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近代史中之一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客观的世界，虽是“可知的”，“可治的”，而终是“非我”。所谓损道诸哲学所说万物一体之境界，在进步主义中，终难得到。盖此境界之得到，须要多少“自我否定”；而进步主义则完全基于“自我肯定”也。
第一节 海格尔对于康德及飞喜推之批评
“我”与“非我”相对之二元论，在西洋近代哲学中，甚有势力。洛克、休谟之知识论，皆认“我”与外界之间，有不可逾之鸿沟。即德国哲学家普通所认为理想派者，其哲学亦多含此二元论。如康德谓吾人知识之所及，自是吾人知识中之世界，现象世界。所谓时、空、因果，及其他诸关系，皆不过吾人知识中之主观的范畴，吾人知识所加于客观的世界者，非外界之所固有也。至于客观的世界之本体，所谓物之自身，则非吾人所能知。盖吾人知识所及，本只限于现象世界；物之本身，一为吾人所知，即入于知识之范畴，而为现象矣。海格尔云：
康德在意识诸阶级中所作之观察，积为一总结论；此结论即是，凡吾人所知之内容，皆不过现象而已。然此现象世界并非思想之终点；此外又有别一较高之域。但在康德哲学中，此较高之域，乃一不可入的别一世界。（《论理学》Wallace英译本一一九页）
此“较高之域”，其存在与其内容，均非吾人之所知，而只为吾人之所信；吾人只可信其有而已。飞喜推以为“我”即是上帝，即是宇宙之根本原理。然我之外，仍有“非我”；“我”必以无限的工作征服“非我”；其最后的成功，亦不可证明；吾人亦只能“信”其必成功而已。（参看本书第七章第十一节）海格尔云：
结果飞喜推永未超过康德之结论；此结论即是，只“有限”可知，“无限”则出乎思想范围之外。康德所谓物之自身，飞喜推谓为自外的冲动；此自外的冲动，即是“我”以外之物之抽象，不可叙述，不可确说，只可消极的概而谓为“非我”而已。在此情形之中，“我”不过一继续的活动，以胜此冲动，以求自由。但真正的自由，“我”永不能得；盖“我”之存在即是其活动；若此自外的冲动停止，“我”亦即无有矣。（同上，英译本一二〇页）
依飞喜推所说，则“我”及“非我”之间，不但有不可逾之界限，二者且常在交战状态之中；“我”常以战胜“非我”为目的；此飞喜推之所以可为进步主义之代表也。
有神秘性质之人，对于进步主义之宇宙观及人生观，尤对于此二元论，当永不能满意。盖此类人之所欲，乃宇宙之统一，及人与宇宙全体之内部的结合也。以此类人之眼光观之；进步主义即能令吾人统治宇宙之全体，然人之在宇宙，终如战胜民族之在其征服地，虽权能治之，而终不能觉其即为家乡。此所以在西洋近代哲学史中，有所谓宗教与科学之争也。
海格尔之哲学，开端即破此“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相对之二元论。依海格尔说，世界一切，皆绝对的精神（或仅曰绝对）之表现。绝对的精神，本只是统一的、调和的“一”，其所以必变为复杂的、矛盾的“多”者，盖非如此不能自觉也。
第二节 “在自”、“为自”与“为他”
“自觉”乃海格尔哲学中一重要观念。欲明其义，当先说明彼所谓“在自”（in itself）、“为自”（for itself）及“为他”（for others）之义。鸟兽虫鱼，原人婴儿，无思无虑，不识不知，随顺天然，率性而行；浪漫派哲学家视之，以为此鸟兽原人等，必至乐矣。无思无虑，率性而行，诚有可乐。但原人鸟兽等，果自知其自己之无思无虑，率性而行否耶？又果自知无思无虑，率性而行，之为可乐否耶？诗人“乐草木之无知”，然草木既无知矣，又乌知无知之可乐耶？故此等之乐，乃仅为“吾人旁观者所知”（known to us）；有此乐者，不自知之也；其所以不自知之者，无自觉心也。惟其乐之仅为旁观者所知，故其乐亦即为“为他”而非“为自”。浪漫派主张取消文明，回复天然境界；其说亦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彼未知，吾人所以知天然境界之有幸福者，正因吾人已经过人为境界也；若非有此一重经验，则吾人即在天然境界，亦如鸟兽虫鱼，虽有幸福而亦不自知之。成人每羡婴儿之乐，正因其已有成人之经验耳；婴儿自身，固不自知婴儿之乐也。浪漫派主将文明社会回复至天然境界，将成人回复于婴儿；“回复”二字，甚有重要意义。盖原人婴儿之幸福，非经“回复”所得者，只是“在自”，只有之而不自知之，故亦只是“为他”而非“为自”。浪漫派之理想的天然境界，乃“回复”以后之天然境界，非原来的天然境界也。
以上所说，似系事实；海格尔之哲学系统，亦即建于其上。绝对的精神，在其原来状态中，固有调和与统一；但此原始的调和与统一，乃系“为他”而非“为自”。绝对的精神，在此状态中，亦即是上帝，但无自觉心而不自知其为上帝耳。“胎儿已隐然（implicitly）是人，但非显然（explicitly）是人；盖彼不自以为人也（为自）”［海格尔《心之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英译本一九页］。胎儿是“在自”的人；人是“在自”与“为自”的人。在要素上，胎儿已是人，但必至成人之阶级，经过发展、冲突、争斗诸程序，然后能自觉；能自觉而后“自以为人”，可以有“自觉的自由”（同上）矣。上帝亦复如是。上帝必放弃其原始的调和与统一，以有纷乱冲突的世界，盖非如此不足以成为“在自”与“为自”的上帝也。
第三节 对于“创世”之解释
绝对的精神，或原始的“有”（being），在其原始的统一中，“乃简单的直接【注一】，单纯客观的存在；但仅直接或存在，无有自我”（海格尔《心之现象学》七八一页）。绝对的精神，必须是“为自”的精神，必须自觉其为绝对的精神。所谓必自觉其为绝对的精神者，“即必以其自己为其自己之对象”（同上，二二页）。此永久的精神，于是必为其自己之“他”【注二】。所谓世界，即精神之“他”也。耶教中所说上帝创造世界，即所以形容此精神之动耳。（同上，七八一页）精神之所以必为其自己之“他”，正因其欲复返于自己；其所以必有世界之纷多，正因其欲复返于统一。不过其所复返之自己，已非原来之自己；其所复得之统一，已非原来之“原始的，直接的统一”（同上，一七页）。复得的“统一”，乃“复得的”统一，乃有自觉的统一，“为自”的统一。绝对精神必变而为其“他”，正因欲超过其“他”。其所以欲超过其“他”，正因其必须自觉。绝对精神必入空间而为天然世界，必入时间而为历史。一切进化之阶级，皆必要的，皆绝对精神所必经过。其所以如此之目的，乃极简单，即绝对精神必须自知其为精神。（同上，八二二页）
【注一】Immediacy即原始未经过中间之变化者。如由纷乱得回之统一，与原始的统一，自不相同；盖后者未经过中间之纷乱，故其内容亦简单也。
【注二】Other即与自己相对者；绝对精神以其自己为其自己之对象，故即以其自己为其自己之他。
第四节 对于“堕落”之解释
世界中之“个体的我”（individual self）即“客观存在的精神”（objectively existent spirit）也（海格尔《心之现象学》七八二页）。“个体的我”，初亦如婴儿然，无自觉，亦不自知有己。不识不知，烂漫天真，固亦甚美而可取；但此时之烂漫天真，乃“为他”而非“为自”。“儿童时代之调和乃天然之礼物；第二次之调和必出自精神之工作与教化。”（海格尔《论理学》英译本五五页）“个体的我”必肯定其自己，必使其自己立于与天然相反之地位。耶教所说人类之“堕落”即所以形容此也。依耶教圣经《创世纪》所说，亚当夏娃违禁而食善恶知识之树之果，因以遭贬而“堕落”。方食果后，此人类之原始祖先即自觉其自己之为裸体。“人于是即与其天然的感觉的生活分开；此害羞之感，即其证也。”（同上，五六页）海格尔又云：
人初只是天然的存在；当其离开此路之时，人即为自觉的主体；于时人与天然世界之间，即有界限矣。但此界限，虽为精神概念中之必要的分子，而却非人之最终的目的。思想意志之一切有限的动作，皆属于此内的分裂境界之中。在此有限的范围内，人各求达其自己之目的，并聚集其自己行为之材料。当其此等追求达于极端之时，其知识与其意志求其自己，与共相分离之狭隘的自己，当此之时，人即是恶；其恶即在其是主观的。（海格尔《论理学》五七页）
在此世界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天然之间，有限与无限之间，总之精神与精神之间，有许多分别冲突。此似可悲而实不可悲。盖人必须“堕落”，以复返于原来状况；原来调和，必须失去，庶可复得。
第五节 伪与恶
绝对精神之入时空而为历史与天然世界，亦可谓系其自己与其自己之游戏。“上帝及神圣的智慧之生活，可以爱之游戏称之；但若无负的工作，无认真之意，无苦受，无忍耐，则此观念亦执板而且无意味矣。”（海格尔《心之现象学》一七页）在其自己之发展变化中，“绝对精神创造诸时期而经过之；此活动之全体，构成其真正的内容及其真理。所以此活动中，亦包含有负的分子”；此负的分子，若将其自全体活动中抽出而分别单独观之，“则亦可称为伪”（同上，四三至四四页）。然一切分子，一切时期，合而为绝对精神活动之全体，故不能与之分离。且亦惟在活动全体中，方有意义。常分别执着诸分子而单独观之者，吾人之理解（understanding）也。吾人之思想，亦有种种阶级，当其在理解阶级之时，即执着全体之一方面，而认为固定的，真的，与他方面，划然分离。（海格尔《论理学》一四三页，又《心之现象学》七九〇页）理解以为此诸方面，真即是真，伪即是伪，好即是好，恶即是恶，而不知在精神活动之全体程序中，即负的分子，亦有正的意义也。“为反对此种见解，吾人必须指明，真理非如造币厂中所铸成随时可用之钱币。且伪亦无有，正如恶之无有。”（同上，三六页）在精神活动之全体程序中，不但伪与恶无有，即所谓真与好亦非一成不变；惟此全体程序，乃可称为真耳。在此程序中，负的分子，亦有正的意义；故自全体之观点视之，“恶与好目的相同。恶与好相同，则恶亦非恶，好亦非好；此二者实皆已消泯矣”（同上，七八九页）。吾人对于此世界中诸恶，皆可作如是观。
第六节 文化之目的
人类之文化，即所以恢复人所已失之统一。此统一之所以失者，非由于神或人之错误；盖必失之，乃始可以复得之也。精神入空间而为客观的世界，以与其主观的自己相对峙；然精神非即安于此对峙也。精神见本无此对峙，故特设而取消之，以明示其无耳。（海格尔《论理学》三六三页）
为达此目的，理性（即精神）有两种活动：理论的，实践的。在其理论的活动中，理性观察外界而译之为其自己之概念的思想。在此观念中，理性见在外界中，“凡应该是者，实际上即亦是；凡只是应该是而实际上不是者，即无实的真理”（海格尔《心之现象学》二四二页）。此种活动所生，即近代科学。
在其理论的活动中，理性只观察外界。在其实践的活动中，理性则欲自身有所实现。在其理论的活动中，理性以客观的世界为真实。理性有其自己之所信，以之说明世界；换言之，即以其自己之所信为形式，而以世界为其内容（海格尔《论理学》三六三页）。在其实践的活动中，理性视客观的世界为仅只虚形，变化不定。在此活动中，理性以其主观之内的性质，改化外界，而视此主观为真正的客观（同上，三六三页）。理性于此即现为意志。外界所已存在之客观，理性皆以之为实现意志之具［海格尔《心之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英译本二四〇页］。此种活动所生，即是国家、社会、道德等。
在理论的活动中，理性求真；在实践的活动中，理性求好。此诸活动中，有诸多阶级与时期。“此行程之长，精神必须忍受，因每时期皆是必要的。”“世界精神（Weltgeist）必有忍耐，以在长时间内，经过此诸形式，做世界历史之奇多的工作。在此历史中，在每一形式内，精神即现其全体内容，其所现皆可捉摸。盖此笼罩一切之心，欲使其自己自觉其是什么，除此之外，更无别法也。”（海格尔《心之现象学》二八页）
第七节 绝对的知识
但在上述诸阶级中，理性皆只在有限的形式之内；其活动皆以主观客观之对峙为起点。在其理论的活动中，理性以客观世界为本来存在，以能知的主体为本来如一空洞的素纸。“理性在此是活动的，但此乃在理解形式中之理性。故其知之所到，仅是有限的真理；无限的真理（概念notion）则独在另一世界之内，成一不可及的目标”（海格尔《论理学》三六四页）。在其实践的活动中，理性欲“将其眼前之世界，改入与其所定目的相合之形式”（同上，三七一页）。理性以为客观的世界，与好无关（同上），故欲使好实现，如此则理性又必须有无穷的工作以求无穷的进步，如飞喜推所说者矣。
但至理论的理性与实践的理性相合之时，此客观与主观之对峙，本来即无有者，乃显然无有。于时理性即知其主观的目的非仅是主观的，而客观的世界亦不过其自己之真理与实质而已（海格尔《论理学》三七二页）。绝对精神于是返其自我；其知识亦即是绝对的知识。“他予其完全的真的内容以自我之形式。”（海格尔《心之现象学》八一一页）他已自觉其为自我。“他是‘我’，独一的具体的‘我’，且同时是经过变化之大‘我’，其性如是。”（同上）然绝对精神并不止于此。绝对精神于此即又入一存在之新时代，立一新世界，恰似以前经过，并未予以教训。然绝对精神之暗中记忆（recollection），已保留以前所有之经验；故此新时代之开始，即已在于一较高的线上矣。（同上，八二二页）
第八节 余论
惟其如此，故绝对精神之活动无止境；其活动亦只欲自觉其所已有者，并无以外的其他目的。“世界之最终目的，已竟完成，正如其永远方在完成。”（海格尔《论理学》三七三页）一切工作之兴趣，正即在其全体活动之中。（同上，三七五页）但活动虽无止境，而却未尝无一最好境界，如一最后的完成焉。此即所谓理论的理性与实践的理性之相合，所谓“合内外之道”者也。个人至此境界，有绝对的知识，即觉“我”即宇宙。个人之觉“我”即宇宙，即绝对精神之自觉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