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老晴 稿 章世法宗之 李成輅弘載 較
故事錯下
公山弗擾以費畔
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陽貨執桓子，在定五年。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夫子爲司宼時，使子路墮費，而公山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從定公登臺，方且遣申句須、樂頎下臺敺殺，親定其亂。而謂夫子被召，子路不悦，何一謬至此！據孔安國註，原云「與陽貨共執桓子，而召孔子」，並無「據邑以畔」四字。則貨執桓子，弗擾雖未共事，然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是以費宰而謀背君主，即是畔。時孔子未仕，因而召之。乃改「而召孔子」爲「據邑以畔」，則兩時兩事，俱不合矣。須知此「畔」字是謀逆，非 稱兵也。「以費」者，以邑宰也。
三桓之子孫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上文「政逮大夫」，專指季氏。此以三家統承之，則季氏專政，而兩家同受式微之禍，非恒情矣。不知此三桓仍指季氏。古封建之世，創立宗法，凡天子、諸侯自爲一宗。而天子、諸侯之弟，必更氏易族，以别爲之宗，《禮》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是以一君之弟，必以同母者立爲大宗，否則以長庶當之，稱之曰宗子，百世不遷。而諸弟之宗大宗者，又各立小宗，五世一遷。惟大宗世爲宗卿，而小宗不然。故桓公之子惟莊公爲君宗，而莊之同母弟季友則宗卿也。仲慶父、叔牙，長庶耳，雖皆公族爲大夫，然何敢與宗卿等！是以大宗、小宗俱各更氏，如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類。又各易族，如仲孫後之爲南宫、爲子服，季孫後之爲公彌、爲公父類。而統名之曰桓族。凡稱三桓，多指桓族大宗言，與鄭稱七穆之專指穆宗並同。故稱季氏子孫爲三桓，猶稱季氏所立桓廟爲三家之堂，雖通稱而專 有所屬，豈得以三家統承之？
張文彬曰：「每一公有一宗，如臧孫、東門氏皆是宗卿，然不專國政，則政不逮。惟三桓皆世官，而季氏又三官之長，如襄十一年『作三軍』，季獨以司徒盡録其人賦是也。此但以宗卿解三桓。若政逮，則不在世爵，而在世官，齊桓五戒有謂耳！」
四世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此應以文、武、平、桓爲四世，舍文而取悼，便是大錯。《春秋》樂祁明云「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此時無桓子，故止云三世耳。若史墨對趙簡子，謂魯自文公薨，而政在季氏，正文子時也。故禄去公室，始于宣公。政逮大夫，始于文子。則去禄之年即逮政之年。雖宣、成、襄、昭、定與文、武、平、桓世數有參差，而年事極合。況悼子未嘗爲卿。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代立。雖有政，安得逮悼子？錯矣。
張文彬曰：「本文以四世証三桓子孫，則孟孫見有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五世，叔孫亦有宣伯、穆叔、昭子、成子、武叔五世，皆始于宣、成而終于昭、定，何以獨舉季氏爲言？此亦漢、晉後所未解者。於此不註明，則《四書》真漆室矣！況錯乎？」
佛肸召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終不往者，知其人終不可變、事終不可爲耳。
既曰「天下無不可變之人」，又云「知其終不可變」，大不可解。夫所云欲往而變其人者，將以不畔爲變耶？抑欲變化其人，使爲聖賢之徒耶？且既無不可變矣，又何以知終不變？讀書須識事。夫子欲往，非胡亂草草。今讀夫子書，亦當就夫子本事推原其情，豈有本事全不曉而懸空作揣摩者？公山之畔，《春秋傳》顯然，不待言也。若佛肸之畔，則策書無明文。然《史記》明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則趙氏、范、中行氏見《春秋傳》者，正與夫子相關切。 當夫子仕魯時，魯定與齊景、衛靈同謀叛晉，與趙鞅爲難，非一日矣。及趙鞅與范、中行相攻，而齊、魯、衛三國又共助范與中行。此三國已事，亦夫子已事也。今夫子去魯，而趙氏家臣宰中牟者，乃反從范氏、中行氏而畔趙氏。此一變端，尤有心斯世所拂衣而起者，而惜乎以暴易暴，終不可往。則是往與不往，皆夫子至情，亦夫子實事。豈可讀其書而漫然不一察也？
夫子爲衛君
衛君，出公輙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聩，公薨，而國人立蒯聩之子輙。於是晉納蒯聩，而輙拒之。若輙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不可與夷、齊同年語矣。
此事從無定論，然亦須略曉者。定公九年，衛靈、齊景與魯定恨晉之凌踐三國，世責朝貢，比之附庸臣屬，因同謀叛晉。晉趙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絶衛往來，而中行、范氏因有叛而據朝歌者。當是時，衛靈合齊、魯共援朝歌，與趙鞅抗，而不謂蒯聩欲殺南子，反奔依趙鞅，助之攻衛。是瞶不特犯國母，直向公矣。乃叛晉未成，而魯定忽死。哀之元年，衛靈仍合齊景、魯 哀，三國伐晉，而不意靈公又死于是。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聩，以潛師伐喪，且擊靈公在日遣鄭師之援朝歌者。而瞶亦執戈奮擊，敗鄭師于鐵。是瞶以讎師襲國，暴伐父屍，翦死父未竟之志。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并爲衛先君。此時夫子在衛，係先君故客，即非二賢，亦孰不疑其爲之者？爲之，謂助之，即拒之也。而乃並不一拒。自哀二年晉帥師入戚，至三年而齊景尚踐舊約，遣師圍戚，然後衛亦遣師隨之，然且留嘖于戚，以致有孔悝之變，是輙始終不拒父也。輙所歉者，爲叔齊耳。不必果讓，瞶但卻位，便自全耳。若儒者論世，須有卓識，然亦當探討經義，切勿武斷。如此事，觀《春秋經》大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則夫子之意，豈難見乎？
子畏于匡
匡，地名。《史記》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匡不知何地，暴匡亦不知何事。據《春秋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時陽貨帥師，故暴之。後夫子過匡，顔刻爲僕。刻本虎舊人，且以策指城曰：「吾昔由此 入。」匡人因圍夫子，則不止貌類虎矣。若匡邑在鄭，實見《春秋傳》，而《史記》云在衛，《莊子》云在宋，從來莫曉。朱註于《論語》卷首則錯刪《史記》，且有似乎在陳者，經書之晦蝕如此！詳見「地類」條。
顔淵後，子在，回何敢死
死，謂赴鬬而死也。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否必告天子、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回何敢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顔淵何以鬬？頭觸乎？足蹴乎？麾之以肱乎？且禮有不必鬬者。據云爲夫子復讎，則古有復讎禮，當辨讎否。匡人讎陽虎，即陽虎被殺，不得報刃。何則？讎在虎也。夫子脱不幸，但爲虎誤傷已耳，淵焉得復讎？無論此時無方伯可告，萬一告之而淵且誣坐，如之何？若在三之死，則《國語》晉欒共子將死哀侯，而其父欒賓又爲曲沃桓叔之師，故並提言之，實則死師與死君父不同。其云唯在、致死，是「服勤致死」之死。註有明文。若殉死，則《周禮》明云「師長之死，袛視兄弟」，與不共戴者有别。然且父在即不許以死，今顔路見在也。況此有必不可鬬、必不可 死者。今所云死，爲畏匡也。《禮》云「死而不弔者三，第一曰畏」，謂錯誤見殺，大當驚怖，萬不容死，死即不弔。然且死有條目：一不辨而死，如不自白曰我非虎也；一不避而死，如不微服、不逃難也；一狠戾而死，即鬬也。然則鬬正在所禁者，而偏曰鬬，袛一字，而畏禮在三禮、復讎禮胥失之矣。此章專主「畏」字，即《禮》註「畏」字，亦引「子畏于匡」之「畏」，畏惟恐死。故曰「吾以女爲死」慮之，亦幸之也。曰「子在」，知子不死也。「回何敢死」，回不死也。
此在漢、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且改「死」字爲「先」字，雖易解説，然記此何謂矣？總坐不識「畏」字耳。
有私淑艾者
若孔、孟之于陳亢、夷之是也。
陳亢，因誤讀鄭康成註，疑爲子貢弟子。此疎忽之可笑者！見前卷 。今復認實作私淑，人何私見之愎如此！
傷廉、傷惠、傷勇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于衛，是傷勇也。」
子華使齊，是子爲司宼時，以魯事見使。其請粟與粟少有贏縮，皆宰臣小失，于取與無預也。見前卷。今又堅持己説，强作故事，以罪之冉有已耳。子華不曾受五秉，而坐以無妄，孔融有母，當必起而爭之矣！若子路死事，則趙鞅、蒯聩播禍不淺，《春秋》所深誅也。縱論世不明，未敢輕斷，則先聖已事，亦當一考。夫子在衛，未嘗禁路之人仕，及其死，而且哀哭之。而宋人必以此爲聖門罪，此何説焉？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孔子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據《史記·世家》，孔子、子路皆從哀十年反魯，然未有子路再仕魯事。若《左傳》，則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請辭。則此時已再仕魯矣。惟《公羊》以子路死衛，孔子哭之曰：「天祝予！」載之西狩獲麟之年， 即哀十四年。此由目不見策書，道聽塗説，故一往多錯。若策書又記子路死衛事，在十五年冬，則在仕魯後再仕衛而死，雖年促，而事實有然。策書與《論語》俱不錯也，何疑之有？
盛唐曰 [1] ：「《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覆其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無奪肥之民耶？』按：伐顓臾是季康子事，而此稱『肥』，爲康子名，則由仕康子，正與求共事矣。此亦一傍証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于踐言，不留其諾也。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于人可知矣。
不宿諾，《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 若謂「急于踐言」，則踐言亦何容急？久要謂何？如以不宿怨爲証，則不宿怨者，消怨也，消諾可乎？況子路已事，正不先諾者，註但引小邾事而不引全文。據《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証，而以証急踐，何爲？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程氏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孔子之志，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豈計衆寡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討恒，雖伸大義，然審强弱、較多寡，正聖賢制勝一大經濟。而以憤戆行之，可乎？且引語須有信，夫子何嘗矢口言此？惟哀公問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則公問强弱，自當以强弱之形告之。未有國君俯首商酌，而但曰義義， 不爲正對者。且讀書須論世，此時無方伯可告也。陳恒弑君，在哀十四年，前一年，吴已長晉爲諸侯之伯，周王稱伯父，魯君稱吴伯。是方伯者，吴夫差也。宋儒最詬吴子主會，謂蠻夷而主中國之會爲非禮，侃侃然引漢宣位單于在諸侯王上之失策 [2] ，以折夫差。今乃南奔而告之，禮乎？得策乎？又況吴伯還國，旋被越宼，勢必又轉而告晉。則齊、魯、衛叛晉已久，朝貢之絶，將踰十年，萬一晉伯興師，不討齊逆，而先討魯叛，將何禦之？是程氏説經，全不曾讀古論世，非迂疏即苛刻，《詩》、《書》之阨也。至胡氏父子論經論史，大乖事理。亦思夫子七十之老，門徒漸散，家無餱糧、械杖之積，遭窮困而始還魯。一旦責之以先發，殊難爲情。試問胡氏父子當南渡之際，君父大讎有甚于鄰國之弑君者，然且父子並仕王朝，與權臣秦檜之互相薦引 [3] ，甚有憑藉。爾時何不興一旅之師，先發後聞，以伸大義于天下？請自思之。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惠王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
《正義》據《史記·年表》：「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此與《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恰合。然《商君傳》曰：「秦孝公遣衛鞅將兵伐魏，襲虜公子卬。魏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而都大梁。」是因敗而割地，未嘗數獻地也。乃云「後又數獻地于秦」，考之魏數獻地，皆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六年，直獻秦以河東之地，方四百里。是數次獻地，皆屬惠王身後事。豈有明明生人，可得豫舉身後事，而且曰「及寡人之身」者？吾不解也。
南辱于楚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此則更可怪者。惠所陳三事，東、西甚明，惟南辱不可考，故趙註、《正義》俱無所解。此又公然以楚將昭陽之戰當之。考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 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又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則此襄王事，與惠王何涉？且楚得八邑，魏何得止亡七邑？不謂止一註而一錯再錯，竟至如是！
張文檒曰：「《史·年表》楚懷王六年，實魏襄之十二年，特註曰『取魏襄陵』。則《年表》與兩 [4] 《世家》俱梁襄矣。袛《集註》之錯，不知何據。或者以惠王十九年有『諸侯圍我襄陵』一事，從此相溷。特諸侯非南，楚圍襄陵非破襄陵，且是圍邑，非得邑。安得以『襄陵』二字偶同，遂以後王當前王、以二十餘年後之事移之二十餘年之前？恐偶錯不至是矣！若以八邑作七邑，則前亦有知其錯者，惟此則所係者大耳。」
《四書集註補》云：「《國策》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間。』 [5] 此辱楚實録。」
齊人伐燕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不同，已見《序説》。
此《梁惠王》下篇。
齊人伐燕
子嗆、子之事見前篇，當以《梁惠》下篇十章、十一章置之此章之後，「燕人畔」章之前。此《公孫丑》下篇。
此兩時兩事，兩齊王兩伐燕，而趙岐不能註，孫奭不能疏，則亦已矣。乃又認作一事，反疑《孟子》與《史記》不合，直欲改《梁惠》篇之十章、十一章，必置之「沈同私問」之後。而于《燕世家》，則袛見燕噲讓國、齊王伐燕數行 [6] ，而于前後文總不曾見，以致認湣王作宣王、移燕昭王事爲燕易王事。諸書既焚，六國且混 沌矣！不知孟子兩至齊，兩至宋、薛。《梁惠》篇伐燕，則孟子初至齊，齊宣之伐燕也。《史·世家》云：「燕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所謂「伐之」，取之也。既而聽蘇秦之説，歸燕十城，且重立燕王，則以謀救故而反之，而置君而去之也。此一時一事也。若《公孫》篇伐燕，燕人之畔，則孟子再至齊，齊湣之伐燕也。《史·世家》云：「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屬國于子之，國大亂。孟軻謂湣王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即匡章。將五都之兵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燕昭王，因而畔齊。」此又一時一事也。其後越二十八年，而燕昭伐齊。齊敗，湣王走，死，齊盡屬于燕。齊人乃又立太子爲齊襄王而復之。此時，則孟子去齊久矣。事有千餘年未明而至今始發者。大抵《孟子》一書，湣王多而宣王少。其在《梁惠》篇明稱宣王者，即是宣王。自齊人築薛後，在《公孫丑》篇，凡單稱「齊」與「齊王」者，皆是湣王。以作《孟子》時，湣未死，尚無諡也。蓋湣王甚强，曾稱東帝，臣諸國，將併周室，越三十年而始爲燕昭所敗。故在孟子時，亦即以覇王期待如此。或曰：孟子再游齊，在湣王四年。
齊人將築薛
薛，國名，齊取其地而城之。
齊湣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四年，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所云「將築」者，正是將城。故滕文甚恐，不止取其地已也。此時薛已滅，與《孟子》「當在薛也」之「薛」不同。
宋，小國也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宋不曾滅滕。此襲《國策》「占雀」篇語而又錯者。《春秋正義》「滕爲楚所滅」，而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又云「越滅滕」，雖記載不一，然並無曰宋滅滕者。況當孟子時，滕國儼在，而曰「嘗滅滕」，此可信乎？若薛，則久爲齊所滅，宋王偃焉得伐之？至「敗齊、楚、魏之兵」，則《世家》云：「偃自立爲王，東伐齊，取五城；南伐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爲桀宋， 故惡而伐之。」萬章之問，當在此時。若其後蘇代請齊湣伐宋，與楚、魏共殺偃而分其地，宋由此滅，則在赧王廿九年。距孟子居宋時，又甚遠耳。
張文楚曰：「宋不滅滕。惟《國策》『占雀』篇有『於是滅滕伐薛』一語，此襲《家語》而錯者。《家語》謂殷紂時，有雀生大鳥于城隅，占曰：凡以小生大，必王。而紂恃其占而亡。今宋王偃恃强行暴，人以桀宋呼之，因即以『占雀』篇移之作宋王之事。其中淫酗、斮脛，皆紂實跡，而襍『滅滕伐薛』四字于其中，此豈可據者耶？」
* * *
[1] 盛唐，字元白，浙江山陰人。諸生。著《茗柯齋詩集》。
[2] 「于」，原作「乎」，據《漢書》卷八《宣帝紀》改。
[3] 「檜」，原作「會」，據《宋史》卷四百七十三《秦檜傳》改。
[4] 「兩」，原作「而」，據文意改。
[5] 「濊」，原脱，據《戰國策》卷十四補；「間」，原作「國」，據《戰國策》卷十四改。
[6] 「數」，原作「救」，據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