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龚自珍的著作
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前一年，如果机械地按年代划分，他不能放在近代思想家之列。但是历史的断代，不能这样机械，龚自珍的思想一方面反映旧时代的没落，另一方面也反映新时代的产生。
龚自珍没有整部的著作。他的短篇的论文、书札和诗词等，一部分经他自己编为《定庵文集》，后来又有《续集》、《补编》、《别集》等。原来有许多不同的刻本。现经中华书局统一整理，编为《龚自珍全集》，这是目前比较完备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打破了原有的《定庵文集》、《续集》、《补编》、《别集》等界限，把龚自珍的著作汇集编为十一辑：一辑为政治学术论文；二辑为碑传和纪事；三辑为书序和题录；四辑为金石题跋；五辑为表、启、笺；六辑为佛学论著；七辑为韵文；八辑为语录；九辑为编年诗；十辑为己亥杂诗；十一辑为词。
在《全集》第一辑中，有《乙丙之际著议》和《塾议》。嘉庆二十年（1815年）是乙亥年，二十一年（1816年）是丙子年；所谓乙丙之际，就是指这两年之间。这个时候龚自珍才二十四五岁。称为“塾议”表示这些作品还不是成熟的作品；称为“著议”就自认为是已经成熟的作品了。可是也有同一篇作品，在这个本子上称为“著议”的，在别的本子上却称为“塾议”。这些作品中，也有另用题目的。例如，《乙丙之际塾议三》又题《治狱》；《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又题《劝豫》。这一系列作品都按次序用数目字排列，可是，这些数目字并不都相衔接，中间必然有删掉或遗失。
在第一辑中，还有《壬癸之际胎观》。这一系列的论文，共九篇。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三年（1823年）癸未，《壬癸之际胎观》就是这两年中的作品。龚自珍自刻的《定庵文集》把这几篇题为《壬癸之际心书》。大概《胎观》是后来改的名字，也就是《心书》的意思。
在这些论文中，龚自珍提出了他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的批判，也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例如在《胎观第五》中，龚自珍说：“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为初。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犹往也，顺犹来也。生民，顺也；报本始，逆也。冬夏，顺也。冬不益之冰，为之裘；夏不益之火，为之葛，逆也。乱，顺也；治乱，逆也。”这就是说，自然界遵循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变化，这是顺；人利用自然界的规律，战胜自然，这是逆。
第一辑中，有《明良论》四篇。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常说“君明臣良”。《明良论》借用这个话揭露当时君臣的丑恶关系，也就是揭露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况。
第一辑中，还有《农宗》、《农宗答问》和《平均篇》。在这些著作里，龚自珍指出当时封建社会的危机。他认识到危机的根源是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他认为“平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农宗篇》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措施。这些设想的措施实际上是用另一种办法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一点，龚自珍自己也感觉到。他在《平均篇》后面题记说：“越七年，乃作《农宗篇》，与此篇大指不同，并存之，不追改，使备一，聊自考也。”
在第一辑的《尊隐篇》中，龚自珍预言，不久就有“山中之民”起来扫荡都市中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往广东禁烟。龚自珍作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序里龚自珍鼓励林则徐积极反抗英国的侵略。照林则徐的回信看起来，龚自珍还希望参加林则徐的幕府，一同南下。这一篇序文，表示了龚自珍对于外国侵略的反抗态度。
二 魏源的著作
魏源的著作很多。在历史、地理方面，有《海国图志》、《圣武记》等。在古籍注解方面，有《书古微》、《诗古微》、《孝经集传》、《曾子章句》、《董子春秋发微》、《孙子集注》、《老子本义》等。他的短篇著作，编为《古微堂集》。《古微堂集》分为内集三卷，外集七卷。内集包括《默觚》上中下三篇；上篇包括他所认为是一些基本的哲学原则；中篇《论学》共十三篇；下篇《论治》共十六篇。魏源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基本上都表现在《默觚》之中。
《古微堂外集》卷一，包括了上面所作的几种经典解释的序文；卷二，包括《孔子年表》和《孟子年表》；另外还有《孔孟赞》、《周程二子赞》、《程朱二子（程颐和朱熹）赞》、《朱子（朱熹）赞》、《陆子（陆九渊）赞》、《朱陆异同赞》、《杨子慈湖（陆九渊的学生杨简）赞》、《王文成公（王守仁）赞》、《明儒高刘二子（高攀龙、刘宗周）赞》。魏源的这些作品都有哲学史论文的性质。这些作品，构成了魏源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一套看法。
《古微堂外集》卷三包括《皇朝经史文编叙》、《圣武记叙》、《海国图志叙》、《老子本义叙》、《孙子集注叙》。在这些作品中有魏源的一些哲学思想。在《皇朝经史文编叙》中，魏源实际上讨论了思想方法论的问题。
魏源的著作，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海国图志》，原刻五十卷，后来增补为六十卷，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为一百卷。这是当时比较完备的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的著作。《海国图志》的前几卷为《筹海篇》，在其中魏源提出了“师夷以制夷”的基本论点。
现在中华书局以《古微堂集》为基础，又加上一些原来未刊印的论文，编为《魏源集》，即将出版。
三 太平天国文件
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奉天王圣旨颁行的，有二十九种。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些文件几乎全部都被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烧毁了。在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到南京去。他们陆续把太平天国的文件带到本国。伦敦、巴黎、柏林的大图书馆里，都收藏有这些文件。1926年以后，中国研究历史的人，陆续把这些文件又抄回来。现在太平天国遵旨颁行的二十九种之中，只有《钦定制度则例集编》还没有找到，另外还找到了二十九种以外的十二种。太平天国在当时所有的文件，现在基本上都有了。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太平诏书》之中。这部《诏书》有初刻本和修改本。从巴黎和柏林抄回来的，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以前的初刻本；从伦敦抄回来的，是以后的修改本。这两个本子的内容有重要的不同。
从名称方面看，初刻本中《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的题目，在修改本中，“歌”、“训”均改为“诏”。可见初刻本保存洪秀全初作这三篇时候的题目的本来面目，修改本则尊称为诏。
就内容方面说，初刻本与改正本重要不同的地方有三项：
第一，初刻本所引孔孟的学说和《诗》《书》的文句，改正本或全删去，或改称古语。《原道醒世训》引《礼运》：“孔丘曰，大道之行也”一节，共一百三十四字，改正本删去；又引《易经》同人卦也删去。《原道觉世训》引《中庸》、《诗》、《书》文三句都删去；又引《孟子》、《诗经》，改正本虽保留，但改作“古语云”。初刻本所用与儒家经典有关的典故，修正本也都改了。在《原道救世歌》中，“贤否俱循《内则篇》”句，改正本作“贤否俱宜侍养虔”；“盍歌《麟趾》咏振振”，改正本作“不犯天父得超升”；“《孝经》当明”，改正本作“孝道当明”；“《蓼莪》诗可续”，改正本作“孝顺条当守”。“经史”二字，改正本也避免不用，而代以“前代”二字。
第二，初刻本所引古事，凡为儒家所常称道而不合于基督教义的，改正本都删去。《原道救世歌》“第二不正忤父母”节有“历山号泣天为动，鸟为耘只象为耕，尊为天子富四海，孝德感天夫岂轻”四句，改正本删去。“第三不正行杀害”节有“是以先代不嗜杀，德合天心天眼开，宠绥四方惟克相，故能一统受天培，夏禹泣罪文献洛，天应人归无可猜”六句，改正本删去。
第三，初刻本由古道今或以今溯古的，改正本或改作上帝，或改作洪秀全自己。《原道救世歌》：“自古君师无异任，只将正道觉斯民；自古善政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两“自古”改正本上句作“天命”，下句作“天生”。“古来善正修天爵，富贵浮云未足奇”，“古来”改正本作“天生”。“请观桀纣君天下，铁统江山为酒亡”，改正本作“天父上帝最恶酒，切莫鬼迷惹灭亡”。《原道醒世训》：“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德”，改正本作“上帝广生众民，故能大其德”。《原道救世歌》：“过而能改方无过，古人所以诲谆谆”，改正本下句作“予今苦口诲谆谆”。
初刻本的《太平诏书》中有《百正歌》一篇，大量引用中国历史中的故事，以证明“不正”的危害。在改正本中，这篇全部删去。
改正本的《天条书》和初刻本也有重要的不同。初刻本有沿用旧礼俗的地方，改正本全部改过。
从这些版本上的不同，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统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洪秀全借宗教发动革命。初时他所认识的基督教义只是从梁阿发的《劝世良言》得来。他又熟读四书、五经，因此，那时候他的著作就多援引儒家思想与术语。其后起义建国，急于宣传，不及删改，所以辛开元年、壬子二年印行的文件，都还保存有很浓厚的儒家思想。到了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草创渐定，于是一方面把已刊行作宣传教育用的文件加以删改，同时还成立删书衙，对四书、五经也大加删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这表示太平天国的革命越来越深刻。
太平天国的社会思想体现在《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中。《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太平天国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表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也牵涉到以这种土地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和教育选举制度。
《资政新编》是干王洪仁玕上天王的议政书，陈述世界大势和西洋物质文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其中有请开报馆，设邮政，立银行，造轮船，筑铁路，采矿产，奖励发明，税务管理等。上有天王批，说某条是，某条非，大概是预备施行的。这是太平天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开始。可是在还没有见于实际行动的时候，天京就失陷了。
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有《太平天国》，其中第一部分为《太平天国史料》，包括现有的全部史料。
四 “戊戌变法”以前关于变法的著作
（一）《校邠庐抗议》，这是冯桂芬在咸丰十年（1860年）写的一部书。冯桂芬是一个官僚地主。在这个时候，他因为逃避太平天国革命，住在上海。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侵略军队侵入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冯桂芬提出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建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后来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四十篇。他在自序中说：“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这部书有不同的刻本，其中字句也有不同。据他的儿子冯芳植说：“皆先大夫当时所自窜易，盖各有所本，而非意为增损也。”（见《校邠庐抗议》上海刻本冯芳植跋）
（二）《盛世危言》，这是一个开明官僚郑观应所作的。书的内容屡经修改，书名亦屡更易。同治元年（1862年）以《救时揭要》之名发表，提出了一些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同治十年（1871年）改编为三十六篇，名为《易言》，用笔名杞忧生发表。光绪元年（1875年），他把三十六篇合并为二十篇，仍名为《易言》，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后来又扩充为五十五篇，改书名为《盛世危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发表（见《盛世危言自序》）。
这部书共有六卷。在第一篇《道器》中，郑观应企图从哲学角度论证变法的必要。
（三）《弢园文录外编》，这是当时的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王韬的一部分文集。他曾经用黄畹的名字向太平天国的将领上书。太平天国失败，他逃往香港，又到英国。到1884年，他才又回到上海居住。据他自己所作的《弢园著述总目》说：“全文本分内外两编。内编多言性理学术，辛酉冬间溺于水中，一字无存。外编乃就客粤时所作汇辑成书，中间多论时事。”卷一至卷三，包括王韬的一系列的论文，在其中王韬有系统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和改革内政的建议。
（四）《筹洋刍议》，这是一个开明官僚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薛福成在光绪五年（1879年）作的一部书。在这一年，日本进入琉球；帝俄进入伊犁。在这部书里，薛福成提出了应付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办法和变法的主张。
（五）《适可斋记言记行》，这是一个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马建忠所撰的一部书，他是中国官员在外国留学最早的一个人。这部书分《记言》、《记行》两部分。《记言》收集他的向西方学习的言论。
（六）《新政真铨》，这是何启、胡礼垣所撰的一部书。他们是香港的“绅士”，也就是当时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这部书分六编，初编刊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内容为前后总序及《曾论书后》。在《曾论书后》中，作者对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专重坚甲利兵而不言变法的说法加以驳斥。二编《新政论义》，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主张“开铁路以振百业，分职守以厘庶积”。认为新政既行，应添商部、学部、外部；并吏、礼二部为一，改名内部；而各部则应以商部居首。三编《新政始基》，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对于企业的官督商办以及官办、商办，论说甚详。四编《康说书后》，写于戊戌五月，系阅读康有为保国会初集演说后所写。五编《劝学篇书后》，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对张之洞的论说，多所折辩。六编《新政变通》，亦写于光绪二十五年，在此文中，作者认为新政终于必行。
此外还有汤振所撰的《危言》，邵作舟所撰的《邵氏危言》，陈虬所撰的《治平通议》，陈炽所撰的《庸书》。这些书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变法，向西方学习。
五 康有为的著作
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的侵略越来越猖狂。光绪二十年（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已经到了被瓜分的边沿。变法向西方学习，更成为当时人民一致的要求。各方面的潮流汇集起来，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成为康有为所领导的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即“戊戌变法”。
康有为关于变法的主张见于他七次上光绪皇帝书。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在北京国子监当监生的时候，即向光绪皇帝上书。这是第一次上书。国子监管监事者没有替他代递。他就回广东，在广州、桂林聚集学生讲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大败。第二年签订投降的和约。康有为适在北京应会试，联合了各省在北京应会试的举人上书反对，这是第二次上书，也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主和的人怕和约遭到反对，提前“盖宝”，造成既成事实。因此，这次上书，实际上没有起作用，这是旧历四月初的事。到旧历五月初六，康有为把第二书稿子中讲变法的部分提出，个人单独上书，这是第三次上书。这次所上的书，光绪皇帝看到了，发交各省督抚会议。在旧历闰五月初八，康有为第四次上书，这次所上的书，又被扣压了。在这一年中，康有为办《万国公报》，又办强学会，设分会于上海。后来北京、上海的强学会都被禁止，康有为又回到广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者占领胶州。康有为又到北京上书，这是第五次上书。这次所上的书，直到次年，才到光绪皇帝面前。这就是“戊戌变法”要开始的时候了。光绪皇帝叫他定一个“统筹全局”的计划，他于1898年旧历正月初八日又上了《筹统全局疏》，这是第六次上书。五月初一，他又作了第七次上书。
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所提关于变法的具体主张，并没有超越他的同时代人。康有为的贡献在于他能把各方面进步人士的要求和主张综合起来，成为一个体系，做到像光绪皇帝所要求的“统筹全局”。他还有一套以当时的今文经学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作为他的变法体系的理论根据。这对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封建社会有很大说服力。
康有为的影响较大的著作有：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所伪作的，其目的在于帮助王莽篡汉。王莽的国号是“新”，所以康有为称刘歆的古文经学为“新学”。1891年刊印。1894年、1898年、1900年三次毁版。
《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认为先秦诸子都以“创教改制”为目的，孔子也是如此。孔子所创的教，就是儒教；儒教的经典，都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特别是《春秋》一经，包括孔子“改制”的要点，是孔子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梁启超叙述万木草堂时期的情况说：“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见《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载《饮冰室文集》第十五册）1897年刊印。1898年、1900年两次毁版。
康有为又撰《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和《春秋董氏学》。他认为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在于《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公羊传》的发展。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按照他自己所说的“《春秋》大义”，重新编排，加上他自己的解释。《春秋董氏学》初刊于1896年，1898年毁版。《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撰于戊戌政变前。原稿存清议报馆。报馆失火焚毁，后又补作，成于1901年。
康有为撰有《礼运注》。自序说，撰于1884年，但《自编年谱》二十七岁条下，未提撰《礼运注》。书中讲到进化论，可能受到严复译《天演论》的影响（严译《天演论》成于1896年）。《中庸注》和《孟子微》撰于1901年。《论语注》撰于1902年。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发挥“春秋三世”的学说，其中有很多的牵强附会。《中庸》说：“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本来的意思是说，王天下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即下文所说的“议礼”、“制度”和“考文”。康有为读“重”为“重复”之“重”，“三重”就是三世。他认为：“三世之中又各有三世，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辗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此孔子制作所以大也。盖世运既变，则旧法皆弊而生过矣。故必进化而后寡过也。”（《中庸注》）今文家的经学向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到康有为的时候，又有些新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供他牵强附会的材料更多了。照他的讲法，孔子的制作包括了人类历史所可能有的一切发展。
康有为作《大同书》描写他所谓大同世界的具体情况。这就是他所说的“太平世之太平世”的情况。《大同书》不是一个时期写成的。
《大同书》甲乙二部发表时康有为题词说：“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1884年）法兵震羊城……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不忍杂志》）《自编年谱》二十七岁条下，未提著《大同书》，但所述当时的思想即《大同书》的思想。二十八岁条下说：“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二十九岁条下说：“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三十岁条下说：是岁编“《人类公理》，游思诸天之故”。《人类公理》似即《大同书》的前身：“依几何为之”，或如斯宾诺莎依几何为伦理学。“游思诸天之故”或即《诸天讲》的内容。
梁启超于其所撰的《南海康先生传》中略举《大同书》的主要思想之后，说：“以上各条，略举大概，至其条理之分目，及其每条所根据之理论，非数十万言不能尽也。先生现未有成书。……所述者，则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附会缘饰之以失其真也。”（《饮冰室文集》第三册）这篇传是梁启超于1901年写的。后来梁启超又说：“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立为教说……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壬寅间避地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为方今为国竞之世，未许也。”（康有为《大同书成题词》梁启超案语，见《南海先生诗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到，“吾弟幼博（主事，名有溥，字广仁），戊戌之难，戮于柴市”（《大同书》甲部《人情之苦》）。可见《大同书》是完成于1901年（辛丑）、1902年（壬寅）之间。康有为在以后还随时都有所补充。梁启超在传中所说各条是康有为早年原来的思想，即《人类公理》的思想。
《大同书》甲乙两部曾于1913年刊载于康有为自己主办的《不忍杂志》。他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这两部是经过康有为亲自定稿的。其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八部，于康有为死后八年，即1935年，才由他的学生钱定安汇同甲、乙两部交中华书局出版。钱定安在序文中说“校订其全书”，可见甲乙二部以外的各部并没有经康有为亲自定稿，而是经钱定安校订的。现在中华书局重印本，又根据原稿和另一抄本，做了一些校订的工作。
康有为撰有《诸天讲》，在这部书里，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哲学科学和幻想相混合的自然观。在他七十岁时所写的自序中说，此书作于二十八岁的时候。但直到他死后，这部书才发表。他的学生唐修说，这部书在付印时，康有为还作了许多修改。《诸天讲》和《大同书》大概是在康有为早年都已有些稿子，但最后成书包括有康有为晚年的思想。
康有为还撰有《长兴学记》和《桂学答问》，在这两部书里，康有为讲述了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
张伯桢所撰的《南海康先生传》比较详尽。张伯桢又作有《万木草堂丛书目录》，叙列康有为的著作名目，共一百三十七种（见《沧海丛书》）。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的著作和政变后的著作（包括政变后修改和补充的著作）的比较：
1．关于三世说——政变前的著作如《礼运注》，认为当时中国处在小康（升平世）的君主时代，应向大同（太平世）的民主时代迈进。政变后的著作认为中国是处在据乱世，应向升平世（君主立宪）阶段迈进。
2．关于大同学说——以《礼运注》和梁启超的《康有为传》所讲的大同学说的内容和《大同书》比较，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1）《礼运注》认为当时中国是小康时代，而《大同书》认为当时中国是据乱世，欧美已进于升平世或近于太平世。
（2）《大同书》大量地引证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制度、风俗、习惯，而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康的大同学说的形成“未读西书，而冥心孤经，独辟新境”。
（3）《大同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提出了批评，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礼运注》中的大同学说，没有否定财产私有制，梁在《康有为传》中说，康主张土地归公，但大工业可以听民间自设。
六 严复的著作
严复在清朝末年主要的贡献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逻辑方法和社会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严复受了这种刺激，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的论文，宣传“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理论，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之一。这时候，他又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一书，名之为《天演论》。他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要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论证救国的主张，指出必须向西方学习，发愤图强，才能自救；否则，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严复的这几篇著作，在当时很有影响，对于戊戌变法起了推动的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严复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他翻译的书有：亚丹·斯密的《原富》，1898年—1900年译；约翰·穆勒的《自由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1899年译；《穆勒名学》，1900年—1902年译；孟德斯鸠的《法意》，1900年—1905年译；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1898年—1902年译；耶芳斯的《名学浅说》，1908年译。
严复的翻译跟一般的翻译不同。他经常在原作中插入一些按语，对于原作者的思想加以分析或批判。有时并把这些思想，跟中国过去的某些思想，以及当时的时事联系起来，并表示他自己的看法。《天演论》一书，严复于每章所附加的案语，有时比原文还长。他也不是翻译原文，而是根据赫胥黎的意思作成论文。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他的创作。
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严译名著丛刊》，包括严复翻译的各种书籍。他的短篇论文和其他著作，经后人编辑为《严几道文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严复诗文选》，虽然是从文学观点所作的选本，但也包括了严复的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
七 谭嗣同的著作
谭嗣同的主要著作是《仁学》，这是一部哲学著作，接触到哲学的各方面的重要问题。他的思想，在有些方面，可以说是超过了他的时代。这部书是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写的，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一直到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才在日本东京发表。梁启超所写的《仁学序》中说：“况有《仁学》一书，以公于天下。”下署：“烈士流血后九十日，同学梁启超叙。”这个日子就是《仁学》公开发表的日子。《仁学》开始有界说二十七条，其中一条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这是谭嗣同在写《仁学》的时候所根据的思想资料。
《仁学》在东京出版的时候，就不只有一个版本。现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包括《仁学》和谭嗣同的其他著作，这是目前比较全的谭嗣同集。
这部《全集》分为四卷。卷一是论文，包括《仁学》；卷二是技术性质的散文；卷三是书信；卷四是诗及其他韵文。
《全集》中的著作以《仁学》、《三十自纪》、《上欧阳中鹄》第二（即《兴算学议》）及二十二两札、《报贝元徵》（即《思纬台短书》）和《报唐佛尘》等长书为最重要。
八 戊戌变法时期反动派的著作
戊戌变法时期反动派的著作，有两个总集。
（一）《觉迷要录》，叶德辉编。全书分四卷。卷一录戊戌八月以后慈禧谕旨，其因官员奏请明发者，则以原折附后。卷二录奏折公牍，自禁阅“逆报”，至查拿“富有票匪”，凡折片、告示、批札，依类编次。卷三录中外人士论康梁“罪状”者。按各报年月先后编次。卷四录康梁所著保国会、保皇会等章程，及讲学信札，湖北起事函件，谓之“逆迹”。
（二）《翼教重编》，苏舆编辑。全书分六卷。卷一录朱一新答康有为五书。卷二录安维峻请毁《新学伪经考》折、文悌严劾康有为折等。卷三节录张之洞《劝学篇》等。卷四录叶德辉《轩今语评》、《非幼学通议》等。卷五录湘绅公呈、湘省学约等。卷六录梁鼎芬、王先谦、叶德辉等及顽固人士的书牍。
从此类论著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分子的思想。
中国史学会所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有《戊戌变法》，共四册，收集很多的有关著作和文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