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略传及著书
严复，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七岁，始就外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沈宝桢为福建船政大臣，招考子弟，入马江学堂习海军。严复录取第一名。翌年，遂入堂肄业，时年仅十五岁也。十九岁（一八七一）卒业，考列最优等，派为上海建威帆船练习生。后服务于扬武军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口岸。曾至台湾，调查生番与日本渔船启衅情形。二十三岁（一八七五），派赴英国肄业，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二十七岁，卒业归国。任船政学堂教员。光绪六年（一八八〇），李鸿章经营北洋海军，调严复至天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是时科举积习甚深，凡由学堂出身者，多为士大夫所鄙弃。复亦自以不得科举为遗憾，竭力攻求八股文，屡赴福建及顺天乡试，然皆不售。
光绪甲午（一八九四），中日之战，我国海陆军皆败。复深有鉴于我国之贫弱，其根本在于学术，乃专力从事于译述。先译成赫胥黎（T 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我国人从未闻此等学说，是书之出，学者耳目一新。复又撰《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载于天津之《直报》。厥后更译成亚丹·斯密（Adam Smith）之《原富》（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之《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 ）。又在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与同志创办《国闻报》于天津。戊戌（一八九八）年，亦被荐入见。德宗问有新著述否？复以拟《上皇帝万言书》对；未及进而政变作，遂出都反津。《国闻报》亦停刊。更肆力译述，成穆勒·约翰（John Stuart Mill）之《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义和拳乱作。复仓皇避难，由津至沪，开始译《穆勒名学》（J．S．Mill A System of Logic ）。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京师大学堂开办，张伯熙为管学大臣，聘为编译局总纂。曾草一文，近五千言，具论中国教育方针，并条拟新教育行政办法。而甄克思之《社会通诠》（E．Jenks，History of Politics ），亦于是时译成。光绪三十年，辞编译局事赴沪。厥后译成孟德斯鸠《法意》（Montesquieu，Espirites Lois ）及耶芳思《名学浅说》（W．S．Jevons：Logic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新设学部，应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在部三年，直至辛亥革命而止。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袁世凯为总统，聘为北京大学校长，未久，即辞职。自后年老多病。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赴福建避冬，气喘时作。十年（一九二一），九月，殁于闽垣，年六十九岁。其生平除译书外，尝有手批之《老子》及《庄子》，《老子》已印行，《庄子》则未卒业也。
第二节 介绍之学说
严氏介绍西哲学说，于我国有重大之影响者，首推《天演论》。此论为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赫胥黎所作，《赫氏全集》有十二巨册，其第九册名《进化与伦理》，其中之《序论》、《本论》，即严氏所译之《天演论》也。此论译出以后，于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中于全国学人之脑海，至今犹为人人之口头禅，可见其影响之大矣。兹约举其说如下：
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有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演论上·导言一》）
物竞天择之学说，创于英人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亦主此说，而略有不同。斯宾塞主张任天为治，赫胥黎则主张以人力胜天。其言云：
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云者，非谓逆天拂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夫自不知者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造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御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溯太古以迄今兹，人治进程，皆以此所胜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天演论下·进化》）
其次为斯宾塞之《群学肄言》；严氏译出后，我国始知有所谓社会学，其影响亦至重大。斯宾塞亦英国人，与达尔文同时。其所著书，名《综合哲学》，共有十卷：一，《第一原理》；二，《生物学原理》；三，《心理学原理》；四，《社会学原理》；五，《伦理学原理》；其第四种，即严氏所译之《群学肄言》也。严氏生平，最佩服斯宾塞，称其书：“精辟闳富，为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可见推崇之极。《群学肄言》自序中有云：“其书……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而于操柄者一建白措注之间，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之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严氏盖有鉴于我国少年新进之士，恃其一知半解，卤莽灭裂，妄思破坏，以为可立致国家于富强；故为斯言，实深中时弊。彼欲以学术救国之心，毕现于是书矣。
斯宾塞是生物学家，故以社会为有机体，与生物类似，乃生长而成，非人力所能旦夕造成。社会问题，如政治之得失，风俗之厚薄，其前因后果之复杂，极难推究，稍一不慎，则因果颠倒，违于真理，据此以处置事物，鲜有不败者。盖社会学，初非如理化学之因果历然，可由实验而得也。然世俗之人，往往不察，大睨高谈，对于一切问题，轻下判断。殊不知意见有所偏，感情有所蔽，以及国界种界之桎梏，自身早已陷入于网罗之中，而未尝自觉，此至可叹也。严氏译此书，以《学诐》、《国拘》、《政惑》、《教僻》为各篇标题，以明社会学之知识，而劝人去私戒偏，以求正当之路；不特反覆阐发斯氏之说，而于国人自私自利之习惯，亦痛下一针砭。
其次严氏所注意者为“名学”。“名学”在我国周末时代，发达极早；如荀子之《正名篇》、墨子之《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诸篇，以及惠施、公孙龙之坚白同异论，皆与《名学》有相似之处。自汉以后，此学久已不传。于是学者治学方法，不能条分缕析，为有系统之撰述。自科举盛行，国人更以头脑笼统，为世诟病久矣。严氏之意，以为革新中国学术，莫要于输入“名学”，可谓卓识。其翻译穆勒·约翰之《名学》，异常审慎。穆勒·约翰，英国人，为经验主义之哲学家。于论理学（名学） 、经济学、伦理学，皆称大家。其论理承培根之思想，以经验为认识之源；归纳推理之学，至此大成。严氏竭毕生之精力，只译成半部。其《名学浅说》自序有云：“不佞于庚子辛丑壬寅间，曾译《名学》半部，经金粟斋刻于金陵，思欲赓续其后半，乃人事卒卒，又老来精神 短，惮用脑力，而穆勒书深博广大，非澄思渺虑，无以将事，所以尚未逮也。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思之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而成书”；可见严氏介绍此学之苦心矣。穆勒著书中，尚有《自由论》一种，亦经严氏翻译，特避去自由之名词，而题为《群己权界论》。盖严氏最初亦附于革新派；自戊戌政变，经过挫折，又见激进少年之专事破坏；故其思想，乃偏于保守，即自由之名词，亦不欲援用之也。
此外严氏又译亚丹·斯密之《原富》，以介绍经济学；译孟德斯鸠《法意》，以介绍法律哲学；盖皆我国所需要之学说也。
严氏又以达尔文、斯宾塞、孟德斯鸠之学说，与老子多相通处，因批点老子而广其说，此则通东西学说之邮者也。
第三节 结论
自明末至清代，我国与西洋交通；最初输入者，为天文、历算之学；及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震于西洋之船坚炮利，深信西洋之艺术，越过我国；曾国藩创江南制造局于上海，聘请中外学者，广事翻译，大概皆物理、化学及军事、制造枪炮之书。当时国人一般思想，皆以为政治、伦理、财政等学问，我国早已完备，远过西洋，只取其艺术之长，补我之短，即足以富强；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人人能道之，几于举国皆然。自严氏所译之书公世，方打破此迷梦，始知西洋尚有此等惊人之学术也。严氏译书时，所有术语，亦皆自造，往往为一名词，沉思至累日，方得之，可见其难；因此彼所译之名词，有含义过深，不合于现在之用者。又严氏所译之书，多高深哲理，往往喜用我国古奥文辞，且有时将西方学说，牵附于我国之古义，致失原文本意者，亦不少。在当时一般学者，颇极欢迎，后来能读西文原书者日多，则颇讥斥严氏，故至今严氏之书，已不甚流行。严氏自谓翻译须信、雅、达三者兼备；以今观严氏所译，则雅字诚当之无愧，达字，信字，则稍有遗憾，此不能为严氏讳，然其荜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