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西洋哲学史家，多将西洋哲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非只为方便起见，随意区分。西洋哲学史中，此三时期之哲学，实各有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也。中国哲学历史，若只注意于其时间方面，本亦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各时期间所有之哲学，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但自别一方面观之，则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
谓中国无近古哲学，非谓中国近古时代无哲学也。盖西洋哲学史中，所谓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所产生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亦有卓绝显著的差异。在西洋哲学史中，自柏拉图、亚利斯多德等建立哲学系统，为其上古哲学之中坚。至中古哲学，则皆在此诸系统中打转身者也。其中古哲学，有耶教中之宇宙观及人生观之新成分；其时哲学家，亦非不常有新见。然即此等新成分与新见，亦皆依傍古哲学诸系统，以古代哲学所用之术语表出之。语谓旧瓶不能装新酒。西洋中古哲学中，非全无新酒，不过因其新酒不甚多或不甚新之故，故仍以之装于古代哲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亦能容受之。及乎近世，人之思想全变，新哲学家皆直接观察真实，其哲学亦一空依傍，其所用之术语亦多新造。盖至近古，新酒甚多又甚新，故旧瓶不能容受。在西洋哲学史中，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实有卓绝显著的差异也。
在中国哲学史中，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之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须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由此方面言之，则在中国哲学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皆中古哲学，而近古哲学则尚未见萌芽也。
盖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及精神的环境之限制。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有根本的变化。及秦汉大一统，政治上定有规模；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渐安定。自此而后，朝代虽常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各方面皆得保持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环境，新经验。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当程度，故此后之思想，不能不依傍之也。
然此亦非谓此后中国思想全无新成分，亦非谓此后中国哲学家全无新见。历史中之时间，绝不容人常留于完全同一情形之内。佛教东来加入中国思想以新成分，此新成分及少数哲学家之新见，即此后之新酒也。特因其不甚多或不甚新之故，人仍以之装于上古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因此旧瓶又富于弹力性，遇此旧瓶不能容时，则酌量括充其范围。所以所谓经者，由六而增至十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受宋儒之推崇，特立为“四书”，其权威且压倒原来汉人所谓之六艺。及后中国与西洋交通，西洋人之新学说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廖平之徒，初亦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装此绝新之酒于经学之旧瓶内。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亦至多至新，故终撑破之。经学之旧瓶破，而经学时期亦终矣。
中古、近古时代之哲学，大部分须于其时之经学中求之。在中古、近古时代，因各时期经学之不同，遂有不同之哲学；亦可谓因各时期哲学之不同，遂有不同之经学。大概言之，其中有哲学成分之经学，为今文家之经学、古文家之经学、清谈家之经学、理学家之经学、考据家之经学、经世家之经学。此六派之经学，各有其独盛之时代。盖上古子学时代之思想，以横的发展为比较显著；中古、近古经学时代之思想，以纵的发展为比较显著，此亦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间之一差异也。就中国历史上政治情形言之，思想上亦应有此现象。盖古代政治未统一，而自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则以统一为常也。
原载《清华周刊》第三十五卷第一期，1931年2月28日