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地主阶级打击商人的斗争
汉武帝为中国封建社会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抗击匈奴的南下；第二件是制定一套适合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第三件是打击商人。武帝成功地抗拒了匈奴的南下，这就保卫了中原巳经建设的封建社会，使之免于在当时比较落后社会的破坏。关于这件事的经过，这里就不谈了，因为这是属于通史范围。关于第二件事，上面第二十七章至二十八章中巳经讲过。关于第三件事主要是属于经济政策的，本章的内容是谈汉朝的经济政策及其社会作用和哲学意义。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主要对立面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但是这两个阶级又是互相依存的。这两个阶级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农民阶级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但不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这是因为农民阶级不是一个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不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因此也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社会性质也不会改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好几次农民大起义，都成功地推翻了当时的皇帝。但其结果只是一个改朝换帝的变革，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由封建社会进人另一种社会。《水浒传》里边的最激进的人物李逵，也只能希望打到东京，推倒"赵官家"，由"宋公明哥哥"当皇帝。当然这是小说，但是小说也是历史的反映。就历史说，黄巢、朱元璋、李自成不就是这样么？这并不是由于当时农民的阶级觉悟不高，政治水平太低，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就是如此。
封建社会的掘墓人是商人。在封建社会中它也许不能称为阶级，但它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它是潜在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取代了地主阶级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社会的性质就改变了，它就不是封建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汉朝的地主阶级，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然不会有所认识；但是，也许由于阶级本能吧，它对于农民和商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它对于农民采取仿佛矛盾的态度，对于商人采取打击的态度。
就汉朝的历史说，地主阶级打击商人的政策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贵粟"；第二个步骤是"均输"；第三个步骤是"算婚"。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地主阶级有一个预定的计划或策略，有步骤地分段进行。这只是说，当时打击商人的政策有这样的经过。历史中重大事情的发展都有它自己的逻辑。
汉朝一开始就继承了秦朝打击商人的政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汉高祖与商人作斗争的办法，主要是从政治上打击商人。汉惠帝和吕后的时候，因为黄老之学盛行，黄老之学的"无为"主张在经济上放任，所以政治上打击商贾的办法也松弛了。虽然那种法令仍然存在，对于商人还有相当的压力，商人的势力还是很大。晁错向景帝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他指出，在当时商人所得的利最大，他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巳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汉书，食货志》）晃错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商人与农民的竞争中，商人处在有利的地位，农民的地位非常不利。晁错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对比，他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有两个劳动力，能够种的地，至多不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入，至多不过一百石粮食。他们的一切开支，都靠这一点粮食。一年之间，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非常勤苦。此外还有水旱之灾，官府的横征暴敛，当急于用钱的时候，只得把所有的东西半价出卖，或者是借髙利贷，以致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可是商人呢？男的不种地，女的不织布，可是吃好的，穿好的。所以商人是"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况且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财富结交官府，压迫农民。晁错得出结论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晃错所说的，商人对于农民的压迫，实际上就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威胁。他所说的要有很多的人务农，就是说地主阶级要有很多的佃户，如果很多的人都弃农经商，它的佃户就减少了。怎样对付商人的威胁呢？晁错认为，地主阶级所掌握的财富是粮食，要提高地主阶级的财富，最好是提高粮食的使用价值。所谓"贵粟"就是提高粮食的使用价值。怎样提高呢？晁错的具体办法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准许人们用粮食买爵赎罪。爵是一种区别人们的政治地位的等级。有粮食的人可以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买一定的政治待遇。犯了罪的人可以用一定数量的粮食赎罪免刑。这样，地主阶级的国家，就可以不费一点资本而把粮食的价值提高了。晁错认为，这样可以使农民对于商人处于有利的地位，而其实是使地主阶级对于商人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掌握粮食最多的是地主阶级。农民固然也有粮食，但是他们的粮食连吃还不够，哪里还有剩余去买爵赎罪呢？
晁错的办法实行了。对于打击商人，究竟发生了多大的作用，这就不很清楚。到武帝的时候，桑弘羊建议用"平准"的办法打击商人。据说,这种办法是管仲在齐国曾经实行的。
《汉书?食货志下》说："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就是说，市上的货物，特别是粮食，价钱随时不同。商人就利用这种不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把粮食掌握在他们手里。用这种办法获得百倍于本钱的暴利。这里称商人为"畜（蓄）贾"，因为他们是靠囤积得到暴利的。这里所说的"民"不一定就是农民，凡是有粮食的人都要受商人的这种剥削。
管仲建议"人君"可以用与商人相同的办法把粮食掌握起来。"民有余则轻之（价低），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价高），故人君散之以重。"这样"人君"就把"轻重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办法叫做"平准"。在粮食贱的时候"人君"就用贱价收买粮食；在粮食贵的时候，人君就用贵价把粮食卖出。"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鏹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鏹百万。……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地主阶级的国家从开始就同商人展开了争夺粮食的斗争。这种政策就是这种斗争的体现。齐国用这种办法，掌握了经济上的主动权（"通轻重之权"），为齐桓公的霸业，创造了经济上的条件。
桑弘羊建议用"平准均输"的办法，使大司农诸官（国家的财政机关）"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汉书'食货志下》）。这是用管仲"平准"的办法，而其范围更广，不仅对于粮食"通轻重之权"，而且"尽笼天下之物"。这种办法，可能也有调剂物价的用处，但得到大利的是地主阶级国家。汉武帝用了桑弘羊的这种办法，彻底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164：！松堂全集（第九卷）/中国哲学t新编（第三册）是武帝往山西、山东巡行一次仅赏赐就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钜万计，皆取自大农（中央财政部）。（见《汉书?食货志下》）汉武帝又把盐、铁、酒都定为国家的专营，用以扩大财政收人并以此与商人作斗争，这更是直接用经济上的办法，打击商人。
桑弘羊的"平准"和《管子》中所说的"平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管子》中所说的"平准"其范围仅及于粮食，桑弘羊所说的"平准"其范围包括所有的货物。他的计划是，把全国的货物都掌握在地主阶级国家的手中，由国家统一调配，使商人不能在货物的流通中牟取暴利。这个计划的要点是用国家资本对付商人的私人资本，用国家的经济力量对付私人的经济力量。
桑弘羊的办法和管仲的办法，何其相似乃尔。可能是管仲在齐国真实行过这种办法，桑弘羊把它搬过来。这是传统的说法。也可能是《管子》中讲"轻、重"的那几篇，本来就是桑弘羊一派的人所作的，托于管仲，在这里就不必深考了。
武帝又实行了盐、铁、酒由国家专卖的制度，由国家垄断这种生活日用品。这亦是用国家资本对付私人资本的办法的一部分。这就使地主阶级的国家同时成为一个经营五金百货的大公司。政府的财政部长("大司农"）同时成为这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政治和商业合二而一了。经营商业也不是容易的，也需要一些懂行的人。武帝用桑弘羊为大司农。他本来是洛阳一个商人的儿子，对于经商可算是门里出身。又兼用了一个大盐商孔仅和一个大铁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财政部副部长），专管盐铁专卖的事。原来经营盐铁的大小商人都成了盐铁专卖的大小官吏。
就打击商人这一方面说，武帝没有成功，反而可以说是失败了。他本来的意思是用国家的资本打击商人的私人资本，其结果是商人打进了国家的政权机构。汉高祖的法律，本来是禁止商人做官，可是武帝的办法反而使商人做到大官。商人可能在经济上有点损失，但是在政治上可能得到更多的补偿。
武帝用经济的办法打击商人没有成功，又加上政治的办法，这就是"算缗"。"算"就是抽税，"婚"就是商人的本钱，"算缗"就是抽资本税。凡是在城市中放债、买卖、屯积货物的商人都必须自报本钱，由国家抽税。"率婚钱二千而算一。""一算"是一百二十个钱，就是说每二千钱的本钱抽一百二十个钱。商人的车每辆二算，船一只一算。大概因为商人的车船也是一种运输的工具。这些资本都由商人自报。如不自报或自报不确实的，别人可以揭发，称为"告婚"。被告的人其资本全部没收，分一半给告婚的人，"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这些办法的显著效果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武帝是一个能办事的人，也是一个能花钱的人。因为平准法，全国各地都有国家的资本，国家的货物，武帝到处都可以随便使用。因为算婚法，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以上见《汉书?食货志下》）。这些打击商人的办法，本来是由于地主阶级和商人之间的矛盾，后来转化为政府和民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和当权派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盐铁会议的主题。
第二节《盐铁论》的主要内容
汉武帝在经济上与商人作斗争的措施受到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反对和批评。特别是盐铁官卖，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利益，所受的批评和反对也更厉害。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举行了一个关于盐铁官营的政策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政府的桑弘羊等人，有当时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宣帝时候的桓宽，根据这两方面的辩论，写成《盐铁论》这一部书。桓宽是站在"贤良文学"这一边的，可能对于这方面的论辩，有所增饰发挥，他并不是要作一个会议的记录。他见过参加会议的人，听说过辩论的经过，他的记载可能基本上是合乎当时会议的情况的。（参看《盐铁论*杂论》）《盐铁论》说："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本议》）这几句话说明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两方面的人所处的地位。丞相、御史（书中统称为"大夫"）是代表政府的，是在朝的当权派；"文学贤良"是在野的反对派。《盐铁论》结尾说："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杂论》）这几句话说明了当权派和反对派的主要辩论之点。这个辩论虽说是围绕着盐铁官营这个问题进行的，但其根本的分歧是当权的公卿"务权利"，反对派"上仁义"。
当权派（"大夫"）对于盐铁官营的政策提出的说明，总起来说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就国家财政这方面说的。他们说：当时匈奴侵犯中国，中国不能不抵抗，连年用兵，引起财政上的困难。所以要"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所以"罢之不便也"（《本议》）。
第二层意思是从经济方面说。他们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本议》）意思就是说，农、工、商各有作用，不可偏废。这一层意思，其实不是辩论的要点，因为"文学"并不主张废商，只是反对官营商业。
第三层意思是从打击商人，抑制豪强这方面说。他们说："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皆盐铁初议也。君有吴王，（此两句各本有异文）专山泽之饶，薄賦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禁耕》）朐邴是朐那个地方的一个大富豪，邴是他的姓。据说："朐山居鲁之东。鲁人有邴氏者，以铁冶致富，积至巨万，贳贷行贾，遍诸郡国。其父兄子孙相约：俯必有拾，仰必有取，不稍纵也。""俯必有拾，仰必有取"，即一弯腰总要拾一点东西，一抬头总要取一点东西，就是说，一举一动都要得点利益。这是邴家的家训，也就是一个商人的心理，他们一举一动都不忘记惟利是图。
吴王濞是汉朝初年分封的一个侯王。他煮海水为盐，开铜矿铸钱，嗛了大钱，据说他不向老百姓收税，就能维持他的国家的开支。他有了这种经济基础，所以才闹独立，反对汉朝中央政权。
"大夫"这一段话里的意思就是以朐邴和吴王濞为例以说明盐铁专卖的重要。朐邴是一个开矿炼铁的商人。掌握了铁就能成为一个实行兼并的大奸商。吴王濞掌握了盐铁，就能够破坏汉朝的统一，向中央夺权。参加会议的当权派说，政府行专卖，就是要掌握这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经济上保护统一。
"大夫"又引扇水都尉彭祖的话，说："今意总一盐钱，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复古》）这几句话，总括了上边所说的三层意思。他认为盐铁官卖也有打击商人的一面，所以也是"建本抑末"。
文学说："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利权，一切（切字疑有误）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辩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复古》）意思就是说，扇水都尉所说的那些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只是考虑到一时的利益。并不是统治老百姓普遍的，永久可用的办法。现在皇帝召集这个会议，主要的是要讨论统治老百姓的最根本办法，从根本上讨论"安危利害之分"。会议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可是执政的公卿们对于这个根本问题没有什么决定，这就是只看见目前的小利，而忘记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什么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呢！
"文学"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教道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愨。民慇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顾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本议》)这就是说：要统治老百姓，统治者不可以表示出来自己好利，"毋示之以利"，更不可"与民争利"。"示利"和"争利"的结果，在经济上就成为重末抑本，使老百姓趋商离农。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上的结果就是老百姓都不老实，难于统治。盐铁专卖均输，不但是"示民以利"，而且与民"争利"。
"大夫"倒是说出了地主阶级所以要打击商人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怕他们"造反"。那些盐铁商人在荒山偏僻的，方，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冶铁煮盐。这些人都听一个人的指挥。这就是"大夫"所说的"朋党"和"私威"的涵义。成千上万的人结成一个组织，共同工作，这就是"大夫"所说的"朋党"；这个组织归一个人指挥，这就是"大夫"所说的"私威"。
"大夫"更具体地描绘这种情况，说："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复古》）"朋党"和"私威"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资本家的势力之所在。资本家以所掌握的财富为资本，雇佣了成千上万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大规模地为他们生产更多的财富。他们掌握了社会的经济，支配社会的经济。他们用这种势力对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终于取而代之。这种人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取代了地主阶级，成了社会的统治者，社会就由封建社会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了。商人还不是工业资本家，是工业资本家的前身。他们的"朋党"和"私威"是封建社会的潜在危险，他们是封建社会潜在的掘墓人。这种深远的后果，当然是"大夫"所不可能看到的。他们所看到的是眼前的后果，那就是对于当时统治者的"造反"。其具体的例子，就是朐邴、吴王濞。
"文学"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提出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们所注意的是武帝的"平准"政策所引起的社会现象。上面说过，汉初打击商人，禁止商人做官。武帝打击商人，反而使商人打进了国家政权机构。这就鼓励了商人，使商人的世界观流行于社会。商人的世界观的要点就是"言利"。其具体表现，即上面所说的朐邴家族的家教，"惟利是图"。"文学"认为这种世界观流行于社会成为风俗，这才是社会的真正的危险。"大夫"们所举的例就是平准。桑弘羊等指出平准的好处，他们说："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曰平准。"这是说，"平准"是打击商人的。"文学"驳斥他们说："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本议》）这是说，"平准"不但不能打击商人，而且帮助了商人。原来在商人掌握国家财权的情况下，商人与官吏成为一体。在政府的平准机构要收买某种货物的时候，他们就先"收贱以取贵"了。汉武帝说："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汉书，张汤传》)所说正是这种情况。
在商人掌握经济大权以后，商人思想也传开了。"大夫"们夸张都市的富饶，由此得出结论说："富国何必用本，足民何必井田。"（《力耕〉〉)又说："富在术数（计算），不在劳身；利在势居（居于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不在力耕。"（《通有》）又说："分土若一，贤者能守之；分财若一，智者能筹之。夫白圭之废著，子贡之三致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贫富》)这就是说，致富不靠劳动，只靠运用资金、算筹（"六寸"）在货物的多寡（"息耗"）与物价的贵贱之间，赢取暴利。
商人本来是在交易中赚钱，并不为社会增加财富，但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发财就是社会增加财富。而盐铁生产，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他们都混为一谈。
"文学"批判这种思想说："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即上所说"势居"），陶室之数（即上所说"术数"），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力耕》）这就是说，财富总是从农业生产出来的，如果没有农业，商人也"无所施其巧"。没有"不劳而有功"的事情。"文学"虽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但是对于商人思想的这种批判，是正确的。
盐铁官营没有打击了商人，但给劳动人民很大的痛苦。照《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由国家准备生产工具，招募老百姓，自备费用（"自给费"），为国家生产盐铁。在《盐铁论》中，"文学"反映说："故盐冶之处，大傲（杨树达云：当作较）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杨树达云：与堪同）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邑或以户，百姓病苦之。"(《禁耕》）照汉朝的制度，劳动人民在二十三岁至五十五岁之间，每年要为国家服役一个月。服役的人一个月换一次，称为卒更，应该服役的人可以雇人代替，每月付钱两千，这就叫践更，在盐铁的官营制度下，所用的劳力实际上是征发劳动人民轮番为官家无偿服役，费用自给。这就是说，地主阶级征发劳动人民无偿地去为它生产盐铁。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
"文学"也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同商人作斗争的，也是主张打击商人的。当时他们认为，对于商人可以用"礼"制裁，就是说，用一种制度制裁他们。汉高祖所行的那一种"困辱"商人的办法，"文学"是赞成的。这就是说，他们赞成用政治的方法和商人作斗争，但反对用经济的办法。他们认为用经济的办法，像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那种办法，那就是统治者把自己降低到商人的地位，不成体统。更重要的是"示民以利"，其结果会使劳动人民以及社会各阶层都只讲究怎样可以得到自己的利。这样封建社会秩序就不能维持了。如果封建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地主阶级在处于守势的时候，所要首先注意的，就是保护封建生产关系，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文学"的根本思想。
盐铁会议的双方，在批评对方的时候，都说对方的政策的"不便"。可注意的是他们用便不便的这种字眼，因为他们双方所拥护的政策都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着想。他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从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什么样政策比较方便，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便不便这些字眼的实际内容。
"文学"和"大夫"的辩论也是一种思想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并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而是地主阶级内部在怎样统治老百姓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在怎样打击商人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地主阶级都是要打击商人的。但是怎样打击，用什么方法打击，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见解。《盐铁论》所记录的，实质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和辩论。
第三节"义利之辨"
在这个辩论中，"文学"含蓄地用了一个中国哲学中的传统理论作为武器，以反对"大夫"。"文学"指出，商人的特点是"为利"，统治者"示民以利"、"与民争利"的政策也是"为利"。与"利"相对立的范畴是"义"。划清这个对立的界限，就叫"义利之辨"。"文学"含蓄地指出，"大夫"的根本错误，就是不知道什么是"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的问题，从孔丘就开始了。可以说，就是由他提出来的。一直到宋明道学，它仍然是一个引人注意、引起争论的问题。表面上好像是，讨论者的双方，都在重复他们的前人所已经提出的论点，陈陈相因。其实，这个讨论也是发展的。历代的讨论，并非都是陈词滥调，而是各有重点的。这些不同重点的提出，就是这个问题的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在这一方面发展的过程。
孔丘在提出这个问题时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丘的话，是奴隶主阶级鄙视劳动，鄙视生产，鄙视劳动人民的思想的表现。这里所说君子、小人是有阶级内容的。所谓君子就是奴隶主阶级，特别是奴隶主贵族；所谓小人就是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孔丘的一个学生樊迟说他想要学种地、种菜，孔丘骂他是"小人"，说君子所做的事是统治老百姓的，为什么不学君子所要做的事，而偏要做老百姓(小人)所要做的事呢？（见《论语*子路》）孔丘认为，体力劳动，生产上的事，如种庄稼、种菜之类，都是小人之事；君子要做这种事情就是有失身份，丢了架子，这是最没有出息的事。孔丘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君子"才可以懂得什么是"义"；"小人"只能懂得穿衣吃饭，柴米油盐的事，这些都是"利"。孔丘的这两句话的重点是阶级上的分别。
孟轲也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别，但讲到义利之辨时，他就不用这个分别了。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舜和跖是孟轲常说的道德上的两个极端的代表。舜是好人的代表，跖是坏人的代表。为善者不一定就是舜，但他是"舜之徒"，为利者不一定就是跖，但他是"跖之徒"，就是说可以发展成为舜或跖。孟子的这两段话，重点是道德上的分别。
《孟子》的第一章开头就讲"义利之辨"。孟轲向梁惠王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千乘之国，说的是当时的诸侯国的国君，千乘之家、百乘之家，说的是国君之下的大臣贵族。万乘之国中有千乘之家，这个千乘之家就是"万取千焉"，千乘之国中有百乘之家，这个百乘之家就是"千取百焉"，他们所取的也不能算不多，但是，好利的人总嫌他所取的少，总要取得更多。所以把"利"放在第一位，千乘之家必然要篡夺万乘之国，百乘之家必然要篡夺千乘之国。至于一般的平民也都想着什么事对于他自身有利，这就叫"上下交征利"。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天下大乱"。因为，如果人人都把"利"放在第一位("先利"），那就"不夺不餍"，非把别人所有的夺过来，他不会满足。
孟轲向梁惠王说，统治者只有把义放在第一位（先义），这才是符合他的根本利益。孟轲的这一段话的重点是两种政治（王和霸）的分别。这种进一步的讨论，孟轲在这里没有作。
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这两句话的重点，也是两种政治的分别。
在盐铁会议中，"文学"反对"利"。"文学"辩论的重点是打击商人，反对统治者用经济的办法打击商人。他们说："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罪梯也。"（《本议》）这一段话好像只是把孟轲的那一段话作了一个概括。所谓"大夫鄙"就是说国君下的大臣贵族也好利。所谓"士贪"，就是说小官也好利。所谓"庶人盗"，就是说庶人也好利，其结果必是"造反"。"文学"认为，盐铁专卖就是为好利开放绿灯，实际上是为老百姓犯罪搭了一个梯子。"文学"说："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本议》)这里所说的"排困市井，防塞利门"就是打击商人。因为商人专讲利，打击商人也是"先义而后利"的一种方式。
在"文学"与"大夫"的辩论中，"义利之辨"带上了一些群众性的色彩，成为一种社会上广泛讨论的问题了。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以后还有第二次。
第四节盐铁会议与《大学》
《大学》有一段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一段话如果不与当时的实际政治联系起来，好像只是一种夸夸其谈的泛论。如果同《盐铁论》对照起来，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段的思想正是盐铁会议中"文学"们所讲的思想。也许作《大学》的人就是参加盐铁会议的许多"文学"之一。这里所说的聚敛之臣，是确有所指的，那就是桑弘羊和他那一个集团。
汉武帝用桑弘羊所推行的那一套政策，其最显著的效果，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所以桑弘羊的形象就是一个"聚敛之臣"。
《大学》的作者和参加盐铁会议的"文学"们，都指出要增加财富，就要提高生产，生产提高了，财富自然就增加了。这是一个自明的真理，所以称为"大道"。商人不能生产财富，而只是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之中，玩些手段，谋取利润，社会财富还只是那么些。社会中这一部分人得的多了，那一部分人就得的少了，所谓平准也无非是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谋取利润。平准即使成功，也无非是使政府多得到一点财政收人。社会的财富就是那么些，政府得的多了，民间就得的少了，这就叫"与民争利"。而办这种事的人就是"聚敛之臣"。
"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就是说一个皇帝统治着全国，在全国之中无论哪一个府库里的财，都是他的财。何必把全国的财都聚在"大司农"的手里，由他自己支配才算是他的财呢？这是专对于"聚敛之臣"而说的。
汉武帝办了许多大事，也乱花了许多钱。他把文景两代所积蓄的'财富都用尽了，又把那些聚敛之臣所搞来的财政收人都花光了，以致在他的晚年出现了"民穷财尽"之势，所以《大学》的作者感慨地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由此得出结论说："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也。"《大学》的作者，由当时的实际政治中得出了义利之辨的结论。.
《大学》对于"聚敛之臣"特别痛恨。在桑弘羊以前就汉朝而论还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突出的"聚敛之臣"。所以我推测《大学》所说的"聚敛之臣"指的就是桑弘羊。又推测《大学》的作者可能是汉昭帝时候的人。这就把《大学》的时代拉后了一些年。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也没有别的证据，以备一说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