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甡 稿 邵國麟在陬 凌紹颐繼滄 較
禮樂錯
凡禮之雜入于他條甚夥。如朝廟、喪祭、郊社、禘嘗、器用、衣服、井田、學校類，俱是禮制，此不復載。
宗國
滕與魯，皆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
此由不識宗禮而臆解之者。宗國，大宗之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爲之宗，祗以大宗稱宗國，而其餘同姓諸國稱小宗。但大宗以别子爲之，皆天子、諸侯之次嫡弟。無次嫡，則長庶弟立爲宗子，即大宗也。以分爲别宗，故稱爲别子。其再有諸弟，則小宗矣。故《春秋傳》以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 滕、畢、原、酆、郇共十六國爲文王一宗，專以魯爲大宗之國，而十四國爲小宗。若晉爲成王之宗，鄭爲厲王之宗，吴與虞爲太王之宗，則但爲同姓，非同宗矣。故此「宗國」二字，在趙註、朱註俱不識宗禮。而趙註猶存一「出」字，曰：「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即《大傳》「宗其别子之所自出」之「出」，原是宗禮中字，因之魯祭所自出，立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朱註改「皆出自文王」爲「皆文王之後」，則即此一字，亦餼羊亡矣。然且曰周公爲長。夫以世次言，則伯邑考爲長嫡，武王、管叔爲次嫡，不及周公。而以宗法言，則武王以次嫡而爲君宗之宗，管叔受誅國除，遂立周公爲大宗，然故次嫡，非長庶也。今稱曰長，則直以現在同姓爲齒序，而全非宗法。況曰滕以兄爲宗長，故稱魯宗國，則宗國爲同姓所共稱。《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並非滕國兄長之謂。而《大全》引朱氏説，猶諄諄以滕言之。則直曰不識宗禮，豈誣冤乎？
射不主皮
《鄉射禮》文。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 不主于貫革。
射雖講武較力，而亦以習禮。故射有三等：一是禮射，《周官》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也。鄉習射以禮，詢以五物：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主皮者，中質也。射原期中質，而不專在此。苟容體比禮，其節比樂，即不中質亦合禮，猶今曰架子好也。此不主皮也。一是力射，即主皮之射。《尚書大傳》所云澤宫校餘獲者。凡虞田所獻禽，備祭已足，取其餘者較射澤宫而分獲之。此則五物所必周者，既比禮樂，又期中質。雖仍習禮，而但以主皮名之，所謂力射也。若其一武射，則專主貫革。禮射張侯，力射張獸皮，而武則不張侯，亦不張獸皮，但取甲革而貫之。《周官》所謂「甲革椹質」，言以甲革爲樹質。甲者，《左傳》「楚使潘尫之黨蹲甲而射，穿七札」是也。革者，《弓人》職以甲盾爲革。《國語》「三革之射」，韋昭曰：「三革，甲、冑與盾是也。」則是貫革武射，與主皮力射截然兩科。而以主皮爲貫革，則于聖經「科」字已貿亂矣。況皮不是革，棲皮爲鵠，亦不是棲革爲鵠。凡棲皮之法，謂以布爲侯，而但綴皮于布中以爲質。質者，鵠也。是以棲熊皮者爲熊侯，棲豹皮者爲豹侯。侯以弓定尺，而三分侯之尺以爲正，其棲于正中 爲質者袛四寸耳。以四寸之皮而去毛存革，則熊、虎安辨？乃欲以貫革解主皮，而先註皮曰革，改棲皮爲棲革，其用心良苦，然而改禮、改字、改制度，註經何用矣？故此當認實皮字。力射張皮，然但主着皮而不主達皮；禮射則皮袛在質，苟着皮，則必中質。然而猶不必然者，爲主皮是力射，不同科也。此係古語，故夫子引之，《鄉射·記》亦引之。但《記》曰「禮射不主皮」，禮射連文，《集註》既引《禮》文，則禮射不宜脱「禮」字。且此是《記》文，非《禮》文，《記》與《禮》亦有辨。
《春秋傳》孫林父使庾公差追公孫丁，而丁爲差師。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爲戮，我爲禮射乎？」註曰：「禮射，不求中也。」然則射不主中，在《春秋》有行事矣。
繪事後素
繪畫之事，後于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虚行。此繪事後素之説也。
此又引經而誤解者。《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即五采，謂青、赤、黄、白、黑也。又云：「畫繪之事，後素功。」「素功」者，白采之工，謂凡布五采，必先布四采，而白采在後。語云「皦皦者易汙」，恐漬汙也。此與《禮器》「白受采」不同。《禮器》「白」是質地，《考工》「素」是采色，質則白采不並施，何論先後？但施采，則白受之已耳。今白即是采，則孰先孰後，自有一定。乃以質地不繪之白，引之斷五采後繪之素，已乖反矣。且此係大禮，非可以「粉地爲質」數語自解説也。虞廷倡十二章之制，而三代遵之，因之有畫繪之事，以日、月、星辰等六章爲上衣，作繪；以宗彝、藻、火等六章爲下裳，作繡。而總曰「繪事」，以繡亦需繪也。乃《虞書》又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謂繪繡之隙，必先布五色，而始加繪繡。其在衣，則東靑、南赤、西白、北黑、中黄；而在裳，則靑與赤間，赤與白間，白與黑間，黑與黄間。而章施之者，則必先布靑、赤、黑、黄四采，而後以白加之。即相間者，亦必先施赤之次白與間，與黑之次白與間，而後以白分成之。則此「後素」字，夫子實櫽括五服五章、唐虞三代諸禮文而發爲此言，何可漫然無一據而草草武斷如此？
惟素在後，故素即可爲絢也。惟素在後，故天敘、天秩皆後起也。
送往迎來
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符節、委積俱有送、迎。《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 [1] ，而達節以送迎之，且治委積以續食往來。《地官·遺人》掌委積，以給往來之用。是節與委積往來、迎送俱有之。乃無端分屬，使來者無憑、去者無食，錯禮而已。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随之。
此鄭註之無理者，而註又襲之。經文「行矣」者，謂走、趨也。猶君召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也。若「行出」，則袛出門矣，豈出門後仍駕車耶？抑走、趨而 車隨之耶？且「不俟駕」，以駕必需時，不能俟耳。若依然駕車，則馳車與急足等矣。且「隨之」何爲也？《玉藻》：「君召，則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夫屨則安隨之？
疾，君視之東首
東首，以受生氣也。
此又襲鄭註、包註而錯者。《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户，寢恒東首。」不止視疾。然而視疾不變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必西負東向，首之東，亦以示面君意也。若生氣，則何時不可受，而必于此際受之？
三家者以《雍》徹
魯安得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朱氏曰：「這《雍》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此詩自是文王之樂歌，他人用不着，武王已用不着了，何況更用之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禮樂，則三家亦安 得用之？」
讀至此，則真是不讀書，可笑之甚！人須讀六經，既讀六經，須知六經有是非、有得失，若不加明辨，則一部《春秋》，其失于《公》、《穀》者十之七，失于《儀禮》、《周禮》者十之二，失于《禮記》者十之三，與不讀等矣。《明堂位》係《别録·明堂陰陽》 [2] 與《王史氏記》 [3] 中之書，原非劉向所校百三十篇與東漢所傳三十六篇《禮記》舊本，相傳馬融所增入。其云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而伯禽受之，前儒早有知其非者。若《祭統》云「賜魯重祭」、《禮運》云「郊、禘非禮」，則郊之非禮，是錯認魯孟春之郊爲日至之郊，並非魯罪。禘之非禮，則魯原有宗子出王之祭，而其後溷之作大禘出王之祭，實流漸使然，並非先王之賜。此《禮記》謬誤，固不待言。今《雍》徹之僭，註既知文王之詩決不宜用之他王，則《春秋》策書明見《左傳》，急宜于策書中討其根氐，而乃東扳西拽，成王不是，武王不是，千秋冤案，何時得白？不讀《春秋傳》吴子壽夢卒，魯襄公哭周廟乎？夫周廟者，文王之 廟，即出王廟也。魯何以有出王廟？禮：以爲宗子立國，不敢祖天子而得父天子，因之宗國别子當立一繼所自出之王爲百世不遷之廟，名出王廟。周公者，固武王母弟，文王之别子，而有周開代之宗國也。宗國宜立出王廟，而魯所自出 [4] ，實惟文王，則此《雍》徹者，原即以文王之詩用之祭文王之廟，有誰不是？毋論武王、成王並不曾賜，並無不是處，且亦未嘗錯用也。其有錯用，有不是，自必有説。乃曰向使魯不用，三家亦安得用之，則終是臆斷，非知就裏者。亦思魯何以用《雍》徹。魯祭文王，則配之者周公也。周公配文王，同用《雍》徹，而其後周公太廟亦即以同用之樂用之，而于是兩昭兩穆，凡後之魯君，皆合廟同用。則是魯之用《雍》徹，實由祭文王而展轉沿誤，原不必有賜之而受之者也。然而魯用之，三家何以亦用之？世苐知魯是宗國，而不知三家亦宗家也。周公爲文王别子，而三家即魯桓别子。魯立文王廟，而三家當立魯桓廟，名爲公廟，《禮記》所云「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者，此正三家立桓廟之証。是桓廟《雍》徹，三家安得不《雍》徹？蓋三家之 堂，非三家祖廟，即桓廟也。若是祖廟，則《禮》「大夫祭三廟」，未聞三家、三大夫可合一廟者。然且三家三祖，慶父與叔牙並受國誅，即一葬一祭，亦必力請于公朝，而然後許之，何得顯然與季友並坐饗天子禮樂？況繼此而降，將必孟獻子、叔孫戴伯輩皆用《雍》徹，此又笑話也！祗三家之堂既是桓廟，則三家共之，焉得又有季氏之庭？豈桓廟之外，季氏又别有廟庭耶？又豈季獨僭八佾，三家則同僭《雍》徹耶？此亦千古夢夢，至今未白者也！不知讀書當識宗法。朱氏不識宗法，誤作《家禮》，至今祠堂家皆以長子長孫爲宗子，大亂典禮。予曾作《大小宗通繹》、《祭禮通俗譜》以辨正之。此魯桓一族，當以季氏爲大宗，而孟孫、叔孫統宗季氏。何則？魯桓四子，長爲莊公，此自爲宗者；其三人當以次嫡爲别子，無嫡始用長庶。而季友爲莊公母弟，則别子矣。别子是宗子，故桓廟立于季氏宗子之家。其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之堂，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即桓廟也。以立宗言，則稱季氏庭，以不遷之廟立于季氏，而三桓之族雖百世皆宗之，亦此桓廟也。桓廟即季氏庭，即三家之堂。舞八佾在此，《雍》徹亦在此。季氏與三家同舞八佾，亦同用《雍》徹，而專稱季氏者，重大宗耳。乃不識宗法，是《禮記》且不能讀，明明《論語》亦且 錯註，而欲以制禮，不錯又錯乎？
張文檒曰：「宗禮在戰國已不能曉，因有『公廟設于私家，非禮』一語 [5] 。然在今日，則反賴此一語知三家有桓廟。然則先生之闡明宗禮，其功豈止在禹下也？若成王賜、伯禽受，在周、秦間已早知不是。故作《吕覽》者又變换其説，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以致《通鑒外記》亦云『魯惠請郊廟，王使史角至魯止之』，而《路史》直云『王不許，而魯自用郊』。總不曉魯用天子禮樂之故，而屢變其説。何況三家僭用，則雖起漢、晉諸儒，亦撟舌矣。是皆從來所未發者，詳見《大小宗通繹》一書。」
孔子謂季氏
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自此言出，而俗儒强解事者，遂謂夫子仕魯，但誅少正卯，不先正禮樂、誅季 氏，爲有佚罰。此毋論王者圖治，禮樂後興。夫子仕魯無幾時，必不暇及，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之者？夫子爲三家小司空，始進司宼，顧尚未秉政，與命卿上大夫有間。向使季氏可誅，則當桓子受女樂時，夫子得禁而斥之，不致不脱冕行矣。且八佾之僭，不始季氏，前「《雍》徹」條已明言之。季氏以三桓大宗，當立桓廟，桓廟僭八佾，則以魯祭文王廟，而展轉相沿，遂致太廟、公廟一槪僭用。苟正禮樂，將必追魯先公宗伯如夏父弗忌輩而誅之，季氏不受誅也。且讀書當論世。昭公逐季氏，身反出亡，當時列國聞者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欲逐季氏，而仍蹈前轍。則其不同于齊、晉篡竊者必有在矣。況聖賢行事，與宋儒所説毫厘不合。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假使孔子正禮，何難拘獵較者而誅之？乃其所先者，袛正祭器，未嘗誅一魯人也。宋人好責人，並不責己。宋儒何嘗不仕？宋胡安國與秦檜同朝，不惟不誅檜，且從薦檜；而其子胡寅、胡宏則又爲檜所薦。夫二程不誅王安石，三胡不誅秦檜，而責夫子討陳恒、誅季氏，大非平情之言也。錯也！
獵較
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説未知孰是。
此則趙氏是而張氏錯者。《月令》：「山林藪澤，有能田獵禽獸者，野虞敎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則獵原有角奪一道，故較讀作角。《集註》不識典禮，重疑「奪」字，因引張氏説以參之。不知田獵禽獸，必較多少，謂之較獲，未有虞田供祭而不較獲者。即尋常禮射，並不獵獸，猶名中作獲，有視獲、釋獲、算獲，比較其所中之數，況虞田乎？故《尚書大傳》有頒餘獲之射，謂虞田獵禽取備祭物，而以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宫而分取之。夫餘獲尚較，豈獻獲而反不較？錯矣。
張文檒曰：「較餘獲時，重澤宫所射，而不重虞田。有云澤宫中，雖虞田不中也取；澤宫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夫虞田有中、不中，向非較，而何由知之？」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既正，獵較將久而自廢矣。
信口説書，未嘗不快，而實無可通。據云「正其祭器」，是何祭器？「器有常數」，是何等常數？魯雖季世，然周禮在魯。夫子入太廟，猶每事必問，豈有數百年宗器而夫子一人可改正者？此須認「器」字。鼎、俎二器，全以尊卑爲等殺，如所云三鼎、五鼎者。既無增減，何容更定？而獨于大祭，則無加鼎，而有加俎。如所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是俎原得備鳥獸之肉，可加一鳥俎、加一獸俎。然而加俎名所俎，非正俎也。先簿正器，則但登正俎，而所俎殺焉。所云「正」者，正其器而無加器也。不特此也，《禮》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加俎必鳥、獸者，正俎與鼎同 [6] ，或三或五，必加二而仍爲奇，否則偶矣。若加籩加豆，必以四累加。原有野牲田禽如麋臡、鹿臡、雁醢、兎醢之類可以四加者，而今並以四殺之。《禮》所云「饋食之後，薦用籩豆」，亦袛用正籩、正豆，而加無與焉。如此，則苐遵舊禮，有整頓而無更改，田禽角奪，不止而止。孔子正器蓋如此。
若四方之食不供簿正，則另是一事。今謂先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實之，則方 物與田禽何涉？君卻千里馬，而國廐所畜仍須供用。譬之禁火而閟水，防掌火者不喻也。此四方之食，是《禮器》所云，大饗所須，四海九州之美味如青州蟹胥、荊州 魚類，仍爲二加、四加所用。蓋加無限數，既加野牲，復加方産。而此并方産而亦去之。趙註原云：惟恐方物難給，仍藉田禽補其乏，則獵較不免。故并正及此。此亦從來未解者。
章大來曰：「《月令》『天子厲飾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即《司馬》職所云『羅弊致禽以祭枋』者。凡季秋、季冬，皆得雜用所獵之禽，鹵列報享，謂之方祭。此四方之食，即指四方之祭。言既正祭器，又不以方祭所食供簿中所正之器，亦異説之近禮可參見者。」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朱氏曰：「人聲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五聲又有高下，聖人制十二律以節之。五聲高下，每聲分十一等。如黄鐘爲宫，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還至無射爲宫，便是黄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吕爲徵，應鐘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 六七分，而黄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宫聲槩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淸聲者，夾鐘、大吕、黄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聲，謂如黄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是，則宫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淸聲，只説四者，意其取類之多者言之。」
樂有五聲十二律，人人知之。然亦須一考究何者是五聲，何者是十二律，可歌者否，有曲調者否。乃曰「更唱迭和」，則開口便錯。五聲宫、商、角、徵、羽，是五層無字句之聲。十二律自黄鐘至應鐘，是十二層無字句之竹管。既不是歌，又不是曲調，焉能唱和？聲不能唱之，而使律和；律不能唱之，而使聲和。聲與聲、律與律又不能自相唱和，況更迭也？乃又曰「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則錯之又錯。夫歌是歌，舞是舞，八音是八音，原不當連言之。即連言之，亦不得共下一「節」字。歌、舞有節，八音是樂器，有節乎？且歌、舞非五聲、十二律所得節也。毋論聲律爲樂本，不當節樂，實亦不能節。凡樂、歌、曲、調，其歌之高下、曲調之轉圜，必辨五聲。而轉圜高下，中之下可爲高，高可爲下，相周旋以至于盡，則必辨十二律。是樂、歌、曲、調，非五聲、十二律必不能成。而及乎調成而爲曲，曲成而爲歌，歌成而爲樂，而五聲、十二律于樂、歌、曲、調中毫釐不見，不惟無名體， 并無影響，則謂歌爲聲律節猶且不可，而可曰聲律是歌節乎？至于舞，則歌有歌曲，舞有舞曲，舞者不歌，歌者不舞，但以舞曲與舞者兩相照應，而自爲節凑，聲律不節也。若八音，器也。器節樂，樂不節器。然且器之節樂，亦止革、木二器，如所稱柷與應靴與搏拊者，而他皆不然。絲、竹與匏皆有轉聲，是倚歌之器，漢後稱倚歌，古稱依歌，《尚書》「聲依永」是也，倚則不節矣。即金、石二器，原是專聲，然金、石尊而不爲樂節，而至于編鐘、編磬，則反轉其聲而爲倚歌之用。土則塤、敔二器，一倚歌而一止樂，無節樂者。是器亦且不全爲樂節，況節器也？
乃又曰「五聲有高下，聖人制十二律以節之」。夫既以五聲、十二律同爲歌、舞、八音之節，而此又以十二律爲五聲之節，何解？然且曰「五聲高下，每聲分作十一等」，夫聲無所爲分也，即分之，亦無所爲十一等也。從來五聲是五層，即是五等。黄聲千萬聲有餘，而豎之而爲層聲，則天五、地五定數，周五而止。苟欲加聲，必從五聲再周之，而周至七聲、九聲、十二聲，則又止。此猶黄屋可徧寰寓，而豎之而爲浮圖，則五層、七層、九層、十二層，不能上矣，此定數也。今歌有五聲，宫、商、角、徵、羽也，然而歌聲之低仰抗墜，必再周五而上，而于是第六聲即第 一聲，第七聲即第二聲，第八、第九聲即第三、第四聲，共九聲，而十聲已不能上。因之一、二、三、四所稱宫、商、角、徵者，而六、七、八、九與之同聲，而其聲稍淸，謂之淸聲。古樂所稱四淸聲者，曰宫淸、商淸、角淸、徵淸，而羽則難上而不之及。以五等之聲而止加四等，此本聲之所以有九等聲也。若五聲而加二變，則宫、變宫、商、角、徵、變徵、羽，共七聲，即七等聲。而低仰抗墜，再周七而上，連四淸與變宫淸，合得五淸。唐樂所稱十二淸聲者，共十二聲，而十三聲則仍不能上焉。此出調之聲之所以有十二等聲也。然則五聲五等，加二變二等，合而爲七聲，則七等。推而至于九聲、十二聲，則九等、十二等，是一聲一等，從五聲而遞周之，得十二等，非一聲分十一等也。且是十二，非十一也。若十二律之非聲節，則正以五聲合九、四、二、七，共有十二聲，而無所依託，于是又造十二律，且立十二名，陽六陰六，通五聲、七聲之再周者，而遞轉而分配之。以下作高，又以高作下，可爲正淸諸聲之表準。是十二律所以傳五聲，非所以節五聲也。
乃其以十二律配五聲，又無不錯者。據曰「黄鐘爲宫，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則全非配法。夫六律、六吕，陰陽相間，此在《明堂》、《月 令》尚能言之。五聲相周，猶四候相轉，豈有陽不禪陰、陰不禪陽、以辰月承寅月、酉室接未室，而可以講四時、定十二室者？今以太簇禪姑洗，則爲律從律；以林鐘禪南吕，則爲吕從吕；以姑洗禪林鐘，則爲間非所間。此《史記·律書》定數之學，與聲律無當也。乃又云「還至無射爲宫」，則又還宫矣。雖《禮運》、《周禮》袛有還宫名，而其法不傳，然而五聲之旋轉有定層、十二律之周環有定次也。據云「無射爲宫」，則當云應鐘爲變宫，黄鐘爲商，大吕爲角，太簇爲徵，夾鐘爲變徵，姑洗爲羽，而乃曰「黄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吕爲徵，南吕爲羽」，是二變全亡，七聲已缺，陰陽正間，了不相顧。以杜撰之商、角，而又取《史記·律書》定數之徵、羽以續之，可謂還宫乎？
且又算管長短，謂「無射管長四寸六七分」。夫無射管長四寸八分，今曰「六七分」，則已非無射管矣。然此「六七分」，亦須指定六分耶？抑七分耶？七分則管數所無有。若六分，則應鐘爲四寸六分，幾有算無射管，而以應鐘管當之，而可筆之于書者？乃又謂黄鐘管長聲下，須作淸聲以和之，。毋論還宫可以低作高聲不槩下，即下，亦豈淸聲所能和者？且淸聲即其聲也。因五聲衍曲，五層不足，因再周五層， 而以所周之宫、商、角、徵四層高于前而淸于前，謂之四淸聲。惟羽聲太高，不能有淸，故古有淸宫、淸商、淸角、淸徵，而獨無淸羽。是淸宫即宫聲，淸商即商聲，既不全高，亦不槩下，無所容和也。乃又不曉四淸是四聲之淸，而以夾鐘、大吕、黄鐘、太簇爲四淸。夫夾鐘、大吕，律也。明曰四淸聲，而爲四淸律，可乎？俗樂不辨聲與律，曾以律名淸，立管笛色，而究回舛無用者。然且曰「看來十二律皆有淸聲」，夫還相爲宫，則十二律原皆可爲淸，然仍是宫淸、商淸，非黄鐘淸、太簇淸。是聲淸，非律淸也。今曰律皆有淸，此與宋崇寧道士疑調亦有淸，直造四淸聲附廿四調後，不同一笑話乎？
且曰半聲即淸聲，《周禮》「鳬氏爲鐘」，有以律計自倍半之説，因之論聲者必及半聲。然説者謂半聲即變聲，謂變宫在宫、商之間，變徵在徵、羽之間 [7] ，皆半聲也，故舊且有以變半聲轉爲言者。若謂黄鐘九寸，而以四寸五分爲半聲，則俗説亦俱有之，然亦大無理者。本以黄鐘聲下，將取四寸半之高聲以和黄鐘，而其所和者， 又是四寸半之應鐘，應鐘可和黄鐘乎？夫黄鐘還宫，未嘗不和，且和必取其律不齊而聲齊者以均等之。若兩聲之間雜以半聲，則爲嫌聲。嫌聲則出調矣，出調安可和也？
文輝曰：「宋人好言樂，然信口杜撰，不顧是不是，一地説去，而樂亡矣！蔡氏作《律吕新書》 [8] ，特載之《性理》，以爲絶傳。明代大司馬韓邦奇力闡其説 [9] ，致世宗朝郊廟宫懸日改，鐘磬無一不錯，不得已，請特設一燈揭之旛竿，以爲樂作止之候，當時有無聲之樂之誚。何可訓也？若聲律原委，確有考據，詳見《皇言定聲録》、《竟山樂録》諸書。」
又曰：「漢樂遺器有四淸鐘、四淸磬，而宋集賢校理李照以爲鄭、衛樂，而請去之，故蔡氏《新書》袛謂有半聲而無淸聲。朱氏所云，則襲五代王朴及蔡氏而 爲説者。然一往 駁又如此！」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六律以節五音之上下。
此在「成于樂」已詳言之。六律非節五音之物，袛因五聲統二變、五淸，有十二層聲，必造十二層之管以合之。故《虞書》曰「律和聲」，言以律合聲，非以律節聲也。然而《孟子》曰「正」，何也？正者，証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孟子》「必有事而勿正」、《少儀》「能正於樂人，不能正於樂人」，皆以彼此準合爲証明之解。分言之，則一管準一聲；而合言之，則黄鐘一管而可準宫，可準商，可準角、徵、羽。且可準二變、五淸，而爲九聲、爲十二聲。故曰：非十二管，不能準合此五層聲也。正者，準也，亦証也。若作刊正解，則五聲如貫珠，無偏無頗，何容刊之？至于節，則並無此義。即「正」字，亦無有詁作「節」者。
八佾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知孰是。
舞列降殺必以兩，故有八、六、四、二之殊。但列數有定，而列之爲數無定。每列必八人，此列數之定也。然而或八列，或六列，則列之爲數無定也。故八八、六六，本何休之説，而服虔則曰「每佾八人」，此服是而何非者。古佾之爲字，《説文》謂「從八，月聲」，以八爲義。而《集韻》則直謂古文作 ，必以八人著于形，則未有六、四、二可稱佾者。故「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春秋傳》文也。乃《傳》又有鄭賂晉侯「女樂二八」之文，即秦賜由余，亦曰「女樂二八」。向使佾數如人數，則二八者，四四耳。其不稱四四而必稱二八，則舞列必八，而舞數之必不如人數，斷可識矣。且舞列與軍行等。軍連卒伍，伍伍爲行；舞招八風，八八爲列。不伍不成行，則不八不成列。若如杜氏云舞位必方，故四四、六六以方爲準，則舞有行綴，長短廣陋，隨所分合，圜轉且不定，方于何有？朱註無決擇，而《或問》則反襲杜説而詘服説，故并及之。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十一年，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矣。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説，故歸而正之。
正《樂》非正《詩》，《集註》謂「《詩》、《樂》殘缺失次」便錯。《詩》無所爲殘缺也。雖《樂》本於《詩》，然當爲《詩》時，但有篇章，安見完缺？惟播之樂章，而殘缺生焉，以樂章有其名而《詩》無其詞，如《小雅》六亡詩是也。然而何從正之？將謂補《詩》是正，則晉束晳曾補亡，不聞束晳曾正《樂》也。以補不是正也。然且補詩、補詞句，若補樂章，當補聲音，是以漢、魏樂工猶能傳《鹿鳴》、《文王》諸篇聲律，而六亡必不傳，以樂無徒聲、無字句而求補聲音，雖聖人不能也。況樂章之亡，不止于六，嘗以《春秋》、三《禮》考之，《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燕禮》「下管《新宫》」，《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仲尼燕居》「和鸞中《采齊》」，以至《河水》、《鳩飛》、《祈招》、《茅鴟》、《轡之柔矣》，何一非殘缺？而謂夫子之所正在是，則必徧補諸詩，并徧補諸聲而後已，夫子之技于是窮矣。乃不學之徒，又謂六詩無詩，恐諸樂章名，總無詩者。夫六詩，笙詩也。考之堂下 間歌有笙詩、箾詩、籥詩、管詩，總以匏、竹倚其詞。而《象箾》、管《象》，則以箾管奏《維淸》詩；「以雅以南以籥」與「見舞南籥」者，則又以籥舞《南》詩、《雅》詩。而獨謂笙詩無詩，此非讀書人所言。況將併諸樂章而盡廢之，祖龍已焚書，何論殘缺？
又況《樂》章有失次，《詩》無失次。《詩》每首自爲起訖，有何次第？《卷耳》列于《葛覃》前，無不可也。惟《樂》章則動有聯合。如《鹿鳴》之三，則必聯《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鵲巢》之三，則必聯《鵲巢》、《采蘋》、《采蘩》三詩。此一定之次。故《學記》「宵雅肄三」，但舉「三」字，而即知爲《鹿鳴》三詩，以有次也。若《詩》則何次？如《鵲巢》之三，《樂》以《采蘩》次《采蘋》，而《詩》則以《草蟲》次《采蘋》。向使飲射時，太師舉合樂之三，而歌工以《草蟲》應之，是失所也，是大不正也。惟《頌》亦然。《大武》樂次，以《武》之三爲《賚》、《武》之六爲《桓》；而《詩》之篇次，則《桓》爲《武》八、《賚》爲《武》九。其次安在？是《樂》必有次，《詩》則必不可有次。況夫子正樂，並不在此。
乃附和之徒謂列國不正之《詩》，不使入《樂》。二《南》奏房中，而不奏朝廟， 故袛言《雅》、《頌》，則毋論燕歌《葛覃》、射奏《騶虞》，皆朝饗之樂；即列國《伐檀》，亦且與文王樂歌並傳聲律。其云《雅》、《頌》，亦舉大以槪其餘耳。若謂《詩》不正不入樂謂之正樂，則三百皆弦歌。衛獻公惡孫文子，使工歌《巧言》以刺之；季武子惡齊慶封，使樂工奏《茅鴟》。此皆不正之詩，而皆歌之奏之。此際正須考正，定正變得失，而謂不使入樂，則但以《詩》之正、不正爲進退，于正《樂》何有？
又且謂《詩》義與《樂》義不合，便是不正。則馬端臨明云《關睢》、《鵲巢》閨門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主祭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樊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是奏樂之義與作詩之義全不相合。
且不惟《樂》義、《詩》義不合，即奏《樂》之義與《春秋》賦詩相贈答之義亦復不合。古朝聘燕享有正奏外，凡諸侯、卿大夫多口誦詩篇爲勸酬，謂之賦詩。然兩兩乖錯。如甯武子來聘，公享之，使樂工歌《彤弓》。不拜。謂諸侯敵王愾而獻其 功，始奏《彤弓》，不當享列國大夫。此則夫子正樂所必及者。然而韓宣子來聘，公亦享之，季武子歌《彤弓》，而宣子不辭，何也？以賦詩非樂也，樂有所，詩無所也。叔孫穆子如晉，晉享之，而歌《文王》、《大明》、《緜》。不拜。謂兩君相見之禮，下臣何敢干此？亦正樂所必及者。然而楚令尹享趙孟，亦歌《文王》；魯享韓起，季武子亦歌《緜》。而兩皆受之。以詩歌非樂歌也，詩則何在不可歌，樂有所也。則是《詩》、《樂》大别，必不使《詩》之稍混于《樂》有如此。
乃時文諸家自相齮齕，又謂正樂當正聲律，并正器正地。夫曲直抗隊，宫角鐘吕以及箾籥椌楬，堂庭上下，皆師工、蒙瞍、樂人之職，總非學士大夫所有事。況此有成法，儳守不易，縱有得失，亦必臨用始覺，無預爲刊正之理。況中所舉，似又多不合。如正器，謂金奏《肆夏》，必不簫管；笙奏《新宫》，斷無鏄鐘。考《周禮》「鐘師掌金奏」，謂鐘及鏄也。鐘以興樂，而鏄以倚歌。當奏《肆夏》時，《周禮·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皆興樂之始，如所云金聲者，故以鐘始，以鏄終。若《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則有鏄而無鐘矣。然且堂上倚歌，維絲與石；堂下 倚曲，則匏、竹與鏄、鐘共相比合，而謂鏄必不竹，笙必不鏄，已大刺謬。又況此所正樂，明云《雅》、《頌》，則明指樂章。舍樂章而正《詩》，固不可；乃又舍《樂》章與《詩》而正他物 [10] ，可乎？
故此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于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乃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所謂各得其所也。然而此三所者，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 [11] ，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并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惟《頌》亦然。《淸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淸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淸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淸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部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録名色，而今不傳矣。兹但就 《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槪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爲《時邁》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蘩》」，燕禮用之以合樂，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蘩》爲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即《酌》詩，「象」即《維淸》詩，而《内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真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學者亦于此而類推可已。
張文彬曰：「或又謂正樂，正《雅》、《頌》之體。則《詩》有體，《樂》並無體。即詩體，亦作詩者之事，舊詩有成體矣。此時誰作《詩》而夫子正之？」
朝服而立于阼階
阼階，東階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既曰「先祖五祀之神，欲使依己」，則「阼階」二字當註曰：廟之東階。朱氏不識祭五祀在廟中，因有祭于竈所之説，此又不識矣。禮：凡營宫室，先營宗廟。孔 子大夫，自當有三廟在居室東者，故儺必及之。
張文檒曰：「孔安國云：『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此《論語》本註也。《郊特牲》亦云：『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疏云：『恐廟室驚恐，故朝服立于廟阼以安之。必朝服者，以朝服即祭服，故用祭服以依神也。』此『阼』字皆着『廟』字可騐。」
浴乎沂
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温泉焉。理或然也。浴不是濯身，祗是盥手足。
浴是洒身，而註作「盥濯」，已失浴義。且又言「盥手足」，不是洒身，則本文「浴」字作何着落？且既註「浴」字，又註曰即「上巳祓除」，則亦當思上巳祓除時應浴與否。往舉制科時，在康熙己未，益都相公招游萬柳堂，問：曾點浴沂，莫是 去衣入水否？時宣城施愚山答以漢包咸註「浴乎沂水之上」 [12] ，則非入水矣。而嘉興徐華隱隨曰：「古無入水浴者。惟《春秋傅》齊懿被弑時，有丙歜、閻職入申池浴。然是賤者事，非士大夫所宜有。」 [13] 衆皆稱善。苐二子之説，但言不入水浴耳，非謂不可浴也。既註修禊，則禊本以浴爲禮，故《周禮》註云：「三月三日，戒浴水上。」 [14] 此與《史記》漢武「祓禊灞上」、《後漢志》「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正同。蓋祓禊以袪除爲名。古者暮春三月，桃花水下，當招魂續魄以祓不祥，因潔濯水濵，而播其惡瀋于水，如東流去耳。此在周初即有之，而後遂沿爲故事。如王導云：「我與諸君禊洛水濵」，雖其時不設 ，不皆用浴，袛以身衣代之，如曰漱襟、曰湔裙類。要其禮，則始于浴，故《論語》明出「浴」字。而《周禮·春官·女巫》「掌歲 時祓除釁浴」，夫「歲時」，非歲之四時，即暮春也。祓除者，脩禊也。釁浴者，以香薰藥草塗其體而浴之也。浴而加釁，則管氏三釁必不僅塗手足矣。唐、宋後讀書人少，韓愈、李翱俱不識浴禮，至欲改「浴乎沂」爲「沿乎沂」，此千古笑話！朱氏既改「浴」爲「盥濯」，乃又謂《地志》沂水有温泉，則既不識浴禮不肯洒身，乃其隱衷則反有入水之勢。不讀書之禍乃至如此！況更有錯者。從來禮日，每以天干分上、中、下三旬，如上中丁、上下辛類，無用枝者。假用枝，則午未朔，無上巳矣。《宋書》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想亦有礙耳。若暮春三月自是建辰之月，以夏正言，而宋人謂周正三月即是辰月，則三正亡矣。説見《春秋毛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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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原作「氏」，據《周禮》卷八改。
[2] 《别録》，西漢劉向撰，凡二十卷。是古代第一部有書名、有解題的綜合性的目録學著作，唐代已佚。
[3] 《王史氏記》，《漢書·藝文志》著録爲二十一篇。王史氏是孔子七十弟子的傳人。
[4] 「而」，原作「西」，據文意改。
[5] 「于」，原作「乎」，據文意改。
[6] 「與」，原作「矣」，據文意改。
[7] 「間」，原作「同」，據文意改。
[8] 《律吕新書》，南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福建建陽人，蔡發之子。著名律吕學家。另著有《西山公集》、《皇極經世旨要》、《八陳圖説》等。
[9]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西大荔人。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精通音律，著有《苑洛集》、《律吕新書直解》等。
[10] 「舍」，原作「合」，據文意改。
[11] 「合」，原缺，據匯解本補。
[12] 「宣城施愚山」，即施閏章。閏章字尚白，一字屺雲，號愚山，晚又號矩齋，安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刑部主事、刑部員外郎、山東提督學政、湖西道尜議。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薦，改授翰林侍講，纂修《明史》，轉侍讀，以勞瘁卒。著《學餘堂集》等。
[13] 「徐華隱」，即徐嘉炎。嘉炎字勝力，一字華隱，浙江秀水人。康熙己未，由監生舉博學鴻詞，授檢討，累官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著《抱經齋集》。
[14] 「上」，原作「土」，據鄭玄《周禮注》卷二十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