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名甡 稿 陳佑自曾 朱樟鹿田 較
故事錯上
舜五十而慕
言五十者，舜攝政年五十也。
「舜五十而慕」，此古《舜典》舊文之無可稽者。若五十攝政，則襲《史·本紀》「舜年三十徵用，五十攝政，又八年而堯崩」語，然又錯者。據《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然而此三十年中，有歷試三年，《書》所稱「詢事考言三載」者；有攝相二十八年，《書》所稱「受終以後二十有八載」者。是受終、攝政在歷試三年以後，二十八載以前。先儒所定舜以三十三年攝帝位者，此是《書》正文，非如《世本·帝系》、《古史考》、《帝王世紀》之可以造異聞、爭各見也。且朱氏既註《孟 子》，自當以《孟子》文爲主。《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明明以攝政甚早，越廿八年而堯始崩，與《尚書》之「二十八載，帝乃殂落」正合。乃反據「五十攝政」、「八年而堯崩」之語以註《孟子》，《尚書》已矣，於《孟子》何居？
張文檒曰：「『三十在位』，據《尚書》歷試三年、攝相二十八年，已有三十一年，似乎不合。故孔安國謂歷試袛二年，以三十徵庸之年即當歷試之第一年，謂歷試從登用始也。如此，則以二年合二十八年，恰是三十。不然，歷試三十三，舜當以三十四攝政，多一年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者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
「舜相堯」，已見前一條矣。若舜之薦禹，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不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乎？舜以六十即帝位，又五十而巡狩以死。然而《大禹謨》載薦禹詞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則以五十年帝位，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是《孟子》此文皆 《典》、《謨》文也。
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以是知《中庸註》舜年猶是錯者。舜以六十即帝位，又三十三年而薦禹攝相，裁九十三耳，而自稱耄期。《禮》「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惟九十有五，則始兼耄期之間。故《尚書正義》謂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而後反，而即帝位。則所云「三十三」者，雖在位袛此年，而齒則九十五矣。以九十五而加以十七，是百有十二，非止百有十也。況《書·舜典》註亦明曰凡壽百十二歲，不得減去二年也。
張文檒曰：「『百有十歲』，袛見《尚書》有六十即位、五十乃死之文，然不曉『如喪考妣』文又有三載，則以服喪避位之年而混之五十帝位中，不可訓矣。但服喪三年，而袛饒二年者，《正義》謂帝之殂落，即以二十八載之年爲第一年，而二十五月而已畢喪，則袛得二年。若《竹書》謂帝堯以元年丙子即位，越一百三年，至己未，而舜始即位，則于畢喪時增出一年。然亦宜從《書》註，不 從《竹書》者，以服喪不得越四年也。如曰百十舉成數，餘年可省，則何不舉百年成數，而于一十併省之乎？」
羿善射，奡蕩舟
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
此又錯者。羿不曾滅夏后相也。據《夏書》「有窮后羿拒太康于河」，《春秋傳》「有夏方衰，羿自鉏遷窮，因夏民以代夏政」，其曰距河，曰代政，袛一逐太康，一代夏后相而擅國政，夏未滅也。及羿爲家衆所殺，而羿臣寒浞據羿妻以生募，即《春秋傳》所稱「澆」者。至奡長，然後浞使奡興師滅夏后相。此在《春秋》晉魏絳、吴伍員皆云「澆殺夏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明明白白。而乃以此而移彼，以後惡之事而移之前惡，時距百年，人越數代。以爲不識，則《春秋》不容不識也；以爲疎忽，則一事首尾，順文看事，何處疎忽？以爲立説或殊，有取有不取，則義理可取舍，故事可取舍乎？
然且寒浞殺羿，一併俱錯。不讀《孟子》乎？《孟子》云：「逢蒙殺羿。」而註《孟子》者，又襲趙氏註，云：「逢蒙，羿之家衆。」則其作註時，便當取《論語》、《孟子》兩書較觀。寒浞即逢蒙乎 [1] ？寒浞、逢蒙即家衆乎？此不必智者始見及也，乃一註「寒浞」，一註「家衆」。考之《春秋傳》，寒浞並不曾殺羿。浞爲寒國所棄，而夷羿收之。浞行媚于内，施賂于外。使羿娛于田而取怨于民。於是羿從田歸，家衆殺羿而烹之。雖家衆之殺所以附浞，而浞實不殺。孔疏所云家人反羿而從浞殺羿者，逢蒙是也。是註《春秋》者，尚照顧《孟子》，而合註《論》、《孟》而漠若河漢，此曷故與？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此程氏之最叵信者。外丙、仲壬在《史記》直謂繼湯而立，一二年卒，一四年 卒，然後太甲嗣之。故《書》稱太甲「居憂」，《漢志》有云服外丙服是也。特《書序》有「成湯既没，太甲元年」語，而《伊訓》亦云「惟元祀」、「袛見厥祖」，解者謂奠告湯殯，與《孟子》、《史記》不甚合。此當詳考諸書始論定者。若是年齒，則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先二後四者。今丙二壬四，則仲壬爲外丙兄矣。況《世本》、《世紀》皆謂湯「年百歲」，若九十七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不又笑話乎？
紂去武丁未久
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按：武丁至紂，凡九世。《殷紀》武丁、祖庚、祖甲、祖庚弟 。廩辛、庚丁、廩辛弟 。武乙、太丁、帝乙、受辛是也。今曰「七世」，假謂祖甲與庚丁是兄弟，不列數内。則古立君法曰一世一及。世者，父子相繼爲一世也。及者，兄終弟及也。兄弟似無稱世者。但世數之世，袛以一君爲一世，世是世，及亦是世。不觀七世之廟乎？有天下者事七世，前爲創世，後爲繼世。然而兄弟祖禰、叔侄昭穆極其顛倒，而總名之爲七世。是以《國語》于此，亦明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夫以祖甲至 紂謂之七世，則加武丁、祖庚爲九世，有顯據也。若謂自武丁至紂，前後兩人可不列數内，則自即由也。由湯至武丁，而謂賢聖之君，湯、丁無與，可乎？且《殷紀》明云：自中丁以來，至帝陽甲，比九世，亂。其云「九世」，未嘗舍中丁與帝陽甲也。事不考古，而欲註書，舉筆即錯矣。
太師摯適齊
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正之。其後伶人、樂工識樂之正，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
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魯樂官何從知之？且其所正者，《雅》、《頌》也。魯固無《雅》，而《頌》則儼列三百，正于何所？況夫子生卒，尚載簡書，豈有正樂大事、諸樂官奔散一大變故，而左氏不一載之者？此明是《尚書》舊《太誓》文，《史記》作《周紀》，即載其詞。而《漢·禮樂志》亦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悦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顔師古註以爲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師古謂適齊、適蔡， 皆是周時國名，而記者追繫其地，則不然。諸國皆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如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有地名，而後封之。若齊、蔡，則《樂記》曰：「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係三代遺聲。《國語》「文王詉于蔡原」，註：「蔡公，殷臣。」
張文楚曰：「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泰伯三以天下讓
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文王昌。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季歷立，傳國至昌，及武王發，而有天下。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泰伯以國讓季歷，其云「天下」，亦推極言之耳。不知何故，又云讓商，且以夷、齊叩馬比之，甚爲可怪！假曰周可以有商天下，而伯棄而去，即謂之讓，則周之可以有商天下者，即季歷也。太王欲傳位季歷，以有商天下。伯苟讓商，宜安于 世立，使傳季有待。而乃先去國，以使之必傳，是助之奪也。太王商臣，或欲遵商制傳及之法，由長次以及于季，而伯乃挾弟仲雍併其次而皆去之，是奪之又奪也。三以天下奪，而反曰「三以天下讓」，豈是通論？乃其所引據爲讓商者，但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一語耳。夫此一語，半出《魯頌》，半出《春秋傳》。《魯頌》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推本言之。翦者，滅也，言武之滅商基于是耳。太王則焉能滅商？若云「志」，則以竄徙不給之際，而思滅全盛之商，即妄人亦無是志。且「翦商」下不得增「之志」二字也。若《春秋》宫之奇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從者，順也，如定九年「從祀先公」之「從」，謂順昭穆也。工史以昭穆定世次，而伯且去國，以棄昭穆，故曰「不從」。此時何曾命伯翦商？而謂爲不從父命，則亦思太王之昭也。下即接「不從」，可得增「父命」二字于「昭也」下乎？然且《春秋》、《史記》明云太王欲傳位于季，伯乃去國。今曰泰伯不從，而後太王欲傳位于季。祗誤解《論語》，而致增《毛詩》、改《春秋傳》，併顛倒《史記》文，何苦爲此？
《六經》三代故事，至宋而盡行改變另一世界，如舜不立宗廟、禹分洞庭爲九 江、成湯始畫井田、武王封康叔于衛、周公治洛邑爲東都留後官、召公辭太保而周公挽留，皆荒唐之極、舉國在夢寐中者。況四書故事，安辨是否？爲之嘆息！
武王是也
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武王自即諸侯位後，連即天子位，止十一年，並不當有十三年伐紂之事。按《大戴禮》，文王十五年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止一十四歲耳。而《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卒時，武王始即諸侯位，然已八十三矣。乃又十三年而始伐紂，則九十有六，將《文王世子》所云九十三而終者，已死過三年矣。故《尚書》孔傳謂《泰誓》「惟十有三年」 [2] ，非武王之年，是文王之年合武王而通數之者。《無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而《帝王世紀》謂當四十一年時，文王封西伯，專征改元，至九年而卒。《武成》所云「惟九年，大統未集」者，合之四十一年，正 與《無逸》「享國五十」相符。而於是武王繼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一年伐紂，共十三年。則此十三年者，文王九年，武王四年，而統之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必如此，而《泰誓》、《武成》、《無逸》、《大戴禮》、《文王世子》、《史記》、《帝王世紀》、《伏生大傳》、《漢書·律曆志》，無一不合。乃必强斷爲武王，致其徒蔡沈註《泰誓》，亦堅主其説，而諸書廢矣。冤哉！
遠宗曰：「古諸侯國俱各紀年，如《春秋》十二公年類。且有中改，如衛出公、秦惠文君各有後元年類。若受命，則《無逸》明云『文王受命惟中身』，《武成》亦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必改其惡，而後不念，則人人能之，何必夷、齊？未聞夷、齊待惡人如今人待楊、墨，既入苙而又招之也。且謂「二子之心」，亦不通。此必殷、周相去不遠，其相傳遺事有如此者。若億逆而知其心，則怨者之希，何由知之？且此「惡」字，即 是「怨」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若「善惡」之「惡」，則念時未必知，即不念亦不必使惡人曉。且不念已耳，人亦定無以我之念、不念分恩怨者，何爲怨希？
張文檒曰：「《魏書》房景伯除淸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曾勸劉劻殺王廣之，及劻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盛相契賞，且啟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怨』字，漢、晉以後皆如此。」
亂臣十人
十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文母。
此本馬融註者。苐榮公不著，且是文王時人，與武王時稍不合。此當據陶潛《羣輔録》所載武王十亂有毛公、無榮公者爲正。
張文檒曰：「榮公不見經傳，惟《國語》胥臣云『重之以周、召、畢、榮』，始一 及之。然言文王時，非武王時也。若毛公，則武王伐紂時已有毛叔奉明水，及成王顧命，尚與畢公、召公同在卿列。此即《左傳》所稱『魯、衛、毛、聃』者，其名視榮公爲大著矣。且《淮南鴻烈解》有「武王之佐五人」語，高誘註『五人』，謂周、召、吕、畢、毛也。此正割十人之半以爲言者。是五臣尚及毛，豈十臣而反遺之？」
有婦人焉
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舊儒謂《古論語》「婦人」是「殷人」，「婦」字本「殷」字之錯。故六季庾勉有「殷士周臣，楚才晉用」語，正指十亂中有殷臣一人，不止殷士裸將也。先仲氏曰 [3] ：「此以時代分合較才之多寡，唐、虞二代止五人，不如周一代十人之盛。然猶雜殷代一人，名爲十，而止得九焉，何其難歟！」如此，則前後貫穿，意旨俱合。自 「婦」字一錯，而《集註》又誤解唐、虞二句，便扞格矣。詳見「唐虞之際」條。
邵國麟曰：「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韓愈直指爲膠鬲。以殷人爲婦人，由何氏本誤。而馬融以爲文母，劉原父以邑姜當之。按：武伐商時，年已八十有七，文母應不能無恙，況子無臣母理也。禮：婦人之善，不出閨闥。邑姜雖賢，豈干外政？且武數紂罪，以婦言是用，而乃對百萬衆而自稱其妻，必無是事。」蔡乃亶《四書模》曰：「文王舉膠鬲爲殷臣，然實爲周用，與伊尹之相湯而事桀正同。《吕覧》載武伐紂時，惟懼失鬲，可騐也。蓋殷末有五臣，《孟子》稱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輔相。要之，鬲本周有耳。」
關睢樂而不淫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宫人所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宫人也。宫人何爲憂樂？宫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悉關焉，是固宫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哀樂得其正，指詩人言，不指文王言。讀《詩》者不淫不傷，則亦可以得性情之正。《關睢》是樂之卒章，前面更有詩，今不可考耳。」
《關睢》本文王求后妃詩，係國人所作 [4] ，此原不必問作者爲誰。《詩》三百篇，未嘗盡署作者名也。自世多庸見，謂文不宜思妃至此，因之《魯詩》與《史記》直斥爲幽、厲昏亂之詩，即漢杜欽《封事》與《後漢·皇后傳序》，亦皆謂康王晏朝，《關睢》作諷。此固顯然與子言乖反，大不足道。若毛傳曲解，謂后妃姒氏又思得淑女以供内職，此亦狃庸見略爲出脱，而不知其不可者。九嬪世婦雖能掌婦學以敎九御，原可選擇有德淑女以克其職，如所稱女官之有爵者，顧非好逑也。朱氏既改毛傳，乃又自造一説，指爲宫人所作。夫文王無宫人者。文以四十七歲始爲諸侯，三十年老，儲嗣居世子宫，並無宫正、宫伯諸官爲掌宫事。況后妃未娶，即大邦之迎所云「姑姊姪媵，其從如雲」者，亦尚有待，安所得同、異姓女并官女、刑女可克女史者而爲之作詩？此本不讀書、無學杜撰之言，乃朱氏註此，又註《毛詩》，而《大全》諸書，又彼此附和，竟謂性情哀樂必出自宫人，而不出文王。夫所謂哀樂者，即《詩》寤寐求、琴瑟友也。宫人思后妃至寤寐反側，固亦多事。若琴瑟友、 鐘鼓樂，則以嬙御班侍之人，而與后夫人搏琴拊瑟、考鐘伐皷，稱友于，講偕樂，此真畔亂無理之甚！而反曰性情哀樂獨得其正，既已大妄。然且謂家國盛衰，憂樂關切，在宫人不能無情，則宫人選擇，雖重有德，然亦不必曉齊、治大事。況嬪御掌敎，自有職分，宫政得失，此在三夫人以上主之，如后妃之副所云比外朝之三公者，豈有嬪御以下，可越禮犯分，憂盛衰而計治亂，干國家逆女大典？此雖不讀書，杜撰亦不宜作此妄言。況此時無宫人，則一語斷定，人且無有，又安問有性情、無性情也？乃附和之徒，則又變言是王季宫人，近且謂王季、太任識盛衰興廢，知文王之昌必得内助，佳兒佳婦，形諸寤嘆。則無論父子異宫，世所不曉，父宫嬙御必不能代世子作詩。即以王季、太任言，二親之稱子曰君子，固已口噤。乃以舅姑聘子婦而曰寤寐反側，舅姑逆子婦而曰友若琴瑟，則瀆亂之極！雖佳兒佳婦，必不致此。
且又曰哀樂不過，是讀詩之人得性情之正，則有艾子于此。舊儒張超、蔡邕謂《關睢》是畢公作。予嘗曰：畢公，文王子，本文王所生之人，而能言未生以前文王娶后妃之事，此必通佛敎，能知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者。今一哀一樂，未定所 屬；此情此性，其正與不正，即《詩》亦不能自主，而乃又曰是讀《詩》之人之性情。此必飲上池水能見他人之五府六臟者，豈非笑話？
張文檒曰：「《關睢》樂之卒章前别有詩，此亦可笑者。《春秋傳》《那》詩以末六句爲亂，爲卒章；《武》詩以末一句四字爲卒章。《關睢》一詩，但當以末四句十六字爲卒章，焉得詩前别有詩？説見十四卷『《關睢》之亂』條。」
八士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成王時」，本鄭康成説；「宣王時」，本馬融、劉向説。然總無考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爲証。此或《春秋外傳》之可徵者，然則文王時人矣。若一母四乳，則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産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亦指文王時言。
張文檒曰：「《逸周書》有武王命南宫忽振鹿臺之財，南宫伯适遷九鼎三巫，與八士名偶合。或疑八士即南宫氏。然此忽與伯适在《逸書》不明指是兄弟，且南 宫适名已爲文王五臣、武王十亂之一，亦並不稱是八士。即《國語》『詢八虞』下，又云『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宫』，勢無既詢八士又謀八士者。此可不强合耳。」
周公使管叔監殷
武王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
周公袛使管叔一人監殷，並無蔡叔、霍叔。其稱三監者，是官名，謂二伯之下，有卒正、連帥、屬長三等官，是監官耳。其蔡、霍二叔，則蔡叔以啟商共叛，見《左傳》。霍叔以同爲流言，見《蔡仲之命》。故一誅、一放、一降庶人，並非同等。惟孔安國不解三監，誤以管、蔡、商當三數。鄭氏以商不合，又妄以霍叔補之。此大無據者。況專指管叔，何必連類雜及如是！説見「官師」條。
五覇
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覇。」
此五覇出趙註，係漢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荀子·王覇篇》謂齊桓、晉文、楚莊、吴闔閭、越勾踐，此戰國時所定，與後儒不同。故宋襄並不稱覇，秦穆止覇西戎，而吴、越則觀兵中國，號爲覇王。其時之定名有在也。若别引丁氏説，則夏、商三覇，自昔有之，如《商頌》「昆吾」，舊傳「夏伯」，《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二伯。此在《春秋傳》齊賓媚人稱五伯之覇，即註此説，何曾是唐丁氏之言？
張文檒曰：「五覇無定據。即顔師古註《漢書》，在《地理志》則用趙氏説，在《諸侯王表》則又本荀卿，而小變其説，以吴闔廬爲吴夫差，有秦穆而無勾踐，不知有他據否。若昆吾、彭、韋三國，則夏、商均有之。《竹書》：夏啟時，大彭作伯，征西河。仲康命昆吾作伯，雖不可信，然《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即豕韋，與大彭皆祝融後，同姓，則三國皆夏覇也。然且興滅不一，即韋氏一國，究不知其覇者是何君何氏。據《春秋傳》夏王孔甲賜劉累氏御龍，代豕韋後。則在夏時本祝融之後，而劉累代之，湯之伐韋，即劉累後也。然而范宣子曰：『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杜註謂劉累之後遷國魯縣，而豕韋 復有其國。《竹書》所云夏帝昊使韋氏復國者，則似終夏之世，皆祝融後。乃韋昭註《國語》，又曰：商武丁仍滅豕韋，又代以累後，所謂更代者。則其爲覇者，祝融後耶？抑御龍氏後耶？不可考矣。」
王者迹熄
王者迹熄，謂平王東遷，政敎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明云「《詩》亡」，何得改作「《雅》亡」？夫所云「《詩》亡」者，謂王政不行，太史不陳詩，輶軒不採詩，詩總亡耳。如譜《詩》者云陳靈之後無詩是也。若云「《雅》亡」，則衛武《懿戒》、魯僖《采藻》儼載三百。即平王東遷，而《白華》、《小弁》，其篇什猶在也。至云「《黍離》降爲國風」，則尤不學。人所言王自有《風》、二《南》爲武王時周、召二伯之風，文王無二伯也。周公陳王政而作《豳風》，即王師征伐，皆入之。況以《黍離》爲平王時詩，獨毛享傳耳。若三家《詩》，則以此爲尹吉甫之子尋兄所作，未嘗在平王世也。又況其以王迹熄爲平王政敎不行，專爲《春秋》始于平之四十九年耳。《孟子》以《春秋》繼《詩》，謂《詩》有美刺， 而《春秋》有褒譏，其書似相爲表裏，故云。其曰「亡然後作」，以爲亡在此時，作亦在此時也。孔子于哀十四年作《春秋》，而乃以《春秋》始年認爲作《春秋》之年，有是理乎？
桓公九合諸侯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朱氏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也。説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説，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爲是説，可謂鑿矣。」
此「九」是實數，與「一匡」對，如《吕覽》、《楚詞》傳皆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較此文正同。其實數，則《穀梁》衣裳之會，明指一北杏、二鄄、三鄄、四幽、五幽、六檉、七貫、八陽穀、九首止、十甯母、十一葵丘。袛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也。是以《管子》、《國語》、《史記》或云兵車會六、乘車會三，或云兵車會三、乘車會六，總合爲九。雖説或不齊，而其義自了。今乃偶見《左傳》有展喜犒齊師，文中有「糾合諸侯」語，遂認九合是糾合。謂糾與九古字通用。按：糾 並無通九字者。富辰諫周襄王以翟伐鄭，有曰「糾合宗族」，夫宗族不得通九合也。且糾合是督合，謂督責而合之，非無故會合。故《傳》文原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與富辰所云召穆公惡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正同。蓋一謀不協，一惡不類，故糾責之。今但合諸侯，未嘗有糾責之事也。且「衣裳之會」、「兵車之會」，在《國語》、《穀梁》諸書早有之，並不因《論語》「不以兵車」四字而造此名。且本文原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謂衣裳之會九，而餘則兵車，有何穿鑿，而反爲誚之？夫讀《春秋傳》，當讀全《傳》。晉悼公謂魏絳曰：「朕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此不必有「糾」字可相通也。然附和之徒，猶可曰：齊桓與晉悼雖不同，而九合同。則九、糾之通，未可定也。乃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爲盟主七年，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則豈有一「糾」字，而既通九，又可通再、可通三者？無理而已。
章大來曰：「《楚詞·天問》篇有『桓公九合』語，漢王逸註謂桓公任管仲，則九合諸侯。朱氏又改註：九，《春秋傳》作『糾』。則袛讀《春秋傳》一篇，而改《楚詞》，改《論語》，即全《傳》亦不之顧矣。但《楚詞》有決糾不得者，惟九 合則下自有『諸侯』字。若糾合，則糾合何物？豈又糾合宗族耶？」
甯武子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春秋傳》並無甯武子仕衛文時事。衛文十九年，甯武之父甯莊子曾勸文公伐邢，既而文公卒，斯時並無武子也。及衛成元年，甯莊子尚在，仍來會向。至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又越九年，至十二年而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嗣位襲父爵，而謂曾仕文公時，錯矣。説見「官師」條。
子産君子道四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産有君子之道四是也。
子産治鄭，自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而外，尚有輕晉幣、焚載書、慎守藏、弗許請縈、弗毀鄉校。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 子不犁畔。二年，市不儲價，門不夜閉，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于君子之道，有計數所不能盡者。然且力支强大，以禮自存者越二十六年。此春秋第一人物，而其聲價反出自居蔡竊位者下。得無顛倒太甚，不可信乎？
李庚星曰 [5] ：「使數事而責必多善，則殺人于市，數其罪而誅之者，皆善人矣。數事而稱必多惡，則凡九德、九功、三樂、三畏而外，並惡行矣。」
庾公之斯
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害公義。
庾公之斯即庾公差，原係《春秋傳》孫林父追衛侯衍事，正篡弑之賊。孟子時不見策書，就戰國人傳聞而引作他事，但以証師、弟子不相厄耳。乃又以「害公」責之，則反屬多事。且似舍三年而察功、緦，非論世書矣。據本事，但全師、弟子 之誼，不及間等。其于私恩、公義，較孟子爲兩全者。當孫氏追衛侯時，侯所御者，公孫丁也。孫氏所使追者，庾公差、尹公他也。差學于丁，他學于差，丁以師御衛侯，而差以弟、他以間等之弟同時追之。差作禮射，不主于中，此全私恩也。而他曰「子爲師也，我則遠矣」，抽矢射丁，而反爲丁所報射，貫臂而退。是于公義亦未嘗害，特所論不在是耳。不然，蒙、羿並逆賊，何處求全？而斤斤于師、弟間較量是非，豈孔、孟所見，必當出宋人下乎？
蘧伯玉邦無道，卷而懷之
卷，收。懷，藏也。如于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孫林父謀逐君，在襄十四年。寧喜謀弑君，在襄二十六年。並無甯殖。此「甯殖」是寧喜之錯。喜者，殖子也。
張文檒曰：「或謂殖與林父同謀去君，《集註》舉前事爲言，則前事同謀有之，未嘗謀伯玉也。且明註『放弑』，則喜謀弑，殖不謀弑，何可混兩事爲一事如此？」
百里奚食牛要秦穆公
自鬻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自鬻與五羊之皮事，在《春秋傳》、《國策》、《史記》諸書，亦記述不一，此固不必辨者。但就萬章所問論，則此註是廉于得值 [6] ，而趙註謂奚自賣五羊皮，以爲人養牛，貧而不吝，因以此要譽秦穆，總是豎語。秦穆雖庸主，萬章雖愚儒，亦必不弇鄙、無大識如此。此問專以食牛要秦穆，與五羖自鬻無涉。五段自鬻，不過入秦食牛所由來耳。戰國人説春秋時事，必稍有根據。按：《秦紀》奚自言：「吾之周，周王子頹好牛，吾即以養牛干之。」是奚原有以養牛之術陰比養國，如滋味説湯事，以之干進，至入秦而仍用此術，故《孟子》明云以食牛干秦穆公。若曰纖芥取予可起聲譽，恐戰國人相傳語，意未必如此。
張文檒曰：「奚有養牛之術，《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也。」
孫叔敖
孫叔敖是期思之鄙人，非伏處海濵者。見「地類」條。
季文子三思
三，去聲。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思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此錯之全相反者。文子三思，自是善行，故漢、晉舊註皆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三思。」而夫子衡論，則有二義：一則汎論人患不思耳，能思，則再亦可矣，況三乎？一則誦文子明于事理，再思則可矣，何必三？此在安昌説書後無異解者。不知朱氏何據，認作貶正語，錯矣。按：註引文子使晉事，在《春秋》文六年。其時方謀聘晉，而晉襄適病，因預求遭喪之禮然後行，及如晉，而晉襄果卒。則此一事，本三思之冣可嘉者，故夫子簡書先書「季孫行父如晉」，隨書「晉侯驩卒」，直是美詞。而杜預註策書，特引《論語》「三思」以誦揚之，以致邢氏《正 義》摭人疏内。而《集註》于貶正之次，亦引此事，則白矛自盾，原已可怪。乃以三思善行、古詞所謂臨事貴三思者而認作惡行，以《春秋》簡書、策書所共美之事而認作譏刺之事，致舉世浮薄，動輙以遭喪之禮作過慮者訕笑口語。其顛倒六經、變亂黑白至于如此，滔滔奈何！
朱氏云：再思已審。若私意起，則利害得喪，反變不窮。夫思事分數，袛此數端，一思是非，再思便須及利害，過此，則事變之來尤不可忽。若以利害得喪、行權審變槪屬私意，則直一罔人，無與于家國慮事之數者矣。夫子告哀公討賊，開口便較强弱、計多寡，正思利害也。至籌畫事變，則又家國慮事一大進境。夫子會夾谷敦盤之會，便請兵備，此與求遭喪之禮何異？既不計利害，復不審事變，竟欲以宋儒淸班流禍後世，豈所敢聞？
「三」字雖不限數，然以「再」字較之，則亦數目字矣。故《禮》文三揖、三讓，《月令》三覆、三反，《論語》三仕、三已，俱如字讀。況《易》「再三瀆」、《尚書》「至于再，至于三」，則明有層次，從無讀再三作再散者。乃又註「去聲」，亦不可解。
甯武子二
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肻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愚之不可及也。程氏曰：「邦無道，沈晦以免患，故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忠果正直、臨難不免一大節目。凡爲臣者，皆所當然，而以此屬愚，則將啟後世以巧避之門。錯矣，又錯矣！從來「愚」字，皆以浮沉取容、假借貿瞀者爲言。此原有明據，如《春秋》文四年，甯武來聘，以公燕賦《湛露》、《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瑾爲中書郞，時權臣專政，瓘優遊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推重，當時稱之爲「甯武子」，則愚之爲名，自有解説。或者成公廿六年間，武子别有事跡如此等，原未可知。必以成公被執時言，亦或故作顓蒙，不與强伯及悻悻訟臣抵抗，如爲輔得免、賂醫得脱，無非貿瞀所有事，正與艱險不避、顯盡心力者的的相反。乃既造此説，則亦當覓一左証曲爲附合，而又引程氏「沉晦免患」四字爲「愚」字詁義，且謂比干不當愚，則 程氏之所謂比干不當愚者，謂不當沉晦也，故諫也。若如朱氏所言愚，則其不當愚者，是不當盡心竭力，不當不避艱險 [7] 。比干此一諫，不幾爲妄人闖死者作罪案乎？今且置甯武不論，袛論比干，畢竟何等是愚，何爲當愚、不當愚，請溥天下有識者一解辨之！
* * *
[1] 「浞」，原作「混」，據上文改。
[2] 「故」，原作「哉」，據文意改。
[3] 「先仲氏」，指毛奇齡仲兄錫齡。錫齡字與三，長於治經，尤邃于《易》，康熙二十一年卒。後奇齡述其《易》學，成《仲氏易》三十卷。
[4] 「係」，原作「系」，據文意改。
[5] 李庚星，字白山，浙江仁和人。奇齡弟子。
[6] 「值」，原作「他」，據文意改。
[7] 「是」，原作「愚」，據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