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商鞅在秦国同顽固派的大辩论
照上边所讲的，自从晋国分为韩、赵、魏三国以后，三国又各自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这都是晋法家的成绩。战国中后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商鞅是卫人，韩非是韩人。他们的思想都属于晋法家的范围。商鞅在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掌了政权，在秦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封建化的改革。经过商鞅的变法，秦国由落后地位转化为领先了，为秦国后来统一中国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商鞅出身于卫国的没落贵族。因为他是卫国国君的子孙，当时称他为公孙鞅，也称为卫鞅,也称为商鞅。商是他在秦国所受的封邑。他是商这个地方的封君，所以又称商君。后人把他的言论编辑为一本书，名为《商君书》。
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孝公于纪元前361年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卫国到秦国见孝公，同他接连谈了三次。第一天，商鞅讲"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商鞅讲"王道"，孝公听了，觉得比第一天讲得好一点，但仍然认为是不可用。第三次，商鞅讲"霸道"，孝公听了大为高兴,连谈几天都不觉得疲倦。商鞅同别人说：他所讲的帝王之道,就是夏、商、周三代所行之道，所谓霸道，是"强国之术"（《史记'商君列传》)。
现在看起来，商君和秦孝公在前二次所谈的是政治方向问题。他先同孝公讲守旧的办法，照这个办法行事，秦国就不能富强。第三次所讲的是实行改革的方向和办法，照这个方向走，就进一步地封建化。商鞅讲了这两种办法两个方向，作了比较，让孝公选择。他当然知道孝公是要走改革道路的，商鞅自己所要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不过他要让孝公自己作出选择，以鉴定孝公实行改革的决心。
孝公下了决心以后，就发动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向问题的大辩论。《商君书，更法》篇记载了这个辩论两方面的发言（《史记，商君列传》也转载了）。在这场辩论中，主张改革的代表是商鞅。反对改革的代表是甘龙、杜挚。所辩论的内容，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篇这三句话是辩论的题目。
"虑世事之变"，就是说，要考虑当时大转变时期形势的变化。当时的东方各诸侯国都已先后进人封建制，秦国落后了，国家衰弱了，在这个新的形势下秦国怎么办？秦国应该采取些什么措施？怎么样改革政治上、社会上的制度？怎样统治老百姓？这是变法的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要从这三个方面决定应该朝什么方向走。这并不是专凭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当时的形势变了，客观的形势决定方向的选择。从客观的形势讲起，变法就有了根据。特别注重这一点，是晋法家的特点。
孝公首先表示了他的决心，说："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更法》)就是说，他的意思已经决定了，但需要一番辩论，以对付那些反对的人。
商鞅回答说："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阇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就是说，孝公既然已经决定变法,那就不必顾虑守旧者的反对和诽谤。凡是创新的事情，开始总是有人反对的。一般的人对于创新的事物，开始总是不习惯，但是等到后来有成绩的时候，他们就都高兴了。商鞅引"郭偃之法"以为根据。他不引管仲之法，而引郭偃之法，这说明晋法家和齐法家有不同的创始人。商鞅得出结论说:法和礼都是适应形势的需要和老百姓的愿望的。如果能够强国，合乎老百姓的利益，法和礼都是可以变的。
商鞅在这里把法和礼并举。在这种并举中，法和礼不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物，不是像春秋时期那样，要用法治代替礼治，而是把礼作为一种同法并行的东西，如风俗习惯之类。春秋时期所谓"礼"指的是周礼，是奴隶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商鞅认为，各个时代各有其不同的法律、制度，也各有其不同的风俗习惯。新兴地主阶级也并不是不要礼，所反对的只是奴隶社会的礼，即周礼。商鞅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形势改变了，要用地主阶级的新礼，替代奴隶社会的旧礼。
这一段话，是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改革的总纲。它既代表了一个政治方向问题，也代表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要点是向前看，不向后看；要创新，不要守旧；要有所创造，有所作为，不要停止不前，更不要倒退。守旧者的代表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政，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熟）察之。"意思就是说：照着旧习惯、旧办法办事，最容易为官吏和老百姓所接受，所以最为方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甘龙的这个论点，为墨守成规的保守观点作辩护，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的表现。这就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有这种世界观的人，因循苟安，主张无所作为，反对有所作为。
商鞅反驳说:"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意思就是说:有两种人,一种是立于法之外而制法的；一种是为法所制，拘于法之内而守法的。前者是智者，后者是愚者。智者也是变礼的人;愚者是被礼所拘的人。还有一种学者（指儒家）拘限于自己所听说的那老一套，也是属于愚者之类。这种人只会照礼办事。
商鞅的这一段话，对于守旧者的批判是很深刻的。这种守旧的人局限于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只能从奴隶主的观点看奴隶制。这就是只能站在奴隶主之内看奴隶制。所以不能同他们谈奴隶制以外的东西。商鞅所说的"法之外"的"外"字有这样的意思。
代表守旧的另一个人杜挚说："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这是反对变法的另外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变法可能有利。但是变法的利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问题。新法的利益如果不比旧法的利益大一百倍，就不变法；如果一个新工具的效率不比旧工具的效率多十倍，就不换工具。向来都是这样说的。可见，以古为法是不会错的，照着周礼办事是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杜挚的这一段话的意思，恰好正是孟轲所说的那种思想："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
商鞅驳斥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君无疑矣。"意思就是说:所谓古是一个笼统的名词。古也有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时代中，有不同的文化("教"），有不同的制度（"礼"）。要说是"法古"、"循礼"，究竟以哪个时代为法呢？古代的帝王，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以及周朝的文王、武王，都各自照着他们时代的需要，而立他们自己的法，为事情的方便而制定他们自己的礼。礼和法都是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变的，命令各有其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各种兵器,各有它的用处。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止一条路，只要与国家有利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法古。汤、武并没有照着古代的陈规办事，但他们还是兴起。他们的后人并没有变礼，但他们还是灭亡。所以反古不一定就错，循礼也不一定就对（以上辩论的原文均引自《商君书，更法》）。
在这个辩论中，商鞅得了完全的胜利。孝公听了他的话，坚定了变法的意志，说："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垦草令即《商君列传》所说的"变法之令"。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十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举行第二次变法，使秦国的封建化更加深入。
第二节商鞅推广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措施
《商君书》的第二篇是《垦令》。照题目看，"垦令"应该就是"垦草令"。但是照形式看，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命令，照内容看它是一个富国强兵的方案，是一个变法的纲领。它可能就是商鞅向秦孝公讲"强国之术"的发言提纲。这一篇提出了二十种措施。其中关于赋、税的措施，最有历史的意义。因为它巩固了封建剥削的分配制度，把秦国的封建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商鞅说："訾（赀）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当作上不非上。见高亨《商君书新笺》。下句同），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垦令》）
"訾（赀）粟而税"就是计算农民收人粮食的多少，从其中抽出一定的数目作为地租。这个数目是多少，相当于收入的百分之几，这里没有说。无论如何，这一种剥削是封建制的剥削。实行这种剥削，社会就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国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初租禾"（见《史记，六国年表》；《秦本纪》秦简公六年）。秦国在孝公变法以前，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实行封建制的剥削，但是在那个时候是"初租禾",商鞅的措施是"訾(赀）粟而税"。前者是按"禾"计箅，后者是按"粟"计算。这两种算法怎样不同，已无从考查了。照《商君书》这一段所说的，"訾（赀）粟而税"的目的在于"上壹而民平"。似乎是说,按粮食计算，可以有一种比较统一的算法，农民的负担也比较平均。有了比较统一的计算法，经手收税的臣，就不敢为非做歹。农民的负担比较平均，农民就不轻易反抗。照这个办法，农民就不至于反对国君，也不至于为官吏所苦。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他们就好好地耕种田地，不想逃荒或反抗。农民的积极性提髙了，开垦的土地就多了，国自然就富了。
法家的一贯主张，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办法就是让农民也分得他们的劳动所得的果实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一改变就是分配制度的改变。由于这一改变，奴隶制的剥削就转为封建制的剥削。上面所引的商鞅的话所说的，主要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訾（赀）粟而税"的措施是"初租禾"的重要的发展。
《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这是商鞅第二次变法的一个重要措施。"初"字表明这在秦国是一个创举。"赋"与"税"不同。《汉书*刑法志》说："有税有赋"（本或作租，非）。"税以足食，赋以足兵"。《食货志》说："有赋有税"，颜师古注说："赋为计口发财，税为收其田入也。"赋是兵役、徭役制度，是按人口计算的。税是地租，是按地计算的。这也是一种封建制的剥削。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就同牛马一样，无所谓兵役、徭役制度。《商君书》中没有提到"初为赋"，但有一条说："禄厚而税多，食口者众，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原作贱，依孙诒让校改）重使之。"就是说:对贵族实行计口收人口税，加重他们的兵役、徭役。这是用赋作为打击贵族的一种措施。
商鞅在经济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开阡陌"。这一项不见于《商君书》，见于《史记?秦本纪》、《史记?商君列传》和《汉书?食货志》。《商君书》本来是后人所编辑的，并不包括商鞅的全部言论和行动。
在《汉书，食货志》里面有许多陈词滥调。但剥去了这些陈词滥调，有些重要的历史事实，还是可以看出来的。照他所记载的，在春秋战国大转变时期，在生产关系方面有两个具有关键性的事情。一个是鲁国的"初税亩"；一个是秦国的"开阡陌"。
《食货志》说:在东周末年，"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晦。春秋讥焉"。这一句话所说的历史事实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这里所说"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就是说，在春秋时期奴隶对于奴隶主要反抗、作乱了，其结果，奴隶主的田地荒羌了。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奴隶主们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实行按亩抽税的办法。这里用了一个"故"字。这个"故"字说明了税亩和奴隶反抗的因果关系。
《食货志》下边接着就讲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从生产关系这方面看，"尽地力之教"的要点就是"授田"。《食货志》肯定这个"教"的成绩，说："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下边接着说："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这里所说的"开阡陌"是商鞅的重大措施。"阡陌"就是田间的封界，如小沟、土埂之类。在商鞅以前，田地都分成小块，每块一百亩，块与块之间有封界，以为界限。这就叫''阡陌"。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合言之，称为"阡陌"。这种地块是以前用以分封诸侯的计算单位。也是以后的按人口授田的计算单位。照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所规定的，每一个农民可以受得一百亩那么大的一块田地，养活五口之家。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一个农民能够耕种的田地，不止一百亩。这种计口授田的制度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了。阡陌也就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商鞅开"阡陌"，就是把这些阡陌都挖掉，把限制打开。"开"字的意思是打开，不是开设。
司马迁记载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史记，秦本纪》)这是商鞅第二次变法中的一件重要措施。又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又记述蔡泽的话说：（商鞅）"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讲的是"开阡陌"所产生的效果。
在奴隶社会中，土地这个生产资料为奴隶主所占有。耕种的收入全归奴隶主。奴隶只是像牛马一样，于劳动之余，吃一点充饥的东西。这是奴隶制的剥削。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是把土地包给土地的耕种者，每人包一百亩，土地仍归国家的统治者所有。在每一个包土地的人的收人中抽出百分之十，以为地租。这是封建制的剥削。照这种制度，国家的统治者把土地包给农民，这就叫"授田"。一个农民把这一百亩承包下来，这叫"受田"。这个授受的有效期间，只限于一个农民的一生。在他成为一个壮劳动力的时候，他就受田。等他死亡或不能劳动的时候，他就要把所受的田交还统治者。由统治者另授予别人。在这个"授、受"之间，授田与交还田（归田）之间有许多麻烦。一个农民受田之后，他对于那块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他在耕种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不稳定。"开阡陌"和准许买卖田地，是连在一起的。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这里所说的"除井田"就是开阡陌，"民得卖买"就是说，种地的人可以把他所种的地做为他的私有财产，可以传至子孙，可以买，也可以卖。这就是省去了土地授受的麻烦，农民的心也安定了。这就叫"静生民之业"。
在还没有承认土地私有的时候，农民的积极性还可能没有尽量发挥出来，特别是在他要放弃他所受的土地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积极性，还可以怠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就减少，国家的税收也随着减少。国家的税收有时多有时少，这就是不"平"。在开阡陌之后，废除了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限制，又承认他所耕种的土地为他个人的私有财产。于是他的积极性一贯地发挥出来。他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平，国家的税收也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平，不会有时多，有时少，这就是"赋税平"。
这样的解释只是一种推论，没有材料的根据，可能不对。但有两点是可以断定的：一点是商鞅开阡陌，是破除当时对于生产力的一种束缚，是进一步地解放了生产力。另一点是商鞅开阡陌同时也公开承认，一个农民对于他所耕种的土地，不但有使用攀，而且有所有权，可以买卖。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巩固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社会又进一步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商鞅的这个措施，对于当时说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由此也引起了农民中贫富两极分化。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也就是班固所说的，"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汉书，食货志》）。这是必然的。从农奴制到封建制，只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广大农民群众，仍然摆脱不了过牛马的生活。从封建社会一开始，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和斗争就开始了，还是这种农民对地主的不断斗争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
第三节商鞅对于宗法的变革
司马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令,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这个变法令打击了奴隶主贵族，表明地主阶级对于奴隶主贵族的专政。
从这个变法令的具体规定中可以看出来，商鞅的变法有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商鞅的变法，是对于当时的旧社会的一个深刻的改革，有移风易俗的意义。蔡泽称赞商鞅用"一其俗"三个字。这是属于商鞅在《更法》篇中所说的"礼"的范围。变法的意义不止于变法，而且是易礼，他所要易的"礼"就是宗法。
宗法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周朝的分封制是以宗法为基础的。儒家所讲的"亲亲"也是以宗法为理论根据的。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宗法就是族权，也成为束缚劳动人民的"四大绳索"之一。商鞅变法的一个主要精神，就是反奴隶社会的宗法。
商鞅的变法令，第一项就是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叫他们互相监视。这个组织不是以宗法为基础，而是以国家的编制为基础。如果某一组织中有违反法令的事，这一组织的人就要不分亲疏、不管同族同宗的关系，互相告发。孔丘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这是儒家"亲亲"的原则，是以宗法为基础的。法家根本反对这个原则，要取消这个基础，商君的变法令就是一个例子。
从统治者这一方面说，变法令规定：国君宗室的人如果没有军功，就要把他的名字从宗室的名册中除去。这也是破除"亲亲"的原则，是对宗法的一种变革。
变法令又规定：老百姓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就^!、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就要加倍收人口税，加倍派他徭役。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又规定："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那就是说，必须分家，各自独立生产，即使加倍出人口税、加倍徭役也不行。这是更进一步地破除宗法，反对儒家的"亲亲"的原则。汉朝的贾谊《治安策》说："商君行政，其民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汉书?贾谊传》）贾谊说的就是商鞅这个破除宗法的禁令。变法令的这些规定，是对于西周奴隶社会的一种深刻的变革。
儒家拥护宗法，他们把人看成首先是在他们的宗族中占一定地位的成员。是父或是子，是兄或是弟，是夫或是妻。他的道德义务，首先是当个好的父亲，好的儿子，好的哥哥,好的弟弟，好的丈夫，好的妻子。法家则把人看成首先是一个能生产的劳动力，一个能打仗的士兵。法家不管宗法那一套。对老百姓是如此，对于奴隶主贵族也是如此。这是对于当时的旧传统比较彻底的一个改革。
第四节商鞅对于富国强兵的理论和措施
地主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他们的利益主要来自农业的收人。他们的剥削主要是对于农民的剥削。所以，他们企图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成为农民，在和平的时候为他们生产，在战争的时候为他们打仗。这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法家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主张，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应该用1切的办法鼓励（"劝"）老百姓,提高积极性，增加生产。他们的这种思想在当时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所以也是符合历史的进步趋势的。
商鞅说："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他认为，官爵是统治者用以鼓励老百姓的主要工具。统治者应该用这个工具鼓励老百姓务农备战。务农是主要的，务农就能备战，备战就在务农之中。如果老百姓是很好的能生产的农民，他也就是很好的能打仗的士兵。士兵出于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本书第三章讲到管仲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从事四种职业的人，即士、农、工、商。他认为这四民统是国家柱石，这是比较早期的法家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各国争夺霸权日益激烈。各国都需要进一步地富国强兵。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上，国家的富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生产粮食的多寡。生产粮食的多寡，主要取决于生产粮食的劳动力的多寡。当时的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在秦国和赵国的长平之战中，光是投降于秦而又被杀死的赵国士兵就有四十万。秦、赵两国在这次战争中，双方所用的士兵合起来总共有一百万以上。这些众多的士兵都是要从农民中抽调出来。商鞅认为备战即在务农之中。这种理论就是战国时期这种情况的反映。
商鞅说："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惽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不字上当有"亡国"二字）。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商君书，农战》）意思就是说：现在统治国家的人，大多数都没有抓住要点。'关于治国的言论很杂乱，都想用自己的办法替代别人的办法。所以统治者为他们所迷惑，不知道究竟怎么办好。老百姓也都懒惰而不务农。有的喜欢辩论、念书（士），有的做买卖（商），有的为技艺（工），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逃避农战。他们都不生产粮食，只是消耗粮食。他们都是游食。在国有事的时候，那就更糟。喜欢辩论、念书的"学民"不习惯于纪律。做买卖的商民善于投降。"技艺之民"也是无所用之。所以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被敌人击破。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而游食的人多，这样的国家是既贫且危。
商鞅接着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商君书'农战》)意思就是说:善于统治的人，知道统治国家的要点，所以他叫老百姓的思想都倾向于务农，并且实际务农，成为农民。使他们的思想行动都统一于农。商鞅认为，农民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朴实，容易受教。第二是诚恳，容易服从。商鞅的这些话，有些是对于农民的赞扬，有些实际上是对于农民的诬蔑。有一点倒是有根据的，是农民"重居"。农民都是依靠土地为生的，土地是不可迁移的，所以农民也不愿意抛弃他所耕种的土地，而随便迁移。农民把他们住的地方看得很重。这就叫"重居"。至于士、工、商，因为不靠土地生活，所以不重视他们所住的地方。这就叫"轻其居"。一旦敌人来了，重居的人就能够死守抗击，而轻其居的人就容易逃跑。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士可以读书做官，商可以发家致富；工也可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农民的收人较少，生活比较苦。如果统治者没有一定的措施以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就都愿意为学民、商民或工业之民，而不愿意为农民。《管子》书里边有一篇想出了一个办法：说是在一年之中，使四民互相转业，这样他们的收入就可以大致相等。这个办法大概很难实行。以后也没有人再提。商鞅的办法是用政权的力量，抑制士、工和商，而尊重、鼓励农民。"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
(《商君书，农战》)这就是说：老百姓见上边的鼓励都是从一个孔道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意志趋向就都统一了，都统一于务农。老百姓的意志和趋向本来是很散乱的，以重农统一老百姓的意志和趋向。这就把原来是散乱的东西，像和泥巴那样抟起来。
商鞅的这个思想，在变法令中作了具体的规定。照这个令，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多的人，可以豁免徭役。不生产粮食的人,连他家中的人，都要治罪。生产、打仗有功的人，受政治上优待。没有功的人虽然很富，也受轻视。
商鞅以农战为目标，以赏罚为督促老百姓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抟起来。这种组织，是在破除宗法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组织，就比以宗法为基础的组织紧密得多了，坚强得多了。这就使秦国在战国中后期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商鞅说："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书，画策》）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他反抗奴隶主的统治，改变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的发展，这是其进步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但他仍然是一个剥削阶级，对于劳动人民还是进行残酷的剥削和严厉的统治；这是它的消极的一面。商鞅的变法也有其两面性。上面几节所讲的都是它的积极的一面。但一说到制民，变法的消极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这里所引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新兴地主阶级要想控制中国，必先要控制他本国的劳动人民。要想控制劳动人民，必须要胜他们，要他们服服帖帖。商鞅认为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就如铁工和铁的关系，陶工和土的关系。铁和土是两种材料，铁工和陶工把它们捏造成什么样子，它们就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统治者的统治，劳动人民就好像一群飞禽走兽，必须有一种东西把它们制服。这种东西是根本的，这个根本就是法。所以善于统治的人用法制服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都制服起来，叫他们生产，叫他们打仗。这样就可以国富兵强，统治者的名誉也树立起来了，所统治的土地也扩大了。
但是，法也不是随意制定的。商鞅说:"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商君书?画策》)就是说：统治者的法令是以必然之理为根据的，是合乎时势的、必定的、需要的。所以他的政策、法令实行起来，必然有很好的效果。
商鞅在这里提出了"理"和"势"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理"指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必然的；"势"指某一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所以称为"时势"。在某种情况下，必须做某种事，所以说是"必为"。这是后来的发展。专就商鞅的这一段说，他连甩了五个"必"字。这表示他的变法的思想的明确，态度的坚决，也表示地主阶级，在其还是革命的时候，对于它的前途是很有信心的。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就是地主阶级的这种思想的实现。在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上，这种思想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第五节商鞅的进步的历史哲学
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们主张社会制度应该随时变革，因此他们有一套历史哲学，作为他们主张"变法"的理论根据。商鞅说:在太古时代的"昊英之世"，"人民少而木、兽多"；所以人只是"伐木杀兽"，就可以维持生活。到了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所说的是原始共产社会还没有阶级时候的情形。在这个时代以后，"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这就是有了阶级对立了。"以强胜弱"是就一个部落之内的阶级斗争说的；"以众暴寡"是就部落之间的斗争说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这就是说，需要建立等级秩序和国家机器，以暴力进行统治，对内用刑罚（"刀锯"）；对外用战争（"甲兵"）。《管子*君臣下》有类似的说法。这种历史观是法家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跟历史发展的情况，大体上是相符合的。
商鞅为国家的暴力辩护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法家都是主张对外战争,对内镇压的。是主张用暴力的，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法家的特点是,它不掩饰它的这一主张。这也是由于它的这些主张是跟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相符合的。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法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统一,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历史中的这些变化，商鞅认为都是由于"必然之理"和"必为之时势"。所谓"时势"就是各时代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
商鞅把"时势"这个概念应用到历史上，又把历史分为上、中、下三世。三世的特点是："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从西周到战国之间的社会变化。所谓"亲亲而爱私"，是指周朝的以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这是周朝所用以进行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所谓"上贤而说仁"是指春秋、战国初，反映了地主阶级及小私有生产者参加政权的要求。早期法家和早期墨家主张"尚贤"，提倡"兼爱"，是这个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所谓"贵贵而尊官"，是指战国以来地主阶级夺了奴隶主的权而专由自己专政的要求。在这个斗争中，地主阶级联合君主，打倒贵族，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因为要专制，要中央集权，所以要尊君（"贵贵")；因为要用官僚，所以要"尊官"。"官"不必是瑪；君也不必是贤。法家认为，只要用他们的办法，完全用不着"亲亲"、"悦仁"和"尚贤"。
商鞅接着说:"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商君书，开塞》）
商鞅把"亲亲"、"尚贤"和"贵贵"作为他所说的"三世"的特征。照上面的分析，这是有根据的；他是抓着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现象。商鞅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时代变了，制度就应该改变，从而打击了为奴隶主旧贵族服务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他还认为"三世"的变化，是由于"世事"的变动。当然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法家的人不可能知道，历史的推进主要的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动和敌对阶级的斗争，但是他们认识到"世事变而行道异"。"行道"是统治者的措施；"世事"是不以统治者个人的愿望为转移的社会情况。他们认为后者决定前者。这是他们的历史观中的辩证法因素，是很可宝贵的。
法家的思想，从"尚贤"到"不尚贤"，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个转变，有其阶级根源，也有其认识论的根源。
就其阶级根源说，"尚贤"在当时的社会大转变中，是地主阶级和手工业主向没落奴隶主贵族夺权的一个口号。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贵族掌权是世袭的，辅助他们的人也大多数是他们的兄弟亲属。这就是所谓"亲亲"。当时夺权的阶级，就以"尚贤"的口号反对"亲亲"的制度；到地主阶级已经初步地夺了权，而要巩固它的政权的时候，它就不提倡"尚贤"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一定都贤。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尚贤的口号，而提倡"不尚贤"了。地主阶级从其本身的经验中，知道"尚贤"是一种夺取政权的口号，因此它就提出"贵贵"的口号。这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口号。
从认识论的根源说，法家认为：统治劳动人民的主要工具是"法"。有了法以后，下攻的官吏们只要执行法就可以了，贤或不贤没有多大的差别。比如：在手工业生产中，工人的技术的高低关系很大。巧的工人的产品就比不巧的工人的产品质量高；但是在用机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工人们只要能够照着操作规程开动机器，就可以生产出质量差不多的产品，巧和不巧差别不大。这就是商鞅所说的"使贤无用也"。后期法家的思想，大都是从这一方面讲"不尚贤"。当然这种讲法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服务的。
商鞅注意到时代的变化，以这种变化作为变法的根据，这是晋法家比齐法家进步之处。也就是后期法家比前期法家进步之处。至于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历史为什么这样地发展，原因何在？商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的韩非，企图解决这个问题，并作出了一个在当时说是进步的答案。下文讲韩非的时候，要讨论这个-答案。
公元前336年，秦孝公死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乘机复辟。暂时夺了权，杀害了商鞅。但复辟势力并没有能够改变商鞅的变革创新的方向，秦国仍然照着商鞅的路线前进，终于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