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觏的著作
经过唐末和五代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社会上的混乱，宋朝恢复了统一。在北宋中叶的时候，有些政治家企图采取一些改良主义的措施，把当时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一方面可以巩固当时地主阶级的政权，一方面也可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在宋仁宗的时候，有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李觏是这个新政在理论上的支持者。他的著作，经后人编辑为《直讲李先生文集》。
《文集》收有《易论》十三篇，《删定易图序论》六篇。在这些著作里，表现了李觏的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观。
《文集》里的《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表现了李觏的政治社会理想。从宋朝以后，很多思想家把他们的政治社会理想，寄托在《周礼》这部书上。李觏是如此，王安石和张载也是如此。
《文集》里有《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三十篇，还有《平土书》二十条。在这些著作里，李觏提出了他对于当时政治社会改革的具体措施。
《文集》里有《潜书》和《广潜书》各十五篇，《野记》二篇，《庆历民言》三十篇。在这些著作里，李觏提出了他对于当时政治社会的批判。
这些著作所表现的思想都是改良主义的。但是，这些思想表示他对于当时政治社会的各方面都感觉不满，他对于封建社会的危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 王安石的著作
王安石是宋朝“熙宁新法”的执行者和理论家。他在政治上的主张，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临川集》卷三十九）和《上五事札子》（《临川集》卷四十一）。
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外，王安石在文化方面也有重要的改革。他自己作了《周官新义》，又指导他的儿子王雱作《诗经新义》和《书经新义》，总起来称为《三经新义》。王安石把《三经新义》“立于学官”，就是说，把它们规定为当时教育和科举的标准教材。
从汉唐以后，《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有同等的权威。王安石于五经之中，仅取《诗》、《书》、《礼》三经；于三礼之中，又仅取《周礼》。这是很有意义的。王安石和李觏一样，把他的政治社会理想寄托在《周礼》这部书上，所以他特别重视《周礼》，亲自加以注解。有人说他认为《春秋》没有什么价值，是“断烂朝报”；有人说他认为《春秋》“难通”。无论如何，他不提倡《春秋》，这是事实。汉朝的统治阶级，把《春秋》作为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的思想工具。宋朝初年的几个思想家，如石介和孙复，都提倡《春秋》。而王安石不提倡《春秋》，这是很有意义的。
汉朝以后的哲学家们，都借《周易》表示他们的自然观。王安石不提倡《周易》。他借《洪范》表示他的自然观。他作有《洪范传》（《临川集》卷六十五），在其中他阐述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观。《周易》的《易传》部分本来是一个唯心主义体系。经过王弼的注解，在魏晋成为“三玄”之一，就是说成为唯心主义阵营的一个主要经典了。王安石不讲《周易》而讲《洪范》，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
王安石另外一个重要著作是《字说》。这在当时也是“立于学官”，作为当时教育和科举的标准教材。这是一种字典，但是王安石也在其中发挥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说：“盖闻物生而有情，情发而为声，声以类合，皆足相知。人声为言，述以为字，字虽人之所制，本实出于自然。”（《进字说表》，载《临川集》卷五十六）又说：“文者，奇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熙宁字说序》，载《临川集》卷八十四）他的《字说》把字都解释为象形、象意，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例如，解“波”字为“水之皮”。苏轼说：如果“波”是“水之皮”，“滑”字岂可解释为“水之骨”？但是，王安石有一个基本思想，认为文字是自然界的反映。这是有唯物主义意义的。
王安石在政治上失败以后，他的《三经新义》和《字说》，都被反对他的顽固党禁止了。《字说》、《诗经新义》、《书经新义》现在都失传了。《周官新义》保存在《永乐大典》里。清朝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又把他抄出来，基本上恢复了旧观。《洪范传》保存在他的文集里，还很完整。
王安石还作有《老子注》，现在全书也失传了，彭耜的《老子集注》中保存有若干条。
王安石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哲学思想，虽为后来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学家所反对，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在封建社会中还是有很高的威权。他的《临川集》很受到重视。《临川集》有一百卷，六十二卷至七十卷包括他所作的论议，其中也有与哲学有关的论文。
王安石的诗，在南宋时有李壁作的注。清朝沈钦韩，又分别给王安石的诗、文作了注。
清朝蔡上翔所撰《王荆公年谱考略》，以同情王安石的立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反驳了宋朝以来对于王安石的诬蔑。
王安石的文集《临川先生文集》，李壁的《王荆公诗笺注》，沈钦韩的《王荆公诗文沈氏注》，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都有中华书局的新印本。中华书局近又影印宋本《王文公全集》一百卷，它的编次和《临川集》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可供学术研究之用。
漆侠著的《王安石变法》中，附录有《关于熙宁新法的部分资料》，可参考。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宋朝沈括所写的笔记。沈括是一个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这部笔记牵涉到的范围很广。在自然科学方面，牵涉到算学、天文学及历法、气象学、地质学及矿物学、地理学及制图学、物理学、化学、冶金学、建筑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及药学，以至农艺、灌溉水利工程、印刷等技术。在社会科学方面，它牵涉到人类学、考古学、音乐、文学，以及当时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社会军事方面的轶闻。沈括同情农民起义，《笔谈》中记载有当时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政策和军纪，并加以赞扬。
《梦溪笔谈》这部书，可以使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一些政治社会情况。
现有胡道静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收集了很多有关的校勘和注释资料，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四 周敦颐的著作
周敦颐是道学家所称为“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一。朱熹认为他是道学的创始人。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所撰的《濂溪先生墓志铭》说：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周濂溪集》卷十）。照这个说法，周敦颐的哲学著作应该有三种：《太极图》、《易说》和《易通》。现在存在的有《太极图说》和《通书》。朱熹整理周敦颐的著作，认为《通书》就是《易通》。他说：“疑《易通》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载《朱子大全》卷七十六）我认为潘兴嗣所说的周敦颐的著作，可能就只两种。所谓《太极图易说》，就是《太极图说》。《太极图说》也是讲《周易》的，它最后一句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所以《太极图说》，也可以称为《太极图易说》。
也有人认为，《太极图说》本来是《通书》的一部分。朱熹也说，“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照《太极图说》最后一句看，似乎也像是《通书》的最后一章。《通书》各条分讲《周易》各卦；《太极图说》讲《系辞》而归结为“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如果《通书》就是《易通》，这句话倒像是《易通》的结尾。不过这个看法，跟潘兴嗣所说不合，仍应以潘兴嗣为依据。
《太极图说》和《通书》，本来都很简短。经过朱熹的注解，就成为完整的体系了。这个体系，应该是朱熹的体系，不是周敦颐的体系。
五 邵雍的著作
邵雍的主要著作是《皇极经世》。这部书包括《观物内篇》和《观物外篇》，据说，《内篇》是邵雍所自著；《外篇》是他的儿子邵伯温收集了他的话又加以发挥而成。
这部书的内容很复杂，有讲自然观的，有讲历史的，有讲音韵学的。邵雍的一个主要思想是企图把自然和社会统一起来。他有一个从八卦推出来的架子；他企图把自然的现象和社会的发展都套在这个架子之中，以构成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邵雍的诗集名《伊川击壤集》，其中有不少的哲学诗，宣传他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六 张载的著作
张载的著作，经后人编辑为《张子全书》。这部全书有五个部分：卷一至卷三，包括《西铭》、《东铭》和《正蒙》；卷四至卷八，包括《经学理窟》；卷九至卷十一，包括《易说》；卷十二包括《语录》；卷十三包括《文集》。
张载的主要著作，是《正蒙》。《西铭》本来是《正蒙》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篇的唯心主义倾向特别显著，朱熹给它作了注解，单独成为一篇。
现在传下来的《正蒙》，分为十七篇。这是张载的学生苏昞所编辑的，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苏昞的记录说：“先生著《正蒙》书数万言。一日从容请曰：‘敢以区别成诵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书也，譬之枯株，根本枝叶莫不悉备，充荣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盘示儿，百物具在，顾取者如何尔。’于是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张子全书》卷十五）
张载的学生范育在他所作的《正蒙序》里也说：“苏子季明离其书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书盖未尝离也。故有枯株、晬盘之说。然斯言也，岂待好之者充且择欤？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离而为书，以推明夫子之道，质万世之传，予无加损焉。”（载《宋文鉴》卷九十一）范育的言外之意是不赞成苏昞的办法。苏昞所说的“会归义例”，“以类相从”，也没有能够实现。照现在的十七篇看起来，不见得都是“以类相从”。
《经学理窟》所表现的，主要是张载的社会思想。他也推崇《周礼》，也把他自己的社会理想寄托在这部书上。《全书》中的《语录》很简单，还不足二十条。朱轼刻的《张子全书》第十二卷题为《语录钞》，可见只是一种选本。宋朝末年的吴坚刻有《张子语录》，比全书中的《语录》增多几倍。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中有影印本。
七 二程的著作
二程指程颢、程颐，他们的著作都包括在现在通行的《二程全书》中。这部全书包括六个部分：《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外书》十二卷，《文集》十二卷，《周易传》四卷，《经说》八卷，《粹言》二卷。
《遗书》的全名是《河南程氏遗书》，是朱熹编辑的。书中第一卷至第十卷记录“二先生语”，第十一卷至第十四卷记录“明道先生语”，第十五卷至第二十五卷记录“伊川先生语”。程颢和程颐，当时统称为“程门”。一般认为，他们兄弟的学说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二先生语”中，有些条下面注一个“明”字（程颢称为明道先生），说明是程颢所说的话；有些条下面注一个“正”字（程颐字正叔），说明是程颐所说的话。可是有很多条并没有注明是谁说的话，引用起来很不方便。
《外书》也是朱熹编辑的。当时，二程的学生，对于他们老师的话，有很多的记录。朱熹从其中选出一大部分，编为《遗书》。他又从其余的记录中选出一部分，编为《外书》。朱熹说：“《外书》云者，特以取之之杂，或不能审其所自来。”就是说，《外书》所收的各条，内容比较杂乱，有些来源也不清楚，不见得是可靠的材料。《外书》中有些条下面注一“淳”字（程颢字伯淳），说明是程颢的话；有些条下面注一“正”字，说明是程颐的话；有许多条下面并没有注明。
《文集》的全名是《河南程氏文集》。其中第一卷至第四卷是程颢所作的诗文，第五卷至第十二卷是程颐所作的诗文。
《易传》的全名是《周易程氏传》，是程颐所撰的。他只注解经文，《系辞》以下没有注解。南宋吕祖谦收集宋代道学家关于《易传》的话，编辑为《周易系辞精义》二卷。后来的人把这部书跟程颐的《易传》配合起来。
《经说》的全名是《河南程氏经说》，收集二程解经的话，其中主要的是程颐的话。
《粹言》的全名是《河南程氏粹言》，是二程的学生杨时所撰，南宋时代的张栻加以编辑。杨时把二程所说的话翻成文言，分为十类。从史料的角度看，杨时的工作用处不大。他把他老师的话，加以翻译，不如直接记录原来的话，较为亲切。译文跟口语的意思，总不免有所出入。而且他翻译他老师们的话，只笼统地说是“子曰”，也不分别是谁说的，这就很难引用。
研究二程的哲学思想，应该以《遗书》、《文集》和程颐所自著的《周易传》为主，其余的可以参考。
程氏《二程全书》的版本，以清朝末年金陵书局的涂刻本为佳。这个刻本校正了原来通行的吕刻本的一些错误。
八 朱熹的著作
朱熹是道学家中最大的代表人物。这是由于他的系统比较完整，思想比较深刻，也由于他的学问广博，著作也很多。他的主要著作有如下表：
1．《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三十岁］
2．《延平答问》
3．《困学恐闻》［隆兴二年（1164年），三十五岁］（此书不存）
4．《杂学辨》
5．《程氏遗书》［乾道四年（1168年），三十九岁］
6．《论孟精义》［乾道八年（1172年），四十三岁］
7．《资治通鉴纲目》（同上）
8．《八朝名臣言行录》（同上）
9．《西铭解义》（同上）
10．《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乾道九年（1173年），四十四岁］
11．《程氏外书》（同上）
12．《伊洛渊源录》（同上）
13．《古今家祭礼》［淳熙元年（1174年），四十五岁］
14．《近思录》［淳熙二年（1175年），四十六岁］
15．《阴符经考异》（同上）
16．《论孟集注》，《论孟或问》［淳熙三年（1176年），四十七岁］
17．《诗集传》（同上）
18．《周易本义》（同上）
19．《周易启蒙》［淳熙十三年（1186年），五十七岁］
20．《孝经刊误》（同上）
21．《小学书》［淳熙十四年（1187年），五十八岁］
22．《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中庸辑略》［淳熙十六年（1189年），六十岁］
23．《孟子要略》［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三岁］
24．《韩文考异》［庆元三年（1197年），六十八岁］
25．《书集传》［庆元四年（1198年），六十九岁］（口授蔡沈足成）
26．《参同契考异》（同上）（托名邹诉）
27．《楚辞集注》［庆元五年（1199年），七十岁］
在朱熹的许多著作之中，他用工夫最大的是《论孟集注》和《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从汉朝以后，注解经典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借注解经典为名发挥自己的思想，像王弼《周易注》、郭象《庄子注》就是用这种办法。另外一种是，收集各家的注解，自己不多下断语，像何晏的《论语集解》就是用这种办法。朱熹注“四书”，兼用两种办法。他先收集关于“四书”各家的注解，主要的是在他以前的道学家的注解，从其中选出他认为是有用的部分，编成“精义”；再从“精义”中选出他认为可以加入集注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又作“或问”解答人家对于他的注解的疑问。
在《大学》、《中庸》的注里，他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比较多，所以他的《大学》、《中庸》注，不称为集解，而称为章句。
章句是从汉朝以来的一种注解的名称。先秦的书是一连串写下来的，既不分章，又无断句。分章断句，都须要老师的口授。在分章断句之中，也表现了老师对于书的理解，因此，章句也成为一种注解的名称。
朱熹的“四书”注经常在修改。一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注。
朱熹的哲学思想系统地表现在他所作的《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和他的语录之中。
朱熹也做了很多史料辨伪的工作。
《孝经》一书，从汉朝以后，极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重视，把它作为封建社会四大绳索之一——族权的理论根据。朱熹断定这部书是伪书，他说：“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辑而成。”而且缀辑的也不好，有些话是从《左传》、《国语》上抄来的。朱熹说：“其言在《左氏传》、《国语》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经》中却不成文理。”他又说：“《孝经》中有些话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又说：“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语类》卷八十二）
朱熹也怀疑古文《尚书》。他说：“盖《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文字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都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语类》卷七十八）
朱熹还怀疑伪孔传，他说：“《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今观序文，亦不类汉文章，如《孔丛子》亦然，皆是那一时人所为。”（同上）
朱熹的《周易本义》肯定《周易》基本上是占卦用的书。他的《诗集传》，肯定有些诗是男女相悦的情诗。这在当时都是经学方面的革新。
朱熹的著作，除了整部的书有单行本外，其余的语录和文章，经后人编辑为《朱子语类》和《朱子文集大全》。
《朱子语类》是朱子的学生黄士毅编辑的。朱熹的学生记录他的语录的很多，黄士毅所收集的就有七十家。黄士毅把它们收集起来，按其内容分类编辑为《朱子语类》，共一百三十八卷。后来王佖又收了三十余家，编为《续语类》四十卷。宋末黎靖德汇编成一书，共一百四十卷，其中前六卷完全是讨论哲学问题的。
朱熹的诗、章奏、书札和比较短的论文，由他的儿子朱在编辑为《朱子文集大全》一百卷。
朱熹所作的部头比较小的书，经后人编辑为《朱子遗书》，有初集和二集，其中所收的书大部分也都有单行本。
还有所谓《朱子全书》者，这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叫当时一个道学家李光地从《朱子语类》和《朱子文集》中钞出来的。名为《全书》，实际上是一个选本。作为初学读本是可以的，但做研究工作不能根据这部书。
清朝的王懋竑撰有《朱子年谱》，根据旧有的年谱，增加了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
朱熹的学生陈淳撰《北溪字义》，对于朱熹哲学中的主要名辞，有比较系统的说明，很有用。
九 陆九渊的著作
陆九渊的著作，经他的儿子陆持之编辑为《象山先生全集》。据陆九渊的学生杨简所作的《象山先生全集序》中所说，《全集》原来有二十八卷，外集六卷，共三十四卷。但陆九渊的另外一个学生袁燮所作的《象山先生文集序》里却说，陆持之所编辑的《全集》只有三十二卷。现存的《全集》则有三十六卷。
《全集》中卷一至卷十七包括陆九渊给别人的书信，卷三十四至三十五，包括他的语录。陆九渊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于他给别人的书信和语录中。他和朱熹辩论太极图的几封信，表现当时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
十 陈亮的著作
陈亮的著作，经后人编辑为《龙川文集》。《文集》第一卷包括陈亮上孝宗皇帝的四封书。第二卷包括陈亮的《中兴论》。这些著作代表陈亮的政治主张。第十四卷包括陈亮所作的几篇书序和《西铭说》。这几篇著作表现出陈亮和道学家有联系又有对立的关系。
第二十卷包括有他和朱熹的八封信。在这些信里面，陈亮和朱熹辩论关于“王霸”的问题。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所辩论的仅只是关于几个历史人物估价的问题。实际上他们的辩论牵涉到历史观和哲学根本问题。在这个辩论里，陈亮表示了他和道学的鲜明的对立。
十一 叶适的著作
叶适的主要著作是《习学记言序目》，简称为《习学记言》。这是叶适读书的笔记。叶适的学生孙之宏在序文中说：“初，先生辑录经史百氏条目，名《习学记言》，未有论述。自金陵归，间研究群书，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子寀，既以先志编次。”照这段话看起来，《习学记言》和《习学记言序目》并不相同。《习学记言》是叶适在读书的时候从各书中抄下来的选抄；《习学记言序目》是他对于选抄所作的评论。现在存在的是《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是叶适的儿子叶寀所编辑的。其中有关于经的十四卷，关于诸子的七卷，关于史的二十五卷，关于《宋文鉴》的四卷。叶适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这部书里。
叶适的其他作品，经后人编辑为《水心文集》和《水心别集》，叶适的政治主张系统地表现在《文集》第一卷《上孝宗皇帝札子》中。《文集》第三卷中《法度总论》提出了他对于政治措施的具体建议。《别集》所收的《进卷》中也有很多的哲学思想。
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叶适集》包括原来的《文集》和《别集》，很有用。
十二 《古尊宿语录》
这是一部禅宗语录总集，书成于宋代。
十三 《伯牙琴》
《伯牙琴》是宋朝灭亡后遗民邓牧的著作。原来包括诗文六十多篇，现存的有四十多篇。在《君道》和《吏道》两篇中，邓牧提出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表现一种乌托邦思想。
传说伯牙弹琴，只有钟子期一个人能欣赏。邓牧认为他的著作不容易为人所了解，所以名之为《伯牙琴》。现有侯外庐整理，中华书局新印本。
十四 宋朝的类书
（一）《太平御览》，宋太宗命李昉等编辑，共一千卷，分类五十五门。
（二）《册府元龟》，宋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等编辑，也有一千卷，分三十一部，子目一千一百零四门。
（三）《玉海》，王应麟编辑。这是一部私人编辑的类书，有二百卷，分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共二百四十余类。
这是宋朝比较重要的三部类书。其中所引的书，很多现在都不存在了。从这些类书中，可见其部分的面貌。但是这些类书并不都是从原书抄来的，这一点编类书的人也都承认。
《太平御览》卷六〇一《著书》篇有一段引自《三国典略》，叙述《御览》的由来，说：“齐武城令宋士素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置于齐王巾箱。阳休之取《华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魏史》等书，以士素所撰之名，称为《玄洲苑御览》，后改《圣寿堂御览》，至祖珽等又改为《修文殿御览》。徐之才谓人曰：‘此可谓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玉海》卷五十四《艺文承诏撰述》篇又说：“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四人，以前代《修文殿御览》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名《太平总类》，后改名《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是现存典型的类书。但是，它是以《修文殿御览》为蓝本，而《修文殿御览》又以《圣寿堂御览》为蓝本，《圣寿堂御览》又以宋士素的《御览》为蓝本。可见这些类书大部分是陈陈相因，互相抄袭。封建官僚们的工作，本来只能如此。做辑佚和校勘工作的人，往往认为这些类书有绝对的权威，如果这些类书所引的某书，有与现在通行本不合的字句，他们认为类书一定正确，通行本一定错误。这是不恰当的，应当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