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说明]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上面已用较多的篇幅说明了，但在这个问题中，还有两种情景必须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一个复杂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数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之中，必有一种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由于这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就规定着或影响着其他许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外，还有其他产，而与封建阶级相妥协，但两者的矛盾是存在的）；有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威胁着农民小资产者的存在，所以农民小资产者首先是和农业资产阶级有矛盾，其次，在工业品和农产物的交换方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大部分农民变成了农业劳动者，只有少数农民还保持着小规模的经营，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和无产阶级也有矛盾）；有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进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压迫着没有加入垄断组织的自由资产阶级，所以两者有矛盾）；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一般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国会还讨论一些一般资产阶级的共通利害的问题，但到帝国主义时代，法西斯主义代替了以前的民主主义，变成了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国家大事实际上由垄断资产阶级独裁，例如在美国由华尔街老板们来决定。至于没有加入垄断组织的资本家则叫嚣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其他的矛盾。在这许多矛盾之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许多矛盾都是非主要的矛盾，都要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所影响。只有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解决了它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以外，其他许多矛盾，都要归于消灭。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虽然是存在的，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之下，由国家的工业化促进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电气化，到了那时，工农之间的矛盾即将逐步归于消灭。
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国家大事实际上由垄断资产阶级独裁，例如在美国由华尔街老板们来决定。至于没有加入垄断组织的资本家则叫嚣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其他的矛盾。在这许多矛盾之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许多矛盾都是非主要的矛盾，都要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所影响。只有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解决了它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以外，其他许多矛盾，都要归于消灭。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虽然是存在的，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之下，由国家的工业化促进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电气化，到了那时，工农之间的矛盾即将逐步归于消灭。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是最后的阶级斗争，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而其他的矛盾都是非主要的矛盾。至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则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就革命胜利以前的中国来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受着美、英、日许多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中华民族为争取生存和独立，就不能不实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所以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了主要的矛盾。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严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为了生存和自由，不能不实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所以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也成了主要的矛盾。正因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贯穿着这两个主要矛盾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由于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封建势力的方法的不同，上述两个主要矛盾，常常互换地位，有时其中一个成为主要的，另一个暂时降居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例如当着帝国主义向中国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中国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都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这时候中国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在内，便都降居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例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以及最近抗日战争，都表现着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战争，1927年以后的10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型。
[说明]但是到了另一种情形时，矛盾的地位就起了变化，例如当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不实行军事的侵略，而只是实行政治的侵略（如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开辟租借和通商口岸，行使领事裁判权，掌握海关，驻扎军队，对统治阶级供给政治借款和军火，取得各种特权，控制中国交通事业，等等）、经济的侵略（如在中国开设银行，操纵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倾销商品，在中国开设工厂榨取中国工人，通过买办阶级剥削广大的农民群众，等等）和文化的侵略（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以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时候，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阶级（辛亥革命以前的清政府，辛亥革命以后的封建军阀政府），就向帝国主义投降，和它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在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常常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集团的同盟。但这时帝国主义并不采取直接行动，而常是采取间接方式去援助反动政府压迫人民，使得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趋于尖锐化，变成了主要矛盾，其他一切矛盾（包括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在内）暂时降居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说，人民大众先推翻了封建主义，然后去推翻帝国主义。辛亥革命战争，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战争，推翻了红色区域以内的地主阶级，并给蒋介石匪帮以严重的打击。这些都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实例。
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中国的军阀战争，当然不是人民大众和统治阶级的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是各派军阀相互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各派军阀各有一个或两个帝国主义者做它的主子，各个帝国主义者援助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军阀，扩大其势力范围，间接地压迫并剥削中国人民。于是各派军阀在各个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之下，演出了军阀间的内战。这也是帝国主义采取间接方式而不采取直接方式援助反动派压迫人民，使内部矛盾（军阀间的矛盾）激化的实例。
当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即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1927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说明]在上述两种情形之外，还有第三种情形。当着国内的革命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致在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即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常常采取另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它对于那个国家的统治。其方法不外下述两种。其一是采取破坏那一国的革命的方法，使革命阵线的内部发生分裂；其二是直接出兵援助国内的反动派。当帝国主义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的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一切矛盾的发展状态。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英、法、日、美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武装干涉和包围，援助俄国内部的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弗兰克尔等反动派实行内乱，企图摧毁苏维埃政权，恢复地主资本家在俄国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的实例。又如中国在中国的特权（如收回汉口、九江的租界等）。于是帝国主义者采取了种种方法，一面调集军炮轰南京来示威，一面勾结蒋介石匪帮，以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海关协定为钓饵，使它反苏反共反人民，终于破坏了这个革命。这是帝国主义分化革命阵线内部的实例。在《矛盾论》发表以后，帝国主义者直接出兵援助中国反动派的例子，也是有的。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者也曾出兵援助蒋介石反动派，美蒋匪帮站在一个极端，中国人民大众站在另一个极端。中国人民反蒋匪帮的革命，实际是同时反美帝国主义和反蒋匪帮的革命。这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一举而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现在美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卵翼着蒋介石反动派，企图阻挠我解放台湾，并进一步想侵入中国大陆，但中国人民必将粉碎美帝和蒋匪帮的反动势力，实现台湾的解放。又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壮大，使得占据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帮感到生存的威胁的时候，美帝便直接出兵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属于同样的情形。
从上面三种情形看来，可以知道，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矛盾，规定并影响着其他一切的矛盾，这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说明]看了上面说明，我们可以知道，任何一个过程，如果有多数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它对其余许多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而其余许多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我们研究任何一个过程时，如果发现它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那就必须对那些矛盾作全面的比较的研究，从其中找出一个主要的矛盾。只要捉住这个主要矛盾，找出解决的方法，其余的许多矛盾，都可以配合那主要矛盾的解决而顺利地得到解决。像这样分析过程中的多数矛盾而捉住主要矛盾的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指示的方法。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时，分析它的许多矛盾，从其中找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这个根本的主要矛盾，而这个根本的主要矛盾之直接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这个矛盾的激化，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到社会主义社会。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的解决，其他许多矛盾都迎刃而解了。列宁和斯大林当分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从分析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出发，从各个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出发，指出了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脆弱的一环被冲破的必然性，证明了一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其次，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后，分析苏联经济的矛盾时，指出了过渡时期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指出了这个矛盾的根源，是大规模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分散的小资产者农业之间的矛盾，即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的农民阶层的矛盾（因为小资产者的农业，能够时时刻刻地产生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中其他许多的矛盾，都受上述主要矛盾所决定和领导。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的结果，使社会主义的工业大大地发展起来，全国的农业都集体化了，由于富农阶级的消灭，社会主义最后克服了资本主义，苏联便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用的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复杂的矛盾，基于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出了过程中的两个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这两个主要矛盾，在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中，由于客观革命形势的变化，其中只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另一个主要矛盾则与其他许多矛盾降居次要的服从的地位。由于捉住了一个主要矛盾，就决定了解决这主要矛盾的策略，而其他许多矛盾也都随着解决了。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证明了的真理。
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以来，由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胜利，"三反"和"五反"运动的胜利，以及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新国家的基础已经是非常巩固了。但就对外方面说来，美帝国主义还控制着我们的台湾，并侵略着我们的邻邦朝鲜，因而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就说过："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1]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矛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主要矛盾，这是很明显的。这个矛盾的阶级的表现，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在统一战线的政权下，这两个阶级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这是中国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所规定了的。中国10%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2]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主要的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3]所以，只要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发展于国计民生有利的企业，是能够助长国民经济的发展的。
万千的学问家必须学会应用这个方法。我们首先要认识新社会的那个主要矛盾，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其次要分析自己思想中的许多矛盾，如旧思想和新思想的矛盾、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的矛盾、自己的学问和新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等等，而应当确定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因而找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为要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就必须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培养工人阶级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解决那个主要的矛盾，才能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社会的利益，才能使自己的学问和新社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才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于新社会的建设，和工人一道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条件。
万千的实行家也必须学会应用这个方法，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创造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努力。新社会的各部门的建设工作都是新的工作，做这些新的工作，必然要遭遇到许多困难、许多问题即许多矛盾，必须善于分析那许多矛盾，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即中心环节），然后想出解决它的方法，随着主要矛盾的解决，其他次要的服从的矛盾也会顺利地解决了。一阶段的矛盾解决了，新阶段的许多新矛盾又会簇生出来，我们要学会毛泽东同志所用的方法逐步地去解决它，才能做好自己岗位上的工作。
无论是学问家或实行家，若果不懂得这种方法，那就会找不到问题的中心，决不能贡献出适合于新社会所需要的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也不能胜任人民所交付的实际工作。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说明】前面已经说过，当我们分析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时，不能把那些矛盾都看成同样平均的东西，而必须从那些矛盾中找出能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来，然后才能找出解决这主要矛盾的方法，顺次解决其他许多次要的服从的矛盾。但为要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还须分析那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谁是主要的，谁是非主要的，然后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实际上，任何矛盾，无论是主要矛盾或非主要矛盾，其矛盾的两方面，也必有一方是主要的，一方是非主要的。因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两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或者是矛的一方面势力大，或者是盾的一方面势力大，矛盾双方势均力敌的形态，只是暂时的相对的，而基本的形态总是不平衡的。我们知道，矛盾即是运动，如果矛盾双方永远地绝对地势均力敌，那就会变为永久的绝对的静止而没有什么运动了。静止只是运动的一种形式，只是暂时的相对的，而永久的绝对的静止是决不能有的。所以矛盾双方的势力常是不平衡的，其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即力量大），另一方是次要的（即力量小）。其主要的方面，即是在这个矛盾中起主导作用（即起支配作用）的一方面。事物的性质固然要由其中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然而细加分析，则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附带要解说一句，原文中所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两者的意思是相同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说明】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常是互相转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转化，使得事物的性质也随着发生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即势力较大的一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即势力较小的一方。但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原来占主要地位的一方就转变到非主要方面，而原来占非主要地位的一方则转变到主要方面。这种转变，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为什么由于双方斗争力量的消长而互相转化呢？这是因为矛盾中原来占主要地位的一方是陈旧的东西，势力虽大，却是要衰亡的东西；而原来占非主要地位的一方是新生的东西，势力虽小，却是要成长的东西。我们常常说起"新陈代谢"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这就是说，旧东西的死灭和新东西的生长，是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的规律。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依其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就转化为新事物，这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旧的和新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即一方面是过去的、衰颓着的、衰亡着的东西，一方面是将来的、发生着的、发展着的东西。这过去和将来、衰颓着的东西和发生着的东西、衰亡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即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新东西的势力逐渐成长，由小变大；旧东西的势力逐渐衰退，由大变小。于是强弱易势，原来占居支配地位（即主要方面）的旧东西，就转变到被支配的地位（即非主要方面）；原来处于被支配地位（即非主要方面）的东西，就转变到支配的地位（即主要方面）。到了这个时候，新东西战胜了旧东西，而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虽由事物中的主要矛盾所规定，但穷其究竟，则实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发生变化。这是新事物所以发生的根源。因为事物的性质原是由其中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如果那矛盾中没有新旧两方面的斗争，如果不是新的方面战胜了旧的方面，原来的事物就不能转变为新事物，这是很显然的。正因为原来事物中的矛盾的新的方面战胜了旧的方面，所以新事物才能发生。这个道理，下面还要举例说明。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致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致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矛盾。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孕成以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便变成了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矛盾。在最初的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属于封建阶级，其势力是非常庞大的；资产阶级不过是第三等级，受着封建阶级的统治，其势力微不足道。但资产阶级是发生着的、进步的阶级。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瓦解了封建经济，资产阶级的势力就成长壮大起来，转到了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而封建阶级的势力就逐渐衰亡下去，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封建社会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封建势力就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17、18世纪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虽然是和资产阶级同时发生，而且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但因为在经济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在政治上又受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其势力是很弱小的。至于资产阶级则占有着生产资料，又掌握着国家政权，其势力是很强大的。所以从最初起，资产阶级是站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就由原来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变为起反动作用的阶级，由新的东西转变为旧的东西了。无产阶级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是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来求得自己解放的阶级。所以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势力就成长起来、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致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终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它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于是社会的性质，就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俄国十月革命，正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例，是社会性质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实例。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斯大林说：“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又说：“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又说：“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4]这几句话，正是说明着新陈代谢这个规律的。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说明]就中国的情形举例来说。
在帝国主义没有侵入以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这个矛盾包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社会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了原有的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主要矛盾以外，又出现了新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包容中国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5]这是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根源。但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中，最初，帝国主义站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势力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首先“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5]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就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并根据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实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正因为帝国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中国的社会才变成了半殖民地社会。至于中华民族，从最初起，处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人民大众，一面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一面受着封建政治的压迫，不能组成强大的力量。并且清朝的封建政府，在帝国主义侵入后不久，就投降了帝国主义，而与帝国主义深相结合，共同压迫中国人民。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对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一系列的英勇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对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直到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英勇的坚强的革命精神。在长期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过程中，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停顿在自在的阶级的状态，还不曾起来领导这个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又没有领导这个革命的能力，所以中华民族还处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但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已转变为自为的阶级，随着它的司令部——中国共产党也成立了。于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就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逐渐地成长起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的势力日趋壮大，终于取得了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经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把美蒋匪帮赶出了中国大陆。于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变成了独立国，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所以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这两个主要矛盾，虽然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由于革命情势的变化，其中只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而其另一个是非主要矛盾，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在实际上，这两个主要矛盾是密切结合着，有时两者汇合成一个主要矛盾。一个解决了，另一个也必随着解决，或者同时解决。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解决了，但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必须成为人民共和国，即接连着要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可恨蒋介石匪帮却与美帝国主义连成一气，大举反共反人民，要把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一国的殖民地，希图在中国维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独裁政治。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向美蒋匪帮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随着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的解决而同时解决了。于是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就由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这个阶级终于被消灭了。而人民大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由于这两个主要矛盾的解决，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在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做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者推陈出新的。
[说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的事情，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例如清代的封建帝国统治人民将近三百年之久，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所策划的辛亥革命，终于取得胜利，推倒了清帝国，成立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只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就和袁世凯所领导的封建势力相妥协，把革命胜利的果实让给袁世凯。于是北洋封建军阀的势力，代替了清朝的封建势力，使这个革命终于流产）。
又如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最初的时候，北洋封建军阀的势力非常强大，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广东的势力却是很小，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工农群众的运动的发展，革命势力便成长壮大起来，终于能够大举北伐，打倒了北洋封建军阀，取得了胜利（只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放弃了领导权，放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使得匪帮背叛了革命，掠夺了胜利的果实，成立了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国民政府，来压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1927年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受了蒋介石匪帮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势力变得很小了，但中国共产党肃清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重整了革命的阵营，使革命复兴起来，势力逐渐壮大，进行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在红色区域以内，农民阶级打倒地主阶级，变成了统治者，而地主阶级则变成了被统治者。
由此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总是新事物代替看的东西代替衰颓看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专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代替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代替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在社会的生活中，经常有新生的东西代替了垂死的东西，新事业代替了旧事业；在人们的思想中，工人阶级的思想和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斗争，工人阶级思想必然取得优势，克服非工人阶级思想。一切的一切，都将由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所以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久不可抵抗的规律。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1927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1934年都失败了。
[说明]在革命斗争中，也有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实例。有时革命斗争进行顺利，有时则遭逢困难。顺利和困难，形成矛盾的两极。当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时，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但共产党人是绝不向困难低头的，只要党的政治路线正确，通过共产党人的努力，就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因而困难的局面就让位于顺利的局面。反之，当革命顺利进行时，顺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困难是其次要方面。但在这种时候，党的政治路线如果发生了错误，敌人就会乘机反攻，革命斗争就会逐步地陷于困难的局面，顺利就会转化为困难。这两种情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中，都是有过的。例如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在最初的时候，由于孙中山的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将国民党改组为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盟，并决定实行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着这个革命，很顺利地把全国的工人和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并在军事上也领导了北伐战争，摧毁了北洋封建军阀的势力。这是革命斗争很顺利的局面。但自从孙中山去世以后，蒋介石匪帮就阴谋背叛革命，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的措施，而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集团，不但麻痹大意，不知提高警惕，反而放弃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放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结果，蒋介石匪帮在1927年公开反革命，给共产党以严重打击，使革命局势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是革命斗争由顺利局面转化到困难局面的实例。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党的革命斗争陷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蒋介石匪帮的统治比以前的军阀更为凶恶，许多优秀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遭到了极野蛮的毒杀，全国突然转入了黑暗。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接受了失败的教训，清除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集结了革命的力量，在敌人进攻的面前组织有序的退却和防御，并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革命运动的复兴。但当开始在白色势力包围中建立红色政权根据地之时，革命的困难条件是很多的，读了《井冈山的斗争》，便可知道。毛泽东同志却很正确地应用了矛盾法则分析了当时客观革命形势中的矛盾，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指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同时，党决定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整党建军，紧紧依靠农民群众，推行土地革命。于是革命根据地的范围逐渐推广，到1930年已由江西发展到福建、安徽、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和海南岛，红军势力日趋壮大，粉碎了蒋介石匪帮几次的"围剿"。经过几次的大胜利，新的革命形势，也逐渐地接近于成熟了，这是革命斗争由困难的局面转变到顺利的局面的实例。不料革命情势正在顺利发展之时，党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却把革命引到错误的方向，致使白色区域中党组织差不多全部遭到破坏，而在红色区域中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因而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大失败，不得不开始了两方五千里的长征。于是由红军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高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复兴就被破坏了。
在长征中，由于党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才使中央红军克服了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无数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重整了革命的阵容，从困难的局面转到了顺利的局面。
又如就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来说。在最初的时候，日帝国主义占居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则处在非主要方面，敌强我弱，敌之进攻顺利，我之防御困难。但如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6]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的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领导着广大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在长征中，由于党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才使中央红军克服了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无数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重整了革命的阵容，从困难的局面转到了顺利的局面。
又如就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来说。在最初的时候，日帝国主义占居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则处在非主要方面，敌强我弱，敌之进攻顺利，我之防御困难。但如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7]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的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领导着广大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又如就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来说：当1946年7月，蒋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共有军事力量四百余万人，又有美帝国主义者大量的军事援助，早已利用时间完成了进攻的准备，其局面当然是顺利的。但从蒋介石匪帮发动反革命战争的那一天起，毛泽东同志早就断定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果然，到了1947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打退了美蒋匪帮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扭转蒋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消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解放战争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论断的正确。
又如我们的新国家成立之时，首先遭遇到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物价波动，金融不稳定，这是蒋介石匪帮长期破坏的结果，也受了官僚资本的残余势力的影响。但由于人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正确，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奋勇劳动，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商业的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节减，由于“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伟大成就，在短短两年多的期间内，在排除种种困难而又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下，我国的财政经济情况就已经根本好转了。
民面前，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能够善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集中群众的智慧，我们是完全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而前进的。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说明]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也是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例如当人们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知的。
知和有知之间形成一个矛盾。但若努力进行学习，就可以由无知到有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更多。这是一种情形。若要进一步追问：一个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知或知之更多，是否真知或真的知之更多？这要拿他的行动来鉴定，看他所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能否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知识和行动能否统一。如果单只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的文句和意义，而在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套，那所谓“知”就和不知相等，甚至比不知还要坏。说到这里，就要涉及阶级的立场问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这种科学是工人阶级思想的体系，只有工人阶级和完全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人们，才能把所学得的关于这个科学的知识作为行动的指南，把知识和行动统一起来。他们学得这个科学的知识越多，越是能够在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它。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盲目性，而转变到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说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上面已经举了很多实例说明了，但是抱着机械唯物论见解的人们，却说有些矛盾的双方并不互相转化。例如有人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方面，两者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种见解是不合于唯物辩证法的。在辩证唯物论看来，在生产过程中决定的要素。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9]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主要地位，当然是很明显的。但在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也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也依赖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是依赖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它也反转来影响生产力。因为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并使生产力有发展余地时，它能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并使生产力无发展余地时，它就障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在这种时候，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就占居主要地位了。不过这种情况不能持久，生产关系不能长此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它迟早必定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即是说，生产力仍要占居矛盾的主要地位。但是，生产关系为什么能障碍生产力的发展呢？因为生产力说明着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的物质资料的问题，而生产关系则是说明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即归社会所有或归个人所有的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归特殊阶级所独占，而别的阶级则丧失生产资料。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资产阶级所独占，无产阶级则除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
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即是财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障碍生产力的发展，即是资本家的财产关系起着障碍的作用。这种障碍生产力发展的实例，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因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和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和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合的，所以才发生经济危机。为要使生产力得以顺利发展，就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即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新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必须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一经济法则，仍然是发生作用的，即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事实仍是客观地存在着。但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们一旦发现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时，随时可以改变那种生产关系使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有。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即是财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障碍生产力的发展，即是资本家的财产关系起着障碍的作用。这种障碍生产力发展的实例，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因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和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和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合的，所以才发生经济危机。为要使生产力得以顺利发展，就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即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新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必须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一经济法则，仍然是发生作用的，即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事实仍是客观地存在着。但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们一旦发现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时，随时可以改变那种生产关系使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有人说，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种见解同样是错误的。革命的实践对于革命的理论，固然占居主要地位，但革命的实践若果没有革命的理论做指导，就会变为盲目的实践，必然要遭到失败。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当着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而缺乏革命理论做指导的时候，革命的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要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了。就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革命的历史来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以前为止，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进行着，但因为一直没有建立起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理论，所以都没有得到胜利。在这个期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0]但自从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同志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1]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正是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革命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之良好的例证。
又如我们要做任何一件工作（即实践），必须有一定的方针、方案、计划和政策，作为工作的指导。这方针、方案、计划和政策，对于那个工作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现在，我们新国家为了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在制订着伟大的经济计划，作为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计划对于建设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有人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种见解同样也是错误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12]基础是第一性的东西，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东西，是从基础产生的东西。斯大林所说基础是社会发展在某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即是和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随着生产力由一个阶段发展到较高的阶段时，生产关系也随着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即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转变为较高阶段的经济制度。所以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变化，那从基础产生并适合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随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在对抗性的社会中，上层建筑是独占生产资料的阶级
为了巩固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制度而建立的，是它用以统治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工具。这个统治工具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物质的统治工具，是国家、法庭和警察之类的强制机关。精神的统治工具，是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而那些强制机关的政治法律制度，则是与那些观点相适合的。例如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为了统治无产阶级，不但利用法庭和警察（有时调用军队）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并且利用学校、书店、报馆、教会、剧院、电影公司、广播电台等等，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企图在精神上麻醉无产大众，借以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占居主要地位，这是很明白的道理。但是，上层建筑虽由基础产生并反映基础，却并不是说上层建筑对于基础是完全被动的、消极的东西。上层建筑一旦成立以后，它对于基础就具有能动的、积极的力量。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绝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13]所以，上层建筑一旦成立以后，就成为极大的积极的力量，它能加速社会的发展，也能延缓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例如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以后，就建立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积极帮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巩固，并采取一切办法帮助资本主义的制度来摧毁和消灭封建主义的制度与封建阶级，因而使资本主义得以向前发展。但是到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障碍新生产力的发展，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发生动摇而逐渐衰亡下去。可是，资产阶级却凭借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企图保存那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于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就阻碍社会的发展。在新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就产生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动员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起革命的政权，用强力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多年来阻碍着新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上层建筑却竭尽全力保存着腐朽的衰亡的经济基础。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着的工人阶级及其司令部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由此可见，上层建筑虽由经济基础产生，而在它产生以后，却成为强大的积极的力量。
从上面那些说明看来，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着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要承认的。我们这种说法，是合乎辩证唯物论的。因为我们承认：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这就是说：承认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是第一性的现象；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现象。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反映，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总起来说，社会的思想、理论、观点等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我们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去说明社会的思想、理论、观点，绝不能从社会的思想、理论、观点去说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是要从社会存在去说明社会意识，决不能从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所以，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具有决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没有反作用。在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社会意识也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在对抗性的社会里，有旧的社会的思想、理论和观点，也有新的社会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前者是为腐朽的反动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们所起的反作用，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后者是为新兴的革命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们对于旧社会的反作用，是消灭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所以当着旧社会开始衰亡，当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
第一性的现象；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现象。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反映，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总起来说，社会的思想、理论、观点等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我们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去说明社会的思想、理论、观点，绝不能从社会的思想、理论、观点去说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是要从社会存在去说明社会意识，决不能从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所以，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具有决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没有反作用。在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社会意识也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在对抗性的社会里，有旧的社会的思想、理论和观点，也有新的社会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前者是为腐朽的反动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们所起的反作用，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后者是为新兴的革命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们对于旧社会的反作用，是消灭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所以当着旧社会开始衰亡，当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任务时，就产生出新的社会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成为新兴的革命阶级的精神武器，化为物质的力量，能够摧毁旧的社会生活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毛泽东思想一经掌握了人民大众，便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中国的人民革命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说明]前面说过，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单一的事物只有一对矛盾，其性质由这矛盾占主要地位的一方面所规定。例如就甲物撞击乙物这件事来说，甲物是起作用的乙方，如果它的力量大于乙物的力量，就向着起作用力量的方向运动。反之，就向着乙物起反作用力量的方向运用。复杂的事物，则有许多对的矛盾，其中必有一对是主要矛盾，这事物的性质就由这主要矛盾中占主要地位的一方面所规定。例如生物的内部有许多对的矛盾，其中生的因素和死的因素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生物的生长是由于生的因素占主要地位；反之，如果死的因素占居主要地位，这生物便趋于衰亡而至于死灭。又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资产阶级还占居主要地位时，社会之资本主义的性质不变；反之，到了无产阶级占居主要地位时，资产阶级便被打倒，社会主义社会便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时，必先分析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捉住那主要矛盾，然后更进而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互相转化的必然性。必须这样，才能找出解决那主要矛盾的方法。倘若有人不照这样去具体地分析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而只是作抽象的研究，那就不能具体地了解矛盾的情况，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上述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不平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也是不平衡的。正因为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所以事物才有变化，才有发展，旧事物才转变为新事物。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若说有平衡，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机械唯物论者布哈林，是提倡所谓均衡论的人。他用力学上的术语代人黑格尔的唯心的神秘的辩证法，作出了“均衡一均衡的破坏一均衡的再建”的公式，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在于社会内部，而在于社会外部，在于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他主张社会的发展，由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社会和自然间的均衡和矛盾，决定社会内部的均衡和矛盾，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布哈林主张一切经济政策应当从设置均衡的必要出发，不许破坏均衡，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所以他对于当时社会主义的大产业和小商品的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认为是破坏了均衡，因而主张发展小商品农业经济，停止社会主义大产业的发展，使两者保持均衡。这种见解显然是反革命的。因为小商品农业经济时时刻刻在产生资本主义，如果要保持两者的均衡，那就等于保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均衡了。这种反动的均衡论，我们必须反对它。正因为事物的矛盾中的新旧力量是不平衡的，正因为新的力量必然地成长壮大起来，终于能够战胜旧的力量，新事物才能发生。所以这种具体的矛盾情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时候，必须善于应用事物的矛盾法则，研究革命过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从许多复杂的矛盾中，找出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然后才能正确地创造出革命的理论，决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应用事物的矛盾法则，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许多复杂的矛盾，从其中找出两个主要的矛盾，即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与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而解决这两个主要矛盾的方法，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更进而指出这两个主要矛盾，在革命过程中的各发展阶段上，有时两个主要矛盾中只有一个占居主要地位，其他则降居次要地位。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战争中，人民大众和北洋封建军阀政府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在1927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大众与蒋介石匪帮政府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其他则降居次要地位。又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公开站在一个极端，中国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于是两个主要矛盾合成为一个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的各个时期中，抓住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研究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互相转化的必然性，决定了不同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例如：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蒋匪帮的反动政权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认定敌强我弱，敌据城市，我据农村，敌方显然占居主要地位。但“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14]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正确，所以革命力量逐渐发展，新的革命形势也就逐渐接近于成熟。只因为后来“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才使这一次革命的复兴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其次，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抓住了中华民族和日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指出了“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15]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基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两方面之具体的分析，决定了抗日革命战争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进行了14年的抗战，建立了19个解放区，壮大了人民解放军，终于能够配合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帝国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后来的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其次，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匪帮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分析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认定蒋介石匪帮“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16]所以，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之日起，毛泽东同志就早已断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为了打败蒋介石，毛泽东同志规定了十大军事原则作为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果然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人民解放军就已经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他转入防御地位，而人民解放军则由防御转到进攻，走向了胜利的道路。
由此可见，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方面和非主要矛盾的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
引用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0页。
[3]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1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6、417页。
[6]列宁：《做什么？》，第一章第四节。
[7]列宁：《做什么？》，第一章第四节。
[8]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9]《论人民民主专政》。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54页。
[1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7-418页。
[15]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6]引自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