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桓谭《新论》
《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古学就是古文经学。他以反对谶纬著名，《后汉书》本传载有他反对谶纬的疏文。他著有《新论》二十九篇，据李贤注：“《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征》，六《谴非》，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本造》、《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下。”全书现已佚。
《弘明集》卷五有《新论形神》一篇，历来认为这是关于桓谭思想的一篇重要资料。近来关锋同志对于这篇的著作人提出怀疑。《弘明集》明藏本及明汪道昆本，在《新论形神》下，题“晋桓谭”。据梁元帝在《金楼子》中说有两个《新论》，一个是桓谭作的，一个是华谭作的。关锋同志指出，“晋桓谭”应该作“晋华谭”。因此这篇《新论形神》与桓谭无关（见《王充哲学思想研究》附录）。
怀疑是不必要的。因为《弘明集》的别的本子（高丽、宋、元藏本），皆题“桓君山《新论形神》”，并没有“晋”字。《弘明集》于《新论形神》的题目注云：“君山未闻释氏之教，至薪火之譬，后之言者乃暗与之会，于论形神已设，故有取焉尔。”另本作：“臣澄以为，君山未闻释氏之教，至于论形神，已设薪火之譬，故有取焉尔。”澄是南齐时的陆澄。他在他的《法论》目录中正是这样说的。目录中标题是《桓君山新论形神》。可见陆澄和《弘明集》的编者僧祐都认为这是“君山”作的；“君山”是桓谭的字。
宋朝李昉等辑的《太平御览》卷八七〇引《新论》一段，也标题为“桓谭《新论》”，可见题“晋桓谭”者，只是明朝人的差误。
关锋同志另外一个疑问是：僧祐编辑《弘明集》，大部分是收拥护佛教的文章；至所收反对佛教的文章，都是很容易驳倒的。《新论形神》主张神灭的论点，不容易驳倒。僧祐为甚么收它？梁武帝为甚么也喜欢主张神灭论的《新论》？其实《弘明集》于《新论形神》下的小注，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小注说明，对于这篇文章所以“有取焉尔”，正是因为其中的“薪火之譬”。这个譬喻有两面性，可以作为神灭的譬喻，也可以作为神不灭的譬喻。《弘明集》的《新论形神》篇后，紧接着就是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其中的第五篇论“形尽神不灭”。慧远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弘明集》的小注说“后之言者乃暗与之会”，正是指此而言。这个小注说明了僧祐为甚么选中《新论形神》，也可以说明梁武帝为甚么也不反对《新论》。
除关锋同志所举的以外，还有一个可疑之处，即李贤所说的《新论》篇目中，并没有《论形神》。这个怀疑也是不必要的。《新论》的篇目，如《祛蔽》、《辨惑》大概都是有关于破除迷信的，“论形神”可能即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论》的辑本：
（一）《桓子新论》，清孙冯翼辑。其中未收《论形神》，大概是因为明人误题“晋桓谭”之故。
（二）《新论》，清严可均辑，见《全后汉文》卷十四。他正是把“论形神”一段辑在《祛蔽》篇内。
二 《白虎通义》
经学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思想上统治人民的工具。汉朝的统治者对于怎样加强这种工具是很注意的。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举行过一次会议，召集了当时有名的学者讨论经学上的问题。“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义，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本纪》）。在这个时期，经学上的主要问题是《公羊传》与《穀梁传》的同异。《公羊》和《穀梁》都是《春秋》的传，而对于《春秋》的有些解释，不完全相同。《春秋》在当时有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两重作用。对于这些不同之处，何去何从，在统治者看起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汉书·瑕丘江公传》说：“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就是说，在这会中，提出了三十多个具体问题，让《公羊》、《穀梁》两派，各用自己的经义，试行解决。结果是《穀梁》一派得到胜利。因为宣帝的祖父卫太子喜欢《穀梁》，所以宣帝也喜欢《穀梁》。《瑕丘江公传》说这个会是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召开的。可能是由这个会发展为甘露三年“讲五经同异”的大会。
甘露三年的会议，是在石渠阁举行的，所以称为石渠会议。《汉书·艺文志》著录《书》九家内，“议奏四十二篇”，本注：“宣帝时石渠论。”《礼》十三家内，“议奏三十八篇”，本注“石渠”。《春秋》二十三家内，“议奏三十九篇”，《论语》十二家内，“议奏十八篇”，《孝经》十三家内，“《五经杂议》十八篇”，以上本注并云“石渠论”。这些都是石渠会议所留下的文件，也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稿。“杂议”跟“议奏”不同，议奏是专论一经，杂议是杂论五经，所以叫《五经杂议》（见孙诒让《白虎通义考》，载《籀庼述林》卷四）。
这部杂议是刘向作的。刘向也是研究《穀梁》的，也是这个会议的参加者（见《瑕丘江公传》）。《唐书·经籍志》有刘向《五经杂义》七卷，大概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五经杂议》。这些议奏和杂议，现在都已不存在了。
过了一百多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又在白虎观召集了一个会议，“讲议五经同异”。这次会议是以石渠会议为模范的，但是规模比石渠会议大得多。参加的人不仅有“诸儒”，有“诸生”，还有很多的官僚。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遗留下的文件，有《白虎议奏》和《白虎通义》。《白虎议奏》大概像《石渠议奏》，是专论一经的。《白虎通义》亦名《白虎通德论》，是通论五经的，如石渠会议的《五经杂议》，是班固作的（据孙诒让《白虎通义考》上）。这部书现在还存在。《白虎议奏》现不存在。
白虎会议和石渠会议虽然都是关于经学的会议，但意义不同。石渠会议中的主要斗争是《公羊》和《穀梁》两家的斗争，这是今文经学内部的斗争。白虎会议的目的，在于重整今文经学，以反对古文经学，这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意义。
在西汉末、东汉初，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发展。如杨雄、桓谭都拥护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和谶纬的宗教迷信思想。这对于当时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白虎观会议的目的，在于重新肯定董仲舒所倡导的今文经学和宗教迷信思想，企图以此加强对于人民的思想统治。《白虎通义》实际上是一部今文经学的手册或字典，是今文经学和宗教迷信思想的集中表现。
关于《白虎通义》的注解：
（一）卢文弨校本（辑入《抱经堂丛书》内）。内附庄述祖撰《白虎通义考》及庄述祖所辑《白虎通阙文》。
（二）《白虎通义疏证》，清陈立撰。这部《疏证》是在庄述祖和卢文弨的校本的基础上撰成的，是现有的一部比较完全的注解。
三 《论衡》
王充是古代一个大唯物主义者。他的著作很多，流传到现在的却只有一部《论衡》，这也是他著作中的主要的一部。照汉朝著作家的习惯，《论衡》的最后一篇，就是作者的自传，题目叫《自纪》。在这一篇里，王充列举了他的许多著作的名目，并且说明他撰写这些著作的原因和意图。
王充也做过当时的小官。《自纪》里说，在他做官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来亲近他。可是在他退职闲居的时候，就是老朋友也都离他而去。他愤恨这种趋炎附势的风俗，因此作了《讥俗节义》十二篇。《讥俗节义》就是批判当时风俗道德的书，故又称为“讥俗之书”。
《自纪》又说：当时的统治者也很想做些事情，可是不知道应当做甚么，做的也不甚得法，因此虽然费了很多心思，却达不到目标。王充认为这是很可怜的。因此他作了一部“政务之书”，企图对于当时的政治作一种指导。《自纪》没有说明这部书共有几篇。
《自纪》又说：王充认为当时有许多宣传宗教迷信，虚妄不实的书。这些书和当时流行的文章，“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论衡》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当时官方哲学的“天人感应”等神秘学说，破除迷信。《佚文》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疾虚妄”故求实诚；下文说：“故作实论。”有人据此认为王充还有一部著作，名《实论》。这是错误的。“实论”是就《论衡》的特点说的。“实论”就是论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不加多也不减少，“如衡之平，如鉴之开”，所以名《论衡》。下文说：“论衡者，论之平也。”《论衡》的主要精神是平实。《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现在除阙《招致》一篇外，其余八十四篇基本是原来的样子。《自纪篇》说“吾书亦才出百”。照这句话看，《论衡》原来应有一百多篇（刘盼遂有《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见《古史辨》第四册，又见黄晖《论衡校释》附编五）。可能在范晔的时候，《论衡》就只存八十五篇了。
《自纪》又说：王充晚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性”《太平御览》引作“养生”，是讲究卫生、却病延年的书。主要的方法是调节饮食，爱惜精神，适当服药。
《对作篇》又说，王充曾两次上书，陈说关于救荒的事，一名“备乏”，一名“禁酒”。
袁宏《后汉纪》说王充早年做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六儒论》（亦作《大儒论》）。这些文章现在都遗失了。
王充关于天文学的见解，《晋书·天文志》载有一些资料。照《天文志》所说，当时的天文学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盖天说”认为“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宣夜说”认为“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故苍苍然也”。“浑天说”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尤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据《天文志》，王充“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论衡·谈天篇》说，“天有形体”，“天体非气也”，则是驳“宣夜说”。
《论衡》是古代最有战斗性的唯物主义著作。后人对于它的批评或赞扬，也就是思想斗争的一种表现。
封建统治阶级的学者们，对于《论衡》，有两种估价。一种认为《论衡》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但其价值仅在于文章好，其中有些新奇的论点，可以作为谈话的资料，即所谓“谈助”（袁宏《后汉纪》说：蔡邕得《论衡》，“恒秘玩以为谈助”）。宋朝的高似孙《子略》说：“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清朝初年的熊伯龙比较能认识《论衡》的价值，他在《无何集》里很称许《论衡》中破除迷信的部分；但又曲解《论衡》，认为王充推崇孔子，《向孔》、《刺孟》二篇系伪作。封建统治阶级是不能认识《论衡》的真正价值的。
另外一种见解就简直公开反对《论衡》了。宋朝的黄震说：王充“初心发于怨愤，持论至于过激，失理之平正”（《黄氏日抄分类》卷五十七）。向来统治阶级对于反抗它的理论，如果不能驳倒，就说它是过激。清朝乾隆帝亲自反对《论衡》，认为是“非圣灭道”。他说：“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四库全书总目》）
至清末，民主革命开始，章太炎始对于《论衡》作了应有的估价，说它是“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摘，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尟有能逮者也”（载《检论》卷三《学变》）。
关于《论衡》的注解和研究的著作：
因为封建社会中的学者没有给《论衡》以应有重视，在过去，《论衡》没有正式的注解；各种版本错字很多。至清朝，才有少数学者作了一些关于《论衡》的考订和校勘工作。最近黄晖和刘盼遂以前人的工作为基础，作了《论衡校释》和《论衡集解》，对于研究《论衡》有很大的帮助。
（一）《论衡校释》，黄晖撰，商务印书馆版。
书中《自序》述校释《论衡》所用的方法。有六附篇：附篇一《论衡佚文》，附篇二《王充年谱》，附篇三《论衡旧评》，附篇四《王充的论衡》（胡适作），附篇五《论衡版本存佚考》，附篇六《论衡旧序》。
（二）《论衡集解》，刘盼遂撰，古籍出版社版。有附录，内容略等于黄书的附录三、五、六。
刘书在训诂和校勘方面，新见解比较多，但收集的资料没有黄书丰富。盖欲以新说见长，不以收罗资料为贵。二书可参看。
（三）《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彼得洛夫撰。
（四）《王充哲学思想研究》，关锋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四 《灵宪》
张衡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文学家、大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科学方面，他对于天文学特别有贡献。他主张浑天说，作浑天仪以说明天象，又作候风地动仪以记录地震。在著作方面，他作有《浑天仪》，这是对于浑天仪的说明。又作《灵宪》，提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宇宙形成论。《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著灵宪算罔论”。是否于《灵宪》之外，还有一篇《算罔论》？李贤注说：“衡集无《算罔论》，盖网罗天地而算之，故名焉。”在唐朝的时候，张衡的全集还没有遗失。李贤知道其中没有《算罔论》，大概《灵宪算罔论》就是《灵宪》这一篇的全名。
张衡还作有《髑髅赋》。赋中说，他遇见庄子的髑髅；庄子借髑髅发言，讲了一些庄子的哲学思想。
张衡原有诗文集十四卷，现在遗失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辑本。严可均辑本见《全后汉文》卷五十二至五十五。
五 《潜夫论》
《潜夫论》是王符的主要著作。《后汉书·王符传》说：“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潜夫论》的意思就是隐居无名的人所发的议论。
现有的《潜夫论》三十六篇，大概就是原来的样子。其中《本训篇》提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宇宙形成论。《卜列篇》和《巫列篇》对于当时的宗教迷信提出批判。其余各篇，对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提出批评。
关于《潜夫论》的注解：
《潜夫论笺》，清汪继培笺。
六 《昌言》
东汉末年仲长统作《昌言》，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所批评。原书三十四篇，十余万言。现全书已佚。《后汉书·王符传》中抄有三篇。严可均辑本见《全后汉文》卷八十八至八十九。马国翰辑本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儒家类。《后汉书》本传中，还载有仲长统的论文一篇，诗二首，宣传道家思想。
《后汉书》把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的传合为一卷，又对于这三个人，作了一个共同的评论，说：“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就是说，这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离经叛道”的。这三个人在当时都是政治地位很低，对于当时的宗教迷信和政治风俗，都有所批判。这三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当时政治社会的批判者；王充是这些批判家在哲学方面的代表。
七 《太平经》
《太平经》是道教中一部比较早的经典。在汉顺帝的时候，有个人叫宫崇，他向皇帝献了一部书，名《太平清领书》。据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吉（或作干吉）所得的神书（见《后汉书·襄楷传》）。又有一说，“于吉从帛和受《素书》二卷，乃《太平经》也”（见《仙苑编珠》）。
这些宗教中的传说，并不都是历史事实，但是从这些传说中，可以看出，《太平经》原来只有两卷，后来经过很多人的推演、附会，逐渐成为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
这部书的内容很庞杂，现在学术界对于这部书的评价，也很有争论。有的人认为其中完全是宗教迷信，全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的人认为这部书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和统治的经典。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思想，这部书都有。这部书是原始道教的经典。原始道教是接近于农民的。它既然是一种宗教，当然有宗教迷信，当然也可以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因它接近农民，所以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太平经》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对于其中的各篇，应当具体分析。
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以原始道教为其组织形式的。据说，当时农民起义的领袖张角，有《太平经》（见《后汉书·襄楷传》）。可见《太平经》在东汉末农民起义中是起积极作用的。
《太平经》原有一百七十卷，现在《道藏》中的《太平经》只有五十七卷。《道藏》里面，还有一部《太平经钞》，是唐朝人从《太平经》中节录出来的一个节本。这个节本只有十卷，但是它保存了《太平经》全书的面貌。
近来王明把残缺的《太平经》和《太平经钞》归并起来，用“并，附，补，存”的四种办法，作成《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版）。这是现存《太平经》的一个最完全的本子。关于《太平经》的佚文和资料，也都搜集在这部书内。
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可以对于原始道教的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