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一切事物（或过程），都含有内在的矛盾，都由于矛盾斗争的发展，而转变为新的事物。但在这一切矛盾之中，按照它们的本性来说，有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区别。所谓对抗性的矛盾，就是说，这种矛盾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即采取"爆发"的形式，由旧事物转变为新事物。就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的外部对抗形式来说，这就是社会革命。至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即是矛盾的斗争的发展，不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即不采取"爆发"的形式，可以使旧事物转变为新事物。所以，在矛盾斗争性的问题中，矛盾可以是对抗性的，也可以不是对抗性的。所以矛盾的斗争虽然无所不在，而对抗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对抗矛盾之特殊的显著的表现，是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是从矛盾的本性发生的。例如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独占一切生产资料，奴隶不但全无生产资料，反而变成奴隶主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即所谓"能够说话的工具"。奴隶过着普通动物一般的生活，专为奴隶主而劳动，并且奴隶主对奴隶操着生杀予夺之权。奴隶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处于无权的状态，并且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奴隶和奴隶主，在其阶级利害的完全冲突的基础上，从最初起就开始着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就立刻出现于表面，爆发为奴隶暴动，即奴隶革命。又如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阶级独占着土地等生产资料，那些农奴式的农民是没有土地的，他们不能不在封建地主的土地上劳作，在政治上也是无权的。他们忍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超经济的剥削（如封建地主阶级随时可以凭着一纸的命令或文告去剥削农民）。所以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从最初起就开始着阶级斗争，这斗争的发展，到了实在不能忍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时，他们就爆发了农民暴动或农民革命。这农民革命，在欧洲和中国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大事件。又如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独占着生产资料，它在社会生产制度中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的非人的境遇。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没有权利可言。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都集中于资产阶级，而贫穷和苦难则集中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忍受剥削。资产阶级用尽一切力量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无产阶级则只有推翻这个制度才能真正得到解放。所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时候起，双方的斗争一直是发生着发展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转进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又如前面所说，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矛盾，都是要用革命方法去解决的。又如前面所说的由和平到战争的转变，都是战争着的双方的对抗性的矛盾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常采取爆炸的形式，这正和炸弹的爆炸一样。当炸弹在没有爆炸以前，炸弹中各种矛盾着的爆炸物，由于一定的装置，在一定条件下，仍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致发生爆炸。但到了新的条件（即发火）出现时，它就发生爆炸。这样的爆炸，就是对抗性的矛盾斗争的表现。阶级社会中的阶级革命，也是爆炸。植物的种子在适当的条件下冲破表皮而发芽，鸡蛋在孵化过程中，雏鸡破壳而出，也都是采取爆炸的形式。物理学上的阳电和阴电的接触，发出火花和音响，化学上的某些元素的化合，也采取爆炸的形式，产生出新的东西。这些都是对抗性的矛盾斗争向外部表现的实例。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认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认识无产阶级的不妥协的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是极其重要的。这种认识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以外，无产阶级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和农民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那就绝不能推翻美蒋匪帮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非常明显的。
斯大林说："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政策。"[1]
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革命，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取得最伟大的胜利，主要的原因是始终用不妥协的阶级政策，教育了工人阶级，粉碎了一切改良主义的反动理论，毫不假借地揭穿了阶级调和的谬论。
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党，用改良主义欺骗着工人阶级。它们实际上是拥护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们用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用"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有的社会党人甚至于声言工人阶级是"空洞的抽象的"名词，企图由此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并证明两者之间没有斗争。改良主义的资本家的奴才们，虽然实行着这类卑鄙无耻的欺骗，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却不断地爆发为革命斗争，这是历史的事实。像上述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在中国也是有的。例如有些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极力宣称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革命，而企图在中国实现所谓无阶级调和的社会。这完全是反动的见解。所以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并使一切劳动人民知道，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这个科学的真理，是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所证明了的。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性的矛盾的方法，和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的方法是不同的。上面所说解决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的方法，是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但这并不是说对于非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也适用同样的革命方法。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矛盾斗争的情况，才能决定解决具体矛盾的方法，不应当把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因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其本性上，是和对抗性的矛盾不同的。例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即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阶级，而农民阶级却把自己的经济建筑在小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小私有财产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所以两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其阶级地位来说，是矛盾的。但农民阶级在其本性上是双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劳动农民是劳动阶级，因为他以自己的劳动谋生，并受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一旦破产，就会变为无产者。在另一方面，它是小私有者阶级，从事小商品生产，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基础。只有估计到农民这种双重性，才能正确地解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的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两个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反对贫困与破产的斗争中，其利益是共同的。两个阶级间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不但不排斥它们的共同利益，反而能在共同利益发展的基础上，自行克服它们之间的矛盾。这样，就使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与工人结成巩固的联盟，向着社会主义迈进。这是苏联过去解决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但无论是对抗性或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矛盾的斗争，则是相同的。因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只不过解决矛盾的方法，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即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斗争还是存在的，其间并不包含有矛盾的调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也不是可以用调和的方法解决的，而是用对于农业与农民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方法来解决的。
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例如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等，都是具有公开的对抗性的矛盾。但是有些矛盾，却不是这样，这要依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情况来决定。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时代，互相矛盾着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之中，它们虽然互相斗争着，却还不曾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直到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双方才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即无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又如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和富农（即乡村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曾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集体化的时期，富农就被当作资产阶级而消灭了。在另一种特殊情况下，原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发展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例如，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无疑地是带有对抗性的矛盾。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2]。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实行着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的。到了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3]。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斗争，不至于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即爆发的形式。这就是说，像这样原带有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发展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说明]共产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即是工人阶级思想和非工人阶级思想的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的思想和忠实党员的思想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在最初的时候，或者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正是经由了上述的发展过程。托洛茨基原是混入党内的反列宁主义的孟什维克分子，他一贯地戴着"左派"的假面具，主张所谓纯工人的政府，把农民的一切阶层（不分富农、中农和贫农）看成革命的对象，反对以工人和劳动农民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新经济政策，否认"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他在列宁抱病和逝世的期间，居然组织反党的托、季（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集团，提出反列宁主义的政纲，阴谋成立自己的反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政党。托派的阴谋遭到列宁斯大林党的打击以后，仍不甘心失败，竟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公开向党和苏维埃国家举行抗议的示威，变成了叛党叛国的分子。其次，布哈林也是反列宁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现代机械唯物论者，是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他是坚决主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人，他拥护富农而企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他对于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工人发展的速度和城乡结合的新形式问题等等，都有一套反列宁主义的偏见。当联共决定实行对富农坚决进攻时，布哈林派便组成了反党集团，即"布、李集团"（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公开拥护富农，反对党的政策。托、季集团用所谓"不断革命"的"左"的词句，掩盖其投降主义的实质，而布、李集团则公开用右的词句拥护乡村的资产阶级。这两个集团终于结合起来，执行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意旨，企图摧毁联共和苏维埃国家。他们的罪行被揭发以后，终于都遭到了清洗。这是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由非对抗形式发展为对抗形式的实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也有过和上面所说相同的例子。譬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偏向，在党成立以后不久的期间，还不显著。但到了1924年以后全国革命猛烈发展的时候，"当时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共产党人领导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战争的根本任务，一直抱着消极的软弱的态度"[4]。他对于农民的土地斗争，没有采取坚决的积极的政策；对于建立群众的武装，从不予以注意。他甚至对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进攻，也处处做了机会主义的让步，致使蒋介石反共的军事势力日趋强大。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到了1927年更为明显。因为当时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非常猛烈，引起了国民党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恐惧和反抗，陈独秀此时却幻想用让步和妥协的方法来稳定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不离开革命阵线，以便"挽救革命"。结果，共产党越让步，反动势力越高涨，终于引起了1927年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变成了对抗性的矛盾。从此陈独秀派走上了与托洛茨基派结合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道路。其次，张国焘原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是一个政治两面派的人物，阴险狡诈，极不老实。他惯于拉拢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阴谋篡夺党的领导。他的政治两面派的倾向，在长征期内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他当时在徐向前同志所领导的红军中工作，"由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曾经进行分裂和背叛党的活动，拒绝与中央红军一同由川西北北上，强迫军队向西康方面退缩，并非法地组织了另一个中央。由于毛泽东同志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忍努力，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很快地就完全失败了"[5]。从此，叛徒张国焘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匪帮的特务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斗争由非对抗形式发展成为对抗形式的实例。
从此以后，由于毛泽东同志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虽然在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曾经发生过反对党的抗日政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和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使这种错误思想在没有发生更大危害的时候就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克服了"。
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7月和8月，写了他的有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深刻而又通俗地解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纠正了"左"右倾分子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其后在抗日战争期中局势变化较少的时期，党采取了整风运动的方法，领导全党干部和党员认识和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别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党八股，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并且使全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是使党进步的原动力。所以，党一方面必须对于有错误思想的党员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使他能够自我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思想，使不致发展到与党的正确思想相对抗。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虽然是不适当的。但犯了错误的同志，如果坚持自己的错误不肯改正，反而让它发展到与党的正确思想相对抗，那就是丧失党性，这是与党员的资格不相容的。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成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说明]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对抗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的工业集中于城市。资本家首先从乡村买进原料，制成商品，销售给乡村的农民，实现其所剥削的剩余价值。其次，商品的卖出与原料的买进，大都是通过商业资本家进行的。商业资本家常用高价将工业品卖给农民，而用低价向农民买进原料。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是对于乡村农民的残酷剥削。再次，乡村的金融命脉，操纵在城市的银行资本家手中，银行资本家通过信贷制度，剥削着广大的乡村。所以城市和乡村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贷制度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削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还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压倒了农民的小规模的经营，使得许多小农陷于破产与贫困，而沦为无产者。地主们把从农村剥削得来的地租用之于城市，从不考虑土壤的改良。农业资本家把剥削所得的利润也用之于城市，也不考虑土壤的改良。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日益破坏着土地的肥沃程度。例如就现代的美国来说，在大资本家的掠夺下，使土壤涸竭，弄得大量可耕的土地与牧场变成不毛之地，把没有资本恢复土壤肥沃的大量小农，从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变为流浪者。肥沃的可耕的土地，变成贫瘠的荒原。正由于乡村日渐趋于贫困与荒凉，而乡村的文化也远远落后于都市。"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6]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当年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也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乡村中的农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陷于贫困和破产的深渊。特别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不但通过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猛烈地吮吸农民的血液，并且还用超经济的剥削方法，极野蛮地剥削农民。中国本是农业国家，粮食可以自给，而买办资产阶级每年却从美国输入大宗美麦，来破坏国内粮食市场。当帝国主义者要向中国农村购买某种原料时，官僚资本家们就伸出魔掌垄断这种原料市场。例如美帝国主义要收购桐油时，官僚资本家就利用政治力量，将收购价格压到最低，并用日益贬值的伪币支付。结果，农民出售桐油所得的代价，完全不能抵偿一年的工资，被迫把桐树砍了当柴烧。其他如茶叶和别的农产物的收购，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当年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城市，不但极野蛮地剥削着乡村，并且是极残酷地破坏着乡村。我们可以说，当年乡里人对于城里人的敌对关系，实际上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敌对关系。
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当时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里面，就已在改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因为工农联盟的革命的友谊，是促进城乡互助的动力。
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因为工农联盟的革命的友谊，是促进城乡互助的动力。城市和乡村间的对抗的矛盾，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会完全消灭。
斯大林说：“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结果也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方面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不断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7]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说明]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我们必须善于区别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针对具体的情况，决定解决的方法。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表现，这类矛盾只有用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解决。至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只有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于消灭社会生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建立无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许多非对抗性的矛盾仍是存在的。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逐步地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去解决。所以列宁又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
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是消灭了。但是矛盾还是存在着。既然矛盾法则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般法则，那就没有例外，它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法则。所以无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过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是在完全的新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线上发生作用的。斯大林指示我们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为要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为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不断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不会发展为对抗，社会有可能做到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能够及时地改进落后了的生产关系使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生产力不断地向上发展，因而可以促进社会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阶段迈进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阶段。
由此可知，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对抗只是阶级社会中的矛盾斗争的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斗争的形式。由于对抗与矛盾的断然不同，用以解决对抗和矛盾的方法也断然不同，不能到处套用一个公式。
引用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2]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3]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6]见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
[7]本文最初发表于1951年2月1日《人民日报》和《福建政报》1951年第2期，略加修改后曾以《〈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为题发表于《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5期。1951《〈实践论〉解说》一书中出版。1978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该书第6版中将书中的文字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对有关引文作了校订。—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