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矛盾论》一革命行动的指南
《矛盾论》是论证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共产党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具备了严谨的科学的客观性，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对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党性。这个宇宙观在社会领域中扩张起来，就显示出工人阶级对于特定社会之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矛盾论》教导我们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认识特定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根据这一规律去决定革命斗争过程的总目标和总路线，拟定革命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勇前进。
范本，它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矛盾论》主要地说明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之辩证的关系。它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法则时，先"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矛盾论》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大师们，应用事物的矛盾法则，分析了历史上各种敌对社会的阶级矛盾的特殊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各国的各种阶级矛盾的特殊性，暴露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即旧东西死亡和新东西产生的规律、资本主义死亡和社会主义产生的规律，因而创造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普遍真理已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证明，"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
所有民族都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必然的，但所有民族不是完全相同地走向社会主义，每一个民族在某种民主形式上，在某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某种速度上，都有其特点。[1]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和在任何时候一样，也就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总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本国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殊情况上去，应用到本国走向共产主义的客观发展中的特殊情况上去，这种特殊情况在各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索和猜度这种特殊情况。[2]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之研究，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该具有何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斯大林同志在1925—1927年期间，针对着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步骤，对于中国革命的力量、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等，给了很多宝贵的正确的指示。
毛泽东同志遵循了列宁、斯大林的指示，应用矛盾法则，客观地、全面地、深刻而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民族的各种特殊情况，分析了各种复杂的具体的矛盾和矛盾各方面的特点，指出了各种矛盾在其总体上的特殊性，即中国社会全部的特殊情况。基于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确认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暴露了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达于社会主义社会，并根据这个规律，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总目标和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3]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三个敌人，就是对外实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实行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这两个革命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不推翻其中一个，就不能推翻另一个。
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
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最精细地、最留心、最谨慎地、最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间的任何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以获得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尽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5]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对于政治的军事的战略战术的决定，是完全符合于列宁的指示的。
应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个别国家的阶级矛盾的特殊性，找出解决那些矛盾的具体方法，决定到达于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若片面地强调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离开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便是错误的。所以，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以后，必须回到矛盾的普遍性问题。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两者是密切地联结着的。个别国家的阶级矛盾，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也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两者互相联结着。一个国家的阶级矛盾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阶级矛盾，各自具有其特殊性；同时又皆具有普遍性，两者也是互相联结着。这些特殊性和普遍性，都联结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联结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国际原则。例如：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反帝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斗争、工人阶级在革命群众中的领导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特定社会之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原则，都体现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所以，苏联的经验具有国际的意义，学习并利用苏联的先进经验，才能理解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联结。因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一方面固然要注意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6]国内的统一战线表现着矛盾的特殊性，国际的统一战线表现着矛盾的普遍性。两个战线的联结，表现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联结。正因为这两个统一战线的联结，所以中国的革命能够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是由一般到特殊，而毛泽东思想又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矛盾论》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范本。
《矛盾论》不但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并且是科学研究的指南。
《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是科学的宇宙观，又是科学的方法。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法则的科学。这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法则，就是对立统一法则，即矛盾法则。这个最一般的法则，是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中所固有的法则，而由辩证法在理论上归纳出来的，所以，它对于自然的运动和发展，对于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对于思维的运动和发展都是一律有效的。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人类一切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即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7]。它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提供的资料为根据，以历史发展的经验和实践为根据，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的辩证法。所以，它所处理的一般的原理、范畴和法则，是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处理的特殊的原理、概念和法则的普遍化。而各种特殊的原理、概念和法则是一般的原理、范畴和法则在各个特殊现象中的具体表现。个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才能得到处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正确方法，才能积极地、创造性地解决科学的任务，并使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依据《矛盾论》的指示，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一定的运动形式，因而每一门科学所研究的物质的运动形式，必然是特殊的运动形式，而任一特殊运动形式中必然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暴露所研究的特殊运动形式中的特殊的矛盾发展的法则。所以，"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可见，个别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各自研究其特殊运动形式中的特殊矛盾发展法则，即新东西发生和旧东西死亡的法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贯穿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成为科学研究的指导，这是非常明显的。
依据《矛盾论》的指示，个别科学研究其特殊对象的方法，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进行具体的分析，即分析材料中的具体的矛盾。单纯的事物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事物则有多对的矛盾。我们要分析事物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方面，并从其中找出一对根本矛盾，追求这根本矛盾在全过程中的自始至终的运动，追求它在全过程的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变化以及其他许多矛盾在这一阶段上的消长情况，并分析那些矛盾的各个方面。特别重要的是找寻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主要矛盾，即能够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矛盾，并且还要分析这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及其互相转化的必然性。因为只要能够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其他许多矛盾都可以随同解决；并且这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决定事物的性质的东西。主要矛盾的新生的一方面如果取得支配地位，事物的性质便由新生的一方面所规定，而旧事物就转变为新事物。新事物发生以后，就开始新的矛盾的发展过程。这样的分析过程，同时伴随着综合过程。我们要了解全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的特殊性，要了解各发展阶段的矛盾在其总体上的特殊性，要了解新东西发生和旧东西灭亡的必然性，必须是一面进行分析，一面进行综合。用一句话说，在关于对象的认识过程的各个阶段上，同时分析地综合地起作用。这分析与综合的统一过程，即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依据《矛盾论》的指示，分析与综合的统一过程，必须结合归纳与演绎的统一过程。归纳即是"由特殊到一般"，演绎即是"由一般到特殊"。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过程是互相联结的，即归纳与演绎是统一的。而归纳与演绎的统一，有隶属于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归纳是人们把所认识的许多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概括起来，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这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人们根据所已经认识的这种共同的本质，进行研究那些尚未研究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就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这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但我们当要概括所已经认识的许多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而归纳出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时，如果不先进行具体的分析，那样的归纳必然是粗枝大叶，流于肤浅，也绝不能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同样，当我们要根据那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去演绎到新的事物时，如果对于那个新事物不进行具体的分析，那样的演绎就会抓不住新事物的本质，而变为独断。所以，归纳与演绎必须隶属具体的分析。分析是与综合相结合的，因而归纳与演绎就成为综合的因素。
由于与具体的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的每一次循环，"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科学是不断地通过克服某种科学原理与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正因为旧原理与新事物之间有矛盾，科学便为了克服这类矛盾，展开了新东西与旧东西之间的斗争。于是一切不符合于新的客观实际的东西则被抛弃，而符合于新的客观实际的东西则被保存和发展。所以，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遵从着矛盾法则的。
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正在响应着毛主席的号召，都在努力学习着苏联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这是科学界的新气象。但是，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何以能够成为先进的而站在世界科学界的最高峰？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一点，然后才能好好地学习它。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所以能够成为先进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使得科学从资本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而苏联的科学家又能够剔除资产阶级学者所掺入科学中的主观的歪曲与伪造，保存其合乎客观真理的积极成果，并且使它向前发展。因此，苏联的科学变为人民的科学、为人民利益服务的科学，并与共产主义的建设密切地联系着。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是拥护自己阶级利益的说教，充满自己阶级的偏见。它在与封建阶级的神学做斗争的时候，虽然起过进步的作用，并且也曾发现过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但它从未曾暴露过社会发展的根本法则，因而从未曾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就掩蔽社会的阶级矛盾，由改良主义的学说而转变为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界对于过去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取的态度，是指出其个别的部分的结论，批判地加以改造，并坚决地向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进行斗争。苏联的科学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并利用这些法则进行着共产主义的建设。
至于自然科学，原是没有阶级性的，但阶级对于自然科学却不是漠不关心的。在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把自然科学弄得残破不全，一些重要科学部门处于停滞状态，而另一些部门却向着残杀人类的方向猛烈发展。物理学被用来制造原子弹，化学被用来制造毒气弹，机械学被用来制造新武器，细菌学被用来制造细菌弹。美国科学研究的经费，有70%以上用在海陆空军方面，许多自然科学家被华尔街老板们所雇佣，专门研究杀人武器。垄断资本奴役自然科学家，使自然科学向着巩固其统治和增加其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发展。还有，自然科学虽没有阶级性，而自然科学家则是有阶级性的。属于资产阶级僧侣主义的，当把客观事实和规律做哲学性的结论时，就必然反映出自己阶级的利害。他们之中，甚至有的故意和唯物辩证法作对，往往把科学的经验材料做主观的歪曲，企图攻击唯物论（如马赫派把电子的发现曲解为物质的消灭），还有故意把唯心论学说掺杂于自然科学之中，歪曲经验材料，为僧侣主义洞开门户。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立即把自然科学从资本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使它变为人民的科学，并且大力推动科学的发展与繁荣。苏维埃的自然科学家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剔除某些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所掺杂于科学中的主观的歪曲，如量子力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中的唯能论，化学中的共振论、中介论，生物学中的魏斯曼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与之做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苏维埃的自然科学家，坚决依靠过去自然科学的成就，利用过去科学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及其所暴露的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然法则，向前发展其基本的内容，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使自然科学更趋于繁荣和发展。因此，苏维埃自然科学表现了惊人的成绩，如巴甫洛夫的生理学说，米丘林的生物学说，勒柏辛斯卡娅的细胞学说等，都是伟大的新成就。[8]现在，苏维埃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法则，并利用这些法则，为共产主义建设服务。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是有工人阶级的党性的，这党性是和严谨的科学性结合着。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立即把自然科学从资本的锁下解放出来，使它变为人民的科学，并且大力推动科学的发展与繁荣。苏维埃的自然科学家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剔除某些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所掺杂于科学中的主观的歪曲，如量子力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中的唯能论，化学中的共振论、中介论，生物学中的魏斯曼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与之做毫不妥协的斗争。
同时，苏维埃的自然科学家，坚决依靠过去自然科学的成就，利用过去科学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及其所暴露的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然法则，向前发展其基本的内容，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使自然科学更趋于繁荣和发展。因此，苏维埃自然科学表现了惊人的成绩，如巴甫洛夫的生理学说，米丘林的生物学说，勒柏辛斯卡娅的细胞学说等，都是伟大的新成就。[9]
现在，苏维埃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法则，并利用这些法则，为共产主义建设服务。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是有工人阶级的党性的，这党性是和严谨的科学性结合着。
由此可见，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首先要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把一切科学转变为人民的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科学。同时，我们必须像苏联科学家那样批判地处理过去科学上的成就，汲取那些为实践所证明的合乎客观实际的东西，把它保存起来，并加以发展，剔除那些为实践所不能证明的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东西，加以批判，并与之斗争。
上面说过，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并不能算是科学，它从不曾暴露过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并且是拥护剥削制度和压迫无产阶级的说教。我们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这种真正的社会科学，才能了解社会发展的根本法则、资本主义死亡和社会主义代兴的法则，才能了解社会之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要汲取的东西，至多只是它所收集的实际材料和个别部分的结论，并且对于那些实际材料和个别部分的结论，还必须做辩证法的研究和改造，使适合于我们的目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反动倾向，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路线，同它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当然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是人类许多世代积累下来的知识，多少精确地反映着客观的自然现象的联系和法则的。至于由旧的统治阶级带进自然科学中的主观的曲解，那并不能算是科学。
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已经提出了“科学联系生产”的口号，这是很正确的。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方法。自然科学原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它直接与生产相联系，它是从生产发生的，又积极地影响于生产。生产的发展促进科学的发展，反之，科学的发展又助长生产的发展。科学与生产的相互作用，正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原因。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促进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从矛盾论即辩证法产生的。批评是互提意见，展开争论，可以说是互相矛盾；自我批评是自己对自己的斗争，可以说是自相矛盾。这两者都以客观真理为根据。真理愈辩而愈明。科学家们只有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克服旧的观点和作风，树立新的观点和作风；才能肃清过去科学中旧的残余，去改造自然和社会，为国家大规模的建设服务。
引用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2页。
[2]《论人民民主专政》，第19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6页。
[4]《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735页。
[5]《论人民民主专政》，第7—8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8页。又文内引号中的话未附注的，均见《矛盾论》原文。
[7]作者在此段论述中对所列举的自然科学实例的评价是不妥当的，后来作者改正了自己的观点。——编者注
[8]本文是1953年10月26日李达在中南财经学院为武汉市高校教师所作的报告，同年10月30日又以基本相同的内容为武汉大学全体教师作了一次报告，由陶德麟记录整理。——编者注
[9]本文是1953年10月26日李达在中南财经学院为武汉市高校教师所作的报告，同年10月30日又以基本相同的内容为武汉大学全体教师作了一次报告，由陶德麟记录整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