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國中之圖
自郭以内皆國中，即邦中。
王宫
内城門
郭門
鄭玄曰：「天子十二門。國中，城内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郭璞注曰：「邑，國都也。」邢昺曰：「天子諸侯所居國城，或謂之邑，或謂之都。故以國都觧邑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賈公彥典命疏曰：「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匠人云 『九里』，或據異代法也。」
今按：王城或以爲九里，或以爲十二里，本無所據，故鄭玄之解不定，而賈公彥則疑其爲異代法也。然國都之中有王宫官府，而士民之衆，咸聚居焉，九里之城，似不能容，豈匠人所言乃初立國時規制，若今南都之大内歟？然則所謂十二里者，義或近之，而城外之郭，亦宜不止此也。陳祥道直謂「匠人所言乃王之中城，王城之郭不特九里」，此以九里爲城，十二里爲郭也。蓋亦按文生義耳，又何以必知王之外城實有十二里邪！惟山堂章氏曰：「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凑會，城中之制，宜以十有二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記者之誤，此言得之矣。
王畿千里郊野圖
縣外百里爲疆，即邦都。
稍外百里爲縣，即邦縣。
甸外百里爲稍，即家削。
郊外百里爲甸。
王國百里爲郊。
國都方十二里。
郊置六鄉。
甸置六遂。
稍爲都鄙。
縣爲都鄙。
疆爲都鄙。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遠郊。」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賈公彥曰：「天子幾内千里，中制國城，四面至疆各五百里，百里爲一節。從近向遠，發國中爲始也。」今按：遠郊百里之内置六鄉。郊外曰甸，甸地百里之内置六遂。甸外三百里稍、縣、疆之地，俱爲都鄙。
按：孟子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蓋王畿千里，三代所同，今此圖依周禮分節布筭於後。
王城，禮家以爲方十二里，以十二里乘十二里，得一百四十四里。併筭郊内兩面，徑方二百里，乘二百里，得四萬里。内依禮家説，除山陵、林麓、川澤、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以甸徑方四百里，乘四百里，得十六萬里。内除郊以内地四萬里，得十二萬里，三分去一，得八萬里。
又以稍徑方六百里，乘六百里，得三十六萬里。内除甸以内地十六萬里，得二十萬里，三分去一，得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
又以縣徑方八百里，乘八百里，得六十四萬里。内除稍以内地三十六萬里，得二十八萬里，三分去一，得十八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以疆徑方千里，乘千里，得百萬里。内除縣以内地六十四萬里，得三十六萬里，三分去一，得二十四萬里。
甸内每面二百里，爲鄉遂，三分去一，共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甸上每面三百里，爲都鄙，三分去一，共五十六萬里。通鄉遂、都鄙，三分去一，共得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按：三分去一之説，本王制 ：「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九州共田八十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林、川澤、溝瀆、城郭、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而鄭玄於三分去一之外，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三等，通率二而當一，則畿内三分去一，所存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當折半爲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是去二存一也。每里九夫去二存一，止得三夫，實共得三百萬夫之地耳。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則畿内千里之地，當計實田，田既損除，用必不足。故王制於此亦言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田而不言地。陳澔以爲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禄不平矣。此謂三分去一猶不可，而况重以二而當一乎！夫二而當一，但可以此而覈數外之田定實畝，而不可以通數内之田折半虛也。且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折而歸一，亦大約言之，要之不易之田必多，豈其合併三田，適得二而當一之數乎！故鄭氏此説與王制已不合，尤無取焉。
又按：鄭玄鄉士註曰：「其地距王城百里内。」賈公彥遂人疏曰：「遂人主六遂，與司徒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内。」遂士疏亦曰：「六遂之地在二百里中。」故遂外至畿疆，凡三百里爲都鄙，此禮家鄉遂、都鄙之分也。然鄭玄註司徒序官引鄭司農云：「百里内爲六鄉，外爲六遂。」而賈疏又曰：「司徒掌六鄉，在遠郊百里内。遂人掌六遂，在百里外，即其所掌之野，郊外曰野。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也。」此何謂哉？蓋自三百里以至五百里皆都鄙地，以井法制；公卿、大夫三等采地之外皆爲公邑，公邑亦用遂法。故遂人通謂之治野耳。而郊之内置六鄉，邦甸之内置六遂，則各有專掌也。蓋嘗以「魯人三郊三遂」之説例之，則畿内六鄉、六遂不可謂無，但所以有此制者，不過别遠近、均勞佚，如禹貢甸服五百里分五等，以納總、銍、秸服、粟、米之意耳。若其授田制賦，則安可不畫均平之法哉！故近地爲鄉，遠地爲遂，未爲不可，但其立法必以道里爲差，而不以田畝計賦。何則？由百里從中達外，道里之節次雖均，而方積之廣袤異受，外寬中窄，勢不能齊，六遂之賦豈可與六鄉同哉！鄉遂同法，其爲不均甚矣，而况欲以上劑致鄉民，下劑致遂民乎！夫上劑、下劑，猶言重役輕役也，輕重失宜，此何禮邪！故六鄉六遂但可爲道里之遠近言耳，非所以定賦也。若魯以三鄉爲三郊，可見六鄉即是六郊畿内之郊，不但當有百里而已。要之郊有自近國而言者，即謂之國中，此外鄉地未盡，則猶郊野而皆名爲野矣。禮家國中、野外之别，其以此歟？則野之爲義，外當爲遂，而内實有鄉焉，如此然後合於三郊三遂之義，鄉遂之外，别無都鄙矣。齊桓公内政：五家至於五鄉，如鄉之法；五鄙至於五屬，如遂之法。亦以鄉遂盡國之境，蓋古法猶有存者。周禮設官，雖以鄉、遂分爲二職，然其序郊、甸、稍、縣、都之地，亦未明言孰爲鄉、孰爲遂也。特註家强分四等公邑之説，而穿鑿支離，反使人難曉耳。夫周禮煩猥不經，固足以惑世，而鄭玄諸儒，其失尤甚，寧不爲周禮之罪人哉！餘詳見第三卷軍制圖引閟宫詩下。
周禮載師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塲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鄭玄註曰：「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塲。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形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
賈公彥疏曰：「廛里，後鄭以孟子 『五畝之宅』及遂人 『夫一廛』解之。」
陳祥道曰：「郊之内制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遠郊，皆任其餘地。邦甸之内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家削、邦縣、邦都以封公、卿、大夫與王之子弟，而三等采地之外，其餘亦爲公邑。公邑有四而特曰 『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於此也。蓋公邑，閒田也，故天子使大夫治之。」
今按：鄉遂、都鄙之民，皆有宅在廛里，故疏併引孟子 、遂人二言爲證，以明二畝半在邑之廛也。但孟子言市廛，專指士民寄寓之處，百物懋遷之區耳，農夫入居其間，不便孰甚焉！大抵此經所載，多非先王之制，蓋凡仕者所受，不論宅、士與賞，皆助法之公田，而庶人在官者之禄，亦公田之所及也。賈人自治末業，牛、牧自有牧地，皆無在鄉受田之理，今六鄉餘地有七等之田，得非衰世瀆亂之事與？惟家邑任稍，小都任縣，大都任疆，皆爲采地，則本都鄙井田而言，庶幾近之。然亦豈可限其爲大夫在稍，卿在縣，而公在疆邪！又註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見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民所受地也。鄉之餘地既爲宅、士、賈、官、牛、賞、牧田；遂之餘地與稍、縣、都采地封國之餘則爲四等公邑。皆有大夫治之，掌其賦税以入於天子。蓋自遂以外公邑皆如遂也，故曰「自此以外皆然」。此以郷遂、都鄙分爲二法，公邑又與遂同，皆繁瑣難行之事，豈可以爲均平天下之常道哉！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桼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玄註曰：「征，税也。國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也。國税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
賈公彥疏曰：「國宅無税者，謂城内官府治處無税也。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上 『塲圃任園地』，廛即上『廛里任國中之地』，併言之以其出税同故也。近郊十一者，即上 『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税也。遠郊二十而三，即上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税三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 『公邑之田任甸地』至 『任疆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税二。但上言 『公邑之田任甸地』，甸地之中兼有六遂。其稍、縣、都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田助法，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此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貢法故也。廛無穀、園少利者，以其廛五畝之宅在國中，樹以桑麻，是 『廛無穀』。園則百畝田畔，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竃，種茐韭及瓜，是 『園少利』。田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税，天子剝削之，淹漬以爲菹，是園、廛皆有税之事也。」
今按：孟子 ：「市廛而不征」，則不但國宅無征也。而謂園、廛皆二十而一，豈先王之制乎！况三代貢、助不同，而實皆什一。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而寡則貉者也。故公羊亦謂「什一而税爲正」，今以甸、稍、縣、都爲十而取二，則爲大桀、小桀矣。至於桼林之税二十而五，此文王之政所無也。夫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何嘗重桼林之税乎！賈公彥不悟其非，强爲之解，遠郊以上，既仍周禮之失，而又以采地、公邑分爲二税；至謂周禮税法據王畿，公羊税法據侯國，益見其支離耳，何一之可通乎！山齋易氏又謂此皆任地之賦，非任田之法，亦非也。蓋市廛既不征矣，任田之外，惟有五畝之宅出布縷之征耳，要之亦當以什一爲限，舍此别無所征，而又可加重邪！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賈公彥疏曰：「草木爲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税。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爲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作者，罰以三家之税粟。云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大宰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税，仍使出夫税、家税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
今按：夫三爲屋，謂一井九夫中之三家也。里謂五鄰之里，非方里而井之里也。先王時無失業之民，以其教養備也，民雖慢游，不事本業，則亦戒之用休，以作其勤，董之用威，以警其惰，八家自相友助，夾持使歸於善，必不遂加以罰也。至其末世，始有罰者，則亦責其常職之所當供者足矣，而反加重焉，何以堪命，此酷吏任情之政也，民安得不轉而爲盜乎！禮家之言不足深信明矣。詳見第一卷五畝宅圖下。
周禮 ：「太宰之職，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百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鄭玄註曰：「賦謂口率出泉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謂此賦也。邦中、邦甸、家削、邦縣、邦都，此平民也。關巿、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
賈公彥疏曰：「計口出泉，無泉者取財賄，以當筭泉之賦，此口賦非地税。如漢法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筭也。『邦中在城郭』至 『邦都五百里』，此即載師遠郊、甸地、削地、縣地、疆地之等，遠近之差。家削、邦縣、邦都中有公卿、大夫采地，賦皆入其主家，采地外爲公邑，公邑之民則出泉入王家也。已上六處皆是平民，先王以農爲本故也。然[1]關市、山澤、幣餘不在上六處，非農民爲末作也。關市、山澤，謂關上以貨出入，有税物；市亦有税物；山澤民入山澤取財，亦有税物。此人出税以當邦賦所税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爲官出息。幣餘，謂給公用之餘。凡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府藏，恐久而朽蠧，則指斥與人賣之，爲官出息。此皆口率出泉，增於農民，若後世賈人倍筭也。」
馬端臨曰：「關市、山澤，後鄭雖有 『末作增賦』之説，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强。且居關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爲自 『邦中』至 『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爲地賦，或爲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税也。關市者，貨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税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榷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運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〇又曰：「漢儀註：『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筭。』户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税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税其身者也。」
今按：漢法「人筭一百二十」，非自漢始，亦因九賦而以賦爲名耳。九者之賦，即春秋用田賦之所變也。計田而出則曰田賦，計口而出則曰口賦，但田賦取於有田之人，而口賦則盡乎農工商賈之族，蓋自田賦之後以漸而增矣。九賦多寡之數今不可詳，所存者漢筭一百二十耳。當漢初用莢錢，索隱曰「重三銖」，則今之一錢二分五釐也；杜佑曰「重銖半」，則減半矣。雖不詳其所直，然其名爲治軍并車馬之用，則漢賦實本九賦，故疏曰「如漢口賦也」。詳見第四卷漢初爲口賦下。夫邦中、郊甸、家削、縣都，皆有口賦，此猶平民之有農業者，舍此則工商矣。故關市、山澤，漢幣餘之賦，所以賦工商也。工之取材，商之通貨，皆國用之所必資，官物不用而使人變易，亦府藏之所必出。然估必兩平，未嘗抑奪，先王猶以此爲已煩也，况肯重煩使出口錢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同利，但以虞衡主之，使斧斤時入、數罟不入而已。故文王澤梁無禁，而其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曷嘗有賦哉！若商賈而取其賦，是征商也，斥占官物而使之出息，是後世舖家和賣之事也，先王寬厚不煩之政必不爲此。曰：然則逐末之民，可使盡無賦與？曰：先王之時，本以務農爲重，但田里有限，而生育無窮，民有閒曠，養將不贍，苟無常業，必至爲非。故欲開其生計，聽爲商賈，使之懋遷有無，阜通百物，而軍賦則取於同井八家之丁，不在商賈也。惟用民之力，則商賈百工，歲亦以三日焉。蓋以古民惟務土著，不利刀錐，與後世不同，謂其離鄉井、去親戚，引重致遠，非人所樂。懼其不來，而財用不足也，則使市利相安，無有强價。其居肆者，則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故中庸於百工曰「來」。而文王之政，關市不征焉，但譏察非常，以有司治之，且禁淫巧、抑僣踰，勿使靡財蕩俗，如是而已。征商自賤丈夫始，此正衰世之事也，孟子當戰國時，論王道，未嘗遷就征商之説，故其告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則曰「何待來年」，欲使天下之商願藏其市，天下之旅願出其塗，此豈掊剋之政能致其然哉！然則先王之寬商賈，反有甚於農民矣。故太宰之九賦，非先王意也。泉與錢同以九賦，與上條載師事相關，故附於此。軍興亦賴商賈懋遷，見第三卷引小司徒井邑丘甸條下。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悦而願藏於其市矣。」
孔穎達曰：「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税其所舍之處價，不税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内空地曰廛，城内空地曰肆。」
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朱子曰：「廛賦如今貨舖面相似。」
今按：法而不廛，正解廛而不征之意，謂廛是治以廛法，非謂賦廛也。蓋先王時，市地錢亦所不取，以逐末之多寡而異其制，此亦以後世之情億其如此。先王之時，教民務本，民亦嫌於農末，其爲來百工之政，所以濟其養之不足，豈遂加抑乎！若果逐末者多，農人或闕，則亦招復歸家，使承祖業，必不令田里之有虛也，此則抑末之意耳。
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朱子曰：「龍斷，謂岡壟之斷而高也。」
今按：征商起於末世，然孟子告戴盈之去關市之征何待來年，則固未嘗以末世而可遷就也。此二條足以證古者商賈之無賦。
班固曰：「理民之道，有賦有税。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税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
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税，謂收其田入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税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林産也。」
今按：工商衡虞，古無取税之法。而車乘戈甲之類，其材則購之商，其製則委之工，皆官自爲之，馬則别有牧地官自畜之，其歲入皆足以充，不資於口賦也。故何休曰「王者畿内千里，租税足以共費，當以至廉無爲率天下」，亦此意耳。夫賦之言武也，因武事而征取於民之名，遂借用以爲征税之賦。陳祥道謂「先王時無筭錢之法，而以此爲征賦總名，非口率也」，其説是已。但賦之本義專爲出軍，故孔子謂仲由「可使治賦」，而鄭玄於小司徒註亦曰「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蓋采地之内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註以賦爲軍賦。然於口賦之説，則未嘗廢焉，故於采地外公邑之民猶以口賦爲筭，而其所謂采地無賦者，又特不賦天子耳，於受地之公卿大夫，固以爲田主而有賦歸之也。由是田賦、軍賦分爲二義，而載師 賈疏遂云「口率出泉及軍法乃名賦」，故出力則爲軍賦，出泉則爲口賦。班固所謂「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者」，皆口賦也。口賦者，田賦之變也，而軍賦則别有調發矣。夫賦以出軍，古所謂力役之征也，受田百畝之家，是謂一夫，夫家丁壯多寡不同，力役之征由是出焉，即軍賦也。當其爲農，則既因田講武以時而肄，人人皆可爲兵者也。及賦而爲軍，食則自備於家，器則取給於國，隨所布置，以均勞逸，專官講肄，不限三時，庶幾兵械俱精，可以爲用。故當其宿衛則精選留中，當其城守則列營巡徼，當其征討則部分起旅，當其番下則使之備賓客將迎、輿夫出入、追胥傳逓之用。軍賦之外，惟有冬作一事，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也，舍此别無力役之征。况軍旅之用，歲入自充，平人又安得復出口賦之泉以充軍需乎！自魯哀公以軍需不足，復賦以田，後遂變爲口賦之法，於是軍賦、口賦分爲兩事，而闔境無不筭之民矣。賦以出軍，詳見第三卷末數條。
春秋 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胡康侯曰：「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税，魯自宣公初税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
今按：十取三者，就田以取税也。賦用田者，計田以出財也。故賦者，歛取之名，謂歛取民財以充軍用也。賦本出軍，取於夫家，而田因井授，則固夫家之所以均力也。魯之軍賦，歲以冬征，未有改也，特以軍需不足，故復用田以賦，是增一賦矣。夫天子畿内提封百萬井，姑未暇論。諸侯之國，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當有百萬畝，每畝約收粟一石八斗，當爲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姑以匹婦爲率，當爲八萬婦，每婦約收布絹二疋，當爲十六萬疋，而絲絮不預焉。以守宗廟之典籍，如祭祀、宫室、婚姻、死喪，百官之廩禄燕饗、諸侯之幣帛饔飱，與夫賞賜賢勞、存問長老，皆吉凶賓嘉之常禮。至於軍需則有車馬甲兵之備，旌旌戎服之脩，亦未爲大費也。故或取之粟米，或取之布縷，則租税所入，費已足充。况當時又無漕運戍邊之役，量入爲出，自有餘饒，故三年之耕，當有一年之蓄，而何必加賦邪！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竭民力以供轉輸，奪農時以虛耕耨，民卒流亡，數因缺乏，則又以田加賦，重困農民，此亦勢所必至也。有若嘗因哀公有「年飢，用不足」之患而告之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安有農民困而可望國用充哉！故民者，邦之本也，爲治者不先愛民節用，使得盡力於農畝而富藏焉，則雖有能爲君倉廩實、府庫充以濟國用，不過取之於逃亡轉死之餘，亦徒以賊民耳，難以言良臣矣。〇畝收粟數見第一卷末。
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陳澔曰：「用民力，如治城郭、溝渠、宫廟之類，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今按：年歲雖豐，用民力不得過三日，此言深得先王之意。力役之征有二，一則軍旅，一即工役也。工役之事，所用在冬，與軍旅不同。軍旅雖亦以冬，而取其用，則不專在冬也。工役而不以冬，則非時使矣。故應此役者，或以親行，或以雇募。如唐庸法所謂「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役之直以爲役之庸，一從其便而已，此即蘇轍所謂「天下之大興築」也。若夫田間遂溝、洫澮，則皆私田百畝者所自治，無預於力征焉。力征則丁壯皆役，雖工商不免矣。夫當時諸侯，各治其國之役，王畿有役，不過四面五百里之中，無漕運戍邊之事。而以畿内之力計之，則一家可任者大約以四人爲率，則每井當爲三十二人。天子提封百萬井，當爲三千二百萬人，每人役三日，大約以傭銀日三分計之，當爲九分通三千二百萬人，當爲銀二百八十八萬兩。以公侯之國提封萬井計之，亦當有三十二萬人，爲銀二萬八千八百兩，而浮户之數，尚不與焉。况司寇所掌，又有役諸司空之罪人；司厲所掌，又有入於罪隷之男子。如殷之胥靡囚奴、漢之徒隷，以助工役。如此則用民歲以三日，力已足矣，而何後世每以興役爲大患邪！大抵役法失先王之意，而取民違所出之途，民之隱漏者衆，而官之經理者疏耳。餘意與上條同。
周禮均人 ：「凡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
鄭玄註曰：「政讀爲征，公事也。旬，均也。」
今按：公之爲事，謂公役也。旬之爲均，謂均力也。陳祥道以旬爲十日，謂「冬之一時，旬用三日則爲二十七日，旬用二日則爲十八日，旬用一日則爲九日」，與王制大悖，其説非矣。凶，謂飢荒。札，謂疾疫。當恤其勞，故無力征。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即此意也。
周禮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鄭玄註曰：「國中，城郭中也，晚賦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謂復除不收役事也。」
賈公彥疏曰：「夫家，謂男女。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所征税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
陳祥道曰：「筭泉之法，出於後世，先王之時，無有征之者，役之也。以征爲口率，非是。」
今按：孟子言：「野九一，國中什一。」舊説以國中爲百里郊内，而野則郊外自遂至疆也，蓋本鄉士 、遂人註。此國中，鄭玄註以爲城郭中，則所指又與前説不同矣。豈以爲郊近城郭，但言城郭而郊即可兼歟？夫國中、野外同一民也，征分二等，理本難通，鄭玄以國中復多役少、野外復少役多爲解，祗見其不均耳。及考之孟子 ，五十以上皆爲老者，而導其妻子使之養之矣，豈有老不任事之人而責之出賦之理！况民之俊秀，十五而入太學，則其餘十六歸農者有餘夫二十五畝之田，而鄉大夫所言，與此皆不合也，亦烏可信其爲古法哉！陳祥道謂先王無筭泉之法，其説良是，但周禮所言多雜衰世之事，不可謂鄭玄「口賦出泉」之説盡爲誤解禮意也。以九賦註引此文，故附論之。
禮記祭義曰：「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
陳澔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不供此役也。」
今按：甸義見第三卷井邑兵甸圖下。
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
今按：老者之役，止於五十，其曰「六十不與服戎者」，謂不得已之兵變，暫使服戎耳，非謂軍賦亦至六十而始免也。祭義 、王制二條足以證鄉大夫六十、六十五皆征之失，許慎謂五經説皆不同，無明文可據，而以周征六十及六十五非用民之意，庶幾知周禮之不足信矣。然祭義 、王制之言，五十即文王時所謂老者，茲非可據之明文乎！
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禄士，以爲閒田。」
鄭玄註曰：「縣，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詩殷頌曰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内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
陳澔曰：「此無明證，皆鄭氏臆説。况周制六卿兼公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召之支子在國者皆世爵禄，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盡有所封也。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筭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内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幾何。』」
今按：載師 ：「宅田任近郊之地。」鄭註以爲：「致仕者之家所受田。」此言畿内之國即家邑、小都、大都之地也，而三等采地又有致仕者之田，是自相戾矣。且致仕之田禄宜减少，而與公、卿、大夫及王子弟相埒，恐非先王之法也。致仕田禄别見第一卷圭田圖下。
孔穎逹疏曰：「禄士包士而言。閒田，周禮所謂 『公邑』也。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踈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説，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特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
今按：王制本以「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爲附庸」，故以「天子之三公視公侯而封以百里之國，天子之卿視伯而封以七十里之國，天子之大夫視子男而封以五十里之國，元士則視附庸之封」，而禄士者，以是差焉。然并致仕及王之子弟而封之，故「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共九十三國」，而禄士之田則在其餘地矣。今計百里者九國，國積萬里，三分去一，得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九國共積九萬里，三分去一，得六萬里，以除疆之實地二十四萬里，餘十八萬里。七十里者二十一國，國積四千九百里，三分去一，得三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二十一國共積十萬二千九百里，三分去一，得六萬八千六百里，以除縣之實地十八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餘十一萬八千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五十里者六十三國，國積二千五百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六十三國共積十五萬七千五百里，三分去一，得十萬五千里，以除稍之實地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餘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共餘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一里，則於禄士數已足支，但不知閒田所入，尚存幾何？其於國家調度之費，喪祭賓客之需，兵興餉餽之供，凶荒不測之備，果能盡足否乎？故鄭氏以此爲殷承夏末采地之制，而謂周爲未聞，則若周制無傳矣。然小司徒註則曰：「采地制三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國也。」又賈公彥疏曰：「百里國謂大都，五十里國謂小都，二十五里國謂家邑。」載師疏亦曰：「王母弟與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疆；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在稍。是謂畿内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也。」蓋鄭氏以周之畿内、大國、次國、小國無以考其的有幾國，故曰「未聞」。然大抵如王制所言而差之，則百里之國在疆亦九，既如前餘地十八萬里矣。五十里之國在縣亦二十一，則積二千五百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二十一國共積五萬二千五百里，三分去一，得三萬五千里，以除縣實十八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餘十五萬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二十五里之國在稍亦六十三，則國積六百二十五里，三分去一，得四百一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六十三國共積三萬九千三百七十五里，三分去一，得二萬六千二百五十里，以除稍實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餘十萬七千八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共餘四十三萬八千七百五十里，比於王制所餘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一里之數，又多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九里矣。夫鄭氏解禮，本主大司徒「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之説，而其天子、公、卿、大夫之采地，實非視公、侯、伯、子、男以爲差也。特以大司徒言「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意其後世世禄之子孫彌衆，累朝之子弟日繁，畿内之地必有不充，故以彼爲殷制而於此自立一法以通之。蓋方百里而四分之，則爲方五十里之國四；自方五十里而四分之，則爲方二十五里之國四。以此爲差，蓋臆見耳。而不知王制縣内封國之言，本皆附會。然其所記諸侯封國之等，天子之公、卿、大夫、士視以爲差者，則固有所受也。特視侯者卿，而以爲公；視伯者大夫，而以爲卿；視子、男者元士，而以爲大夫。則傳聞之誤耳。夫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有宗廟典籍之事，而百民有司之禄賴以出焉，不如此則恐其用度不足耳。若天子畿内之臣，家食之人不多，必無待於一國之用，因能授禄，足以仁其三族斯已矣，何必封以諸侯之國邪！至以二十五里爲國，則不經尤甚焉。故「視」云者，視其所食之禄耳。如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則視之；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大夫則視之；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元士則視之。此固周室班禄之制也，觀於孟子所載，得其實矣。王制則嘗聞之而剽竊以爲書者也，周禮則全然不知孟子之説而聘其私智者也。故論周制者，當以孟子爲正。其説詳載於後云。
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穎達曰：「畿内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今按：王制此節本因上文封三等采地之國而計其實地也。「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即上文其餘以禄士及爲閒田也，但於内尚當除三分去一之數耳。雖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畿内之封，未必得實，然其意却通鄉遂而言。鄭氏註此，亦未見其專指都鄙，故孔疏亦謂「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及周禮大司徒註乃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載師註又以大夫采地分屬家邑，卿采地分屬小都，公采地分屬大都，而孔疏於此亦不以爲非。遂以二書牽合爲一，而公、卿、大夫采地不得言於鄉遂矣。附論於此，以備參考焉。〇又按：「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則每國當爲四千九百里矣。竊意「四千九百里」當作「五千里」，説見後次國郊野圖下。
王制又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孔穎逹曰：「此王制之文，殷制也。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與此數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也。』左氏説：『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
今按：「萬國」之説，於經有之。易曰「建萬國，親諸侯」，又曰「萬國咸寧」，是也。但極其「無思不服」而言，則以萬爲成數。若曰遠近大小之國不止於千而已，必以禹時執玉帛者爲唐、虞諸侯實有萬國之證，則鄭玄之鑿耳。惟其拘於「執玉帛」之文，遂有「九州之地，爲夏方七千里，殷方三千里，而周公復唐、虞之舊亦七千里」。夫謂「夏方七千里」者，以虞書之「五服」牽合於周禮大行人「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謂「殷方三千里」者，則又狃於王制「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之説也。以其有相牴牾者，故又分爲夏、殷之制。夏、殷相去不遠，而九州之地廣狹遂有如是之不同，豈非過於信古而不求融會貫通之理故邪！書之稱堯則曰「協和萬邦」，稱禹則曰「萬邦之君」，稱湯則曰「誕告萬方」，稱武王則曰「撫萬邦，巡侯甸」，曷嘗以夏、商地有小大而異稱哉！惟云「千七百七十三國」者，雖亦臆説，然以漢制考之，則古田未盡湮晦，分數猶可得而明也。今總計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麓，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其曰「定墾」者，漢時已墾之實田也。其曰「可墾」者，通計周時井授之田，而荒無者尚在其中也。雖夏后、殷、周之盛，豈有過於漢時幅員之廣哉！然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當周步百之畝二畝四分，每頃當周二百四十畝，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當周七千七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成周時，畿内提封百萬井，井九頃，爲田九百萬頃除外，尚餘六千八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以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爲田九萬頃者約之，當得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其九萬頃之田，中分之則四萬五千頃而爲七十里之國，四分之則二萬二千五百頃而爲五十里之國，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若止以七十里之國提封田四萬五千頃約之，當得七十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又止以五十里之國提封田二萬二千五百頃約之，當得五十里之國三千四十四，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夫大之則爲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中之則爲七十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小之則爲五十里之國三千四十四，而不盡之田、不成國者不與焉。小大相錯，贏縮相均，或合爲成國，或析爲附庸，則以爲千七百七十三國，雖附庸不與，隨其所分，固宜有之。舉成數而謂之「千八百」國，則自千以上，亦可以舉「萬國」之成數矣。而况聖人聲名施及蠻貊，極於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又安可以侯封限萬國之數乎！夫古之疆理天下者，皆地盡四海，故言禹則曰「外薄四海」，言湯則曰「肇域四海」，言武王則曰「富有四海之内」。三代以後，疆域惟漢最廣，蓋東至於玄菟、樂浪，南至於交趾、九眞，西至於酒泉、張掖，北至於雲中、定襄，四海之内，凡非不毛而可以度田之地，無不有之，則所謂「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者」，皆成周幅員内井授之田也。然則「天子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指可井之實田而言矣，烏得云「三分去一」於其間哉！四夷雖大，皆曰子，以其封域之大而名山大川不在所封之限，則實田止五十里耳，由是而又有以知聖王治夷狄之道焉。當禹之時，聲教所及，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五服之外，又别爲區處，故「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而外薄四海，則咸建五長」而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經畫之，雖漢之經制遠不逮周，而民之易使一也。故蠻夷之國，凡歸化而地非不毛者，聖王皆以中國之禮處之，封其酋長爲子，以列於五等之君。或遷居中國，使之墾田給食，以爲不侵不叛之臣，如春秋時戎子、戎蠻子、赤狄、潞子之類是也。是以韓侯畝籍，行於追貊；召伯疆理，及於淮夷，不以其夷狄而遂謂中國之法所不治也。但其教化之風，既有以開其未悟；而寬大之政，又有以矜其不能。此其所以蠻夷率服而四海永清，豈徒若後世之屯兵遠戍，以術羈縻而已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蓋近者悦而遠者來，當自養民之政始，民得所養，又安有外侵内叛之慮哉！
大國百里郊野圖
遂外二十里爲都鄙
郊外十里爲遂
國外十五里半爲郊
國都方九里
即鄉在二十里内
遂在三十里内
都鄙在五十里内
此圖本非經見，説多不同。如「百里之國，城方九里」，鄭玄典命注以爲「公之城」也，書傳則兼公、侯而言矣。今且約書傳而爲圖，以見國中、野外之别。後二圖同。
按：百里國之城，書傳以爲方九里，以九里乘九里，得八十一里。併筭郊内兩面，徑方四十里，以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以遂徑方六十里，乘六十里，得三千六百里。除郊以内地一千六百里，得二千里，三分去一，得一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
又以鄙徑方百里，乘百里，得一萬里。除遂以内地三千六百里，得六千四百里，三分去一，得四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遂内三十里爲鄉遂，三分去一，共二千四百里。
遂外二十里爲都鄙，三分去一，得四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通鄉遂、都鄙，三分去一，共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次國七十里郊野圖
遂外十五里爲都鄙
郊外十一里爲遂
國外七里半爲郊
國都方三里
即鄉在九里内
遂在二十里内
都鄙在三十五里内
此七十里之國，鄭玄典命注以爲「侯、伯之城方七里」，書傳則指伯而言，其城爲三里。
按：七十里國之城，書傳以爲方三里，以三里乘三里，得九里。併筭郊内兩面徑方十八里，以十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三分去一，得二百一十六里。又以遂徑方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除郊以内地三百二十四里，得一千二百七十六里，三分去一，得八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
又以鄙徑方七十里，乘七十里，得四千九百里。除遂以内地一千六百里，得三千三百里，三分去一，得二千二百里。
遂内二十里爲鄉遂，三分去一，共一千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遂外三十五里爲都鄙，三分去一，得二千二百里。
通鄉遂、都鄙，共三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按：「次國方七十里，積四千九百里」，此據王制「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而言，後儒多祖其説。竊意七十里之國，當積五千里，開方之，當爲七十里有奇，言「七十」，舉成數耳。蓋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則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千里，是半於公侯也；子男國方五十里，爲方者二千五百里，又半於伯也。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自每井一人而積至於成，則爲百人。此法畫一而不可亂，不然則制伍出軍之法不合於成出百人之數矣。詳見第三卷引小司徒井牧條下。
小國五十里郊野圖
遂外十六里爲都鄙
郊外六里爲遂
國外二里半爲郊
國都方一里
即鄉在三里内
遂在九里内
都鄙在二十五里内
此五十里之國，鄭玄典命注以爲「子男之城方五里」，書傳則言一里。
按：五十里國之城，書傳以爲方一里。併筭郊内兩面徑方六里，以六里乘六里，得三十六里，三分去一，得二十四里。
又以遂徑方十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除郊以内三十六里，得二百八十八里，三分去一，得一百九十二里。
又以鄙徑五十里，乘五十里，得二千五百里。除遂以内地三百二十四里，得二千一百七十六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四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
遂内九里爲鄉遂，三分去一，共二百一十六里。
遂外十六里爲都鄙，三分去一，得一千四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
通鄉遂、都鄙，共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尚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宫。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宫。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宫。」
今按：孟子言「天時不如地利」，而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蓋舉小國之城而言其不易攻也。自此而上至於大國，雖亦有差，皆不可得而詳矣。若一里之城，則豈可言於國乎！故書傳之言，亦臆説也。姑存之以明天子畿内既有鄉遂、都鄙，則侯國亦宜準以爲例耳。若鄭玄於聘禮註則曰：「周制：天子畿内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半之。」此蓋本大司徒「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而於畿内遠近郊之數，約以爲差也。不然，畿外之郊，豈得有五十里之遠哉！夫鄭氏之説，本無經見之文，而大司徒封國之差，亦非先王之制。今其説詳辯於後條下。
爾雅郊外五界之圖
林外十里爲坰
野外十里爲林
牧外十里爲野
郊外十里爲牧
邑外十里爲郊
邑
郊在十里内
牧在二十里内
野在三十里内
林在四十里内
坰在五十里内
此本爾雅妄意分别，與前圖鄉遂都鄙之法數亦不合，特因上引鄭玄「子男遠郊十里」之説而附載之，以備考證耳。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郭璞注曰：「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
邢昺疏曰：「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里，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假令者，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差。然則郊之遠近，計國境之廣狹以爲差也。」
今按：邢昺此疏，蓋本鄭玄「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而言也。故以百里爲小國，則認大司徒「諸男百里」爲定制也。郭璞之意，未知果如是否，而昺之信周禮 ，則不裁於理甚矣。詳見下條。
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鄭玄註曰：「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也。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
賈公彥疏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一國之税天子食其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亦與侯同。子男之地皆四之一，謂總得一國之税，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其公之税有半，侯伯之税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畜積、禮俗、喪紀之用也。」
今按：大司徒封國之里，數自百里而上以至五百里，此可言於末世兼併小國之事，而不可以言先王之制也。陳祥道謂「五百至百里爲兼附庸」，非三等正數，則亦求其説而不得之辭耳。且其所食於諸侯者，多者得其半，其次參之一，雖少亦四之一，其得無以加矣，殊不知先王之懷諸侯，厚往薄來，豈有是哉！况王畿之内，自有租税，不待取於諸侯而後足也。故何休曰：「王者畿内千里，租税所入，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天下。」此得孔門之意者。考於孟子之言，乃見先王之制，而禮家之妄，可以不攻而破矣。孟子之言本於周書 ，今備載於後。〇又按：小司徒註言「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疏謂「畿内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國皆以田税一入於王，其餘三留自入也」。此因「諸男百里，食者四之一」之文而妄意采地亦當如此耳，故陳祥道疑其不知何據。至於司勳言「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則税又重於采地法，不畫一矣。此皆臆説，聖人何嘗有是制哉！
周書武成篇曰：「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孔安國傳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
孔穎逹疏曰：「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説耳。」
陳祥道曰：「書言舜之受禪曰 『輯五瑞，脩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 『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 『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
今按：武成之言本周制也，孟子所論班爵禄，實本於此。雖唐、虞、三代之事無可考，然以虞書「輯五瑞」、周書「政由舊」之言觀之，要亦相因，然與周禮之説則大不侔矣。鄭玄謂「商因夏爵，無子男」，公羊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其妄抑又甚焉！此宜易曉，而後儒乃不深信孟子 ，何邪！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地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朱子曰：「儉，止而不過之意。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今按：天子地不千里、諸侯地不百里則不足用，是言必待有此實地授民以出賦税而後可，雖都邑、苑囿、牧地、里居，猶不當併計於千里、百里之中，若兼山林、川澤、城郭、涂巷在内，以去三分之一，則不足甚矣。然謂之儉，亦非可過者也。魯以侯國，而在戰國時有方百里者五，已所當損，而况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十六矣。班固謂「封方三百一十六里，爲諸侯之大者」，則又别立一説也。地皆太廣而非先王之制矣，夫豈若孟子之得實哉！
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子曰：「此班爵之制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逹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朱子曰：「此以下班禄之制也。」
詹道傳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今按：公侯之地本同一等，伯自爲一等，子男亦同一等。大司徒則公、侯、伯、子、男分爲五等，而其里又太廣，則上文既辨之矣。典命則以上公九命爲一等，侯伯七命爲一等，子男五命爲一等，是侯不與公同等，而降從伯列矣。此與孟子不合者，皆不足信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内，禄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今按：畿内之臣，鄭玄以爲采地制三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國，既與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説不合，而王制以爲天子縣内封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則王臣地太廣矣。故朱子論下文「君十卿禄」，曰：「蓋君所自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往來，又别有財儲爲公用。」則公用在禄外，然亦其國内所出也。畿内之臣，公用皆出天子賦内，不必取於其私，若卿、大夫、士之禄而亦封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亦過乎！故「視侯、視伯、視子男」云者，視其所食之禄，非視其國也。已辯見上引王制條下。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十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朱子曰：「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禄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今按：下士一位，在班爵内一等，而中士之禄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禄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公宫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其次則有府、史、胥、徒。府以治藏，如今斗庫；史以掌書，如今吏書；胥以治敘，如今承發；徒以徵令，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閤之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餼廩焉者，皆爲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禄」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禄，使得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繁簡，人有衆寡，所重在養，禄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耕」，謂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
詹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積萬里，爲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 『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内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宫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此是助法。公田内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畝，私田收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君禄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次國地方七十里，爲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爲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内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七畝，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君禄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禄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三大夫禄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人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禄，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 『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禄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 『次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 『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小國地方五十里，爲里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爲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七十五萬畝；實有井一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内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址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禄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禄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爲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田人賦一百畝，倍之則爲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 『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其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禄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今按：詹道傳之論詳矣。然皆助法之公田，蓋分田制禄主乎助法而言也。其説不以周之徹法兼貢法，但猶仍禮家「三分去一」與「廬舍二十畝」之舊，則未免於遷就。而次國本二卿，乃以爲三卿，小國本一卿，乃以爲二卿，亦不悟其爲附會之説耳。諸侯之國即如詹説，所餘已若是其多，若全計實田，則提封萬井，當有公田九百萬畝，所餘又不止此矣。夫助法，公田什而取一，天下之中正也。古人制用，量入爲出，故大國卿禄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而其君之禄皆十於卿。又大國則立三卿，次國止二卿，小國止一卿，而國事繁簡，因亦繫焉。諸凡輕重之差，皆視國小大，此量入爲出之道也。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國用恒足，不待他求，而小民常賦既輸，晏然無事，其政豈不恬熙歟！周衰，兵革屢起，飲食若流，歲入不充，凶荒無備，故民賦日增，二猶不足，此豈先王立制之過哉！良由不能守法節財，而因出以制入耳。至漢初，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其時約法省禁，租税猶輕，故未見其弊也。後世費出無經，而遂以因出制入爲常，則民不勝其困矣。故量入爲出者，經國之要道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爲差。
今按：此因上文「禄足代耕」而言，與王制序同。「一夫百畝」非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夫」蓋「九夫爲井」之夫，謂百畝之田爲一夫之地也。百畝之田，一人之力止可以耕二十五畝，則百畝者，四人之力所耕也。全耕百畝者爲上；耕其四分之三，則七十五畝爲中；四分之二，則五十畝爲下。以農夫糞之多寡爲差。上食九人八人、中食七人六人、下食五人者，計其所食之口，而耕田之所獲，適足以供也。力不能全耕百畝者，所餘之田即餘夫所受矣。此以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則人有衆寡，而禄宜有差，故計農夫所食之數以明所養之節耳。其曰百畝，以夫田之通數而言，豈謂不論人力多寡皆耕百畝，聽其爲惰農而漫無勸督，均齊之法哉！上中下農夫及餘夫田圖並見前。
周禮小司徒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氏註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受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受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强弱相半。」
賈公彥疏曰：「凡給地有九等[2]，此據中地三等。而中地之上，所養者七人，七人之中，一人爲家長，餘六人在，强弱半，强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中地之中，所養者家六人，六人之内，一人爲家長，餘五人在，强弱半，不可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任者二家五人。中地之下，所養者五人，五人之内，一人爲家長，餘四人在，强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爲一等，至十人則爲九等，此惟據中地之三等，七、六、五也。」
今按：上地、中地、下地，非如大司徒「造鄙」、遂人「辯野」之論田肥瘠也。蓋自所養者七人而言，則爲上地，猶言上農夫也；自所養者六人而言，則爲中地，猶言中農夫也；自所養者五人而言，則爲下地，猶言下農夫也。鄭氏但見王制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不同，以爲彼明庶人在官者得禄之差，故止言一等，遂妄意其當有九等，而唯據中三等以釋此文。殊不知禮文所謂家七人、六人、五人者，亦論農夫之三等，而其數乃别是一家之臆説，不可以牽合也，何必强爲之解哉！况以所養之衆寡爲受地上、中、下之差，而賈公彥載師疏遂謂「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與之薄田」，則似未嘗通折爲一，而受之者肥瘠不均矣，此與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法，豈不背歟？任，如鄉大夫「辯夫家可任」之任，本爲徒役追胥而發，故舉强壯力田之人數，以見其可任力役之事耳。可任者家三人、二家五人與家二人之差，亦是臆説。此因前論上、中、下農夫三等而併及之。此與前引王制「論用民力」一條當互看。
周禮 ：「大司馬之職，布政於邦國。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鄭玄註曰：「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人之衆寡爲别。」
今按：此與上引小司徒説同，但小司徒言畿内任力之事，此則言邦國給軍之賦耳，故註以「亦」字别之。其曰「地之美惡」者，以上地、中地、下地論肥瘠也。竊意不然，既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通率二而當一，則已無肥瘠之可言矣，乃猶以美惡之故所食不同，則井地不可以語均也，豈不自相戾哉！蓋所謂上地，猶曰上農夫；中地猶曰中農夫；下地猶曰下農夫。其曰「可用」者，謂餘田足供力役之用云耳，義與上條小司徒説同，蓋其立言本旨在於富國强兵，筭民殆盡，大失先王之意。其言所食人數多寡與孟子不合，乃妄意穿鑿，奚足論哉！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今按：天下之財，本有常數，事無大小，用必資焉。豈惟國哉？由君言之，自奉養外，則有國家之經費；由民言之，自衣食外，則有軍賦之更番。此皆歲事之不可廢者。當其凶荒，禮多從殺，役可减輕，而歲事之不可廢者，莫能損少，非有素儲，其何能給。蓋十年之中，或不能無三年之歉，此軍民所以皆當量入爲出，節儉恒持，豈可侈用傷財，不爲遠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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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然」，原作「對」，據周禮大宰疏改。
[2]「凡給地有九等」，原作「凡給地有十等」，據周禮小司徒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