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宋妍、尹文的政治、社会思想
战国中后期科学、技术中所表现的哲学思想，是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者（包括工艺和技术工作者）阶层的思想。这是后期墨家的主流。还有一派思想，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认为也是与墨翟一派的。这一派是后期墨家的支流，其领袖人物是宋妍和尹文。荀况认为墨翟宋妍是一派（详下）。《庄子?天下》篇提出宋妍和尹文，也认为他们是一派。
《天下〉〉篇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妍、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天下》篇对于墨家也有类似的评论。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宋子》十八篇,名家有《尹文子》一篇。书俱不传。《吕氏春秋?正名》篇引尹文和齐滑王论士，认为士之名不排斥"见侮不辱"。这一篇可能就是从《尹文子》抄来的。因尹文子有"正名"之说，所以刘^、刘歆引人名家。其实尹文所谈的不一定是惠施、公孙龙所讨论的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至于现存的《尹文子》开端就说："天与人无厚也。"它也知道"无厚"是先秦名家所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完全不了解其意义。可见现存的《尹文子》一书，系后人伪作，不可用。《宋子》虽不传，但在先秦著作中，有不少提到宋妍的，可见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也保存了不少关于宋妍的资料。
《孟子》中说："宋径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告子下》"）
庄周说："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巳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庄子，逍遥游》）
荀况说："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愚惑众。是墨翟宋妍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又说："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荀子?天论》篇）又说："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荀子-正论》篇）又说："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
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同上）又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荀子，解蔽》篇）
韩非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韩非子，显学》）
宋妍,宋径，宋荣是一人。现在我们所有关于宋妍、尹文的了解都根据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宋、尹的学派的叙述，基本都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思想有六要点：
(一）"接万物以别宥为始"；（二）"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三）"情欲寡"；（四）"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五）"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六）"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
第六点是宋妍、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的总目的。他们认为天下所以不安宁者，因有"民之斗"与"世之战"。"斗"是个人与个人间的武力冲突，"战"是国与国间的武力冲突。为"救世之战"，所以"禁攻寝兵"。这完全是墨家的主张。据孟轲所说，宋妍将见秦楚之王，说令罢兵，其所持理由，为战之"不利"。这也正是墨家《非攻》的说法。宋妍以"利"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就是荀况所说的，墨翟、宋妍"上功用"。这是墨家的标准，是墨家的思想方法。?
墨翟不仅非攻，也非斗。《墨子》有一段记载说："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稀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稀，伤矣哉！'"（《耕柱》）据此非斗也是儒墨之间辩论的一个问题。"救民之斗"也是宋妍、尹文对于墨翟的继承。
为"救民之斗"，宋妍、尹文又提出"见侮不辱"之说，这是宋妍、尹文对于墨翟思想的补充。"见侮不辱"也是宋妍、尹文一派的重要口号。所以庄周、荀况和韩非，都就这一点提出评论。荀况于引宋妍的"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之说以后，又加以评论说：人见侮而斗，乃由于恶见侮，不必由于以见侮为辱。所以虽信见侮非辱，但因不喜见侮，所以仍然要斗(《荀子，正论》篇）。荀况说：如果一个人发现有人偷他的猪，他"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就是说，人之所恶，必有利害关系的客观原因，并不是仅由于心理上的"辱"或"不辱"。人之所以恶侮，也有客观原因。"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同上）就是说，宋妍应该注意于解除人所以恶侮的客观原因，不可只在人的主观方面作宣传。荀况的评论是正确的。这些辩论也牵涉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问题。宋妍、尹文的见解是唯心主义的；荀况的见解是唯物主义的。
庄周说，宋妍"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宋妍似乎认为荣辱是属于"外"的东西，不应该以此妨害内心的平静。荀况对于宋妍的这个见解也提出了批评。荀况认为"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道德品质的高尚是"义荣"，道德品质的恶劣是"义辱"。这样的荣辱都是"由中出者也"。社会地位高是势荣；地位低是势辱。这样的荣辱是"由外至者也"。"荣辱之境"各有"内外之分"，并非一概都"由外至"。荀况认为荣辱是人生中重要的问题。"今子宋子案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荀子，正论》篇）
宋妍、尹文"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荀况说宋妍"诎容为己"。此"容"即"诎容"之意。宋妍、尹文认为，争强好胜并不是人心的自然趋向；诎屈宽容才是。所以说"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心之行"就是心的自然趋向。韩非所说"宋荣之恕"，"宋荣之宽"，也都是指此而言。宋妍、尹文认为，如果人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不以被侮为辱；如此人与人自然不斗，国与国自然不战。这是他们对于墨翟非斗、非攻所补充的理论，也是他们所创造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墨翟主张"节用"，以"尚俭"著称。《天下》篇批评他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宋妍、尹文为墨子"尚俭"补充了一个理论的根据，就是"情欲寡浅"。《天下》篇说宋妍、尹文"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它的上文中的"请欲固置"即"情欲固寡"之字误。）"情欲寡浅"就是说，人类本性就是要少不要多。所以下文接着说，"五升之饭足矣"。所以荀况批评宋妍说："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又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就是说，宋妍为人的要求少这个幻想所蔽了，不知道人是要求多得的。
荀况也对于宋妍的"情欲寡"之说，作了很长的批评。荀况指出，人眼都要看好的颜色，耳都要听好的声音，口都要尝好的味道，鼻都要闻好的气味，身体都要安佚舒服。这是宋妍也不能否认的。既然承认人都"欲"此五者，而又说人不欲多。这就譬如说，人之情都欲富贵，可是不欲财货，都欲美色，可是不欲西施（美人）。（见《荀子?正论》篇）这就是说，宋妍肯定一般而否定特殊。
荀况把当时的诡辩分为三类，加以批判。第三类包括宋妍的"情欲寡"。荀况指出，这一类的诡辩的错误在于"用实以乱名"，就是说，用个体（"实"）在某种条件下的特殊情况作为一类东西（"名"）的一般情况。可能有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不欲多，但不可以此作为人类的心理的一般情况。
"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别宥"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去宥"。"宥"同"囿"，就是有成见、偏见。《吕氏春秋》有《去宥》篇，其内容可能就是宋妍、尹文在这一方面的思想，甚至可能就是从宋妍的著作《宋子》中钞下来的。《宋子》中可能有很多故事，用讲故事说明道理。所以刘向、刘歆列入小说家。
这一篇举了两个故事，说明人不可有所"宥"。一个故事说：齐国有个人非常想得金。他到卖金的铺子里,见人拿着金，他夺了就走。人们把他抓了，问他说："众人都在面前，你怎么就夺金？"他说："我没有看见人，只看见金。"《吕氏春秋》评论说，"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故人必别宥然后知"，就是说，人若是为其偏见、成见所蔽，他看到的事物都是颠倒的。他会把黑夜看成白昼，把白的看成黑的。人必需破除自己的成见、偏见，方能认识事物的真相。宋妍、尹文认为人以见侮为辱，以情为欲多，这都是偏见、成见，并不是人的本性如此。这都是"宥"。假如能识别此等"宥"，就可以认识到见侮本无可辱，情本不欲多。人皆知此，则自无竞争战斗。如此，"天下"可"安宁"，"民命"可"活"。所以他们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始"。
荀况在许多地方称宋餅为"子宋子"，可能荀况与他有一定的关系。可是荀况对于他作了很多的批评。这是当时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照上面所讲的，可见宋妍、尹文就是墨家的一个支流。他们宣扬了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并企图进一步从人的主观意识方面为这些主张补充理论的根据，由此陷人了唯心主义和诡辩，为荀况所批判。就宋饼、尹文学说的社会作用来看，他们主张"情欲寡浅"，"见侮不辱"，主张"不斗"，提倡"宽容"，企图通过这些学说阻止当时的兼并战争，消除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实际上是把前期墨家学说的落后部分进一步发展了。
有人认为《管子》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等四篇为宋妍、尹文的著作，并以此四篇作为讲宋、尹学派的主要资料，我认为这还是不能肯定的。认为这四篇是宋、尹学派的著作，其主要的根据就是《天下》篇有"以此白心"的话，《白心》篇也以此二字名篇。但是专凭这一点，还只是一个孤证，可能是由于巧合。《管子》中《白心》等四篇是否宋、尹学派的著作，不能只看其中一篇的题目，主要的是看它们的内容。照内容看，这几篇跟《天下》篇所讲的宋妍、尹文是不合的。照《天下》篇所讲的，宋妍、尹文"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这是他们的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荀况对于宋妍的批评，也是针对"见侮不辱"和"情欲寡浅"。可是，《白心》等四篇中，就没有提到禁攻寝兵。这四篇讲了不少"寡欲"的话，这是真的。也可能就是为此，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宋子》一条下注说："其言黄老意。"但是这都是从表面上看问题。《管子》四篇是认为人应该"寡欲"，不是说人本来"欲寡"。这四篇讲"寡欲"，目的在于保存"精气"以求长生。宋妍、尹文讲"欲寡"，目的在于禁攻寝兵。这其间有很大的不同。
战国初期以后，各国都先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当时的法家，继续主张"富国强兵"，用战争兼并，完成中国的统一。这是合乎当时的历史潮流的。
但战争终究是痛苦的事。最感受战争痛苦的是当时的劳动人民。宋妍、尹文继承墨家，宣传禁攻寝兵，这是代表当时劳动人民发出的呼声。"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前一句是当时劳动人民眼前的愿望;后一句是劳动.人民的长远的理想。
第二节许行的"神农之言"
在先秦各家中，墨家是最接近劳动人民的。墨翟出身于手工业主。手工业主和手工业者之间虽然还有界限，但总还是接近于手工业者的。这在他的生活中，也可以表现出来。《庄子?天下》篇说：墨翟"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袭褐为衣，以跤嬌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和孟轲的生活就大不相同。孟轲周游列国，后面跟着几十辆车，带着学生和随从等几百人。连他自己的学生都觉得排场太大、太过头了（《孟子'滕文公下》）。宋妍、尹文的生活是墨家的方式。《庄子?天下》篇记载：他们说"请,(情）欲固置(寡），五升之饭足矣"，就是说，人的情欲本来不要多，给他们预备五升粮食的饭就够了，有的时候，他们先生和学生都吃不饱。这完全是"食之三升，客之不厚"的墨者生活标准（《墨子*耕柱》）。他们虽然饿着，但是也"不忘天下"。墨家是当时下层社会的社会活动家;儒家是当时上层社会的社会活动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鲜明的对比。
在古代，劳动人民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手工业者，一种是农民，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工、农。墨家是手工业者思想上的代表。农民的思想没有成为像六家那样的大家。《吕氏春秋》的最后那几篇大概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农家，但其中有一部分是讲农业技术的，也有一部分是讲统治阶级对付农民的方法，这就不是农民的思想。真芷可以代表当时的农民的是《孟子》中记载的许行。他是当时农民在思想上的代表,也是一个代表当时农民的社会活动家，向当时的统治阶级提出农民的政治要求。他自称他自己的主张为"神农之言"。
在先秦，对于古代历史有种种的传说。照这些传说，在尧、舜以前，还有伏義、燧人、神农等帝王。这些传说，固然不合历史事实，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根据。就社会发展史看，这些传说也有一定的意义。所谓伏羲，其实就是指首先驯养家畜的人们。所谓燧人，其实就是指首先用火的人们。所谓神农，其实就是指首先从事于农业生产的人们。神农是传说中的农民的代表，也是农民的象征。所以许行一派的农家称他们的思想为"神农之言"，或"神农之教"。
照《孟子》的记载，许行是"为神农之言"的思想家。许行的一生，我们只知道他领导一个团体，有几十个人。他们都穿着劳动人民的衣服("衣褐"），以编草鞋、织席维持生活（"捆屦织席以为食"）；这是农业生产者的副业。他们跟着许行到滕国居住，可是批评滕国的君主，说他不是贤君。还有陈相和他的兄弟陈辛也同几十个人，都带着农业生产工具，从宋国到滕国来（"负耒耜而自宋之滕"）。陈相等到了滕国，与许行会合起来，都以许行为师。从这些材料看，许行、陈相、陈辛都直接参加生产劳动，都是当时的农民。他们都主张人人参加劳动，反对不劳而获。他们批评滕国的国君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以上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上》)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劳动果实，维持自己的生活，就是国君也应该跟劳动人民在一起劳动，吃一样的饭，不能因为为君而脱产。他认为滕国的国君，有自己的仓廪府库，这就是"厉民而以自养"。这六个字说出了剥削阶级的本质，也说出了剥削这个概念的涵义,可以作为剥削这个名词的定义。
《吕氏春秋》也记载有这样的主张。它说："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开春论?爱类》)《淮南子》也说："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搶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齐俗训》)这两部书中所说的"神农之教"或"神农之法"，都认为，在社会中，如果有一个人不从事于直接生产，则社会成员的生活资料的来源，就有一定的减少。这减少对于他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国君也要"身亲耕，妻亲织"。这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劳动，从事于直接生产。照《淮南子》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也只能享受他自己的劳动果实。耕田不努力的人，就不应该吃饱，织布不努力的人，就不应该穿暖。劳动果实有余也归他自己所有，不足也由他自己负责（"有余不足，各归其身"）。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之下，人人都积极生产，所以都"衣食饶溢，奸邪不生"，而天下也就"均平"了。"均平"表示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他们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的无剥削、无贫富差别的"均平"的社会。
农民不但受封建剥削阶级的剥削，而且还受商人的剥削。商人剥削农民的方法之一是，用些希奇而没有实用的商品，来换取农民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以取得利润。因此，"神农之法"主张"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对于商人实行抵制。许行更定出了制裁商人的办法。他要求"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许行的办法就是，制定一套合理的价格制度,保证等价交换的公平买卖。布和绸以长短为计算单位，长短相同，价格就相同。麻、丝以轻重为计算单位，轻重相同，价格就相同。谷物以斗斛等容量为计算单位，容量相同，价格就相同。鞋以大小为计算单位，大小相同，价格就相同。许行希望用这样的办法，限制商人投机取巧、追求利润的活动，使其不能用欺骗的办法剥削农民。
根据《孟子》的记载，当时学许行之道的陈相，依据许行的这些思想,跟孟轲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孟轲企图利用社会分工论来论证剥削阶级剥削人、统治人的合理性。许行承认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劳动分工。他自己"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戴的帽子及所用的炊具、农具，都是用粮食换来的。手工业者也是以他们的生产品换取粮食，不必自己耕种，因为正如陈相所说的："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且为也。"许行并不反对手工业者，他自已也"捆屦织席以为食"，因为手工业者也是以自己的劳动成果维持自己的生活的。他所反对的主要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分工"，反对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劳动,有一部分人不劳动，靠剥削、寄生过活的那种"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