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撰著的读书笔记。学者称德秀为西山先生，故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记为61卷，《四库全书》为40卷，《书录解题》与 《文献通考》俱为39卷。原本分甲、乙，丙、丁4集，今惟存甲集37卷，乙集22卷，丁集2卷。甲集自论天命之性至论鬼神，各分标目，前有纲目1篇，详细论述编排先后顺序用意。乙集论虞夏以来名臣事迹，略仿编年体，前亦有纲目一篇，称止于五代，而书止于唐李德裕，尚未完。丁集上卷，论出处大义; 下卷分处贫贱、处患难、处生死、安义命、审轻重诸目，与上卷互相发明。因性命为义理之源，故以为编之首。“性之发为情，而心则统乎性、情者也” ，故以性、心、情”三者一编之纲领” (《西山读书记纲目》) 。认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西山读书记》卷1)，三者一体而异名。主张修身在正其心，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 (同上书卷5)。此书分类注录，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列举阐述，征引名言绪论。其理学思想在书中随处可见，是研究宋代正宗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真西山全集》收录。

明末清初经学家毛奇龄依据《左传》，兼采他说，评述南宋胡安国《春秋传》之书。36卷。是书仍从《春秋》经文12公为序，中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等22门，又总括以《礼例》、《事例》、《文例》 、《义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害。其说以《左传》为主，指斥胡安国《春秋传》之叛经。声称“胡安国传，则解经之中，畔经尤甚，然反兢兢乎辨之，以为胡氏传出，而孔子道熄，甚至有明三百年，设科立学，但知有胡氏一传，而不知孔子之有经，则辨胡氏抑所以救孔子也。嗟乎! 言至此亦可畏 矣” (《春秋毛氏传·总论》) 。“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徵据，而典礼尤为该洽，自吴澄《纂言》 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 (《四库全书总目》)。有《四库全书》本。

十二卷。明高攀龙撰。此书斟酌《左传》、《公羊》、《穀梁》、《胡传》之说，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主张以经解经，凡经无而传有者不敢信，传无而经有者不敢疑。如隐七年“滕侯卒”，《公羊》以不名为微国，《穀梁》以不名为狄道，《左传》以不名为未同盟，而高氏则引程颐说，以不名为史阙文。再如桓公三年“春，正月”，即《穀梁》所谓“桓无王”，后世诸儒多于此发义，而高氏则云“阙疑”。其书名曰“孔义”，即在于明孔子之义而非诸儒之臆说。其释文虽不出前人窠臼，但简要明白。如隐元年春王正月，先儒释此多破碎繁芜，往往动辄数百上千言，而高氏只云“春，周王之春也；称王正月，大一统也，夏时之十一月也；不书即位，摄也。”杂采《左传》、《公羊》之说而不取《胡传》“夏时冠周月”之说，其间亦无考证。清俞汝言撰《春秋平义》多采此书之说。现存明崇祯十三年刻本。

十六卷。宋叶梦得撰。叶梦得之治《春秋》，多有攻击三传者，而此书是旨在申明其所以攻击三传，只是根据周代法度典制以为断，并非自己所臆测。所以书中所言皆讨论周典，以求合于《春秋》之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辨定考究，无不精详。《四库提要》亦誉此书“其文辨博纵横，而语有本原，率皆典核”。今观此书，其持论较为平和公允，较少凿空之论。如其云：《春秋》者，古史之凡，而其目则在史”。又云：“《公羊》张三世、藉位以鲁以托王义、黜周为二王后，不足据。”又云“《春秋》虽讳国恶，但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虽不尽正确，但较诸儒之说《春秋》者，则稍胜一筹。叶氏好发新说，如此书《统论》释《春秋》书名云：“春者，阳之中。秋者，阴之中，天道所以生杀万物者；《春秋》赏罚之法，法者天也，岂古之史概以是为名，特鲁能守之不易乎?”此书于宋宁宗开禧年间由其孙叶筠刻于南剑州，元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多引其说，可知其时尚有传本。明代藏书家皆不着录，可知已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其内容占原书十之八九。现存有宋开禧叶筠刻本、闽覆本。

十六卷，清叶酉著。此书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时有异同。对胡安国《春秋传》苛刻之说，《公羊》、《谷梁》附会之例，全弃置不取。于《左传》也多纠正，往往连其事迹也予以怀疑。总体上能准情度理，多得经义。所分变例、特文、隐文、阙文，较他书亦有条理。

十六卷。赵鹏飞撰。赵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治今四川绵阳)人，宋代经学家。生平不详。除此书外，赵氏还着有《诗故》(已佚)。赵氏认为，说经者拘泥三传，各守师说，多失孔子本旨，所以此书主于据经解经。其《自序》云：“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明《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赵氏释其书名“筌”字云，“筌”为筌心，而非筌器，“道不可以心囿而可以心求，求经当求圣人之心，此吾《经筌》之所作也。然圣人作经之心安在哉?曰，圣人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所谓威福者，为褒为贬为功惩，自其赏罚而观之，则贤不肖判然玉石矣。……若夫仲尼，则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贬而诛奸魂，其文见于片言只字之间，而威福与二帝三王同。”又云：“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他批评世儒所谓非传则经不晓之论，认为孔子《春秋》寓王道以示万世，绝不可能“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可见其学仍是秉承的啖赵及孙复“弃传求经”之衣钵。但与啖赵之流不同的是，赵氏认为三传虽固不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有时得圣意者”。现存残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一卷。元赵汸撰。此书撮举孔子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同类者互相推勘，研究其异同，以明其属于正例变例。如以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与桓十一年“柔会宋公盟于折”合为一条，其下云：“春秋以前征伐之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兵自无骇之帅师入极始；春秋以前礼乐之权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盟自柔之会宋盟折始。圣人于无骇去其氏者，谨大夫专兵之始也；于柔去其氏者，谨大夫专盟之始也。”又如以庄十三年“齐侯宋人会于北杏”与庄十五年“宋齐伐郳”合为一条，其下云：“伯主专天下礼乐之权，自齐桓北杏之会始；伯主专天下征伐之权，自齐桓伐郳之役始，《春秋》于北杏之会人四国之君者，谨其从佝之始，所以不与伯主礼乐之权也。于伐郳役加采于齐上者，谨其楼诸侯之始，所以不与伯主以征伐之权。”其书大旨以《春秋》之初，主于抑诸侯；《春秋》之末，主于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尊王与否而进退之。其书体例与宋沈棐《春秋比例》大体相近。现存元刻本、《学海类编》本、孔氏微波榭刻本、《学津讨原》本、《翠琅玕馆丛书》本、光绪《藏书堂丛书》本。

四卷。宋戴溪撰。此书为经筵讲稿。宋理宗开禧年间，戴溪为资善堂说书，再转为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各为说以进，《春秋讲义》即所进之一。戴氏着此书时，正当南宋韩侘胄北伐失败，宋金议和再成之时。故此书特别重视《春秋》经中有关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而对于先儒津津乐道的卒葬之类义例缺而不论。可见戴氏亦主“经世致用”之道。如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戴氏虽承认由于“古者戎狄种落间与中国杂处”，因而鲁与戎会盟修好亦属正常。但又认为“夫戎狄非盟会可结也，盟果何益哉!”其后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戴氏再发此论云：“然自是而后，鲁伐戎，戎终不能为鲁患。追戎、伐戎不可谓无功矣。治戎之道，使之畏威则远遁，岂可以盟誓结哉!”其攘夷之论，于此可见一斑。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嘉定十六年(1223)由戴溪之子戴桷刻于金陵学舍，宝庆二年(1226)复刻于泰州，然流传不广，渐散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其《大典》所缺之处则采黄震《日钞》所引补之。现存宋嘉定十六年刻本、宋宝庆二年刻本。

二卷。清毛奇龄撰。此书是清人校勘《春秋》经文取得成绩之第一部。毛氏认为，《春秋》经书是依据鲁史简书修成，而《左传》则是依据各国史记之策书而作。《公羊》、《穀梁》“两家杜撰，目不见策书，徒以意解经，故经多误字，而《公羊》且复以里音市语谰謱其间，其所存圣经已非旧矣”。故其书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羊》、《穀梁》之异文，辨正其谬。其书舍《左传》之经文而从《公羊》者，只有襄公十二年“卫侯出奔齐”一条。毛氏认为，《公羊》、《穀梁》是口耳相传，未见策书，而口耳相传必然会产生“声转之误”，此为毛氏考证的基点之一。如隐公元年《经》“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穀》“蔑”俱作“昧”；隐公四年《经》“卫州吁弑其君完”，《穀》“州”作“祝”，毛氏皆认为是声转之误。他如考定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襄五年救陈，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之类，皆有根据。至于经书“冬，宋人取长葛”，《左传》却作秋，毛氏但知经传不符，不知《左传》记宋事用商正，商正之秋正当周正之冬；庄公六年《经》“齐人来归卫俘”，而王传皆作“宝”，毛氏引《尚书》序“俘厥宝玉”，认为囚人曰俘，而取宝亦曰俘，不知宝古文作，经文之俘，乃隶定时之讹，三传不误而经文误，如此之类，不免白璧之瑕。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

一卷。清蒋廷锡(1669－1732)撰。廷锡字扬孙，号西谷，一号南沙。江苏常熟人。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康熙举人，赐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廷锡秉公执政，革除种种弊端，参赞机务，缜密周详，少工诗，善画花卉，为“江左十五子”之一。卒谥文肃。着述除《尚书地理今释》之外，尚有《青桐轩集》、《秋风集》、《片云集》等。此书考证《尚书》山川地理，于前儒旧说多所驳正，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如《尧典》“宅嵎夷”，据《后汉书》将嵎夷定为朝鲜，正薛季宣、于钦之误；“宅西”，据黄度《尚书》说，不限以一地，正徐广《史记》注之误；“厘降妫汭”，据孔安国传、陆德明《释文》之说，正《水经注》妫汭二水之误。《舜典》“恒山”，据浑源、曲阳之道里远近，正《汉书·地理志》上曲阳之误；“荥波既猪”，据傅寅之说，正孔传荥波分二水之误。又蔡沈《书集传》释《禹贡》，颇多乖误，此书亦多予纠正。此书引据充分，考证精核，其说解多有可资参考者。此书有《泽古斋丛抄》本、指海本、《皇清经解》本、《借月山房汇抄》本、《昭代丛书》本等。

三卷。《补遗》一卷。清孙之騄编。其生卒年不详。之騄字子骏，号晴川，又号南漳子。仁和(今浙江省余杭县)人。清代着名学者。贡生，雍正间官庆元县教谕。性耿介，博学好古，尤专经学。着述颇丰，除编有《别本尚书大传》外，尚着有《松源经说》、《考正竹书》、《二申野录》、《南漳子》、《晴川蟹录》(又《后录》)、《枝语》、《樊绍述集注》、《玉川子诗集注》、《松源集》、《夏小正集解》等，并传于世。之騄以伏生《尚书大传》久无刻本，外间传写残帙，讹缺颠倒，殊失本真，遂编辑《别本尚书大传》及《补遗》。该书由之騄从群书中搜采补缀而成，仍按其原数勒为三卷。其不注出典者，皆为残缺之原文；其注某书引者，乃为之騄所增入。故《尚书大传》之残章断句，颇赖此书而存，为大传辑刊最早之本。有《晴川八识》(又名《孙晴川八种》)本。

二卷。金履祥(1232－1303)撰。履祥字吉父，自号次农，两浙路兰溪(今属浙江省)人。宋末元初着名经学家、思想家。履祥少有经世之志，及壮，知世有理学，遂穷究义理，德璠初年曾以史馆编修召，未及用而宋亡。入元亦不仕，晚年讲学丽泽书院，居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元至正中赐谥文安。《元史》入《儒学传》。所着除《尚书表注》之外，尚有《尚书注》、《大学章句疏义》、《论语孟子集注考证》、《中庸标注》、《仁山集》等。履祥师事王柏、何基，其学以朱熹为宗。早岁作《尚书注》十二卷，翻阅诸家之说，章解句释，训释发明，时有独到见解。晚年“摆脱众说，独抱遗经，复读玩味，”撮其要而为《尚书表注》。该书主要内容为“正句画段，提其章旨与其义理之微，事为之概，考正文字之误(以上引文见《自序》)，其说解与蔡沈《书集传》多有不同。此书说解文字，细字标识于四阑之外，自成一例。履祥长于论辩，学识过人，援据考证，于前人旧说多所驳正。唯其过为高论以标新立异，窜改经文以曲就己意，乃此书缺憾。现存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金仁山全书》本、《率祖堂丛书》本、《金华丛书》本等。

四卷，清王夫之(1619-1692)撰。《尚书》研究著作；是书仅就《尚书》部分词、句诠释，非全解经文，取名《稗疏》，犹谓小注、浅注。稗，稻田杂草，其实细小，又非谷物，故以稗形容卑微。有“不贤识小”之意，谦词。又《庄子·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在梯稗。”’意谓道无所不在，甚至细之物中亦有道。“稗疏”似含有所疏解的至微处亦有道之所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则大抵词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矣。”

二十卷。宋钱时撰。时字子是，人称“融堂先生”，两浙路淳安(今属浙江省)人。南宋经学家。时自幼奇伟不群，无意于功名仕途，潜心钻研理学，曾主讲于象山书院，嘉熙中以丞相乔行简荐，授秘阁校勘，迁史馆检阅，不久求去，授江东帅属而归。时学出于杨简，主张发明人心，属金溪学派。所着除《融堂书解》之外，尚有《周易释传》、《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等。《融堂书解》又称《尚书演义》。该书说解《尚书》，尤注重阐明《书序》，每篇之首，皆条陈大旨，至于逸书之序，则参考《史记》，核其时事以释篇题，复采他书所引马融、郑玄《书》注引申其义。至经文说解，则兼采儒成说，不专主一家之学，他家说解未安者，则直抒心得，不为曲说所惑，见解不乏精到之处。该书原本久佚，《永乐大典》所载缺《伊训》、《梓材》、《秦誓》三篇，《说命》、《吕刑》亦间有缺文，其余篇帙保存完好，库书即从《永乐大典》移录，又该书朱彝尊《经义考》着录为八卷，以篇帙颇繁，库书析为二十卷。该书现存版本有聚珍本、闽覆本、杭缩本。

十三卷。清圣祖康熙御定，大学士库勒纳(详见《日讲易经解义》)等奉敕撰。此书原为库勒纳等侍讲《尚书》之讲义，康熙十九年(1680)奉诏以旧稿编次而成。《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驭宰之纲维；阐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此书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条陈《尚书》为政大法，以明治国之纲纪；二是揭示《尚书》修身养性之道，以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其说解《尚书》，重视所谓“大者远者”，与寻常儒生寻章摘句、于名物训诂作烦琐求证者，旨趣不同。此书有康熙中内府刊本。

二十一卷。清王顼龄(1642－1725)等奉敕撰。项龄字颛士，号瑁湖，晚号松乔老人。康熙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初以文学进，游历诸卿，谙练典故。卒，谥文恭。着述除《书经传说汇纂》之外，尚有《世恩堂集》等。康熙六十年(1721)颁诏修《书经传说汇纂》，项龄主其事，雍正八年(1730)告成并刊行，书前有雍正御制序文。蔡沈《书集传》问世之后，肆意抨击者有之，曲意回护者亦有之。此书取蔡《传》居前，附众说于后，凡蔡《传》说解安妥者，则加以佐证；凡蔡《传》说解谬误者，则加以匡正；其义两通者，别为附录。此书引据详赡，不为门户所囿，唯义之所安是求，持论较为公允，于蔡《传》亦多所考订厘正。此书有雍正中内府刊本及各省覆刻本。

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明王樵撰。《春秋辑传》以朱熹之说为宗，并博采诸家，附以己意论断。《宗旨》凡三篇，皆举诸儒论《春秋》精要之语而录之。后有附论一篇，乃王氏论三传本末。评三传优劣之语。王氏认为，今本《左传》作者非左丘明，“盖左氏广积诸国之史的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耳。”王氏指出，“所谓丘明以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苍传贾谊，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说。”《凡例》专论《春秋》之例，有即位、告月视朔、郊庙雩社、婚姻、崩薨卒葬、朝聘如、会盟、兵事、盟会侵伐通例、公行书至、搜狩、税赋、兴作、改革、灾异、弑杀奔执叛逃、归复归入纳、姓氏名字爵命等、日月、阙文阙疑，计二十例。现存万历四十七年刻本，《四库》系商丘宋氏抄本。

五十卷，纲领三卷。李明复撰。李明复一名俞，字伯勇，合阳人。李明复认为：知孔子者惟孟轲，知孟轲者惟周敦颐。而周敦颐《春秋》之学，二程得其真传，程颐曾作《春秋传》而程颢则间有及之。张载通过与二程研究而明之，刘绚、谢湜则是见而发明之，范祖禹等人是见而知之，至于胡安国则又是闻而发明之，而李侗诸人则又是闻而知之。虽然以上诸人派别有所不同，但其本源则一。其观点稍有异同，但于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即事明纲领以着人君之用的大节上则完全相同。因而他辑录了周敦颐、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洙、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十六家“或着书以明《春秋》，或讲明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者，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虽云兼采十六家，然用谢湜之说尤多。其《纲领》三卷，是关于《春秋》宗旨的总论。此书实属宋代诸儒解《春秋》之总汇，较吕本中《春秋集解》更为繁富。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宋代巴川王梦应所刻。今本《集义》部分采自无锡邹仪《蕉录草堂藏本》，而《纲领》部分则录自《永乐大典》。现存有元刻本。

唐陆淳诠释、阐发啖助、赵匡《春秋》经说的著作。共10卷。作者尊崇啖助为师，赵匡为友。啖著《春秋统例》6卷，经作者及其子陆异整理，复经赵匡修改，定为40篇，勒为10卷。其第1至第8篇为全书总义，第9篇为鲁十二公并世绪，第36篇以下为经传文字脱谬及人名、国名、地名。全书主要内容包含于第10至第35篇内，该部分将啖助《春秋统例》及春秋学的主要观点作出详细阐发，如指《左传》非左丘明之作，《公羊》、《榖梁》亦非公羊高、榖梁赤之作; 认为《左传》与《春秋》比之《公羊》、《榖梁》与《春秋》，后一种关系显得更其紧密。诸如此类，皆不尚旧说，且多有新意，但偏颇也在所不免。故宋以后评价也不同。如晁公武、欧阳修皆持贬议，程颢、程颐却视其有塞异端、开正途之功。纪昀等综诸家评论指出：该书 “舍传求经，实导宋人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其版本主要有五玲珑阁丛书、古经解汇函、四库全书等。

三十卷。家铉翁撰。家铉翁字则堂，眉山(今属四川)人，宋元之际经学家。宋时以荫补官，后赐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兵至，丞相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铉翁独不签名。宋亡不仕，元成宗即号“处士”，以寿终于家。此书作于宋亡之后。时铉翁在瀛州以《春秋》教授子弟，积十年之力而成此书。书成之后，寄与其友潘从大藏之。家氏认为，鲁史是史，而《春秋》则非史，《春秋》乃一王法，因此，主于垂法，而不主于记事。其或详或略，或书或不书，“大率皆予夺抑扬之所系，而宠纲奥旨绝出语言文字之外，皆圣人心法之所寓”。又云：“圣人之书有常法，而不可以定例求也。自三传以来诸儒百家不原书法以求圣人之意，每以凡例而律圣人之法，甚失甚大，读《春秋》始当首辨也。”其书之体例，据《自序》称：“三传之是者取焉，否则参稽众说而求其是。众说或尚有疑，夫然后以某鄙陋所闻具列于下。”卷首为《纲领》，计六条十篇。一是原《春秋》所以托始；二是推明夫子行夏时之意，三是辨五始，四是评三传，五是明霸，六是以经正例。此六条乃家氏“区区积年用意之所在”。此书初刻于元泰定二年(1325)，今存，清有《通志堂经解》本。

三卷。唐陆淳撰。此书先列三传不同之文，参以啖助、赵匡之说而断其是非。《自序》云：“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亦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如“晋赵鞅归于晋”条，先引《左传》云：“韩魏以赵氏为请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次引《公羊》曰：“此叛也，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此逐君侧之恶人也，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再引《穀梁》曰：“此叛也，其以归言之何?贵其以地反也。……以地正国则何以言叛，其入无君命也。”最后引赵匡之论曰：“叛而称归，君宥而反之也，且原其初入晋阳之心。拒中行，非叛君也。”《左传》只陈述史实，而《公》、《穀》则重在阐发“无君命”，赵匡则据《春秋》“君了原心”之大义而说。其《自序》又云“三传旧说亦并存之，其义当否则以朱墨为别。”今本应用朱者，皆改以方匡界划其起讫。此书大旨与《纂例》相同。现存有宋皇祐汴本、《学海类编》本、玉玲珑本、海昌陈氏刊巾箱本、经苑本、《学津讨原》本等。

明朝经济思想家, 泰州学派的创立人王艮的书信。尺牍，指古人用于书写的长一尺的书简；信札，书信；文辞或者墨迹，字迹。

杜氏《体论》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旧、新《唐志》同。恕字务伯，晋征南大将军杜预之父也。官御史中丞，出刺幽州，以斩鲜卑小子一人为程喜所劾，免为庶人，徙章武。阮武谓恕曰：「今向闲暇，可潜思成一家言。」遂著《体论》八篇，又著《兴性论》一篇。嘉平四年卒于徙所，《魏志》有传。八篇者，一曰《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听察》，八《用兵》；四卷者，卷凡二篇，其书盖亡于唐末，《群书治要》载有六千余言，不著篇名，审观知是《君》、《臣》、《行》、《政》、《法》、《听察》六篇，其余《言》篇、《用兵》篇略见《御览·六帖》，而《意林》以《自叙》终焉。今录出校定为一卷。恕又有《笃论》，别载于后。嘉庆二十年岁次乙亥二月既望。

经学著作。南宋袁燮撰。12卷。此书注重发明本心，反复引申阐明心性之说，而论述帝王治绩，尤能参酌古今，逐一标举大纲和要领。所论满损谦益和居安思危，亦颇惬当得理。原本10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并称其子袁乔“录其家庭所闻，至《君奭》而止”。因知其本为未竟之书，且非燮手著。绍定间，其子袁甫刊于象山书院。传本久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得，编为今本。《四库全书》著录。有《四明丛书》本。

二卷。不着撰人名氏。有人认为是南宋孙奕(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撰。《宋史·艺文志》载有许奕《九经直音》九卷，许奕当是孙奕之误(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此书为蒙童读本，内容主要是《孝经》、《论语》、《孟子》、《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周礼》、《春秋左传》等九经的训音和字释。其中音义，除采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外，又采取宋儒音释，是继《经典释文》之后的又一部关于诸经音义的重要着作。所谓“明本”是指宋明州所刻版本，“直音”是说在注音上不用反切，直言音某。原书卷目已不可考，今二卷本当为元时坊间因其书合并卷数刊行的。今存有元刻本一种、清抄本一种，均署名“宋孙奕撰”；另有清抄本一种，不着撰人名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