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三卷。补遗一卷。三国魏郑小同撰。小同高密(今属山东省)人，东汉着名经学家郑玄之孙(一说为郑玄子)。其生卒年月及字号均不详，据说郑玄因其手纹似己，取名小同。郑玄博学多才，尤以精通经学而闻名乡里，高贵乡公曹髦时为侍中，后被司马昭疑其见己密函而鸩杀。郑玄生前门徒众多，卒后，其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作《郑志》八卷，又各授门徒相互应答，成《郑记》六卷(《后汉书·郑玄传》)。后郑小同继承其祖之学，更有所心得，在原八卷的基础上，综合《郑记》等增编为《郑志》十一卷，题以己名。故《隋书·经籍志》记载为“《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其书至宋时已佚，今见三卷本《郑志》，不知何时由何人辑录。清修四库全书时，因其所辑未尽，又从诸书中详加采录，得《郑志》及《郑记》遗文数十条，附录于后，成《补遗》一卷。现存有《郑学五种》本一种，《郑学十八种》本四种，《高密遗书》本一种，另有单行清抄本一种，刻本二种，聚珍版丛书本二种，《郑志疏证三卷补遗一卷》清雷雨人撰，属稿本。

八十卷。清程川(生卒年不详)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不遇，后官县丞。此书成于雍正三年，乃其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包括《易》、《书》、《诗》、《春秋》、《礼》。昔朱熹之孙鉴，曾辑其祖《易说》二十三卷，又辑《诗传遗说》六卷，清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只有《书》与《春秋》没有专书流传；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各以己意去取，不能尽见其全，各家所引亦不着为何人何时所录，从而无法考证其异同及先后顺序。宋人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虽荟粹无遗，却没有一一诠次，急切之间亦难寻端绪。程川此书，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余均以经文为序，并各着何人所录于下，同时注明所录年月及朱子是年若干岁于每条之前，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然其所录偶有失真，或前后出现矛盾，没有一一辨明，但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已粲然具见。三礼之末附以《大戴礼记》，虽显得为例不纯，但历代均归之于礼类，况且其文与三礼关联颇多，可作参考。

本文选自《后汉书·郑玄传》。益恩是郑玄唯一的儿子,曾举孝廉,就在郑玄写下这篇戒子书后不久,益恩便死于黄巾起义的战乱中。建安元年(196),七十岁的郑玄身染重病,他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给唯一的儿子益恩写了封教子书信。戒子书是古代家训的一种形式,从先秦开始,古代家训文化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到汉代便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家训,如杨贵的《病且终令其子》、司马谈的《命子迁》、樊宏的《戒子》、崔瑗的《敕妻子》等。与其他的戒子书不同,郑玄的戒子书较少赤裸裸的道德说教,雍雍穆穆,隐然含诗礼之气。郑玄以主要篇幅阐述了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和人生志向,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娓娓述说,表达了自己淡薄名利,一心追求学问的坚定志向。

十六卷。明姜宝撰。姜宝认为，《春秋》义在褒善贬恶，其中如所谓尊君父、讨乱贼、敦典庸礼、内安外攘的“经世之法”，也只于其叙事中见之。《春秋》“盖多直书而义见，即有笔削，其褒贬亦多于直书中概见焉，初未尝因一字以求一义。”“谬以为学是经者，不当于一句一字求圣人之褒贬，第观其所书之实，以求是非善恶之至。当考之《诗》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成《春秋》之所由作；考之《左》之所以史，考之《公》、《穀》所以经；又考之经于以别传之真伪，于心求圣人所谓‘知我’、‘罪我’者在因笔削以寓褒贬，嫌于天子之赏善而罚恶，为圣人所不敢当，故自于其义为‘窃取’，而非胡氏所谓‘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圣人自以其褒贬敢于代天子赏善而罚恶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圣人之心于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之中，即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以求圣人之所以传王法，之所以不易义。”此书因《胡传》“事详且核”，故多主之，然亦多参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阙，姜氏亦为之补葺。姜氏推重赵汸《春秋属辞》、季本《春秋私考》、周睦《春秋辨疑》、王樵《春秋经世》诸书，多采其说。此书之作始于隆庆初，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四库》系抄本收录。

一卷。清陈厚耀撰。杜预《春秋释例》中有《世族》一篇，载春秋周王室及列国诸侯大夫世系，但此书宋以后即湮没不见。陈厚耀据孔氏《正义》所引，并旁参他书，作此以补杜书。其书体例为表格体。首为《周世次图》，后附周王室之卿大夫，以下依次为鲁、晋、卫、郑、齐、宋、楚、秦、陈、蔡、曹、莒、杞、滕、许、邾、吴、越以及小国诸侯，都是先叙国君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世系无可稽考者，依杜预之例，别出“杂人”一类，另为一篇，附于卿大夫世系之后。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中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书相近。此书征引不及顾书详备，但顾书于世系无可考概阙而不录，而此书则悉胪采无遗，又为顾书所不及。据其《自序》称，此书“凡七易稿而后定”，可见其审慎。此书撰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现存雍正三年陈氏自刻本，当涂朱煌刻本、吴珏刻本、扬州刻本、嘉庆五年刻本。

九卷。清程廷祚撰。此书为考证《春秋》经传之职官，地名、人名之作。凡《职官考略》五卷，《地名辨异》三卷，《人名辨异》三卷。《职官考略》首为数国共有之官，次为一国特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与《周礼》异同者，一一根据注疏为之辨正，颇为精核。末有《晋军政始末表》，序晋军八变之制，并详列将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于后，相当完整。《地名辨异》首为地同而名异，次为地异而名同，末附《晋书地理志证今》，因为杜预注《左传》，用的是晋代地名。《人名辨异》自一人二名至一人八名者，皆汇列而分注，大致与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互有出入。此书以归类考证为主，简洁是其特色，无烦琐考证，间亦有所发明。如《春秋职官考略》卷上“司城”条云：“春秋宋无司空而有司城，所谓以武公废司空。”认为司城为宋独有之官，但哀公七年《传》有曹伯阳使公孙强为司城以听政之记载，程氏据此云：“司城，宋官，曹不应有。盖曹后衰弱，奉宋之政令已久，其见灭于宋宜矣。”现存《艺海珠尘》本、傅氏刻本、《金陵丛书》本等。

三卷。元赵汸编。此书是由赵汸记录整理的黄泽论《春秋》之语录。赵汸曾师从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余条以归。后复往留住二年，得黄泽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此书行文称“泽谓”，概是黄泽之作，故题曰“师说”。元代《春秋》学，以黄泽和赵汸最有成就。据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载黄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赵汸本黄泽之意，以类分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黄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之序及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附录于后。据赵汸所云，黄泽论《春秋》学以《左传》和杜预《集解》为主。黄泽《春秋》学之着作已不可考，其说则赖此书以行。其论《春秋》述作本旨云：“《春秋》如正例变例之实，此是泽破近代诸儒《春秋》不用例之说。三传皆用例，虽未必尽合圣人，然不中不远。”其论鲁史策书遗法云：“鲁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也。……《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其论三传得失云：“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则丘明作《传》：在高第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则得实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高第者则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人犹有所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而实亡也，况未必大公正正乎。使非《左氏》事实尚存，则《春秋》不可晓关。”其论《左传》之文体云：“《左氏》乃是春秋时文字(指文体)，或以为成国时文字者(按，朱熹有此说)，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字。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有余习，而《公羊》、《穀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左氏》固是后出，然文字丰润，颇带华艳，汉初亦所不尚。至刘歆始好之，其列于学官最后，太抵其文字近《礼记》而最繁富者。”现存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宁商山义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元刻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二十二卷。宋叶梦得撰。知唐啖助、赵匡及宋孙复一反汉晋以来尊经重传之传统，提倡弃传求经，直于经寻求《春秋》大义，此风影响了整个宋代经学。叶氏亦受其影响，故此书摘抉三传是非，主于信经不信传，于《公羊》、《穀梁》多所驳诘。又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孔子学生，乃战国时人，对《左传》亦多所批评。如认为诸侯世相朝为衰世之事，宰孔劝晋献公及鲁穆姜悔过之言皆是附会，批评十二次分十二国之谬，认为夹谷之会孔子沮齐景公事出于假托，堕郈、堕费不是孔子本意，诸侯出入有恶无恶、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不必皆属褒贬，鲁侯之至与不至不可拘泥于成例等等。其论重训诂、详史实，虽有不当之处，但往往多出精深之论，叶梦得《春秋考序》自言其《春秋传》、《春秋谳》、《春秋考》三书关系：“自《谳》推之，知吾所正为不妄，而后可以观吾《考》；自《考》而推之，知吾所择而不诬，而后可以观吾《传》。”此书最早刻于开禧年间，原为三十卷。其中记《左传》四百四十二条，记《公羊》三百四十条，记《穀梁》四百四十条。元程端学作《春秋辨疑》时曾对此书多加引用，可见尚为完本。明时散佚。今本亦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分《左传谳》十卷，《公羊谳》、《穀梁谳》各六卷。但《左传》缺九十条，《公羊》缺六十五条，《穀梁》缺八十四条，已非完帙。此书无刻本传世，现存传抄《永乐大典》本。

四十五卷。郑玉撰。郑玉字子美，歙(今安徽歙县)人，元代经学家、教育家。郑玉博究六经，尤精《春秋》，教授于乡，门人甚众，学者称“师山先生”。至正间征拜翰林待制，奉议大夫，托病不赴，日以着述为事。后自缢以殉元。郑玉着述，除此书外，还有《周易纂注》、《师山集》。此书属集注性质，模仿朱熹《通鉴纲目》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以《左传》为主，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大旨也以《胡传》为宗。经有残缺，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于经以证其谬。经之脱误无从质证者，则缺之以存疑；传有不同无所考据者，则两存其说。此书力求合《左传》之事与《公羊》、《穀梁》之义为一，则是步前人治《春秋》者之后尘，而其“愚按”之议论，亦大率陈腐无足多取。现存清康熙五十年郑氏天游堂刻本。

十七卷。刘敞撰。今文经学家认为《公羊》与《左氏》、《穀梁》异者有三：一是“据百二十国宝书而作”，二是“张三世”，三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刘敞不赞这些传统的意见，并在此书中逐条批驳之。《春秋》经传记时或有不同，先儒对此意见不一，刘氏对此则创新说。如隐公六年《经》“冬，宋人取长葛”，《左传》作“秋”。刘氏不同意杜氏“秋取冬来告”之说，认为经传不一之原因，大多是由于《左传》杂采当时诸侯史策，而这些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错杂文舛，往往而迷。这一新的解释给清儒以很大的启迪，顾栋高、赵翼等人正是受此启发而对《春秋》经传日月不同之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刘氏此说亦为现代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书虽旨在批评三传及其注，但能依经立义，与孙复等人以意为断盖不相同，颇得“征实”之誉。清纳兰性德《序》云：“今观《权衡》之作，折衷三家，旁引曲证，以析经义。真有权之无失轻重，衡之得其平者。”而刘氏本人对此书亦自视甚高。其《自序》称：“《权衡》始出，未有读者。”又云：“非达学与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后叶梦得作《石林春秋传》，对义疏多所排斥，尤其诋毁孙复《尊王发微》，批评其“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但叶氏对刘敞却特别推崇。此书与其《春秋传》、《春秋传说例》、《春秋意林》于宋哲宗元祐时被旨刊行。现存宋刻本、康熙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本、同治粤东书局重刻通志堂本。

一卷。清俞汝言撰。康熙十五年，俞汝言《春秋平义》始脱稿，复于此年夏续作此书，以综括《平义》之大旨。此书摘录《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之失，随事辨正，分为六类：一曰尊圣而忘其僭，计八条；二曰执理而近于迂，计十五条；三曰尚异而邻于凿，计二十三条；四曰臆测而近于诬，计四十三条；五曰称美而失情实，计八条；六曰摘瑕而伤锲刻，计十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之说，明周王改时改月，《春秋》正朔皆从周。此书虽名为“四传纠正”，但纠而不正者有之，如隐元年春王正月，胡安国认为“仲尼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固然荒谬，而俞氏纠之曰：“按，春王正月，周制则然，非仲尼始作。匹夫无位而可改正朔乎?欲以正天下而自干僭上之罪乎?”同是臆说。再如僖四年“蔡溃，遂伐楚”。胡氏以为是讥齐桓之专，固是穿凿，而俞氏则以为非讥齐桓，而是“当时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有天子，特借书法以明大义”，亦属附会。正而纠之者亦有，如《左传》载华督夺孔父之妻，齐桓因蔡姬而侵蔡，俞氏皆以为臆测近诬。然臆测者非《左氏》，实俞氏本人耳。《四库》系从俞氏手稿传抄、现存《昭代丛书》本。

十二卷。俞汝言(1614－1679)撰。俞汝言字石吉，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代经学家。俞汝言在明末为诸生，孤贫力学，具有经世之才，恰值明清动乱，故闭门着书。俞氏精研经史，尤熟于明代典故。除此书外，尚有《春秋四传纠正》、《宰相列卿年表》、《渐以集》(已佚)。此书多引前人之说，自己立论者几稀。其《自序》云：“于是遍访诸家着述，辑成《春秋平义》十二卷。其言皆出于儒先，不入臆测一语。使其言足录，不以其人而弃之，言不足录，亦不以其人而存之，务得其平而已。”俞氏认为，“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为甚”。所谓“深”，即多臆度穿凿。故其书搜采宋明以来的持平之说，反对三传，尤其《公》、《穀》对经文的解释。

其书所采录的宋明诸儒之说计有四五十家，而采录最多者则是罗喻义《野篇》、高攀龙《孔义》、程颐之说，其次是黄震《日钞》、卓尔康《辨义》、胡安国《春秋传》。此书成于康熙十五年，《四库》系从俞氏手稿传抄。

一卷。撰者不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春秋四二十国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越、邾、莒、薛、小邾。”因此表正二十国，因此《四库提要》据此推定为陈氏所见之书。然此《年表》有许无越，与陈氏所见稍异，或非一书亦不可知。此书在宋代原为单行之本，岳珂刻印九经，乃附之于《春秋》之后，并加以补正添补，且与冯继先《名号归一图》同书刊刻。此书为研究《春秋》经史之工具书，内容简赅，便于检索。然于二十国中不列越，实为一失。此书最早在宋代与《春秋经传集解》合刻，单行本有明永乐刻本等。

十二卷。明熊过撰。此书辨驳《公羊》、《穀梁》及胡安国《春秋传》之失，尤其攻击《左传》一书。如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熊氏认为是“郑庄公欲离宋党，故以赂饵鲁”，且引吕大圭《春秋或问》云“《左氏》言以祊易许，经文未见其事，是时郑方结鲁，非鲁结郑”为其佐证，认为这是《左传》“见假田事误合为一”；又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熊氏认为，《经》书“围”而《左传》则云自皇门至逵道，乃诬。卓尔康《春秋辨义》云此书“颇出新裁”，然所谓“新裁”，则大抵臆说。如以邢迁于夷仪为邢自迁，非齐桓公迁之；以晋人执虞公为存于其国，制之使不得他去，非制以归；以洮盟谋王室为诬说；以用鄫子为出自邾人，非宋襄公之命；以晋怀可为卓子之谥；以赵盾并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卫石恶为孙氏党，非宁氏党等等，大都属无稽之谈。《四库》系浙江吴玉墀家藏抄本收录。

二卷。冯继先撰。据《崇文总目》及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记，此书旧本类似表谱之体。《文献通考》引李焘谓冯继先作此书之意云：“昔丘明传《春秋》，于列国君臣之名不一其称，多者至或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先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宋岳珂刻印相台九经之时，附此书于《春秋》经传之后，并订其伪谬、重新分行排列。以每人为一条，下列其不同名号，小字注其见之处。如“周公闵文十四、宰孔僖五年注、宰周公僖九年、经五年周公同。”此书所列人名，以国为别，依次为周、鲁、齐、晋、楚、郑、卫、秦、宋、陈、蔡、曹、吴、邾、杷、莒、滕、薛、许，最后为杂小国。类似今人名索引，非常便于读者检索，实为读《春秋》经传之工具书。后元程公说《春秋分纪》有《名谱》二卷，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姓氏表》，即此之发展。此书最早附刻于《春秋经传集解》，有宋龙山书院刻本、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明万历八年金陵亲仁堂刻本。单行本有许氏宋种德堂本、元刻本、明刻本、《通志堂经解》本、武英殿仿岳本、汪刻丛书本等。

诗经注本。三十二卷。南宋吕祖谦(1137—1181)撰。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东莱集》等。此书是宋代汉学家的《诗经》代表著作，它坚守序、传、笺、疏，按序说诗。在诗篇正文之前，首列《诗序》。各章之后，分列诸家之说，自毛苌以后，凡引四十四家。书中所称“朱氏曰”者，即所采朱熹早期的见解，其后朱熹疑序，自变前说，吕祖谦则仍坚守毛、郑，成为宋代汉学的最后壁垒。陈振孙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按汉学诗经学，在《毛诗正义》颁行以后，似已告一段落，宋代汉学家虽然作些零碎修补，少有重大发明。此书语言浅显，条理清晰，可以看作宋代汉学《诗经》注释的普及读本。书中名物训诂，较为详悉，于此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宋代诗经学史的重要资料。《吕氏家塾读诗记》有明嘉靖刻本、清嘉庆中听彝堂刊本、《四库全书》本、《经苑》本、《墨海金壶》本、《金华丛书》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和《百部丛书集成》。丛书本以《墨海金壶》本为佳。

二卷。三国吴陆机(261－303)撰。陆机字士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少有才名，文章冠世，曾任吴国牙门将。太康末入洛阳，与弟云以文才倾动一时，世称“二陆”。着有《辨之论》、《吊魏武帝文》、《文赋》等。原有文集，已佚，后人辑为《陆士衡集》。明毛晋(1598－1659)注。晋原名凤苞，字子晋，号潜在，常熟(今属江苏省)人。晋家富图籍，世所传影宋精本，多所收藏。又喜刻古书，汲古阁版至今流布天下。此书为晋所自编。陆机原书二卷，每卷又分二子卷。因晋储藏丰富，采摭既多，故异同滋甚，颇须辨难考订。如“南山有台”一条，则引《韵书》证其佚脱；“有集维鷮”一条，则引《诗辑》证其同异。考订亦颇不苟。由于嗜异贪多，每伤支蔓。如“鹤鸣于九皋”一条，后附《焦山瘗鹤铭考》一篇，蔓延及于石刻，于经义无关。然虽伤冗碎，究胜空疏说诗之家。有《四库全书》本。

五十四卷。署名冯应京。应京字可大，号慕冈，盱眙(今属安徽省)人。生卒年不详。万历进士，为户部主事，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是书沿袭宋蔡卞《诗名物疏》推衍而成。其引证颇为赅博。每条之末，间附考证。如《郑风·缁衣》、《集传》以为缁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应京则据贾公彦《周礼疏》，以为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适治事之馆，改服缁衣，《郑笺》所谓据居私朝，即谓治事之馆。诸如此类，其议论皆有根柢。所称六家，即齐、鲁、毛、韩、郑笺、朱传。然则古无是目，乃应京臆创。其实毛、郑本属一家，无须再分。据崔富章先生考证，认为是书的作者为冯复京，其卷数五十五卷。《总目》引《江南通志》称其“少业《诗》，钩贯笺、疏，作《诗六家名物疏》云云，乃冯复京传中之语，非冯应京”。(详见《四库提要补正》)今阅《中国善本提要》，关于是书的作者正如崔说，卷数亦为五十五卷。可证崔氏之说不误。

二十五卷，宋段昌武著。此书旧题《丛桂毛诗集解》，因段昌武居室名“丛桂”而来。书中首为《学诗总说》，分《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三则;次为《论诗总说》，分《诗之世》、《诗之次》、《诗之序》、《诗之体》、《诗之派》五则。其后依章疏解，大体仿吕祖谦《读诗记》，但词义较为浅显。原书为三十卷，明代唯朱睦㮮《万卷堂》有宋椠完本。后遭开封大水所淹没。今本为孙承泽家钞本，仅存二十五卷，其《周颂·清庙之什》之下皆无。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三十卷，注曰缺;又别载《读诗总说》一卷，注曰存。《读诗总说》不见传本，疑即为书首的《学诗总说》和《论诗总说》。

五卷。元何异孙撰。异孙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其书在体例上依照朱子 “或问”之体，以问答的方式解释经义，故名曰“问对”。《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总称十一经。其说 《诗》多据郑玄，说 《书》多据蔡沈传，说 《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又随文生义，触类旁通，提出许多新的看法，有些颇有见地，有些则是毫无依据、毫无道理的推测，故不断遭到后学攻击，然其书颇便于蒙童幼学记诵，亦有其存在的价值。今存有元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十四卷。近人康有为(1858－1927)撰。康有为一生勤于着述，主要着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戊戌奏稿》《康南海先生诗集》等。此书大旨谓东汉以后所讲习之经，皆刘歆伪造。因刘歆作过王莽新朝大臣，故斥其学为“新学”。称“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在序中言“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着。”从经学角度看，此书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其考辨失之武断臆测、其论说失之偏激疏误者屡见。其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曰：“《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梁启超的批评颇为中肯。然此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是一部辨伪专着，而在于它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古文经学乃儒家正统，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而此书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无疑是对封建统治的大胆挑战，为变法维新解放思想、扫除封建绊脚石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它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理论着作之一。书成后，清朝御史安维峻曾奏请毁禁；封建官绅叶德辉称宁肯让魏忠贤配享孔庙，也不能让康有为扰乱时政，可见其对封建王朝的威胁震慑力量之大。有《蛰云雷斋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单行本，中华书局1959年单行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一集)本。

一卷。南宋真德秀撰。此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均给予着录，但书名题《心经法语》，是一书而两名。其内容为集录“圣贤”论“心”的格言，而以诸家的议论为其作注，末附四言《赞》一首。大旨以“正心”为本，以“心”之精神为圣。作者继承了自孟子以来诸儒对“心”这一哲学范畴的唯心主义观点。如《易·坤》之“六二敬说”条中，他注以程伊川的议论，认为“主一之谓敬，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养，久则自然天理明。”又云“心敬则内自直”；《孟子》“仁义理智”条，他引朱子之说“仁义理智，皆天所与之”；《孟子》“仁说”条中，他引朱子之说“仁者，心之德也。”注释曰：“性乃仁也。”卷末所附《赞》其三百三十六言，指出“万世心学，此其渊源，人心何伊，生于形气”，“道心伊何，根于性命，曰义曰仁，曰中曰正”，“维此道心，万善之主，天之予我，此其大者”。实际《赞》是对全部注释的总结。端平元年(1234)，颜若愚刊此书于泉州府学，并附跋一首。淳祐二年(1242)，至彻禁中。端平二年(1235)，真德秀卒，两月后，从臣洪咨夔在经筵，宋理宗出示《心经》并言已经读过，令洪咨夔为其书作序。可见此书为当时所重。明程敏政为此书作注，并怀疑书中有引《西山读书记》的内容，非为真德秀原文，后人又多所附益。此书为宋代理学家有关“心”论的专着，将历代儒家有关于“心”的论述解熔于一帙，并作进一步阐发，是研究程朱理学的重要资料。有《四库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题为《真文忠公心经》；各版本的《真西山全集》均收录此书。

十卷，《附录》二卷。南宋项安世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亦与此相同。自明初以来，原本久佚，仅散落在《永乐大典》中。所载多兼及《说经》、《说事》、《说政》、《说学》等篇名，而逐条又各有标题，其原书体例约略可见。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是为今本。卷一、卷二为《易说》，卷三《书说》，卷四《诗说》，卷五《周礼》，卷六《礼记》，卷七《论语》、《孟子》，以上为说经，主要是对诸书的解释和阐发自己的观点。如认为，《诗经》中的“思”字，是语气辞，用于句子末尾，亦有时用于句首。解释“圭田”时，称古者圭田五十亩，自卿以下皆同等。而今之职田，以职务的贵贱而定田亩的多寡，此非古制。卷八、卷九、卷十则先为其《说事篇》，次为《说政篇》，再次为《说学篇》，阐发自己的社会观。如认为，处事必须验之于心，自心不安，则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则自己不得安。《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附录》四卷为《孝经》、《中庸》、《诗篇次》、《邱乘图》，各为一卷。原各为单书行于世，以后才附于此书之后。今本《附录》仅有《孝经说》、《中庸臆说》二书为二卷，主要是阐发二书的思想。如认为，孝是德之本，五常百行无非是孝。天命之谓性，自然之“中”；率性之谓道，自然之“和”；修道为教，君子通过学习以致其“中和”。项安世学有体用，通达治道，而说经不尚虚言，其订复同异，考究是非，往往洞见本原，迥然出于同时诸家之上。有《四库全书本》，清许氏刊卢文弨校本，闽刻本及杭州刻本。

《先正读书诀》采摘唐宋以来著名儒家学者的读书经验，汇编成的一本小册子，采集前辈儒家学者著作46部，分为192条，内容广泛，编排随意。涉及名人30位，如荀卿、朱熹、韩愈、欧阳修、张载、苏东坡、程端礼、黄庭坚、范仲淹、王应麟、宋濂、焦循、唐训之、陶爽龄、施虹、许衡、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魏禧、陆陇其、陆世仪、李光地、郑耕老、冯班、王敬之等，其中选择最多的是朱熹和二陆(陆陇其、陆世仪)，此三人为理学集大成者，读书格言又极为丰富，故所选比例大。周氏的用意，《先正读书诀·王大准序》阐述道：“世之学者，或失驰骛，或失隐怪而拘迂，矧急功名、营利禄、囿风气、好辨难耶！于戏，读书而能识圣贤要旨，味经史精腴，通古今常变，正国家经权；穷则著为文章，达则政行利济，岂易学哉！岂易学哉！”从此可以看出读书目的正确何其重要。所贵于青少年立志为学，要在懂得国计民生，吸收典籍的精华，不论穷达，都要有所作为，不可仅作为利禄之具。

理学。南宋杨简著。6卷。收集孔子遗言，辑成55篇，各为之注，借以抒发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认为先圣真传在于“心即道”，心者虚明无体，广大无际，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对先秦以来诸儒百家依托、伪称孔子的怪诞言论，尽行考订斟酌，削除伪佞琐屑、文义互舛者，而求存其正大。对保留和研究孔子的思想及宋代心学思想发展的源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四库全书》本、《四明丛书》本、《复性书院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