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从文艺开始，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学术领域，包括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这是在毛泽东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是学术问题，也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上纲为“阶级调和论”、“修正主义”观点，作为反党事件来处理。
艾思奇在当时情况下，按照中央的指示，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坚持“一分为二”辩证法，批评“合二而一”观点，提出事物的不可分是相对的，可分是绝对的观点。但是，文章出现了上纲过高的问题，学术上也有偏颇，这是不应该的。我们按照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时的原文收入，未加任何改动。】
(一九六五年五月)
“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杨献珍同志散布了这个修正主义观点。有一个时期，一些人看不出它的错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合二而一”披着一层辩证法的画皮；杨献珍等同志百般地粉饰了这层画皮，使它在一个时期迷惑了人。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话：‘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仔细注意，就可以知道，这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公式，拿来代替“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
如果把杨献珍同志的基本思想具体分析一下，就更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基本思想，包括在他的下面几段话里：
“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杨献珍同志讲统一战线，只强调统一战线的“求同存异”、“共同的要求”，不谈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政策、独立组织，不谈通过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杨献珍同志企图掩盖统一战线的这个“一分为二”的内容，把它歪曲成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合二而一”的投降政策。
有些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辩证法的一个环节。他们以为矛盾的暴露、发展、激化是“一分为二”，而矛盾的解决就是“合二而一”，例如说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革命，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就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就是“合二而一”。因此，这些同志又提出了一个公式，说事物是由“一分为二”到“合二而一”，又再到“一分为二”的不断循环交替的过程。这些同志实际上是把事物的辩证运动歪曲成机械的循环论思想，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他们的论点抹煞了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实质，即矛盾的解决是事物的积极的方面克服消极的方面，新生的力量战胜腐朽的力量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的结果，是前者彻底战胜后者的结果。决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合二而一”。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这些同志还企图把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歪曲成他们的循环论。他们把其中一前一后的两个团结，硬说成是“合二而一”。其实团结本身也就包含着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某种斗争。只是斗争的具体内容、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有其不同的特殊性而已。由团结出发进行批评和斗争，正是“一分为二”的过程。在更高基础上的团结，是经过批评和斗争，克服了错误，也是“一分为二”的结果。这个更高的基础，决不是正确和错误“合二而一”的基础，而恰恰是正确与错误“一分为二”之后的基础。在新的团结中又会出现新的不同意见，又会继续“一分为二”，然后又要通过批评和斗争，使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再进入更高基础上的团结。把这样的过程说成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循环，不是很荒谬的吗?
有些同志把事物机械地划分为两类，说一类矛盾是通过对立面的一方战胜、克服和消灭另一方来解决的，而另一类则是通过对立面的“结合”来解决的。他们硬说只有前一类矛盾才具有“一分为二”的性质，而后一类矛盾则是“合二而一”的。这种思想的错误，在前面我们批判杨献珍同志对于党的“结合”政策的曲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批判到了，用不着再来重复。
我们已经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基本思想，做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又指出了那些想用各种理由把“合二而一”曲解成辩证法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或一部分的观点的错误。根据这些分析批判，可以做出结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思想，不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和辩证法根本相反的东西。它是系统的调和矛盾和取消斗争的哲学。许多同志说，杨献珍同志的思想，和苏联德波林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错。德波林的特点，也是在于宣扬矛盾调和论，推崇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德波林主义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实际上比德波林主义还更为露骨、更为系统，它的反动性也超过了德波林主义！
(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