之弊风，自是对症之药。而社会上经济上之政论，虽今日犹占极有价值之地步。惜当时不能见诸实行，及其弟子李塨一死，其学且至于中绝无闻，可惜也。
第二节 李塨
一 略传及著书
李塨，字恕谷，别字刚主，直隶蠡县人。生清顺治十六年（纪元一六五九），卒雍正十一年（纪元一七三三），年七十五。塨以父命，师事习斋，尽传其学。康熙三十九年，举于乡。习斋足不出户，不轻交一人。塨则常往来京师，广交天下贤士，如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方灵皋辈，均有往还。时季野负盛名，每开讲习，列坐皆满。一日，众方请季野讲“郊社之礼”。季野则推尊恕谷，请其讲真正圣学。王昆绳才气不可一世，自与塨为友，受其感动，以五十六岁老名士，亲拜习斋之门为弟子，遂为习斋学派下有力人物。故此派虽创自习斋，实得恕谷，然后完成者也。习斋律己待人，一律严峻；恕谷则谓交友须令可亲，方能收罗人才，广济天下。习斋取与不苟，主张非其力不食；恕谷则主通功易事。习斋排斥读书；恕谷则谓礼、乐、射、御、书、数等，有时非赖考证不明，故书本上学问，亦不可废。此皆对于其师补偏救弊之处，然学术大本所在，则未尝有出入。塨有友曰郭金汤，作桐乡知县；杨勤为陕西富平县令，均先后聘塨入幕。塨曰：“学施于民物，在人犹在己也。”欣然前往，郭、杨用塨言，政教大行。但李光地，为直隶巡抚，招之不往；年羹尧开府西陲，两次来聘，皆以疾辞。习斋生平不著书，今传者惟《四书正误》、《习斋余记》并《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篇。恕谷亦尚躬行，不喜空文著述。晚年因问道者众，乃著《小学稽业》五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周易传注》七卷，《诗经传注》八卷，《春秋传注》四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中庸《传注》各一卷，《传注问》四卷，《经说》六卷，《学礼录》四卷，《学乐录》二卷，《拟太平策》一卷，《田赋考辨》、《宗庙考辨》、《禘袷考辨》各一卷，《阅史郄视》五卷，《恕谷文集》十三卷。其门人冯辰、刘调赞共纂《恕谷先生年谱》四卷。同治中，德清戴望，撮取颜李之说，为《颜李学记》。近东海徐氏，汇刻《颜李遗书》。又命其门客为颜、李《语要》各一卷，《颜李师承记》九卷。
二 学说
颜李之学，见识之高，胆量之大，古今殆未有其匹。自汉以来，二千年所有学术，均为彼所否认。彼反对读书是学问，尤反对注释古书是学问，乃至反对讲说是学问，反对明心见性是学问，如此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之学问，不几全部推翻耶！塨尝云：
读书久则喜静恶烦，而心则板滞迂腐；故予人以口实，曰“白面书生”，曰“书生无用”，曰“林间咳嗽病狝猴”，世人犹谓读书可以养身心，误哉！颜先生所谓读书人率皆如妇人女子，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也。
又云：
后世行与学离，学与政离。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孔子之言，一一乖反。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人，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是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乌呼！谁生厉阶哉！（《恕谷文集·与方灵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